人民检察院之职权配置现状与未来方法

第一篇：人民检察院之职权配置现状与未来方法

人民检察院之职权配置现状与未来

职权，乃国家机关之筋骨。国家机关体格健壮与否，取决于职权配置的大小和职权行使独立性的强弱。检察机关为施行法制的重要国家机关之一，职权如何配置，不仅涉及检察机关的地位及其职能发挥，对于国家法治之实现和法制之落实，政治之清明，秩序之维护乃至人权之保障，无不干系重大。宪法、诉讼法和检察院组织法是规定检察机关职权配置的主要法律，宪法规定得较为概括，诉讼法规定得较为分散，而组织法则规定得较为具体、集中。故组织法修改，职权配置颇受瞩目，理有固然。

多年来，我国人民检察院不断呼吁落实法律监督这一宪法确立的根本职能，要求强化检察职权，并根据法律监督和反贪惩腐的实际需要进行职权调整，寄希望于组织法修改将检察职权加以必要调整和强化。总体言之，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和诉讼地位是比较明确的，但职权配置却捉襟见肘，并不充分，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时应当如何配置检察职权，确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人民检察院之职权，大致可分为监督权、刑事公诉权、侦查权、司法审批权和民事起诉权诸项，这些权力统一在法律监督权这一根本职能之下。这些权力之存废胀缩，为组织法修改不可回避之重要议题。

一、刑事公诉权

刑事公诉权乃检察机关无可争议的权力，不但为检察机关所拥有，在绝大多数国家亦为检察机关所垄断。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第(四)项规定:人民检察院的职权之一是“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

公诉权中应当包含撤回、变更和追加起诉之权，组织法或者诉讼法修改应当予以明确。在纯粹职权主义诉讼中，案件业经起诉，不允许起诉方撤回、变更、追加者，为不变更原则，此乃纯粹职权主义一大特征。与之相反，对于诉讼标的和诉讼关系，认为当事人有处分的权利，法院应受其处分的约束，这被称为“处分主义”。在大陆法系国家，本实行不变更原则，但如今此种纯粹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已经打破，诉讼中一般改行变更原则。我国亦应采行变更原则，通过立法认同人民检察院在起诉后有撤回、变更和追加起诉的权力。

我国刑事诉讼法通过确立裁量不起诉制度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裁量权，并希望借助它实现一定的价值目标。为防止该权力被滥用，法律规定了严格条件、制约措施，其制约措施之一，是公安机关对于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有权提出复议、复核。我认为，我国有关法律修改，应考虑取消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提出复议、复核的权力。履行同一控诉职能的不同机关相互制约环节过多，容易导致诉讼效率低下。取消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提出复议、复核的权力，不会削弱对不起诉的外部制约。

纯粹职权主义诉讼中，曾经实行起诉法定主义，只要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检察机关没有选择权，只能将案件起诉至法院。当今世界各国，一般实行起诉便宜主义，允许检察机关根据公共利益原则对有证据证明构成犯罪的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起诉裁量的功效主要是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使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投人到更为严重的犯罪之遏制中去;同时，起诉裁量也有利于更好地体现刑罚个别化的新派刑罚思想和促进犯罪人回归社会的刑事政策。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裁量不起诉制度，体现了对检察机关拥有一定的起诉自由裁量权的肯定，符合实行起诉便宜主义的世界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不过，由于担心不起诉权被滥用，立法机关虽然在审查起诉活动中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对这一权力行使的范围限制得十分严格，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案件范围限制过窄;二是不起诉决定引起的程序中断可以基于被害人的起诉而得以

接续。这种限制虽然可以有力地遏制起诉裁量权被滥用的倾向，但弊端也十分明显:它使检察机关基于利弊权衡而作出的决定因被害人的起诉而失去意义，使自由裁量权的功能失去发挥功效的空间。因此，拓展自由裁量权在审查起诉案件中的适用范围，应当成为检察职权调整的一个目标，使自由裁量权能够发挥更大功效。

不仅如此，我国不起诉制度中还应增设一种不起诉种类—附条件不起诉。所谓“附条件不起诉”，也有论者称为“裁量不起诉”，乃是附加一定条件而后终止刑事诉讼进程的不起诉形式，也就是说，此种不起诉的实质是附加一定条件同时作出的终结诉讼进程的不起诉种类，附加特定条件是此种不起诉区别于其他不起诉种类的关键。

二、侦查权

侦查权是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除公诉以外的另一重要职权，无可置疑。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对于直接受理的案件，进行侦查。”

与许多大陆法系国家不同的是，我国人民检察院仅对部分刑事案件有侦查权，所谓“职务犯罪侦查案件”，此之谓也;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对所有的案件都有侦查权，警察机构乃是检察机关的辅助机关。

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认为检察机关为刑事司法中的侦查机关，警察机关为侦查机关的辅助机关，检察机关不但拥有侦查权，而且拥有指挥侦查权，即:检察机关有权就侦查政策发出一般指令并有权对案件的侦查发出具体指令，也有权指挥警察协助自己工作。当然，在司法实践中，尽管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和指挥侦查权，“实际上，检察官很少去侦查，没有足够的 3

人力和职员”，因此，第一线的侦查活动通常是由警察机关完成的，“在德国，把检察官比喻成有法律知识的头而没有侦查的手的动物”。【1】

在我国，检察机关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有其特殊性，这类案件往往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为犯罪主体，一般涉及贪腐或者读职，大多属于“四知”案件，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很少有明显的犯罪现场，侦查难度和阻力很大，对技术侦查措施的采用有更高的期待性和迫切性。技术侦查措施，一般称为“秘密侦查措施”，具有不为当事人知晓的秘密性质，采取的手段主要有秘密监听、电话窃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者录音录像等，通常借助科学技术来完成，这些手段的采用容易损害个人隐私权，需要以严格的程序加以限制。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应当赋予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并在刑事诉讼法中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程序(特别是审批程序)作出规定和限制。

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十九条曾经规定:“人民检察院执行检察职务，有权派员列席有关机关的会议，有权向有关的机关、企业、合作社、社会团体调阅必要的决议、命令、案卷或者其他文件，有关的机关、团体和人员都有义务根据人民检察院的要求提供材料和说明”这一规定，与当时一般监督职能相配合，此后也随一般监督之废止而消失，但人民检察院进行侦查和诉讼监督，亦应有这类措施加以保障，建议在组织法中将该条恢复并作出修改，规定:“人民检察院执行检察职务，有权向有关的机关、企业、合作社、社会团体调阅必要的决议、命令、案卷或者其他文件，有关的机关、团体和人员都有义务根据人民检察院的要求提供材料和说明。”

三、司法审批权

在我国，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均被确认为“司法机关”，它们签发的批准逮捕决定书或者逮捕决定书，均可以被视为“司法令状”;公安机关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只要获得检察机关

签发的批准逮捕书，而无须由法院签发这一令状;另外，只有逮捕才适用“司法令状”，搜查、扣押无须“司法令状”，由实施这些侦查行为的机关自行签发“令状”即可实施。

在我国，对于检察院的批准逮捕权和决定逮捕权，不少论者提出非议，认为检察机关虽承担客观义务，但毕竟为履行控诉职能的主体，难以通过司法令状制度对侦查活动加以有力控制。但不可忽视的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并未如一些学者所言，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职能的一致性，造成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滥施逮捕，相反，检察机关严把握逮捕条件，使逮捕批准权的行使颇为慎重，在这种情况下，以检察机关作为控诉者容易滥用批准逮捕权为由取消该项权力，显然缺乏事实依据。值得玩味的是，在实行法官签发令状的一些国家，法院在此环节不过为侦查机关之“橡皮图章”，几乎没有不依照侦查机关所请签发令状的。因此，在当前情况下，仍由人民检察院掌握逮捕批准权尚不失为一项可接受的制度安排。

不仅如此，为加强对侦查活动的司法控制，还应进一步赋予人民检察院对搜查、扣押的司法审批权。在许多国家，侦查人员进行搜查、扣押，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外，需要事先取得法官就此签发的搜查令、扣押令。相比较而言，我国搜查、扣押的活动，缺乏外在制约，人权保障明显不足，为弥补此一罐漏，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应将对搜查、扣押的司法审查权赋予检察机关，要求侦查机关进行搜查、扣押，需要事先获得检察机关签发的批准书或者决定书。只有在执行逮捕、拘留且有必要或者紧急情况下，才能在未取得搜查证、扣押证的前提下进行搜查、扣押，以加强对人权的保障。

四、民事起诉权

我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曾经赋予人民检察院(署)民事起诉权，规定其有权力、也有义务对某些特定的案件提起民事诉讼。1951年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和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

都规定:人民检察署“代表国家公益参与有关社会和劳动人民利益之重要民事案件及行政诉讼。“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也规定:“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有权提起诉讼或者参加诉讼。”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关于检察机关职权的规定已经看不见这一职权，但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就是说，人民检察院有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职权和职责。我认为，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在修订时应当重新赋予人民检察院民事起诉权，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有关国家和公众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有权提起诉讼并参加诉讼。

人民检察院对于有关国家和公众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提起诉讼并参加诉讼的权力的价值基础是公共利益。检察官为“公益代表人”，其诉讼活动的取向是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简称“公益”，也可用“公共福利”(public welfare),“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来表达，指的是作为有机整体的公众所共同享有的权益、福利和价值。作为指导国家机构运作的原则，它指的是国家权力的运作必须有利于公众的整体意志和最大多数人的普遍期待。公共利益包括公共秩序、公共道德、公共财产、公共安全等，其特征是适用的普遍性，即为公众共同体所享有并为该共同体中的单一个体所享有，破坏共同体中所享有的权益和福利，就破坏了共同体中单一个体的权益和福利:人民检察院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对于国家财产和涉及民众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在遭受损失而有关的单位没有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况下，应当有权力、也有责任启动民事诉讼程序和参与民事诉讼活动，以避免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遭受损失。

五、监督权

检察机关之监督权，与公诉权一样由来已久。我国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为根本职能。

历史上，我国检察制度曾一度实行一般监督，1951年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第三条第一项规定:“检察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是否严格遵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人民政府的政策方针和法律法令”;1951年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第二条第一项也规定:“检察各级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国民是否严格遵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人民政府的政策方针和法律法令”。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第一项规定“对于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也带有一般监督的性质。从监督方式看，监督权体现为两项具体权力:一是抗议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发现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违法的时候，有权提出抗议。”二是要求纠正权，“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本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违法的时候，有权要求纠正;如果要求不被接受，应当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向它的上一级机关提出抗议;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和上级地方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违法的时候，应当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处理。”但是，“人民检察院对于违法的决议、命令和措施，无权直接撤销、改变或者停止执行。”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第一项还规定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实行监督;第九条还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违法行为，应当通知他所在的机关给予纠正;如果这种违法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人民检察院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若干年后，一般监督权随着检察机关被撤废而消失，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己不复有该项权力。

当前，我国人民检察院之监督权限于诉讼监督，包括如下权力配置:

(一)审判监督权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监督，包括对审判活动实行监督。

对于审判监督争议很大，通常的批评是，作为控诉方的检察机关拥有审判监督权，就取得了凌驾于辩护方而与法院相同的诉讼地位，这就使诉讼结构中平等对抗的机制被破坏。对于法院来说，检察机关所具有的诉讼地位也不利于强化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无偏的诉讼心态。另外，承担审判监督职能的公诉人存在角色冲突。检察机关既是公诉机关(属于诉讼中控诉一方)又是审判监督者，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角色间冲突:作为监督者，其地位应当是超然的，作为控诉方(所谓当事的一方)追求的是给被告人定罪的诉讼结果，显然又不占据超然的地位，因此必然产生难以解决的地位冲突，这种冲突只能依靠选择其中一个角色而放弃充任与之相冲突的另一角色来解决。

就理想的权力配置言之，审判监督权的确存在法理说服力不强的问题。刑事诉讼的正三角形诉讼结构本身具有保障司法公正的机能，正因为如此，很多国家并不强调对法院的监督，司法腐败和专横的现象仍然可以得到有效的遏制。在设计合理、运作正常的诉讼结构里，只要检察机关进人这一结构井忠实地履行控诉职能，也能够发挥实质上的“监督”法院公正司法的功能。一也就是说，即使从单纯的控诉职能也可以引申出对法院违法行为和错误裁判提出异议的权利，不必假手于审判监督职能。

不过，须注意者，“三角形的诉讼结构”维护司法公正的功能，依赖于周密而完善配套的制度和独立公正的法官才能发挥出来。要取消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职能，并不像将椅子由室内搬到室外那么简单，在当前审判机关存在严重的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情况下，要取消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难免令人心存忐忑。审判活动中的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间题为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提供了道义上的基础。人们注意到，有检察机关在法院之外履行法律监督之责，毕竟可以使审判机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制约，这一制约一旦除去，很多人担心会造成更严重的司法腐败与司法专横。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审判中存在的严重腐败和不公的问题，恰恰从另一面证明了法律监督的乏力和无奈。检察机关审判监督职能的反对者常常有意或者无意地夸大了检察机关的权力，似乎它可以高踞审判权之上，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事实上，审判监督权的形式意义要大于它的实质。审判监督的困境出在诉讼本身的结构上，审判权独立于控诉权的结构要素不改变，审判监督的困境就难以摆脱。在法院垄断案件终局裁断权的情况下，审判监督权难以走出名义上强势、实际上弱势的困局。对于审判活动的最终也是最有力的监督，恐怕非借助侦查权对构成犯罪的枉法裁判行为的追究不可。

(二)侦查监督权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对于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活动实行监督，学界并无异议，相反，要求加强侦查监督权的呼声颇高。侦查监督权与审判监督权一样，都存在一个明显矛盾的现象:作为一项权力，侦查监督权应当具有“使他人因自己的介人不得不去做某一行为或不得不放弃某一行为的影响力”，但实际上，无论口头纠正违法、纠正违法通知和抗诉都没有必然要使监督者的意图得到贯彻的保障，一些案件抗诉之后得不到改判(其中包括理由正确的控诉)，甚至案件被长期搁置得不到回应。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现象，监督者的监督意图能否实现取决于被监督者是否配合;如果其不配合，则监督权就落空。

在我国目前的警检关系模式中，检察机关不能对警察机关的侦查活动随侦查工作的展开进行引导，二者也缺乏日常的合作，对于提高侦查的水平和质量以及开展有效的公诉活动不利。早有学者批评说，按照现制，人民检察院对警察机关的侦查活动属于事后监督，不能随侦查活动的进行同步进行监督，更不能对违法警察直接给予处分，这是侦查监督不力的主要制度原因。

在我国大陆，检察官指挥侦查的机制尚处于研究和探索阶段，短期要在检察院组织法中得到确立，阻力势必很大。当前要对于侦查监督权的强化，还需要另辟蹊径(说来容易，行之实难)。无论如何，大陆法系国家警检关系模式和检察官指挥侦查的职权，功效显著，不可抹杀，加以移植，不失为我国检察制度改革的一大选项。

(三)执行监督权

对监所和法院生效裁判执行之监督，也为我国检察机关职权的一部分。1951年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第三条第四项规定:“检察全国监所及犯人劳动改造机构之违法措施”,1951年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第二条第四项也规定:“检察监所及犯人劳动改造机构之违法措施”,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十八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监督刑事判决的执行，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给以纠正。”“人民检察院监督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主管机关给以纠正。”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第(五)项恢复对监所的监督规定:“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在我国，对于检察机关的执行监督权，并无反对的声音，相反，加强检察机关的执行监督力度，保障执行活动合法、正当，遏制执行活动中的枉法行为和贪腐现象，成为人们寄予人民检察院的厚望。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国家或者地区的检察机关不是承担监督执行的权力，而是直接拥有执行判决的权限，或者指挥执行的权力，也就是说，刑事判决的执行是由检察机关来完成或者指挥完成的。如冈田朝太郎所言:“自由刑者，依检察官之指挥司狱官(有时警察官)执行之。财产刑之执行者，依检察官之指挥承发吏(口本日“执达吏”)实施之。”【2】对于检察机关的执行权，我们尚缺乏深人、系统的研究，有加以认真探讨的必要。

总而言之，检察职权乃检察制度之重要组成部分，检察职权的配置需要慎思明察，合理安排，不可马虎草率，率性为之。我国检察制度正处于司法改革的前沿地位，对于检察职权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不少成果，可为组织法修改之助力;但也有不少议论，与司法实践未洽，于司法公正也未必有益。学者陈颐曾言:“检察制度之与法治国家，关系莫大焉。然研治检察制度扎实深切之专书，自清末迄今已近百年间，尚且鲜见。至于空言废立者，诚可不问也。”【3】此为明智之见，引用在此，供各位有所思焉。

注释:

【1】〔德〕约阿希姆·赫尔曼.德国刑事司法制度.赫尔曼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讲座录音整理稿。

【2】〔日〕冈田朝太郎等口授.检察制度〔M〕.郑言笔述，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98.【3】〔日〕冈田朝太郎等口授.检察制度〔M〕.郑言笔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0.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我爱你 @@

第二篇：中国雷达现状与未来

中国雷达现状与未来〖特别报道〗

作者 航空报国追求第一

２００６新年倾情奉献

【本人郑重申明】雷达技术和装备是国防建设的关键环节；本文有关中国雷达的图片和数据都是官方网站和专业期刊中已公开解密的资料。◇引子

几天前，我写了篇关于我国航空机载雷达的文章，发表后被空军版竹置顶。我感觉因为时间仓促写的不好，雷达型号不全；太多的专业性数据，铁血里面专业雷达工作者毕竟不多。这样的文章也置顶我感觉有些糊弄观众。所以本人在这篇文章中尽量减少繁琐的理论数据，让广大军迷通过本文对我国雷达技术和装备有一个“感性”上的认识，增加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如果军迷朋友有疑问和兴趣，欢迎大家与我联系，我将热忱的尽我所能为大家答疑。◇雷达起源

雷达这个名称是“无线电探测和测距”(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英文的缩写。而雷达的出现，是由于二战期间当时英国和德国交战时，英国急需一种能探测空中金属物体的雷达（技术）能在反空袭战中帮助搜寻德国飞机。二战期间，雷达就已经出现了地对空、空对地(搜索)轰炸、空对空(截击)火控、敌我识别功能的雷达技术。二战以后，雷达发展了单脉冲角度跟踪、脉冲多普勒信号处理、合成孔径和脉冲压缩的高分辨率、结合敌我识别的组合系统、结合计算机的自动火控系统、地形回避和地形跟随、无源或有源的相控阵、频率捷变、多目标探测与跟踪等新的雷达体制。后来随着微电子等各个领域科学进步，雷达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内涵和研究内容都在不断地拓展。目前，雷达的探测手段已经由从前的只有雷达一种探测器发展到了雷达、红外、紫外、激光以及其他光学探测手段融合协作。当代雷达的同时多功能的能力使得战场指挥员在各种不同的搜索/跟踪模式下对目标进行扫描，并对干扰误差进行自动修正，而且大多数的控制功能是在系统内部完成的。自动目标识别则可使武器系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AWACS和JSTARS这样的具有战场敌我识别能力的综合雷达系统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未来战场上的信息指挥中心。◇雷达技术发展过程

早期的雷达天线是固定的、无方向的阵列,只有距离信息。天线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发射射频脉冲,将接收到的回波放大并在CRT上显示(即常称的A 显示),产生一个与目标位置对应的水平线,供雷达操作员识别目标的大致距离。但由于当时所用的射频信号频率较低,为了有效地发射和接收射频信号,雷达系统需要一个很大的天线,这种天线不能迁移或者改变方向,而且只能探测到大目标,且距离信息的精度也很低。

到二战结束时,雷达系统中那些现在熟悉的特征—微波频率、抛物面天线和PPI 显示已建立起来。

在50年代早期模拟的PPI 显示中,一条由电子束绘制的亮轴线由电磁线圈控制绕阴极射线管面旋转,这种电磁线圈类似于CRT 监视器或者电视机中的偏转线圈。

6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维扫描

用一种所谓的扫描转换将每个单元位置从(r ,θ)坐标转换为(x ,y)坐标。标志着现代雷达技术初现雏形。

80年代技术相当成熟的单脉冲雷达（F-18机载单脉冲雷达为标志）

80年代后相控阵雷达技术

相控阵理论的研究始于60 年代,而实际应用是在80 年代。并广泛的应用在航空航天、舰艇、卫星等领域。标志着未来雷达的发展方向。

◇当代雷达的主要特点

1.同时多功能；2.传感器融合；3.高灵敏度；4.隐身；5.反隐身；6.雷达ECCM；7.自动目标识别； 8.战场敌我识别；9.高可靠性。◇雷达总体的结构单元及基本组成，以典型直观的航空机载雷达为例

（一）平面阵天线裂缝线源

裂缝线源是平面阵相扫天线的单元，在长达3~4米的波导壁上铣开若干中心间距一致、方向不同角度不同、深度不同的等宽裂缝。

（二）蛇形波导

是平面阵天线中的一重要部件，为减少因多个波导法兰连接引起的电磁波传送。位置在雷达天线的背面。状态为真空有利于转送高频信号。

（三）波导转换开关，雷达收发信号的转换机构。位置在波导管与收发单元之间。

（四）发射机（低、高功率），采用行波管作放大器，这是一种高电压、高功率密度的器件。在结构组成上的合理划分对发射机的性能及整体结构设计十分重要，发射机借鉴以往的经验划分为以下几大部分：钛泵电源；控保电路；调制高压电源；前级放大器；行波管和机箱。

（五）连续波照射器。用于连续照射目标，对己方制导武器控制和发射，引导武器攻击目标。

（六）显示控制单元数字化雷达视频信号要求实时传输,合理地安排数据的流程非常重要。由底层到应用程序,雷达数据主要经过三个数据传输过程。(1)由数据采集卡至设备驱动(2)驱动程序和显示应用模块的数据交互。同时也是雷达信息交换的人机接口。◇中国雷达发展的四个阶段

（一）修配阶段(1949年～1953年)这一阶段以开创基业和修配美、日旧雷达为主要标志。1949年5月，我军接管了国民党的雷达研究所，标志着我国雷达工业的发展从此揭开了序幕。

（二）以仿制为主的发展阶段(1953年底～60年代初)这一阶段以建立雷达生产基地和仿制苏式雷达产品为主要标志。

（三）以自行设计为主的发展阶段(60年代初期～7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以自力更生研制雷达、新技术大量采用和科研队伍成长壮大为主要标志。

（四）发展提高阶段(7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阶段以雷达新技术不断被突破，品种增多，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为主要标志。◇中国雷达发展史上的两位“奠基”人

（一）毕德显，（１９０８—１９９２）中国最早的无线电子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一批院士。中国雷达工程专业的创始人。毕生致力于雷达、通信工程专业的教学、科研和领导工作，为培养雷达及通信工程技术人才，开创雷达信息论科学研究，发展雷达和通信事业作出了突出的重要贡献。

（二）张直中（１９１７—至今）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雷达技术的主要先驱者；发展我国动目标显示雷达、单脉冲精密跟踪雷达、相控阵预警雷达等工程的倡导人；发展我国脉冲压缩雷达技术、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微波成像雷达技术等的学术带头人，为发展我国雷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雷达研制生产的几个重要院所

（一）江苏雷华电子技术607研究所，该所是我国最早组建的机载雷达研究所。中国第一台机载雷达的诞生地。

（二）南京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14研究所，目前是亚洲和中国最大的雷达研制基地。同时该所的技术水平和科研力量是我国雷达领域的排头兵。我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雷达都是出至14所。（战斗机雷达）

（三）上海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创建于1957年，是中国航空机载雷达系统的专业研究机构，主要从事航空电子和雷达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生产。（运输机雷达）

（四）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是1956年根据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和发展“无线电电子学”等新技术的四大紧急措施而创建的我国第一个综合型电子信息科学研究所。同时也是中国最早开展微波成像合成孔径雷达（SAR）及其应用技术的研究单位。现在该所致力于高功率红外气体激光理论和技术的研究，特别是高功率高重复频率脉冲红外气体激光技术的研究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反隐身机雷达技术）。

（五）西安兵器工业集团第207所。是相控阵雷达、战场车载雷达的研制基地。

（六）国防科工委直属第23研究所。（负责研究、跟踪国际尖端雷达技术）

（七）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是我国大型地面雷达研制基地。

第三篇：中国房地产业现状与未来

中国房地产业现状与未来

姓名:吕文祥

学好：200930455011班级：09自动化

摘要：近几年,我国建筑节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在建筑领域,而自在社会各个领域已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强大潮流,这股潮流正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增长;房地产业

现在房地产是全国乃至中央领导高度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也引起了业内外特别是学术界的争论。大家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规模是否过大；第二，冲动是否过快；第三是价格。房地产具有先于国民经济萧条而萧条，后于国民经济复苏而复苏的特点。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统计资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6—7年构成一个经济循环周期。1999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进入谷底，这标志着从1993年开始连续7年的一个完整的循环周期已经完成，从2001年开始，经济运行将进入一个新一轮的稳定增长期。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我国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的基本走势是：“十五”期间GDP的增长率在7．0％～8．1％之间，2010—2020年，GDP增长率将降至5．5％～6．6％。房地产发展与宏观经济的发展具有正相关性。宏观经济的持续发展，将对房地产业发展提供强力的支撑，有利于放大房地产上游的生产要素供给总量，并拉动房地产的终端市场需求。因此，未来几年内，宏观经济发展对房地产具有推动和拉动双重效应。

国家政策对规范房地产市场，调整市场结构与产业结构，平抑市场价格具有深远的影响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目的是完善和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进而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2003和2004年是我国房地产高速发展的两年，在这两年中房地产开发数量和投资量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商品房售价也连连攀升。为了调解市场需求和价格，两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治理和规范房地产行业的运行秩序，其中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联合下发的《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建设部等七部委发出的《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以及央行两次上调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政策等。国家在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规范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获取开发土地，加强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完善廉租住房制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进行引导和调控。

从区域经济来看，房地产业是一个区域差异巨大、级差收益明显的行业。一个区域的房地产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状况的制约。一般而言，区域经济增长是随着投资量的不断增加和需求量的持续上升发展起来的。这种投资与需求的增长，必然导致对房地产需求的增加，从而带动房地产业的相应发展。

21世纪“绿色、生态、环保、健康”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主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房子作为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也有了更多的时代内涵——绿色健康的人居环境成为消费者购房的第一选择，低碳成为人们追求的生活方式。现在国内房地产开发是以土地为原料、以资金为动力、以时间为坐标、以销售为导向的粗放型的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模式突出表现为技

术含量低、生产过程与经营过程能耗大、追求销售速度和资金周转效率，而不是产品的经营效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带来资源的严重消耗。中国现在每年新建的房屋面积占到世界总量的50％，建筑节能减排已列入我国三大重点节能领域之一。房地产业的低碳发展，不仅是国家整体碳排放目标承诺的要求，也是行业实现创新升级、健康发展的内在需求。我们现在的房子90％左右都是毛坯房，这只是一个半成品，重复的装修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要发展低碳经济，建造低碳住宅，房地产企业需要不断地提高开发水平和质量，在户型规划设计上要做到集约和节约。提高精装修的比例，虽然资金回笼时间会比较长，但是对企业未来的发展以及对消费者都是非常有利的。精装修是对低碳的一大贡献，一套精装修的房子会比毛坯房少产生两吨的垃圾，精装修将是未来低碳住宅的发展趋势。新技术、新材料、新软件方面的科技进步，势必对建筑设计及配套设备和部品等行业带来重大影响。提高建筑科技水平，不但可以提高建筑室内的舒适程度、提高人居健康水平，而且可以节约能耗、减少环境污染和降低建筑的全寿命成本费用。同时，提高建筑科技水平可以提高项目在出售或出租市场的竞争力，以及提高企业项目自身的市场形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建筑科技含量势必要提高，真实的技术含量将成为市场真正的需求。科技进步刺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而新的市场需求又会反过来促进科技进步。

已经过去的10年,是中国房地产取得飞速发展和巨大成就的10年。自1998年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正式确立了房地产的全面市场化方向,计划和分配时代长期积聚的需求得到了极大释放,加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步伐的迈进,推动了我国房地产业的大发展,房地产规模和建筑面积逐年递增。同时,房地产市场逐步形成、完善和成熟,当前的房地产业已经发展成为包含土地、建筑、交易和金融服务的多链条、多部门的重要产业,同时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属性也已充分的显现和发挥作用。

在过去的10年中,房地产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卓着。在消费、投资和出口贸易这三大经济增长的动力中,投资和出口构成了中国增长的核心,其中房地产是投资中的重要力量。整个循环的过程是,出口形成了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解决了就业,增加了居民收入,也给国家带来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和税收收入,政府转而将这些收入转化为政府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实体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形成了对城市化的需求,从而推动了房地产的快速发展,进而又推动了经济的增长。所以,可以说,在“中国式增长”的动力中,出口、政府投资和房地产是三大重要力量。出口增加了政府和居民收入,政府收入用于投资,居民收入转化为储蓄和房地产需求,同时房地产又给了政府土地财政,逐步升高的房价剥夺了居民的多数储蓄,让我们这个高储蓄的国家在缺少消费时,同样能够取得惊人的经济增长。

中国的房地产似乎一直处于稀缺的卖方市场状态,即使保持了年均20%多的增长速度,但仍然难以满足不断增加的需求。原因是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的进程带动了城市的就业和人口增加,以及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加上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都形成对房地产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房地产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投资品,在房价上涨的预期下,投资和投机需求铺天盖地的进入市场。目前,投资和投机已经过度,推动房价一路非理性快速上涨,严重脱离了经济增长和人民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房价泡沫毋庸置疑,近期被福布斯列为全球六大资产泡沫第二位,其中蕴涵的风险不可小觑。

展望10年代,房地产的发展空间依然很大,我国的城市化比率和国外相差甚远,“居者有其屋”的目标远没有实现,房地产仍然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然而,当前问题的重点,是高房价的风险及其带来的一系列隐患。首先,高房价带来的资产泡沫一旦破灭,将影响房地产相关的产业链,严重影响经济增长和金融安全;其次,高房价不利于房地产的进一步发展和发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过高的价格将阻碍正常需求,不利于我国城市化推进;再次,高房价剥夺了居民的收入,不利于启动内需和消费的增长。

第四篇：小岗村现状与未来发展规划

小岗村现状与未来发展规划

一、小岗村现状

（一）小岗村基本情况

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农业“大包干”的发源地，有“农村改革第一村”的美誉，是中国十大名村之一。小岗村位于凤阳东部，离县城40公里，辖26个村民组，849户，3823人，土地面积8713亩，人均耕地面积2.28亩，村民收入主要来源是种植业、家庭养殖业以及外出务工。全村基本上建起了新房，电话、手机、无线数字电视、自来水、冰箱、摩托车等已进入大部分农家；2007年小岗村实现人均纯收入6000元，是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6倍。

近年来，小岗村党委紧紧抓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机遇，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大力弘扬“大包干”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拓展思路、奋力崛起，以促进生产发展、农民快速致富为目标，确立了“发展现代农业、开发旅游业、培育工业、促进小岗和谐发展”的工作思路，逐步走出了一条符合小岗实际、具有小岗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

目前，小岗村在发展现代农业方面，主要是发展葡萄产业和双孢菇产业，仅此二项就为村民人均纯收入增加2000元。在旅游业方面，小岗村作为红色旅游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包干”纪念馆建成开放后，已累计接待游客50000多人，实现门票收入100多万元。2007年小岗村被省旅游局和省农委确定为滁州市唯一一个农家乐旅游示范村。在基础设施方面，小岗村已建住宅小区1个，在建住宅小区1个，新建了农贸市场1个，小岗村信息综合服务大楼、小岗广场正在紧张施工之中，计划3月底前完工并交付使用。投资2700多万元的307---101连接线---------小岗大道正在施工之中。

（二）小岗村新农村建设进展情况 一是成立组织，健全机构

自市委、市政府新农村建设动员会议后，小岗村成立了以村第一书记沈浩为组长，其他两委班子人员为成员的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的开展。县委、县政府为加强对小岗村新农村建设的领导，成立了小岗村党委，市委、市政府还向小岗村 派出了两名新农村建设指导员，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努力，为小岗村新农村建设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二是明确村产业发展方向，完善村庄建设规划

小岗村根据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的要求，遵循“农民是主体，政府为主导”的基本原则，在各级党委、政府指导帮助下，结合小岗村实际，制定了小岗村产业发展方向和村庄建设规划。

1、进一步明确小岗村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

⑴实施科技兴农战略，依法推进土地有偿流转，实行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①推广优质葡萄品种，扩大葡萄种植面积；

②以发展双孢蘑菇生产为主导产业，5年内实现千余棚双孢蘑菇生产基地的目标；

③稳定粮食生产，继续鼓励农户种植黑豆等经济作物。

⑵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模式，用循环农业的理念，大力发展养殖业。

①以公司为依托，发展养猪、养鸡及海虾等水产养殖业；

②支持公司和农户利用畜禽有机肥发展沼气，种植大棚西瓜等，逐步发展循环农业。

⑶发挥小岗村品牌优势，开展招商引资。利用小岗村品牌的无形资产，与投资方合作兴办企业，解决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⑷着力打造小岗村旅游品牌，发展以红色旅游基地和观光生态农庄相结合的旅游业。

2、完善村庄建设规划

按照有利于生产、方便群众生活的原则，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制定了小岗村未来发展的村庄建设规划。三是强化宣传，广泛发动

小岗村为做好新农村建设的宣传发动工作，先后六次召开党委、村两委、党员和群众大会，学习贯彻各级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会议和文件精神，印发宣传单108份，书写固定宣传标语8条，悬挂了新农村建设 2 宣传横幅，从而使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目标、任务、原则人人皆知、家喻户晓。为小岗村新农村建设的开展营造了良好氛围。四是开展“四清”、“四改”工作，初步实现村容整洁

全村以“四清”、“四改”工作为切入点，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为了使村庄整洁卫生，动员村民刷白墙体1800多平方米，采取“党员示范户”、“党员责任区”等办法，组织村民对全村居住区周围的杂草、垃圾、杂物进行清理，共清理垃圾100余车；对公共卫生区――友谊大道的卫生及花木管理，采取招标方式，签订承包协议，专人专管；还建起了一个垃圾池，另有三个垃圾池即将建设，并确定了垃圾深埋地点；同时制定了小岗村卫生管理制度、卫生评比办法、村规民约和小岗村村民道德规范，建立起小岗村长效保洁机制，促进了小岗村风文明，管理民主。

为使全村村民均能喝上洁净水，对尚未用上自来水的村民进行登记，做好预算，在市帮扶单位的支持下，无偿为村民安装自来水，现主管道的相关器材业已购回，在6月底前实现全村户户用上自来水。为做好小岗村改厕改圈工作，确定了“改厕、改圈、建沼气”三位一体的建设方案，农户每户只要拿500元，余款3500元由市帮扶单位支持，共需建53户，此项工程目前业已开工建设，7月底前全面竣工。

五是建设居民小区，改善村民的居住条件

该村在村庄的东部、大包干纪念馆的西南向，采取政府补贴一点、村民自筹一点的办法，建设了26套居民小区，现居民小区已全面竣工，7月上旬农户将喜迁新居。六是实现村级道路的全面硬化

小岗村目前业已硬化道路25000平方米，计划在年底前将通往小岗农贸市场长200米、宽8米的道路实现硬化。

二、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一）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1、加快小岗双孢蘑菇生产基地建设。小岗村已将双孢蘑菇生产做为一项主导产业来抓，今年，已租用耕地20亩，计划建双孢蘑菇大棚29个，采取技术人员和科技学院三名大学生领建示范、无偿为农户 提供技术服务和政府给予优惠政策等办法，农户自愿参加发展双蘑菇生产。

领建示范人计划建12个大棚，三名大学生建7个大棚，6农户建10个大棚。目前双孢蘑菇生产基地的路、水、电等生产设施已建好，已建成大棚骨架12个，到7月底可完成29个建棚任务。8月份投入生产，每棚建设费用7967.5元（其中：毛竹4950元，铁丝262.5元，网300元，绳600元，草帘280元，薄膜400元，竹竿325元，建棚工时费850元），生产成本5465元（稻草945元，牛粪1080元，菌种1540元，各种小料600元，人工1300元）。每棚占地面积400平方米，生产面积450平方米。效益估算：每平方米产菇20斤，每棚常产9000斤，按1.5元/斤，每棚产值13500元。当年可以收回投入成本。大棚使用年限一般6－7年，第二年开始只需要投入生产5465成本元，就可获得近万元的纯收入，如果小岗村双孢蘑菇生产发展到每户2棚，每年每户就可以增加2万元左右的收入。为促进小岗村双孢蘑菇产业的发展，今年工作的重点是在今年领建示范生产的基础上，加大技术培训的力度，力争使小岗村的每名青壮年都得到培训，都能掌握双孢蘑菇的生产管理技术，明年争取在全村推广，发展至200棚左右。

2、推广选培优质葡萄品种，扩大葡萄种植面积。将以葡萄示范园为龙头，选培优质葡萄品种，成立葡萄协会，制定协会章程，逐步实现葡萄供产销一条龙服务，使用沼气、牲畜等产生出的有机肥，开展无公害绿色葡萄生产，打造小岗品牌葡萄，提升小岗葡萄品位，同时加强葡萄生产过程中的管理工作，力争使葡萄收入人均创收2500元。

3、大力发展养殖业。支持凤阳县小岗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发展扩大养猪产业，配合公司选育适合本地饲养的优良猪种，督促公司尽快在租用200亩土地上规划建设养猪小区，扩大养猪数量，引导群众学习养殖家禽技术，自愿发展各种家禽家畜养殖。

利用全村200多亩水塘及低洼水田，发展海虾等水产养殖，现已有13户户主动组织起来，到合肥等地考察学习海虾养殖情况及相关养殖技术，成立了以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日为会长的小岗村海虾养殖协会，负责虾苗购买，提供技术、销售服务等，海虾养殖具有易繁殖、产量大、市场需求量大等特点，市场均价在5元/斤，年亩均纯收入5000元。现严金昌已领养20亩，其他12户正在做养殖准备工作。我村党委的意见是稳步发展，先试养探路，总结经验，再逐步扩大养殖面积。通过合理利用小岗村发展基金，支持帮助示范户发展海虾养殖，在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海虾养殖，力争使海虾养殖成为本村村民收入新的增长点。

4、建设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园，发展循环农业。将着力做好土地治理工作，建设300亩高效农业示范园，加快推进“改厕、改圈、建沼气”三位一体的改圈、改厕建设进程，利用养殖场、沼气池产生的有机肥料，将小岗建设成为无公害、绿色农产品基地，大力发展循环农业，带动农民增收。

（二）大力开发旅游业

以“大包干”纪念馆红色旅游为依托，引资发展与其相结合的观光生态农业游和农家乐游，使旅游业成为小岗村䠇起的另一大支柱产业。

（三）招商引资办企业

在按合同与投资方办好日产500吨面粉加工企业――小岗村粮油食品发展有限公司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小岗村品牌的无形资产，与凤阳县军宇水业有限公司联合兴建纯净水厂；支持和鼓励村民引资办厂，村民严学金与亲戚意向合伙在小岗村兴建新型PVCP阻燃防腐装饰材料厂，该项目总投资约300万元，年纯收入100万元左右，需要生产工人40人，此项目正在洽谈中；对1994年由凤阳县小岗农工商实业总公司、旺兴达（中国）有限公司、皖东中都自动化设备厂合资设立的“安徽旺兴达电讯器材有限公司”的股权所属通过法律进行确认。确认后，将收回该公司的管理、生产权力；与此同时，将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力争本内再有1－2个投资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在园区内落户，使村级集体经济势力得到进一步的壮大。

（四）保持村容整洁，促进乡风文明

进一步新农村建设的宣传力度，使之成为群众的自学行动，完善各种管理制度，建立长效机制，使 “四清”、“四改”工作进一步深入，长期保持村容整洁；教育和引导群众移风易俗，弘扬社会主义公德，5 逐步实现乡风文明的目标；支持村务公开，激励群众关心集体，自觉参与管理公共事务，加快管理民主的进程。

（五）加强村级组织建设

第一，选好配强村党支部的领导班子，在目前，村党委已采用“两推一选”的办法，民主选举产生新一届村党支部的班子。第二，加强和改进党员管理，采取党员“结对帮扶”，“党员责任制”、“党员示范户”、“党员承诺制”等措施的实施和建立健全，来加强小岗村党组织和党员的制度、作风、思想建设，促进党员履行义务和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第三，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将以“双培双带”先锋工程为抓手，努力将村里的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把村里的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然后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努力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新农村建设和小岗村的腾飞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展望未来，小岗村人民将在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以“建设小岗、富裕小岗”为抓手，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特色旅游业，加快发展工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

小岗村的现状就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村的缩影

 2008年10月13日15:40 经济参考报

田野里的稻子翻滚着黄澄澄的波浪，村里惟一的一条水泥马路上不时有汽车来往穿梭。严宏昌比以往更忙了，作为30年前“大包干”的18个带头人之一，他不时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前来参观、调研、考察的各色人群，还要不时地接受来自全国各地各类媒体记者的采访。

“小岗现正处在十字路口上。”今年60岁的严宏昌颇为深沉地说：“我们最担心土地问题，害怕借着流转的名义归大堆。”而他的儿子严余山最关心的是小岗如何致富的问题。这个在外面打工办厂闯荡了十几年的小岗新一代说：“必须发展二三产业才能致富。”

新三十年：解放思想没有止境

2007年，小岗村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达到了6000元，远高于全国4140元的水平。

但外界不少人认为，那是政府大力扶持的结果。沈浩为此解释：“近5年来，国家各部门总共给小岗村的投入有八九百万元，主要用于建设路、水、电和农户家里的下水道、外面的围墙，还包括村里的办公场所等。”

“县里没有刻意把小岗硬往上扶。”县委书记马占文说：“把一个小岗村扶得富富的不难，但那样做是形式主义，对其他村不公平，也违背了当初小岗村大包干时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坐在村书记办公室里不停地抽着烟的严宏昌感慨：“群众最满意的是大包干解决了温饱，最不满意的是经济没有发展上来。”

“当年小岗村的成绩主要源于解放思想、制度创新。但多年来进步较慢，原因在于群众小富即安的思想。温饱解决后，思想、制度上的创新不够。”沈浩说。

今年67岁的严俊昌承认：“小岗村离县城30公里，环境闭塞，过去太穷，这对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经济发展都有影响。”

记者在采访中感觉到，小岗人发财致富的愿望其实很强烈，但直面市场的本钱少、本领小、环境条件差，普遍不敢冒险。

一位知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曾对小岗村作过深入调研，他说：“这一派当权者干事，另一派说不好。另一派当权者干事，这一派说不好。小岗村长期以来存在着这样的派性斗争，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

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立坤至今不能理解：分田到户后，小岗村很长时间没有一次党员会或村民大会能从头开到尾，各家为自己的利益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大打出手。

据了解，因为改革“功臣”们互不服气，难成合力，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当年大包干的18户人家大都轮流当过村组干部。

县有关领导向记者介绍，小岗村内耗太多，宗族势力太强，影响了发展。当年大包干的两位生产队负责人，至今还在争论当时谁是“一把手”(生产队长)。

为此，县里派了几批干部在小岗村担任书记。“这些人来了就是镀金，出发点就有问题，干一两年就走了。这些人把小岗说得一无是 7 处，给上面领导汇报假情况。”曾当过小岗村书记的严俊昌提起上面下派干部的事情绪十分激动。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面派支书，连续派了四任村支书。班子流动性太大，村支书换了七八次。”见过世面、颇有语言表达能力的严俊昌认为：“关键在领导，没有稳定的班子就没有稳定的发展。要有一个稳定的村支书。”

2006年底，小岗村又一次摁下手印，这一次是全体村民向省委提出要把任期已满的沈浩留下来。范迪军认为，沈浩的观念和做法与农民之间有相同、相通的地方，也有不少不同甚至矛盾的地方，在与沈浩的磨合碰撞中，小岗村人变文明了、开放了。

一位经济学家说：小岗村的条件和环境决定，小岗村现在的发展状况才是正常的，很富反而是不正常的。

“小岗村的现状就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村的缩影。”陆子修说。

范迪军认为，小岗村现在尝试的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这恰恰是广大的中国村庄可以复制的，小岗的典型性正在于此。

今年3月，在上级主导下，小岗村合并了附近的两个行政村，总人口由过去的470人增加到4800人，土地由1800亩增加到近万亩。小岗要在各种资源的整合中加快发展步伐。

第五篇：中国三农问题的现状与未来

中国三农问题的现状与未来

[摘要] 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突出表现为：农民收入持续低迷；粮食生产持续下滑；农民负担久减不轻；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社会秩序状况堪忧，民众与基层国家权力的关系日益紧张，群体性抗争事件多发。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上采取的主要措施主要包括政治和经济两大方面：在政治领域中推进村民自治；在经济领域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这两项制度设计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因还未触动三农问题的根本。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体制上入手，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在公共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公共财政等方面使农民享受平等权利。[关键词] 三农问题；村民自治；农村税费改革；城乡二元结构

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三农问题，农村不实现现代化，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根据现代化理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乡村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生存、复兴或重建是任何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然面临并必须解决的难题。三农问题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提出来的。中国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个现实问题，而且也是个历史问题，是长达半个世纪城乡矛盾积累的结果，它在今天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的情况下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尖锐。总的来看，广大农村基本上仍是农业社会，现代化程度低，发展比城市严重滞后，城乡差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当前的三农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有着很深的社会、历史和体制根源，必须对此进行全方位的深入剖析，进而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一、三农问题的现状

中国三农问题具有多重内容，现阶段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农民收入持续低迷，粮食生产持续下滑。自1997年到2003年，农民收入年增长4％左右，仅相当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一半。1997年到2002年，农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380多元，而城镇居民收入却增长了2500多元，增加额尚不足城镇居民的1/6。从纯农业的角度来看，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据统计，1998年至2003年，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已连续6年低于1997年的水平。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减少，必然影响到农民尤其是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所以，导致粮食生产持续下滑。2000年以来的4年间，我国的粮食生产一直持续下滑，播种面积不断下降。2002年，粮食播种面积仅14．9亿亩，比1998年减少了2．2亿亩。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3年粮食总产量8600多亿斤，粮食需求大概在9700亿斤左右，供需相差1100亿斤，粮食安全另人担忧。

第二，农民负担久减不轻，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近年来，农民承受的不合理负担越来越沉重，有的地方农民实际负担甚至占了纯收入的15%—20%，而且越是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贫困地区，农民负担就越重。农民负担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着基层社会稳定。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但是从实际效果看，取得的成效却难以令人满意。2001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为6860元人民币，农民收入为2366元，表面差距是3：1。但实际上，农民收入中实物性收入占了40%，扣除这40%的实物性收入，用于购买商品、服务的货币只有1800多元，平均每月150元左右。这150元中，还有20%（即30元）用于第二年扩大生产的开支，如买种子、农药、化肥、柴油等。这样，一个农民每月真正能用做商品性消费的货币收入只有120元，而城市居民的货币收入平均每月接近600元，城乡差距为五比一左右；而城市居民收入中还有一部分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如各种各样的隐性福利、住房、教育、卫生，甚至是用电都比农民有更多的优惠。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惠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1。

从户组分析看，我国20％最高收入户组占全社会收入的份额为46.6％（美国为46.4），20％最低收入户组占全社会收入的份额为5.9％（美国为5.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出现了占总人口3％左右的富有阶层，他们占有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近1／2和绝大部分金融资产。占全国人口总数70％的农村居民大约只持有不到30％的货币。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贫困向多数人一端扩散，贫富分化呈加剧趋势。

从基尼系数看，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据估计，1980年，中国大陆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基尼系数为0.3左右，整体差距不大。到1988年，抽样调查显示，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已上升至0.382。1994年为0.434，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1998年，上升至0.456。1998年与1980年相比，中国基尼系数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发展报告，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高于发达国家如英国（0.361）、德国（0.3）、意大利（0.273）、加拿大（0.315）、日本（0.249），也高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0.316）和经济转型国家如波兰（0.320）、乌克兰（0.325）、罗马尼亚（0.282）和匈牙利（0.308）。第三，村民自治徘徊不前，难以取得突破。尽管村民自治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效，三项制度（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制度、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和村务公开制度）和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扎根村庄，但是大多数村庄的村民自治水平仍然不高，存在的问题较多，成效难有提高，突出表现为两委关系失调和乡村关系紧张。在两委关系问题上，表现出“党强村强”、“党弱村强”、“党强村弱”以及党弱村弱”等多种不和谐类型。在乡村关系上，乡镇政府擅自委派、指定或者撤换村委会成员，乡镇政府包揽、干预村民自治事务，导致乡、村矛盾激化、干群对立的事情时有发生。乡镇政府采取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变“指导关系”为“领导关系”，控制或干预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侵害村民民主权利。两委关系和乡村关系的不和谐，不仅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进程，而且也使得村民自治作为一项解决三农问题的公共政策的绩效大打折扣。

第四，农村社会秩序状况堪忧，民众与基层国家权力的关系日益紧张，群体性抗争事件多发。农民的不合理负担激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他们或者以消极的方式进行拖延或对抗，或者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不合理的国家抽取，这就造成了基层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紧张，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暴力反抗或骚乱事件。于建嵘的“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一文认为，目前，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出现了治理性危机，主要表现为：其一，近十年来，全国乡镇政府普遍出现了财政危机，2002年，全国65%的乡镇共负债达3200多亿元，其中以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最为严重，这些乡镇还债能力低下，致使负债仍在不断增长，濒临破产的经济状况已严重地制约了乡镇政权的施政能力。其二，广大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农民针对基层政权的集体抗争活动，这些事件不仅快速增长，组织化程度也迅速提高，规模越来越大，对抗性日益增强，暴力化趋势普遍蔓延。其三，部分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出现了黑恶化，乡村干部为完成各种“任务”假借地痞流氓之手恫吓和强迫农民成为了一种习以为常的“工作方法”，恶霸和地头蛇控制农村基层组织的情况已十分严重，黑恶势力进入县乡政权直接掌握国家权力也屡见不鲜。二、三农问题的成因

（一）客观原因

牛若峰主要从人地比例关系来分析了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他认为，人地关系对于农业、农民生存与发展有着直接关系。人地比例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农业内部的就业容量、农业经营方式的选择和土地本身的功能。新中国的人口（主要是农村人口）增长较快，1984年突破10亿，人均占有耕地下降为1.43亩。现在，我国人口达12亿多，人均占有耕地减少到1.2亩，相当于世界平均值的1/3，约有1/3的省份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份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确定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份低于0.5亩的危险线。紧张的人地关系意味着农业内部就业容量日益缩小，如不大幅度减少农民人数，仅靠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空间也不会很大。这种基本国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农业不可能推行合理经营规模的大农制，只能是众多小农户在有限的土地上实行集约经营，着重提高土地生产率，而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不显示优势。对于农民来说，耕地首先是“生存资料”、活命的基础，不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生产要素。在耕地福利化的趋势下，公平原则高于效率原则。这是我国农业难以推行合理规模经营的一大制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效益。

（二）体制原因：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是三农问题的体制原因，这是学术界基本一致的观点。这一政治治理结构主要表现为国家在户籍身份制度、公共财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方面所实行的城乡分离的政策。半个多世纪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在国家治理中始终处于一种不可动摇的地位，它严重地限制农民人身自由、妨碍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阻碍农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过度提取农业剩余、造成城乡税负的极端不公，成为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低下、农民负担久减不轻的体制根源。

第一，户籍身份制度把全体公民人为地划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两个标志鲜明的类别，除非通过个人途径，如升学或者从军，农民是不能进城定居生活和寻找正式职业的，也不能够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农民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以及公共教育等国民待遇上与城市居民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即使在形式上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在实质上也完全不能够享受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待遇。户籍制度限制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是中国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据统计，1949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为10.6%，到1999年还只有30.9%，50年间仅增长了20个百分点。第二，按照城乡二元财政制度，在2001年税费改革之前，农民除了缴纳农业税外，还得上缴村提留和乡统筹，再加上各种“三乱”费用，中西部地区的农户少则要拿出收入的5%，多则要拿出收入的20%以上缴纳各种税费。农村税费制度却把农业剩余从农业领域转移到城市工业领域，成为农民负担沉重的体制性根源。长期以来政府通过强制性的农村征收制度从农村提取农业剩余，在1979——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民手中取走了大约15000亿元收入，除去同期农业税收总额1755亿元，抵消各项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通过农村税费制度提取农业剩余12986亿元。城乡二元财政制度下的城乡税负严重不公平，农民税负要远远高于城市居民税负。我国现行税法规定，城市居民月收入800元以上才征收个人所得税，若按照这一标准来规定农村税费，我国绝大部分农民根本没有达到纳税的起点标准。200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2253元，月平均只有188元，却要承担至少4%的税费负担。城市居民从事工商业要交纳增值税，其起征点是月销售额600—2000元，折合年销售额7200——24000元，一般小农户的年收入都难以达到这一起征点，所以不必考虑增值税问题。农村个体工商户一般年应税所得不会超过5000元，按照税法规定，适用5%税率，但实际上，大多数农产品的税收负担率都超过了这个数字。现行的农村税费制度的实质就是“打贫济富”，长此以往，就会形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恶性循环，城乡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

第三，按照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国家每年要为城市居民提供各类社会保障，如养老、医疗、救济、补助等，而农民的生老病死伤残就只能由自己来承担。在农民医疗问题上，许多农民根本就负担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长期以来，国家医疗卫生投资向城市倾斜。1990－2000年，在农村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的比重由12.5％下降到6.6％；全国新增的卫生经费投入中只有14％投到农村，其中有89％成了“人头费”，真正成为专项经费的只有1.3％。2000年，农村人均卫生事业费仅12元，相当于城市人均卫生事业费的27.6％。2002年，乡村拥有病床床位和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仅占全国总拥有量的23.4％和23.2％。87％的农民是完全自费医疗，因健康状况不良而导致贫困者占农村贫困户的30％－40％，有许多农民因无钱看病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同时，农民还要负担农村五保户和烈军属的补助救济。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社会养老保险是个闻所未闻的问题，他们在养老问题上始终就是 “养儿防老”的传统家庭保险模式。据统计，截止2000年底，只有7400多万农村居民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占全部农村居民的11.8%，而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在农村的覆盖率近乎为零。

第四，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在公共服务的享有水平上也存在着巨大差距。城市居民可以免费享受道路交通、绿地、文化设施等，当城市提供公共服务、兴建公共设施时，居民根本不必承担任何费用。在农村，不仅公共服务十分有限，公共设施十分落后，而且兴建公共设施的成本都是农民自己承担的。有数据显示，城乡居民在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自来水、天然气或煤气、道路交通建设、通讯设施建设、公共绿地建设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享有水平存在巨大差距。据1996年农村普查资料，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仅为17%，生活排水设施少到不值得统计。自1998年中央决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国家大幅度增加了农口基本建设投入，1998～2001年，共计安排农林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国债1400多亿元，约占同期国债投资总规的28％。如果加上中央预算内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和水利建设资金，4年间中央对农口的投资达1900亿元以上。但这些投入大部分用于大江大河治理等大型项目，各行各业都从中受益，县域范围内与农民增收关系密切的中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还很有限，难以直接带动农民增收。1998年以来，农业（不含林业和水利）直接使用的国债资金只占国债总数的1%。

第五，按照现有的就业制度安排，农民和城市居民被人为隔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就业领域。由于户籍身份的先天限制，农民不仅不能到国有集体企业就业，更不能到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国家行政事业单位招干招工的首要条件就是你必须具备非农业户口，这就把农民排除在国家政权机关之外，农民完全丧失了公平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在就业服务上，国家只负担城市居民的就业、培训、失业救济以及最低生活保障，而农民则要自力更生、自谋生路，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形成了“不干活的有饭吃，而干活的无饭吃”的极不合理的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是不可能享受到城市居民所拥有的政府提供的各种形式的就业服务。城市的下岗职工所享受的再就业培训、再就业信息服务，对农民来说更是无从谈起了。

第六，按照现有的教育制度安排，城市中小学教育全部由国家投资，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则以县乡财政负担，或者以乡镇统筹的方式解决，而这些经费大都由农民自己负担，这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法定的九年义务教育在农村实际上成为一纸空文，它已经由政府的主要责任转变为农民的主要义务。农村所谓的“义务教育”经费必须由农民自己来负担。不仅中小学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必须由农民自己负担，而且中小学向学生收取的学杂费也不比城市低，加上名目繁多的乱收费行为，很多农民无法承受沉重的学费负担，上学难成为农民严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现在，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农民开支中仅次于生活费的第二大项支出，全国平均每个小学生一年各种费用达500元左右，初中生则在1000元左右，这对于人均纯收入只有两千多元的农民家庭来说，无疑是很难承受的。许多考上大学的农民子弟因交不起学费而未能入校。教育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漠视作为人口的大部分的农民的享受义务教育权利的制度，不仅是不正义的，而且从长远来看，它也会限制这个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