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的由来和发展

第一篇：环境污染的由来和发展

环境污染的由来和发展

环境污染的由来和发展

北京 柯勤

环境污染是指人类活动对空气、水域、土壤等自然环境的影响和破坏，并给人类以及动植物带来一定的危害。其中，污染环境严重的是工业生产排放的废气、废水和废渣(简称“三废”)。当前，世界很多地区都有环境污染问题．尤其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环境污染造成了社会公害：城市烟雾重重，江湖污浊秽臭，土地浸蚀荒芜，海岸油渍层层，以至食物中含有化学毒物，引起公害病，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环境污染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环境污染为什么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公害？这是人民群众比较关心的问题。我们有必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一简要的介绍和分析。

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物

环境污染引起人们注意是从用煤开始的。一三〇六年，英国国会曾发布文告，禁止伦敦工匠和制造商在国会开会期间用煤。英国王室还在煤烟污染严重的时候，搬到外地去居住。到了十七世纪，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伦敦的煤烟污染日趋严重。当时就有人指出：伦敦“由于淹没在煤炭散发出的浓烈的烟和硫之中，出现了恶臭和昏暗”，“有如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好像是火和冶炼之神的法庭，恰似在地狱的旁边一样”。北美的洛杉矶，十六世纪中期也有“烟湾”之称。不过当时的环境污染只是在少数地方，污染物也较少，尚未造成大的危害。

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到十九世纪，首先是英国，而后是欧、美、日本诸国相继实现了产业革命，近代工业迅速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三废”的排放不断增加，环境污染也形成了。恩格斯指出：“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都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因此，虽然向城市集中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但是每个工业资本家又总是力图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迁移到农村地区去经营。”（《反杜林论》）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从城市迁往农村，因而不断造成新的城市，不断造成新的环境污染。这种“恶性循环”正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环境污染的根源。

英国是资本主义工业发达最早的国家，也是当时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主要的污染物质是烧煤所产生的烟尘和二氧化硫废气，以及无机化学工业、印染业排放的含氯、含硫、含酸和含碱废水。由于大量用煤，伦敦在一八七三年发生了有文献记载的第一次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在煤烟毒雾下，二百多人受害死亡。一八八〇年、一八九二年伦敦发生了更严重的煤烟污染事件，夺去了一千多人的生命。格拉斯哥、曼彻斯特等城市也发生过类似事件。除大气污染外，水质污染也随之而来。当时，工厂大多建在近水的地方，并直接向河流排放污水，特别是纺织和化学工业的污水，严重破坏了水质。流经伦敦的泰晤士河，十八世纪还是著名的鲑鱼产地，而到一八五〇年后水生生物就基本绝迹了。英国许多河流都成了污浊不堪的臭水沟。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恩格斯就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深刻揭露了环境污染对劳动人民的危害：“一切最使我们厌恶和愤怒的东西在这里都是最近的产物，工业时代的产物。”

这一时期矿冶业的废气和废水对环境的污染也很严重。金属矿中很多是硫化矿，熔炼这类矿物排出的二氧化硫废气，浓度很高。而且，在采矿和冶炼时有大量的金属粉尘排人大气和河流。美国戈斯特镇炼铜厂的倒闭和日本足尾铜山事件便是矿冶业污染的典型。戈斯特镇位于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山岙里。十九世纪末，由于附近炼铜厂冶炼废气的污染，周围山上的树木逐渐枯萎，铜矿排出的废水又使河水污染。每当雨季，秃山招来洪水，居民逐渐离去，最后铜矿倒闭，成为一片废墟。差不多同时，日本足尾铜矿排出的二氧化硫、砷化物以及含有色金属粉尘的有害气体，使矿山周围二十四平方公里成为不毛之地。一八九〇年，由于铜矿排出的有害废水流入的渡良濑川洪水泛滥，有害物质广为传播，使数万公顷土地受害，田园荒芜，鱼类毙死，沿岸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有人描述当时的情景是：“二十年前的肥田沃野，变成黄茅白华满目惨淡的荒野”。正是在这肥田变荒野的同时，足尾铜山的采掘量却直线上升，一八七七年仅七万多斤，一八八七年增加到五百零三万斤，一八九二年又倍增至一千零八十九万斤．可见，资本家的发家史就是一部血腥的剥削史。

为什么工业“三废”的大量排放会引起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呢？原来，地球上的几百万种生物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在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有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生态系统，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物质循环系统。如果把地球比作苹果，那末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只是生活在象果皮那样薄的地球表面层。因为只有这个表面层里有空气、水、土壤等生命活动的条件，生物生存其中的这个表面层叫做生物圈。生物圈的界限包括不到十一公里深度(太平洋最深处)的一切海洋，不到九公里高度(珠穆朗玛峰)的大陆表面和海岛以及较低的大气层。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巨大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同生命密切相关的物质，如碳、氮、氧和水等，都不断地循环更新。比如，人和多数动物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氧气，而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动植物死后，构成动植物的各种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在空气、土壤和水中被微生物分解，分解后的物质又为动植物所利用．这样，物质就在循环中净化。如大气不断得到氧的补充和水得到天然的蒸馏提纯，有害物质在水或大气的稀释作用下以及在微生物的分解作用下得到净化。

地球上的物质循环系统自净作用一旦受到破坏，就会产生环境污染。这种破坏，有的是自然因素造成的，如气候异常、火山爆发、地震等等。有的是人类活动带来的，如盲目砍伐森林、随意排放“三废”等。工业“三废”的排放，地域集中，数量多，品种杂，不仅有原来参加自然界循环的物质如二氧化碳，而且有一些原来不参加循环的物质，如二氧化硫和某些重金属等。这就给物质循环系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和因素，日积月累，势必超出自然界本身的自净能力，以致有害物质不能在自然环境中得到应有的稀释和净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又得不到及时处理，因而造成了环境污染的恶果。

当然，工业生产的发展不仅带来了污染，同时也增强了人类与环境污染作斗争的能力和手段。恩格斯说：“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自然辩证法》)

十九世纪初，制碱工业是污染大气和水质的一个重要来源。当时普遍用食盐(氯化钠)作原料制取纯碱(碳酸钠)，以供纺织工业漂白等用。在制碱过程中，排出大量氯化氢气体。这种气体有强烈的刺激性和腐蚀性，严重损害周围农田和建筑物。后来，用水喷淋吸收，废气变成了废水，后果更加严重。受害群众纷纷起来抗议示威，迫使英国当局不得不在一八六三年发布“制碱法规”，限制氯化氢的排放。但是，消极的限制并不能解决问题。后来，通过生产实践，人们发现氯化氢不仅不“废”，而且是用处很大的重要化工原料，就是现在大家熟知的盐酸。同时，制碱工艺逐步改革，利用空气中的氮和水中的氢发生作用生成氨代替食盐作为制碱的原料。这样既促进了制碱等化学工业的发展，又解决了氯化氢气体和盐酸对环境的污染。

十九世纪中期，为了适应冶金工业的需要，把煤在摄氏一千度左右的高温下干馏成焦炭。但是，在炼焦过程中又产生了带有恶臭的副产品一一煤焦油，成为当时难以处理的“废物”。资本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进一步降低冶炼成本，不得不对大量“废物”一一煤焦油开刀。后来，就在这个“废物”中逐步提炼出了葸、萘、苯、甲苯、酚等多种有机化学物质，合成了染料、药品、香精、炸药等产品。从此，煤不仅是重要的燃料，而且成了重要的原料，煤焦油也从“废”变成了宝．现在，从煤焦油中分离和合成的产品已不下数百种。煤焦油的综合利用奠定了合成化学工业的基础，是化学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但是，资本主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随着资产阶级竞争和垄断的加剧，污染也越发严重。

环境污染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害”

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各种固有矛盾更加激化，资本主义大工业、大城市进一步畸形发展。同时，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工业燃料、原料和产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情况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迅速恶化，环境污染泛滥成灾，成为重大社会问题。

二十世纪以来，工业生产中对环境影响最明显的是能源变化和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发展。能源变化主要表现为石油在燃料构成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一九一三年，石油只占世界总能量的百分之五点二，到一九六八年，已上升为百分之四十三点九。同一时期，煤却从世界总能量的百分之九十四点八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三。仅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石油年产量即从十亿吨跃升为二十一亿吨。石油的大量使用，带来了石油废气污染、汽车废气污染、石油化工“三废”污染等一系列新问题。有机合成化学工业，如塑料、化学纤维、合成橡胶、某些药品和农药(滴滴涕、六六六)等，使含酚、氰、汞、有机氯化物等的废气废水成为污染环境、危害人类的“大敌”。与此同时，煤烟、有色金属的污染也在继续发展。

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环境污染的特点是：数量大、范围广、危害严重。单是美国，每年就要排放废气二亿六千四百万吨，污水一千五百亿吨，还有几十亿吨的固体废物。有个美国人写了首题为《公害》的诗，说：“假如你游览美国的城市，……有两件事必须注意：不要喝这里的水，这里的空气也不能呼吸。”日本人称自己生活在“化学试管”中，“每天呼吸被二氧化硫和粉尘污染的‘七色空气’，十分厌恶那散发恶臭而满是淤泥的浑浊河水，为喷气飞机和汽车制造厂的噪声而烦恼，无可奈何地生活在一天都见不到太阳的房屋和喧喧嚷嚷的拥挤之中。”但是，资本家却大发“污染财”，兜售“郊外空气”，制造“空气罐头”、“瓶装清洁水”，兴建“别墅”等成了赚钱的时髦生意。

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环境污染的严重性突出地表现在接连发生的重大公害事件上。其中著名的有伦敦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水俣事件、富山事件、四日市事件、米糠油事件等。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英国伦敦连续四、五天煤烟粉尘在浓雾中蓄积不散，居民感到胸闷，并有咳嗽、喉痛、呕吐等症状发生，造成震惊一时的一周内死亡人数增加四千多人的严重事件。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二年，又相继发生了同类事件。

洛杉矶是美国西部的滨海城市。从一九三六年开发石油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洛杉矶的飞机制造和军事工业迅速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成为仅决于纽约和芝加哥的美国第三大城市。从一九四三年开始，洛杉矶开始出现不同于燃煤烟雾的浅蓝色光化学烟雾。这是由于石油和汽车废气在紫外线作用下而形成的含有臭氧、二氧化氮、乙醛和过氧乙酰基硝酸酯等刺激性化合物烟雾。它不仅妨碍交通、腐蚀建筑物，而且易使人得红眼病、喉炎等。目前，美国几乎每座大城市都有光化学烟雾污染问题。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大城市也有光化学毒雾发生。一九七〇年，日本东京的光化学毒雾整整持续了一个夏季，使二万人患眼痛。

一九五三年，日本熊本县水俣镇发现一个神经失常的“怪病”人。以后又陆续发现了几十个这种病人，成为威胁当地人民生命健康的一个严重问题。一九五九年查明这种病是由该地区化工厂排出的含汞废水，通过饮水、食鱼进入人体，造成中枢神经中毒而引起的。但资本家拒不认账，还雇用一些人进行反“实验”，直到一九六七年才在大量事实面前被迫承认。这时“水俣病”不仅在水俣地区蔓延，在新泻县等地也流行了。据一九七三年统计，水俣镇患者五百五十八人，七十二人死亡，新渴县患者三百三十二人，十四人死亡。

一九五五年，日本富山县神通川下游出现一种全身骨痛的病人。直到一九六一年才有人查明这种病与神冈炼锌厂排放的含镉废水有关。镉通过大米、饮水进入人体后，进入肾脏，并取代骨胳中的钙质，发生病变。一九七二年，日本骨痛病患者已超过二百八十多人，死亡三十四人。

一九五五年以来，日本四日市因石油化学工业废气和燃烧重油产生的废气，重金属粉尘污染大气，造成哮喘病患者达五百多人，名为四日市哮喘病。现在，日本几十个城市蔓延这种哮喘病．据日本官方统计，一九七二年这种哮喘病患者高达六千三百七十六人。

一九六八年，日本还发生了米糠油事件。一家食用油工厂在生产米糠油时，作为载热体的聚氯联苯混进了米糠油中，使一万多人中毒，十六人死亡。

“公害”给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严重祸害。在资本主义国家，反“公害”的斗争不断兴起，劳动人民发出了“还我蓝天红日”的强烈呼声，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公害其实是私害，私有制之害。现在，反公害的斗争已成为反对垄断资本集团斗争的一个方面，也是当前国际阶级斗争的一个侧面。

在环境污染曰益严重，反“公害”斗争不断高涨的情况下，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散布种种谬论，竭力掩盖环境污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有人声称，公害是伴随着经济活动而出现的“共同问题”，与社会制度毫无关系。只要现代工业存在，公害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和发展。还有人断言公害的出现是人口增长的必然结果，说什么人类的“敌人”就是人类本身，环境污染是人类“自己毁灭自己”。他们危言耸听地鼓吹，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环境污染将越来越严重，从而破坏地球上的生态平衡，使整个人类“毁灭”；并且煞有介事地预言，这种情况将在本世纪末至迟在下一世纪发生，说什么“世界末日为期不远”，“人类正在走向地狱之门”。他们提出，保护环境，使人类生存下去的唯一妙法就是减少人口、取消现代工业，退回到刀耕火种、小国寡民的原始时代去。十分明显，这些谬论是妄图开脱资本主义制度的罪责，把反“公害”斗争引到歧路上去。

资产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其反动统治，也不得不做一些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工作。六十年代以来，美、英、法、西德、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建立和加强了专管环境的部门，设置各种研究机构和监测系统，制定有关环境保护的法令和排放标准等。更重要的是，广大劳动人民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在同环境污染斗争中，发明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新技术、新方法。为了解决燃煤和燃油排出的二氧化硫废气污染，出现了在煤和石油燃烧前先行脱硫的技术，如微生物脱硫、气化脱硫等。对已经产生的二氧化硫废气，则用干、湿二法排烟脱硫。浓度较高的二氧化硫废气还可回收利用，是制造硫酸的好原料。在废水处理和回收利用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新方法，如物理处理法、化学处理法、微生物处理法等。同时，不少无害或少害的新工艺、新材料也涌现出来。

人民群众同资本主义制度斗争，同环境污染斗争，使资本主义国家某些污染严重的地区情况有所改善。以英国伦敦为例，几次严重的烟雾事件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公愤，迫使英国政府采取了改变燃料成分和燃烧方法等措施，一九六二年后未发生严重烟雾事件。污水处理后，又有一些鱼回到了泰晤士河。

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做了一些防治污染的工作，但往往是以邻为壑，搞‘污染出口’。英国、西德等国利用建造一、二百公尺以上的高烟囱，把废气排放到瑞典等北欧国家，使这些国家降酸雨、落黑雪。据观测，每年有一百万吨硫酸降落在瑞典国土上。美国、日本等国以“援助”为名，把一些污染环境严重的企业建在国外。莱茵河是欧洲的一条国际河流。沿岸诸国早就成立了联合防治莱茵河污染的组织，但形同虚设，这些国家照样把未经处理的废水倾泻到莱茵河，致使它成为“欧洲最大的下水道”，水质一年不如一年。

总的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污染并没有得到控制，而是越来越严重。这主要不是由于这些国家缺少防治污染的科学技术条件和物质基础，而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要从根本上消除污染、改善环境，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反杜林论》）

资本主义复辟导致苏联公害严重

苏联国土辽阔，森林面积大，河流湖泊多，保护环境的自然条件本来是很好的。十月革命后，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在环境保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自从以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苏修叛徒集团窃取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以后，在国民经济中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大搞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一个厂矿如果超额完成产值指标，一般可得五千到一万卢布的奖金，而污染环境只需付五百卢布左右的罚款。何况奖金进私人腰包，而罚款出自“全民”基金！厂矿企业如果完不成生产计划，管理人员要受到指责以至撤职处分，而有没有保护环境的净化设施，上级却不予过问。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导致厂矿企业不顾一切地追求利润，任意排放“三废”，完全无视环境的严重破坏，使苏联的自然环境迅速恶化，成为仅决于美国的另一个公害“超级大国”。

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六九年苏联排放的废气近一亿吨，污水近四百亿立方米。许多城市上空笼罩一层厚厚的烟雾，许多河流湖泊受到严重污染。苏修官方供认，仅水质污染每年就要损失六十六亿美元以上。

被称为“俄罗斯母亲”的伏尔加河，据一九六六年调查，每小时就要接纳三十多万立方米的污水。特别严重的是由于炼油厂的排污和油轮漏油，使河面到处漂浮石油。有一次竟因小孩玩火引起河面燃起大火。可谓今古奇观！苏联伊谢特河也发生过起火事件。此后，苏联内河航轮上都竖起了“严禁向河面抛烟头和未熄灭的火柴’的牌子。一九七。年，伏尔加河口的重要城市阿斯特拉罕爆发霍乱，其主要原因就是伏尔加河水质污染严重。

地处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是世界著名的淡水湖，贮水量占全世界淡水贮量的四十分之一。沿岸大片森林构成了天然绿化带。在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之下，因工厂肆意排放污水，已使洁净的贝加尔湖受到严重破坏。一九六六年，造纸厂在湖边投产后，工厂排水管附近的水生生物减少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贝加尔湖的名产白鲑鱼减产一半以上。同时，滥伐森林使沿岸多次发生地崩，土地迅速风化。

此外，由于盲目垦荒，滥伐森林，“黑风暴”经常席卷苏联广大地区。在哈萨克、乌拉尔、西伯利亚、北高加索等垦荒地区，每年春季，当狂风大作时，松散的表土经常被刮起而形成巨大的“黑风暴”。一九六三年，“黑风暴’使哈萨克受灾的耕地达二千万公顷。一九六九年一月二日至七日，几天之内克腊斯诺达尔、斯塔夫罗波兰和罗斯托夫等地又有八十二万公顷冬小麦完全毁于“黑风暴”，有六十三点四万公顷其他庄稼受到严重损害。在中亚，受风蚀的土地而积竟达四千五百万公顷，比苏联欧洲部分全部耕地面积还大。这些事实有力地戳穿了苏修所谓“一贯忠实地执行保护自然界和改善利用自然资源的路线”的无耻谰言。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苏修《哲学问题》杂志专门召开了一次“人及其居住的环境”的圆桌会议。在这个会上，苏修科学和理论界的“代表人物”一方面百般掩饰苏修公害的严重状况，另一方面大肆鼓吹环境危机、污染恐怖，妄图对发展中的国家实行“污染讹诈”，与另一个超级大国在环境问题上争夺勾结。他们说什么环境污染是“全球性的危机”、“爆炸性的惨祸”，由于人类都住在地球这幢“公共住宅”里，因而“应制定人道主义公共住宅的规则”。什么是这幢“公共住宅”的规则呢？据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国际合作”、“国际监督”。而这些国际措施“可能与个别国家的民族利益发生矛盾”。这就泄露了他们的天机。原来，他们抹杀阶级界限、取消制度差别，图谋在“国际监督”的旗号下阻挠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的国家发展民族经济，与另一个超级大国在“公共住宅”里称王称霸。然而，“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苏修叛徒集团的倒行逆施，也必将被人民革命、民族独立的历史车轮辗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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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国家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环境污染形成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清楚地说明，环境污染虽然要有一定的物质经济条件，但是，环境污染造成公害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和修正主义路线。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认真贯彻执行“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方针，就一定能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同时，不断保护和改善环境，保证劳动人民的健康，为子孙万代造福。

(本文发表时，编者略有修改。)

原载《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1期

第二篇：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由来和发展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是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的世界性综合运动会。Universiade 是一个专用名词，由“University”（大学）和“Olympiad”（奥林匹克）两个词合成，特指专门为大学生举办的世界性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大运会由三大赛事组成，即“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和“世界大学生体育锦标赛”。其中，最重要的是夏季运动会，其次是冬季运动会，锦标赛由于是单

项比赛，因此影响不大。

早在二十世纪20年代初，当时的国际大学生组织就已开始计划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1923年 5月，在巴黎召开了世界大学生体育代表大会，会议决定于次年举行第一届国际大学生运动会。1924年，首届国际大学生运动会（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Games）在华沙举行，设田径、游泳和击剑3个比赛项目。此后，运动会不定期举办，并于1928年举办了冬季运动会。

由于当时第二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是由国际学联主办。而此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学联在运动会的主办国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并最终导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组织的解体。这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曲折。后经各国代表努力，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于1957年召开了国际代表大会，讨论了大学生体育运动的原则和组织问题，以及有关开展大学生体育运动和与此相关的各门科学问题。规定大学生运动会的项目设置分为两部分，即“规定项目”和“自选项目”。

“规定项目”有十个，包括田径、体操、游泳、跳水、击剑、水球、网球、排球、篮球和足球，“自选项目”主办国可以设两个，至此，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才真正走上正轨。1959年，第一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意大利都灵举行，来自45个国家的985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到1999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已成功举办过20届。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将于2001年8月22日在中国北京举行。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又称“小奥运会”。这是因为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举办时间是在两届奥运会之间，并且也有夏季与冬季运动会之分，于是它就成了奥运会的预演。此外，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选手大部分也是各国奥运会代表队的成员，有些项目的成绩还超过了奥运会的 纪录。

至于运动员的参赛资格，主要是限制参赛年龄，参加大运会的运动员应该在18岁～28之间，也就是上大学的年龄。实际上很多国家都把大

运会作为锻炼年轻队伍的好机会。

第三篇：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发展

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发展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产物，是美对华冷战的产物，是日本殖民统治的后遗症，也是“台独”势力日益猖獗的结果。台湾问题的实质是主权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是涉及中国是统一还是分裂的问题。

台湾问题的形成

1885年，台湾建省。十年之后，1895年，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直到二战结束，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才重回中国怀抱。

1949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势力退守台湾岛。毛泽东已经完成攻台大军和接管队伍的准备工作，只要获得苏联军舰的支持，解放台湾指日可待。1950年，金日成欲统一朝鲜，在苏联的默许和支持下进攻南朝鲜，朝鲜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碍大陆解放台湾。解放军在各种因素交织下，参与了朝鲜战争，错过了解放台湾的历史机遇，也是当时国家海空实力过于弱小的原因。

蒋介石是一位民族主义者，退守台湾后，台湾是反攻基地，大陆是沦陷区，虽然一直接受着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援助，反攻大陆的机会渺茫，但也从未要让台湾独立，并且杀了很多搞台独的人，多次否决了美国提出的“台湾地位未定”论。1950年9月26日，蒋介石针对美国官员及学者炮制“台湾地位未定论”发表演讲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 1955年2月8日，蒋介石发表长篇演讲驳斥“两个中国”：“有人说台湾地位还没有确定，妄想在停火后另行寻求所谓解决的办法。这种说法不仅是违反法律，而且是完全抹煞事实的谬论。”2月28日，蒋介石再次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两个中国’的说法，真是荒谬绝伦。”另外，蒋介石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谁搞台独，我搞他脑袋”。蒋介石心里很明白，没有美国的帮助，反攻大陆就是幻想，但他早期也一直死守“汉贼不两立”的原则（大陆和美国签订三个联合公报后有所松动，特别是在大陆要重返联合国时，虽然蒋氏父子反对“一中一台”，但对“两个中国”保有某种弹性），就当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时，蒋介石是极其愤怒的，他看出美国想分裂中国。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正是美国的介入，使得台湾问题最终发展成大两岸问题，台湾成为美国对华冷战最重要的棋子。美国对台政策又是如何发展的呢？

美国的台湾政策发展

二战后期，同盟国在各个战场取得了胜利，1942年3月，美国提出了由中美英苏四国形成国际“四大警察”的建议。他提出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大中国”，与美英苏共成世界四强。针对此项建议，美国还制定了一个“大中国”的计划。但是蒋介石在大陆的节节失败很快使美国改变了这个计划。

美国认为有必要抛弃蒋介石，同时还要防止台湾落入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但美国国内对台湾的政策也是争论不休，甚至观点截然对立，不过最终确认了其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抛弃蒋介石，同时留下一个同北京政府打交道的余地。

1949年12月底，美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发表了多次声明，均宣布将台湾排除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外。艾奇逊甚至还声称，“谁破坏中国领土完整，谁就是美国的敌人。”

但是，新中国对美国政府在北京的地产的没收、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的浮出，以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等，使国务院的政策很快受到冲击，援蒋派开始上台。1950年6月14日，麦克阿瑟首次提出台湾在战时将是“不沉的航空母舰”的说法。朝鲜战争成为美国对台政策的分水岭。

1950年6月27日，朝战爆发后的第三天，杜鲁门公开发表声明，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不仅在短期内为美军侵驻台湾海峡排除国际法上的技术障碍，使美国对中国内政干涉披上“合法”的外衣，而且从长远看，还可以随时为美国旨在使台湾与大陆分离的企图与活动提供“依据”。

1951年9月8日，在中国没有参加的情况下，美国一手策划了长期以来被“台独”分子视为“台湾地位未定”的法理基础的《旧金山和约》。

1954年，《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台湾成为美国的“盟友”。在1958年的台海危机中，美国还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20世纪60年代末期，国际格局中苏攻美守、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残酷事实，以及中苏关系的破裂催生了三个“联合公报”。美国宣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同意最终从台湾撤出武装力量和军事设备。但中美建交三个月后，美国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为台湾提供法理保障。

这表明，中美建交以后，美国一方面表示遵守中美联合公报，执行一个中国政策，但同时又以《与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继续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扶植台湾，阻挠着中国的统一。至此，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形成了“以台制华”、维持两岸“不统不独”的局面的政策。

日本和台湾的关系

二战后，美苏两大阵营全面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势如破竹，美国为了在东北亚遏制苏联，开始扶持日本。日本是台湾问题形成的最初原因所在，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拉开现今台湾问题形成的序幕。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直到二战结束才归还给中国。但日本重新染指台湾的野心从来没有停止过。战后初期，日本在对华关系、台湾问题上紧紧跟随美国，大谈“台湾地位未定论”，谋划“两个中国”，干涉中国内政。

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推行“皇民化”教育，很多人只会讲日语，不会讲中文，更使得台湾很多人把日本当成祖国。二战末期，日本到台湾征兵，只征几千人，结果几十万人报名去保卫“祖国”即日本。当日本战败时，他们的感受是“我们失败了”，可见日本文化对台湾影响之深。从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打出“重返台湾”的旗号，加紧对台湾的经济渗透。在“台独”问题上，日本军国主义成为“台独”的始作俑者。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即策动一些日军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和汉奸分子，在台湾建立起“台独”组织。

同时，驻台日本右翼军人发动“台湾独立”事件，即为“台独”活动的发端，但遭到失败。由于蒋介石在台湾采取镇压“台独”的措施，“台独”分子只能在海外从事活动。1951年、1956年“台独”分子先后分别在日本、美国建立组织。至60年代中期，日本成为“台独”势力的大本营。

70年代中日两国建交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干涉程度有所收敛，基本遵守了中日“联合声明”和“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精神，基本履行了日本政府对中国所做的承诺，把日台关系限定在经济、文化领域民间的非官方层面上。在此情况下，“台独”势力在日本的活动空间受挤，活动中心遂由日本转移到美国。

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国内出现了“谋求政治大国”的呼声。同时，由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的迅速发展，日本国内出现“中国威胁论”，中日关系出现倒退，特别是李登辉（岩里正男）公然抛出“两国论”后，以及以“台独”为党纲的民进党上台执政，日台关系迅速升温。

台独势力的发展

“台独”就是“台湾独立建国”。这种主张从国民党入台开始兴起，历经50多年的发展，“台独”势力由一个小型地下活动团体演变成一个问鼎台湾政坛的政党。“台独”势力的膨胀与70年代“党外势力”的兴起密切相关，“党外势力”本来是出于反对国民党独裁和专制而形成起来的民主势力，由于受到国民党的镇压，它与“台独“势力逐渐合流，发展为民进党。

“台独”势力虽然都以“台湾独立建国”为目标，但不同的时期，目标又有所不同。“台独”势力的发展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台独”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40年“二二八事件”到60年代末。以日本为活动中心，由“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为主导。也有学者认为是因为国民政府在1953年起实施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导致没落的台湾地主子弟的反抗运动。这时“台独”势力由地方士绅组成，以战后逃亡日本的移民为基础，成员多是台湾在日据时期的汉奸、间谍、投机商及其子弟。他们鼓吹“台湾地位未定”，“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妄图将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这种被称为“皇民化台独”的势力，因为“得不到台湾民众的支持，随着1965年廖文毅回台投蒋在日本的活动日益减少。

“台独”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党外势力”阶段，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1986年9月民进党成立之前。这期间，联大驱蒋，中日和中美建交，“中华民国”的神话被打破，台湾社会发生了转型，由传统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主的社会，民众文化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中产阶级在台湾社会中崛起，这个阶层强烈要求得到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政治权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台独”势力与代表中产阶级的新兴“党外”势力合二为一，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国民党势力，它们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要求民主、分权。当时，美国对台湾执行“双轨政策”，它一方面支持台湾当局，另一方面又支持地方反蒋势力，或明或暗地支持“党外”势力中的“分离中国”的倾向。

1979年8月，黄信介、施明德、许信良、张俊宏等人又进一步建立“美丽岛杂志社”，使其发挥“不是政党的政党作用”。这股势力虽在“高雄事件”（又称美丽岛事件）中遭到重挫，但很快便不管台湾当局的警告，与岛外“台独”势力合流，使势力恢复和壮大起来，形成实力仅次于国民党的岛内第二大政治力量，直至1986年民进党成立。

“台独”活动的第三个阶段是:民进党阶段，从1986年民进党成立到1992年5月台湾当局修正“刑法100条”使“台独”分子得到言论与结社“自由”。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过世，李登辉主政，他大力推行“本土化”、“民主化”政策，他开始在“一个中国”问题上不断“玩花样”，搞“小动作”，台湾的反对势力以政党的形式向国民党的权威体制提出了挑战。李登辉对民进党和其他政治力量表现出的“台独”倾向、“台独”政策与“台独”活动，采取了姑息、纵容的态度。2000年由于国民党内部分裂，民进党上台执政。

实现和平统一的愿望

台湾是个选举社会。选民的态度，决定政党的态度，决定政治领袖的态度。2018年3月，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民调公布的这张图表，把台湾的现状表达得较为清楚。

大体说来，从1991年到2018年，27年间，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的台湾人，从13%，增加到75%。同期，认为自己也是中国人的台湾人，从73%，下降到10.4%。同期，认为自己就是中国人的台湾人，大体保持在10%。造成这个现状主要有两大原因。第一就是，1994年以来，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成功修改了台湾的大中小学教材。现在，台湾大中小学，用这种去中国化的台独教材，每日每时自发大批地生产台独分子，现在台湾42岁以下的中青年，就是这种人造的天然独。第二就是社会舆论，从领导人讲话，到电视广播，到报刊杂志，到同学同事亲朋好友，1994年以来，经过耐心细致、艰苦顽强的斗争，台独势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终消灭了统一势力。2016年1月，量变发生质变，一举永远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结构，台独势力从此长期掌权，统一势力从此土崩瓦解不复存在。现在42岁以下天然独，10年后52岁以下天然独，20年之后62岁以下天然独，30年以后72岁以下天然“独”。

根据现有的台湾政治制度下，想要通过选举实现和平统一几乎不可能。台湾目前没有一个支持统一的政党，选票能够超过1%。2016年选举的换“柱”**，已经更明确的表明现在的国民党早就不是“两蒋”时期的国民党了，早已成为反对统一的“华独”政党。

2018年3月31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论：《精确打击赖清德 开创反独新局面》。这是一篇神来之笔的雄文。该文建议，对台独领袖赖清德，启动《反分裂国家法》和《刑法》，像对待恐怖分子一样，“精确打击，定点清除”。如能成功开启审判赖清德的先例，不仅对他本人，对其他死硬“台独”政客都将形成强大心理震慑。这样才能壮大统一的力量，使得主张统一的声音逐渐成为台湾的主流。

武统遐想

台湾问题，我个人看法目前是无解的，最终有能力有魄力实现中国统一的大陆领导人将超越近现代的所有革命先驱，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人，必将永垂青史！那么和平统一遥遥无期，如果要武统，有这样的机遇吗？是要等到大陆拥有6艘航母时以武促统吗？还是等GDP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时候？

现在美国在中东蠢蠢欲动，在叙利亚和俄罗斯展开代理人战争，和中国的贸易战酣战正欢，天下各国观望大局选边站队。如果俄叙伊和美英法全面开打，美国再次陷入中东泥潭，中国就应该果断武统台湾。解放军前南京军区副司令王洪光表示若爆发冲突，解放军夺取台湾，是“以小时计(算)”，著名军事评论员房兵也说，是按小时来计算武统时间。那么在加上1-2天调兵遣将，重新布署，巩固台防，加上南海三岛，大陆面对台海沿岸配合，美国国会就算一周内能批准武力援台，也已大势所去。中国统一后，控制了台湾海峡，真正意义上冲破了西方政治集团的第一岛链，从此东半球尽在掌握之中。如此向全世界彰显中国之实力，远比口头宣传和无休止的经援要强百倍。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要想在十年内全面超美并不容易，光GDP超过美国，中国整个实力也难在全球取代美国，但只要站稳了东半球，中国取代美国将是迟早的事！

第四篇：台湾问题的由来与发展

台湾问题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

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本学期第二次的形势与政策课报告会。这次报告会是由学校两课部、宣传部、学工部、教务处共同举办的。本来这次报告会是安排校党委宣传部石部长主持的，两课部主任吕学芳教授点评的，因为他俩今天下午到学校有特别重要的会议要参加，不能亲自来参加这次报告会的主持和点评了，就委托我来主持。

大家知道，台湾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分离。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改变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这是国际社会都承认的事实。但是，由于前一段时间台独分子昌狂，推行去中国化，甚至列出台湾独立时间表，“台独”分裂势力日益升级的活动，威胁到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威胁到两岸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威胁到台湾同胞的利益和福祉、威胁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在这样不得以情况下，我们不得已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这部法律是针对扼制台独、维护台海和平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

最近，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亲民党主席不断来大陆访问，引起了中国人民及全世界的关注，虽然这两党不是执政党，但两位主席访问对推动两岸和平稳定、对台当局大陆政策改变也是十分重要的作用的。

那么，我们如何去正确理解《反分裂国家法》？连宋访问到底对台海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台海局势究竞如何发展？我们今天就袁云初老师给大家讲解。袁老师是我校获得教育部精彩一课获得者，也是我校研究国际问题、台湾问题的专家了，每次报告会都非常精彩，我相信他今天也会让大家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好，下面就言归正卷，我们就以热烈掌声欢迎袁老师给大家作精彩演讲！

反分裂国家法

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是没有改变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法律地位，也没有改变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促进海峡两岸的统一，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不但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义务，也是国家不可剥夺的主权权利。

反对、遏制分裂国家的不法行为，包括运用法律武器打击分裂势力的猖獗活动，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促进国家统一的题中应有之义。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刚刚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恰恰就是一部这样的法律，它体现了国家意志，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

《反分裂国家法》是一部特别立法，是专门针对当前台海两岸关系形势及其发展趋势、专门针对“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的活动而立法的。“台独”分裂势力日益升级的活动已经构成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直接威胁，不采取这种权威的、断然的立法措施，威胁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根源就难以消除，两岸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历史机遇就会遭到破坏，台湾同胞的利益和福祉就会被断送，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就会受损害。

世界上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有义务也有权利采取法律手段来制止分裂、维护统一。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为了阻止南方11州奴隶主企图脱离美国联邦、谋求独立的活动，林肯总统和共和党政府就及时颁布了《反脱离联邦法》，作为打击分裂势力的法律依据。140多年前新生的美国尚且就有这样强烈的国家意识和立法举措，出于类似的立法意图，身处21世纪的中国没有理由不行使及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

《反分裂国家法》是一部反分裂、求稳定的法律。当前台海两岸稳定的威胁，不是来自祖国大陆，而是来自“台独”分裂势力。是“台独”分裂势力在处心积虑、紧锣密鼓地企图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反分裂国家法》是被逼出来的，是为了回应这种威胁，针对“台独”分裂势力企图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现状的分裂活动而制定的。其目的是为了打击“台独”，维护两岸关系的稳定。即使被迫采用包括非和平方式的一切手段，也只是为了遏制“台独”，维持两岸关系和平稳定不因“台独”分裂势力的冒险行为而改变。有人企图把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帽子扣到《反分裂国家法》头上，完全是不顾事实、颠倒是非曲直的。

《反分裂国家法》又是一部求和平、求统一的法律。通观整部法律不难发现，它的立意、基调和主体内容是谋求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与共同发展，是宣示国家实现和平统一的最大诚意和最大努力。和平统一最符合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祖国大陆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没有人比我们更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为此，该法不但经由法律的形式，把争取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提升为国家意志，在全世界面前做出了庄严承诺，而且以明确的法律规定，提出了维护台海稳定、发展两岸关系的重大措施，提出了两岸平等协商谈判、达至和平统一的重大议题。只要认同一个中国，两岸就能坐到一起，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这些规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包容，释放出促进和平统一的最大善意和诚心。退一步讲，即使从大陆自身的切身利益计，也不愿意看到两岸兵戎相见，也要排除威胁、力争和平。因此，这部法律从根本上说是一部谋求和平、开创和平之法，而不是被有些人歪曲的那样是所谓“战争法”、“动武令”。至于说到第八条规定的非和平方式，首先，那是在和平统一的努力完全无效的情况下，不得已作出的最后选择，不是大陆方面所希望的；其次，那也恰恰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维护领土完整的正义盾牌和最后手段。

《反分裂国家法》是一部反“独”促统、维护稳定、谋求和平的法律。这部法律不会因为有人恶意歪曲而减损自己立法意图的光辉。实践将验证它的效力，时间将证明它的价值。

反分裂国家法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在我看来，《反分裂国家法》的要旨全都包含在胡锦涛主席3 月4 日讲话所强调的“四个决不”之中，有些问题用法的形式来表达，只能规定基本的原则方向，用领导人讲话的形式则可以表达得更明确、更具体、更灵活、更具前瞻性。因此，我想结合胡主席的重要讲话并针对台湾当局《反分裂国家法》的反弹动作，谈三个观点：

一、《反分裂国家法》是守卫国土而非并吞台湾法，是保和平法而非战争法

这部法的名字叫《反分裂国家法》，它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反台独、反分裂！其实搞对台研究的学者都知道，要求对台立法的建议，多年来一直不断有人提出，但由于这些建议无一例外都涉及使用武力的敏感问题，中央必须慎重考虑。但是近两三年来，“台独”分裂活动日益独猖獗并迅速升级，特别是到2003 年底，台湾当局领导人公然提出“台独时间表”，而且不顾美国的明确反对，强行“公投绑大选”，严峻的局势要求大陆必须做好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这就是制订《反分裂国家法》的决策背景。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反分裂国家法》是一部被“台独”逼出来的法。

台湾有些人把这部法说成是针对所有台湾人民、要并吞台湾，要消灭台湾民主建设成果的法，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首先，“台独”不等于台湾。台湾是中国国土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大陆的立场，“也见之于台湾现有的规定和文件”。两岸在政治上虽未统一，但中国在主权和领土上是完整的，这也见之于双方有的规定和文件。“既然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就不存在所谓大陆和台湾谁吞并谁的问题”。《反分裂国家法》是针对“台独”势力把台湾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的图谋而立法，这是一部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法，是一部维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的法。如果台湾当局认真按照其“现有的规定和文件”办，就应该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九二共识；退而求其次，如果真正兑现“四不一没有”和“不以宪改推动法理台独”的承诺，也能缓解两岸的紧张关系，台海和平格局也就不至于被破坏，台湾的任何党派和个人自然也就完全不必担心遭到《反分裂国家法》的惩罚。

其次，“台独”更不等于台湾人民。不仅大陆人民反对“台独”，台湾的多数民众也反对“台独”，在去年底的“立委”选举中，坚决反对“台独”的国民党和亲民党赢得了多数席位，这就从侧面反映了台湾多数人对“台独”的态度。《反分裂国家法》表达的是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在内的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反对“台独”势力分裂国家，既是要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也是要保护台湾人民的福祉；维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才能保障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大局，台湾人民也能从中获益。胡主席在“四个决不”的讲话中强调：“‘台独’分裂势力越是想把台湾同胞同我们分隔开来，我们就越是要更紧密地团结台湾同胞”，“尊重他们、依赖他们、依靠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照顾他们正当权益”，这种对台湾人民的感情和对争取台湾民心的高度重视贯穿《反分裂国家法》的全文。这部法的绝大多数篇幅是关于如何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对两岸谈判的规划和设想、以及如何保护台湾人民利益的问题，六个“可以谈”和五个“鼓励”，其实全都是台湾人民欢迎。试问，世界上有这样的战争法吗？

第三，反“台独”分裂不等于反对台湾的民主改革。台湾当局其实也知道搞“台独”不得人心，所以他们推动的反《反分裂法》大游行，也不敢把“台独”的主张作为主要诉求，而是指鹿为马地攻击大陆“要消灭台湾民主建设成果”、是“反民主、反改革”。其实《反分裂国家法》的规范对象是分裂国土的行为，胡锦涛主席指出：“中国是包括2300 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3 亿中国人民的中国，大陆是包括2300 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3 亿中国人民的大陆，台湾也是包括2300 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3 亿中国人民的台湾。任何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必须由全中国13 亿人民共同决定”，我理解这番话的意思，如果台湾有人想通过“公投”为分裂国土的行为披上一件民主的外衣，那他们恰恰是亵渎了民主，因为这已经侵犯了13 亿人民的民主权利。除去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之外，台湾的内部事务，如自身如何改革、政治如何发展，大陆完全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台湾当局恶意曲解《反分裂国家法》的本意，用“保卫民主”的旗号煽动民众走上街头，这种蓄意挑动两岸人民的仇恨、把对抗不断升级的做法是违背台湾多数人民要求两岸改善关系的善良愿望的，想借民意为“台独”壮胆，也是注定难以如愿的。

二、“非和平方式”是最后的、被迫的、有限度的

在“台独”活动日益升级的情况下，大陆不得不做一些非和平方式的准备，换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在面临国土分裂的危机时都要做此种准备。《反分裂国家法》关于非和平方式条文所蕴含的信息，我认为起码有三点：

（1）用武不再仅止于威慑。关于授权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组织实施”的条文和保护台湾平民、外国人权益等条文，这些是以前从未讲过的，说明《反分裂国家法》不同于以往的宣传威慑或军事演习，它本身就是大陆在“台独”可能突破底线的现实威胁下“准备打”的一个环节，如果陈水扁在“法理台独”的问题上一意孤行，极可能迫使大陆采取“非和平方式”。任何人也不要低估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如果为此必须付出代价，中国准备付出这个代价！

（2）不到万不得已决不用武。《反分裂国家法》中关于“底线”的三种情况，都是大陆方面不可能主动去做的，换言之，必须有“台独”的“分裂事实”或“重大事件”在先，才有“非和平方式”的问题，这部法只是对“被动用武”授权，但并没有对“主动用武”授权。有人批评这部法中关于何谓“造成事实”、何谓“重大事变”、何谓“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都有很大的弹性解释的空间，是“为解放军发了一张随时可用武的空白支票”。然而，换个角度看，多保持一点弹性，其实正是为了尽量留出争取和平的空间、尽量留出谈判妥协的空间、尽量留出包容对方的空间。胡主席在3 月4 日的讲话中指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这是我们始终坚持为实现和平统一而不懈努力的根本原因”。“只要和平统一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会进行百倍努力”，这番话的确反映出大陆希望尽最大可能避免使用武力的诚意和善意。

（3）用武目的不在于统一而在于反分裂。把2001 年1 月发表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同《反分裂国家法》相对照，可发现对用武底线的规定有下列变化：a，前者“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后者变为“非和平方式及其他一切必要措施”，后者提法至少在语感上比前者温和；b，前者把“外国侵占台湾”列为用武的第二种条件，后者未提及这条，说明后者更注意避免同外国发生冲突；c，“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谈判”改为“如果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此项修改显然是要提高主动用武的门槛，即笔者所谓只对“被动用武”授权而不对“主动用武”授权；d，前者把用武目的归结到“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后者未出现这句话，这表明即使采取“非和平方式”，也不是要一举完成统一，只要台湾当局同意“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大陆就会停止武力行动，届时台湾还将自己选本地区的领导人，两岸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这部法中并没有许多人猜测的“追究条款”或“处罚条款”，为什么？因为立法者了解反独成功并不等于促统成功，既然这时大陆并没有管治台湾，即使制订了“追究条款”或“处罚条款”也不能落实，反而为谈判制造障碍，所以没有定此类条款。

三、和平统一的真实涵意是政治统一，对此祖国大陆是有耐心的、对台湾人民是有诚心、爱心和信心的、期待两岸人民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共同促成

既然两岸的现状是领土和主权没有分裂，那么统一的本质规定就是两岸的政治统一。反“台独”反分裂与促成两岸最终的政治统一是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两件事，前者是回击现实的威胁，后者是长远目标。对于后者，祖国大陆是有耐心的、对台湾人民是有诚心、爱心和信心的、期待两岸以平等协商、和平渐进的方式共同促成。

胡锦涛主席在2003 年3 月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四个有利”，即只要是对台湾同胞有利、对促进两岸交流有利、对维护台海地区和平有利、对两岸关系发展与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情，祖国大陆都会尽最大努力去做。国务院台办先后提出“共同参与、多点开放、直接对飞、双向载客”的“十六字目标”与“大陆积极推动两岸‘三通’政策不变”等五点意见，积极与岛内各界联系，主动邀约台湾航空业者与大陆相关人员进行沟通，最终使春节包机得以实现。台湾海基会原董事长辜振负去世后，海协会汪道涵会长派副会长孙亚夫、秘书长李亚飞等，以其私人代表身份赴台吊唁，以显示对辜先生的敬意与对台湾同胞的尊重。随后又在台湾农产品销售大陆、货运包机，两岸直接“三通”等议题上主动释出善意，这都是“四个有利于”的具体表现。

在两岸谈判问题上，大陆也展现了尽量大的零活性。在最困难的“一个中国”问题上，北京为台湾方面设置了四个“台阶”：最低的要求是守承诺，“胡四点”要求陈水扁切实履行‘四不一没有’和‘不以宪改推动法理独立’的承诺。在笔者记忆中，北京的最高级领导人迅速对台湾最高领导人的某种表态做出直接回应，而其中又暗含了对“中华民国法理”的某种肯定，这还是第一次。第二层台阶：“对于台湾任何人、任何政党朝着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方向所作的努力，我们都欢迎”，这里的“任何人、任何政党”显然是指民进党，因为国民党和亲民党原本就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对民进党而言，即使暂时做不到“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但只要朝着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方向进行努力，大陆注意到了，都会表示欢迎。第三层台阶：胡锦涛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不仅是大陆的立场，“也见之于台湾现有的规定和文件”，这段话可理解为，台湾当局可以按照它现在的规定和文件作表述，回到一个中国原则。最后：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九二共识”，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政党，也不管他们过去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们都愿意同他们谈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问题，其它问题也都可以谈，包括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等问题，也包括两岸关于和平稳定发展框架和实现和平统一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所问题。这“四个台阶”的设计，反映了大陆对尽早恢复谈判的诚意，而且充分考虑到了对方的立场和方便。

综上所述，《反分裂国家法》体现了对于两岸关系未来走势的两手准备，和战的选择权其实不在北京而在台北。台湾当局如果能从这部法和胡主席的讲话中体会出克制、包容和善意，从而采取切实有助于改善两岸关系的措施，则两岸关系幸甚、中华民族幸甚！反之，如果以为有人上街游行就是“民心可待”，那两岸关系之路可能就真的要越走越窄了。（黄嘉树）

胡四点

「胡四点」是胡锦涛全面掌权以来大陆对台政策的最重要宣言，当中坚持与新意兼而有之，体现了大陆新领导层对「江八点」既有对台政策的延续与发展。可以预期，今后大陆对台政策的底线，就是结合国际社会的主流规范和价值确保台湾不致走向「法理台独」，并以更长远的角度和更大的耐心推动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以至和平统一。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就两岸关系发展发表了四点讲话：一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二是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三是贯彻寄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四是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这次讲话被外界简称为「胡四点」，而就有关讲话的具体内容及其透露的讯息而言，无疑是胡锦涛全面掌权以来大陆对台政策的最重要宣言，当中坚持与新意兼而有之，体现了大陆新领导层对「江八点」既有对台政策的延续与发展。

综合地看，「胡四点」坚持了八十年代初以来大陆对台政策的主要原则，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岸关系的基础和坚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有关的坚持，基本上就是对大陆过往对台政策的继承。

然而，在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和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既定政策立场的同时，「胡四点」对「一个中国」原则明显展现出更宽松的解读，而且也对两岸和平统一作出更多的柔性诉求。

碰触两岸现状议题

在「一个中国」原则方面，胡锦涛首次以最高领导人身份指出，「一九四九年以来，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这就是两岸关系现状」。这番说话的意思应该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两岸虽处于分治状态，但并未出现主权层面的法理分裂。换言之，现实上台海两岸虽未曾统一，但台海的主权现状仍是一个中国，台湾在法理上并没有独立于中国主权。胡锦涛这样的台海现状诠释，与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对台海关系「不统不独」现状的认知几乎同出一辙。过去，大陆绝少就两岸现状作出诠释，如今「胡四点」不仅碰触有关议题，甚至在诠释上贴近国际社会的看法，显示出大陆新领导层在对台政策的务实发展。

迫使台湾当局放弃「法理台独」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胡四点」在承认了两岸「不统不独」的「一个中国」现状之后，同时强调有关现状的诠释亦「见之于台湾现有的规定和文件」。这样的强调可谓连消带打，迫使台湾当局诚实地面对包括隐含「一个中国」架构的中华民国宪法和其它种种现存政策文件（如国统纲领）的规定，放弃「法理台独」的追求重归「不统不独」的台海现状的意图彰彰明甚。

认同「扁宋会」的正面意义

事实上，「胡四点」的第四点便毫不含糊地表明，大陆在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问题上决不妥协。在表明这一立场的时候，胡锦涛又敦促「台湾当局领导人切实履行二月二十四日重申的『四不一没有』的承诺和不通过『宪改』进行『台湾法理独立』的承诺，通过实际行动向世人表明这不是一句可以随意背弃的空话」。由于这两点承诺是早前「扁宋会」的重大共识，也是美国一再要求陈水扁维护台海现状必须信守的承诺，有关的敦促起码透露出如下两点意义：

（一）大陆新领导层认同「扁宋会」达成的十点共识的正面意义，并愿意公开作出积极的响应和肯定。

（二）大陆新领导层在对「台独」的定义问题上愿意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底线趋同，而有关的底线就是「法理台独」。

柔性诉求贯穿「胡四点」

至于两岸和平统一的柔性诉求方面，更是由始至终贯穿「胡四点」的整篇讲话，当中不仅并无片言只字提及武力威胁等字眼，反而到处展露出宽松开放的精神、平等包容的态度和对台湾人民利益的体贴，包括：「只要台湾当局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对话谈判即可恢复，而且甚么问题都可以谈」；「和平统一，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只要和平统一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会进行百倍努力。我们真诚希望台湾有关人士和有关政党严肃思考这个重大问题„„」；「无论在甚么情况下，我们都尊重他们（台湾人民）、信赖他们、依靠他们，并且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千方百计照顾和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台湾农产品在大陆销售的问题，事关广大台湾农民的切身利益，要切实解决。如果两岸客运包机实现了『节日化』，还可以向常态化发展。两岸货运包机问题，可以由两岸民间行业交换意见„„」。「胡四点」的柔性诉求，针对的相信不仅是台湾人民，而且应该同时包括国际社会。大陆新领导层清楚知道，台湾问题早已国际化，故此希望透过有关的柔性诉求，向台湾社会和国际社会展示出其温和理性的形象，以加强其对台政策对台湾社会的吸引力和减低国际社会的阻力。

以更大耐心推动和平统一

总括而言，「胡四点」无论在台海现状的诠释「台独」的定义上都与国际社会的看法接近，而且通篇讲话到处流露出的柔性诉求又符合国际社会所强调的温和理性的价值，这说明大陆新领导层对台海问题的复杂性和国际背景有更深刻的认识，愿意尽量根据国际社会的规范和价值来处理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若然这样的解读离事实不太远，可以预期，今后大陆对台政策的底线，就是结合国际社会的主流规范和价值确保台湾不致走向「法理台独」，以更长远的角度和更大的耐心推动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以至和平统一。就这一角度而言，如果台湾当局真的能信守「扁宋会」的十点共识，两岸关系逐步走向和缓化和稳定化应是可以期待的。（王家英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研究副教授 文汇论坛）

针对美国近来频频正面评价连宋访问大陆，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指出，两岸以这种方式接触符合美国的利益，而美国力图在台海两岸保持“不统不独”状态的基本立场并未发生变化。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朱锋教授认为，前段时间陈水扁一系列的“急独”表现，在美国看来已经超出了限度，有可能触怒大陆引发海峡乃至于亚太局势的紧张，因此，美国“也是希望两岸以这种形式展开交流和对话的”。对美国而言，海峡两岸维持一定的政治联系，甚至展开磋商和会谈，有利于保持区域稳定，保证美国的国家利益。

朱锋教授指出，美国当然不希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但美国并不害怕两岸磋商和会谈，因为磋商和会谈并不代表问题的解决，它仅仅意味着双方保持接触，防止关系全面破裂，局面不可收拾。在美国看来，连宋“登陆”仅仅是台湾岛内反对党领袖与中共的接触，即便达成一些共识，也不可能对两岸的统一发挥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反倒可以发挥平衡“急独”的作用。同时，连宋“登陆”其实是台湾岛内政治斗争的延续，同时也反映了岛内至少一部分民众的意愿，美国对此给予一定的正面评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很符合美国自诩“世界领导者”的形象。

此外，目前美国的战略重心并不在台湾海峡。两岸出现一定的缓和迹象，也有利于美国集中精力处理伊拉克问题等棘手事务。

朱锋教授还指出，美国力求台湾海峡两岸“不统不独”的基本立场，其实一直没有改变。而美国的具体政策始终是围绕这一基本立场展开的。“急独”势头过猛时，美国会乐意看到甚至主动促进两岸对话接触；“统一”声势大盛时，美国也会反其道而行之。不过，从目前岛内政治发展的形势来看，后面一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很小，近期内美国似不太需要阻挠两岸交流。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刊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郭震远的文章称，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同时受到海峡两岸关系错综复杂变化的重要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台海局势明显恶化的重大影响，逐渐形成了具有明显双重性的涉台国际环境。

文章写到，当前的涉台国际环境，一方面有利于防止公然“台独”，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不利于我们早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因素，但前一方面占主导地位。

文章称，这决定了：从总体上看，当前的涉台国际环境对于我们当前坚决制止“台独”活动，特别是制止以“法理台独”为标准的公然“台独”是有利的，而且从长远看，也将对我们最终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有利。

文章指出，当前的涉台国际环境有利于防止公然“台独”。“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和“不支持台独”，是有关各国基于自己国家重要利益作出的政策选择，因而不仅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在各自的对台湾问题政策中必然占主导地位。所以，有利于防止公然“台独”，是当前涉台国际环境的基本特点。

文章同时也称，由于历史的原因，更由于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发展变化，当前涉台国际环境中存在不利于我们早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因素。这些因素增加了我们反“台独”斗争的复杂性，对我们争取早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形成了不能忽视的干扰。

此外，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美国一直是台湾当局最主要的外部支持者和保护者。所以，美国因素一直是涉台国际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美国对台湾问题插手、干涉的方式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涉台国际环境的基本特点。

最后，文章指出，当前涉台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的反“法理台独”斗争。

香港《大公报》16日发表施君玉的文章，说美国不应该对中国反分裂国家法说三道四。文章指出，美国说此法无助于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并不符合事实，恰恰相反，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正是为了维护台海的和平。文章还说，该法的主旨是和平统一，防止国家分裂。根据前后条文的逻辑，只有在面临国家分裂的情况下，才采取非和平手段。也就是说，只要不出现分裂的情况，也就不存在动用非和平手段的必要，这本来与美国挂在嘴边的一个中国政策并不矛盾，因此美国对该法没有指责的理由。

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总喜欢对别国指手划脚，对别国事务说三道四。中国本 周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这本来完全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与美国没有关系，但美国白宫和国务院的发言人都表示，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是不幸的事情，并认为无助于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其实，美国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恰恰相反，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正是为了维护台海的和平。

美对台政策言行不一

美国对台政策历来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口头上美国一直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海出现军事冲突，但背后却不断对台售武，经常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唤起了“台独”势力的幻想。此次中国人大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显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和平统一的意志，也表明不惜使用非和平手段制止国家分裂的决心。该法的主旨是和平统一，防止国家分裂。整个法律贯串著和平统一的思想，没有半点“火药味”。根据前后条文的逻辑，只有在面临国家分裂的情况下，才采取非和平手段。也就是说，只要不出现分裂的情况，也就不存在动用非和平手段的必要。这本来与美国挂在嘴边的一个中国政策并不矛盾，所以美国对该法虽有不满，但却找不到指责的理由。

“不统不独” 美占尽便宜

对中国政府不放弃武力的政策，美国是很清楚的。反分裂国家法只是将使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三种情况在法律上作了界定。一直以来，“台独”势力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一旦大陆以武力制止“台独”，美国是否会亲自出马，协防台湾。对此问题，美国至今一直遮遮掩掩，没有真正明确的表态。

其实，美国人最希望的就是台湾保持“不统不独”，美国由此可以谋取最大的利益。在“不统不独”的状态下，美国的武器可源源不断地卖给台湾，让台湾人拿美国的武器去抵抗大陆，让中国人相互残杀，同时还赚足了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而美国人自己则袖手旁观，只需用嘴巴鼓动台湾保卫民主、自由，挑起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对立情绪，从而持久保持台海“不统不独”的局面。

“独立”将使台失去价值

如果台湾真的“独立”了，对美国人来说将失去利用价值。小小的台湾岛，既无石油，也无市场，如果真的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美国人连武器也卖不出去了，届时的台湾在美国的政治棋盘上很可能就一钱不值。更何况，台湾“独立”的必然结果是大陆以武力制止分裂，一旦出现这一情况，美国将被拖入无比尴尬的境地。袖手旁观和出兵干预，都不是符合美国利益的选择。因此，保持台湾“不统不独”，最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基于上述政治逻辑，美国反对台湾“独立”是理所当然的。

美国虽然不赞成台湾“独立”，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就支持统一。在国际政治游戏中，利益是指导国家行为的唯一标准。美国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感到某种潜在威胁，因而视中国为潜在对手，遏制中国是美国的长远战略，而台湾问题正是美国遏制中国最经济、最有效的一张牌。如果台湾与大陆实现统一，不仅使美国失去了遏制中国的一把利剑，而且将使中国的实力进一步上升，加快中国的崛起，这无疑违背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因此美国不愿看到中国的统一。

转自香港文汇报

第五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由来与发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由来与发展

2014年09月22日 第A3版：思想理论 作者：熊自牧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3259 在安排部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总书记强调，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好好下一番功夫。联系中国共产党90多年发展史，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论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优良作风，需要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其形成脉络和丰富内涵。

形成脉络

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基本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党内监督，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使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有力武器。

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了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集中整治对党和革命事业危害最大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通过近三年整风学习，总结了历史经验，澄清了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等重大是非问题，大大增强了全党的团结统一。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明确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随后，党的七大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是党第一次将“批评和自我批评”写入自己的章程，成为全党共同遵守的准则之一。

1956年，在党的八大会议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提出，各地区各部门党的组织，必须运用过去整党工作的经验，采取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每隔一定时期，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顿，特别着重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随后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党员必须经常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揭露和消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以教育自己和人民。党章在规定党员义务时明确指出，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且努力加以克服和纠正。党章在规定基层组织一般任务时明确要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和消除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同一切违法乱纪、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进行斗争。这是党章第一次将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党员的义务和党组织的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党章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相关规定日臻完善。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继承和发展了八大党章的相关论述。党章在总纲中明确，党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原则问题上进行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章在规定党员义务时指出，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支持好人好事，反对坏人坏事。党章在规定基层组织基本任务时明确要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1992年，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在规定党员义务时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要求作了调整，增加了“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这句话。在规定基层组织基本任务时，保留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要求，删除了与党员义务中已经有明确规定的“揭露、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要求。至此，党章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完整论述开始固定下来，至今已有20多年，党的十五大到十八大一直保持了十四大党章的规定。

一段时期以来，人们更耳熟能详的词语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什么流行词语竟然与党章规定不一样呢？追寻历史的足迹，我们在党的七大党章中找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词的历史源头。党的七大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与此同时，党章宣示，中国共产党反对那种自高自大、害怕承认自己错误、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绪。从党章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两个词语的内涵是一致的。党的八大之后，党章不再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词。几十年后，在2001年召开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三大优良作风。其中，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与七大报告中的提法完全一致，第三个作风稍有拓展，七大报告的提法是自我批评，全会决定的提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此为契机，十多年来，人们沿用的都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提法。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通知、党的各级领导人的讲话，都普遍回归到党章的规定，多少有些正本清源的意蕴。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把握的三个关键点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中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有着丰富的内容，包括基本的原则、态度、方法、形式等。中华文化有“吾日三省吾身”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人更要时刻自我反省，经常自我批评，虚心接受批评，不断提高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过程中，我们要牢牢把握以下几个关键点。

把握根本目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目的是巩固党组织的团结统一，提高党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党内发生的矛盾，工作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一般说来，都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对于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只能采用民主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不能用强制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揭露党内出现的各种错误倾向和不正之风，保持和发扬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巩固和发展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根本目的，最要紧的就是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我们开展批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帮助同志祛病强身，增强党内团结，因此批评一定要与人为善，既实事求是提出问题，严肃批评，又恰如其分，分析危害和原因，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达成新的团结。

把握基本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尊重客观事实，掌握正确的方法。一是牢记实事求是。准确掌握情况是开展批评的前提条件。要把握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夸大事实、不缩小问题、不掩饰缺点，讲得恰如其分，令人心悦诚服，真正让人感受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心诚意。二是坚持问题导向。解决问题是检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根本标准。要紧盯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紧盯解决“四风”中的焦点问题，以改进作风、改变状态、改造思想为着力点，扎实开展好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解决问题来切实推动事业发展。三是注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严己恕人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之一。因此，必须把握好分寸，讲究好方法，做到严己恕人。自我批评要对照先进性的标准，对照改进作风的要求，认真检查自己的所思所言所行，及时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批评别人要出以公心，与人为善，从团结共事的原则基点出发，从求同存异的理性思考入手，以宽容谦和的批评赢得别人的尊重，帮助别人认识错误，欢迎别人改正错误。

把握尺度界限。开展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真诚的而不是虚伪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目的是帮助那些“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惑”的同志，明辨是非，放下包袱，通过刮骨疗毒达到祛病强身的目的。同时，要注意划清两大界限。一是要划清与庸俗腐朽的好人主义的界限。防止在原则性问题上走中庸路线，取消思想斗争，搞无原则的和平共处，使得批评和自我批评流于形式。二是要划清与上纲上线的极左做法的界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重搞左的一套，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无情打击，人身攻击。在党内生活中，无论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应着重于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大局，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开展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既要红红脸，出出汗，又要不伤心，不伤情。特别需要明确的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目的之一是为了与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但不是用来与腐败分子作斗争的武器。对腐败分子，既不能试图采取党内批评的办法避重就轻解决问题，也不能允许其通过自我批评蒙混过关，而是必须绳之以党纪国法，绝不宽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