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之前中日关系的发展

第一篇：1895年之前中日关系的发展

１８９５年之前中日关系的发展

王鑫

中日两国作为当代东亚地区的两个关键性大国，其相互关系对东亚乃至整个 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产生直接影响。作为同一地区两个相邻的国家，中日之间 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当代中日关系也是历史上中日关系发展的直接结果。柯林 武德曾经过：“今天由昨天而来，今天里面就包括有昨天，而昨天里面复有前天，由此上溯以至远古：过去的历史今天依然存在，它并没有死去。”通过对昔日中 日关系的研究和分析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今日中日关系的现状和未来。

一，日关系中的地理因素

两千年来中日关系和中国与其它周边国家关系有者巨大的差别。众所周知有 于中国和周边国家巨大的文化，经济，军事实力的差别使中国和周边国家形成了 一种朝贡关系：周边国家承认中国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权威，中国也承认这些国家 的主权不干预这些国家的内部事物。也同样由于这种实力上的巨大差别使除北方 游牧民族外的周边国家虽然有时和中国发生军事摩擦，但只限于边境地区冲突而 决无入主中原，占领中国只野心。但日本和这些国家完全不同，日本虽然中国的 地理位置并不遥远，但日本在产生同一的国家政权后就始终不愿承认中国在政治 上的优越性，同时不愿意承认中国在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而是企图 建立一个日本占优势的东亚国际关系。进一步在１６世纪当日本的国家实力刚刚 获得一定发展时日本就产生了占领中国，主宰东亚的野心。虽然当时日本的这种 努力以失败告终，但三百年后当日本的实力再次得到发展后，迅速又走向了向东 亚大陆扩张的老路。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地理因素几时即使不是全部原因，也 是其中一个决定性因素。

日本处于东亚大陆东部的海中，位于中国东北方向，其西南距离中国大陆９ ００公里，其间没有岛屿为跳板；而九州岛距朝鲜半岛仅１８０公里，其间有对 马岛可为中继点。中日间这种特殊的地理对中日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中日间９００公里的海洋虽不遥远却有效的限制了中国对日本的政治 和军事影响能力，使日本无需担心中国军事入侵，以至在近两千年的中日关系中 日本始终处于优势和主动地位：日本可以自主定位和中国的关系，决定对中国文 化制度的吸收和排斥而无需担心中国的干预。

其次，日本列岛土地狭窄，呈东北走势向北延伸。日本列岛多山而缺乏平原，地理构造复杂，多火山地震等地质灾害。漫长曲折的海岸线使日本经常遭到海上 风暴的袭击。其北部虽然也和亚洲大陆相望，但纬度高，气候寒冷恶劣不适合人 类生存（事实上北海道一直到丰成秀吉时代才为日本所吞并），所以亚洲大陆西 部很早就使日本的扩张方向。

第三，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间地理关系决定了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就是中日 矛盾的主要舞台。事实上中国人最初也是从朝鲜半岛才第一次了解到日本的存在，而且在这近两千年中日关系史中只有甲午战争以后特殊的五十年日本才有能力直 接通过黄海和东海向中国投送军事能力。地理因素决定了除非中国过于衰弱，在 正常情况下中由朝鲜半岛到台湾岛这一南北走向地区是中日两国势力的碰撞带。

二，元代以前的中日关系

研究历史上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最重要的资料莫过于中国历代的正史，这因 为正史的权威性，而且历代正史中的《四夷传》或《外国传》对各国顺序的安排，内容的详疏都是按照当时各国对中国的重要程度确定的。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我们 可以看到日本从一个对中国无足轻重的国家随着实力的发展逐渐演变为对中国安 全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

《史记》《汉书》中都没有关于日本和记载，相反却有对和中国万里相遥的 西亚各国的记载，可见当时尚处于分裂状态的日本列岛对中国还没有丝毫的影响。《后汉书》中第一次有了对日本记载（但其成书晚于《三国志》），《后汉书》 把《倭国传》列为东夷各国的最后一位，位于朝鲜半岛各国之后，这种排列一直 保持到《宋史》。其内容无非是当时日本列岛的风土人情，中日间使者的往来情 况，这和对西亚，南亚乃至欧洲国家的描写基本相同，而和对朝鲜半岛的详细描 述完全不同，直到《宋书》以前基本如此。由此可见，直到元以前虽然中日相距 并不遥远，但日本对中国的政治上重要性基本和波斯，大食等国相同，可以说是 无足轻重。

但值得注意是虽然当时中日关系虽然还无足轻重，但日本很早就显示了和其 它东亚国家的与众不同。当日本列岛刚刚实现部分统一时，日本就开始显现出向 大陆的扩张性。当时日本一方面承认对中国的藩属地位，一方面又企图建立对朝 鲜半岛各国的统治地位。《宋书》记载刘宋元嘉二十八年（）倭国王“武”就超 越中国授予的封号而“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 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其中百济为其自加。升明二年（公元４７８年），倭王武又上表自称其父兄“东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被九 十九国”，又欲讨伐高句丽，“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 垂成之功，不或一篑„„至近欲望练甲治兵，伸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这说明当时羽翼未丰的日本就早已怀有吞并朝鲜半岛的 野心。

到隋代时已经统一的日本不再像其它国家那样满足于从中国获得册封，而是 寻求和中国平等的地位。隋开皇二十年（公元６００年），倭国使者言“倭王以 天为兄，以日为弟”，意味着倭王地位不低于中国的“天子”。大业三年（公元 ６０７年），倭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 无恙”云云，再次确定了和中国关系平等的地位。中国皇帝虽然极为不满，但也 无可奈何。日本寻求和中国平等地位也意味着日本自认其地位高于其它东亚国家 特别是朝鲜半岛各国。

唐代被认为是历史上中日两国关系密切的时期，然而事实上纵观有唐一代中 日两国关系基本上是单向的。虽然日本在这段期间内大量吸收中国文化，典章制 度，但唐日关系在唐朝对外关系中的地位还是无足轻重的。《旧唐书? 日本传》 仅３８０余字，其中三分之一还是专叙朝衡之事。作为比较《旧唐书? 拂菻传》 有６８０余字。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家还处于初创阶段，国力微弱，无力向扩张；而中国当时正处于极盛之时，但受阻于海洋，也无法向日本施加政 治影响，故两国可以相安无事。唐初唐朝军队在朝鲜半岛南部白江口（今韩国江 口）大败日军，消灭了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就是当时两国实力对比的体 现。

宋代中日间没有建立官方外交关系，但《宋史》中对日本的描述有了重大的 变化。虽然《宋史》中日本排位仍然很靠后，位于《外国传七》，在本传中又排 在流求（指台湾岛），安定国，渤海国之后，但对日本的描述长达３３００余字，其中一半用来记录日本的山川地理，政治制度，而且内容详细，绝非泛泛而谈，同时描述的真实度大为提高非常，已非常接近日本的实际情况。这固然是受《宋 史》修于元代后期的时代因素影响，但也说明从唐代到宋代中日关系有和较大发 展，中日关系对中国的重要性正逐渐加大，宋代可以说是中日关系发展史上一个 承前启后的时期。在此之前日本还只是海中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对中国的影响 很小，但在唐宋之际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有了巨大的发展，开始成为 东亚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

三，从元代日本明治维新前的中日关系

１．忽必列东征

宋代中日关系重要已经向越来越重要的方向发展，而元代使这种发展有了。人为的突然加快。蒙古入主中原后其对外政策和以前中国历朝有了根本变化，忽 必列怀并吞四方之心，虽然海洋不能阻挡其野心，但海洋的阻碍是忽必列无法绕 过的。元军无法从中国大陆直接进攻日本，只能绕道朝鲜通过朝鲜海峡登陆日本。然而短短的朝鲜海峡仍然给元军造成了无法克服的情况。元军第一次入侵日本出 动３２０００人，先占领对马岛再登陆日本本土。虽然元军在战斗中占有优势，但在日本本土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只能撤退，在海上遇到风暴，损失一万余人。元军第二次投入１４万军队，遇到台风，损失１０万余人，大败而归。虽然这次 战争是蒙古统治者发动的，但任可以算作中日间第一次规模冲突。这次战争充分 显示了日本作为一个海上国家对作为陆上大国的优势。海洋对军事投送力量的阻 遏使蒙古大军这样罕见的陆上力量也望洋兴叹。这次战争的意义在于：第一证明 了日本的实力，确立了日本人心理上的优势。第二，把东亚大陆和日本关系紧密 的联系起来，中日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从此后中国在考虑对 外关系时，不得不把日本放在重要地位。

２．倭寇之祸

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通使日本。而当时日本处于南北朝状态，日本南朝统 治者挟战胜元军之余威，对明朝使者傲慢无礼，但当了解了明朝的实力后又为之 “气沮，下堂延秩，礼遇甚优”，恢复了和中国中断三个世纪的官方关系。１３ ９２年后日本进入室町幕府时代，中日的政治关系冷淡，但贸易关系有了巨大发 展。当时日本以朝贡名义把自己的产品无代价的献给明朝皇帝，而明朝皇帝则回 赐几倍乃至几十倍的于贡品的物品，史称“勘合贸易”，因为这种贸易有严格的 限制。日本幕府为了中获取中日贸易中的巨大利益，不惜在往来文件中对明朝称 臣。直到倭寇猖獗导致勘合贸易停止以前，中日关系就是靠这种不等价的经济关 系相维持。

倭寇在明朝初期就已出现，但此时明朝海防严密，日本的×央政府担心倭寇 影响中日贸易，对倭寇采取打击政策，故倭寇没有酿成大祸。然而明朝中期以后，特别是嘉靖年间，明朝海防废弛，而日本处于战国群雄纷争的战国时代，战乱中 不断出现溃兵，败将，武士，浪人成为倭寇前往中国进行烧杀劫掠，而且得到了 地方领主的支持。每只倭寇规模不大，但数量多，破坏极大。倭寇由于靠劫掠为 业，不需要后勤补给，因此不用绕道朝鲜半岛而直接从日本进入中国沿海地区，因此破坏范围极广，当时中国从山东到今天广西沿海无不受到倭寇蹂躏。倭寇不 但袭扰沿海，甚至深入内地，甚至直达南京城下。倭寇不仅袭击沿海乡村，更严

重的是攻破沿海城市。倭寇多为日本武士组成，而“杀人，劫财，强盗为日习性”，因此倭寇异常残暴，不仅杀人越货，还大规模劫掠人口贩往海外牟利，破坏及其 严重。总之当时东南前里海滨同时告警，半璧河山几无宁土，广大沿海居民惨遭 荼毒。

倭寇之祸对中日关系和中国对外关系带来深远的影响：

第一，倭乱改变了中国的海洋政策。长期以来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草原，海洋对中国是安全的的，富饶东南沿海地区一直是中国的大后方，是中国赋税的 主要来源，而此次倭乱严重破坏了东南地区，其对中国的损害毫不逊色于北方的 蒙古，明朝几乎是靠举国之力才最后平定了倭乱。后人把倭乱和明朝同蒙古的长 期对峙作为明朝衰亡的两大主要原因。倭乱之后中国对海上的威胁极为敏感，闭 关锁国成为中国对外主要考虑的政策。

第二，倭寇的暴行极大影响了中国对日本的认识。在此之前中日间直接交往 很少，一般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模糊，而倭乱极其惨烈，几十年间中国广大的沿 海地区普遍受到了倭寇的蹂躏，史称“贼帆所指，无不残破”，日本式的野蛮和 残暴给广大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改变了中国对日本的认识。晚明小说留 下了关于倭祸的大量故事，而中国民间度对日本的称呼也改回唐代以前带有贬意 的“倭”，这就是倭祸留下的印记。

３．万历援朝抗之战

１５９１年（明万历十九年）丰成秀吉结束了日本一百多年来的分裂战乱情 况，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在战争中丰成秀吉建立了一只庞大的军队，当时丰成秀 吉核定日本全国田粮２２５３万石，每万石出兵２５０人，故动员的兵力达５６.３万余人。日军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久经战阵，并装备了一些西式武器。凭借这 只强大的武装力量，丰成秀吉不仅把虾夷（今北海道）并入日本版图, 还企图占

领朝鲜完成日本历代统治者的夙愿，而且进一步企图征服琉球，菲律宾，中国。早在１５７７年当丰成秀吉还在织田信长手下时就曾向织田信长进言：臣借君之 威武，迅速平定中国（指日本本州西部地方），而君家的宿将老臣未得领土者极 多，益将中国分予之。臣更拜命征伐九州，亲平该地，并率军进入朝鲜，席卷明 朝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１５９０年，丰成秀吉在致朝鲜国书中宣称将率 军“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贵国先驱入朝”，是远见之举，“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临军营”，听候调遣。１５９２年（明万历二十年），丰成秀吉动员兵力３３万，其中一线兵力２０万大举侵朝，２０日内占领了从釜 山到汉城的大片朝鲜领土，以后继续北京。占领汉城后，丰成秀吉认为胜局已定，开始制定进攻明朝的军事计划，并任命了占领中国的各级官员名单。在这种情况 下，明朝政府做出了援朝的决定，明朝军队举全国之力与日军在朝鲜苦战７年，然而败多胜少，没取得过一次决定性的大胜，直到丰成秀吉病死，日军撤退中朝 才赢得最后胜利。

现在我们回顾万历年间援朝战争可以更深刻它在中日关系史上的意义。史称 “然自关白（丰成秀吉）侵东国，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 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中国虽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但完全依靠 的是中国对日本国力上的巨大优势，依靠拼人力物力的消耗才取得胜利。可以想 像如果不是万历初年张据正改革为明朝积累了一些国力和创造了对外比较安定局 面，援朝之战结果将不堪设想。万历援朝之战表明古代长期以来中日实力对比发 生了剧烈变化，中国虽然占有优势，但优势正在下降，不再具有过去那种绝对优 势；日本的实力处于上升势头，开始具有向中国发起实质性挑战的能力，开始争 夺东亚霸权。这种力量此消彼涨的趋势虽然被特殊情况冻结了２００余年，但一 旦两国恢复接触就迅速按原方向发展下去。

４，闭关锁国和日本的大君外交

丰成秀吉死后，经过一系列权力斗争德川家康获得了日本的统治权。日本虽 然在侵朝中失败，但对外扩张并没有结束。１６０９年德川家康允许萨摩藩主岛 律氏征伐琉球，岛律氏用武力征服琉球后把与论岛以北作为自己直辖领地，以南 作为琉球国王的封地。但此后琉球仍然保持了和中国的藩属关系。同时日本派使 者前往朝鲜要求朝鲜向日本进贡，遭到朝鲜拒绝，但恢复了和日本的外交关系。１６１０年，（幕府）以德川家康的执政多本纯的名义致书明朝，称“日本国主 德川家康”统一了全国，“其德化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他入安南，南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塞（柬埔寨）等蛮夷君主酋长莫不献表纳贡”，要求恢复和中国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对这封信明朝没有回复，也没有恢复和日本 的外交关系。清朝建立后，日本视清朝为“北狄”，蒙元第二，保持高度戒备，长期不和清朝发展政治关系，但保持了贸易关系。

这一时期日本开始感受到远道而来的西方势力的巨大压力，日本是小国，因 此西方势力在日本造成的冲击比在中国要剧烈的多，因此日本也早于中国于１６ ３５年施行锁国政策。８２年后清朝也开始施行相同政策，中日联系日益减少。相同的外部压力使中日两个东亚国家的关系暂停了２００年。

中国自明太祖，成祖开始在东亚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朝贡体系，并一直保持到 清代后期。在这种朝贡体系中，中国尊重朝贡国的政治自主权，在经济上对朝贡 国也别无索求，这种政策并不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方法，而是一种“文化中心主 义”的防卫性措施（费正清语）。但就在这个体系的核心区域却有一个漏洞，那 就是日本。明朝前期日本是这个体系名义上参与国，但从丰成秀吉由于日本实力 的上升开始挑战这一体系，企图夺取日本的霸权。侵朝战争的失败证明当时日本 的实力尚不足以取代中国，颠覆中国朝贡体系。于是日本转而企图建立一套和中 国朝贡体系平行的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这就是幕府的“大君外交”。由于日本缺乏中国这样广阔的领土和众多的人口，其思想文化和中国也有本质的 区别，日本的大君外交一开始就缺乏中国朝贡体系这样的宽容性，而带有明显的 侵略性。但当时日本实力有限，有面对来自西方的强大竞争，日本只能采取锁国 的政策隔绝外来压力，其大君外交有名无实。然而一旦日本拥有足够的实力后日 本立刻开始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东亚体系，争夺东亚霸权。日本明治以后的侵略 政策并不是无根之水，而是日本传统对外政策的自然延续。

四，从明治维新前后到甲午战争

１８６８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的关键一步，同时也是东亚国际关系史 乃至全球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摆脱了民族和国家危机，而其它东亚国家却面对了一个比西方列强更加危险的敌人。

导致日本明治维新的直接原因是１８５３年７月的“黑船事件”，即美国用 武力强迫打开日本的国门。但事实上日本作为一个小国早在１８５３年以前就已 经感受到了西方的压力。沙俄在１７，１８世纪已经出现在日本北部边界，引发 日本的忧虑。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胜利也使幕府缓了对西方的强硬态度。面对西方强大的压力，日本人很造就开始寻找对策。早在１７８６年，日本早期 的尊王攘夷派林子平就在《三国通览图说》中主张为了保卫日本必须确保虾夷，朝鲜和琉球。１８２３年另一名早期尊王攘夷鼓吹者佐腾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 》中宣称“呈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各国之根本，故能合并世界 各国为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并提出“皇国日本之开辟异邦，必先肇始自 吞并中国”。日本被迫开国后，“尊王攘夷”成为明治前日本为摆脱明治危机最 响亮的口号。但尊王攘夷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完全自卫的基础上，“尊王”一开 始就包含有妄自尊大，侵略其它东亚国家的意味。而“攘夷”虽有联合中国共同 对付西方的提议，但用他们自己的话讲“此即为伐谋伐交之计也”，说到底“攘 夷”还是为“尊王”所服务的。同时日本还有一部分人如吉田松荫提出：和西方 的条约签订即以签订，日方就不能背约，今后应当努力自强，征服易取的朝鲜，满洲和中国。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夺取堪察加，鄂霍茨海； 晓谕琉球，使之会同朝鲜；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 宋诸岛，甚至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明治以后日本政府显贵如木乎孝允，伊 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皆出于吉田松荫门下，吉田松荫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 也就成为日本的国策。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尊王”即以成功也就不再“攘夷”，转而开始侵略其它 东亚国家。１８６８年明治天皇颁发《安托万民之亲笔诏书》，强调以后不再攘 夷，而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拓万里之波涛，扬国威与四方”。明治政 府的“富国强兵”政策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专守防卫，就已经包含有对外侵略扩 张的计划。这不仅是对日本传统对外政策的继承，也对西方列强政策的效仿。在 此之后日本迅速扩军备战对东亚各国按由弱到强的顺序逐一吞并。１８７０年日 本外务权大臣佐田白茅在茅出访朝鲜后撰写《征韩论》称“满清可交，朝鲜可伐，琉球，吕宋垂手可取也”。１８７２年日本首先宣布琉球为日本“内藩”，由外 务省管理，并于１８７９年正式并。在侵略朝鲜的原则性问题上日本国内是一致 的，只是有西乡隆盛的急征和大久保利隆缓征的区别。１８７５年日本就开始侵 略朝鲜的行动。１８７４年日本借口台湾东部是所谓“化外之地”在台湾东部登 陆，但此时日本实力尚弱，在台湾的行动以失败告终，但换来了中国对日本吞并 琉球的默认。

这一时期中国国力衰弱，但对日本还保有东亚大国的地位，中国虽无力干预 日本吞并琉球，但在朝鲜还是能够遏制日本对朝鲜的侵略，１８８２年在日本强 迫朝鲜签订了《仁川条约》后，清朝加强了在朝鲜的影响力。１８８４年中法战 争爆发后，日本认为这是控制朝鲜的好，１０月３１日，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对 外务省官员宣称“我政府以决定攻打中国，对朝鲜也要伺机而动。”１２月４日 在日本的策动下朝鲜的亲日派发动政变，但不得朝鲜人心。在朝鲜大臣痛哭乞师 下，清军和朝鲜军队很快平息了政变。１８８５年１月，日本改进黨领导人联名 向伊藤博文提出建议书要求“干预朝鲜内政，并设法吞并之”，“今欲以武力对 付朝鲜，则不得不考虑同中国发生纠葛，然为国家计，同中国发生纠葛，乃吾等 所希望者”。但此时中日间的力量对比并不有利于日本，１８８５年时日本的海 军还相当弱小，而此时正是清朝北洋海军发展的高峰期，定远，镇远等军舰相继 引进，中国海军实力远大于日本。在中日这次较量以日本的失败告终。此时清朝 的藩属相继飘摇而去，只剩下朝鲜。而朝鲜靠近中国心腹地区，位置十分重要，清政府决心保住这最后一个藩属，因此在此后十年对朝鲜进行了严密控制。

日本的朝鲜政策是为日本东亚政策服务服务的，而日本的东亚政策的重心是 在中国，占领朝鲜的目的是为了占领中国。佐腾信渊早就日本开国前就计划“征 服中国，必须先取‘满洲’”，因为“泛经略异邦之方法，应先自弱而易取之地 开始之，当今之世界万国中是国易取易攻之地，无比中国之满洲更为易取者”，故征服满洲“不仅在取得满洲，而在图谋朝鲜及中国”，“中国即入版图，其它 西域，暹罗，印度诸国，侏离鴃舌，衣冠诡异之徒，渐慕德畏德，必稽颡匍匐，隶为臣仆。”后来日本对外扩张基本按照这一战略，显示出连贯性。１８８７年 ２月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征讨清过策》，拟定了战略进攻重点和兵力部署，以 及战后处置中国的具体方案，并强调要先于欧洲列强占领中国，在１８９２年之 前完成对华作战准备。１８９０年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宣称“方今介立 于列国之间而维持一国之独立，不可仅以守御主权线为满足，必须同时致力于利 益线的之保护”。这种侵略思想是当时日本的共识，即使当时日本的自由民权运 动鼓吹者在对外政策上也是支持侵略扩张的。比如副岛种臣在《大陆经略论》中 提出“日本四面环海，若以海军攻，则易攻难守；若甘处岛国之境，则永难免国 防之危机，故在大陆获得领土实属必要。如欲在大陆获得领土，由于地理位置的 关系，不能不首先染指中国与朝鲜。”在这种共同的狂热气氛下，从１８８５年 到１８９４年十年间日本疯狂扩军备战。１８８６年日本通过了主要是针对清朝 第六次海军扩张案，并强行通过了海军拨款。１８９０年日本军费占国家预算的 ３０%，１８９２年占４１%，自１８８３年到１８９５年共开支陆海军军费近２.７亿日元。但这仍然不能满足日本庞大的扩军计划，１８９３年２月为解决 海军经费问题明治天皇下达了《合衷共同》诏书，再次宣称“兼六合而掩八荒” 乃“皇祖遗训”，命令在六年内由内庭经费每年支出３０万日元充作军费，并要 各级官员捐出十分之一的俸禄建造舰船。当月日本民众就捐款１０３万日元支援 海军。

到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主力战舰吨位达到３７２００吨，超过 中国北洋海军的３３５００吨，在性能上更超过了北洋海军。１８９４年日本又 英国订购了派水量超过１２０００吨的两艘战列舰。虽然这两艘军舰在战后才服 役，但说明日本对海军投入之不懈余力和中日海军实力差距的日益扩大。同时为 保障大陆作战，日本建立了以７个常备师团为核心的２２万近代化陆军（甲午战 阵期间投入国外１７.４万人），其装备和人员素质水平远胜于各类清军。事实 上在甲午战争之前中日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中日本在经济方面并不比中国占优势，当时日本的近代工业以轻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为主。日本把主要资金用于军事工 业和引进武器装备，用山县有朋的话就使“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 之本”。日本在军事实力，国家战略和政府效率方面远优于中国，这就使日本克 服了长期以来在领土人口资源方面对中国的劣势，在总体综合国力上超过了中国。

经过长期的努力中日间实力的天平终于倾斜到日本一边。１８９４年日本乘 朝鲜东学黨起义挑起中日战争，日本挑起这次战争不仅是为了控制朝鲜更是为了 打击中国。战争的进程也公正的反映了战前十年间中日两国的实力变化。陆上日 军在朝鲜击败清朝军队，清军一路狂奔逃回国内。日军进入中国境内后屡溃清军，清政府以淮军屡败，调集六万湘军进入辽东出战，但仍然连续失利，只能布防山 海关。在海上日军全歼清朝北洋海军，三十年努力一朝化为乌有。１８９５年３ 月间的形式是日本虽也筋疲力尽，但以肃清东北清军主力，入关占领京津是不成 问题的。而清政府已经走投无路，只得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由于 沙俄的干预，日本没能占领中国的辽东半岛，但其它的目的都达到了：日本控制 了朝鲜，获得了在东亚大陆的立足点；日本获得了台湾，打开了通向东亚南部的 大门。

然而甲午战争最重要的后果是中国彻底丧失了作为东亚地区大国的地位，从 一个地区事物的参与者沦为被宰割的对象，几千年来中国在东亚的优越地位完全 丧失，清朝也迅速走向解体。而日本一跃成为东亚地区的头号大国也是唯一强国。日本在甲午战争的发展全力集中与军事力量的发展，本身的经济工业发展并不快，这种发展带有赌博性，是不能长久的。战后日本利用中国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赔 款（相当于日本４年财政预算）发展了健全的工业体系，此后日本的近代工业走 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仅仅十年后日本就凭此打败了沙俄成为世界强国。而中日 间的国力差别也就日益悬殊，此后五十年间中日关系可谓由甲午一战而定。

五，总结

１, 中日两国两千年的关系史可以看做是中日两国实力此消比长的历史，而 由此决定两国在东亚竞争结果的历史。宋代以前中日之间中国的实力占绝对优势，日本被排除东亚全力分配之外，但由于优越的地理，中国的全力也无法直接影响 日本。宋代到明清中国实力优势逐渐减弱，万历朝鲜之役说明日本已经有能力向 中国的大陆优势挑战。其后由于西方的影响中日间的竞争被冻结了２００国多年，但日本依靠本身的实力始终游离于中国建立的东亚国际体系之外。１９世纪中期 又是由于西方的影响，中日在东亚的竞争恢复，而中日两国选择的不同道路是三 十年内中日实力对比变化加速，并最终导致中国的失败。

２，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是自古形成的，并不是明治以后才有的。还是在日 本早期就已经图谋向大陆发展发展，朝鲜半岛是其恒古不变的扩张方向，而中国 是其真正的目标。但由于历史上日本和中国－朝鲜实力对比有限，因此长期受阻 于朝鲜半岛。由于近代工业科技和军事技术的兴起，日本可以弥补在领土人口上 的不足使日本的实力超越中国，日本就立刻实施了其大陆扩张政策。历史证明只 要日本拥有了相应的实力就一定会施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 日本特殊的地理环境即为日本对外扩张提供了进退自如的条件，也产生了日本向 外扩张的压力。

３, 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给我们以处理当代中日关系以启迪。当代东亚政治 环境已经发生更本性变化。朝鲜半岛出现两个强大的地区强国，已经不会再成为 日本进入大陆的跳板。另一方面在二战前日本已经显现出向海上扩张的势头。今 后日本继续实施大陆扩张政策已难以想象。但按照历史传统和当今日本拥有强大 的国力的显示可以肯定日本必然还会实施扩张性对外政策。事实上日本在冷战期 间就施行的是对东南亚经济扩张的政策，而这种经济扩张是建立在美国对东南亚 政治和军事控制的基础上。冷战后美国在东南亚势力逐渐撤退，日本很可能会发 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代替美国保护自己在东南亚的利益。而我国的台湾岛是日本通 往东南亚的关键所在，而获取东海，南海的制海权也是日本维护在东南亚利益的 保障。在未来的岁月里日本对台湾问题的干预和在海上海与我国的摩擦必然会加 强，我国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加以重视。

第二篇：浅析中日关系

黄梅县“十二五”规划编制

黄梅县“十二五”规划

学院：三峡大学科技学院学号：2010404131姓名：周琦

摘要：“十二五”时期，国内外发展环境将更趋复杂多变，影响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多。同时，近年来周边县市发展势头迅猛，有的县市主要经济指标已经超过我县。因此，如何经过自身努力，促进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如何缩小与其他县市的差距，都是我们编制“十二五”规划面临的新任务、新课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通过编制“十二五”规划，分阶段提出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以推动我县经济保持健康、快速、健康发展。

关键字：十二五规划编制意义、区域发展、基本思路，目标任务、“两型”社会的建设

一、充分领会“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重要意义规划是区域发展的龙头。规划编制的好坏，直接影响一个区域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一直以来，县委、县政府都十分重视规划编制工作。我县编制的“十一五”规划质量就比较好，特别是“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基本思路和目标任务，通过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进展十分顺利。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前两年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2009年，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去年，我们对“十一五”规划的实施进行了中期评估，从评估情况看，“十一五”规划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因此，编制好“十二五”规划，对于保持“十二五”期间我县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编制好“十二五”规划，对我县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已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十二五”时期，国内外发展环境将更趋复杂多变，影响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多。同时，近年来周边县市发展势头迅猛，有的县市主要经济指标已经超过我县。因此，如何经过自身努力，促进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如何缩小与其他县市的差距，都是我们编制“十二五”规划面临的新任务、新课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通过编制“十二五”规划，分阶段提出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以推动我县经济保持健康、快速、健康发展。

编制好“十二五”规划，对我县科学把握发展第一要务具有重大意义。编制“十二五”规划，是发展的需要，也是发展的指针。编制好“十二五”规划，对我县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全县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但是，我县仍然存在经济总量偏小、发展方式粗放，主导产业不够突出等问题。一定时期内，我们还承担着加快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双重任务，肩负着做大总量和提升质量的双重压力，面临着环境容量和要素制约的双重矛盾。尤其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性经济衰退已成不争的事实。经济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经济波动困难时期，往往也是各种经济要素重新组合、产业重新布局的关键时期。因此，“十二五”时期，我们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主攻工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着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努力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理清思路，准确把握“十二五”时期发展的关键问题

编制“十二五”规划，相对于以往难度更大。主要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已进入大调整、大动荡时期，经济发展不可预见的因素很多；国内也面临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我县如何正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和武汉城市圈的定位，如何科学制定“十二五”规划，都需要深入研究、重点把握一些关系全局的问题。

1、科学制定规划指标体系。省委、省政府确立了“两圈一带”建设和加快把湖北建设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目标任务。因此，在编制“十二五”规划时，要紧紧围绕“两圈一带”战略目标科学制定指标体系。要合理设置发展指标。要根据规划目标，合理设置发展指标，主要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环境、公共服务、人民生活等五个方面，重点要突出约束性指标。要科学测算指标参数。各职能部门尤其是统计、发改等部门，要加强沟通衔接，在最大限度地分析掌握我省、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基础上，对指标参数要作细致论证和测算，目标值设置既要体现一定的前瞻性，又要符合我县的发展实际。

2、合理优化发展空间布局。实施城市定位，必须要将保持空间协调和空间均

衡作为发展规划的重要原则和内容，将人口的分布和经济的分布结合起来，将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配套、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等落实到空间布局中。在“十二五”规划中要认真研究我县城镇体系布局、中心城市发展空间布局，并明确具体措施。要围绕“三城”和“五个一”的目标，坚持“‘三个坚持’不动摇、‘一线串珠’建红安”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格局，合理优化空间布局。

3、明晰产业发展重点。产业发展是规划工作的重中之重。产业升级化、集群化、“两型”化应该是发展的方向。在编制“十二五”规划中，要认真研究突出工业主导地位，着重规划好传统产业的提档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的培育壮大、产业集群的形成、园区平台的建设、中小企业的发展；要认真研究加快旅游等服务业发展，规划服务业发展区域、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力争使服务业成为我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要认真研究现代农业，着重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形成现代农业经营体制，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4、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协调是编制科学规划的一个重要原则。“十二五”期间，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可能处于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敏感期，统筹协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在编制“十二五”规划中，要特别重视社会发展，要将民生方面的规划作为“十二五”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来体现。同时，要认真研究城乡发展、居民就业、社会保障、生态建设、收入分配调整等方面的问题。

5、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是始终保持经济社会发展强大活力的法宝，是激活发展活力、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手段。“十二五”时期，改革更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规划中要认真研究深化企业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促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问题；同时，要更加关注农村综合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对如何把握好改革的时机、力度和节奏都要在规划中予以总体设计和安排。在对外开放上，要深入研究我县的优势和差距，理清思路，找出特色，创新方式。

三、突出重点，努力提高“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水平做好“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要紧紧抓住规划编制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加强调查研究，强化规划深度，规范编制程序，提高编制工作的有效性。重点要抓好三方面工作：

1、要立足课题调研，做深前期研究。调研课题是理清发展思路的前提和基础，课题研究成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县“十二五”规划编制的成败。“十二五”规划编制有23个重点调研课题分解落实到了相关部门、单位，这些课题包括发展的总体思路、区域环境、发展目标、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城乡统筹、对外开放、社会事业、基础设施、环境资源、公共服务等方面。总体来看，这些课题基本涵盖红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2、要立足规划统领，做好总体规划。在研究23个重点调研课题的基础上，要按照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科学制定战略性、纲领性和综合性的总体规划。做好总体规划，关键要把好三个环节。一是形成规划的基本思路。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方面全面分析国内外环境特别是经济运行情况，认真掌握了解国家“十二五”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向；另一方面要全面摸清红安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并做到有机结合。二是起草规划《纲要》（草案）。内容上要改变无所不包、涉及领域过宽的状况，重点突出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政府履行公共职责的内容。

3、要立足细化落实，做实专项规划。专项规划是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进行分工、落实的，要切实增强专项规划的针对性和操作性。这次会后，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在编制全县“十二五”总体规划的同时，要组织编制城乡统筹建设、资源集约利用和开发、环境保护、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三次产业发展、基本公共服务等重点专项规划，这些重点专项规划的编制由相关职能部门牵头完成，要求各部门予以高度重视，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合理编制，按期保质保量完成。

四、加强领导，确保“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顺利完成编制“十二五”规划，实质就是对我县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目标和任务进行准确定位、认真求证和科学决策，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创造性的事业、开拓性的工作，涉及面广，时间紧、任务重。各乡镇各部门必须站在全县发展的大局上，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高度重视，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编制任务。

1、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各部门必须切实加强对规划编制和课题研究工作的领导，切实防止“经济发展是硬指标，规划编制是软任务”的错误思想，真

正把规划编制和课题研究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扎扎实实抓紧抓好。“一把手”要亲自研究部署规划编制和课题研究工作，及时了解进展情况，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和问题，保证人员、经费等及时足额到位。要明确分管领导，抽调精兵强将组成工作专班研究和编制规划。县政府将成立全县“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大考核力度，对规划编制工作进行奖优罚劣，县财政要专门将“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有关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2、重视前期研究。县里已经确定了23个重大前期研究课题，并明确了责任单位。各责任单位要严格按照要求，认真扎实做好前期研究工作。各乡镇也要围绕关系到本地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针对性的研究。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要将规划编制的科学性和前瞻性结合起来，要将立足实际和合理想象结合起来，确保“十二五”规划既符合当前需要，又具有创造性和开拓性。

3、广泛集中民智。一个科学的规划，应当是一个以人为本、尊重民意、集思广益的规划，决不是几个工作人员加加班，少数领导拍拍脑袋，就能完成的事情。在规划编制过程中，要广泛召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家代表、专家学者等一系列座谈会。宣传部门要家大宣传力度，要通过电视、网站等传媒形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注重提高公众的参与度，使规划决策更科学、更民主、更符合红安发展实际和长远要求。对群众提出的好的建议和意见，要给予适当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4、形成工作合力。“十二五”规划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全县各乡镇和相关部门的积极参与和密切配合，要加强上下左右的衔接，保持规划制定原则的一致性、政策导向的协调性。特别要注重规划项目的开发衔接，各乡镇和相关部门要加强与县发改局的衔接，县发改局及相关部门要加强与省市发改委及相关部门的衔接，有的项目还要加强与国家发改委及相关部门的衔接，尽最大努力争取将我县规划和重大项目更多地纳入到国家、省和市里的规划。各乡镇各部门要根据县委县政府确定的规划编制工作总体安排，明确各自职责，确保整个规划编制工作有力、有序进行，如期保质保量完成。

结束语：搞好“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事关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县经济社会的发展，事关我县和谐社会的建设，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政治任务，更是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各级各部门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统一思想，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保“十二五”规划更加科学，更加成熟，更加符合我县发展实际，从而加快推动我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后发赶超。

谢辞：感谢黄梅县领导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访问，详细的给我们讲解和分析此次“十二五”会议的意义、规划。并衷心的感谢红安金沙信用社的大力支持！在此新年到来之际，预祝新年快乐！

参考文献：《黄冈日报》

《黄梅县政府网站》

《红安“十二五”专题报道》

第三篇：我眼中的中日关系发展历史

我眼中的中日关系发展历史

日本是我国的重要近邻，中日交往绵延两千多年，既有密切的现实利害关系，又有复杂的历史恩怨。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中日两大民族友好交往，古代中华文明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近代中国也从日本学习了许多重要的西方先进文明成果。但从甲午战争到二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在历时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野蛮侵略中国，使中华民族蒙受了深重的灾难。周恩来总理曾经将中日关系交往史概括为“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

【两千年友好】

有一个传说，说是秦朝的时候秦始皇拍了个叫徐福的人带了三千童男童女去海外找长生不老的仙丹。后来遇到了些意外，徐福不敢回去了，就带着这三千童男童女跑到了个岛上，在那里自立为王了，于是日本就产生了。

不知道这个传说是真是假，暂且不谈。看看后来。

西汉的时候，中国和就与日本三十多个小国有来往，东汉的时候，到了光武帝的时候，日本倭奴国王派遣使者来中国，光武帝还赠送了个“汉倭奴国王”金印。在经济上，中国的铁器，铜器和丝绸传往日本。

到了隋唐的时候，日本不断的派遣唐使来中国，向中国学习，在这期间有些中国人也积极向日本传播盛唐文化，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鉴真东渡日本向日本传播了诸多盛唐文化。再后来日本效仿唐制，实行了大化改新，并在当时的首都仿造了长安城建起了城市，宫殿。在日常生活中，中国的茶叶种植也开始推广，人们仿造唐朝的服饰创造了和服。总之能学的他们都学习了。

宋元时期，南宋和日本交往频繁，元朝的时候由于京杭大运河的进一步挖通，航海技术的发展等诸多原因海船可以直达日本进一步促进了两国的经济贸易的往来与交流。

到了明朝，日本经历了战国时代，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开始垂涎自己的老师中国了，于是倭寇频繁骚扰我国东南沿海，沿海的倭寇问题震惊了当时的朝廷，大奖戚继光带领明朝的军队和朝鲜名将李舜臣共同努力，把日本军队的主力打进了太平洋，解决了倭寇的问题。

清朝前期，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所以中日交往基本断绝。

综合中国古代历史上中日的交往，不难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日本发展起来的历史很短暂——他自称也只有1200年的历史；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古代，两国交恶的时期也不是没有，但基本上是中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可以说在古代日本一直积极的向中国学习。

【五十年对立】

自甲午中日战争以来，再至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侵华战争（抗日战争）近五十年来的历史中，中日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战争”这两个字来概括了。这些由日本发起的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以侵华战争为例，南京大屠杀，潘家峪惨案，731部队这每一个词语都是令那些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感到毛骨悚然。同时在战争期间肆意掠夺中国的丰富资源还有至今仍遗留在中国土地上的两千多枚化学武器对中国人民的危害将是更难以计算的。而现在诸如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靖国神社问题，东海油气田问题，教科书问题等等使中日关系在曲折中发展。以近期为例，去年的撞船事件一度让中日关系处于冰点。今年3月份日本的大地震，互联网上虽然有不少幸灾乐祸的“愤青”们，但是大部分国人还是积极帮助日本进行救援和重建工作。

经济上来说，中日量过经济上往来密切。中国广阔的市场与丰富的资源与日本的技术形成了互补优势。两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中日经济在亚洲占有重要的位置。中日两国GDP之和占亚洲GDP总和的3/4。日本是亚洲最大、最发达的工业国,中国是亚洲和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日两国经济上有巨大的互利性,因此,两国的合作不仅使两国受益,而且使亚洲乃至世界都能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以近期为例6月10日山田电机第二家中国门店将于天津开业;日本关西和江浙沪签订旅游合作协议；此外索尼，松下，丰田等诸多日本品牌也在中国发展迅速。

【感悟】

日本的武士喜欢樱花，也喜欢刀。

这似乎是很矛盾的，一个让人感觉到美丽，一个却让人感觉到血腥与残暴。

也许，这就是这个民族的性格，就像他对待中国，曾经的老师，而后是自己嘴边的食物，现在的朋友和对手。

这个民族千百年来不断以强者为师，这个民族对教育事业的投入使这个民族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崛起成为世界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个民族在大灾大难之前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国民素质，这个民族居安思危的意识让这个资源稀缺，时时受到地震，火山等自然灾害的威胁下依然能够发展。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两国人民在两千多年的交往中和睦相处,互相学习,丰富和发展了两国的经济文化,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东方文明。但到了近代,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逐渐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连续发动战争侵略中国,企图将中国完全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漫长的发展过程。1972年9月,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此后,“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成为中日友好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两国关系迅速发展。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之间尽管经历了许多曲折和**,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两国在历史、领土、台湾、经济贸易等问题上分歧和摩擦不断,但两国关系总的说来是稳定向前发展的,友好和合作始终占据主流地位。

第四篇：当前中日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思考

中日关系是今天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亚洲和世界拥有重大影响的中日两国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不仅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因素。但是遗憾的是，2001年中日关系中再次发生了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李登辉访日问题等严重损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事件。同时，在经贸领域也发生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严重的贸易摩擦；在安全合作方面双方互不信任，彼此警惕。那么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将会如何呢？

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就指出，“要把帝国主义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也明确地表示，“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地友好下去，这是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是共同的，没有冲突”，“中日两国关系，从根本上说必须建立在两国人民友好的基础上”。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又指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代表了我们大家的理想。应该说，这个口号三十多年前就提出来了，不是今天提出来的，更不是某一个人提出来的，是中日双方提出来的。”[1](P.231)

2000年5月20日江泽民主席在会见日本“2000中日文化观光交流大会使节团”主要成员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 解，推动两国友好合作不断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及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2](P.3)显然，江泽民关于中日友好的论述，同党和国家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关于中日友好的论述和见解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关于中日友好的指导思想所作出的新发展。其中，特别是“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这句话告诉我们，不管中日两国关系中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曲折和**，甚至一时影响到两国人民之间的情绪，中日两国人民要求“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殷切愿望和发展趋势绝不会出现根本的改变；只要抓住了“两国人民的友好”这个根本，就可以相信任何企图破坏中日友好的力量，最终是不会得逞的。

（良好的中日关系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日本起着很大作用，既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又是引进资金技术的重要来源。同时要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稳定周边，也必须搞好中日关系。因此，中国早就把发展同日本的友好合作关系定为基本国策，并一直坚持力行。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日本在谋求政治大国的过程中同样需要一个良好的中日关系。首先在外交上，日本需要借助中国。在对美外交中要借助中国的影响。每当日美关系紧张时，日本只要加强对华关系，日美关系便缓解，日中关系是日本对付美国压力的一张“王牌”。在谋求大国地位方面，日本将中国视为其推行联合国外交的关键因素。日本联合国外交的重点放在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上，如果得不到中国的理解和支持，将难以如愿。日本的亚洲外交也需要借用中国的支柱作用，日本无论是在朝鲜半岛还是在东南亚问题上要发挥作用，没有中国的支持与合作都将是困难的。其次，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是日本发展战略的需要。中日经济在亚洲占有重要的位置。中日两国GDP之和占亚洲GDP总和的3/4。21世纪合作的焦点是经济安全，在维护亚洲的稳定与繁荣上中日两国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同时，日本也需要中国的巨大市场和某些资源。再次，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日本同样需借助日中关系。目前，美国谋求单极世界，日本虽怕触怒美国不敢明确支持多极世界，但面对中俄

法等国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日本有失落感。冷战结束初期，日本主张建立“日美欧”三极世界，但海湾战争后，美谋求独霸世界和欧洲主张建立欧洲人的欧洲，使日本感到日中关系的 上海APEC前夕，小泉首相匆忙来访，即要在两周内两访中国，也充分说明他对中日关系的重视。中日关系目前处在困难时期，而导致这一结果的最直接原因，是小泉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执意参拜供有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日关系的恶化已成为日本严重的外交问题。“9·11”恐怖事件后，冷却的日中关系严重阻碍了日本大国外交的开展，于是，为了日本的根本利益，修复日中关系成为小泉政权的当务之急。

（一）中日政治关系将在继续调整中得到发展，但围绕历史、台湾、防卫、领土问题的摩擦还可能出现波折

中日两国对共同战略利益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对要从大局着眼的必要性认识越发清楚，因为孰轻孰重还是明确的。这一切驱使着两国关系朝着良好方向发展。中国需要为自身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并在多极世界形成过程中确立自己的坐标，为建立国际新秩序而努力。而日本尽管近年民族主义势力有所抬头，但绝大多数在和平主义宪法成长起来的日本国民对极端民族主义还是有一定免疫力的。由于双方正在逐渐摈弃零和博弈的陈旧观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政治关系将在继续调整中得到发展，因为在没有零和效果的今天，争取双赢避免两败俱伤是唯一理智的选择。

同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困扰中日关系的四大问题，即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防卫问题、领土问题，一个都没解决，也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围绕这些问题的摩擦，中日政治关系还会出现波折。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尚未形成足以承认侵略罪行的政治气氛和道德价值观。日本政界还有相当一些人认为否定历史就是否定自民党政治，否定战争就是否定他们自己。在台湾问题上，因日本政局动荡，国内亲台政治势力膨胀。战后出生的一代外务省官僚中的傲气与民族情绪等因素使其遇到矛盾时对华态度较为强硬。他们强调从维护日本海上运输线的安全看，台湾的位置意义重大。于是，欲以台湾长期牵制中国大陆，维持台湾的现状，不愿中国实现统一。在防卫问题上，日美修订防卫合作指针实际上已将台湾纳入其合作范围。日本实际已将中国作为其防范对象。而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问题及东海大陆架问题作为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也有可 能长期存在，不时引起中日之间的一些摩擦。

（二）中日经济关系可望持续、快速发展，但日本将进一步调整对华经济政策

中日经贸关系互补性强，竞争性弱，近10年来，中日双边贸易额不断上升。尤其是2000年中日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更是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两国不仅贸易额有大幅度增长，日本企业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也改变了连续几年下降的势头，出现恢复性增长。2001年虽然出现了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严重的贸易摩擦，但两国贸易额仍可望达到人们所预计的1000亿美元左右，再创历史新纪录。日本企业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也将有较大增长。仅从去年1-6月份的统计来看，中日贸易额已近425亿美元，比2000年同期增长11.8%，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合同金额）则高达近30亿美元，而2000年全年才36.8亿美元。[4]今后中日两国经贸合作的前景更加宽广，发展趋势方兴未艾，两国的相互依存关系会不断提高。中国即将加入WTO，这意味着中国的市场会更加开放，更加充满生机；中国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又为中日两国的经贸合作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与此同时，还应注意到有些因素不利于中日经济关系的顺利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应是经贸合作的政治因素增大，日本在进一步调整其经援政策。冷战后，由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而日本经济持续滑坡，日本一些人大肆宣扬“21世纪是中国的时代”，担心中国成为日本经济上的对手，安全上的威胁，于是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希望中日经贸关系顺利进行，并企图在对华经济合作中附加政治条件，干扰两国经贸合作的正常发展。以对华ODA为例，今后日本将继续把“支援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为对华ODA的基本理念，但现阶段特别把“支援中国的市场经济化和民主化”作为重点。其调整趋向势必对中日关系的政治氛围和两国间经济合作前景产生重要影响。[5](P.30-31)

（三）文化传统的相近性将继续成为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但相互理解不深的负面影响也将突显出来

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与人民往来历史悠久，两国文化又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进行文化合作有较好的基础，比其他领域的合作也可能更容易一些。事实上，这个因素在1972年中日复交时显然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此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如此，在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中，中日文化传统的相近性，将继续成为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然而，中日之间相互了解不深的负面影响也突出地暴露出来。例如，在中日关系中，中国方面往往提出几项原则，而日本人则不这样，即使提出也大都是附和中国的提议。正如中根千技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提出某种原则是处理多民族的复杂关系的有效方式，但往往使日本人为难，感到难以接受。日本人也并不是不能提出原则性的东西，但在极为单一的民族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直接接触的关系，没有再提出什么原则的必要，但这在中国人看来往往容易视为没有原则。[6](P.200)另外，受各自的文化观的影响，日本人比较富于变化，中国人则不太富于变化。这样，日本人在中国人眼里的形象往往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而中国人在日本人眼里的形象则往往是顽固不化的。事实上，中日两国虽号称“同文同种”，但毕竟有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思维方法及行为模式各不相同。而且，如果说中日两国与欧美国家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话，同为东方民族的中日之间的差别往往似是而非，且潜在的差别多于显见的差别，这种微妙的差别反倒增加了了解辩明的难度。

（四）中日之间相互交往和相互作用的方式将继续发生变化，新的方式将在长期相互“磨合”中逐渐形成，直至相对稳定

今后中国的经济力量将持续增强，日本的国际作用也将不断得到加强。在这种双向同步变化中，中日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将得到调整。当前日本的对外政治影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牵制、侵略历史形象的影响、国内法律框架的约束。日本正积极争取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对外政治影响能力，力图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在全球及亚太多边框架中发挥主导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日本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但其对华姿态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将进一步务实化和“普通化”。[7](P.227)现任日本外相田中真纪子2000年在接受记者关于对华外交问题采访时直截了当地说：“对中国该说什么就坚决说什么”，“日本对中国贷款也贷了，对过去也作了道歉”，“中国问题如果成为日本的威胁，日本应向中国表示出坚决的态度”，“日中建交已近30年，如还建立不起不看对方眼色，直言不讳的人际关系就太成问题了”。联系到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在历史、台湾及与美防卫合作问题上不顾中国的意见和批评，否定中日关系的特殊性，执意推行所谓“普通国家”路线，表明未来的中日关系在形态上将与过去有所不同。

[8](P.129)

另外，中日之间以老一辈友好人土的渠道推 动官方政治关系的作用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中日交往渠道将在年轻化和多元化变化中得到更新，交往方式也将呈现出“普通”化的倾向。新的交往方式将在长期相互“磨合”中逐渐形成，直至相对稳定。

（一）中美日之间的相互关系，仍将会对中日关系产生强烈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当前，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中美日相互关系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并对本地区有着重要影响。中美日三国近些年来也在不断协调相互关系，在亚太地区发挥了一些建设性的作用。在新世纪，人们更加期望中日关系能受到美国的积极影响。然而，当前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仍在以雄厚的军事与经济实力为后盾，在国际上采取强权主义。美国的强权政策不仅对全球，也给中日关系带来直接影响。中日双方均受到美国的制约，以致影响到双方的相互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仍将坚持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路线和安全政策，其对华政策仍将受到美国政策的制约，“中美关系感冒，中日关系发烧”的结构将依然存在。能否尽可能排除或减少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的消极影响，将是能否保证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二）东盟的崛起和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将起到相对降低中日关系的突出地位的作用

1999年4月30日，柬埔寨正式加入东盟。东盟成为由10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东盟的崛起对于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格局的走向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同东盟的三角关系在今后的时期内将是仅次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多边因素。经过东亚金融危机，东盟活力虽然受到影响，但正在恢复并有所发展。特别是2000年7月底东盟主办的东盟外长、地区论坛、对话国会议等十分成功。这不仅为中日提供了参与多边外交的机遇，也为中日相互沟通协调提供了方便，应该说是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但同时不能不承认中日关系在亚洲地区的突出地位也相对降低了。

朝鲜半岛是东北亚矛盾最集中与最突出的地区。1999年，美国部分解除对朝制裁，金大中总统采取“阳光政策”，促使朝韩双方自主实行民族和解，实现南北首脑会谈，从而使朝鲜半岛形势走向缓和。这一形势的变化，不仅给朝韩双方带来实际利益，也使整个东北亚出现了和平稳定的希望，削弱了美国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强权势头，更使中日友好与合作关系出现新的良好环境和有利条件。但是，如果朝 鲜北南双方关系实现突破性进展，以先经济文化，后政治军事的次序向民族统一顺利过渡的话，则将使朝鲜半岛大大增强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届时中国、日本与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将形成又一个三角关系，从另一个角度讲，中日双边关系的突出地位也会相对降低。

（三）亚太多边合作的发展将使中日共同利益从封闭型体系走向开放型体系

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诸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但这些共同利益也将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除了上面提到的美国、东盟和朝鲜半岛因素之外，亚太多边合作的发展，将把中日双边关系逐步融入多边关系网络之中，使中日共同利益从封闭型体系走向开放型体系。今后，亚太多边政治、安全、经济合作势必日益发展，其对中日夫系的影响势必不断增大。中日关系将日益超出单纯的双边关系的范围，而向多边合作关系发展。尤其是地区多边政治与安全合作的发展，将使中日两国不断面临新的课题。在协调国家间关系方面，中日两国

将面临如何对待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如何对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问题。在建立国际秩序方面，中日两国将面临如何对待已有的国际规则和如何制定新规则的问题。在具体合作领域方面，中日两国将在地区政治与安全机制的发展过程中不断面临如何加强沟通和协调的新问题。

亚太经济合作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首先，美欧日对东亚及中国市场的日益重视，将对中日关系产生很大影响。据估计，到2020年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后，贸易量将立即增长20%～30%，加之亚洲国家经济将以8%的年平均增长率持续发展10～15年，届时区域内贸易和投资量将出现惊人的扩大。[9](P.151)其中，中国作为蓬勃向上的市场将倍受发达国家的重视，美欧日在东亚及中国的经济利益不断增大，中日关系将在多边经济关系结构中重新定位。其次，受西欧和北美经济区域集团化动向的影响，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也呈现出不可逆转的发展势头。但由于亚太地区在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同于西欧和北美的多样性，缺乏欧盟那种经济一体化经验，所以今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将在不少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而分属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又同属于亚洲国家的中日两国之间，即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又有着不同的利害关系。中日关系将不得不在这种双重性的考验中，不断相互协调对亚太经合组织的立场。再次，亚太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进展，也将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中日两国能否在亚太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问题上不断扩大共识，也将对双方合作关系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五篇：中日关系分析

中日关系分析

摘要：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的关系源远流长，在两国长达2000余年的交往历史中虽然也有摩擦和冲突，但在大多数时间两国都是和睦共处，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而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两国无论在外交、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不可割舍的联系，而这种互动的两国关系也正是本文论述的重点内容。

关键词：关系，分析，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异同

一、中日外交关系分析

1.中日历史外交关系分析

中国和日本同是亚洲东部的两个古老国家，两国的历史和文化发展都很悠久，而中国的历史比日本更为悠久。中日两国在地理上的位置相距很近，现在经常被称作“一衣带水”的邻邦。纵观中日历史关系可用两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

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两国人民大约在距今二千多年前，就建立了交往关系。不过那时中国的历史已经前进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相交替的春秋战国时期,而居住在日本群岛上的居民，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公社阶段，就是说，国家还没形成。由于汉族的经济文化发展较高，居住在汉族周围的民族和部落，自然要受到汉族的影响。中日两自人民间的最初交往，就是在汉族的经济、文化影响下实现的。

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

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而自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发展总体顺利，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友好交流与互利合作不断取得进展，给两国带来重要利益，也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中日两国高层互访和接触频繁，特别是1998年底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双方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认真回顾总结了本世纪中日关系历史的经验教训，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并就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做出了长远展望和全面规划。1999年7月，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双方再次确认了江主席1998年访日时达成的一系列重要政治共识，并就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健康稳定发展、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合作重点和方向。中日两国政府和各界积极加紧全面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上述重要共识，开展各领域的友好合作，部分领域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30多年来，中日经贸关系持续快速发展，双方已互为重要合作伙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2004年中日贸易额达1678亿美元，与中美贸易、中欧贸易呈三足鼎立之势。同时，截至2004年底，日本累计对华投资协议金额达666亿美元，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中日两国在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也保持了协调与合作。作为中日关系得以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民间友好往来是中日关系独特的传统优势。两国年人员往来已由邦交正常化之初的不足1万人次发展到435万人次。两国间的友好城市已发展到226对。每周飞行于两国之间的各种航班多达500架次。

但是，随着近年来日本大国意识的膨胀，右翼政治势力愈加活跃，日方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大开倒车，不仅一再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失信于中国人民，致使中日关系出现当前复杂局面，这样的结果不利于日本，也不利于中国。

日本在战后未能彻底清算军国主义者所犯下的侵略罪行，也没有对年轻一代进行正确、全面的历史教育。因此，日本国内一直存在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社会土壤，右翼势力不时跳出来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而日本政府则以种种借口，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随着近年来日本社会思潮的右倾化，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消极倾向更趋突出。最近再次发生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日本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不能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日本政府的这种倒行逆施只能破坏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它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有损它在亚洲及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的形象。

早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就曾明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因此，中日两国都应采取向前看的态度，积极发展中日友好事业，致力于维护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既有密切的现实联系，又有历史的恩怨，两国关系中的曲折变迁对各自国运兴衰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也都证明了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

2.对21世纪中日外交关系的展望

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展望２１世纪的中日关系，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经济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的２１世纪，发展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对全面加深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贸易方面日本期待着进一步降低或取消关税。近年来中国已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据报道，从９２年到９７年，中国先后７次降低关税。现在的关税已平均降到了１７％，与发展中国家基本持平。相信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进展，这方面还会有较大的改进。另一方面，中国也希望日本减少对进口中国纺织品份额的限制，使两国贸易保持平衡。在投资方面，日本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流通、通讯等服务领域；中国则希望日方多向交通、能源、环保等领域投资。目前，双方在这些问题上既有合作也有分歧。但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是由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分歧将逐步消除，合作会进一步加强。

可以预见，在下个世纪，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将逐渐加深。９７年出现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足以说明，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其影响决不仅限于该国国内，它会波及到其周边地区甚至全世界。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中日两国应当在未来的岁月里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精神，加强政策协调、信息分享和经验交流，进一步加深两国间经济技术合作，为亚洲及世界的经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回顾中日两国交往的历程，可以说，友好合作是主流，冲突和摩擦也不少；展望未来，深深感到，中日友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无论从国际形势的角度看，还是从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的渊源及两国人民的感情来讲，中日两国都没有理由不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日两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正如江泽民主席1997年12月12日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中日友好关系来之不易，凝聚了双方几代人的努力和心血，值得珍惜。为了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双方应当为建立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合作而努力。”继9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后，98年又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为此，李鹏总理于97年11月对日本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98年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和国家主席江泽民也先后访问了日本。一国的主席、副主席和总理在一年的时间内连续访问同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是极其罕见的。这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对中日关系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江主席去年的访问，不仅是历史上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日本，而且在这次访问中，中日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这是继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中日两国发表的第三份重要文件，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相信，只要中日两国政府本着睦邻友好、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彼此多一些理解和信任，少一些冲突和摩擦，中日关系就会朝着和平、友好的方向发展，中日两国也必将会在携手迎接新世纪曙光的同时，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二、中日经济关系分析

1.经济全球化，使中日合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建交以来，中日经济关系在平等、互利原则下得到长足发展。近年来，双方经济关系在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发生了结构性良性变化。这些为中日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提供了较高的起点和扎实的基础。

（1）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贸易结构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

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由于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地理上仅一海之隔，经济交往条件得天独厚，经贸关系得到快速、稳定发展。2001年，由于“9•11”事件影响，美国及全球经济增长放慢，国际贸易条件急剧恶化，日本对全球的贸易出口减少15.7%，进口也减少7.9%，但惟有对华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4%，达到891.96亿美元，与中日建交初期相比已经增长了

80倍以上。日本连续9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2年上半年，中日贸易额达451亿美元，其中日本对华出口增长11%，进口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中日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量的份额比上年增长1.7%，达到12.8%，中国已多年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在总额不断上升的同时，表现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贸易结构已经开始由“垂直”向“水平”方向发展。过去，中日贸易长期呈“垂直分工”形态，即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多为工业制成品，而对日本出口则以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对日出口的商品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以服装、机电产品为主的制成品出口明显上升。2001年中国对日制成品出口比率已经高达84%，为历史最高值，其中机电产品出口保持了持续旺盛增长势头，从1990年的5.1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65.4亿美元，占中国对日出口总额的28.4%，仅次于纺织品的29.1%，居对日出口的第二位，2001年8月以后，纺织品月度统计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而机电产品出口仍然呈上升走势，因此可以预测2002年机电产品将有望成为中国对日出口中所占份额最大的产品。（2）对华直接投资在起伏中上升，投资领域向高附加价值产业转变。

整个80年代，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较为缓慢，但是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了解程度的不断加深，日本对华投资开始大幅增长，1995年形成高峰，投资额达44.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在所有对华直接投资国家中名列第二，中国成为日本对亚洲投资最大的投资对象国。1996年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大幅下滑，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日本对华投资进一步下落。直到2000年，由于中国加入WTO在即，日本对华投资欲望开始恢复。2001年在西方主要国家出现经济同步下滑的背景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合同件数仍然多达2003件，比上年增加了24.1%，合同金额为54.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47.3%；实际利用资金也达到43.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49%。日本对华投资尽管起伏较大，但在对华投资国家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截至2001年底，日本向中国投资企业达22370家，累计协议金额约441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约327亿美元。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华直接投资国。90年代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是投资结构正在从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延伸，2001年日本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急剧上升，达到1590亿日元，比上年增加89.3%，相反对非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只有209亿日元，同比下降18.4%。投资领域已由服装、食品等行业向电子、机械、汽车、建材等行业扩展。近年机电产品所以成为中国对日出口增长较快的主要产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结构发生变化，对机电等制造业投资比重明显上升，对两国贸易起到了拉动作用。

（3）中日签署货币互换协议，金融合作迈上新台阶。

过去中日两国的金融合作主要是围绕政府开发援助(ODA)展开的，自1979年12月至今，日本已经向中国提供总额约达2.7万亿日元的日元贷款，1112.8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和1089.5亿日元的技术合作资金。日本对华援助约占中国接受外国政府贷款总额的50%以上，是对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最多的国家。尽管近年来日本的ODA政策有些调整，但今后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仍将是未来中日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中日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逐日增多，除两国央行之间建立了定期对话机制、相互在对方增设金融分支机构外，更重要的是两国在2002年3月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实现了中日两国金融领域在亚太地区的高层次合作。根据上述协议，两国中央银行在必要时可向对方提供总额为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以协助稳定其金融市场秩序。日本是继泰国之后与中国第二个缔结这类协议的国家，作为外汇储备位居世界前两名的日本和中国在金融领域的这一合作不仅使两国经济关系走向新层次，也为今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日货币互换协议作为东亚国家货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对加快东亚货币安全网络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2.中日经济合作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展望未来，无论从目前两国经济运行轨迹看，还是从东亚地区多边领域走势看，中日经济合作都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1）中国加入WTO将成为中日发展经贸关系的重要动力。

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将进入同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全面接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与世界经济接轨就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走上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日本多年奉行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期盼的重要目标。它将为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深入发展提供更加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加入WTO将加速降低中国关税总水平。2002年以来，中国关税总水平已经从15.3%下降到12%，已经下调了5332种进口产品的关税，非关税措施也大为减少。按中国入世承诺，关税总水平还将进一步下降，无疑将使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更加容易。日本是中国连续多年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中国进口国家中日本所占比例最大，一直占20%左右，远远超过欧美国家。在市场准入条件向好的背景下，作为中国近邻和最大贸易伙伴的日本必将成为中国入世后获利最多的国家。加入WTO后，中国将按WTO的规则调整外商投资的政策、法规。目前中国对外商投资领域的限制正在逐步撤除，外商投资的国民待遇问题也在很多方面已经得以实现。包括日本在内的境外企业将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在日本官方及各家新闻

媒体进行的各类海外直接投资调查中，中国均成为日本企业未来海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国家。可以预言随着入世后中国在入世各项承诺的陆续兑现，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热将再度升温。（2）中国在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巨大需求潜力将为中日两国深化合作提供可能。

在信息技术领域，美国的新经济泡沫破灭导致世界IT市场进入调整期，但这并不意味着IT革命的终结。日本虽然在IT领域落后于美国，但仍然在某些方面的技术位居世界前列。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移动电话市场，而且这一市场需求还在扩大。中国在IT市场的潜在需求正在化为现实的需求能力。据预测，到2006年，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电脑市场。中国对芯片的需求到2010年将会翻四番，为480亿美元。近年来世界IT巨头纷纷抢滩中国，其重要目的就是要在中国IT市场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如果中日双方在手机上网、光纤通信、网络家电等等方面加强合作，一方面将大大推动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进程，同时日本也将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获得巨大的市场效益。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对其他产品也有着巨大的潜在需求。仅以汽车为例，日本的汽车工业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作为支柱产业有过辉煌的历史，但目前作为日本经济支柱产业的作用正在下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还刚刚接近汽车时代的门槛。2001年，中国汽车的销售量超过200万台，增长16%，是近年来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2002年1-6月的汽车销售为154.4万辆，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28.9%，预计全年将首次突破年销售300万辆，达到日本市场一半的规模。中国现在每百个家庭中只有两家拥有汽车，今后3-5年这个数字将翻一番甚至还多。目前，德国等欧美汽车因早于日本抢先进入中国而成为目前中国汽车市场的主流产品。日本正努力迎头赶上。2002年日本汽车工业巨头先后进入中国。继2002年7月，日本本田汽车宣布将在广州开发区建立一个出口车生产基地后，日本汽车界的领头羊丰田公司与中国“一汽”签署了战略伙伴协议；日产汽车也立即宣布与东风汽车签署了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于2003年在武汉成立国内规模最大的合资公司，并共同生产日产全系列乘用车和东风的重、中轻型卡车和客车。到2002年9月为止，日本汽车三巨头均已在中国安营扎寨。在中国汽车消费市场正在日益扩大的背景下，未来几年中日两国在汽车领域的合作将进入大发展时期。

（3）东亚合作的进展将为中日两国加强经济合作提供平台。

近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发展。欧洲经济一体化水平最高，既有关税同盟又有统一货币，合作区域不断扩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正在向中南美扩展，美洲34个国家已正式宣布在2005年1月成立美洲自由贸易协定(FTAA)。南亚、中东、非洲也均有各自形式不同的地区经贸组织。这些地区贸易组织对域外国家产品设置障碍，制

约了东亚国家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在此情况下，加速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已经成为亚太国家的共识。80年代末以来，区域内贸易已经有长足发展，东亚国家自日本与“东亚四小”、东盟、中国之间相互贸易额已在本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经过东亚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之后，东亚国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把本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融入东亚经济圈的框架内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此情况下，东亚区域合作的步伐明显加快，其中“10+3”框架与APEC所涵盖的成员国相比不仅更具加快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的紧迫性，也更加具备成功的条件，因而近年“10+3”框架内的合作已经进入到机制化、务实性的新阶段。此外，地区金融合作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东亚国家之间有关双边及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也纷纷列入议事日程。日本与新加坡、韩国已开始讨论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事宜。中国与东盟，日本与东盟之间也在加快自由贸易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在东亚地区目前已经形成的地区合作平台中，中日两国如何发挥作用将成为东亚地区提升经济合作的关键。

3.中日经济合作还需要克服一些障碍

30年来，尽管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较之政治关系相对平稳，但也并非一帆风顺。1995年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大幅下滑；90年代末期，日本对华ODA政策调整，大幅度减少对华援助额；2001年中日之间首次出现较为激烈的贸易摩擦。这些问题均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制约了两国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各自不同的国内背景和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但一个共同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形成强烈反差，导致日本国内某些势力制造的“中国威胁论”有一定市场。这些人开始对日本政府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政策产生怀疑甚至抵触，认为日趋增加的中国产品将缩小日本产品的市场份额；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正在导致日本国内“产业空洞化”；中国经济的崛起将给日本经济带来威胁等等。这些看法不仅对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形成一定制约，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日本政府调整ODA政策的一个重要口实，是影响中日经济关系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但是，日本某些人士散布的这些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其一，日本国内的“空洞化”与中日经济紧密化没有直接联系。所谓“产业空洞化”是指由于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导致母国国内制造业部门的生产和就业大幅减少、竞争力下降、结构性失业增加等较严重问题的一种经济现象。尽管日本外转的产业不少，但日本作为世界上的制造业大国和制成品出口大国的地位仍然没有改变。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1988年日本主要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92.2%，到2001年这一比例为90%，略有下降，但仍然高于其他国家而位于世界前列。说一个制成品出口全球名列前茅的国家出现产业空洞化显然缺乏根据。

日本制造业为降低成本而移师海外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85年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达成《广场协议》，力促日元升值以后，竞争力受到严重削弱的日本企业即开始移师海外。与目前不同的是当时是把产品零部件送到海外进行组装生产，现在则是把从原材料到生产线都搬到国外。从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的情况看，欧美地区一直是日本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区，亚洲只占很少一部分。2000年，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美国约占64.9%，西欧9国约占30.1%，中国只占4%。这一投资布局说明即使日本真正发生了“产业空洞化”的问题也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

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生产是其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据2001年2月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调查，在日本转向海外生产的企业中，80%是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和加工企业，另一部分是子公司或零部件生产厂家，为在当地进行生产的母公司和相关客户提供配套产品和零部件。这些海外工厂生产的产品约有68%销售海外，返销日本国内的只占32%。事实说明日本扩大海外生产的企业多为低附加价值产业，对本国产业并不构成冲击；扩大海外生产的目的主要是占据海外市场，对本国市场的冲击力十分有限。因此日本企业来华进行直接投资不仅是降低成本、增加企业效益的良好途径，也是日本企业增强竞争力，拓展国际市场的战略选择。

其二，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会对日本经济构成威胁缺乏足够的依据。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与日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首先，尽管中国经济近20年获得了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但其GDP总量也仅仅是日本的四分之一；而中国人口却是日本的10倍，就是说中国的人均GDP仅仅是日本的四十分之一，在2000年世界人均GDP排名中，中国仅仅从过去的140位上升到第128位。所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并不等于中国现有经济的高实力。由于基础薄、起点低，中国经济即使保持目前的高速发展势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也难以弥补与日本经济实力的差距。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测算，如果世界经济以平均每年2.5%的速度增长，中国经济以5%-7%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2050年才能占到世界经济总体规模的16%左右，大体上相当于日本目前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发展睦邻友好是中国既定国策和外交政策的重点。中国现在不会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即使将来实现了经济现代化，也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事实是，日本从中国经济发展中主要是受益，而不是受损，更不是受到“威胁”。中国经济越发展，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越大，中日经贸关系发展规模和余地也就越大，日本受益就越多。

其三，鉴于两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中日经济的发展有赖于两国加强经济合作。从两国的基本国情非对称性和

经济发展趋势看，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市场广阔，但中国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需要不断地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日本既是资金大国也是技术大国，近年中日经济合作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日本资源缺乏，市场狭小，为维持经济大国的地位，不仅需要不断巩固在世界经济中已有的市场，更重要是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开拓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因而发展对华经济关系是日本实现再发展和维系经济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之一。从两国产业结构的差异看，中国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明显落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速度不断提高；日本产业高度化的进展和产品升级换代进程加速，使之要不断为相对落后的产业寻求海外生存空间。中日两国产业结构上的差异性将推动两国的互利合作进一步向纵深拓展。从两国贸易结构看，日本从中国进口纺织品、机电音像设备及零部件、食品、矿产品、光学仪器及零部件等；向中国出口机电音像设备、化工产品、塑料及塑料制品、光学仪器及零部件等。日本高附加价值产品对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从日本进口产品日趋扩大，日本市场上物美价廉的中国制品也不断增加，不仅有利于刺激有效需求的扩大，拉动了日本经济，也为日本社会稳定发挥了一定作用。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进展情况看，缺乏强有力的主导国家是东亚合作难有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所在。日本是总体经济实力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强国，其制造业实力在世界上仍然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地区的60%以上；中国是世界经济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其人口占东亚地区的人口60%以上，是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中日两国2001年的GDP接近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在7千亿美元以上。中日两国在本地区的独特地位决定了两国必将在今后东亚合作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如果与欧美两个经济圈单打独斗，结果必然是吃败仗。东亚地区要想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之间的有效合作。4.展望未来，稳定快速发展将惠及双方

中日经贸关系存在着一定的阻力和不利因素，发展不会一帆风顺，但保持稳定快速发展是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前景应该是明朗的。

首先，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消减了双方经济关系向前发展的障碍。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安倍首相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的访问，一举打破了５年来两国政府首脑不进行互访的僵局，双方同意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安倍还提出“要让中日关系中的政治、经济两个轮子都转动”主张，以结束中日关系“政冷经不热”的不正常状态。今年４月，温家宝总理对日本进行了“融冰之旅”访问，双方就推动中日关系全面稳定发展和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达成了共识。为落实两国政府首脑达成的共识，双方已建立由日本经济

产业相和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之间的高层对话机制，就能源问题的合作与协调展开对话与协商。两国还正在磋商建立高层经济对话机制，以就整个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性对话，推动两国经济关系的持续强劲发展。

其次，中日在经济上已建立极为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大力加强经贸交流与合作，促进互惠双赢，是双方惟一的正确选择。对日本来说，现在中国已成其最大贸易伙伴和总量快速增长的主要出口国之一。据日方统计，从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６年，日本对华出口年均增长达２１．２％，远高于同期日本总出口年均增长５．７％的水平。日本所以能摆脱“失去的十年”的经济低迷局面，连续６年实现经济回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华贸易和投资。因此，日本学者指出：“离开作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就谈不到日本经济的恢复和产业的发展。”

其三，中日两国经济关系潜力巨大，推进双方经济关系发展的有利因素趋于增强，不利因素趋于减弱。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居民消费能力迅增、对外开放愈益深化和扩大，以及日本走出“泡沫经济”的迷局、实现经济持续复苏，是促进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最大利多因素。展望前景，中日经济关系可望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不断跃升新台阶。

三、中日文化关系分析

1.中日文化渊源

说道中日文化的渊源，奈良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甚至可以说奈良是中日文化同源的象征。奈良在日本中南部，是日本文化的发祥地。奈良是公元710年仿照中国唐代的长安城修建的“平京城”，直到784年都是日本的首都，在74年中先后有七代天皇在奈良主政。如今，奈良被称为日本七大城市之一，由于保存有东大寺、法隆寺、唐招提寺等名寺古迹而被列入世界遗产，成为中日两国古代友好交往最宝贵的历史见证之一。

唐代中国的佛学、建筑、医学、诗歌曾是日本古代文明的重要源泉。法隆寺始建于公元607年，是日本圣德太子当政时修建的。法隆寺有48座佛教建筑，其中11座建筑修建于公元8世纪前后，体现了中国古代佛教建筑与日本文化的融合。日本古代定都奈良后曾向中国派出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唐招提寺更是中日友好交往历史的见证。它是唐代高僧鉴真（公元688—763年）东渡日本后，于公元759年开工修建的，具有浓郁的中国盛唐建筑风格，已被确定为日本国宝。当时，扬州的鉴真和尚受日本留学僧之邀赴日传道，五次东渡失

败，双目失明仍矢志不渝。754年第六次东渡日本，终于到达奈良，把中国的佛学戒律、建筑学、医药学等介绍给日本，直到长眠于奈良，为日本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后，日本古代高僧空海于公元804年到长安留学，带回大量经书，建立日本真言密宗，醍醐天皇赐为弘法大师，使佛教在日本进一步弘扬光大。

至今，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仍然是日本民族的精神食粮。《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译著在日本的书店中常年畅销不衰，甚至连明代作者洪应明所著《菜根谭》也成为近年最抢手的畅销书之一。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家喻户晓，连《杨家将》也成为日本当代作家手中的创作题材。在日本，学习汉语的人不断增加，据报道现约有200多万人，仅次于学习英语的人数。在日本，约600所大学和550多所高中开设了汉语课程。截至去年，日本在各大学设立了10家孔子学院。日本许多人学习汉语是出自个人兴趣和对中国的亲近感，而中国古代文明留在日本的名胜古迹也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去年底福田首相访华时，特地前往孔子的故乡曲阜参观，向世界表明中日两国文化同源，并且有“和为贵”等共同价值观，增进了两国之间文化的认同。

2.中日两国文化异同

两国文化虽然源远流长，但也各具自身的特色，下面我们简单分析一下两国文化的异同。（1）饮食文化的异同。

下面我们简单看一下两国饮食文化中的相同之处。首先中日两国的主食都以大米为主，大米在中日两国饮食文化中均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大米味甜、平和、补中益气、建脾胃，中日两国均认为大米是理想的主食。中国是农业大国，南北方人都喜欢吃大米，特别是南方人，以大米为主食，而且这一习俗历史悠久。北方人由于自然条件所限制，虽以小麦、小米、大豆等杂粮为主，但如有大米也很爱吃。而日本自古以来有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加之气候土壤适宜稻米生长，所以整个大和民族一直食用大米，并把大米品种改良得好吃、好存，使日本民族以大米为主食，并钟情日本大米。对于面食，中国人是最早种植小麦的地方，而各种面食又源于小麦，小麦种植传入日本后，日本人对面食也是由衷的热爱，特别是面条，中日两国人都很爱吃，但由于日本的水质好，有丰富的海鲜，使得面条特别好吃。如果说面条源于中国却盛极日本，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提到面食，不得不提饺子，对于中国北方人，特别是逢年过节，是必备之选，对于日本人也很喜欢吃饺子。

然而中日两国饮食文化又存在很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双方的待客方式及观念大相径庭

中国人待客，喜欢“宁剩勿少”，好像桌上饭菜剩得越多，越能显示出主人的盛情与美

意。即使饭后桌上一大堆残羹剩饭，主人也还会再三表示歉意：“没有什么可吃的，真过意不去。”而日本人待客，“料理”(菜肴)的数量会恰到好处，既让客人吃饱，又不剩饭剩菜，否则会认为太浪费了。“料理”所用的材料讲究“新、奇、鲜”，并非全是“鱼肉荤腥”，而是荤素搭配，哪怕是自家长的一把不起眼的青菜，主人也会很自豪地向客人宣称“这是自家产的啊”；“ 这个菜很好吃呀”，以此表明待客之盛情。并且，日本人使用的餐具也有一番讲究，往往根据菜的种类选用不同的器皿，而且会在菜上放些花草增加自然感。此为差异之一 ②烹调方法有很大差异

中国菜讲究“色、香、味”，属美昧型菜肴；日本料理注重“新、奇、鲜”，为营养型菜肴。中国菜分为多种菜系，并有“烧、炒、爆、煮、炸、蒸”等二十多种烹制方法，这是日本料理所望尘莫及的。同本人喜爱清淡的口味，生食或把食物放入水中煮食为多，所以日本料理被称为“煮文化”。这种做法也许与日本水源充足、木材丰富有关。除此之外，日本料理的烹制方法还有烧、烤.炸等有限的几种。制做中国菜时，特别讲究火候。其做工之精细，种类之繁多，令日本人目不暇接，因此，有些专业用语译成日语时，很难找到与之匹配的词汇，只能做相应的解释。而有的中国菜肴为了翻译起来简练，干脆采用音译 ③饮酒习俗的不同

中国的酒与茶同样历史悠久，自古以来，人与酒结下不解之缘。所谓无酒不成宴，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欢，无酒不成敬。中国人请客吃饭，除了准备丰盛的饭菜外，更是大设佳酿良液，劝酒畅饮，甚至逼酒，不醉不归，以示诚心。酒还另有妙用，烦劳一天，适量饮酒，便可化解疲劳，疏通筋脉。古今人物更喜以酒消愁，千古诗篇中，国事家事天下事与酒亲密纠缠，有“诗酒不分家”之说。中国酒类之多冠盖四海，大致可分为白酒、黄酒、啤酒、果酒、料酒等，具体品种无以数计。单就名酒而言就不下300种。

日本酒类也不少，清酒闻名遐迩，从味道说，有甜辣两种；从等级说，有特级、一级和二级三种，大概都在15度上下。最有名的清酒有“大关”、“菊正宗”和“富久娘”等，京都的“月桂冠”、广岛的“醉心”和秋田的“太平山”也不错。日本人很喜欢喝酒，尤其在晚上，每天下班后，大都要喝一杯后再回家，直接回家的人也要在家喝一杯，而且往往与中国人一样边吃边喝；而不似西方人的有时不吃也喝，干喝不吃。许多日本公司的职员，每周要有三四天在外面喝到深夜，方才如倦鸟归巢；因此也才有了没有酒也便没有日本的现代化之说。但是，日本人不胜酒，喝的并不多，他们喜欢饮酒放歌，有时表现出日本人的豪放性格，有时流露出凄凄痛楚的浓厚民族色彩。酒的作用更表现在交易场上，饮酒只是一种形式和手段，真正目的却在谈生意上。

日本人的喝酒，却又是与工作截然分开的；工作时间饮酒是根本不允许的。一般情况下，日本人在喝酒时也不会涉及友人之间应办的正经事的话题。在为了公司利益的宴请场合，日本人干杯时的心态，是无意为之而不得已为之；所以喝得极为谨慎与表面化。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对酒后的失态，日本人仍不会真正地感到脸红；对酒精作用下的言行，也并不抱着应有的责任感。因为日本的文化中，现在和将来都大约都不会产生这样的约束内容。这与中国社会的喝酒即工作，不喝酒不办正经事的世风，形成了尖锐的对照.④待客方面的差异

中国人好客，常常轮流作东聚餐，到了吃饭时间，如果谁说一句“走，吃饭去!”往往是邀请的人掏钱，并且在餐桌上没有两、三小时是下不来的。而在日本，同样的场合，即使谁说“去吃饭吧”，那也往往是各付各帐的，彼此之间用不着客气。另外，日本人吃饭讲究速度，即使是公司的老板，午饭通常也只吃一碗五、六百日元的面或“盒饭”了事。

纵观上述中日两国饮食文化的差异，究其原因，与两国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中国自古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在悠悠历史长河中，封建主义起着主导作用。中国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形成了温、良、恭、俭、让的民族风貌与世态人情。翻一翻《礼记》的《内则》与《曲礼》篇，便可以清楚地知道，远在那个年代，中国人举凡进食的规律、礼数、章法和禁忌等，都已有明晰的总结和具体的守则。这些礼仪伴随着农耕文化的成熟而日臻完善，成为中国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由此产生了许多吃的学问。自古以来，中国的美食家层出不穷，有名人，也有平民百姓。如苏轼的“东坡肉”，麻婆发明了“麻婆豆腐”，各个朝代产生了林林总总的名吃.日本至平安时代，崇中媚华，只要是唐朝的东西，大都会赢得平民百姓，尤其得到贵族阶层的崇尚和效仿。可以说，中国的食文明对日本人吃喝之道的形成，起着卤水点豆腐般的推进作用。另一方面，日本人对于得来不易的人家的好东西，一旦到手便绝对不肯轻易放弃。明治时代开始，随着西餐的引进，不但使日本料理的面目大为改观：而且，食文化领域里的西方文明，也开始在日本列岛上生根、开花、结果。这使得日本饮食文化的整体素质，既具有东方之美，又饱饮了足够的人类现代营养。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并且达到了较高的文化品位。但是，由于日本地域狭小，物产不丰，尤其是“明治维新”以后，统治者的目光主要瞄准对外扩张和经济发展上，很少顾及吃了。因此，日本人从小就养成了“节约”、不奢侈的习惯，以至有了闻名世界的“美名”—— “小气”。近百年来，内优外患的国情，使得中国文化的发展由长期领先变为明显滞后。中国的饭菜虽然还足那么令人叫绝，但整体素养却令人不敢恭维了。一些中国饮食文化的遗产和习性，在我们邻居日本那里保存得完好无损并得到了发扬光大。在日本，你可以随处享受到日本普通家庭的

饮食礼仪的快慰。家庭主妇做好饭菜之后，喊家人将餐桌团团围住，全家人对饭菜鞠躬道： “我领受了，并拿起筷子开始用餐。日本人以为，人类所食的一切无不是神赐予的，享用时务必首先对神的厚爱致意。夹到碗里的饭菜必须吃得干干净净，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对饭菜的口味，不可以随便挑剔；一般要多少说上两旬恭维之辞，以体谅劳作者的辛苦。用餐既毕，筷子要规规矩矩放在自己的碗的旁侧，并再次向桌面鞠躬道“谢谢招待”才行。日本人在家庭是这般，在公众场合更是如法炮制：无人例外，整齐划一，温文尔雅，文质彬彬。

日本的饮食文化源于中国，两国饮食习惯孰是孰非，我不敢枉加评判。但是，中国当今社会许多中老年人所患的心脑血管病与摄入的脂肪和胆固醇过高有关却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是世界上有名的长寿国家，现在日本人的平均寿命高于中国人。2001年的统计显示：日本男人平均寿命78．07岁，女子84．93岁。有专家认为，这很程度上得益于日本人良好的饮食习惯——崇尚绿色食品，讲究营养，不暴饮暴食。（2）茶文化的异同。

其实茶也能归入饮食一类，但茶这一文化在中日两国有着很大的影响，所以把它单一列出来比较。

“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中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

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掸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

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

下面我们简单说一下日本茶道中的“道”。道在日语中含有艺术、礼仪、习俗、情趣等多方面的涵义，日本茶道的“和、敬、清、寂”，是茶道的精髓，它同我国佛教中的“禅”有其密切的关系。“和”：品茶叙情，使人际关系更加融合、亲和，调整人们的关系向良性方向发展。古人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敬”：相敬如宾，互致友情，形成精神文明之风尚。“清”“：清目、清心、清神。”寂“：六根清静，调节情绪，使你产生一种涵养，从日常生活中的烦念中解脱出来。在今天的日本，高层建筑鳞次栉比。现代化工业的浪潮时刻冲击着每一角落、每个人的神经，为了寻求精神上安定，必然需要一个静谧的世界，而茶道的和、敬、清、寂之中，回复自我，以获取明天的生命活力，这就是日本茶道的内涵和精神所在。

说完了中日茶文化的渊源，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两者有何不同之处。

首先，中国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儒、道、佛为一体，三者互为补充、绝少抵触，从而使中国的茶文化内容非常丰富，无论从哪个层次、哪个方面讲都能做出宏篇大论。而日本茶道则主要反映中国禅宗思想，当然也融进了日本国民的精神和思想意识。中国人“以茶表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充分贯彻了儒家礼、义、仁、德的道德观念以及中庸和谐的精神标准。日本茶道吸收了中国茶文化思想的部分内容，主张“和、敬、清、寂”，公开申明“茶禅一位”，它规劝人们要和平共处，互敬互爱，廉洁朴实，修身养性。

其次，日本茶道程式严谨，强调古朴、清寂之美；而中国茶文化则更崇尚自然、随和之美。日本茶道主要源于佛教禅宗，提倡空寂之中求得心物如一的清静之美，但其“四规”、“七则”似过于拘重形式，很难让人感受到畅快自然。中国茶文化最初是由饮茶上升为精神活动的，与道教的追求静清无为的神仙世界颇有渊源，它在艺术层面上强调自然与美学精神，很容易让人感到和谐统一。但是中国的茶道没有仪式可循，往往便道而无道，影响了茶文化精髓的作用发挥和规范传播。故而说起茶道，往往仍首推日本。

最后，中国茶文化包含社会层次较广；而日本茶文化则 尚未具备全民文化的内容。中国茶文化自宋代便深入市民阶层，其最突出的代表是大小城镇广泛兴起的茶楼、茶馆、茶亭、茶室。在这种场合，士农工商都把饮茶作为友人欢会、人际交往的一种手段，从而使“茶”成为生活本身的内容，而各个民间地区更有极为丰富的“茶民俗”。日本人崇尚茶道，有许多著名的世家。茶道在民众中也很有影响，但其社会性、民众性尚未达到广泛深入的层面，也就是说，相形之下，中国的茶道更具有民众性，日本的茶道更具有典型性。

（3）文化教育的异同

说道中日文化教育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名词“遣唐使”。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三次，实际成行的十六次。逍唐使通过在中国的学习，深入了解了中国的文化体系、教育制度，并在回国后仿效唐朝教育制度，开设各类学校教授汉学，培番人才。因此可以说中日在文化教育上也是同源的。即使到了今天两国在文化教育方面还有很多相同之处。

而中日两国在教育领域差异产生于明治时期，并一直延续到今天。教育是决定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发展水平的最根本原因之一，这一点相信已经得到了历史的证明。作为国民教育的对比，大概可以分为体制、内容、目的以及对象等几个方面，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对其理解和实践都各不相同，因此呈现出的结果也有分别。比如同样被认为是儒家文化圈的中国与日本，在这方面的差别就相当明显。甚至可以说，中国与日本的教育政策、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教育理念的不同，正是导致两国近现代发展历程迥然不同的重要因素。直接地说，日本之所以总是能比中国先一步实现国力的腾飞，不论是明治时代还是二战之后，其教育优势的作用最不容忽视。

那么中日教育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首先是重视程度和投入的不同。众所周知，日本是全世界基础教育最普及的国家，也是最重视教育的国家，日本实行的是九年一贯制完全免费义务教育，小学入学率一直保持在99%以上，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比例为97%左右，大学已经进入“全入时代”，就是说想上大学的人都可以上大学，尽管如此，已经有40%的大学招不满名额，日本没有文盲，每年每人平均看34本书和杂志，人均日订阅1.2份报纸，这是全世界也少有的，因此日本的国民素质很高，每年全世界对旅游者的评比中，日本人总是名列前茅，2006年日本排位第一，中国排倒数第三。日本的大学70%以上是私立大学，80%以上的短期大学是私立的。由此可见，日本私立大学承担着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日本政府对私立大学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每年都给私立大学拨不少补助金。当然日本教育也存在不少问题，自从80年代开始，日本实施“宽松”式的教育，几次减少了在校学习的时间和教学内容，因此造成了学生不爱学习、教学质量明显下降、无理想的人在日益增多，并且出现了60万不愿意学习和工作的日本青少年，日本政府和民间有关人士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正在进行改进。但是日本大多数学生的综合素质比较高，一是做人诚实，二是吃苦、认真，三是有教养，懂礼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一向重视教育，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有了最高学府——“太学”，并设置了博士。中国这一传统的儒家重视教育的思想，在日本根深叶茂，而在中国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落后了。

其次是教育的目的不同。中国的教育更具功利主义性质，而日本的教育则更强调人的素质提高。中国自产生科举制度以来，一直到今天“学而优则仕”始终是学生学习的根本目的。也就是说，教育和改变自己身份、地位的切身利益追求紧密相连。特别是到了明清两代，八股取士，更是将“学问”与仕途的关联标准化、制度化。这种功利目的极强的心态，是中国教育理念至今依旧的重大问题。著名的广告片《知识改变命运》，实际上继续宣传着同样的理念。知识的增长，固然可能带来命运的改变，但带着为了追求命运改变的迫切心情，与静下心来丰富提高自己素养的教育理念对比，前者无疑更容易出现偏差和失败。日本的教育理念缺少中国过于强烈的功利色彩，却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接近儒家的原本思想。比如说孔子的有教无类，其真正内涵应该只是强调教育的普及性，不因受教育者的身份地位差异而有区别，并没有从中选拔的意思。中国过去的教育制度虽然看起来是很公平，贫民也有中举当官的机会，可这个“出人头地”的结果正好是对教育本质的破坏。至于今天的中国教育，则连表面上的有教无类也难以做到了

在没有功利目的的前提下，教育更多的是为了提高个人修养和综合素质。而外语教育在中日两国的状况最能够说明问题。中国的外语教育是和应试、升迁、评定职称等一系列功利目的相连的，有些时候竟然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日本则更注重外语教育对于个人素质的裨益，虽然也有一些资格考试，但仅限于有必要的相关人士。最值得深思的例子，是日本的业余外语学校NOVA和中国的“同行”新东方。后者把应试型外语教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前者的学员是社会各界对某种外语感兴趣的男女老少；后者的终极梦想是能够轻松应对外国的偏狭的语言测试，前者的宣传材料上写着最高目标是“不用字幕看懂外国电影”。然而，NOVA是东证大型上市企业，2003年外语教育产业营业额达到615亿日元，整个日本的业余外语教育产业营业额竟达1233亿日元。这个数字清楚表明了日本人对素质教育的持久热情。目前，日本正在进行的是推进“终身教育”。在老龄化的趋势下，以退休老人为教育对象的各种产业前景看好。退休老人的学习热情，当然没有什么选拔和目的，但这种素质教育的完善，足以令中国人汗颜。

总之，尽管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存在种种分歧和摩擦，甚至在某些特定时期双方的立场出现严重分歧，但应该看到，在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友好合作、共同发展始终是中日关系的主流。只要双方共同努力、排除干扰，进一步挖掘深化合作的新思路、新途径，就一定能够在全球化的今天开创出共同繁荣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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