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论文

第一篇：中日关系论文

浅谈中日关系

摘要: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余年的交往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多数时期两国人民和睦相处，与亚洲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虽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中国政府始终把维护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作为长期国策，置于对外关系的重要地位，并一向认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关键字:中日 合作 竞争 交流 和平

正文:

一、如何为中日关系定位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中日关系在90年代前半期进入了重新调整、重新定位的转折期，经过1997年以来的重新趋稳期，1998年11月江主席访日时中日双方确定了21世纪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框架，即双方就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了一致，中日关系进入了实现这一目标、落实诸项合作内容的新阶段。近两年来，中日关系基本上在这一轨道上出现了良性发展势头。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中日间各项潜在矛盾因素还没有得到消除，有的摩擦隐患甚至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仍需中日双方共同做出很努力来防止这些矛盾与摩擦破坏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局。

未来中日关系能否顺利发展，在很程度上就取决于中日两国相互间能否结束以“中国威胁论”和“日本威胁论”为表现的相互戒备的恶性循环，能否增进相互信任，促进共同利益，建立起稳固的双边机制。

与会专家认为，从政治多极化潮流和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中日两国既有利害冲突，也有共同利益；从总体上说，求同存异、共同维护和平与发展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对日政策的基点应放在致力于防止战略对抗、增进安全信赖、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有利的周边环境方面。与此同时，近年来因台湾问题的新局面而出现的中日间安全困境已成为两国间最突出的问题，急待双方共同努力予以妥善解决。

与会专家指出，近年来中日两国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中的相互排斥情绪十分高涨，这与近年来中日关系的内外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这种舆论环境对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十分不利，严重束缚着两国政府推动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进程。对这种局面，中日两国政府和各界应予以足够重视，妥善引导，共同改善两国的相互舆论环境。

二、关于历史问题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日间历史问题的实质，就是日本一小撮右翼势力不断否认侵华历史的丑行不断伤害着中国人民的感情、迫使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得不做出正当反应的问题。

基于此前提，中国政府和人民应如何对待日（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本右翼势力的翻案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其他问题呢？对此，与会专家们的见解既有广泛的共识，又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对日本一小撮右翼势力的翻案活动必须给予坚决回击，毫不含糊。但在如何估计这些势力对日本政界与决策层以及社会、舆论的影响这一问题上，与会专家们的判断与分析不尽一致，从而其对策建议也有所不同。

有的与会专家认为，今后日本民族在侵略历史问题上真正达到亚洲各国人民满意的程度或重新倒退到军国主义水平这两种可能性都不是很。多数日本人的真实心态似为：今后最好别再提起这一段历史。特别是战后出生的新生代的历史认识总体上十分模糊暧昧。

与会专家们认为，尽管一小撮右翼势力正极力推动抹杀侵略历史运动，但鉴于战后日本的体制变化、和平发展及国际制约，未来日本复活战前军国主义体制与政策的可能性

已基本消失。至于未来日本是否将成为具有对外干预性的能力与意志的军事国，与会专家们的观点表现出角度不一，各有侧重，感到今后须继续就此进行深入探讨。

三、关于台湾问题

与会专家指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考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安全利益。日本强调台湾海峡是其海外运输线的重要通道，以此为由在其所谓“周边事态”是否包括台湾这一问题上采取了模糊战术。（2）“台湾情结”。这种情结包括日本对其对台殖民统治时期的留恋和近年来台湾亲日派媚日做法的一拍即合、近来日台间人际交往的急剧增加、以及对台湾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认同。（3）“中国威胁论”。日本一些势力企图阻挠中国在顺利实现统一的前提下快速崛起的进程。

目前在这一问题上中日间的关键问题是：日本以防范“周边事态”为名与美国一道摆出了对我武力解放台湾予以干预的姿态。在这一问题上，中日关系将是“平时朋友，战时敌人”，日本很有可能在美军武力干预台湾问题时对美军提供“后方”支援。至于其介入程度如何，则将取决于当时的日本政界构成、日美关系紧密程度和中日关系具体情况。中国应继续要求日本明确表示其要防范的“周边事态”不包括台湾，同时也应继续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讲清：“台独”和外部势力干预这两种局面是可能引发台海战事的根源，杜绝这两种根源才是保持台海和平的基本保证。

四、关于双边经济合作

与会专家指出，世界第二经济国日本是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与技术的最主要对象之一，加上日本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联系，其重要地位是美国和欧盟所无法替代的，这种情况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日本经济在经过90年代升级转型的“阵痛”之后有望重新恢复元气，届时日本对亚洲经济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急剧增。

目前，日本朝野和政、官、财三界都十分重视中国京沪高速铁路项目，日本政府正以民间企业投标和政府援助资金配套方式全力以赴地争取得到这个项目。一些与会专家认为：从纯技术角度看，日本的新干线技术以及日本各先进企业的相关技术最适合于目前我国的铁路需求。

一些与会专家指出：近20年来日本的对华oda资金在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未来中国在中西部开发、环保、扶贫等领域对条件优惠的日本oda资金仍有很需求，但中国将难以接受日本一些势力试图在oda上附加政治条件的做法。

有的与会专家指出：日本在2000年以后仍可能对中国提供包括日元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在内的政府开发援助（oda）资金，但将更多地把此作为对我施加政治影响的手段，并在资金构成、援建项目、效果评估、内外宣传方面进行较幅度的政策调整。

还有的专家指出，鉴于日本财政困难等情况，在oda项目的选定和实施方式上，中方不妨采纳日方的一些意见，如考虑提高日本企业在oda项目中的中标率，更多地采取日本政府oda资金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项目相结合的方式等等。

五、中日与东亚合作

有的与会专家指出，在东盟加中日韩会议、中日韩对话、亚欧会议、东亚货币与金融合作等业已出现的旨在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对话与协商机制中，中国可以支持日本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研讨会还就日本的政治国战略的走向、中日围绕海洋开发与海上安全信任以及中国的对应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

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

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以上三个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政治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真正放弃否认和歪曲历史的企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三21世纪中日关系展望

（一）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展望21世纪的中日关系，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经济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的21世纪，发展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对全面加深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贸易方面日本期待着进一步降低或取消关税。近年来中国已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据报道，从92年到97年，中国先后7次降低关税。现在的关税已平均降到了17％，与发展中国家基本持平。相信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进展，这方面还会有较大的改进。另一方面，中国也希望日本减少对进口中国纺织品份额的限制，使两国贸易保持平衡。在投资方面，日本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流通、通讯等服务领域；中国则希望日方多向交通、能源、环保等领域投资。目前，双方在这些问题上既有合作也有分歧。但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是由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分歧将逐步消除，合作会进一步加强。

可以预见，在下个世纪，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将逐渐加深。97年出现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足以说明，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其影响决不仅限于该国国内，它会波及到其周边地区甚至全世界。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中日两国应当在未来的岁月里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精神，加强政策协调、信息分享和经验交流，进一步加深两国间经济技术合作，为亚洲及世界的经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中日关系与中美、日美关系

多年来，中日两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都把对美关系放在首位。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影响。首先，中日关系要受中美关系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如1989年中国发生**时美国制裁中国，使中美关系恶化，与此同时，日本也冻结了第三次对华日元贷款，使中日关系也受到了影响。其次，中日关系也受日美关系的影响。由于二战后的历史原因，使美日两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保持着特殊关系。因此，研究中日关系时不能不考虑日美关系。前不久，日美两国重新签署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据说要将中国的台湾省划归其防卫范围，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对中日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展望未来，中日关系中美国方面的影响在较长时期内将难以改变。就美国而言，它希望通过参与亚太地区的国际事务来增强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约束和限制中国和日本的政治影响；就日本而言，它根本不满足目前经济大国的地位，试图借助美国的支持，通过积极参与亚洲及世界的国际事务、加入安理会等方式来实现其政治大国的梦想。而日本一旦成为政治大国，接下来会不会向军事大国发展呢？值得深思。近年来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正在朝着军事大国的方面迈进。如日本防卫厅长官野吕田芳成近日表示，可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攻击企图用导弹袭击日本的敌国基地。这一言论显然有悖于当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只会在本地区引发新的紧张气氛，加深周边邻国对日本的疑虑和不安。另外，近日日本国会将要审议新日美安全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届时日本将很有可能改变其“专守防卫”的政策，违背其决不成为军事大国的诺言。对此，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不能不引起高度的警惕。

在世纪之交，回顾中日两国交往的历程，可以说，友好合作是主流，冲突和摩擦也不少；展望未来，深深感到，中日友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无论从国际形势的角度看，还是从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的渊源及两国人民的感情来讲，中日两国都没有理由不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日两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正如江泽民主席1997年12月12日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中日友好关系来之不易，凝聚了双方几代人的努力和心血，值得珍惜。为了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双方应当为建立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合作而努力。”继9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后，98年又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为此，李鹏总理于97年11月对日本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98年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和国家主席江泽民也先后访问了日本。一国的主席、副主席和总理在一年的时间内连续访问同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是极其罕见的。这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对中日关系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江主席去年的访问，不仅是历史上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日本，而且在这次访问中，中日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这是继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中日两国发表的第三份重要文件，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相信，只要中日两国政府本着睦邻友好、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彼此多一些理解和信任，少一些冲突和摩擦，中日关系就会朝着和平、友好的方向发展，中日两国也必将会在携手迎接新世纪曙光的同时，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日本驻华使馆编：《日本简讯》，第110期。

2。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8期。

3。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1997年第1期。

4。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日本研究》，1997年第3期。（责任编辑石涛）

第二篇：中日关系论文

一、中日关系的现状

“政冷经热”是对当前的中日关系的最好概括。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

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日本也是中国的重要投资伙伴国，至2000年末，日资企业对华投资合同累计达20371件、387亿美元。与贸易同样，1996年以后呈减少趋势的对华投资于2000年又开始回升。日本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也改善了中国的投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发展资金的不足。据统计，从1979至1998年，日本共向中国赠送32.2740亿美元，贷款99.5660亿美元，总共达131.8400亿美元。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远远超过第二名。以往四次提供的日元贷款都是10年宽限期，30年偿还，利率虽有若干变动，但是仍然很低，而且赠送的部分也达到相当规模，约为贷款的1/3。日本的对华ODA，从大规模日元贷款所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到由大使馆或总领事馆批准的小规模无偿援助所修建的乡村学校或道路，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开发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之，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

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遗留毒气、珠海集体卖春、西安日本师生演出、双方民间保钓之争、中日足球赛激烈对抗等，致使两国民间对抗情绪高涨，政治关系不断下滑。

二、中日关系的症结

1、两强并起。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2002年在农产品问题上的争执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国内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宣扬“中国威胁论”，主张联合东盟国家、韩国、印度来牵制中国，另一派是极力提倡“抓住机遇论”，主张日中加强合作来实现东亚经济圈，以提高东亚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总的发展趋势是后者逐渐占优势，但目前，前者势力还不小，尚不可低估。因此，中国对日经济政策必须经常考虑如何使“抓住机遇论”占优势。

2、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以前手下的“小伙记”已独自营业，且生意日渐兴隆；雁身、雁尾要求与雁头并驾齐驱。这些事实的出现难免使日本有失落感，踌躇不前并不是可取的态度，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笔者认为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自己是西方大国，不屑同区内发展中国家为伍；（2）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3）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雁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4）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5）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朝令夕改，对他国疑虑重重，只能形成“信任困境”，造成敌对状态。犹豫和彷徨只会错失良机和遗恨未来。2004年，日本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志在必得，东亚不少国家对日本的“道德资格”提出质疑，这很值得日本深思。

4、中国也有不理性的情绪要反醒。从对马立诚、时殷红二位学者的文章讨论来看，倾向性一边倒，根本没有对方发言的余地，并且发言充满了情绪化、辛辣甚至是漫骂的文字。笔者认为这也是不正常的，人们常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维护你发表观点的权力，而前一段的争论显然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其实在他们的文章中除部分建议不恰当外，还是闪烁着真正灼见的，并时而显现出其拳拳爱国之心。比如，马立诚说：“我们是泱泱大国，大国就要有大国的风范。一个崛起的大国如果始终怀着受虐的、仇恨的、报复的心态，是非常可怕的，这种情绪极易被利用，造成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的后果。现在我们要考虑，国家富强了，我们除了工业产品还能向世界输出些什么？难道输出仇恨么？现在我们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和平崛起“，非常关键的就是要营造和谐的外部环境，国际上有人散布”中国威胁论“，为此我们用各种方式辩解，展示我们是一个宽容敦厚的大国。”“崛起的中国应做一个理性大国、责任大国、平衡大国，而不是一个充满仇恨和报复心理的大国。这个弯必须转过来。理性大国，就是做事情要从理性和全局出发，克服情绪化和盲动；责任大国，就是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理解与合作承担责任；平衡大国，就是要善于斡旋，在国际矛盾中求同存异，维护平衡。只要坚持这样做，中国的崛起，就会尽量减少震荡和冲突，从而有利于中国实现自己的目标。”应该说这些观点还是比较客观的。

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

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最重要的是创造出超越‘自己的故事'的‘共同的故事'，在‘共同的故事'中，当面对历史问题时，日本将不再被追究，而将是自身拥有追究的意欲。这可能是从由于他国不断要求‘道歉'追究而产生的卑屈感中解放出来的唯一办法。”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正如法德和解不是从法德开始，而是从欧洲的合作开始一样。“日本不受到外压的话不会作什么让步，即使作些让步也总是过小过迟（Too little, too late）。日本政策转换中的被动性、消极性与1955年保守合并结成自民党长期政权有相关性。因为是长期政权，即使首相与内阁更迭也难进行重大的政策方针的转换。当无论如何也必须进行政策转换的时候，政府常常会借助外压来向党内的其它派系及在野党呼吁其必要性。当然，向日本施加压力的国家，一方面须是有强大力量的国家，另一方面也是与日本有深入交流的国家。冷战时期这样的国家当推美国。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和中国间各种交流逐渐加深，中国在现实中正在逐渐变成这样的大国。但是这样的情况不断反复，就国民心情而言，对施压的国家逐渐产生反感的情绪可想而知。这给我们带来两点启示：一是日本要注意摆脱这种决策模式，应更加主动的姿态面对挑战，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大国；二是中国要注意施压的策略，借助区域组织来表达自己的意图更为可取。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笔者认为：首先，它们必须意识到，”10+3“是东亚地区一体化的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在东亚经济核心集团(EAEC)、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还有其它几次尝试都失败了之后，如果连”10+3“也不能成功，东亚就不会再有其它的出路。所以，日本和中国都要意识到，它们之间的合作是一种政治的必须。中日的未来和东亚一体化密切相关，这两个国家必须承担起各自的责任。

其次，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再次，日本不可能再回到军国主义的过去并四处扩张。中国的媒体和精英们有责任让国人明白这一点。在此，中国也有许多工作要做。最后，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让日本成为”远东的英国"这一呼吁，也只有战略上的意义(可以超然地制衡大陆国家)，而在经济上则毫无意义。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日本的GDP总量是中国的4倍,人均GDP更是中国的37倍,发展等级比中国高得多,在东亚和世界的经济影响和联系更远胜于中国,所以日本在东亚经济合作中享有主导权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第三篇：中日关系论文

我看中日关系

论文提要：谈起中日关系，人们便不由想起了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所犯下的罪行。现在我谈谈中日关系存在的问题所在。从这些年的现状看，可以将其归纳为中日间的历史问题、日本如何看待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战争赔偿问题、还有就是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中日关系的好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是人，是中日两国的愿望与行动。因此，加强中日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对减少中日之间的纠纷与摩擦十分重要。这是正确处理中日关系必须认真对待并解决的问题。关键词：矛盾合作挑战共同利益 正文： 提出问题

问题是什么以及由来与背景

中国与日本从历史上就有着无数的爱恨纠葛，从唐朝的鉴真东渡到残暴的侵略罪行再到近代的钓鱼岛问题的不断升温矛盾的激化以及双边日益繁荣的双边贸易„„可以说每个时期的每个问题都一丝一缕的牵扯着全身的所有问题。(事物的普遍联系性)所不同的是那个问题占了主导地位。而目前钓鱼岛问题无疑使中日之间的首要矛盾，但钓鱼岛问题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岛的问题，它的背后又牵扯着种种问题。问题的实质

实质非常明确两个大国在国际舞台的博弈，而且一定程度上是中美关系 产生和解决的社会影响、作用或意义或价值或启示

解决与否关系着中国的崛起，日本的国际地位，以及未来世界格局的变化 二．分析问题

（一）问题产生的议论根源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分别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日关系的好坏影响着亚洲乃至世界局势的稳定，中日关系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长期以来，中日关系时好时坏，两国关系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较之中日经济合作的前景，两国政治关系面临着如何增加相互信任、寻求共同战略利益等一系列课题。中日两国政府的相互政策亦是决定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中日两国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共同发挥作用，创造双赢、多赢局面，以避免中日关系严重后退。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并没有正确认识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违反国际道德、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事。

（二）问题产生的实践根源（历史或现实）二战之后，由于日本政府没有彻底清算国内的军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一直没有消散，致使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几度抬头，右翼势力不断膨胀，甚至否认二战侵华史，企图为历史罪行翻案，这激起了世界人民尤其是亚洲人民的强烈愤慨。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自认为有了威胁，蓄意挑起“中国威胁论”，开始大肆扩充军力，不断为日本自卫队“松绑”，加强在各地的军事存在，经常与美国等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联合与中国有争端的国家，企图与美国一起围堵中国，甚至企图修改和平宪法，将自卫队升级成国防军。众所周知，二战之后，在联合国监督下制定的的日本宪法是不允许日本对外宣战的，而现在的日本右翼势力企图更改和平宪法，拥有“集体自卫权”，这样一来日本便可以对外宣战。这中苗头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日本国内长期长期积聚的军国主义思想的累积，以及国内经济、社会问题影响的。面对中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日本既希望看到中国的稳定，同时也担心中国压倒自己取得“地区的主导权”。冷战结束后，美国意在构筑一极霸权世界，并把强化同盟、联日抑中作为其东亚战略的支柱。中日对待美国霸权的不同立场，在中美关系相对平稳时将是中日建立信赖关系的障碍，在中美关系趋于紧张时则将使中日关系发生严重倒退。中日两国应努力消除或减少来自美国因素的消极影响，致力于构筑中日、中美、日美三对双边关系相对均衡发展的中美日关系。

历史认识问题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那段不光彩历史，日本始终有一部分人不愿也不敢正视。甚至有人公然为侵略历史翻案，美化其侵略罪行。他们的这些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伤害了中国人民以及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也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仅在90年代以来，日本一部分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就足以令人义愤填膺。从历史上看，日本曾通过武力吞并台湾并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1972年中日两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时，日本政府就明确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还承诺与台湾只保持民间往来。然而，多年来中日两国由台湾问题引起的摩擦也时有出现。据日本《读卖新闻》1996年5月5日透露，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丁懋时于3月上旬台湾海峡局势紧张时秘密访问了日本，并与日本官房长官木尾山静六就台湾海峡演习情况及日台间的有关情报进行了会谈。台湾高级官员访问日本，就安全问题相互沟通，自70年代日台断交以来这是第一次。1997年9月23日，日本和美国签署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当时日本报纸指出：“新指针肯定是针对台湾海峡制定的”，“届时在军事上不可能不具体设想包括台湾海峡危机”。还说，一旦今后台湾海峡有事，日本有“必须支援美国的义务”。日本还有人认为，周边地区的范围“到马六甲海峡为止”，“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及其以远地区均被纳入视野”，这表明，日本力图介入台湾问题和南沙诸岛的争端。众所周知，台湾及南沙诸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地把台湾海峡列入日美安全合作范围，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干涉，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能接受的。

在钓鱼岛的归属这一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分歧。但从大局出发，20年前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领导人都同意将这一问题留待以后解决。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副总理在同福田首相会谈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说：“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我们的后代会比我们更聪明，将来总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但多年来，日本时常有一些右翼分子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挑衅。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成员一行7人乘船登上钓鱼岛，并在岛上设置灯塔。1997年5月6日，日本国会议员西村真悟在冲绳县一名议员及两名摄影师的陪同下登上钓鱼岛。5月7日日本政府决定，如果外国人无视日本政府的警告登上钓鱼岛，将被认为是非法入境，日本将用武力予以驱逐。以上三个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政治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真正放弃否认和歪曲历史的企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可以预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将逐渐加深。97年出现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足以说明，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其影响决不仅限于该国国内，它会波及到其周边地区甚至全世界。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中日两国应当在未来的岁月里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精神，加强政策协调、信息分享和经验交流，进一步加深两国间经济技术合作，为亚洲及世界的经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的总思路或总体构想

问题是存在的，但解决方案也是有的。一定要逐渐创设比较全面的战略对话及其机制，目的不是解决基本争端和潜在冲突，它们在很长时间内解决不了十年、十五年之后都会存在，但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谋求基本稳定，争取战略发展机遇期，而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对于最高层的接触问题要坚持目前的立场。主权问题坚决不能让步，而且要争取主动权。在经济上可以加强合作等，通过民间的沟通还减小存在的矛盾。具体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或手段有哪些

矛盾是具有两面性的，对于中日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辩证地来看。就目前中日关系的合作领域看，中日之间的矛盾也并非完全不可调和，但前提是日本必须正视历史，尊重二战后国际秩序，不要做出挑战国际秩序的事情。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还是有一些积极的因素。中日之间的合作也具有战略性，迈向战略性的势头不能否定，这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另外，对于中日之间的一些合作、竞争或者矛盾的方面，我们也可以不必弄到剑拔弩张的程度，这应该是今后发展中日关系的一个大的思路。双方能否找到一些方法，维持适当的畅通、适当的交流，这将使中日关系不至于走向不可挽救的地步，这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我认为，现阶段要积极的对日本的动作作出正确的判断及应对，忘战必危，还有针对抵制日货谈下看法，目前大家对日货的抵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效果也是有的。愤青们在这条路上走得太快，有部分人开始自发或有组织地打砸日货，这些日货甚至不是未出厂的，而是广大善良的中国人民无意中购买的含有日资成分的货品。事态发展开始出现暴力倾向，这种被称之为“以上帝的名义，干魔鬼的事情”，可以说是部分国人劣根性的集中体现。记得当年蒋主席抗战，也是师出有名，但是抗到后来，不但实行不抵抗政策丢了东三省，而且仅内战就倒下了数以百万的中国人，相信连向井敏明这样的杀人比赛冠军拿着卷了刃的东洋刀掰着脚趾头也数不完，可能人家要向中国人竖大拇指。最近报纸报道韩国正在试图摆脱美国的控制，并与朝鲜商谈恢复对话问题，因为韩国人不愿意同胞相残。去年日本不承认慰安妇事件发生后，韩国几个热血青年和中年人，为表达愤慨于日本领馆门前当众断指明志，此事被韩国和世界媒体广泛报道。我觉得部分愤青同志有劲大可以冲日本人使，因为嗔恨心能量得不到发泄转而把目标朝向自己的同胞，这种方法非但不会获得广大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反而容易让人产生厌恶感。地球是圆的，走的快些可以，但是不要走到问题的背面去，那样结果就与初衷背道而驰了。8.9事件初期学生们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很快就有人发现了巨大的机会，挑唆鼓动一批人冲在最前面当炮灰，用愤青们的热情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结果演变成了冲击国家重要政府机关的反革命**。要知道一群挥舞着刀枪棍棒企图冲进白宫和五角大楼的人，会得到怎样的回应。自911之后恐怕美国政府处理同类事件再极端都不会受到美国人民的指责，因为人家所有民众都对无论大小规模的、使用极端手段干扰现行和平生存环境的行为统称为--------恐怖主义！

针对中日合资企业汽车的车主被扎车胎、划漆、砸车窗等行为，伤害了部分国人情感，使很多人对所谓的“抗日”产生歧义，以佛家观点：毁伤他人财物为造恶业。从周易观点来看：做坏事为人所知，有损阳德，报应在今世，在自己。做坏事不为人知的，有损阴功，报应在家人，在来世。以法律观点看：这种行为属于损害他人财物，不管以何种借口，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如果有人为了阻止当事人对自己和公共的财物继续施加不法侵害而采取的阻止行为属正当防卫，同时因争斗中无意令当事人致伤或死亡，根据新刑法的“无限制防卫原则”，可以不必承担刑事责任，这一点是比较明确的，也请大家认真研究一下新《刑法》。

“大家结党去革命，结果党外人士就成了反革命”北大文学硕士余杰的这句话辛辣之至。希望广大爱国人士团结到爱国统一战线上来，枪口一致对外。也希望大家目前要抵制日货，等待政府的明确态度出来，相信我们伟大的共产党政府是绝不怕小日本的，但是作为国家的管理者是要站在全局考虑问题的。对于日本人要惩戒，但不要一棒子打死，因为没有利益关系存在和只有单方利益的双边关系才是最危险的，有利益冲突就总可以座下来慢慢谈，小泉不是已经屁颠屁颠的来了么？？？！！刀没架到脖子上，就连日后真正的汉奸现在也是爱国的，所以不要向国人挥舞手中的屠刀！！！参考文献：

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1997年第一期 中日关系分析http://blog.163.com/zhaofei52541@126/blog/static/28169***425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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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日关系论文

中日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中国对日政策倾向

摘要：日本是亚洲地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成为世界一个重要的经济力量体。但中国和日本自建交以来波折不断，两国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缓和。两国在地缘，经济，资源等方面有着共同发展的需求，但在领土主权，历史问题方面也有着争议。研究对日政策，可以更好的为中国建立国际形象，行使对外政策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关键字：中日关系

政策趋向

一、中日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台湾问题

战后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持有两面的态度，长期存在于日本政界的一股亲台反华势力即所谓“台湾帮”至今仍在活动，不时跳出来干扰和破坏中日关系的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对领土的争夺，台湾问题将势必增大对日本政府对台湾政策的影响力度，”台湾帮”会积极推动修宪，为日本军事介入台海局势制造法律依据，促使进一步提升日台关系，使台海两岸的统一平添障碍；在领土问题上制造麻烦，使中日关系发展增加变数。

（二）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是两国间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对于该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两国立场不同，中国政府明确表示钓鱼岛历史上是中国领土这一原则立场，同时主张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来维持和平大局。连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也仗义执言：钓鱼岛是中国古有领土，日本占有“尖阁”列岛在国际法上亦为无效，但是，1996年7月以来，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制造严重事端，竞然在短短5天的时间5次登上该岛，修建灯塔和其它标记设施：特别是日本众议员西村真吾也擅自登上钓鱼岛，并升起太阳旗，多次造成中日关系的紧张。

（三）历史问题

从中日建交之初就充满着波折与坎坷，这一切均源于20世纪两国见得那场侵华战争，这场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从某种意义上也引发了日本民族全面危机的战争对两国人民的情感造成了严重的创伤。近年来中日之间的主要矛盾是历史观冲突，关键是日本政界领袖能否正确认识历史的问题。胡锦涛主席曾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在会见小泉首相时明确提及此点并指出：发展中日关系，不能也无法回避历史问题。两国政治关系困难的症结是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这个问题拖的时间越长，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伤害就越大，也越不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在各种不同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小泉首相亲自确认了新一届中国国家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本身，具有重要意义。

（四）美日同盟问题

中日之间的恩怨纠葛始终受到一个外部因素的牵引——美国的干预。美国对日本和总共的政策是放在其“亚太战略”层面考虑的。日本是美国在东亚地区，乃至整个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和关键伙伴，而美国子二战以来一直就是日本追随的对象，历任日本首相均把对美关系作为其外交的基石。此外，美国也力图影响中日关系的走势，以保证其亚太战略的实现与稳定。

二、中国对日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日两国政府领导人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两国于1972年9月29日恢复邦交，迄今已历经40个年头，中国对日外交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

（一）恢复邦交，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从1972年9月29日两国发表《中日联合声明》，恢复邦交，1978年8月12日中日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这一时期，中国对日政策基本指导思想集中体现在周恩来总理的日本馆及其外交思想中。在当时新中国成立面临的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将中日恢复邦交作为一项这关重要的国家事务是从国家的战略利益和长远打算出发而确定的。中日友好不仅符合中国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是解决国建安全问题的重要环节。周恩来对日外交思想的核心是“国家利益”，通过实行“求同存异”，争取“和平合作”，达到“政治上的和平共处，经济上互通有无，技术上相互学习”的目的。

（二）充实中日和平友好关系内容，对日关系趋向灵活务实。在1979——1990年期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社会取得了飞速发展，在对日关系上，邓小平继续了周恩来“务实”外交的思想，为中日关系诸如了充实的内容。

三、中日关系及中国对日本政策倾向。

（一）从国内层面看，中日两国在冷战后面临的主要任务与挑战。

对中国来说，21世纪是其实现民族复兴、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关键期。中国的核心利益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保持国民经济以较高的水平继续增长和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二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结束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国家分离局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丰富历史遗产和“主体性”文明与文化的国家，一切问题都可以从历史角度审视和理解，而且也必须从历史角度加以解决。

对日本来说，其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脉络决定了日本是一个在东西方文明之间寻找平衡点和立足点的“杂交国家”。在今天，日本的发展面临严重的。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失去的十年”之后，日本的经济在21世纪初仍然疲软；政治体制在结束了自民党长达55年的一党执政格局后，而进入了多党纵横联合的“混乱”局面；谋求多年的“西方成员”身份至今未被接受，是继续塑造“西方国家”形象，还是“重返亚洲”举棋不定，因此，21世纪，对日本来说，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重新给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道路“定位”。

（二）从地区层面看，冷战后中日两国面临的主要课题。

中日是亚洲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打过和强国，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不仅扮演地区力量中心的角色，为切实沟通本地区和其他大陆与地区的重要媒介与桥梁。亚洲的声音与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中国和日本传递给世界的。因此，如果亚洲真正能够实践人们“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的预言”那么，中日真正的和解与合作将是不可或缺的“基石”。

（三）从世界发展趋势看，中日两国在冷战后国际格局构建中的作用。

21世纪，世界在经历了战争与发展之后，正面临重大的过渡与转型。零和游戏，军备竞赛，资源竞争等等与战争，冷战思维想联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面对全球化，全球议题和共同利益等等有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带来的新环境，如何进行适应性调整？中日两国作为在国际格局转换过程中有影响力的国家，如何定位与行动是十分重要的。

（四）21世纪中国对日战略与政策走向。

中国对日政策大致可以浓缩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八个字。应该看到，在涉及民族情感的问题上，中国对日政策是没有多少回旋空间的。因此，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历史教科书的修改，以及两国回复邦交以来一直处于核心地位的台湾地区问题上，中国方面态度适中十分明确：历史不容否定，中国内政不容干涉。政府在引导本国国民建立实事求是的“历史观”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尊重他国自主处理本国事物的权力是国际交往的基本原则。

中国的对日政策历来明确区分日本民众和日本政府，抗议和反击针对的是日本政府不敢担负起历史责任，缺乏独立性的言行，对于日本民众一直是本着友好交往的原则对待的。对中日之间可能的合作领域，中国方面一直以来都在积极地开拓与推进，希望为中日友好建立起身后的基础。从两国国情看，中日之间合作的空间和可能性都十分广阔，关键在于民族和解和相互信任的心理基础上不具备。在这方面，日本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可以思考的东西也很多。

四、中日发展方向

在全球化条件下，中日之间的潜在分歧是客观存在的，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消除，但双方可以而且有必要致力于形成一套控制和管理政治摩擦的机制和措施。例如，每当因“历史问题”发生政治摩擦时，不宜使这一问题影响到中日间其他领域合作的进展。两国可以采取一方面把分歧和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不断促进和扩大共同利益部分，逐步使负面因素在中日关系全局中所占份额相对减少。

对于中国来说，有效的利用经济手段是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形式之一。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和核心，鉴于中日两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因此可以说经济利益也是中日两国国家利益交汇的基础和核心。发展中日经贸合作既符合中日两国的利益，也符合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经济全球化是先进生产力跨越国界发展的体现，而中日关系的发展正是经济全球化潮流在中日之间的体现。由于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对日本经济复苏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中国政府持有大量的日元储备，既化解了日本的财政危机，也避免了日本爆发通胀。总的来说，是中国让日本摆脱了危机、从失败的困境走出来，也是中国让日本重新恢复信心、顺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如今的日本经济对中国因素的依赖已经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足以左右其经济出现重大转变的关键因素。因此，中国可以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影响日本对华政策。这样，既可以发展中国自身经济，也可以改善中日关系。

加强两国民间交流，重新认识和实施“国民外交”路线，继续发挥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民间友好党团在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领邦，无论是从历史上来说还是从地理上来说，两国的发展都需要对方的发展，所以我认为，两国是 “合则两利，分则两害”。日本一直认为中国是其实现“大国梦”的障碍，一直不能正确看待中国的崛起，但很明显，中日不是60年前的中日，世界形势也不是60年前的世界，只有两国合作发展，互惠互利，才是长远之道。

参考文献: 书籍：《坚持与妥协：近距离看中日关系》任国明、于明山 ；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楚树龙、耿秦；侵华大学出版社

《中国民众的国际观》李慎明、周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金熙德；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楚树龙、金威；时事出版社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王军、但兴悟；中央编译出版社 期刊论文：

《新时期中日关系的走向及中国对日外交战略研究》田林珠；东北师范大学；2010-05-10 《当代中日关系发展要论》禾青；《日本问题研究》；1996-05-19 《未来十年的中日关系及中国对日政策——21世纪中日关系研究报告》蒋立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2009-09-10 《论21世纪初的中日关系》刘芳；西南师范大学；2005-04-01 《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及走向》杨亮；西北工业大学；2006-03-01 《推进中日关系的建言》陆忠伟、张蕴岭、阎学通、白岩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2004-06-20 《发展中日关系的对策研究》田芳；湘潭大学；2008-04-15 《21世纪初日本政治特点及中日关系走向分析》刘艳华；东北师范大学；2005-05-01 《东亚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的互动研究》黄春景；中南大学；2010-06-30 《从血仇到友邻》王新堂；中共中央党校；1997-05-01 《冷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研究》明花；内蒙古师范大学；2008-05-08 《小泉执政以来中日关系及日台关系论》李岩峰；东北师范大学；2005-06-01 《论21世纪初的中日关系》刘鹏飞；中国政法大学；2001-05-01 《冷战后亚太地区中日关系及美国因素的影响》侯德贤；华东师范大学；2003-05-01 《冷战时期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探析》胡冰;曲阜师范大学；2007-04-01

第五篇：中日关系论文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两国摩擦不断，出现了许多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因素很多，但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要使中日两国关系走上健康正确的发展轨道，就应该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中日关系发展中的历史问题、发展观问题、外部环境影响和经济交流促进等方面的问题。【关键词】中日关系

何谓“新型大国关系”？按照中方的说法，它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21世纪的中日关系必须避免大国对抗和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切实走出一条新路。“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相互威慑，谁也不能战胜谁。”25日，在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与《国际关系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研讨会暨《国际关系研究》发刊式上，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如此解读新形势下的“新型大国关系”特点。

中日关系所临的3个主要问题：（1）正视历史的问题（2）钓鱼岛争端的问题（3）东海划设防空识别区问题

第一、历史认识问题

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那段不光彩历史，日本始终有一部分人不愿也不敢正视。甚至有人公然为侵略历史翻案，美化其侵略罪行。他们的这些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我国南京市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惨无人道地杀害了30多万无辜的中国人民。对这一铁的事实，在历史问题上，安倍政权坚持历史修正主义，公然抛出“侵略定义未定论”，向靖国神社供奉“真榊”，“8·15”讲话破例不说“永不再战”，质疑慰安妇问题真实性。他们的这些狡辩虽然遭到了日本朝野人士的广泛批评，但由此也可见日本极少数人歪曲历史已到了不顾事实、指鹿为马的地步。们更应该记住，任何的隐瞒和夸大都会对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产生伤害。

第二、关于钓鱼岛问题。

在钓鱼岛的归属这一问题上，多年来，日本时常有一些右翼分子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挑衅。1996年7月14日 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新设置了灯塔。2010年9月7日上午，日本称为尖阁诸岛，在中国称为钓鱼岛的有争议岛屿附近，日本海上安保厅的两艘巡逻船与一艘中国福建省渔船发生碰撞。不可否认，中日关系自日本政府于2012年9月11日采取“国有化”钓鱼岛三岛政策，中国采取强力的反制措施以来不断恶化，已呈现由两国公务船只巡航执法对抗向军事防卫部门介入的趋势，尤其是日本自卫队的舰机危险进入中国在西太平洋公海海域的指定演习海区的擅自行为，进一步加剧了中日两国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事实上，日本无视中国严正声明，一方面假意呼喊对话，一方面小动作不断，毫无对话诚意。就在2013年12月11日，日本外务省又将其网站上宣扬钓鱼岛归属的视频语言增加到了9种，不断非法宣称对钓鱼岛的主权。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本月12日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这是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的又一挑衅行动，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他说：“我愿重申，无论日方以什么手段宣传其单方面非法立场，都不能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我们严肃敦促日方正视历史和现实，立即停止一切挑衅言行，回到通过对话磋商管控争议和解决问题的轨道上来。”

第三，关于东海划设防空识别区问题 2013年11月23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并发布航空器识别规则公告和识别区示意图。近年来，中国在黄海、东海和南海等地区的固有权益遭到了严重挑战，但东海选做第一个防空识别区有着现实的迫切需求。根据相关资料显示，这几年来，日本曾不断炒作中国飞机进入其“防空识别区”话题。其实日本早在20世纪划设的“防空识别区”远远大于日本本土面积。同样，在冲绳，美国人部署了几十架各型电子侦察机。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就在中国领海线附近打“擦边球”，乘机窃取我国重要军事情报。我们对于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需要采取有效的应对手段。划定防空识别区后，不仅使得我国海空军部队有了扩大了预警范围、时间，更使其根据自身职责所采取的行动有了法理上的依据。但是，早已将中国视为劲敌的日本对于中国划设东海防控识别区的发布迅速的做出了反应。12月6号日本众院在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一份决议，对中国划设涵盖钓鱼岛的东海防空识别区提出所谓“抗议”，并要求中方立刻撤销。

中日应如何稳定两国关系，避免出现军事冲突和事故甚至发生战争。

第一，日本应该正视历史近来日本外交活动频繁，尤其是力欲修复与亚洲一些国家的关系，但同时，自新首安倍晋三相当选之后，安倍竟质疑东京审判：这只是战胜国的裁决。却又有意无意地回避历史问题，进而走强军路线的做法已让亚洲诸国产生疑惑和忧虑，日本的这种做法实在让人无法认可。历史和事实无不证明，日本如果不能够正视历史问题，如果不能够真正认识到曾经对亚洲诸邻国做过的伤害，在现实当中无论走什么样的外交路线都将徒劳无益。一个国家如同一个人，犯了错误也就犯了，知错就改，重新做一个新人还来得及，如果反反复复迷途而不知返，那终将没有好下场。历史就是历史，不可能象尘土一样轻轻抹去。其实，不管日本怎么否认，历史都会象一座大山压在它的头上和心里。只有放下历史包袱，才能轻装前行。当年的纳粹德国，同样犯下深重罪孽，但战后的德国通过深刻的反省和真诚的行动，已经获得了世界的原谅和信任，为自己重新赢得了尊严。我觉得，在这方面，日本可以把德国作为榜样。

第二，应充分认识钓鱼岛问题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钓鱼岛问题十分复杂和敏感，两国政府均没有退让的余地，所以在近期解决钓鱼岛问题依然存在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双方应低调冷静地处理钓鱼岛问题，日本尤应放弃炒作和放大钓鱼岛问题实现强军目标的政策思维，尽力使其不影响中日关系的大局。所谓中日关系的大局，是指两国应进一步深化以经济为基础的相互依存关系，实现睦邻友好长期发展目标。所以，中日两国超越钓鱼岛问题，丰富和发展其他领域的合作特别重要。

第三，日本通过新防卫大纲等3份安保文件，这三份文件非常露骨地将矛头指向中国，安倍晋三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大肆扩充军备，将加剧东海紧张局势。日本出台这三份安保文件意味着中日在钓鱼岛的对峙将长期化。中国海警现在已经对钓鱼岛实现常态化巡航，而随着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中国空军也正在向常态化巡航钓鱼岛空域迈进，钓鱼岛已经由日本单方面控制逐渐变成了中日交叉存在。安倍晋三对此非常不甘，所以着力加强在东海的军事力量。中日两国在东海的军事力量都在增加，客观上也增加了两国发生冲突的危险。当前东海问题的核心是钓鱼岛问题。中方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完全是自己的权利，有些国家借机生事、蓄意挑动地区对立的言行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决心意志是坚定的，也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经济在崛起，国防力量也是在不断崛起。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合理合法，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本或其它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无权说三道四，更无权干涉。日本应该做的是停止错误做法，停止纠缠和挑衅，为发展中日关系、维护有关空域的秩序和安全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大学生，对日本和中日关系了解有限。我希望中国强大，也希望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更加强大。我觉得，中国和日本是现在亚洲最强的国家，中日关系如果搞不好，会严重影响两国和亚洲的发展。中日关系需要登高望远。无论是反华还是反日，我觉得都缺乏对本民族根本、长远利益的深刻思考。中日两国没有理由不能携手合作，共同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努力。同样，中日两国没有任何理由要对峙对抗，甚至反目为敌。世代友好，永不再战，是中日老一辈政治家为两国关系确定的基本准则。前人能看到、想到、做到的事情，后人没有理由看不到、想不到、做不到。我觉得，双方都要避免煽动敌对和仇视情绪。这种情绪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在短期内充当便利的政治工具，也可以成为双方改善关系的障碍。从长期来讲，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