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日关系

第一篇：浅析中日关系

黄梅县“十二五”规划编制

黄梅县“十二五”规划

学院：三峡大学科技学院学号：2010404131姓名：周琦

摘要：“十二五”时期，国内外发展环境将更趋复杂多变，影响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多。同时，近年来周边县市发展势头迅猛，有的县市主要经济指标已经超过我县。因此，如何经过自身努力，促进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如何缩小与其他县市的差距，都是我们编制“十二五”规划面临的新任务、新课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通过编制“十二五”规划，分阶段提出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以推动我县经济保持健康、快速、健康发展。

关键字：十二五规划编制意义、区域发展、基本思路，目标任务、“两型”社会的建设

一、充分领会“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重要意义规划是区域发展的龙头。规划编制的好坏，直接影响一个区域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一直以来，县委、县政府都十分重视规划编制工作。我县编制的“十一五”规划质量就比较好，特别是“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基本思路和目标任务，通过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进展十分顺利。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前两年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2009年，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去年，我们对“十一五”规划的实施进行了中期评估，从评估情况看，“十一五”规划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因此，编制好“十二五”规划，对于保持“十二五”期间我县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编制好“十二五”规划，对我县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已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十二五”时期，国内外发展环境将更趋复杂多变，影响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多。同时，近年来周边县市发展势头迅猛，有的县市主要经济指标已经超过我县。因此，如何经过自身努力，促进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如何缩小与其他县市的差距，都是我们编制“十二五”规划面临的新任务、新课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通过编制“十二五”规划，分阶段提出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以推动我县经济保持健康、快速、健康发展。

编制好“十二五”规划，对我县科学把握发展第一要务具有重大意义。编制“十二五”规划，是发展的需要，也是发展的指针。编制好“十二五”规划，对我县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全县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但是，我县仍然存在经济总量偏小、发展方式粗放，主导产业不够突出等问题。一定时期内，我们还承担着加快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双重任务，肩负着做大总量和提升质量的双重压力，面临着环境容量和要素制约的双重矛盾。尤其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性经济衰退已成不争的事实。经济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经济波动困难时期，往往也是各种经济要素重新组合、产业重新布局的关键时期。因此，“十二五”时期，我们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主攻工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着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努力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理清思路，准确把握“十二五”时期发展的关键问题

编制“十二五”规划，相对于以往难度更大。主要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已进入大调整、大动荡时期，经济发展不可预见的因素很多；国内也面临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我县如何正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和武汉城市圈的定位，如何科学制定“十二五”规划，都需要深入研究、重点把握一些关系全局的问题。

1、科学制定规划指标体系。省委、省政府确立了“两圈一带”建设和加快把湖北建设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目标任务。因此，在编制“十二五”规划时，要紧紧围绕“两圈一带”战略目标科学制定指标体系。要合理设置发展指标。要根据规划目标，合理设置发展指标，主要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环境、公共服务、人民生活等五个方面，重点要突出约束性指标。要科学测算指标参数。各职能部门尤其是统计、发改等部门，要加强沟通衔接，在最大限度地分析掌握我省、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基础上，对指标参数要作细致论证和测算，目标值设置既要体现一定的前瞻性，又要符合我县的发展实际。

2、合理优化发展空间布局。实施城市定位，必须要将保持空间协调和空间均

衡作为发展规划的重要原则和内容，将人口的分布和经济的分布结合起来，将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配套、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等落实到空间布局中。在“十二五”规划中要认真研究我县城镇体系布局、中心城市发展空间布局，并明确具体措施。要围绕“三城”和“五个一”的目标，坚持“‘三个坚持’不动摇、‘一线串珠’建红安”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格局，合理优化空间布局。

3、明晰产业发展重点。产业发展是规划工作的重中之重。产业升级化、集群化、“两型”化应该是发展的方向。在编制“十二五”规划中，要认真研究突出工业主导地位，着重规划好传统产业的提档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的培育壮大、产业集群的形成、园区平台的建设、中小企业的发展；要认真研究加快旅游等服务业发展，规划服务业发展区域、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力争使服务业成为我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要认真研究现代农业，着重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形成现代农业经营体制，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4、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协调是编制科学规划的一个重要原则。“十二五”期间，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可能处于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敏感期，统筹协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在编制“十二五”规划中，要特别重视社会发展，要将民生方面的规划作为“十二五”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来体现。同时，要认真研究城乡发展、居民就业、社会保障、生态建设、收入分配调整等方面的问题。

5、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是始终保持经济社会发展强大活力的法宝，是激活发展活力、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手段。“十二五”时期，改革更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规划中要认真研究深化企业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促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问题；同时，要更加关注农村综合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对如何把握好改革的时机、力度和节奏都要在规划中予以总体设计和安排。在对外开放上，要深入研究我县的优势和差距，理清思路，找出特色，创新方式。

三、突出重点，努力提高“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水平做好“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要紧紧抓住规划编制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加强调查研究，强化规划深度，规范编制程序，提高编制工作的有效性。重点要抓好三方面工作：

1、要立足课题调研，做深前期研究。调研课题是理清发展思路的前提和基础，课题研究成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县“十二五”规划编制的成败。“十二五”规划编制有23个重点调研课题分解落实到了相关部门、单位，这些课题包括发展的总体思路、区域环境、发展目标、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城乡统筹、对外开放、社会事业、基础设施、环境资源、公共服务等方面。总体来看，这些课题基本涵盖红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2、要立足规划统领，做好总体规划。在研究23个重点调研课题的基础上，要按照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科学制定战略性、纲领性和综合性的总体规划。做好总体规划，关键要把好三个环节。一是形成规划的基本思路。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方面全面分析国内外环境特别是经济运行情况，认真掌握了解国家“十二五”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向；另一方面要全面摸清红安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并做到有机结合。二是起草规划《纲要》（草案）。内容上要改变无所不包、涉及领域过宽的状况，重点突出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政府履行公共职责的内容。

3、要立足细化落实，做实专项规划。专项规划是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进行分工、落实的，要切实增强专项规划的针对性和操作性。这次会后，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在编制全县“十二五”总体规划的同时，要组织编制城乡统筹建设、资源集约利用和开发、环境保护、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三次产业发展、基本公共服务等重点专项规划，这些重点专项规划的编制由相关职能部门牵头完成，要求各部门予以高度重视，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合理编制，按期保质保量完成。

四、加强领导，确保“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顺利完成编制“十二五”规划，实质就是对我县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目标和任务进行准确定位、认真求证和科学决策，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创造性的事业、开拓性的工作，涉及面广，时间紧、任务重。各乡镇各部门必须站在全县发展的大局上，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高度重视，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编制任务。

1、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各部门必须切实加强对规划编制和课题研究工作的领导，切实防止“经济发展是硬指标，规划编制是软任务”的错误思想，真

正把规划编制和课题研究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扎扎实实抓紧抓好。“一把手”要亲自研究部署规划编制和课题研究工作，及时了解进展情况，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和问题，保证人员、经费等及时足额到位。要明确分管领导，抽调精兵强将组成工作专班研究和编制规划。县政府将成立全县“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大考核力度，对规划编制工作进行奖优罚劣，县财政要专门将“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有关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2、重视前期研究。县里已经确定了23个重大前期研究课题，并明确了责任单位。各责任单位要严格按照要求，认真扎实做好前期研究工作。各乡镇也要围绕关系到本地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针对性的研究。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要将规划编制的科学性和前瞻性结合起来，要将立足实际和合理想象结合起来，确保“十二五”规划既符合当前需要，又具有创造性和开拓性。

3、广泛集中民智。一个科学的规划，应当是一个以人为本、尊重民意、集思广益的规划，决不是几个工作人员加加班，少数领导拍拍脑袋，就能完成的事情。在规划编制过程中，要广泛召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家代表、专家学者等一系列座谈会。宣传部门要家大宣传力度，要通过电视、网站等传媒形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注重提高公众的参与度，使规划决策更科学、更民主、更符合红安发展实际和长远要求。对群众提出的好的建议和意见，要给予适当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4、形成工作合力。“十二五”规划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全县各乡镇和相关部门的积极参与和密切配合，要加强上下左右的衔接，保持规划制定原则的一致性、政策导向的协调性。特别要注重规划项目的开发衔接，各乡镇和相关部门要加强与县发改局的衔接，县发改局及相关部门要加强与省市发改委及相关部门的衔接，有的项目还要加强与国家发改委及相关部门的衔接，尽最大努力争取将我县规划和重大项目更多地纳入到国家、省和市里的规划。各乡镇各部门要根据县委县政府确定的规划编制工作总体安排，明确各自职责，确保整个规划编制工作有力、有序进行，如期保质保量完成。

结束语：搞好“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事关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县经济社会的发展，事关我县和谐社会的建设，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政治任务，更是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各级各部门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统一思想，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保“十二五”规划更加科学，更加成熟，更加符合我县发展实际，从而加快推动我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后发赶超。

谢辞：感谢黄梅县领导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访问，详细的给我们讲解和分析此次“十二五”会议的意义、规划。并衷心的感谢红安金沙信用社的大力支持！在此新年到来之际，预祝新年快乐！

参考文献：《黄冈日报》

《黄梅县政府网站》

《红安“十二五”专题报道》

第二篇：中日关系演讲稿

未来之路：站在瞻前顾后的基点上

——从中日关系谈起（演讲稿）

两千两百年前，一位名叫徐福的儒生在秦始皇为寻找仙药的驱使下，带着N对童男童女，远涉重洋，漂泊到今天的日本，于是开启了这两个隔海相望的国家千年来的恩恩怨怨。徐福抵达日本后，并没有发现什么灵丹妙药，而是把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带给了这片蛮荒之地。日本历史由此发端，以至于这位当年的儒生竟被日本人尊为其传说中的首位帝王——神武天皇。这也是成为日本学习外国的历史渊源。

六世纪前的日本正处于奴隶社会，但已经开始从朝鲜抢掠工匠，同时亦向中国派遣访问团，并把隋唐的集权政体、经济制度以至佛教思想皆引入本国。645年日本爆发宫廷政变，孝德天皇登基，并进行了“大化改新”，将日本带入封建社会。

时光一晃又是一千多年，中国的封建制度走向穷涂末路，并开始长达数百年的“闭关锁国”。日本的情况与我们类似，但却早于我们开始崛起。为了扩展世界市场，美国培理舰队冲入了长崎港，逼迫日本开国通商。当时，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的消息使日本幕府感到震惊，所以在1853年日本终于解除了200余年的锁国政策，并与美、英、俄、法、荷等西方国家像中国一样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贸易条约。但是，日本的大变革时代也从此开启。

在留心学习欧美各国尤其是德国之后，日本国内掀起了近代化的思潮。1868年幕府被推翻，明治维新开始。另外，在海洋另一侧的中国，也开始大搞洋务运动。但洋务运动“治标不治本”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并不像日本很快脱离了封建制度的窠臼，不久便走上了衰亡。而日本更彻底地接受西化，在经济上一跃而起，并学着欧美列强的样子，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1910年，强行合并韩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南京大屠杀„„直到广岛、长崎那两颗原子弹的轰然炸响，才终结了这个军国主义狂徒的暴行。

这时的日本一片萧索，数十年的改革成果在二战中全部化为废墟。但历史总是让人难以料定，不久后，日本又再度崛起，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摸索与跌撞中，日本由一个远东岛国终于成为世界大国。而中国于1978年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至于今日，也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颗新星，以至于出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说法。在粗阅过日本发展史之后，我们不妨回头去再理一遍头绪，也许可以发现日本这一切所作所为的各种渊源。

形成一个民族特色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以地缘因素尤为重要。从地理位置来讲，可以说日本与大陆距离既远又近。近的是早在古代就可以与中国、朝鲜进行交流来往，并不像美洲大陆直到近代才为人所知；远的是与大陆尚有远洋相隔，一直于开港前除遭到过蒙古入侵的威胁（并且还侥幸脱逃）之外，几乎没有受到其他民族的武力侵略，这并不像英国与欧洲大陆仅有一湾海峡相隔，结果很早便进入“欧洲通史”的运作中。就这样，日本单一的大和民族具有发展的平稳性。但就是这样没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大和民族，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经不起任何巨大的外界冲击。而一旦遇到面临卷入世界市场这样的巨变之时，它又会百般顺从地迎合时代潮流，甚至是趋之若骛地谋求自身的发展。一次又一次的学习外国，汉化、西化、欧美化接踵而至，日本并没有自己的根。这种杂糅的历史过程也造就了它的政治特色——意识形态摇摆不定，机会主义色彩浓厚。以至于二战时其军国主义猖獗，到现在还依旧令人担忧。另外，与中国作为传统大陆农业国不同的是，日本是蜗居在太平洋上的岛国。其一，岛国居民有固有的岛国自卑感。这种心理始终藏在日本人的潜意识，即使今天已是世界强国之一，仍从根本上难以消除。与人一样，心理上过度的自卑往往会导致行为上的狂妄自大。小日本那狭隘的民族心理，在极端的时代与自身力量壮大之下，便会走上向狂妄的绝路。比如其维新后不久便走上对外侵略道路，这与其内心那块挥之不去的阴影是分不开的。其二，日本全

部位于季风气候区，不存在不同类型生活方式的民族的对抗。而汉民族自古就面对着400mm等降水量线以北（也就是非季风区）的各种游牧民族南下入侵的危险，所以中国人自古就有一种危机感。再加只儒学等思想对其的强调，以及多民族共居的生存状态，造就了中华民族的使命感。小日本不具备这样的优势，他们容不得“异己”，一旦被迫面对，又会在其中获取最大的私利，所以说，日本民族又具有极强的矛盾性。

这样看来，日本在被迫无奈之下会选择顺从，在力量壮大之后又会走向侵略。这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看来，他们可真不是什么东西。再加之历史问题，近年来，中日关系再度紧张，大陆也掀起了“抵制日货”等反日态势。同时日本右翼亦有反华之举，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在我看来，中国的“抵制日货”是一种民族情绪的发泄，虽有深厚的群众心理基础，但恐怕不具有群众实践基础。为什么呢？在日企业有大量中国劳动力，抵制日货必然导致大量工人下刚，导致就业危机，尤其会使下层人民产生波动，直接对国家的安定造成威胁。尽管日本经济也会遭受打击甚至是灭顶之灾，但中日两虎相斗，两败俱伤，搞不好哪个国家再来个“渔翁得利”，岂不是与“抵制日货”的本意相背？况且中国正处大力发展经济之时，容不得这般折腾，这是与全球化时代潮流相悖的。大家都知道上世纪20年代中国也有一次规模不小的“抵制洋货”运动，但那时为了我们的民族工业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今日趋势不可与之相比。

对于日本的“反华”，也无非是迎合政治需要罢了。为了赢得选民的支持和部分顽固分子的认可，有些领导人（比如安倍晋三）就拿民族主义大做文章，而这只是利用人们非理性的特点，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他们也并非认不清时势。比如安培，刚上台就努力搞好与中、韩等国的关系，丝毫不见旧时“ 鹰派”的样子。相信大家已经看出来了，这些“小打小闹”在利益的共赢之下成不了气候。进入经济全球化后，我们太需要联合，“求同存异”了。而对于“抵制日货”这样的现象，我们也不妨表个态：支持，但不值得推广。另外我想说的是：抵制日货，本质上不如抵制媚外。

说到这儿，我们不妨探讨以下中日矛盾的现状与未来趋势。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大经济共赢状态”[在两国经济急需发展的前提下，中国下层跟对方的“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日本政局在“狂”也不会“妄”，安培深知“多个朋友多条路”的道理，中国也没心思理会日本那些烂毛病]未来三种可能：①、矛盾消失（我看几乎不可能）。②、现状的延续（这需要外界政治格局的整体稳定）。③、关系恶化：可能性一是恶化后复好；可能性二是走向战争（就目前看来还是有一定可能的，但战争规模不一定大的起来）。

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是现状的延续，即继续保持共赢关系。另外大家也看得出，我的分析中很重外界政治整体形势。这很可能是未来世界的一个基本大势。即：独立的利益共赢体会使其内部原有矛盾愈发淡化以维系动态平衡。而诸多利益共赢体（其中以经济共赢体最易淡化矛盾）共同作为一个未来稳定世界的有机构成（这并非形而上学的累加），这也是世界不断走向稳定、和谐的原因。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历史发展固然有其妥协性，但中国仍需“民族主义”的急进派。

民族主义原是指坚决抵抗殖民、压迫、外族入侵的，这儿拿它来则另有含义。我是指民族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因为，中国当前上下虽有盛世之象，却人心日益浮躁，社会不安定因素加剧，精神文明建设难以维系社会与人性二者平衡发展。民族主义正是一注强心剂，打进了人们空虚的心灵。

另外，需要指明的是，当前中国还存在着不少潜在的危机，我们应当有足够的危机意识。大家不要忘了，八年前我们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被美国轰炸，十年前李登辉大放“一中一台”厥词的时候，第七舰队驶入我国领海恐吓大陆扶持台湾，30年前中国的西南边陲还曾遭到大规模地面入侵。更不要忘不了，57年前日本鬼子还在烧杀抢掠，祖国上下腥膻一片，57

年前中华民族才获得独立主权，而中国的真正崛起也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

除了外界的压力（美国始终未曾放弃对我国的资本主义渗透，尽管今日已经更大地趋向于经济上的打压与军事上的威胁，中国亦存在被欧美西化的危险），中国内部矛盾亦需我们 警惕。贫富差距拉大，阶级矛盾加剧；市场经济鱼龙混杂，人性堕落，许多人被金钱`权利`美色等物欲所奴役；政府的一些贪腐现象，也成为老百姓心中永远割不去的痛。

有人说我们是垮掉的一代，我并不以为然。但如果我们真的堕落了，自己的前途毁灭了，国家如何发展？民族的出路又在何方？前几天看到一个令我震惊的报道调查，说今日的俄罗斯仅有5%的青少年愿意把生命献给危难中的祖国。这与那个“红色时代”仅有十五年之隔，就变得这般令人寒心。虽说这与俄国人取消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主导意识形态的指导有关，是导致国人价值观堕落的重要原因，但这难道不也是为中国敲响了警钟吗？

成熟的国民不仅应有健康的体魄，更要有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尽管说国家把三十年前三大主课之首的《政治》逐渐降为今日的《思想品德》课程，中共也在淡化人们心中“姓资姓社”的方向问题，但我们却不能淡化心中的民族意识与社会责任感。说再多的理论也是空话，我们应当从实际的细节做起。如果不然，在百年后，我们的后代或许正生活在欧美文化同化之下，抱怨着前辈的罪责。中国是古往今来运气最好的国家之一，千万年来文明未易。但最难得的国家（比如苏联），最终打败她的往往还是她自己。这难道不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谢谢大家！

第三篇：中日关系问题

中日关系问题

（1）古代唐朝与日本的友好往来。

从唐太宗贞观年间开始，日本有十多批遣唐使来唐朝：唐玄宗时，鉴真六次东渡日本，设计了唐招提寺。

（2）明政府派戚继光到东南沿海抗倭寇（日本侵略者）。戚继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遥知夷岛浮天际，未敢忘危负年华”。

（3）列举20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史实；抗战中中国人民的斗争。

A、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局部抗战开始）；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 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事变（进攻上海）； 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

B、国民党：台儿庄战役（李宗仁）；共产党：平型关大捷（第一次大捷），百团大战（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的最大规模战役）。

（4）近代历史上两次中日战争的结果及原因。

A、1894—194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原因：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日本侵华蓄谋已久（客观）；清政府政治腐败，妥协投降，军纪败坏（主观）。B、1931—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原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合作（主要）；特别是敌后战场，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英勇作战；国际进步人士和爱国华侨支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各个战场的相互配合。

（5）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根本问题？

如何正确对待日本侵华问题（日本是否承认侵华罪行）。

（6）如何才能发展健康的中日关系？（或：日本应怎么做？）

①正视历史；②以史为鉴，反省战争罪行；③信守和平承诺；④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⑤与周边地区、国家友好相处，开创中日关系美好未来。

（7）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等事件说明什么？

日本不能正视历史，军国主义势力有复活、抬头的危险。

（8）你认为近年来中日政治关系结“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促进中日之间的世代友好？

日本前政府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文部省通过美化侵略战争的新教科书等。（或：日本政要不能正视侵华历史。）日本政府应教育国民正视历史，反思历史；中日之间应建立互信机制，加强经济、军事、文化和人员间的交流、对话和协商等。

（9）近代历史上日本发动和参与的侵华战争

发动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1900—1901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发动1931—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

（10）日本古代学习中国进行的改革是：

大化改新（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近代学习西方进行的改革是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启示：一个国家或民族要想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应善于学习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与时俱进，改革创新。

（11）青少年应怎么做？

A、牢记历史，珍爱和平。B、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报效祖国，使祖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C、呼吁日本右翼势力，面对历史，深刻反省，不能再把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拖入战争泥潭。

第四篇：中日关系论文

浅谈中日关系

摘要: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余年的交往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多数时期两国人民和睦相处，与亚洲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虽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中国政府始终把维护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作为长期国策，置于对外关系的重要地位，并一向认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关键字:中日 合作 竞争 交流 和平

正文:

一、如何为中日关系定位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中日关系在90年代前半期进入了重新调整、重新定位的转折期，经过1997年以来的重新趋稳期，1998年11月江主席访日时中日双方确定了21世纪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框架，即双方就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了一致，中日关系进入了实现这一目标、落实诸项合作内容的新阶段。近两年来，中日关系基本上在这一轨道上出现了良性发展势头。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中日间各项潜在矛盾因素还没有得到消除，有的摩擦隐患甚至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仍需中日双方共同做出很努力来防止这些矛盾与摩擦破坏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局。

未来中日关系能否顺利发展，在很程度上就取决于中日两国相互间能否结束以“中国威胁论”和“日本威胁论”为表现的相互戒备的恶性循环，能否增进相互信任，促进共同利益，建立起稳固的双边机制。

与会专家认为，从政治多极化潮流和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中日两国既有利害冲突，也有共同利益；从总体上说，求同存异、共同维护和平与发展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对日政策的基点应放在致力于防止战略对抗、增进安全信赖、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有利的周边环境方面。与此同时，近年来因台湾问题的新局面而出现的中日间安全困境已成为两国间最突出的问题，急待双方共同努力予以妥善解决。

与会专家指出，近年来中日两国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中的相互排斥情绪十分高涨，这与近年来中日关系的内外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这种舆论环境对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十分不利，严重束缚着两国政府推动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进程。对这种局面，中日两国政府和各界应予以足够重视，妥善引导，共同改善两国的相互舆论环境。

二、关于历史问题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日间历史问题的实质，就是日本一小撮右翼势力不断否认侵华历史的丑行不断伤害着中国人民的感情、迫使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得不做出正当反应的问题。

基于此前提，中国政府和人民应如何对待日（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本右翼势力的翻案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其他问题呢？对此，与会专家们的见解既有广泛的共识，又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对日本一小撮右翼势力的翻案活动必须给予坚决回击，毫不含糊。但在如何估计这些势力对日本政界与决策层以及社会、舆论的影响这一问题上，与会专家们的判断与分析不尽一致，从而其对策建议也有所不同。

有的与会专家认为，今后日本民族在侵略历史问题上真正达到亚洲各国人民满意的程度或重新倒退到军国主义水平这两种可能性都不是很。多数日本人的真实心态似为：今后最好别再提起这一段历史。特别是战后出生的新生代的历史认识总体上十分模糊暧昧。

与会专家们认为，尽管一小撮右翼势力正极力推动抹杀侵略历史运动，但鉴于战后日本的体制变化、和平发展及国际制约，未来日本复活战前军国主义体制与政策的可能性

已基本消失。至于未来日本是否将成为具有对外干预性的能力与意志的军事国，与会专家们的观点表现出角度不一，各有侧重，感到今后须继续就此进行深入探讨。

三、关于台湾问题

与会专家指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考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安全利益。日本强调台湾海峡是其海外运输线的重要通道，以此为由在其所谓“周边事态”是否包括台湾这一问题上采取了模糊战术。（2）“台湾情结”。这种情结包括日本对其对台殖民统治时期的留恋和近年来台湾亲日派媚日做法的一拍即合、近来日台间人际交往的急剧增加、以及对台湾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认同。（3）“中国威胁论”。日本一些势力企图阻挠中国在顺利实现统一的前提下快速崛起的进程。

目前在这一问题上中日间的关键问题是：日本以防范“周边事态”为名与美国一道摆出了对我武力解放台湾予以干预的姿态。在这一问题上，中日关系将是“平时朋友，战时敌人”，日本很有可能在美军武力干预台湾问题时对美军提供“后方”支援。至于其介入程度如何，则将取决于当时的日本政界构成、日美关系紧密程度和中日关系具体情况。中国应继续要求日本明确表示其要防范的“周边事态”不包括台湾，同时也应继续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讲清：“台独”和外部势力干预这两种局面是可能引发台海战事的根源，杜绝这两种根源才是保持台海和平的基本保证。

四、关于双边经济合作

与会专家指出，世界第二经济国日本是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与技术的最主要对象之一，加上日本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联系，其重要地位是美国和欧盟所无法替代的，这种情况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日本经济在经过90年代升级转型的“阵痛”之后有望重新恢复元气，届时日本对亚洲经济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急剧增。

目前，日本朝野和政、官、财三界都十分重视中国京沪高速铁路项目，日本政府正以民间企业投标和政府援助资金配套方式全力以赴地争取得到这个项目。一些与会专家认为：从纯技术角度看，日本的新干线技术以及日本各先进企业的相关技术最适合于目前我国的铁路需求。

一些与会专家指出：近20年来日本的对华oda资金在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未来中国在中西部开发、环保、扶贫等领域对条件优惠的日本oda资金仍有很需求，但中国将难以接受日本一些势力试图在oda上附加政治条件的做法。

有的与会专家指出：日本在2000年以后仍可能对中国提供包括日元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在内的政府开发援助（oda）资金，但将更多地把此作为对我施加政治影响的手段，并在资金构成、援建项目、效果评估、内外宣传方面进行较幅度的政策调整。

还有的专家指出，鉴于日本财政困难等情况，在oda项目的选定和实施方式上，中方不妨采纳日方的一些意见，如考虑提高日本企业在oda项目中的中标率，更多地采取日本政府oda资金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项目相结合的方式等等。

五、中日与东亚合作

有的与会专家指出，在东盟加中日韩会议、中日韩对话、亚欧会议、东亚货币与金融合作等业已出现的旨在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对话与协商机制中，中国可以支持日本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研讨会还就日本的政治国战略的走向、中日围绕海洋开发与海上安全信任以及中国的对应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

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

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以上三个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政治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真正放弃否认和歪曲历史的企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三21世纪中日关系展望

（一）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展望21世纪的中日关系，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经济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的21世纪，发展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对全面加深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贸易方面日本期待着进一步降低或取消关税。近年来中国已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据报道，从92年到97年，中国先后7次降低关税。现在的关税已平均降到了17％，与发展中国家基本持平。相信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进展，这方面还会有较大的改进。另一方面，中国也希望日本减少对进口中国纺织品份额的限制，使两国贸易保持平衡。在投资方面，日本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流通、通讯等服务领域；中国则希望日方多向交通、能源、环保等领域投资。目前，双方在这些问题上既有合作也有分歧。但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是由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分歧将逐步消除，合作会进一步加强。

可以预见，在下个世纪，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将逐渐加深。97年出现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足以说明，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其影响决不仅限于该国国内，它会波及到其周边地区甚至全世界。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中日两国应当在未来的岁月里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精神，加强政策协调、信息分享和经验交流，进一步加深两国间经济技术合作，为亚洲及世界的经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中日关系与中美、日美关系

多年来，中日两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都把对美关系放在首位。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影响。首先，中日关系要受中美关系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如1989年中国发生**时美国制裁中国，使中美关系恶化，与此同时，日本也冻结了第三次对华日元贷款，使中日关系也受到了影响。其次，中日关系也受日美关系的影响。由于二战后的历史原因，使美日两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保持着特殊关系。因此，研究中日关系时不能不考虑日美关系。前不久，日美两国重新签署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据说要将中国的台湾省划归其防卫范围，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对中日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展望未来，中日关系中美国方面的影响在较长时期内将难以改变。就美国而言，它希望通过参与亚太地区的国际事务来增强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约束和限制中国和日本的政治影响；就日本而言，它根本不满足目前经济大国的地位，试图借助美国的支持，通过积极参与亚洲及世界的国际事务、加入安理会等方式来实现其政治大国的梦想。而日本一旦成为政治大国，接下来会不会向军事大国发展呢？值得深思。近年来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正在朝着军事大国的方面迈进。如日本防卫厅长官野吕田芳成近日表示，可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攻击企图用导弹袭击日本的敌国基地。这一言论显然有悖于当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只会在本地区引发新的紧张气氛，加深周边邻国对日本的疑虑和不安。另外，近日日本国会将要审议新日美安全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届时日本将很有可能改变其“专守防卫”的政策，违背其决不成为军事大国的诺言。对此，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不能不引起高度的警惕。

在世纪之交，回顾中日两国交往的历程，可以说，友好合作是主流，冲突和摩擦也不少；展望未来，深深感到，中日友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无论从国际形势的角度看，还是从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的渊源及两国人民的感情来讲，中日两国都没有理由不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日两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正如江泽民主席1997年12月12日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中日友好关系来之不易，凝聚了双方几代人的努力和心血，值得珍惜。为了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双方应当为建立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合作而努力。”继9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后，98年又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为此，李鹏总理于97年11月对日本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98年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和国家主席江泽民也先后访问了日本。一国的主席、副主席和总理在一年的时间内连续访问同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是极其罕见的。这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对中日关系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江主席去年的访问，不仅是历史上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日本，而且在这次访问中，中日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这是继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中日两国发表的第三份重要文件，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相信，只要中日两国政府本着睦邻友好、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彼此多一些理解和信任，少一些冲突和摩擦，中日关系就会朝着和平、友好的方向发展，中日两国也必将会在携手迎接新世纪曙光的同时，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日本驻华使馆编：《日本简讯》，第110期。

2。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8期。

3。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1997年第1期。

4。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日本研究》，1997年第3期。（责任编辑石涛）

第五篇：中日关系论文

一、中日关系的现状

“政冷经热”是对当前的中日关系的最好概括。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

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日本也是中国的重要投资伙伴国，至2000年末，日资企业对华投资合同累计达20371件、387亿美元。与贸易同样，1996年以后呈减少趋势的对华投资于2000年又开始回升。日本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也改善了中国的投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发展资金的不足。据统计，从1979至1998年，日本共向中国赠送32.2740亿美元，贷款99.5660亿美元，总共达131.8400亿美元。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远远超过第二名。以往四次提供的日元贷款都是10年宽限期，30年偿还，利率虽有若干变动，但是仍然很低，而且赠送的部分也达到相当规模，约为贷款的1/3。日本的对华ODA，从大规模日元贷款所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到由大使馆或总领事馆批准的小规模无偿援助所修建的乡村学校或道路，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开发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之，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

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遗留毒气、珠海集体卖春、西安日本师生演出、双方民间保钓之争、中日足球赛激烈对抗等，致使两国民间对抗情绪高涨，政治关系不断下滑。

二、中日关系的症结

1、两强并起。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2002年在农产品问题上的争执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国内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宣扬“中国威胁论”，主张联合东盟国家、韩国、印度来牵制中国，另一派是极力提倡“抓住机遇论”，主张日中加强合作来实现东亚经济圈，以提高东亚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总的发展趋势是后者逐渐占优势，但目前，前者势力还不小，尚不可低估。因此，中国对日经济政策必须经常考虑如何使“抓住机遇论”占优势。

2、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以前手下的“小伙记”已独自营业，且生意日渐兴隆；雁身、雁尾要求与雁头并驾齐驱。这些事实的出现难免使日本有失落感，踌躇不前并不是可取的态度，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笔者认为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自己是西方大国，不屑同区内发展中国家为伍；（2）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3）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雁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4）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5）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朝令夕改，对他国疑虑重重，只能形成“信任困境”，造成敌对状态。犹豫和彷徨只会错失良机和遗恨未来。2004年，日本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志在必得，东亚不少国家对日本的“道德资格”提出质疑，这很值得日本深思。

4、中国也有不理性的情绪要反醒。从对马立诚、时殷红二位学者的文章讨论来看，倾向性一边倒，根本没有对方发言的余地，并且发言充满了情绪化、辛辣甚至是漫骂的文字。笔者认为这也是不正常的，人们常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维护你发表观点的权力，而前一段的争论显然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其实在他们的文章中除部分建议不恰当外，还是闪烁着真正灼见的，并时而显现出其拳拳爱国之心。比如，马立诚说：“我们是泱泱大国，大国就要有大国的风范。一个崛起的大国如果始终怀着受虐的、仇恨的、报复的心态，是非常可怕的，这种情绪极易被利用，造成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的后果。现在我们要考虑，国家富强了，我们除了工业产品还能向世界输出些什么？难道输出仇恨么？现在我们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和平崛起“，非常关键的就是要营造和谐的外部环境，国际上有人散布”中国威胁论“，为此我们用各种方式辩解，展示我们是一个宽容敦厚的大国。”“崛起的中国应做一个理性大国、责任大国、平衡大国，而不是一个充满仇恨和报复心理的大国。这个弯必须转过来。理性大国，就是做事情要从理性和全局出发，克服情绪化和盲动；责任大国，就是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理解与合作承担责任；平衡大国，就是要善于斡旋，在国际矛盾中求同存异，维护平衡。只要坚持这样做，中国的崛起，就会尽量减少震荡和冲突，从而有利于中国实现自己的目标。”应该说这些观点还是比较客观的。

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

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最重要的是创造出超越‘自己的故事'的‘共同的故事'，在‘共同的故事'中，当面对历史问题时，日本将不再被追究，而将是自身拥有追究的意欲。这可能是从由于他国不断要求‘道歉'追究而产生的卑屈感中解放出来的唯一办法。”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正如法德和解不是从法德开始，而是从欧洲的合作开始一样。“日本不受到外压的话不会作什么让步，即使作些让步也总是过小过迟（Too little, too late）。日本政策转换中的被动性、消极性与1955年保守合并结成自民党长期政权有相关性。因为是长期政权，即使首相与内阁更迭也难进行重大的政策方针的转换。当无论如何也必须进行政策转换的时候，政府常常会借助外压来向党内的其它派系及在野党呼吁其必要性。当然，向日本施加压力的国家，一方面须是有强大力量的国家，另一方面也是与日本有深入交流的国家。冷战时期这样的国家当推美国。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和中国间各种交流逐渐加深，中国在现实中正在逐渐变成这样的大国。但是这样的情况不断反复，就国民心情而言，对施压的国家逐渐产生反感的情绪可想而知。这给我们带来两点启示：一是日本要注意摆脱这种决策模式，应更加主动的姿态面对挑战，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大国；二是中国要注意施压的策略，借助区域组织来表达自己的意图更为可取。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笔者认为：首先，它们必须意识到，”10+3“是东亚地区一体化的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在东亚经济核心集团(EAEC)、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还有其它几次尝试都失败了之后，如果连”10+3“也不能成功，东亚就不会再有其它的出路。所以，日本和中国都要意识到，它们之间的合作是一种政治的必须。中日的未来和东亚一体化密切相关，这两个国家必须承担起各自的责任。

其次，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再次，日本不可能再回到军国主义的过去并四处扩张。中国的媒体和精英们有责任让国人明白这一点。在此，中国也有许多工作要做。最后，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让日本成为”远东的英国"这一呼吁，也只有战略上的意义(可以超然地制衡大陆国家)，而在经济上则毫无意义。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日本的GDP总量是中国的4倍,人均GDP更是中国的37倍,发展等级比中国高得多,在东亚和世界的经济影响和联系更远胜于中国,所以日本在东亚经济合作中享有主导权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