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第一篇：甲午战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甲午战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刘颖041301018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古时，中国是日本学习的对象，但当时中国人自诩为天朝上国，对日本是瞧不起的。最早有唐朝，日本就向唐朝派遣唐使，日本向唐朝学习律令制、汉字等文化，学习到的这些知识促进了日本的急速发展。明末的中国虽已衰败，在1592年至1599年还能派出10万大军跨过鸭绿江，联合朝鲜取得抗倭援朝的胜利。这一胜利遏制了日本的侵华野心，赢得中国东邻半岛近300年的稳定。不得不承认日本是个很善于学习的民族，在向近代社会迈进的过程中，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学习西方使其国家实力极速强大，随着日本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它急需寻求国外市场，邻近的中国成了它觊觎的对象，于是日本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

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际，日本国民更多的是不理解。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作为学生的日本，要对自己的老师大动刀戈，对于战争的结果，日本人也没抱有期望会胜过中国。然而令世人震惊的是1894年的中日战争，竟然以中国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告终。战争从1894年7月25日持续到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两国签订《马关条约》，这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

甲午中日战争是中日两国关系的转折点，改变了中日两方发展轨迹，甚至影响到今天的中日关系。日本打败中国后，日本人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从谦卑膨胀成傲慢自大。清末时日本对华称“清国”，甲午战后东洋三岛上却以“猪尾巴”作为称呼中国人的绰号。华侨男子或中国留学生上街，日本小孩往往放肆地在后面用手扯辫子，口中还喊：“清国奴”。在甲午战前，在日华人相当地受欢迎，在横滨卖衣服的来自中国的人，可比在横滨卖药的来自富山的日本人更受优待。”然而战中，“各地上演的甲午战争剧目里，扮演中国士兵的日本舞台剧演员一登场，就有观众向其扔花生壳和桔子皮，有的演员忍无可忍，甚至在舞台上对着观众大喊，“我们也是满怀爱国心的日本人。”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男人都剪去辫子，日本人不再称“清国”，不呼正式国号而只用“支那”一词。战后的日本社会充斥着“中国蔑视观”，说中国人撒谎，中国人偷东西，中国人有无数个老婆，中国人是卑怯者，中国人是迷信家。

甲午战后的中日两国关系从老师学生变成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中日实力在甲午战后进行了第一次换位。甲午战争的胜利让日本的胃口越来越大，不断发动对华的侵略，1900年，日本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后，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青岛，提出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不久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发动局部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叫嚷“三个月灭掉中国”。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日本竟然歼灭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土地。日本对中国造成了伤害，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后来取得的民族进步也包含着向日本学习的成果。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与日本的经济交流，文化交往相当活跃。经济方面是日本对华贸易量大幅度增加，在华投资办厂，甲午战前对华投资几乎为零，战后1897年，已有商社44个，在上海出现了日华合办的纺织厂。当然，日本出于侵华的侵略目的，也大力扶植日本企业在中国的经济活动，间接刺探情报。在文化方面，中国人开始以日本作为自己崛起的目标，1896年，由于甲午战败的刺激，第一批13人的留学生去了日本，至1905年突破万名，规模为当时世界仅见。至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留学过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下10万，若加上短期考察参观者人数更要翻番。日本对中国留学生实行鼓励政策，其主要政治目的是为了培养“亲日派”，为自己的侵略扩张服务。

总的来说，甲午战争无论是对于当时的形势，还是中日两国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一些影响还延续至今，比如日本人在1895年1月，趁着甲午战争的胜利，通过内阁会议决定把钓鱼岛划归冲绳县，这个决定造成了如今中日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种种争端，所以每当谈到中日关系，不可避免的就提及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重要的转折点。

第二篇：从甲午战争看中日关系

从甲午战争看中日关系

110511722

关旭东

一、摘要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发展史，自英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国

门后，各方列强纷至沓来。而其中，不得不提的是我们的邻国日

本。在中日发展中，近代史这一块，是中日关系转变的一个转折

点。本文从甲午中日战争来浅谈中日关系的发展。

二、关键字

甲午中日战争，近代史，中日关系，转折点

三、正文

1、背景

中日甲午战争是1894年7月末～1895年4月日本侵略中国

和朝鲜的战争。1894年（光绪二十年）爆发。按中国干支纪年，时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Sino-Japanese War)。丰岛海战

是战争爆发的标志。清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

订了继《南京条约》后，又一个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中

华民族带入了灾难的深渊。

2、过程

１８９４年（光绪二十年）爆发，按中国干支纪年，时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Sino-Japanese War)。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甲午中日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 下半叶一

段最好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这表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冯子材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政变遭到失败等。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中法和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中国的自强相当有利。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

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

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

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他们侵略领土的欲望。

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约》，第一款就说：

“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信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然而，在条约待批期间，发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１８７１年１

２月，琉球船民因风漂流到台湾，其中 ５４人被台湾土著（即“原住民”）杀害，其余由清政府护送回国。当时的琉球是清朝属国，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国换约，从清政府邸报中看到此事，于是一面向本国报告，一面到总理衙门交涉，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总理衙门回答说：“二岛（指琉球、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这本来说得很好了，偏又画蛇添足地说：“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下叫日本抓住个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说台湾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国领土，借口进攻台湾。

１８７４年２月，日军在台湾琅峤登陆，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对

日本来说，这次行动相当冒险，不仅当时中日国力悬殊，国际舆论也不支持。战争至８月，日军增至３６００人，但仍进攻不利，酷暑疫病，士气低落。此时日本看到胜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大久保利通到北京，争取体面地结束战争。

９月日本公使来华后，先是虚声恫吓，后来又表示结束战争的“诚

意”，说日本出兵台湾费尽财力，中国也不能让日本军队空手而归，应当支付一些兵费然后日本撤兵，这样双方面子上都过得去。清政府觉得在战争中处于优势，以赔钱来结束战争说不过去，而又不想为“化外生番”费太多精力，也想息事宁人，就表示可以考虑对在台湾“被害之人”酌情“抚恤”，等于承认了赔款的原则。在１０月３１日签订的《北京专约》中，琉球人遇害写成了“日本国民遇害”，日军进攻台湾写成了“保民义举”，中国以“抚恤”名义，赔偿白银五十万。《北京专约》为日本兼并琉球提供了根据，１８７９年４月，日本占领琉球，更名冲绳县。

3、甲午战争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８９４年７月２５日至９月１７日。这时在清廷内部，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占上风。是年慈禧太后六十岁，她盼望从速结束战争，以免耽误她大办庆典，因此倾向和议，但迫于清议，一时尚不敢公然主和。在此阶段中，战争是在朝鲜半岛及海上进行，陆战主要是平壤之战，海战主要是黄海海战。

平壤之战发生于９月１５日，是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当时驻

守平壤的清军共三十五营，一万七千人；进攻平壤的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兵力旗鼓相当。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其一为大同江南岸战场。晨三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的指挥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太原镇总兵马玉崐督队英勇抗击，日军官兵死伤惨重，无力再战，大岛义昌负伤，只得下令退却，午后二时全部撤离战场。其二为玄武门外战场。玄武门为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集中了优势兵力，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又称朔宁支队）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联队（又称元山支队）担任主攻。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登玄武门指挥，亲燃大炮轰敌，官兵感奋，英勇杀敌。激战中，左宝贵不幸中炮牺牲，其部下三位营官也先后阵亡，午后二时玄武门遂被日军攻陷。日军企图向城内推进，遭到清军阻击，只得退守玄武门。其三为城西南战场。晨七时，野津道贯中将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进行反击。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驻地。此时对清军来说，战事尚有可为，但清军总统（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于午后四时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六天里，清军狂奔五百里，于２１日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

第二阶段，从１８９４年９月１７日到１１月２２日。在此阶段

中，战争在辽东半岛进行，有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鸭绿江防之

战开始于１０月２４日，是清军抗击日军入侵中国国土的首次保卫战。当时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八十二营，约两万八千人。清政府任

命宋庆为诸军总统，节制各军。日军进攻部队是山县有朋大将统率的第一军，包括桂太郎中将的第三师团和野津道贯中将的第五师团，共

三万人。双方兵力不相上下。但是，宋庆虽负节制诸军之名，各军实

则不服调度，而且士气不振，将领多无抗敌决心。是日午前十一时，日军先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过江成功。当夜，日军又在虎山

附近的鸭绿江中流架起浮桥，清军竟未觉察。２５日晨六时，日军越

过浮桥，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率部奋

勇还击，因势单力孤，伤亡重大，被迫撤出阵地。日军遂占领虎山。其他清军各部闻虎山失陷，不战而逃。２６日，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

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今丹东）。在不到三天内，清朝重兵近三万驻

守的鸭绿江防线竟全线崩溃。

金旅之战也开始于１０月２４日，至１１月２２日旅顺口陷落，这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的关键一战。日本第一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大山岩大将指挥的第二军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上的花园口登陆。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十二天，清军竟坐视不问。１１月６日，日军进占金州（今辽宁大连市金州区）。７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发现清军早已溃散，不战而得大连湾。日军在大连湾休整十天后，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有“隐帅”之称，共辖三十三营，约一万三千人。１８日，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徐邦道指挥拱卫军奋勇抗御，将日军击退。是日，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１９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２１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２２日占领旅顺口并血洗全城。

随着清军节节败退，在清廷内部，主和派已占上风，大肆进行投

降活动。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威海卫港内，战局更加急转直下。

第三阶段，从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２日到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７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进行，有威海卫之战和辽东之战。

威海卫之战是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防御战，也是北洋舰队

对日的最后一战。其时，威海卫港内尚有北洋海军各种舰艇二十六艘。１８９５年１月２０日，大山岩大将指挥的日本第二军，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第二师团和黑木为桢中将的第六师团，共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２３日全部登陆完毕。３０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帮炮台。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六营三千人。营官周家恩守卫摩天岭阵地，英勇抵御，壮烈牺牲。日军也死伤累累，其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中弹毙命。由于敌我兵力众寡悬殊，南帮炮台终被日军攻占。２月３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威海陆地悉被敌人占据，“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

4、从甲午战争看中日关系

110年前中日两国之间发生的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中

国的失败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当时,从军力上来看,北洋舰队的实力

在亚洲是无可匹敌的;从经济上来看,虽然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经济有

了很大的发展,不过与中国相比,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的;但战争

最后的结果却是一败涂地,不能不让人产生更多的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战争失败,这就不能不让人想起当时的主政大臣李鸿章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正是在当时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在那样的国际环境下,李所采取的内政外交政策葬送了中国的发展,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必

然的。战争虽然失败了,但教训却是深刻的,对我们今天如何看待与发展中日关系有着巨大的警示作用;对当今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对日政策,怎

样发展同日本的关系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甲午战争前后中国的对日政策及其对中国日后的影响1.中国的对日政策。18世纪后期,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兴起,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逐渐衰落。

从这些教训中，让我们能够慢慢懂得改如何去处理现代中日关系。

四、参考文献

1、《从中日甲午战争看中日关系》

作者：张力

来源：《沧桑》2007 02期

2、《甲午战争的背景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作者：张志宇

来源：《日本问题研究》1994 03期

第三篇：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福建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0903届 韦建新

指导老师

福建师范大学 吕雪峰

【摘要】：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及随后《马关条约》的签定，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极为严中的影响。帝国主义在甲午战争之后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同时，各国帝国主义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但是，此时的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得到一定的发展。甲午战争也刺激和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思想解放。

【关键词】：甲午战争，中国近代社会，影响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是持续30余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最后失败的标志，又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甲午战争犹如中国近代史之网的纲，抓住了它就必然会带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宽和深入。”①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乃至远东近代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不仅对中日两国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影响，而且使远东国际形势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处在风雨飘摇中的近代中国，甲午的战败对中国的影响深入到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历时之久，百年延续。自甲午战后相关研究工作业已展开，70年代后，研究工作进一步拓宽和深化，相关研究成果极其丰富。本文就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方面，作简要论述。学识浅薄，敬请前辈专家指正。

1894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在英美等国列强的默认下，寻找借口，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由于中国清朝政府腐朽无能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 “主和派”“投降派”的干扰，历时八个月的甲午之战终于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强弩之末的庞大封建帝国在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及随后《马关条约》的签定，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封建官僚虚骄自大，盲目乐观，虽然对西洋列强比较忌惮，但是根本不把日本放在眼里，其它列强也较高地估计中国实力。甲午战争的结局，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国防力量的虚弱，从此也改变了远东国际关系原有格局。自此以后，帝国主义列强都以中国为宰割对象，争先恐后地在中国掠夺利权，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短短几年里，就使中国陷入了被瓜分的格局。

1、“三国干涉还辽”是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开端。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清政府于1895年4月与日本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近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关于割让辽东半岛的规定，引起了

早就企图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俄国政府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对他们独霸中国东北的直接威胁。因此在《马关条约》签定的同一天，俄国就正式向德、法两国政府建议：三国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如日不应允，即“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②

德法两国出于各自目的，接受了沙俄建议，于1895年4月23日向日本政府递交了照会。英美各国也别有用心地劝告日本，于是，日本退还了辽东半岛，但向中国索取了三千万两“赎还费”。“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是俄、德、法、日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集中表现，标志着由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中国土地的开始。

2.从《中俄密约》开始，帝国主义列强迅速搬起了瓜分中国的高潮。“三国干涉还辽”以后，清政府对俄国产生了很大幻想，俄国便寻找机会向清政府索取“酬劳”，充当了瓜分中国的急先锋。1895年冬，俄国以“还辽”有功为借口，迫使清政府给予俄国军舰在胶州湾过冬的权利。1896军6月，俄国又利用清朝钦差大臣李鸿章赴俄庆贺沙皇加冕的机全，订立了《中俄密约》，在“共同防日”的名义下，俄国取得了建筑中东铁路的权利，并且取得了在铁路沿线开矿、兴办工矿企业以及派驻警察的权利，把中国东北地区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中俄密约》的签定，空前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中国的矛盾，德、法、英、美、日等国纷纷向中国勒索，在中国划界租地、争夺势力范围达到高潮，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③

从1895年到1898年短短三年内，各国列强利用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强租或强占等手段，将中国大部分土地变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俄国的势力范围在长城以北，德国在山东半岛，法国在滇、粤、桂三省(包括海南岛)，英国在威海卫和港九地带，日本在台湾和福建。此时的中国处于被瓜分的境地，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存亡危机。

二、各国帝国主义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

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甲午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变商品输出为主为资本输出为主.其主要形式有：

1.向清政府进行政治货款。

《马关条约》规定了巨额战争赔款，加上后来所谓的“赎还”辽东半岛的款项，共计二亿三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总收入，清政府除了进一步搜刮民财以外，只得大举借外债。而列强为了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争着向中国投放贷款，并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战后三年内，清政府以海关税、盐税、厘金作抵押，分别向俄、法、英、德等国借巨款共计三亿多两白银。这些贷款利息重、折扣大，使帝国主义列强轻而易举地捞取了高额利润，更为严重的是，列强通过贷款合同中附加的政治条件，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内地，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2.列强资本在中国投资办厂。

甲午战争之前，外国资本在中国开设工厂虽已出现，但一般投资较少，规模不大，并且没有法律依据.《马关条约》是第一个允许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设工厂、利用中国廉价原料、榨取中国人民剩余价

值的不平等条约。自此，列强在中国开办工厂合法化规模化。“1895年至1900年间，外国资本投资总额达到五亿二千万元，比1894年以前五十年的总和还多三十倍。1895年至1900年，外资新办工厂达933家，为甲午之前几十年总和的九倍。”④

对中国的地下矿产，列强早就有所企图。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家与中国买办官僚互相勾结，千方百计掠夺中国矿产。他们以“合办”形式插足，诱迫清政府签定矿务合同，取得了在中国开采矿山的特权：德国在直隶、山东；俄国在奉天、东山省铁路沿线以及蒙古、新班，英国在四川、河南、云南、山西等省；美国在直隶、山西；法国在四川、云南的一些地区都取得了采矿权。

3.修筑铁路，攫取路权。

在当地修筑铁路，是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也是他们用来压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有力工具。甲午战争后，外国在华投资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攫取路权。1896年至1900年，列强多次争的铁路借款权，贷款总额巨大，并且攫取大量路权。同时它们还控制了沿线的大片土地和资源，有些还享有沿线的行政权和普察权，使这些中国领土的主权名存实亡。另外，帝国主义各国还通过开设银行和扩大银行活动范围，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

总之，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从各方面争相向中国输出资本，进而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

三、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得到一定的发展

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清政府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失败破产，“洋务派”已无法垄断近代民族工业。清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再也无力投资设厂开矿了。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向人民勒索“捐输”，不得不给民族工商业让出一点道路；同时，甲午之后由于允许外国资本在中国自由办厂，清政府也不得不放松了对商办企业的限制；国资本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也为民族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如市场的开拓、劳动力来源增加、交通条件有所改善等等)；加之民族危机加剧，促使一些商界人士对振兴本国经济的热情大为增长，纷纷投资于工矿企业。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甲午之后一段时间内，商办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其速度远远超过了所谓的“官办”工业。如1895年至1898年里，有资本额(一万元以上)可查的八十家国内企业中，商办资本占资本总额的70%，官办与官督商办资本仅占3D%，而在1894年之前这二者比例正好相反。另据有人统计，从1895年到1913年，新投资一万元以上的国内工厂已有463家，资本总额达到9100多万元，为1894年的数倍。⑤

但是，甲午之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遭到重重阻碍，表现在：第一，清政府虽然给民族工商业让出了一点出路，但仍然没有给予真正的法律保障：国货从口岸到内地的税金负担往往比洋货重；第三，列强一方面在中国经营厂矿，一方面还向中国输入大量的过剩商品，使中华民族工业处于受排挤的状况；第四，帝国主义控制着路权及主要矿产资源，为民族工业发展带来极大困难。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⑥

四、甲午战争刺激、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思想解放。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人民是一次大刺激、大震动，是中国近代史进程中的一次大转折、大变化.战争的惨败不仅扫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盲目骄妄之气，而且也促使中国有志之士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甲午战后的五年中，25岁左右的梁启超面对严酷的现实，充分发挥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和敢于抨击时弊的胆识，结合其善于思辨和勇于捕捉时代潮流的思维定式，在一系列论著中评论日本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变迁，初步形成了较系统的日本观，集中反映了当时一代人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的新的思索。“透过梁启超的言论，大体可以看出中国人在承受巨大的战争创伤后，怎样去观察、思考、评论日本这个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仇人’。”⑦从此之后，变法救亡运动和新的思潮广泛掀起，民族资产阶级(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自此登上了政治舞台，从而开始了中华民族觉醒的新时代。表现在以下几点：

1.康有为等人发动和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觉醒的衣现，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酸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甲午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民族灾难，惊醒了以康有为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在得知《马关条约》签字的消息后，即发动当时在京参加会试的17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痛呈割地赔款将引起的严重后果，提出“拒和”、“变法”之主张，这就是厉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虽然没有阻止《马关条约》的签定，但它标志着酝酿多年的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发展成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维新派很快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努力唤醒人们“与天争亡”的形势下，“图保存之举，舍变法外别无它图”。⑧举起了变法救亡之大旗。这是民族资产阶级觉醒的第一个标志。民族资产阶级觉醒的第二个标志是以“天赋人权”为武器，宣传自由平等，批判君主专制，主张君主立宪.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根源。自鸦片战争后，主张改革的也不乏其人，但直到甲午战争，封建士大夫和洋务派的改革只不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甲午惨败，使中体西用的洋务理论黯然失色，有识之士通过探讨战争失败的原因，对封建专制改体发生了怀疑，进而提出了批评，“考中国败弱之由，百蔽丛生，皆由体制尊隔之故。”⑨

因此他们主张通过变法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从而点嫩了争取民主自由的火种。维新派在甲午战后觉醒的第三个标志是他们能猛烈冲击代表封建文化的旧学，大力提倡学习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新学。

甲午战前还没有人敢向以濡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公开宣战。甲午战后，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人认识到了封建文化的腐朽没落，主张废科举、办学校，学习外国先进文化，他们的主张和努力，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社会风气有所转变。因为维新派的推动和客观形势的通迫，终于导致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维新派在政治变革上只求渐进，反对飞跃，不敢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在思想文化上，不能彻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变法运动中又幻想依靠少数封建官僚，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结果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这就证明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走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

2.中华民族觉醒的另一个表现，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自发地树起了反帝灭洋的大旗。甲午战争后，中国农民群众自发地反洋教斗争在许多省份普遍展开，并且日益同反帝斗争联系起来。1895年夏，福建古田县爆发了“斋教起义”，号召群众征服外国人的上帝，初步表露了灭洋思想。1898年广西天地会起义，立誓驱尽洋人。十九世纪末，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斗争汇合成了全国规模的义和团运动，给予帝国主义以重大打击，使列强认识到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劲，不得不采取“以华制华”政策，从而打乱了列强瓜分中国的侵略计划。

由于农民群众的阶级局限性和散漫性，不能认清封建统治阶级的真实面貌，也不能形成统一行动，结果以“挟清灭洋”为目的的义和团运动终于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联合扼杀下归于失败。义和团血的教训告诉有志之士，“洋”要灭，“清”也要扫，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封建统治。

3.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重大飞获，为近代中国彻底地反帝反封建革命莫定了基袖。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曾经历了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变。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还曾上书李鸿章，希望通过封建统治阶层的改良，达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⑩的局面。甲午战争后，孙中山等抛弃了对统治阶级改良的幻想，走上了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在1894年11月，孙中山等人就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疾呼要振兴中华。1895年春，又成立兴中会总部，在其章程上明确提出了“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以后，兴中会又联合其它革命团体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者长期反复地斗争，唤醒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民主革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终于经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以及革命的不彻底性，中国人民并未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就落在了新兴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上。

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也在国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其中，有挥之不去的痛苦，但更多的，是通过这次灾难吸取教训。“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⑾结果，以甲午战争为历史转折点，中国人民经过反复探索和长期斗争实践，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所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华民族解放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华民族觉醒、奋斗的真正发端。

参考文献

①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②李侃，《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2页。③《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1页。

④柳长毅，《论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江汉论坛》，1994年，第7期。⑤全慰天，《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3页。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592页。

⑦李习所，《“强敌”成为榜样：梁启超在甲午战争后对日本的反思》，《历史教学》，2007年，第4期。⑧⑨翦伯赞等，《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97页，第223页。⑩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页。⑾翦伯赞等，《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95页。

第四篇：日本右倾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论日本右倾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所谓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是指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及其主张在日本政界占据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的政治倾向。一直以来日本的政治倾向都是舆论界关注和一个敏感的话题。自1982年民党内鹰派政治家中曾根康弘任首相后便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口号一是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二是打破一切禁区。从那以后日本政治右倾化明显加快了速度。桥本首相公然以内阁首相的身分参拜靖国神社。自民党部分议员至今还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慰安妇间题”主张在教科中抹掉“日本侵略”一类的说法。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原因，与日本国内外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和变化有关：一：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给日本提供了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机会，刺激日本加快向政治打过迈进的步伐，导致了政治上的激进和右倾化现象。二：日本经济发展自90年代以来长期出去对状态，为了摆脱经济萧条给人们心理和精神上带来的消极影响，继续寻求对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日本举国上下大国意识加强，开始谋求军事大国的地位，利用军事手段确保国家安全。三：冷战后全球性民族主要浪潮的星期出发了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导致错误的战争史观流行，在文化教育领域出现了“翻案风”

日本的政治右倾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恣意歪曲历史事实，开脱，否认是指公开美化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日本否认、掩盖侵略罪行，反对向被害者谢罪赔偿最突出的是对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和劳工以及细菌战、三光政策历史的否认和掩盖。日本右翼势力疯狂篡改历史教科书的事件屡屡发生，并且频频参拜靖国神社。二：力图突破并修改和平宪法。在日本的右翼势力眼里，和平宪法制约的日本发挥其大国作用，一些右翼分子和政客公开叫嚷修改宪法，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三：极力扩充军事力量，以期最终走向战略独立，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美梦。四：纵容、支持国内右翼势力抬头，在对华政策上渲染“中国威胁论”利用台湾问题等制造事端，并把中国作为战略防御重点。

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政治右倾化如此表现必然会给中日关系蒙上重大阴影。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在世界各国和中国贸易上升的背景下，日本与中国的外贸量却处于下滑的趋势，这种负面影响在未来会更加严重，因为日本是外需导向，1亿多人口内需有限。中国的发展为日本提供了现实的市场。中日两国政治关系持续冷却，必然带来经济上的冷却。这会影响日资企业在华投资的扩大和新的企业的投资。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其中以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冲击最明显。1985年８月，中曾根康弘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不过当时日本总体上还对亚洲邻国的反应有所顾忌。但是到小泉纯一郎时代，参拜就成了日本右翼与亚洲邻国特别是中国进行意志较量的方式。当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脱离了反省路线时，在处理和邻国的纠纷中就显得更加强硬。因此中日之间的领土纷争---钓鱼岛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日本政府将钓鱼岛部分岛屿国有化，并准备依据其海洋战略进行开发的行为，客观上打破了中日之间长期以来搁置争议不改变现状的默契。在钓鱼岛问题的背后是日本右翼的战略取向与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发生了碰撞。日本右翼之所以不断地在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其核心目的是要摆脱所谓战后体制，即要摆脱战后日本和平宪法对日本发展和使用军事力量的限制。安倍二次执政，主要目标就是要完成这个“使命”。

中日关系要走出困境，还需要日本重新回到中日关系的基本政治框架中来。但目前的日本政坛，右翼势力占据了主导地位。冷战后美国积极推动将美日军事同盟的任务地区化、全球化，是助长日本右翼势力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而如今安倍大力推动修宪强兵，对华采取强硬政策，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有着密切关系。中国应坚持以和平发展来抑制日本右翼的武装冲动。从地区战略的高度妥善处理各种现实矛盾，通过维护地区稳定来削弱日本右倾化对中日关系的冲击。中日两国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近邻大国，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对于彼此双方，对于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第五篇：中日关系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浅析

中日关系变化及影响因素浅析

兰州油气资源研究中心 李靖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对日外交体现了坚持原则、灵活调整、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特点，中日关系经历了“民间外交”先行的关系恢复阶段；友好合作伙伴关系阶段；战略互惠关系三个阶段。本文对中日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变化过程进行了概略回顾，并从历史、文化、经济、能源等方面对中日关系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浅析。

关键词：中日关系；对日外交；中日经济联系；中日文化差异

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经过三代领导核心的不断努力，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这种大背景下，中日外交关系也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到现在的战略互惠关系。60余年来，中国对日外交策略依据外交总方针、总政策和总原则, 又不断根据国际形势、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进行调整，可以概括为: 坚持原则、灵活调整, 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中日外交关系的发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民间外交”先行的关系恢复阶段（1949-1972）；友好合作伙伴关系阶段（1972-1992）；战略互惠伙伴关系阶段（1992至今）。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采取了主动，通过“民间外交”使两国民间在各个领域特别是民间贸易方面进行友好交往。1952年2月由中国国际贸促会主席南汉宸向日本经济界著名人士发出邀请，1952年5月日本参议员高良富、原参议员帆足计、众议员宫腰喜助到达北京。这是新中国接待的第一批访华日本政界人士，标志被封冻的中日交流坚冰被打破。帆足计等三位日本国会议员作为民间使者，于6月1日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签订了第一次中日贸易协议。为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960年8月周恩来全面阐述了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在这两项原则的框架下，1962年11月廖承志、高碕达之助签订了《中日综合贸易备忘录》。1962年12月, 中日双方又在北京签订了“中日友好贸易议定书”。“议定书”和“备忘录”是1960年代中日贸易的两大重要渠道。在1952至1972年间，由于中国正确的对日政策，制订并实行了民间外交方针，使中日关系以民间为主导进而发展到半官半民的形式进行了较为广泛的人员交往、商贸往来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使中日关系逐渐缓和，为即将到来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日关系发展的第二阶段可以称为“友好合作伙伴关系阶段”，这一阶段以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为开端，而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则标志着中日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正式建立。1972 年2 月, 尼克松成功访华, 并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 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1971年10月25日, 联大26届会议通过2758号决议, 中国正式恢复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等一切地位和权利，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日本国内要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热潮也空前高涨。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适时地提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复交三原则”：(1)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2)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归还中国；(3)“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 应予废除。1972年9月，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访华，与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中日首脑会谈，并最终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8月，日本外相园田直访华，经过多次会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最终签订，对中日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基本原则进行了确认和政治上的总结。在随后的10余年中，两国间政府高层进行了多次互访，中日地方政府之间也都进行了频繁的交流与广泛的合作，民间或半官半民的各领域各方面也开展了广泛、深入和频繁的交流。在这个阶段中，虽然有“靖国神社”事件、钓鱼岛灯塔事

件、教科书事件等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事情发生，但中日交往主体呈友好化、多样化, 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官方民间并举、多渠道、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丰富多彩的中日交流与合作的大好局面。

新中国对日外交的第三阶段, 以1992年江泽民访日和日本天皇访华为起点, 直至现今。1992年是中日复交20周年，两国均组织了各种纪念活动，推动中日关系发展。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于1992年4月6日至10日对日本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是江泽民任总书记后的首次访日。日本宫泽喜一首相与江泽民会谈，发表了建立“世界中的中日关系”的讲话，江泽民在日期间向日本明仁天皇发出访华邀请。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于10月23至28日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和日本明仁天皇访华，充分体现了两国努力改善和加强中日关系的愿望，确立了发展面向21世纪的中日友好关系的新起。1998年11月25至30日,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邀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中，在江泽民努力下，中日双方达成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一系列原则共识。两国于1998年11月26日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这是继《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中日两国规定两国关系的第三个重要政治文件，使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21世纪中日关系发展确立了一系列新的原则和行动指南。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出任首相后，中日关系滑入低谷，两国政府的高层交往被迫中断，这是中日关系的冰冻期。2006年9月小泉下台，安倍晋三内阁成立。10月8日安倍首相访华，这是战后60多年来日本首相对外访问第一次将中国作为首访国，得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安倍访华打破了中日政治僵局，中国媒体称之为“破冰之旅”，从此中日关系进入又一个新时期。安倍访华期间，中日双方经过会晤发表了《新闻公报》，双方同意“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2007年12月，日本新首相福田康夫访华。胡锦涛主席会见了福田，积极评价了当前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7日，胡主席与福田在首相官邸举行正式首脑会谈, 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中日两国关于中日关系的第四个重要政治文件, 也是胡锦涛访日取得的重大成果。这一文件的发表，“体现了中日关系的新发展，凝聚了双方的新共识，确定了发展双边关系的指导原则，规划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未来发展。说明中日关系在逐步发展的同时，正在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从全球意识出发，构建‘世界中的中日关系’，预示两国关系将进入一个建立战略互信、开展战略合作的新阶段”。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发展史，我们可以将其特点概括为：艰难曲折、波澜起伏, 空前平等、前景光明。中国与日本作为名副其实的“一衣带水”的邻国，两国在历史、文化、经济、能源等多方面都有着斩不断的联系，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两国的关系。以下将分别从以上几方面对影响两国外交关系的因素进行浅析。

第一，历史方面。主要是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及其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的历史。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国独自占领，美国出于自身在亚洲利益的考虑，在对日本军国主义问题的处理上，采取了消极妥协的态度，保留了后来引发中日关系不断恶化的导火索——靖国神社，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战后恢复阶段，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地位较低，不能左右战后的局面，这为日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复苏埋下了祸根。在日本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意识里，日本不是被中国打败的，而是美国。部分日本右翼势力到今天依然不肯承认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那场战争的侵略性以及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巨大伤害，因此，在日本国内多次发生诸如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美化侵略战争、篡改教科书等事件。这些极大的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中日外交史上的大部分僵局也都是这些事件引起的。

第二，文化方面。中国与日本作为有着两千多年交往历史的近邻，虽然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自古不断，但在其特有的国内普遍认同的历史和价值观上存在一定差异。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有着很明确的是非标准和原则,而且中国人往往要清楚地把名誉分出好与坏。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凌驾于一切道德之上的美德,是评价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天子能否永居皇位,臣民是否要忠诚于君主,都取决于君主是否施行“仁政”。在中国人看来,推翻一个“不仁”的君主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一句话,伸张正义、提倡善行与惩治邪恶、拒绝丑陋,是中国人

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基础。相比之下,日本人的道德意识中,是非原则要模糊得多。正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的那样:“通观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或者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日本学者森岛通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说中国的儒教是以‘仁’为中心的儒教,那么日本的儒教就是以‘忠’为中心的儒教。”他进一步解释:“日本的儒教与中国的儒教本来出自相同的经典教义,但因理解的方法不同,结果在日本形成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民气质。”名誉是日本武士道的中心道德,武士的名誉更主要的是指对主君的忠诚。日本人很重视“保全名誉”,把名誉看得比正义、善行更为重要。无论是什么人,干了多么可耻的事,只要“体面一死”,就不仅可以不再受到谴责,而且还会“成名”或成“神”。两国这种在“名”与“耻”方面的文化差异,反映到中日外交关系中就是:两国对侵略战争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中国人认为,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是彻头彻尾的非正义战争,日本必须就此作深刻而彻底的反省和道歉。而一部分日本人却不认为那是一场非正义之战,认为它只是一项失败了的“事业”。这种态度上的差异也严重阻碍的中日关系的持续发展。

第三，经济方面。当前，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看，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密切。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日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从1980年的只有94亿美元发展到2004年的1687.9亿美元，增长了近17倍，占双方各自外贸总额的15%左右。从2004年开始，中国（含香港）开始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日本从1993年到2003年连续11年的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被欧盟和美国取代，位列第三。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虽仍在不断增长，但是增速有所减缓。2004年日本对华实际投资累计达468亿美元，是中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地之一；日本对华ODA总额累计达33335亿日元，其中日元贷款31331亿日元，持续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援助国。中日建交之前，中日关系缓解的第一步就是经贸交流，可以说经济上的来往是中日关系持续发展的一大助力。

第四，能源方面。日本矿产资源贫乏，除煤、锌有少量储藏外，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其中，煤95.2%，石油99.7%，天然气96.4%，铁矿石100%，铜99．8%，铝矾土100%，铅矿石94.9%，镍矿石100%，磷矿石100%，锌矿石85.2%须从他国进口。这种先天性的缺陷，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日本除了不远万里从中东、非洲、南美、大洋洲进口所需资源之外，更多的将目光投向了周边的国家以及本国周边的经济海洋区域。中国虽然自然资源的蕴藏量远远高于日本，但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们对于一些基础性资源的需求量逐渐加大，本国的储量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使日本感到极为不安，日本认为自己的能源补给线因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而面临波动。因此，日本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了与中国在能源上的争夺。钓鱼岛问题在中日建交时就曾提起，但当时达成的协议是暂时搁置。随着国际能源日益紧张，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的石油能源再次成为中日争端的焦点，围绕这一问题而产生的矛盾也成为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一大因素。

总之，中日两国在经济方面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中日关系和谐发展这一主题不会改变，但中日两国在历史、文化、能源等方面的矛盾使得中日关系的发展会有很多曲折。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坚持中日互惠互利和谐发展的前提下，围绕历史、文化、能源等方面的矛盾，中日两国将展开博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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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江海洋：冲突与调适近十年中日关系 1998-2008的政治文化互动；《襄樊学院学报》 2009年07期；

[6] 张延廷：钓鱼岛的主权争执；《问题与研究》199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