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分析

第一篇：中日关系分析

中日关系分析

摘要：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的关系源远流长，在两国长达2000余年的交往历史中虽然也有摩擦和冲突，但在大多数时间两国都是和睦共处，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而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两国无论在外交、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不可割舍的联系，而这种互动的两国关系也正是本文论述的重点内容。

关键词：关系，分析，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异同

一、中日外交关系分析

1.中日历史外交关系分析

中国和日本同是亚洲东部的两个古老国家，两国的历史和文化发展都很悠久，而中国的历史比日本更为悠久。中日两国在地理上的位置相距很近，现在经常被称作“一衣带水”的邻邦。纵观中日历史关系可用两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

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两国人民大约在距今二千多年前，就建立了交往关系。不过那时中国的历史已经前进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相交替的春秋战国时期,而居住在日本群岛上的居民，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公社阶段，就是说，国家还没形成。由于汉族的经济文化发展较高，居住在汉族周围的民族和部落，自然要受到汉族的影响。中日两自人民间的最初交往，就是在汉族的经济、文化影响下实现的。

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

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而自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发展总体顺利，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友好交流与互利合作不断取得进展，给两国带来重要利益，也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中日两国高层互访和接触频繁，特别是1998年底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双方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认真回顾总结了本世纪中日关系历史的经验教训，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并就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做出了长远展望和全面规划。1999年7月，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双方再次确认了江主席1998年访日时达成的一系列重要政治共识，并就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健康稳定发展、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合作重点和方向。中日两国政府和各界积极加紧全面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上述重要共识，开展各领域的友好合作，部分领域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30多年来，中日经贸关系持续快速发展，双方已互为重要合作伙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2004年中日贸易额达1678亿美元，与中美贸易、中欧贸易呈三足鼎立之势。同时，截至2004年底，日本累计对华投资协议金额达666亿美元，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中日两国在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也保持了协调与合作。作为中日关系得以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民间友好往来是中日关系独特的传统优势。两国年人员往来已由邦交正常化之初的不足1万人次发展到435万人次。两国间的友好城市已发展到226对。每周飞行于两国之间的各种航班多达500架次。

但是，随着近年来日本大国意识的膨胀，右翼政治势力愈加活跃，日方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大开倒车，不仅一再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失信于中国人民，致使中日关系出现当前复杂局面，这样的结果不利于日本，也不利于中国。

日本在战后未能彻底清算军国主义者所犯下的侵略罪行，也没有对年轻一代进行正确、全面的历史教育。因此，日本国内一直存在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社会土壤，右翼势力不时跳出来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而日本政府则以种种借口，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随着近年来日本社会思潮的右倾化，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消极倾向更趋突出。最近再次发生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日本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不能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日本政府的这种倒行逆施只能破坏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它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有损它在亚洲及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的形象。

早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就曾明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因此，中日两国都应采取向前看的态度，积极发展中日友好事业，致力于维护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既有密切的现实联系，又有历史的恩怨，两国关系中的曲折变迁对各自国运兴衰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也都证明了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

2.对21世纪中日外交关系的展望

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展望２１世纪的中日关系，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经济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的２１世纪，发展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对全面加深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贸易方面日本期待着进一步降低或取消关税。近年来中国已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据报道，从９２年到９７年，中国先后７次降低关税。现在的关税已平均降到了１７％，与发展中国家基本持平。相信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进展，这方面还会有较大的改进。另一方面，中国也希望日本减少对进口中国纺织品份额的限制，使两国贸易保持平衡。在投资方面，日本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流通、通讯等服务领域；中国则希望日方多向交通、能源、环保等领域投资。目前，双方在这些问题上既有合作也有分歧。但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是由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分歧将逐步消除，合作会进一步加强。

可以预见，在下个世纪，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将逐渐加深。９７年出现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足以说明，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其影响决不仅限于该国国内，它会波及到其周边地区甚至全世界。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中日两国应当在未来的岁月里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精神，加强政策协调、信息分享和经验交流，进一步加深两国间经济技术合作，为亚洲及世界的经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回顾中日两国交往的历程，可以说，友好合作是主流，冲突和摩擦也不少；展望未来，深深感到，中日友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无论从国际形势的角度看，还是从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的渊源及两国人民的感情来讲，中日两国都没有理由不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日两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正如江泽民主席1997年12月12日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中日友好关系来之不易，凝聚了双方几代人的努力和心血，值得珍惜。为了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双方应当为建立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合作而努力。”继9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后，98年又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为此，李鹏总理于97年11月对日本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98年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和国家主席江泽民也先后访问了日本。一国的主席、副主席和总理在一年的时间内连续访问同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是极其罕见的。这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对中日关系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江主席去年的访问，不仅是历史上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日本，而且在这次访问中，中日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这是继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中日两国发表的第三份重要文件，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相信，只要中日两国政府本着睦邻友好、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彼此多一些理解和信任，少一些冲突和摩擦，中日关系就会朝着和平、友好的方向发展，中日两国也必将会在携手迎接新世纪曙光的同时，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二、中日经济关系分析

1.经济全球化，使中日合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建交以来，中日经济关系在平等、互利原则下得到长足发展。近年来，双方经济关系在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发生了结构性良性变化。这些为中日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提供了较高的起点和扎实的基础。

（1）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贸易结构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

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由于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地理上仅一海之隔，经济交往条件得天独厚，经贸关系得到快速、稳定发展。2001年，由于“9•11”事件影响，美国及全球经济增长放慢，国际贸易条件急剧恶化，日本对全球的贸易出口减少15.7%，进口也减少7.9%，但惟有对华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4%，达到891.96亿美元，与中日建交初期相比已经增长了

80倍以上。日本连续9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2年上半年，中日贸易额达451亿美元，其中日本对华出口增长11%，进口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中日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量的份额比上年增长1.7%，达到12.8%，中国已多年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在总额不断上升的同时，表现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贸易结构已经开始由“垂直”向“水平”方向发展。过去，中日贸易长期呈“垂直分工”形态，即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多为工业制成品，而对日本出口则以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对日出口的商品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以服装、机电产品为主的制成品出口明显上升。2001年中国对日制成品出口比率已经高达84%，为历史最高值，其中机电产品出口保持了持续旺盛增长势头，从1990年的5.1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65.4亿美元，占中国对日出口总额的28.4%，仅次于纺织品的29.1%，居对日出口的第二位，2001年8月以后，纺织品月度统计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而机电产品出口仍然呈上升走势，因此可以预测2002年机电产品将有望成为中国对日出口中所占份额最大的产品。（2）对华直接投资在起伏中上升，投资领域向高附加价值产业转变。

整个80年代，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较为缓慢，但是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了解程度的不断加深，日本对华投资开始大幅增长，1995年形成高峰，投资额达44.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在所有对华直接投资国家中名列第二，中国成为日本对亚洲投资最大的投资对象国。1996年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大幅下滑，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日本对华投资进一步下落。直到2000年，由于中国加入WTO在即，日本对华投资欲望开始恢复。2001年在西方主要国家出现经济同步下滑的背景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合同件数仍然多达2003件，比上年增加了24.1%，合同金额为54.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47.3%；实际利用资金也达到43.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49%。日本对华投资尽管起伏较大，但在对华投资国家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截至2001年底，日本向中国投资企业达22370家，累计协议金额约441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约327亿美元。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华直接投资国。90年代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是投资结构正在从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延伸，2001年日本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急剧上升，达到1590亿日元，比上年增加89.3%，相反对非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只有209亿日元，同比下降18.4%。投资领域已由服装、食品等行业向电子、机械、汽车、建材等行业扩展。近年机电产品所以成为中国对日出口增长较快的主要产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结构发生变化，对机电等制造业投资比重明显上升，对两国贸易起到了拉动作用。

（3）中日签署货币互换协议，金融合作迈上新台阶。

过去中日两国的金融合作主要是围绕政府开发援助(ODA)展开的，自1979年12月至今，日本已经向中国提供总额约达2.7万亿日元的日元贷款，1112.8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和1089.5亿日元的技术合作资金。日本对华援助约占中国接受外国政府贷款总额的50%以上，是对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最多的国家。尽管近年来日本的ODA政策有些调整，但今后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仍将是未来中日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中日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逐日增多，除两国央行之间建立了定期对话机制、相互在对方增设金融分支机构外，更重要的是两国在2002年3月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实现了中日两国金融领域在亚太地区的高层次合作。根据上述协议，两国中央银行在必要时可向对方提供总额为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以协助稳定其金融市场秩序。日本是继泰国之后与中国第二个缔结这类协议的国家，作为外汇储备位居世界前两名的日本和中国在金融领域的这一合作不仅使两国经济关系走向新层次，也为今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日货币互换协议作为东亚国家货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对加快东亚货币安全网络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2.中日经济合作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展望未来，无论从目前两国经济运行轨迹看，还是从东亚地区多边领域走势看，中日经济合作都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1）中国加入WTO将成为中日发展经贸关系的重要动力。

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将进入同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全面接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与世界经济接轨就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走上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日本多年奉行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期盼的重要目标。它将为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深入发展提供更加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加入WTO将加速降低中国关税总水平。2002年以来，中国关税总水平已经从15.3%下降到12%，已经下调了5332种进口产品的关税，非关税措施也大为减少。按中国入世承诺，关税总水平还将进一步下降，无疑将使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更加容易。日本是中国连续多年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中国进口国家中日本所占比例最大，一直占20%左右，远远超过欧美国家。在市场准入条件向好的背景下，作为中国近邻和最大贸易伙伴的日本必将成为中国入世后获利最多的国家。加入WTO后，中国将按WTO的规则调整外商投资的政策、法规。目前中国对外商投资领域的限制正在逐步撤除，外商投资的国民待遇问题也在很多方面已经得以实现。包括日本在内的境外企业将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在日本官方及各家新闻

媒体进行的各类海外直接投资调查中，中国均成为日本企业未来海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国家。可以预言随着入世后中国在入世各项承诺的陆续兑现，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热将再度升温。（2）中国在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巨大需求潜力将为中日两国深化合作提供可能。

在信息技术领域，美国的新经济泡沫破灭导致世界IT市场进入调整期，但这并不意味着IT革命的终结。日本虽然在IT领域落后于美国，但仍然在某些方面的技术位居世界前列。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移动电话市场，而且这一市场需求还在扩大。中国在IT市场的潜在需求正在化为现实的需求能力。据预测，到2006年，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电脑市场。中国对芯片的需求到2010年将会翻四番，为480亿美元。近年来世界IT巨头纷纷抢滩中国，其重要目的就是要在中国IT市场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如果中日双方在手机上网、光纤通信、网络家电等等方面加强合作，一方面将大大推动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进程，同时日本也将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获得巨大的市场效益。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对其他产品也有着巨大的潜在需求。仅以汽车为例，日本的汽车工业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作为支柱产业有过辉煌的历史，但目前作为日本经济支柱产业的作用正在下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还刚刚接近汽车时代的门槛。2001年，中国汽车的销售量超过200万台，增长16%，是近年来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2002年1-6月的汽车销售为154.4万辆，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28.9%，预计全年将首次突破年销售300万辆，达到日本市场一半的规模。中国现在每百个家庭中只有两家拥有汽车，今后3-5年这个数字将翻一番甚至还多。目前，德国等欧美汽车因早于日本抢先进入中国而成为目前中国汽车市场的主流产品。日本正努力迎头赶上。2002年日本汽车工业巨头先后进入中国。继2002年7月，日本本田汽车宣布将在广州开发区建立一个出口车生产基地后，日本汽车界的领头羊丰田公司与中国“一汽”签署了战略伙伴协议；日产汽车也立即宣布与东风汽车签署了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于2003年在武汉成立国内规模最大的合资公司，并共同生产日产全系列乘用车和东风的重、中轻型卡车和客车。到2002年9月为止，日本汽车三巨头均已在中国安营扎寨。在中国汽车消费市场正在日益扩大的背景下，未来几年中日两国在汽车领域的合作将进入大发展时期。

（3）东亚合作的进展将为中日两国加强经济合作提供平台。

近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发展。欧洲经济一体化水平最高，既有关税同盟又有统一货币，合作区域不断扩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正在向中南美扩展，美洲34个国家已正式宣布在2005年1月成立美洲自由贸易协定(FTAA)。南亚、中东、非洲也均有各自形式不同的地区经贸组织。这些地区贸易组织对域外国家产品设置障碍，制

约了东亚国家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在此情况下，加速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已经成为亚太国家的共识。80年代末以来，区域内贸易已经有长足发展，东亚国家自日本与“东亚四小”、东盟、中国之间相互贸易额已在本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经过东亚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之后，东亚国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把本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融入东亚经济圈的框架内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此情况下，东亚区域合作的步伐明显加快，其中“10+3”框架与APEC所涵盖的成员国相比不仅更具加快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的紧迫性，也更加具备成功的条件，因而近年“10+3”框架内的合作已经进入到机制化、务实性的新阶段。此外，地区金融合作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东亚国家之间有关双边及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也纷纷列入议事日程。日本与新加坡、韩国已开始讨论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事宜。中国与东盟，日本与东盟之间也在加快自由贸易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在东亚地区目前已经形成的地区合作平台中，中日两国如何发挥作用将成为东亚地区提升经济合作的关键。

3.中日经济合作还需要克服一些障碍

30年来，尽管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较之政治关系相对平稳，但也并非一帆风顺。1995年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大幅下滑；90年代末期，日本对华ODA政策调整，大幅度减少对华援助额；2001年中日之间首次出现较为激烈的贸易摩擦。这些问题均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制约了两国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各自不同的国内背景和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但一个共同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形成强烈反差，导致日本国内某些势力制造的“中国威胁论”有一定市场。这些人开始对日本政府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政策产生怀疑甚至抵触，认为日趋增加的中国产品将缩小日本产品的市场份额；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正在导致日本国内“产业空洞化”；中国经济的崛起将给日本经济带来威胁等等。这些看法不仅对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形成一定制约，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日本政府调整ODA政策的一个重要口实，是影响中日经济关系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但是，日本某些人士散布的这些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其一，日本国内的“空洞化”与中日经济紧密化没有直接联系。所谓“产业空洞化”是指由于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导致母国国内制造业部门的生产和就业大幅减少、竞争力下降、结构性失业增加等较严重问题的一种经济现象。尽管日本外转的产业不少，但日本作为世界上的制造业大国和制成品出口大国的地位仍然没有改变。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1988年日本主要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92.2%，到2001年这一比例为90%，略有下降，但仍然高于其他国家而位于世界前列。说一个制成品出口全球名列前茅的国家出现产业空洞化显然缺乏根据。

日本制造业为降低成本而移师海外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85年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达成《广场协议》，力促日元升值以后，竞争力受到严重削弱的日本企业即开始移师海外。与目前不同的是当时是把产品零部件送到海外进行组装生产，现在则是把从原材料到生产线都搬到国外。从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的情况看，欧美地区一直是日本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区，亚洲只占很少一部分。2000年，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美国约占64.9%，西欧9国约占30.1%，中国只占4%。这一投资布局说明即使日本真正发生了“产业空洞化”的问题也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

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生产是其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据2001年2月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调查，在日本转向海外生产的企业中，80%是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和加工企业，另一部分是子公司或零部件生产厂家，为在当地进行生产的母公司和相关客户提供配套产品和零部件。这些海外工厂生产的产品约有68%销售海外，返销日本国内的只占32%。事实说明日本扩大海外生产的企业多为低附加价值产业，对本国产业并不构成冲击；扩大海外生产的目的主要是占据海外市场，对本国市场的冲击力十分有限。因此日本企业来华进行直接投资不仅是降低成本、增加企业效益的良好途径，也是日本企业增强竞争力，拓展国际市场的战略选择。

其二，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会对日本经济构成威胁缺乏足够的依据。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与日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首先，尽管中国经济近20年获得了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但其GDP总量也仅仅是日本的四分之一；而中国人口却是日本的10倍，就是说中国的人均GDP仅仅是日本的四十分之一，在2000年世界人均GDP排名中，中国仅仅从过去的140位上升到第128位。所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并不等于中国现有经济的高实力。由于基础薄、起点低，中国经济即使保持目前的高速发展势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也难以弥补与日本经济实力的差距。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测算，如果世界经济以平均每年2.5%的速度增长，中国经济以5%-7%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2050年才能占到世界经济总体规模的16%左右，大体上相当于日本目前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发展睦邻友好是中国既定国策和外交政策的重点。中国现在不会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即使将来实现了经济现代化，也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事实是，日本从中国经济发展中主要是受益，而不是受损，更不是受到“威胁”。中国经济越发展，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越大，中日经贸关系发展规模和余地也就越大，日本受益就越多。

其三，鉴于两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中日经济的发展有赖于两国加强经济合作。从两国的基本国情非对称性和

经济发展趋势看，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市场广阔，但中国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需要不断地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日本既是资金大国也是技术大国，近年中日经济合作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日本资源缺乏，市场狭小，为维持经济大国的地位，不仅需要不断巩固在世界经济中已有的市场，更重要是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开拓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因而发展对华经济关系是日本实现再发展和维系经济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之一。从两国产业结构的差异看，中国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明显落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速度不断提高；日本产业高度化的进展和产品升级换代进程加速，使之要不断为相对落后的产业寻求海外生存空间。中日两国产业结构上的差异性将推动两国的互利合作进一步向纵深拓展。从两国贸易结构看，日本从中国进口纺织品、机电音像设备及零部件、食品、矿产品、光学仪器及零部件等；向中国出口机电音像设备、化工产品、塑料及塑料制品、光学仪器及零部件等。日本高附加价值产品对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从日本进口产品日趋扩大，日本市场上物美价廉的中国制品也不断增加，不仅有利于刺激有效需求的扩大，拉动了日本经济，也为日本社会稳定发挥了一定作用。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进展情况看，缺乏强有力的主导国家是东亚合作难有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所在。日本是总体经济实力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强国，其制造业实力在世界上仍然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地区的60%以上；中国是世界经济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其人口占东亚地区的人口60%以上，是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中日两国2001年的GDP接近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在7千亿美元以上。中日两国在本地区的独特地位决定了两国必将在今后东亚合作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如果与欧美两个经济圈单打独斗，结果必然是吃败仗。东亚地区要想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之间的有效合作。4.展望未来，稳定快速发展将惠及双方

中日经贸关系存在着一定的阻力和不利因素，发展不会一帆风顺，但保持稳定快速发展是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前景应该是明朗的。

首先，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消减了双方经济关系向前发展的障碍。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安倍首相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的访问，一举打破了５年来两国政府首脑不进行互访的僵局，双方同意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安倍还提出“要让中日关系中的政治、经济两个轮子都转动”主张，以结束中日关系“政冷经不热”的不正常状态。今年４月，温家宝总理对日本进行了“融冰之旅”访问，双方就推动中日关系全面稳定发展和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达成了共识。为落实两国政府首脑达成的共识，双方已建立由日本经济

产业相和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之间的高层对话机制，就能源问题的合作与协调展开对话与协商。两国还正在磋商建立高层经济对话机制，以就整个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性对话，推动两国经济关系的持续强劲发展。

其次，中日在经济上已建立极为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大力加强经贸交流与合作，促进互惠双赢，是双方惟一的正确选择。对日本来说，现在中国已成其最大贸易伙伴和总量快速增长的主要出口国之一。据日方统计，从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６年，日本对华出口年均增长达２１．２％，远高于同期日本总出口年均增长５．７％的水平。日本所以能摆脱“失去的十年”的经济低迷局面，连续６年实现经济回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华贸易和投资。因此，日本学者指出：“离开作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就谈不到日本经济的恢复和产业的发展。”

其三，中日两国经济关系潜力巨大，推进双方经济关系发展的有利因素趋于增强，不利因素趋于减弱。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居民消费能力迅增、对外开放愈益深化和扩大，以及日本走出“泡沫经济”的迷局、实现经济持续复苏，是促进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最大利多因素。展望前景，中日经济关系可望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不断跃升新台阶。

三、中日文化关系分析

1.中日文化渊源

说道中日文化的渊源，奈良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甚至可以说奈良是中日文化同源的象征。奈良在日本中南部，是日本文化的发祥地。奈良是公元710年仿照中国唐代的长安城修建的“平京城”，直到784年都是日本的首都，在74年中先后有七代天皇在奈良主政。如今，奈良被称为日本七大城市之一，由于保存有东大寺、法隆寺、唐招提寺等名寺古迹而被列入世界遗产，成为中日两国古代友好交往最宝贵的历史见证之一。

唐代中国的佛学、建筑、医学、诗歌曾是日本古代文明的重要源泉。法隆寺始建于公元607年，是日本圣德太子当政时修建的。法隆寺有48座佛教建筑，其中11座建筑修建于公元8世纪前后，体现了中国古代佛教建筑与日本文化的融合。日本古代定都奈良后曾向中国派出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唐招提寺更是中日友好交往历史的见证。它是唐代高僧鉴真（公元688—763年）东渡日本后，于公元759年开工修建的，具有浓郁的中国盛唐建筑风格，已被确定为日本国宝。当时，扬州的鉴真和尚受日本留学僧之邀赴日传道，五次东渡失

败，双目失明仍矢志不渝。754年第六次东渡日本，终于到达奈良，把中国的佛学戒律、建筑学、医药学等介绍给日本，直到长眠于奈良，为日本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后，日本古代高僧空海于公元804年到长安留学，带回大量经书，建立日本真言密宗，醍醐天皇赐为弘法大师，使佛教在日本进一步弘扬光大。

至今，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仍然是日本民族的精神食粮。《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译著在日本的书店中常年畅销不衰，甚至连明代作者洪应明所著《菜根谭》也成为近年最抢手的畅销书之一。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家喻户晓，连《杨家将》也成为日本当代作家手中的创作题材。在日本，学习汉语的人不断增加，据报道现约有200多万人，仅次于学习英语的人数。在日本，约600所大学和550多所高中开设了汉语课程。截至去年，日本在各大学设立了10家孔子学院。日本许多人学习汉语是出自个人兴趣和对中国的亲近感，而中国古代文明留在日本的名胜古迹也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去年底福田首相访华时，特地前往孔子的故乡曲阜参观，向世界表明中日两国文化同源，并且有“和为贵”等共同价值观，增进了两国之间文化的认同。

2.中日两国文化异同

两国文化虽然源远流长，但也各具自身的特色，下面我们简单分析一下两国文化的异同。（1）饮食文化的异同。

下面我们简单看一下两国饮食文化中的相同之处。首先中日两国的主食都以大米为主，大米在中日两国饮食文化中均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大米味甜、平和、补中益气、建脾胃，中日两国均认为大米是理想的主食。中国是农业大国，南北方人都喜欢吃大米，特别是南方人，以大米为主食，而且这一习俗历史悠久。北方人由于自然条件所限制，虽以小麦、小米、大豆等杂粮为主，但如有大米也很爱吃。而日本自古以来有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加之气候土壤适宜稻米生长，所以整个大和民族一直食用大米，并把大米品种改良得好吃、好存，使日本民族以大米为主食，并钟情日本大米。对于面食，中国人是最早种植小麦的地方，而各种面食又源于小麦，小麦种植传入日本后，日本人对面食也是由衷的热爱，特别是面条，中日两国人都很爱吃，但由于日本的水质好，有丰富的海鲜，使得面条特别好吃。如果说面条源于中国却盛极日本，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提到面食，不得不提饺子，对于中国北方人，特别是逢年过节，是必备之选，对于日本人也很喜欢吃饺子。

然而中日两国饮食文化又存在很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双方的待客方式及观念大相径庭

中国人待客，喜欢“宁剩勿少”，好像桌上饭菜剩得越多，越能显示出主人的盛情与美

意。即使饭后桌上一大堆残羹剩饭，主人也还会再三表示歉意：“没有什么可吃的，真过意不去。”而日本人待客，“料理”(菜肴)的数量会恰到好处，既让客人吃饱，又不剩饭剩菜，否则会认为太浪费了。“料理”所用的材料讲究“新、奇、鲜”，并非全是“鱼肉荤腥”，而是荤素搭配，哪怕是自家长的一把不起眼的青菜，主人也会很自豪地向客人宣称“这是自家产的啊”；“ 这个菜很好吃呀”，以此表明待客之盛情。并且，日本人使用的餐具也有一番讲究，往往根据菜的种类选用不同的器皿，而且会在菜上放些花草增加自然感。此为差异之一 ②烹调方法有很大差异

中国菜讲究“色、香、味”，属美昧型菜肴；日本料理注重“新、奇、鲜”，为营养型菜肴。中国菜分为多种菜系，并有“烧、炒、爆、煮、炸、蒸”等二十多种烹制方法，这是日本料理所望尘莫及的。同本人喜爱清淡的口味，生食或把食物放入水中煮食为多，所以日本料理被称为“煮文化”。这种做法也许与日本水源充足、木材丰富有关。除此之外，日本料理的烹制方法还有烧、烤.炸等有限的几种。制做中国菜时，特别讲究火候。其做工之精细，种类之繁多，令日本人目不暇接，因此，有些专业用语译成日语时，很难找到与之匹配的词汇，只能做相应的解释。而有的中国菜肴为了翻译起来简练，干脆采用音译 ③饮酒习俗的不同

中国的酒与茶同样历史悠久，自古以来，人与酒结下不解之缘。所谓无酒不成宴，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欢，无酒不成敬。中国人请客吃饭，除了准备丰盛的饭菜外，更是大设佳酿良液，劝酒畅饮，甚至逼酒，不醉不归，以示诚心。酒还另有妙用，烦劳一天，适量饮酒，便可化解疲劳，疏通筋脉。古今人物更喜以酒消愁，千古诗篇中，国事家事天下事与酒亲密纠缠，有“诗酒不分家”之说。中国酒类之多冠盖四海，大致可分为白酒、黄酒、啤酒、果酒、料酒等，具体品种无以数计。单就名酒而言就不下300种。

日本酒类也不少，清酒闻名遐迩，从味道说，有甜辣两种；从等级说，有特级、一级和二级三种，大概都在15度上下。最有名的清酒有“大关”、“菊正宗”和“富久娘”等，京都的“月桂冠”、广岛的“醉心”和秋田的“太平山”也不错。日本人很喜欢喝酒，尤其在晚上，每天下班后，大都要喝一杯后再回家，直接回家的人也要在家喝一杯，而且往往与中国人一样边吃边喝；而不似西方人的有时不吃也喝，干喝不吃。许多日本公司的职员，每周要有三四天在外面喝到深夜，方才如倦鸟归巢；因此也才有了没有酒也便没有日本的现代化之说。但是，日本人不胜酒，喝的并不多，他们喜欢饮酒放歌，有时表现出日本人的豪放性格，有时流露出凄凄痛楚的浓厚民族色彩。酒的作用更表现在交易场上，饮酒只是一种形式和手段，真正目的却在谈生意上。

日本人的喝酒，却又是与工作截然分开的；工作时间饮酒是根本不允许的。一般情况下，日本人在喝酒时也不会涉及友人之间应办的正经事的话题。在为了公司利益的宴请场合，日本人干杯时的心态，是无意为之而不得已为之；所以喝得极为谨慎与表面化。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对酒后的失态，日本人仍不会真正地感到脸红；对酒精作用下的言行，也并不抱着应有的责任感。因为日本的文化中，现在和将来都大约都不会产生这样的约束内容。这与中国社会的喝酒即工作，不喝酒不办正经事的世风，形成了尖锐的对照.④待客方面的差异

中国人好客，常常轮流作东聚餐，到了吃饭时间，如果谁说一句“走，吃饭去!”往往是邀请的人掏钱，并且在餐桌上没有两、三小时是下不来的。而在日本，同样的场合，即使谁说“去吃饭吧”，那也往往是各付各帐的，彼此之间用不着客气。另外，日本人吃饭讲究速度，即使是公司的老板，午饭通常也只吃一碗五、六百日元的面或“盒饭”了事。

纵观上述中日两国饮食文化的差异，究其原因，与两国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中国自古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在悠悠历史长河中，封建主义起着主导作用。中国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形成了温、良、恭、俭、让的民族风貌与世态人情。翻一翻《礼记》的《内则》与《曲礼》篇，便可以清楚地知道，远在那个年代，中国人举凡进食的规律、礼数、章法和禁忌等，都已有明晰的总结和具体的守则。这些礼仪伴随着农耕文化的成熟而日臻完善，成为中国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由此产生了许多吃的学问。自古以来，中国的美食家层出不穷，有名人，也有平民百姓。如苏轼的“东坡肉”，麻婆发明了“麻婆豆腐”，各个朝代产生了林林总总的名吃.日本至平安时代，崇中媚华，只要是唐朝的东西，大都会赢得平民百姓，尤其得到贵族阶层的崇尚和效仿。可以说，中国的食文明对日本人吃喝之道的形成，起着卤水点豆腐般的推进作用。另一方面，日本人对于得来不易的人家的好东西，一旦到手便绝对不肯轻易放弃。明治时代开始，随着西餐的引进，不但使日本料理的面目大为改观：而且，食文化领域里的西方文明，也开始在日本列岛上生根、开花、结果。这使得日本饮食文化的整体素质，既具有东方之美，又饱饮了足够的人类现代营养。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并且达到了较高的文化品位。但是，由于日本地域狭小，物产不丰，尤其是“明治维新”以后，统治者的目光主要瞄准对外扩张和经济发展上，很少顾及吃了。因此，日本人从小就养成了“节约”、不奢侈的习惯，以至有了闻名世界的“美名”—— “小气”。近百年来，内优外患的国情，使得中国文化的发展由长期领先变为明显滞后。中国的饭菜虽然还足那么令人叫绝，但整体素养却令人不敢恭维了。一些中国饮食文化的遗产和习性，在我们邻居日本那里保存得完好无损并得到了发扬光大。在日本，你可以随处享受到日本普通家庭的

饮食礼仪的快慰。家庭主妇做好饭菜之后，喊家人将餐桌团团围住，全家人对饭菜鞠躬道： “我领受了，并拿起筷子开始用餐。日本人以为，人类所食的一切无不是神赐予的，享用时务必首先对神的厚爱致意。夹到碗里的饭菜必须吃得干干净净，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对饭菜的口味，不可以随便挑剔；一般要多少说上两旬恭维之辞，以体谅劳作者的辛苦。用餐既毕，筷子要规规矩矩放在自己的碗的旁侧，并再次向桌面鞠躬道“谢谢招待”才行。日本人在家庭是这般，在公众场合更是如法炮制：无人例外，整齐划一，温文尔雅，文质彬彬。

日本的饮食文化源于中国，两国饮食习惯孰是孰非，我不敢枉加评判。但是，中国当今社会许多中老年人所患的心脑血管病与摄入的脂肪和胆固醇过高有关却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是世界上有名的长寿国家，现在日本人的平均寿命高于中国人。2001年的统计显示：日本男人平均寿命78．07岁，女子84．93岁。有专家认为，这很程度上得益于日本人良好的饮食习惯——崇尚绿色食品，讲究营养，不暴饮暴食。（2）茶文化的异同。

其实茶也能归入饮食一类，但茶这一文化在中日两国有着很大的影响，所以把它单一列出来比较。

“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中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

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掸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

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

下面我们简单说一下日本茶道中的“道”。道在日语中含有艺术、礼仪、习俗、情趣等多方面的涵义，日本茶道的“和、敬、清、寂”，是茶道的精髓，它同我国佛教中的“禅”有其密切的关系。“和”：品茶叙情，使人际关系更加融合、亲和，调整人们的关系向良性方向发展。古人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敬”：相敬如宾，互致友情，形成精神文明之风尚。“清”“：清目、清心、清神。”寂“：六根清静，调节情绪，使你产生一种涵养，从日常生活中的烦念中解脱出来。在今天的日本，高层建筑鳞次栉比。现代化工业的浪潮时刻冲击着每一角落、每个人的神经，为了寻求精神上安定，必然需要一个静谧的世界，而茶道的和、敬、清、寂之中，回复自我，以获取明天的生命活力，这就是日本茶道的内涵和精神所在。

说完了中日茶文化的渊源，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两者有何不同之处。

首先，中国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儒、道、佛为一体，三者互为补充、绝少抵触，从而使中国的茶文化内容非常丰富，无论从哪个层次、哪个方面讲都能做出宏篇大论。而日本茶道则主要反映中国禅宗思想，当然也融进了日本国民的精神和思想意识。中国人“以茶表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充分贯彻了儒家礼、义、仁、德的道德观念以及中庸和谐的精神标准。日本茶道吸收了中国茶文化思想的部分内容，主张“和、敬、清、寂”，公开申明“茶禅一位”，它规劝人们要和平共处，互敬互爱，廉洁朴实，修身养性。

其次，日本茶道程式严谨，强调古朴、清寂之美；而中国茶文化则更崇尚自然、随和之美。日本茶道主要源于佛教禅宗，提倡空寂之中求得心物如一的清静之美，但其“四规”、“七则”似过于拘重形式，很难让人感受到畅快自然。中国茶文化最初是由饮茶上升为精神活动的，与道教的追求静清无为的神仙世界颇有渊源，它在艺术层面上强调自然与美学精神，很容易让人感到和谐统一。但是中国的茶道没有仪式可循，往往便道而无道，影响了茶文化精髓的作用发挥和规范传播。故而说起茶道，往往仍首推日本。

最后，中国茶文化包含社会层次较广；而日本茶文化则 尚未具备全民文化的内容。中国茶文化自宋代便深入市民阶层，其最突出的代表是大小城镇广泛兴起的茶楼、茶馆、茶亭、茶室。在这种场合，士农工商都把饮茶作为友人欢会、人际交往的一种手段，从而使“茶”成为生活本身的内容，而各个民间地区更有极为丰富的“茶民俗”。日本人崇尚茶道，有许多著名的世家。茶道在民众中也很有影响，但其社会性、民众性尚未达到广泛深入的层面，也就是说，相形之下，中国的茶道更具有民众性，日本的茶道更具有典型性。

（3）文化教育的异同

说道中日文化教育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名词“遣唐使”。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三次，实际成行的十六次。逍唐使通过在中国的学习，深入了解了中国的文化体系、教育制度，并在回国后仿效唐朝教育制度，开设各类学校教授汉学，培番人才。因此可以说中日在文化教育上也是同源的。即使到了今天两国在文化教育方面还有很多相同之处。

而中日两国在教育领域差异产生于明治时期，并一直延续到今天。教育是决定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发展水平的最根本原因之一，这一点相信已经得到了历史的证明。作为国民教育的对比，大概可以分为体制、内容、目的以及对象等几个方面，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对其理解和实践都各不相同，因此呈现出的结果也有分别。比如同样被认为是儒家文化圈的中国与日本，在这方面的差别就相当明显。甚至可以说，中国与日本的教育政策、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教育理念的不同，正是导致两国近现代发展历程迥然不同的重要因素。直接地说，日本之所以总是能比中国先一步实现国力的腾飞，不论是明治时代还是二战之后，其教育优势的作用最不容忽视。

那么中日教育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首先是重视程度和投入的不同。众所周知，日本是全世界基础教育最普及的国家，也是最重视教育的国家，日本实行的是九年一贯制完全免费义务教育，小学入学率一直保持在99%以上，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比例为97%左右，大学已经进入“全入时代”，就是说想上大学的人都可以上大学，尽管如此，已经有40%的大学招不满名额，日本没有文盲，每年每人平均看34本书和杂志，人均日订阅1.2份报纸，这是全世界也少有的，因此日本的国民素质很高，每年全世界对旅游者的评比中，日本人总是名列前茅，2006年日本排位第一，中国排倒数第三。日本的大学70%以上是私立大学，80%以上的短期大学是私立的。由此可见，日本私立大学承担着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日本政府对私立大学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每年都给私立大学拨不少补助金。当然日本教育也存在不少问题，自从80年代开始，日本实施“宽松”式的教育，几次减少了在校学习的时间和教学内容，因此造成了学生不爱学习、教学质量明显下降、无理想的人在日益增多，并且出现了60万不愿意学习和工作的日本青少年，日本政府和民间有关人士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正在进行改进。但是日本大多数学生的综合素质比较高，一是做人诚实，二是吃苦、认真，三是有教养，懂礼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一向重视教育，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有了最高学府——“太学”，并设置了博士。中国这一传统的儒家重视教育的思想，在日本根深叶茂，而在中国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落后了。

其次是教育的目的不同。中国的教育更具功利主义性质，而日本的教育则更强调人的素质提高。中国自产生科举制度以来，一直到今天“学而优则仕”始终是学生学习的根本目的。也就是说，教育和改变自己身份、地位的切身利益追求紧密相连。特别是到了明清两代，八股取士，更是将“学问”与仕途的关联标准化、制度化。这种功利目的极强的心态，是中国教育理念至今依旧的重大问题。著名的广告片《知识改变命运》，实际上继续宣传着同样的理念。知识的增长，固然可能带来命运的改变，但带着为了追求命运改变的迫切心情，与静下心来丰富提高自己素养的教育理念对比，前者无疑更容易出现偏差和失败。日本的教育理念缺少中国过于强烈的功利色彩，却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接近儒家的原本思想。比如说孔子的有教无类，其真正内涵应该只是强调教育的普及性，不因受教育者的身份地位差异而有区别，并没有从中选拔的意思。中国过去的教育制度虽然看起来是很公平，贫民也有中举当官的机会，可这个“出人头地”的结果正好是对教育本质的破坏。至于今天的中国教育，则连表面上的有教无类也难以做到了

在没有功利目的的前提下，教育更多的是为了提高个人修养和综合素质。而外语教育在中日两国的状况最能够说明问题。中国的外语教育是和应试、升迁、评定职称等一系列功利目的相连的，有些时候竟然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日本则更注重外语教育对于个人素质的裨益，虽然也有一些资格考试，但仅限于有必要的相关人士。最值得深思的例子，是日本的业余外语学校NOVA和中国的“同行”新东方。后者把应试型外语教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前者的学员是社会各界对某种外语感兴趣的男女老少；后者的终极梦想是能够轻松应对外国的偏狭的语言测试，前者的宣传材料上写着最高目标是“不用字幕看懂外国电影”。然而，NOVA是东证大型上市企业，2003年外语教育产业营业额达到615亿日元，整个日本的业余外语教育产业营业额竟达1233亿日元。这个数字清楚表明了日本人对素质教育的持久热情。目前，日本正在进行的是推进“终身教育”。在老龄化的趋势下，以退休老人为教育对象的各种产业前景看好。退休老人的学习热情，当然没有什么选拔和目的，但这种素质教育的完善，足以令中国人汗颜。

总之，尽管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存在种种分歧和摩擦，甚至在某些特定时期双方的立场出现严重分歧，但应该看到，在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友好合作、共同发展始终是中日关系的主流。只要双方共同努力、排除干扰，进一步挖掘深化合作的新思路、新途径，就一定能够在全球化的今天开创出共同繁荣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姜跃春 中日经济关系及其走势[J];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01期

2.姜川;发展中日关系的消极因素与积极因素探析[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1期

3.朱凤岚 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的定位与评价[J] 当代亚太;2004年12期

4.黄明 中日关系 摩擦中整合[J];科学决策;2006年03期

5.罗雪中 王建 中日经济和谐共赢之道的构建[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05期

6.文列 中日经济关系新论[J] 法制与社会;2007年04期

7.杨民 继承传统文化与发展现代教育的中日比较[J];比较教育研究;1998年01期 8.李玉;中国的日本研究:回顾与展望[J];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02期

9.刘嘉;罗娜娜 试论日本文化对日本社会教育活动的影响[J];继续教育研究;2006年05期

第二篇：当前国际政治形势分析——中日关系浅谈

《形势与政策》

课程论文

题

目：当前国际政治形势分析 院系名称： 管

理

学

院

专业班级：

电子商务

学生姓名： 学

号：

当前国际政治形势分析 ——中日关系浅谈

“两千年交往，半世纪仇怨”，这两句话曾是中国人与“一衣带水”的东瀛邻国关系的概括。处理同日本的关系，在中国对外政策中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中国和日本是隔海相望的近邻，又是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大国。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中日两国“友好则互利，交恶则两伤”。中日关系的好坏不仅关乎中日两国人民的福祉，同时也关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看待中日关系，容易出现情绪化倾向，而现代化社会对思维的要求恰恰是理性化。在当今国际战略格局下，必须以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标准处理好对日关系。

回顾中日关系，可谓密切交往与深仇血战相互转换，其内在的决定性因素是力量对比。中日之间关系悠久，经历了“中强日弱、日强中弱”，近些年才转入“两强并立”。

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两国人民大约在距今二千多年前，就建立了交往关系。汉朝时的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较高，中日两国人民间最初的密切交往，就是在汉族的经济、文化影响下实现的。自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发展总体顺利，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友好交流与互利合作不断取得进展，给两国带来重要利益，也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改革开放后，中日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近年来中日两国高层互访和接触频繁，特别是1998年底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1999年7月，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双方再次确认了江主席1998年访日时达成的一系列重要政治共识。2000年10月朱镕基总理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进一步增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深化了互利合作，事实上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

然而，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美日以压制中国为共同战略目标的同盟关系的确立，日本在各个方面日益右倾化，并加快了军国主义的步伐。随着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其对华政策也渐趋强硬。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首次以总理大臣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方强烈反应。2001年小泉纯一郎任首相后，连续6年参拜靖国神社，使“相互信赖”遭受严重破坏。2006年安倍初任首相，不仅即行“破冰之旅”，而且没有参拜靖国神社，使中国关系很快走向“暖春”。但是，2012年底再任首相后，不仅拒绝承认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而且鼓励甚至亲自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相互信赖”几乎丧失殆尽。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日本边缘化问题。岛国边缘化是国家地缘政治中的一个常见现象，简单的说就是岛国因为缺乏对大陆地的联系，因此缺乏对大陆地政治事务的影响力，在大陆地国际政治事务中话语权越来越微弱的现象。日本对于亚洲、冰岛和澳大利亚对于欧洲、马达加斯加对于非洲、斯里兰卡对于南亚地区，都是岛国边缘化的典型例子。即便是英国，在二战后对欧洲大陆的影响也日渐式微，尤其是欧元区建立之后，英国被边缘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日本被边缘化的最直接表现在于：脱亚入欧和脱欧入亚的失败。

其次，经济长期低迷。谈及日本经济的近代发展历程，二战之后到1974年全球石油危机爆发前期是日本经济辉煌时期，日本仅次于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大国。石油危机之后，日本进入了平稳低速的经济发展时代，特别是在1993年之后，日本经济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此后的二十多年，日本走上了经济低迷时代，池田信夫将这二十年称为“失去的二十年”。

再者，政坛右倾化。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经济长期不振就容易导致右倾化，所以，日本政坛右倾化，跟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也是有极大的关系。安倍参拜晋国神社，除了拉拢右翼选民外，强化自身右翼的色彩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就是，政局持续动荡。日本的政局表现出政权的脆弱性和政策的不稳定性。过去十年间，日本政府更迭频繁，首相平均一年一换马，首相维持政权的需求往往以牺牲政策的延续性和合理性为代价。政令的朝五晚

九、朝令夕改情况，在日本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最典型的是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多变性。

历史上的中日关系总是“一强一弱”的关系。大致可以说，在1868年明治维新是中国强日本弱的关系;从明治维新以后到二战结束，是日本强中国弱的关系。二战后，随着日本成为“经济大国”，随着新中国诞生、特别是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发展，中日关系结束了“一强一弱”的历史，开始走向所谓“强强型”关系。由于双方没有一方是“弱者”，因此在一些重大分歧上容易出现谁也不能向对方“示弱”的僵持状态。与此同时，双方都存在更重视发展与“最强者”的关系而轻视发展相互关系的政策偏好，这一点在日本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日本是一个非常势利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上一贯崇拜强者，蔑视弱者，一贯采取“与强者为伍”的外交战略。当今中日关系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还不够强大，日本还不服气中国。实事求是地讲，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取得的，仅就中国战场而言，战争结束时日强中弱的形势仍未改变。战后日本当局乃至主流观念只承认败于美国，不承认输给中国。尊强傲弱，愿意向胜利者学习，是日本人历来的特点。在二战中真正打痛日本的是美国，多数日本人却最佩服美国。美国是一个老练高明的霸权主义国家，控制日本后又加以扶助和改造。以《日美安保条约》为标志的美日军事同盟，成为美国在亚洲军事战略的基石，直至今天也是对我国安全的重大威胁。

提及中日关系，便不得不提钓鱼岛争端。钓鱼岛问题是美国1971年归还冲绳时故意制造并留下的矛盾。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对此问题提出先行搁置，正是为打破美国加剧中日矛盾的图谋，并在当年得到了日方同意。如今日本民主党内阁在钓鱼岛问题上炒作，既是争取选票的内政需要，也是配合美国重视亚太战略的外交考虑，同时也是日本试图突破战后体制，恢复自主性和国家正常化的需要。

亨廷顿说过：“从中长期而言，日本将会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追求某种自主性，长期而言，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且不说最后会不会追随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上，中国是日本的借口，美国才是日本的目的。历史问题只是日本拿来恶心中国，中国拿来挤兑日本的，这个问题对日本而言没有本质上的影响，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事实就是那样。相比较之下，日本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才是真正的触及本质的东西。战后日本和平宪法是一个孤立主义宪法，但是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就是打破这个原则，而且是需要最好含糊其词的方面。日本出口武器新原则，就是说日本可以从本国安全出发出口武器。问题是怎么认定这个标准。所以日本蓄意挑起钓鱼岛这个争端就是营造一个口实——我们的安全受到中国的威胁了。至于安倍最近提出了解禁集体自卫权，也就是日本正常国家化的实质性一步。其实日本国家正常化这件事跟钓鱼岛没有关系，而中国是顺水推舟将钓鱼岛跟日本国家正常化绑在一起说事。中国之所以敢这么做，原因就在于日本政客的短视，尤其是历史问题的短视。日本是一个很决绝的民族，尤其是跟历史的“决绝”，从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可以看出日本在历史传承上有习惯性的“健忘症”。那回到中国应对的态度，日本想突破战后体制，我们觉得日本突破战后体制会走向哪里？军国主义！日本扣留美国核原料不放就是我们的证据。

再回到今天中日关系的紧张，我认为加强综合国力是解决摩擦的根本途径。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使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而以国家利益定亲疏，处理对日关系的标准，就是要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在国际经济“全球化”之后，中日之间的矛盾与抗日战争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不能再通过武力拼胜败来解决。两国现在已是“两强并立”，在政治影响力、军事实力上中国强于日本，经济上双方各有长短。再加上日美军事同盟的因素，双方发生战争可以说不会有赢家。何况中日若出现战事，美国肯定会介入，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都会是一场灾难。

从当前和今后的战略格局看，只要中国保持强劲的发展态势，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就能大致确保中日之间不发生大的冲突，日本右翼和一些反华势力的挑衅也会被遏制在可控范围之内。目前中日在亚洲是“两强并立”的局面，两国关系开始了重新磨合的过程。从中国的最大利益出发，应争取中日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及东亚、东南亚的繁荣。中国如果运用好战略运筹，并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中日关系的发展并非十分悲观。

总之，在国际关系中，一切取决于力量对比。当今的中国既要振奋民族精神，又要警惕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抓住新世纪的机遇期，我国将会迎来强盛期，包括对日关系在内的对外关系就会进入一个新阶段。

第三篇：中日关系演讲稿

未来之路：站在瞻前顾后的基点上

——从中日关系谈起（演讲稿）

两千两百年前，一位名叫徐福的儒生在秦始皇为寻找仙药的驱使下，带着N对童男童女，远涉重洋，漂泊到今天的日本，于是开启了这两个隔海相望的国家千年来的恩恩怨怨。徐福抵达日本后，并没有发现什么灵丹妙药，而是把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带给了这片蛮荒之地。日本历史由此发端，以至于这位当年的儒生竟被日本人尊为其传说中的首位帝王——神武天皇。这也是成为日本学习外国的历史渊源。

六世纪前的日本正处于奴隶社会，但已经开始从朝鲜抢掠工匠，同时亦向中国派遣访问团，并把隋唐的集权政体、经济制度以至佛教思想皆引入本国。645年日本爆发宫廷政变，孝德天皇登基，并进行了“大化改新”，将日本带入封建社会。

时光一晃又是一千多年，中国的封建制度走向穷涂末路，并开始长达数百年的“闭关锁国”。日本的情况与我们类似，但却早于我们开始崛起。为了扩展世界市场，美国培理舰队冲入了长崎港，逼迫日本开国通商。当时，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的消息使日本幕府感到震惊，所以在1853年日本终于解除了200余年的锁国政策，并与美、英、俄、法、荷等西方国家像中国一样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贸易条约。但是，日本的大变革时代也从此开启。

在留心学习欧美各国尤其是德国之后，日本国内掀起了近代化的思潮。1868年幕府被推翻，明治维新开始。另外，在海洋另一侧的中国，也开始大搞洋务运动。但洋务运动“治标不治本”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并不像日本很快脱离了封建制度的窠臼，不久便走上了衰亡。而日本更彻底地接受西化，在经济上一跃而起，并学着欧美列强的样子，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1910年，强行合并韩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南京大屠杀„„直到广岛、长崎那两颗原子弹的轰然炸响，才终结了这个军国主义狂徒的暴行。

这时的日本一片萧索，数十年的改革成果在二战中全部化为废墟。但历史总是让人难以料定，不久后，日本又再度崛起，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摸索与跌撞中，日本由一个远东岛国终于成为世界大国。而中国于1978年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至于今日，也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颗新星，以至于出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说法。在粗阅过日本发展史之后，我们不妨回头去再理一遍头绪，也许可以发现日本这一切所作所为的各种渊源。

形成一个民族特色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以地缘因素尤为重要。从地理位置来讲，可以说日本与大陆距离既远又近。近的是早在古代就可以与中国、朝鲜进行交流来往，并不像美洲大陆直到近代才为人所知；远的是与大陆尚有远洋相隔，一直于开港前除遭到过蒙古入侵的威胁（并且还侥幸脱逃）之外，几乎没有受到其他民族的武力侵略，这并不像英国与欧洲大陆仅有一湾海峡相隔，结果很早便进入“欧洲通史”的运作中。就这样，日本单一的大和民族具有发展的平稳性。但就是这样没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大和民族，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经不起任何巨大的外界冲击。而一旦遇到面临卷入世界市场这样的巨变之时，它又会百般顺从地迎合时代潮流，甚至是趋之若骛地谋求自身的发展。一次又一次的学习外国，汉化、西化、欧美化接踵而至，日本并没有自己的根。这种杂糅的历史过程也造就了它的政治特色——意识形态摇摆不定，机会主义色彩浓厚。以至于二战时其军国主义猖獗，到现在还依旧令人担忧。另外，与中国作为传统大陆农业国不同的是，日本是蜗居在太平洋上的岛国。其一，岛国居民有固有的岛国自卑感。这种心理始终藏在日本人的潜意识，即使今天已是世界强国之一，仍从根本上难以消除。与人一样，心理上过度的自卑往往会导致行为上的狂妄自大。小日本那狭隘的民族心理，在极端的时代与自身力量壮大之下，便会走上向狂妄的绝路。比如其维新后不久便走上对外侵略道路，这与其内心那块挥之不去的阴影是分不开的。其二，日本全

部位于季风气候区，不存在不同类型生活方式的民族的对抗。而汉民族自古就面对着400mm等降水量线以北（也就是非季风区）的各种游牧民族南下入侵的危险，所以中国人自古就有一种危机感。再加只儒学等思想对其的强调，以及多民族共居的生存状态，造就了中华民族的使命感。小日本不具备这样的优势，他们容不得“异己”，一旦被迫面对，又会在其中获取最大的私利，所以说，日本民族又具有极强的矛盾性。

这样看来，日本在被迫无奈之下会选择顺从，在力量壮大之后又会走向侵略。这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看来，他们可真不是什么东西。再加之历史问题，近年来，中日关系再度紧张，大陆也掀起了“抵制日货”等反日态势。同时日本右翼亦有反华之举，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在我看来，中国的“抵制日货”是一种民族情绪的发泄，虽有深厚的群众心理基础，但恐怕不具有群众实践基础。为什么呢？在日企业有大量中国劳动力，抵制日货必然导致大量工人下刚，导致就业危机，尤其会使下层人民产生波动，直接对国家的安定造成威胁。尽管日本经济也会遭受打击甚至是灭顶之灾，但中日两虎相斗，两败俱伤，搞不好哪个国家再来个“渔翁得利”，岂不是与“抵制日货”的本意相背？况且中国正处大力发展经济之时，容不得这般折腾，这是与全球化时代潮流相悖的。大家都知道上世纪20年代中国也有一次规模不小的“抵制洋货”运动，但那时为了我们的民族工业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今日趋势不可与之相比。

对于日本的“反华”，也无非是迎合政治需要罢了。为了赢得选民的支持和部分顽固分子的认可，有些领导人（比如安倍晋三）就拿民族主义大做文章，而这只是利用人们非理性的特点，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他们也并非认不清时势。比如安培，刚上台就努力搞好与中、韩等国的关系，丝毫不见旧时“ 鹰派”的样子。相信大家已经看出来了，这些“小打小闹”在利益的共赢之下成不了气候。进入经济全球化后，我们太需要联合，“求同存异”了。而对于“抵制日货”这样的现象，我们也不妨表个态：支持，但不值得推广。另外我想说的是：抵制日货，本质上不如抵制媚外。

说到这儿，我们不妨探讨以下中日矛盾的现状与未来趋势。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大经济共赢状态”[在两国经济急需发展的前提下，中国下层跟对方的“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日本政局在“狂”也不会“妄”，安培深知“多个朋友多条路”的道理，中国也没心思理会日本那些烂毛病]未来三种可能：①、矛盾消失（我看几乎不可能）。②、现状的延续（这需要外界政治格局的整体稳定）。③、关系恶化：可能性一是恶化后复好；可能性二是走向战争（就目前看来还是有一定可能的，但战争规模不一定大的起来）。

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是现状的延续，即继续保持共赢关系。另外大家也看得出，我的分析中很重外界政治整体形势。这很可能是未来世界的一个基本大势。即：独立的利益共赢体会使其内部原有矛盾愈发淡化以维系动态平衡。而诸多利益共赢体（其中以经济共赢体最易淡化矛盾）共同作为一个未来稳定世界的有机构成（这并非形而上学的累加），这也是世界不断走向稳定、和谐的原因。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历史发展固然有其妥协性，但中国仍需“民族主义”的急进派。

民族主义原是指坚决抵抗殖民、压迫、外族入侵的，这儿拿它来则另有含义。我是指民族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因为，中国当前上下虽有盛世之象，却人心日益浮躁，社会不安定因素加剧，精神文明建设难以维系社会与人性二者平衡发展。民族主义正是一注强心剂，打进了人们空虚的心灵。

另外，需要指明的是，当前中国还存在着不少潜在的危机，我们应当有足够的危机意识。大家不要忘了，八年前我们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被美国轰炸，十年前李登辉大放“一中一台”厥词的时候，第七舰队驶入我国领海恐吓大陆扶持台湾，30年前中国的西南边陲还曾遭到大规模地面入侵。更不要忘不了，57年前日本鬼子还在烧杀抢掠，祖国上下腥膻一片，57

年前中华民族才获得独立主权，而中国的真正崛起也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

除了外界的压力（美国始终未曾放弃对我国的资本主义渗透，尽管今日已经更大地趋向于经济上的打压与军事上的威胁，中国亦存在被欧美西化的危险），中国内部矛盾亦需我们 警惕。贫富差距拉大，阶级矛盾加剧；市场经济鱼龙混杂，人性堕落，许多人被金钱`权利`美色等物欲所奴役；政府的一些贪腐现象，也成为老百姓心中永远割不去的痛。

有人说我们是垮掉的一代，我并不以为然。但如果我们真的堕落了，自己的前途毁灭了，国家如何发展？民族的出路又在何方？前几天看到一个令我震惊的报道调查，说今日的俄罗斯仅有5%的青少年愿意把生命献给危难中的祖国。这与那个“红色时代”仅有十五年之隔，就变得这般令人寒心。虽说这与俄国人取消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主导意识形态的指导有关，是导致国人价值观堕落的重要原因，但这难道不也是为中国敲响了警钟吗？

成熟的国民不仅应有健康的体魄，更要有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尽管说国家把三十年前三大主课之首的《政治》逐渐降为今日的《思想品德》课程，中共也在淡化人们心中“姓资姓社”的方向问题，但我们却不能淡化心中的民族意识与社会责任感。说再多的理论也是空话，我们应当从实际的细节做起。如果不然，在百年后，我们的后代或许正生活在欧美文化同化之下，抱怨着前辈的罪责。中国是古往今来运气最好的国家之一，千万年来文明未易。但最难得的国家（比如苏联），最终打败她的往往还是她自己。这难道不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谢谢大家！

第四篇：中日关系问题

中日关系问题

（1）古代唐朝与日本的友好往来。

从唐太宗贞观年间开始，日本有十多批遣唐使来唐朝：唐玄宗时，鉴真六次东渡日本，设计了唐招提寺。

（2）明政府派戚继光到东南沿海抗倭寇（日本侵略者）。戚继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遥知夷岛浮天际，未敢忘危负年华”。

（3）列举20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史实；抗战中中国人民的斗争。

A、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局部抗战开始）；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 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事变（进攻上海）； 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

B、国民党：台儿庄战役（李宗仁）；共产党：平型关大捷（第一次大捷），百团大战（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的最大规模战役）。

（4）近代历史上两次中日战争的结果及原因。

A、1894—194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原因：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日本侵华蓄谋已久（客观）；清政府政治腐败，妥协投降，军纪败坏（主观）。B、1931—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原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合作（主要）；特别是敌后战场，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英勇作战；国际进步人士和爱国华侨支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各个战场的相互配合。

（5）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根本问题？

如何正确对待日本侵华问题（日本是否承认侵华罪行）。

（6）如何才能发展健康的中日关系？（或：日本应怎么做？）

①正视历史；②以史为鉴，反省战争罪行；③信守和平承诺；④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⑤与周边地区、国家友好相处，开创中日关系美好未来。

（7）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等事件说明什么？

日本不能正视历史，军国主义势力有复活、抬头的危险。

（8）你认为近年来中日政治关系结“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促进中日之间的世代友好？

日本前政府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文部省通过美化侵略战争的新教科书等。（或：日本政要不能正视侵华历史。）日本政府应教育国民正视历史，反思历史；中日之间应建立互信机制，加强经济、军事、文化和人员间的交流、对话和协商等。

（9）近代历史上日本发动和参与的侵华战争

发动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1900—1901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发动1931—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

（10）日本古代学习中国进行的改革是：

大化改新（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近代学习西方进行的改革是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启示：一个国家或民族要想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应善于学习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与时俱进，改革创新。

（11）青少年应怎么做？

A、牢记历史，珍爱和平。B、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报效祖国，使祖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C、呼吁日本右翼势力，面对历史，深刻反省，不能再把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拖入战争泥潭。

第五篇：中日关系论文

浅谈中日关系

摘要: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余年的交往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多数时期两国人民和睦相处，与亚洲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虽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中国政府始终把维护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作为长期国策，置于对外关系的重要地位，并一向认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关键字:中日 合作 竞争 交流 和平

正文:

一、如何为中日关系定位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中日关系在90年代前半期进入了重新调整、重新定位的转折期，经过1997年以来的重新趋稳期，1998年11月江主席访日时中日双方确定了21世纪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框架，即双方就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了一致，中日关系进入了实现这一目标、落实诸项合作内容的新阶段。近两年来，中日关系基本上在这一轨道上出现了良性发展势头。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中日间各项潜在矛盾因素还没有得到消除，有的摩擦隐患甚至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仍需中日双方共同做出很努力来防止这些矛盾与摩擦破坏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局。

未来中日关系能否顺利发展，在很程度上就取决于中日两国相互间能否结束以“中国威胁论”和“日本威胁论”为表现的相互戒备的恶性循环，能否增进相互信任，促进共同利益，建立起稳固的双边机制。

与会专家认为，从政治多极化潮流和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中日两国既有利害冲突，也有共同利益；从总体上说，求同存异、共同维护和平与发展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对日政策的基点应放在致力于防止战略对抗、增进安全信赖、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有利的周边环境方面。与此同时，近年来因台湾问题的新局面而出现的中日间安全困境已成为两国间最突出的问题，急待双方共同努力予以妥善解决。

与会专家指出，近年来中日两国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中的相互排斥情绪十分高涨，这与近年来中日关系的内外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这种舆论环境对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十分不利，严重束缚着两国政府推动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进程。对这种局面，中日两国政府和各界应予以足够重视，妥善引导，共同改善两国的相互舆论环境。

二、关于历史问题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日间历史问题的实质，就是日本一小撮右翼势力不断否认侵华历史的丑行不断伤害着中国人民的感情、迫使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得不做出正当反应的问题。

基于此前提，中国政府和人民应如何对待日（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本右翼势力的翻案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其他问题呢？对此，与会专家们的见解既有广泛的共识，又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对日本一小撮右翼势力的翻案活动必须给予坚决回击，毫不含糊。但在如何估计这些势力对日本政界与决策层以及社会、舆论的影响这一问题上，与会专家们的判断与分析不尽一致，从而其对策建议也有所不同。

有的与会专家认为，今后日本民族在侵略历史问题上真正达到亚洲各国人民满意的程度或重新倒退到军国主义水平这两种可能性都不是很。多数日本人的真实心态似为：今后最好别再提起这一段历史。特别是战后出生的新生代的历史认识总体上十分模糊暧昧。

与会专家们认为，尽管一小撮右翼势力正极力推动抹杀侵略历史运动，但鉴于战后日本的体制变化、和平发展及国际制约，未来日本复活战前军国主义体制与政策的可能性

已基本消失。至于未来日本是否将成为具有对外干预性的能力与意志的军事国，与会专家们的观点表现出角度不一，各有侧重，感到今后须继续就此进行深入探讨。

三、关于台湾问题

与会专家指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考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安全利益。日本强调台湾海峡是其海外运输线的重要通道，以此为由在其所谓“周边事态”是否包括台湾这一问题上采取了模糊战术。（2）“台湾情结”。这种情结包括日本对其对台殖民统治时期的留恋和近年来台湾亲日派媚日做法的一拍即合、近来日台间人际交往的急剧增加、以及对台湾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认同。（3）“中国威胁论”。日本一些势力企图阻挠中国在顺利实现统一的前提下快速崛起的进程。

目前在这一问题上中日间的关键问题是：日本以防范“周边事态”为名与美国一道摆出了对我武力解放台湾予以干预的姿态。在这一问题上，中日关系将是“平时朋友，战时敌人”，日本很有可能在美军武力干预台湾问题时对美军提供“后方”支援。至于其介入程度如何，则将取决于当时的日本政界构成、日美关系紧密程度和中日关系具体情况。中国应继续要求日本明确表示其要防范的“周边事态”不包括台湾，同时也应继续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讲清：“台独”和外部势力干预这两种局面是可能引发台海战事的根源，杜绝这两种根源才是保持台海和平的基本保证。

四、关于双边经济合作

与会专家指出，世界第二经济国日本是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与技术的最主要对象之一，加上日本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联系，其重要地位是美国和欧盟所无法替代的，这种情况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日本经济在经过90年代升级转型的“阵痛”之后有望重新恢复元气，届时日本对亚洲经济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急剧增。

目前，日本朝野和政、官、财三界都十分重视中国京沪高速铁路项目，日本政府正以民间企业投标和政府援助资金配套方式全力以赴地争取得到这个项目。一些与会专家认为：从纯技术角度看，日本的新干线技术以及日本各先进企业的相关技术最适合于目前我国的铁路需求。

一些与会专家指出：近20年来日本的对华oda资金在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未来中国在中西部开发、环保、扶贫等领域对条件优惠的日本oda资金仍有很需求，但中国将难以接受日本一些势力试图在oda上附加政治条件的做法。

有的与会专家指出：日本在2000年以后仍可能对中国提供包括日元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在内的政府开发援助（oda）资金，但将更多地把此作为对我施加政治影响的手段，并在资金构成、援建项目、效果评估、内外宣传方面进行较幅度的政策调整。

还有的专家指出，鉴于日本财政困难等情况，在oda项目的选定和实施方式上，中方不妨采纳日方的一些意见，如考虑提高日本企业在oda项目中的中标率，更多地采取日本政府oda资金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项目相结合的方式等等。

五、中日与东亚合作

有的与会专家指出，在东盟加中日韩会议、中日韩对话、亚欧会议、东亚货币与金融合作等业已出现的旨在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对话与协商机制中，中国可以支持日本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研讨会还就日本的政治国战略的走向、中日围绕海洋开发与海上安全信任以及中国的对应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

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

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以上三个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政治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真正放弃否认和歪曲历史的企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三21世纪中日关系展望

（一）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展望21世纪的中日关系，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经济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的21世纪，发展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对全面加深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贸易方面日本期待着进一步降低或取消关税。近年来中国已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据报道，从92年到97年，中国先后7次降低关税。现在的关税已平均降到了17％，与发展中国家基本持平。相信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进展，这方面还会有较大的改进。另一方面，中国也希望日本减少对进口中国纺织品份额的限制，使两国贸易保持平衡。在投资方面，日本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流通、通讯等服务领域；中国则希望日方多向交通、能源、环保等领域投资。目前，双方在这些问题上既有合作也有分歧。但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是由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分歧将逐步消除，合作会进一步加强。

可以预见，在下个世纪，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将逐渐加深。97年出现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足以说明，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其影响决不仅限于该国国内，它会波及到其周边地区甚至全世界。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中日两国应当在未来的岁月里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精神，加强政策协调、信息分享和经验交流，进一步加深两国间经济技术合作，为亚洲及世界的经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中日关系与中美、日美关系

多年来，中日两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都把对美关系放在首位。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影响。首先，中日关系要受中美关系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如1989年中国发生**时美国制裁中国，使中美关系恶化，与此同时，日本也冻结了第三次对华日元贷款，使中日关系也受到了影响。其次，中日关系也受日美关系的影响。由于二战后的历史原因，使美日两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保持着特殊关系。因此，研究中日关系时不能不考虑日美关系。前不久，日美两国重新签署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据说要将中国的台湾省划归其防卫范围，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对中日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展望未来，中日关系中美国方面的影响在较长时期内将难以改变。就美国而言，它希望通过参与亚太地区的国际事务来增强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约束和限制中国和日本的政治影响；就日本而言，它根本不满足目前经济大国的地位，试图借助美国的支持，通过积极参与亚洲及世界的国际事务、加入安理会等方式来实现其政治大国的梦想。而日本一旦成为政治大国，接下来会不会向军事大国发展呢？值得深思。近年来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正在朝着军事大国的方面迈进。如日本防卫厅长官野吕田芳成近日表示，可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攻击企图用导弹袭击日本的敌国基地。这一言论显然有悖于当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只会在本地区引发新的紧张气氛，加深周边邻国对日本的疑虑和不安。另外，近日日本国会将要审议新日美安全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届时日本将很有可能改变其“专守防卫”的政策，违背其决不成为军事大国的诺言。对此，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不能不引起高度的警惕。

在世纪之交，回顾中日两国交往的历程，可以说，友好合作是主流，冲突和摩擦也不少；展望未来，深深感到，中日友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无论从国际形势的角度看，还是从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的渊源及两国人民的感情来讲，中日两国都没有理由不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日两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正如江泽民主席1997年12月12日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中日友好关系来之不易，凝聚了双方几代人的努力和心血，值得珍惜。为了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双方应当为建立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合作而努力。”继9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后，98年又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为此，李鹏总理于97年11月对日本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98年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和国家主席江泽民也先后访问了日本。一国的主席、副主席和总理在一年的时间内连续访问同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是极其罕见的。这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对中日关系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江主席去年的访问，不仅是历史上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日本，而且在这次访问中，中日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这是继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中日两国发表的第三份重要文件，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相信，只要中日两国政府本着睦邻友好、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彼此多一些理解和信任，少一些冲突和摩擦，中日关系就会朝着和平、友好的方向发展，中日两国也必将会在携手迎接新世纪曙光的同时，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日本驻华使馆编：《日本简讯》，第110期。

2。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8期。

3。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1997年第1期。

4。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日本研究》，1997年第3期。（责任编辑石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