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银行监管理论的发展

第一篇：当代银行监管理论的发展

内容摘要：

银行业是最基本和最主要的金融机构，但它同时又是最容易引发系统危机的部门。在如何确保银行业稳健运行方面，经济学家和银行家都认为，银行业监管的责任十分重大。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银行业稳健运行，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际经济组织和各国政府出台了大量有关银行业监管的政策、制度和协议，经济学家们也对银行业监管问题进行了艰苦的研究和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银行业是最基本和最主要的金融机构，但它同时又是最容易引发系统危机的部门。在如何确保银行业稳健运行方面，经济学家和银行家都认为，银行业监管的责任十分重大。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银行业稳健运行，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际经济组织和各国政府出台了大量有关银行业监管的政策、制度和协议，经济学家们也对银行业监管问题进行了艰苦的研究和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为了进一步推动当代银行监管理论与本土实践的结合，加快中国银行监管理论的建设和总结，本期《理论前沿》周刊专门邀请两位专家从不同角度撰文对银行监管理论进行介绍。

阎庆民博士曾任中国银监会银行监管一部主任，出版过《中国银行业监管问题研究》、《中国银行业风险评估及预警系统研究》等多部专著。他认为：总体来看，现代金融理论研究呈现出既分化又综合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在银行监管问题研究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银行监管研究的对象越来越精细，研究范围从最初的防止银行挤提，到后来的金融管制直至目前的银行风险监管。发展到现在，银行监管问题已分化为并表监管、功能监管、跨境监管以及弹性监管等众多的研究领域。但另一方面，银行监管问题并没有像其他经济学领域（如经济增长理论、通货膨胀理论、汇率理论、利率理论、市场失灵理论等）一样形成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大量理论性的观点、方法和思路均是散布在各类文献中，为阐述特定问题而出现。在此情况下，银行监管研究与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了综合、交叉和渗透现象，社会利益论、乔治·j·斯蒂格勒管制理论、佩茨曼价格决定模型、波斯纳管理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凯恩的管制辩证法理论等许多新兴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被移植于银行监管问题研究，一些其他经济管制部门（如电信、铁路）的研究方法和案例也被引入到银行监管研究中，20世纪60年代以来风行西方经济学界的博弈论、线性规划和计量经济学更是对银行业监管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正是根据上述研究方法，理论界对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原因进行了研究。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监管理论，有的是从监管的原因出发，有的是从监管的实际效果出发，有的是从监管的机制出发，不同的侧重点形成了金融市场失灵论、金融社会崩溃市场论、政府掠夺论、特殊利益论和多元利益论等理论解释。阎庆民博士通过《当代银行监管理论的发展》一文为我们阐释了这些代表性理论的精华所在。

潘文波博士来自银行监管一线，对中国银行监管工作探索规范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努力有着切实体会，他通过《中国银行监管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一文展示了中国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致力进行监管制度、方式和手段创新的有效尝试。

新春伊始，我们推出本组文章，希望在中国银监会成立三周年前夕，有更多的学者和实践工作者能够加入银行监管理论的研究行列。相信借助国际视野与本土资源的双重优势，针对中国银行监管的理论探讨也能成为最前沿的金融学术研究。当代银行监管理论的发展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是企业获得外部融资最重要的渠道。格利和肖强调指出，银行把借款人需要的长期信贷组合转变为短期的存款组合，降低了交易费用。为此，各国政府对银行监管给予高度重视。但对于为什么要进行银行监管，监管的效果是怎样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监管理论。

一、金融市场失灵理论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管制”的解释为：管制是政府为控制企业的价格、销售和生产决策而采取的各种行动，政府公开宣布这些行动是要努力制止不充分重视社会利益的私人决策。经济学家将经济管制理论应用于金融监管，认为在不存在信息成本或者交易成本很低的前提下，政府对银行强有力的监管能够提高银行的公司治理水平，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使社会福利水平最大化，实现帕累托最优。这一理论被称为公共利益理论，或者称为官方监管观点，其政策含义是，私人部门一般缺少相应的信息、动力和能力去监控企业和银行机构，因此，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机构对银行进行监管。

（一）市场失灵

暗含在公共利益理论背后的经济学现象是金融市场失灵。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因信息缺乏而在金融制度上造成的问题可能发生在两个阶段：交易之前和交易之后，分别导致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逆向选择是在交易之前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问题。金融市场上的逆向选择指的是：那些最可能造成不利（逆向）结果即造成信贷风险的借款者，常常就是那些寻找贷款最积极，因而是最可能得到贷款的人。例如，风险企业或诈骗者往往最积极地寻求得到贷款。逆向选择使得贷款可能招致信贷风险，贷款者可能决定不发放任何贷款，即使市场上有信贷风险很小的选择。道德风险是在交易之后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问题。金融市场上的道德风险指的是：借款者可能从事从贷款者的观点来看不希望其从事的风险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很可能使这些贷款不能归还。例如，由于使用的是别人的钱，借款者可能将原本用于生产的贷款投资于高风险的股票市场以获取高收益。由于道德风险降低了贷款归还的可能性，贷款者可能决定宁愿不做贷款。

（二）银行危机的外部性

银行危机的外部效应也是需要政府监管银行一个重要原因。外部效应的最主要特征是存在着人们关注但又不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微观经济学已经证明，外部效应的存在使得社会资源的配置不能达到最优化，影响到经济运行的效率。信息不对称也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广泛倒闭，产生金融恐慌。由于向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的广大储户不可能清楚金融机构的经营是否稳健，因此，一旦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发生怀疑，就会出现“传染效应”和“羊群效应”，单个银行的风险问题或者倒闭很容易产生连锁反应而导致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好的银行和坏的银行概莫能外，由此而使公众蒙受巨大损失，并对整个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在现代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财务的高杠杆特性，也使得这种外部效应更为明显。

（三）法律的不完备性

现实社会是变化的，而法律具有稳定性，当初制定的法律并不能完全反映后来的变化，即存在时间的不一致性。因此，法律具有不完备性，不可能达到最优。而如果人们知道法律的局限，就会钻法律的空子，法律就失去了最优的阻吓作用。由于法庭必须是中立的，不可以成为主动执法者，因为主动执法意味着执法者必须介入案件，要有自己的立场。因此，需要有一个与法庭相分离的机构，即“监管者”。从功能上来说，法庭与监管者的不同在于，法庭的执法方式是被动的，执法只有在上诉后才进行，监管是一种主动的执法方式，可以在有害后果或事件发生之前监督、调查、甚至要求停止某一行为。因此，在法律不完备时引入监管机构的主动式执法就可以改进执法效果。监管是政府行为，不同于法庭。

（四）科斯定理

根据科斯定理，如果没有交易成本，只要有法庭来执行合同，根本不需要另外的机构——政府、监管者，等等。科斯定理所依赖的最关键假设是有效依法履行复杂合同的可能性。法官必须能够、更重要的是愿意去阅读这些复杂的合同，核实特殊条款的约定事实是否真正发生，以及解释笼统、含糊的语言。法官要依法适用法律，就更需要做到这些，对法规细则的解释和适用甚至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事实上，许多国家的法庭资金匮乏，法官缺乏动力，不懂得如何适用法律，不熟悉经济问题，甚至还发生腐败行为。

由法官实施法律的一种替代策略是由监管者执法。法官和监管者的关键区别在于后者较容易有惩罚违规者的激励。由于转轨国家的司法制度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效率低下而且落后，核实特定案件情况和解释法律规则的成本很高，法官也许没有足够的激励去执法。监管者执法则有强大的激励和倾向性，或许可以更有效地保护产权。当利益集团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而且政策制定者独立性强、非常关注公众利益，监管者就能实行审慎监管，这种情况下监管执法就更为强有力。因此，就解决市场失灵而言，政府规制成为低效的司法程序的替代方式。

（五）金融约束

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等人从“金融约束”的角度就政府对银行的市场准入控制等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两个重要目标是提高金融部门的稳定性，建立激励机制以使高质量的金融机构得以发展。限制银行业的竞争，保持银行业的效益性从而维护其“特许权价值”（即营业执照的价值），就可以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这对整个经济具有重要的正外部效应。为了规制银行业的竞争行为，政府需要控制向银行业的进入。太多的进入会妨碍大多数竞争者达到一个有效的规模，从而减弱它们长期投资的能力和意愿，恶化银行的整体质量。

当然，除了限制市场准入之外，金融约束的相关政策是要防止现有银行机构的过度竞争，过度竞争或无效竞争只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导致银行“特许权价值”的降低和银行体系安全性的下降。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金融约束政策是限制资产替代性的政策，即限制居民将银行体系中的存款转化为其他资产。否则，就会导致银行体系资金的减少，效益性的下降。这涉及资本市场的发展问题。

二、金融社会崩溃市场论

该理论认为由于银行业的特殊性，银行在金融市场中所面临的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垄断、公共品、规模经济递增以及外部性等问题不仅仅会导致局部“市场失灵”，而且会导致社会性的“经济崩溃”，金融系统具有强烈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这些因素使它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性，从而通过干扰国家的货币供给机制和信贷形成机制，对实体经济产生强烈的冲击，并且由于金融系统的放大作用，将使这些冲击具有毁灭性的副作用。因此，国家应当对银行业进行全面的管制。

金融市场失灵论和金融社会崩溃市场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强调了金融监管的合理性方面，基本上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来构建的理论，并假定了国家和其他监管主体具有监管的能力，且它们的目标是与社会利益一致的。因此，这两大理论构成了主流经济学家银行监管理论的基础。在瓦尔拉的理想世界中，所有的金融制度都能达到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最佳状态。

三、政府掠夺论

“政治/监管俘获理论”是与公共利益理论相反的另一种监管理论，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公共利益理论的现实性。该理论认为金融监管机构的政治家（监管者）在监管工作中并不是将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而是将其个人的福利最大化。这样，政治家（监管者）经常将银行的资金转移到与政治相关的企业，而不是一般的社会企业；或者实力较大的银行将会“俘获”政治家（监管者），诱导银行监管人员从银行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以社会的最佳利益为出发点进行监管。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实证研究表明，从实际效果上看，对银行进行官方监管的结果是降低了银行配置社会资源的效率，特别地，如果一家政府监管机构的权力过大，甚至会影响到一般社会公众和企业获得信贷资金的能力。也就是说，市场失灵是政府监管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政治/监管俘获理论”却强调了政府失灵的可能性。

为此，经济学家在探索市场失灵（这是政府干预的借口）和政府失灵（这意味着政府监管并不必然能够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同时存在的机制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有人提出，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建立一种科学的机制，既能避免政府监管的“掠夺之手”，同时又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也就是利用政府的“扶持之手”。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权衡理论”。有人提出，在适当的激励机制下，设立一个独立的银行监管机构可能是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方法。该机构不仅独立于政府，而且应独立于银行，既能克服信息不对称，又避免被银行所俘获。

四、特殊利益论和多元利益论

近年来，经济学家提出应进一步强化私人（债权人）对银行的监督权，因为私人（债权人）数量众多，与单一的政府监管机构相比，很难被银行或者政府部门俘获。该理论的政策意义是，银行监管的战略应是通过强化银行的信息披露要求，降低私人（债权人）获得信息、处理信息的成本，提高其监督银行的动机和能力；与此同时，限制政府监管机构的权力，以防止其利用银行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经济学家也观察到，借助私人机构（债权人）对银行进行监督，必须注意设立科学的存款保险制度，如果一国政府建立的存款保险制度过于慷慨，则会大大降低私人（债权人）对银行监督的动机。除此之外，由于现实中广泛存在着“搭便车”现象，利用存款人来监督银行的设想很难达到理论上希望达到的实际效果。

在强调私人监管方面，有人认为可以由银行代表储蓄者从私人保险公司（而不是像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购买存款保险，他们认为私人保险公司比政府的存款保险公司更有动力去精确地衡量银行的风险并据此收保费。当然，私人保险公司的提倡者并不是主张完全摒除公共监管。但反对这一观点的人认为，主张私人存款保险公司的观点忽视了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由于银行危机的外部效应，在宏观经济的冲击下，即使是资本充足的银行也会失去清偿能力。最后，政府不得不出面作为最后贷款人，向银行业注入大量公共资金。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银行的大多数债权人，对银行的经营状况了解确实比较少，特别是广大储户、缺乏银行专业知识的非金融企业，使这些债权人暴露在风险之下，在没有存款保险制度的条件下，更容易出现银行挤提现象。因此，建立或明或暗的存款保险制度是一个相对较好的制度安排。当然，并不排斥其他大额债权人对银行的监督，如次级债券持有人对银行的监督。

对银行监管尽管有上述的争论，但典型的银行监管还是通过公共部门来进行的。公共监管有两大途径：相机监管和非相机监管。相机监管是指当银行的清偿能力降低到某一临界点时，监管机构拥有相机性的权力去控制这家银行。非相机监管是指当监管机构获得银行的控制权后，监管机构可以出售银行或者将银行清算。同时，如果银行的股东愿意增加股本投资，则股东可以重新获得对银行的控制权。一般来说，银行清偿能力越低，股东保留控制权的代价就越高，管理层受到干预的可能性就越大。

总的来说，银行监管理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沿理论之一。经济学家对监管问题的研究日益重视，但到今天也没有形成统一、完整的理论体系。随着人们对监管问题的重视，相信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

第二篇：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和监管对策

商业银行经营学论文

班级：金融精英班

姓名：余苹

学号：20115007

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和监管对策

摘要：最近，影子银行问题引起人们关注，已成为我国金融发展中新的风险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 年 10 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明确将影子银行问题列为中国金融风险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国式的影子银行的快速扩张，潜在风险不容忽视，文章通过对影子银行的涵义、功能、风险以及发展现状进行剖析，提出了将影子银行纳入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健全影子银行法律法规，完善金融机构内控制度。风险“防火墙”隔离机制!公开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影子银行保险机制等监管对策。

一．影子银行概论

（1）基本定义

影子银行是通过银行贷款证券化进行信用无限扩张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的核心是把传统的银行信贷关系演变为隐藏在证券化中的信贷关系。这种信贷关系看上去像传统银行但仅是行使传统银行的功能而没有传统银行的组织机构，即类似一个“影子银行”体系存在。（2）产生背景

美国“影子银行”产生于上世纪60－70年代，最早是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执行董事保罗▪麦考利在2007年的美联储会议上提出的。不久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2008 年）》中论及相似的金融机构

和金融活动时，提出了“准银行”概念。报告称，“影子银行体系”近年来在发达经济体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融资规模已经超过传统的银行体系。2009年之后，“影子银行体系”，“平行银行系统”，“准银行体系”的概念统一于“影子银行”，但尚未有比较清晰的定义。然而，上述定义都没能很好地体现出影子银行发挥着类似商业银行的基本功能，即不受监管或仅受较少监管的特征，也没能准确地界定影子银行的存在形式。

在中国，“影子银行”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只要涉及借贷关系和银行表外业务都属于‘影子银行’。”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发展室主任易宪容给出如此定义。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产品中心副主任袁增霆称，“认识中国的‘影子银行’，最好按银行产品线和业务线来梳理。

（3）影子银行的基本特征

影子银行是随着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思潮不断发展演进的，从某种角度上说其本质就是金融创新，具有与传统银行体系类似的功能，也具有非常显著的自身特质：①高复杂性“高杠杆率”一方面，影子银行运用银行贷款证券化等高度复杂的证券化形式实现融资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其资本运作的杠杆率较高，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也更高。②监管缺位，信息披露不足“影子银行脱离了政府监管的视线，多为场外交易，外部监督的严重缺乏容易导致漏洞的放大与风险的传播。③高风险性”传统保护机制的缺乏以及固有顺周期性的放大机制强化了系统性风险，多米诺骨牌的传递效应也极易推动风险的进一步升级。

（4）影子银行的主要功能

传统银行的功能往往单一地被界定在中介功能之内，而作为现代金融创新的代表性产物，影子银行的功能更为多元!灵活，在历史上也曾对经济增长产生过积极作用“首先，影子银行具有传统商业银行的信用中介功能，利用不同形式的产品发挥信用、期限、流动性转换的功能，融通社会资金。其次，影子银行具有金融创新的功能，为市场创造出更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增加了新的资金和流动性来源，弥合了传统银行体系的缺口，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缺口，增强了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大量金融衍生品的产生也节约了银行以及借款人的交易成本；影子银行也承担了一定的风险配置功能，一定程度上疏导、分散了风险，实践了金融风险的市场配置。

二、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现状

我国影子银行的主要形式

1.银行类金融机构相关业务。当前我国银行金融机构的影子银行业务主要表现为银行表外业务、委托贷款以及银行理财产品等。

2.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业务。当前我国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影子银行业务主要表现为一定的信托贷款、与银行合作的银信理财产品、非银行委托贷款等。

3.准金融机构相关业务”我国的准金融机构主要包括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具有金融机构功能的非金融机构,这一类准金融机构通常有实无名，不受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管，而特殊的监管体制也给全面监管带来制约，从而加剧风险产生和聚集的可能。

4.民间金融活动“民间金融，也称非正式金融，通常与小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相联系，包括个人间借贷、民间合会、业内集资、企业间借贷、小额贷款、地下钱庄、私募基金等多种表现形式，民间金融活动相对于官方金融存在，其灵活多样的特点往往能满足民间经济主体庞大的融资需要，但民间金融往往透明度低、隐藏性高、流动性强，数量与规模难以估计，游离于现行法律制度的边缘。

三、影子银行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

影子银行是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逐步产生发展起来的，也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迅速壮大的，所以，影子银行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既具有时代特点又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同时不可否认其对我国的金融市场的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这个角度分析，影子银行其实是把双刃剑，利弊共存，其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了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1、对商业银行起一定的补充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我国金融市场上企业对资金有着广泛的需求，而商业银行体系并不能完全满足这些资金需求，此时，#影子银行$适时出现，通过创新融资工具设计和较为合理的风险分散安排，将原先商业银行体系无法满足的融资需求变成可能，扩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边界和融资效率”同时，由于!影子银行具有灵活高效的特点，不但可以满足紧缩条件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还可以弥补商业银行业务覆盖面不足的问题，提高了整个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资本活力，为国内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进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

供了一定的推动力。

2、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在我国现行的经济大环境下，金融市场上的实际资金需求量是大于实际资金供给量，从而导致实际的市场利率水平要高于商业银行的名义利率水平，商业银行本身无法摆脱国家的利率管制政策，而影子银行则要灵活的得多，可以根据实际的市场资金供求状况进行浮动，使得资金供求双方都有了根据市场资金供求状况进行合理定价的权利，这就会使实际的利率水平更加趋于合理化水平。

3、影子银行导致资金“脱媒”，增加了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风险和系统风险。金融市场的资金“脱媒”现象是指在金融管制的前提下，资金绕开商业银行体系这个媒介，在商业银行体系外循环的经济现象。影子银行的一大优势就是信用创造功能，它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变相进行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业务。

4、部分影子银行机构带有高利贷性质，影响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影子银行机构相比较商业银行来说所受到的监管限制较小，因而部分影子银行机构为了获得高额回报，利用资金需求方急于获得资金的心理直接或者变相的抬高贷款利率。

5、影子银行影响央行的货币政策效果。

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央行会通过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进行调控。央行要实现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主要通过银行体系进行操作，而影子银行的资金是在银行体系外循环的，基本不受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如果影子银行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甚至超过银行体系的信贷规模的话，银行体系可利用资金比例下降，市场直接融资规模增大，就会对整个金融市场乃至国民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使得央行的货币政策达不到预期的调控效果，整个信贷领域的风险不断累积放大，国民经济发展受阻。

四、我国影子银行的监管对策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是一对矛盾体，两者时刻处于动态的博弈过程中，而影子银行作为金融创新的代表，一方面需要不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也需要监管予以约束"随着金融环境的不断演进，传统的监管体系在影子银行的监管过程中暴露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不完善、系统性风险监管不足法律体系不完备等诸多缺陷，对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一）建立健全金融立法，规范影子银行经营行为。

当前，我国关于影子银行的相关立法尚未健全，金融法律框架尚不能对影子银行进行全面界定和监管，缺乏对影子银行业务经营的规范性要求，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现代管理规定不符合发展要求，金融机构破产清算缺乏相关的制度安排。因此，必须加快推进影子银行体系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步伐，明确相关制度安排以及规范性要求，将影子银行的运作和管理纳入法律管辖的范围，为各类机构和产品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二）深化金融改革，有序推进金融创新。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主要问题不是自由化过度，而是发展水平较低，金融管制较多，投机行为过多A因此，应在强调原始基础资产真实性的基础上，合理设计金融产品和服务，在稳步推广市场的同时，建立严密的评价和监管体系，尤其要加强对商业银行向影子银行体系提供“隐性支持”的监管，防止金融创新引发的风险积聚。

（三）推进宏观审慎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防范过度风险。

一是明确各监管部门的职责，增加监管透明度，增强监管效率。二是相关监管部门要建立健全上市公司的征信档案数据库，完善上市公司委托贷款信息统计基础，加大信息共享力度。

（四）努力培育各类金融市场，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

影子银行体系大部分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之所以复制银行业务，主要是因为其自身发展缺乏核心竞争力，主营业务缺乏创新。非银行金融机构要在逐步规范的市场中寻求新的商业模式，十二五期间，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和法定准备金率三个框架的监管不可能放松，因此，对金融业者而言，创新的重点在于开发出丰富多彩、能满足各种需求的影子银行体系。

第三篇：当代叙事理论指南

当代叙事理论

《当代叙事理论指南》

Jame Phelan Peter j Rabinowitz 主编

申丹 马海良 宁一中 乔国强 陈永国 周靖波

译

叙事理论本身可分为两种引人如胜、富有成效的研究方法。一种方法探求稳固的理论基岩，即叙事之根本、不变的理论原则。另一种方法则犹如急速旋转的漩涡。叙事理论家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批评是造成这一漩涡的原因之一，还来自于所谓“叙事转向”。

“理论实践”，这种研究将理论假设用于阐释实践，又通过实践来检验和重新审视这些理论假设。

在《作为叙事特征和叙事能动力的自我意识：在文类设计中讲述着与信息提供者的关系》中，迈尔·斯滕伯格将注意力转向了一个以往被忽略的叙事表达特征，即叙述者以及人物的自我意识。他提出关键的三点:(1)应该沿着从“充分具有”到“完全没有”这样一条渐进的线条来区分自我意识的不同种类；这也是从他所说的“讲述者”逐渐走向“信息提供者”的连续统一体；（2）自我意识总是有中介介入——作者介入叙述者的自我意识，叙述者和模仿情景介入人物的自我意识；（3）自我意识对于叙事形式和叙事功能的重要意义迄今没有得到重视。

当代叙事理论

第一章 叙事理论的历史（上）：早期发展的谱系

戴维·赫尔曼

索绪尔语言学认为“语言”高于“言语”，关注重点是语言符号系统的结构元素和组合原则；叙事学家们也将一般叙事置于具体叙事之上，主要关注点是基本结构单位（人物、状态、事件，等等）在组合、排列、转换成具体叙事文本时所依照的跨文本符号系统原则。

谱系是一种调查方式，试图发掘被忘却的内在关联性，重新建立已经模糊的了的或不被承认的宗代关系，揭示可能被视为各不相同、互不相关的各种体制建构、信念系统、话语或分析方式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谱系研究力求打破“自然性”，表明“我们将偶发的体制建构的、话语的或其他的结构误认为既定的、坚实的、毫无变化地向未来和过去延伸的自然之物”。

20世纪初期的叙事诗学：德国和俄国的“形态学”模式 卢勃米尔·道勒齐尔将形态研究范式上溯至歌德，并且参照了维克多·厄里希的和彼得·斯泰纳的前期著作，将浪漫主义时期出现的形态诗学看作更大范围内的一场认识论转移，其核心是理解世界结构是用有机模式取代机械模式。道勒齐尔指出“解剖学和形态学都假设一个有机体是一组部件······不过，解剖学满足于对各个部件的分离和认定，而形态学则告诉我们，各个部件组合成一个更高级别的有结构

当代叙事理论 的整体。形态学是关于诸多单个部件结合为复杂结构的理论。”

在叙事诗学领域里，形态学方法始于20世纪初期的德国，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们作了进一步发展，成为布拉格结构主义者后来的工作基础。叙事形态学的奠基性著作包括德国语文学家奥托玛·席瑟尔·冯·弗莱申堡发表于1912年的纲领性宣言和日耳曼语专家贝拉德·索伊福特所作的研究；弗莱申堡把更高级别的叙事结构作为“修辞的艺术手法”来分析，而索伊福特则将他眼中的文学叙事的框架性建筑板块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德国学者对叙事里的结构成分作了“分布”与“合成”的区分，前者指逻辑安排，后者指艺术安排。“合成”的两个方面即行动模型和行动角色模型。迪勃琉斯在其出版于1910年的英国小说研究专著中，把“角色”定义为“在整体中执行某种功能的人物”，启发了普洛普后来对俄国民间故事形态的研究。普洛普像迪勃疏斯一样，让人物从属于情节，关注焦点不在个别化的行动者，而在反复出现的 个体得到展，（参见下文）。索伊福特把人物系统当作叙事合成中的一种成分来研究，预示了格雷马斯后来在普洛普的基础上生成“行动素”概念。相比之下，席瑟尔的关注焦点是行动的合成，而不事各种人物；他将叙事结构分解成按一定模型分布的场景和情景，认为“环形”和“框形”是最基本的合成模型。

当代叙事理论

列维-斯特劳斯的原叙事学研究影响了布雷蒙和巴特等法国结构主义者，他后来又借鉴普洛普的“功能”概念，对“神话素”或“基本构成单位”作了深层结构分析，建立了俄狄浦斯神话的结构。格雷马斯从普洛普的“行动范围”推绎出人物角色的一般布局，叙事中的所有具体行动者差不多都可以还原为那些一般角色功能。

形态学二：有机形式、英美形式主义及其后 亨利·詹姆斯提出的模式中有三个内在相关的方面：小说是有机整体，采用描述性而非规定性的叙事分析方法，对小说文本的生产守则或法则持怀疑态度。

在詹姆斯看来，虚构叙事是更高级的语言结构，大于各部分之和。也认为虚构元素的功能属性来自它们与完整形态的介入关系。不过，他将文学作品比作活的有机体，这比俄国形式主义者的说法更为清晰明确。他对事件与描写、描写与对话这类标准的对立关系模式提出质疑，认为“一部小说是一个活的东西，它像任何其他有机体一样，是一整个连续体；我觉得，只要它是一个活体，就会发现它的每一部分里都包含着其他部分的某些东西”在这一语境下，提出著名的两截式反问句“人物不就是事件的产物？事件不就是人物的展示”。詹姆斯也拒绝将小说的形式与内容分开。詹姆斯坚持让小说的内容决定形式，也让小说的形式决定内容，所以他坚决反对规定性。他指出，虚构叙事的成功之处是不可能预

当代叙事理论

先指定的；相反“健康的艺术能够贴近并复制生活，这就要求它是十分自由的。艺术离不开练习，而练习的意义就是获得自由。”

卢伯克赞成小说有机整提论，不过，卢伯克的论证基石是“视点”，并不一定能得到詹姆斯方法的有力支持，卢伯克以这种方式占用詹姆斯的观点，搭起一个规定性很强的理论架构，他的基本想法是设定“显示”（将事件“戏剧化”）与“讲述”（对事件作“描写”或“描绘”）的区分，认为描写低于戏剧化，描绘低于场景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戏剧化程度越高越好。这是一种间接的方法，但是它将事情显示出来，而不是回忆、反映或描绘出来” 具体技巧或程序是小说技艺的核心

结构主义提喻：俄国形式主义之后的叙事学 叙事即语言的观点

巴特将语言学放在“基础模式”的重要位置，他为叙事学家规定的研究对象与费迪南·德·索绪尔尽的叙事为语言学家规定的任务是一样的：系统（语言），从它衍生出无穷无信息（言语）；只有通过语言系统，才能把那些叙事信息理解成故事。

借助于语言学范式，巴特提出了“描述层”这一他认为是“决定性”的概念。这个来自理论的概念表明，一个叙事不只是“若干命题的简单集合”而且更是可以分析成各级层

当代叙事理论

次的一个复杂结构，正如自然语言可以在句法、形态和语音等不同层面上进行分析。托多洛夫受到俄国形式主义启发，将叙事分为故事层和话语层，这一做法也启发巴特将描述分为三个层次；处在最细小一层的是“功能”(与普洛普和布雷蒙所用的“功能”同义)，然后是“行动”（与格雷马斯的“功能素”概念相当），最后是“叙事（“叙述”）

从根本上来说，叙事学的目的就是做分类和描述工作。故事结构分析关注的对象本来就不是按照叙事原则组织的符号系统表示什么意义，而是如何表达意义；再具体点说，关注符号系统是如何以叙事方式表达意义的。

叙事理论的历史（下）：从结构主义到现在

莫妮卡·弗卢德尼克

经典叙事学

精神分析叙事研究

女性主义叙事学

从后殖民主义

结构主义叙事学：二项对立狂热、范畴建构和类型学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这就为早期的文学结构主义设定了基本参数，而叙事学便是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产物。向索绪尔和语言学模仿的结果是，二项对立结构成了叙事学大厦最基本的建筑材料。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形式分类把一套二项对立招式玩的让人眼花缭乱：同叙述叙事与异叙述叙事（叙述者是或不是故事中的人物）；外叙述叙事与内叙述叙事（叙述者的叙述行为发生在故事之外或之内）；内聚焦于

当代叙事理论

外聚焦等等。热奈特实际划分的聚焦有三类，零聚焦虽然不受任何限制，但它是与视角限制（进一步分为外聚焦和内聚焦）相对照而提出来的。

对二项制和分类法的重视凸显出叙事学的两个普遍特征：对科学性（通过“准”语言学的形式主义和经验性）和描述性的终极追求。叙事学的“几何学想象”投射出一种幻觉，以为叙事是可知的和可描述的，因此叙事机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叙事学承诺要提供一些不受传统文学批评的主观随意性污染的阐释指南，它把文本设想成稳定的实体，认为读者对文本的反应方式是可以预知的。与此对照，近年来趋向语用论和后结构主义的叙事理论家们对文本的稳定性提出质疑，认为阐释分析离不开文本与读者的互动。

然而，叙事学在其早期的结构主义和分类阶段的主要问题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困难关系。一方面，叙事学要推出一套文本分析工具；另一方面，叙事学关注原因和缘由、叙事符号和叙事语法。换句话说，叙事学既是关于叙事文本的一门应用科学，也是一种理论。

叙事学分析不像后殖民主义或女性主义文学阐释那样，依靠自身就能对一个文本做出全新的解读，而是往往突出文本时如何取得某些效果的，对产生这些效果的原因做出解释，为已有的文本阐释提供论证。

经典阶段的叙事学研究最突出者显然是热拉尔·热奈特。

当代叙事理论

热奈特叙事学著作的价值首先在于深入研究了叙事的时间问题，突出表现在他对顺序、时长和频率的区分。热奈特的模式还为叙事研究建立了“聚焦概念”，这个术语基本上取代了“视角”和“视点”概念。他对“谁说”（叙述者）与“谁看”（巴尔称之为“聚焦者”）的著名区分推动了叙事学在分类工作上最大限度的明细化和精确化，这就使他与此前F·K·斯坦泽尔关于叙事原型情境的整体论模式区别开来。

斯坦泽尔的巨著《叙事理论》。他在书中对自己原来的模式作了修正，沿着结构主义路线，在二项对立基础上建立起三条轴线，每条轴线的一极构成一种叙事情境，然后根据“类型循环”模式来安排三种叙事情境。斯坦泽尔与热奈特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有机论和整体论框架、对原型性的强调、历史论以及对文本动态性的关注。斯坦泽尔三件套式的叙事情境，它们对应于历史影响巨大的三种原型性小说类型。作者叙事情境将无所不能谈的出现于并高于小说世界的叙述者（零聚焦的外叙述和异叙述）与一种俯瞰小说世界并能随时出入于人物的思想和情感的全景视野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典型的插入式叙述，叙述者经常进行元叙事评论。与此对照的是人物叙事情境，这种原型性叙事情境给人的感觉是仿佛能直接进入主人公的心灵，不需要叙述者人物的中介。最后是第一人称叙述情境，叙述者回顾自己以前的经历，一边叙述一边对自身经历做出评价，但是往往是自己和读者沉迷于那个过去

当代叙事理论

经历中的自我。

斯坦泽尔于1979年对他原来的分类进行修正时，将三种叙事情境放在三条轴线上。人称范畴（同|异叙述）的依据是，叙述者和虚构世界是否与位于同一极的原型性第一人称叙事情境同一；视角范畴（外视角与内视角）将作者叙事情境看作受外视角控制的原型；方式范畴（讲述或反映方式）是由反射极构成的人物叙事情境。

杰拉尔德·普林斯为读者提供了第一部叙事学术语词典《小说百科词典》。对热奈特模式作了两处重要完善，一是提出受述者概念——叙述者面对的文本内的某个人物，二是拓展了“叙事”的含义（叙事的构成元素）和叙事程度（叙事的充分组织性）。第一个创新引发了一批注重交际的理论模式。普林斯尝试为叙事文本设定基本条件的努力启发了许多人对“叙事性”这一术语和概念进行重新建构。

批评家荷兰学者米克·巴尔，她对热奈特聚集理论的扩展当初引起很大争议，现在却相当流行。根据巴尔的研究“聚焦”理应有一个聚焦体和聚焦对象。因此，她对谁进行聚焦（一个外叙述者，一个人物）与聚焦于什么（一个人物的外部行为或人物的内心，与热奈特的外聚焦和内聚焦相对应）作了区分。巴尔就这样把以视角限制（无限制的零聚焦与有限制的内部或外部聚焦）为基础的热奈特模式改写成简洁的聚焦体和聚焦点两相，结果便有了叙述者聚焦体，亦即“看”

当代叙事理论 的叙述者。巴尔的第二项重大革新是把叙事学的研究对象扩展到电影、芭蕾舞以及戏剧。巴尔尽管对叙事的意识形态功能很感兴趣，但是她反对目前盛行的将叙述者人物人类化的做法，她只用中性带词“它”标注叙述片段的功能性质。在近来的后叙事学研究中，巴尔开始研究绘画的叙事性和意识形态，尤其是圣经题材的作品，所用方法为女性主义，预示了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发展。

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查特曼把叙事巧妙的分为“故事”（所序之事）和“话语”（文本）两个基本层面，拓展了叙事的定义，将各种叙事媒介都包括进来，尤其是电影，重新表述了何以构成叙事的问题。《故事与话语》对叙事性的定义注重故事（情节）与话语（媒介再现）两个层面之间的动态关系。他的第二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取得一致》对叙事性概念做了重大扩展，把叙事与其他文本类型统合一体，开辟了跨文类和语言学的叙事特性研究。查特曼不仅最早提出隐性叙述者与显性叙述者的有用区分，而且在说明视角限制时，还细分出叙述者的“倾斜”与人物方面的“过滤”，丰富了专业术语。他尝试将意识形态与建立在感觉基础上的各类视点分开，这一做法在聚焦和不可靠性研究中影响甚大。此外，查特曼也是最早将电影当做叙事文类来分析的批评家之一，可以说，他开辟了一条把电影作为叙事来研究的路线。查特曼还为电影研究提出“电影叙述者”概念，试图为电影

当代叙事理论

话语提供一个与文字叙事里的叙述者相等的功能项，这一做法引起了较大的争议。

经典叙事学创造了一套描述文本多样性的术语，为叙事语法和叙事诗学建立起一批重要范畴，其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故事与话语的区分。其次，把叙事看作交际形式，其结果是扩大了叙事参与者的范围，除了作者和叙述者之外，又有了受述者、隐含作者以及隐含读者。与此同时，叙事的代词、事件以及表现特征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叙事学家们思考的一项重要一题是：叙事中的意识呈现，尤其是通过自由间接话语形式的意识呈现。

沃尔夫等人的研究还是推动了叙事学从描述陌生化手法转而分析虚构性架构和审美幻想中的元小说策略。

形式之外：语用、性别和意识形态 语境叙事学

早期的语言学模式催生出文本语法和符号学，而这些模式现在又被文本语言学、言语行为理论、社会语言学以及会话分析等模式所置换，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应用性很强的方法论和概念。尤其是语言的语用研究，它以功能问题为重点，揭示出形式与功能之间存在着众多关系。

叙事学研究的第二个重要领域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语境下产生的。苏珊·兰瑟与尼利·迭恩高特就叙事学忽视性别问题一事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兰瑟一直倡导叙事学应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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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别问题，她主要关注叙述者的性别化。于是，叙述者的特征问题（隐性叙述|显性叙述、同叙述|异叙述，等）扩展到性别领域，叙述者人物的具体命名、描述或行动都应该看作通过衣着代码、行为模式和文化程式来进行的含蓄的性别化过程。按照语言学里的本义来说，这样的“语用”分析离不开读者的阐释策略、思辨和推测。罗宾·沃霍尔提出“迷人的叙述者”通过这一概念来讨论男性和女性作者文本中叙述者话语的不同类型。这样一来，也触及了受述者和实际读者的问题。在叙述者的性别问题之外，“女性的”与“男性的”情节结构以及从女性视角对叙事史的修改成为另一个焦点。

后殖民和女性主义理论或性别研究经常联手分析东方主义、异域观和殖民话语，因为文学文本、游记或历史书写中的父权制和（新）殖民制是显而易见的。后殖民叙事学批评试图描述具体的叙事技巧是如何协助传播东方主义或父权结构的，而叙事又是如何通过对聚焦、情节结构的选择或自由间接话语的使用，优势抵抗这些结构，有时破坏或摧毁这些结构。最后，后殖民叙事学也关注迎合文化杂交或属下阶层的象征性解放的叙事实验技巧。

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以及意识形态批评内部总体上表现出越来越侧重文本的“症候阅读”趋向。对文本和文类的批评讨论就像以前的精神分析研究一样，试图通过批评家对文本“抵制性”的解读，找出能够反映无意识或

当代叙事理论

被压抑的心理或意识形态“驱动力”。通过揭示这种连作者本人也可能浑然不知的文本中的秘密动机，也会对叙事技巧的阐释模式做出改变。作者使用叙事和修辞技巧表达意义，但是这些技巧分裂为表面的表意功能和秘而不宣的意识形态用意。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经常从一些蛛丝马迹看出，文本看似传导意识形态，实则消弱或质疑着那种意识形态，譬如看似赞美父权制，实则露出批评的迹象。

“叙事转向”与媒介

精神分析研究，它的叙事学鼎盛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罗斯·钱伯斯和彼得·布鲁克斯出版了运用精神分析框架所作的重要的研究专著。研究叙事时，精神分析概念主要有三种用法：分析作者，分析人物，从精神分析角度阐释读者与文本的关系。这种分析以各种范式为基础，例如弗洛伊德、拉康和克莱恩等人的理论框架。一些重要的精神分析文学研究还注意到压抑、转移或歇斯底里等具体概念，许多文学批评家特别关注妇女在文本中的地位，对往往属于阳物中心主义的精神分析框架进行抵制性的解读。

“法律与文学”的新的研究领域。

除了“叙事”术语的扩展之外，叙事研究中的新途径还包括可能世界理论以及近年来叙事学分析向超文本和传播学的转移。叙事学研究中最早使用“可能世界”概念（在可能

当代叙事理论

世界里，指代不再是一个问题）的人是托马斯·帕维尔和卢伯米尔·道勒齐尔。可能世界理论近年来提出的一些观点，对于阐明情节结构、读者对情节发展的替代选择或人物对行动系列的替代计划或想象等问题，具有尤其重要的作用。该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是“跨世界同一性”概念。

现在：认知论转向和语言学模式的复苏 “认知论转向”

叙事理论开始逐步转向结构主义和形态学传统中已经扎下的认识论本根，并且吸收了认知语言学和认知经验研究的观点。

叙事研究中的认知论转向主要涉及两个层面，一是从认知角度研究人对行动和事件的感知，二是分析叙事结构（进入文本的结构）及其依据的基本认知框架。与此同时，认知论范式转移产生了两条重要的方法论路线，第一条路线专注于会话分析，将口头语言视为文学和书面叙事的原型；第二条路线是从认知论角度设想读者与文本的关系。

戴维·赫尔曼《故事逻辑》基本上把会话叙事当作一般的叙事范式来研究。他从认知论角度提出的优先原则是以文类范畴为基础的，也可以作历史的扩展。赫尔曼主编的《新叙事学》对世纪之交的叙事学批评进行了及时的考察和总结，后来的巨著《故事逻辑》穿梭于哲学、语言学、会话分析以及认知理论之间，提出了系统的控制故事逻辑的微观设计和

当代叙事理论

宏观设计。这部著作受到以语言学为基础的诸多理论方法的影响，将情节、视角、人称和受述者等传统的叙事学范畴整合为一个更大的架构。

认知论转向的另一位倡导者是安斯加·纽宁，他明确宣布自己的叙事学著作属于建构主义。“隐含作者”。

第三章

鬼魂和妖怪：论讲述叙事理论史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

布莱恩·麦克黑尔

关于叙事理论的历史，有两个角度可以任选其一来处理。一是从构成叙事理论的思想体系着手，此外也可以从体制化存在的角度来研究叙事理论的历史。

体制化它不仅包括科研结构、合作研究、学科结构、出版和传播条件以及就业方向，也包括非正式的学术网络，甚至包括学术门派、导师制度、角色模式等个人关系，简言之，包括思想的全部社会生活。按照这个广义来理解，体制史不仅关注思想单位及其血统关系，它关注的问题还包括：谁了解谁，谁教育谁，谁出版了什么和何时出版，谁阅读什么，何时阅读，在什么环境下阅读等等。赫尔曼认为这种历史写法“试图发现被忘却的内在关联性，重新建立已经模糊了的或不被承认的宗代关系，揭示可能被视为各不相同、互不相关的各种体制建构、信念系统、话语或分析方式之间的联系”

当代叙事理论

只要采用思想史的方式，巴赫金的地位似乎就是稳定 但换成体制化方式，就谈不上稳定了。从体制化角度来看，巴赫金是个游牧民，是漂泊的犹太人或饿鬼，注定要在学术界里四处流浪，居无定所。

巴赫金批评形式主义者把社会经验完全排除在外，在说明语言艺术机制时脱离社会语境，实际上也就是排除了语言的历史存在。使语言脱离了历史。

形式主义者的同代人变成了所有人的同代人，失去了时空中的停泊点，能融入任何人的思想体系之中。巴赫金正是由于坚持语言的历史化，坚持将语言放回到历史的社会语境里，才能与我们时代的各种历史主义模式和语境理论相融合。

第四章

隐含作者的复活：为何要操心？

韦恩·C 布思

隐含的作者，无人宣称那有血有肉的作者根本不存在。批评家可以说作者在文本之外所表达的意图，可能会与作品所最终实现的意图大相径庭。努力维护“隐含作者”这一概念的动机：

（1）：对当时普遍追求小说的所谓“客观性”而感到苦恼。很多批评家提出，小说家若要站得住，就必须“展示”而不是“讲述”故事，以便让作者做出所有的判断。

当代叙事理论

真正令人赞赏的小说只是艺术性的展示故事，清除了表达作者观点的所有文字。令人称道的小说必须客观表达，作者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不是仅仅被遮掩，而是完全被清除。对学生的误读感到烦恼。不了解叙述者与隐含作者 隐含作者与有血有肉的作者之间的差异。不可靠的叙述声音。

3为批评家忽略修辞伦理效果（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纽带）的价值而感到“道德上的”苦恼。

假如每一个人都发誓要每时每刻都“诚心诚意”，我们的生活就整个会变得非常糟糕。

第四篇：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范文）

后殖民主义入翻译策略探究

文学翻译并不单纯地只是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还会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传统的翻译研究只是停留在语言内部，忽视了文本背后所隐藏的权力话语。在后殖民语境下，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导致了强势文化（宗主国）与弱势文化（殖民地）之间的权利差异，翻译文本根本无法实现人们预期的平等对话和转换。因此21世纪的我们在进行翻译时必须从各个角度考虑翻译策论的选择与使用。

一、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主要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后殖民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一支是以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赛义德、印度裔美国学者盖娅里特·斯皮瓦克和波斯裔美国学者霍米·巴巴为代表的“三剑客”。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后殖民主义在翻译研究中的一种应用形态与研究范式。它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反翻译研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延续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其独有的研究路径“权力关系的透视”介入到对翻译活动和翻译文本的研究。他们围绕“权力关系”、“翻译的政治”和“归化与异化”等核心问题，从不同视角研究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翻译与文化政治问题。后殖民主义研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认为翻译是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施文化霸权和文化侵略的工具。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基础，专注于研究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的价值取向和翻译策略的使用情况，探讨译者因意识形态、权力等文本外部因素的制约而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

二、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翻译策略的选择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基础，借助描写的方式观察、研究和解释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自觉与不自觉的价值取向和策略选择。用它的相关理论对归化、异化、杂合化翻译策略进行分析。后殖民主义理论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在翻译研究上实现各种理论方法共融、互补的有效整合，从

而推动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归化的翻译策略

归化的翻译策略的使用是殖民者利用自身的权力话语，实施文化侵吞，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归化的翻译总是根据强势语言的规范和文化来进行自我调整，不仅帮助帝国国家主义散播话语权力，通过翻译文本巩固了他们的霸权，而且被殖民一方的读者无视本土的文化，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强化他们他者身份的认同。这里以霍克斯译《红楼梦》的一段为例：

宝玉心中想着：“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颦儿来葬花不成？”因又自叹道“若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不但不为新奇，且更讨厌了。”

“This is „imitating the Frowner‟ with a vengeance”, he thought, “If that is really what she is doing.Not merely unoriginal, but downright disgusting!”

成语是汉语的精髓，承载着丰厚的中国文化。对成语的掌握程度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他的汉语水平。作为一位汉学家，霍克斯不可能不知道东施效颦的典故及涵义，但是他仍将其译为 “imitating the Frowner with a vengeance”，原文中成语所特有的文化内涵被抹杀了，实现了文化的侵吞，翻译成为了描述不同语言和文化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一个场所。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军舰，造成在宗教文化的巨大差异。儒家，道教和佛教是中国的三大宗教和中国文化有很深的影响。而英国人信奉基督教，神是在他们的宗教信仰里的主要文化形象。在红楼梦翻译实例中所反映的宗教信仰差异从以下例子中可以看出：

刘姥姥道：“阿弥陀佛！这全仗嫂子方便了！”

Yang‟s version: “Buddha be praised!I‟m most grateful for your help, sister.” Hawkes version: “Bless you, my dear, for being such a help!”said Grannie Liu.“阿弥陀佛”是一个典型的佛教词，是经常被中国人用来表达感谢和解脱的词语。虽然它不可译的准确，但它一定与佛有密切的关系，是在中国的主要宗教。显然，杨尝试引入佛教的读者而霍克斯避免两个宗教的差异与翻译成西方宗教的用语。

（二）异化策略的运用

理查德·亚克蒙指出，在强势文化的市场中，只有很少的文本是从弱势文化

中翻译过来的；而在弱势文化市场中，从强势文化市场中翻译过来的文本占所有翻译文本的绝大部分。异化的翻译思想认为,翻译应该表现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并提供实现和研究差异的场所。同时，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家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基于归化的翻译传播英美文化和英美意识形态，体现了文化传播中的不平等对话。异化的翻译实践就是要通过保留外国文本中异的成分，故意用不通顺、不流畅、不透明的非惯用表达方式，破坏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让我们看一个例子：

贾芸笑道：“巧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

Yang‟s version: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Hawkes‟ version: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米”和“粥”是两种中国常见的食品，其中“粥”是中国特色。水稻是中国与西方共有的食物，但不像中国人那样用来做稀饭，西方人用燕麦作稀饭。因此，英语单词“porridge”是不确切的对应的汉语“粥”。在这个例子中，杨和霍克斯以不同的方式翻译中国食物。在杨的版本，他把“米”这个词用“饭”代替“粥”，这部分保持了中国风味。而霍克斯取代“米”和“粥”，用“面包”和“面粉”等对英国人熟悉的词汇。采用这样的策略，能引起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极大兴趣也能使中国传统文化进入西方文化。

再例如中国地铁站、街道、饺子、粽子、功夫和太极等词语的翻译都极大的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极大地保留中国的特色。

（三）杂合策略的运用

在翻译界，归化和异化一直被认为是两种翻译策略。从后殖民主义翻译的研究视角来看，翻译是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活动联系在一起的。采用归化策略的译文基本上没有翻译的痕迹。“译文读者在面对翻译过来的弱势文化的文本时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即他们仿佛在译作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使他们感到熟悉、亲切，阅读起来轻松、自如，无需做出过多的努力。但与此同时，弱势文化所特有的语言和文化特征也都被归化的手法抹去了。”然而，异化的翻译策略则体现出两种语言所负载的文化上的差异，通过向强势文化输入弱势文化的异质性，形成了对强势文化的挑战。

事实上，没有哪个译文是绝对的归化或者绝对的异化，所有的译文都是杂合的，是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相互交融的产物。蔡平先生说，“事实上，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对抗性概念，而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杨译《红楼梦》为例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Yang‟s version: 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Hawkes‟ version: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宗教是在翻译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元素。众所周知，佛教是中国的主要宗教。中国人认为“天”是控制一切的最强大的力量。天堂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占有最高的地位。天与人的关系是非常敏感的。在中国古代，皇帝宣布自己为“天堂”的儿子，他必须按照天意和回应人民的需要来稳定自己的统治。天似乎是所有的法律规则的总称。杨保留图像的“天”在源文本中的方式将中国独特的信念转化为一个等价的英语说通过改变“上帝”为“天”，告知中国的佛教信仰和目标读者。传递信息的方式，包含地道英语的组合，和中国独特的文化导杂交致的翻译。相反，霍克斯从第一世界国家的学者，不做任何改变，只需要相当于英国说，他认为西方读者相信基督教会更容易接受。当然，它更加自然在英语世界所接受，但他把佛教信徒在基督教。

不可否认，无论译者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策略，只要异域文本进入本土文化,其译文语言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程度的杂合。归化和异化的差别只是杂合程度的不同而已。无论这种杂合的程度有多低，都会将异族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引入目标文化,而无论杂合程度多高，也难以彻底摧毁目标文化的民族身份。一种文化,如果不想与世隔绝，那就必须要进行文化交流。既然要交流,就要坦然面对杂合。不间断而有度的杂合可以提高文化机体的免疫力，降低排异性。一种文化如果想要在日渐开放的形式下免于被殖民统治的厄运，有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地位,才能从根本上抵制文化侵略。

三、结尾 各种语言之间存在的差异，使翻译的必要。但是翻译不只是反映了从一种语言到另一个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它是文化交流活动。通过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反映了他们的文化身份。然而，在翻译实践中，归化和异化是不可分的绝对；这

两种策略都是混合。文化的异质性和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决定了翻译的必然性杂交 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中，杂合的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很强的文化。从红楼梦杨译本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异质文化的可翻译文本中的兼容。杂合可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的一个好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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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当代商务谈判需求理论

当代商务谈判需求理论

谈判时人类独有的活动，把握商务谈判的技巧就必须以人的问题为主,尤其在心理、行为、文化、信仰等问题进行研究，这才能使得谈判者处理好在谈判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制定出有利、有效的谈判方案。

商务谈判需要理论就必须掌握，需要是人类一切人类一切行动的原动力。成功谈判需要满足对方三个方面需要：满足对方逻辑上的需求、情感上的需求和想要赢得需求。这三种谈判需求就像三条腿的板凳缺一不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认识与理解需要、美的需要）可以作为指导的基础理论。而尼尔伦伯格的“谈判需要理论”，由于人类的每一种有目的行为都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但就“需要”本身而言，有些是潜意识的或隐藏的。不论谈判主体在表达需要时以什么方式描述，如果不存在某种未满足的需要和满足这种需要的可能性，人们就不会走到一起进行谈判了。“谈判的需要理论”认为：谈判的前提是，谈判各方都希望从谈判中得到某些东西，所以各方才有必要进行谈判。“谈判的需要理论”最大的重要在于它能促进谈判者主动地去发现与谈判各方相联系的需要；引导谈判者对驱动着对方的需求加以重视，以便于选择不同的方法去顺势、改变或对抗对方的动机；在此的基础上去估计没之中谈判方法的相应的效果，为谈判者在谈判中获得有利的局面和广阔的选择空间。

研究对手的谈判需求，在保证自己利益上的前提下尽量满足他的谈判需求这才能获得更好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