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法制史 罗马法所有权理论的影响及其当代发展

第一篇：外国法制史 罗马法所有权理论的影响及其当代发展

罗马法所有权理论的影响及其当代发展

【内容提要】罗马法是古代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法律体系，内容丰富，法理精深，立法技术高超，尤以私法见长。罗马私法发达，以物法为主体，由人法物法和诉讼法三个部分组成。本文试图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探究罗马法物权制度与我国物权制度的衔接和异同。

【关键词】罗马法

物权

物权法

物权概念

著名比较法学家艾伦沃森认为：“罗马法对于法律制度的影响是整体性的，一方面影响了法学家研究法律的方法，另一方面影响了私法规范，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近年来，我国大陆和台湾学者对物权制度的探讨和纷争喋喋不休，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颁布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并在一定程度上止息了纷争。

一、物权概念

物权的概念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上，物权是反映权利人可以直接行使于物上的权利。罗马法曾确立了所有权、役权、永佃权、地上权、质权、抵押权等权利，并创设了与对人之诉相对应的对物之诉，以对上述权利进行保护。但是，现代民法研究成果表明，物权一词并未在罗马法中出现，而是由中世纪的注释派法学家伊勒里乌斯和亚佐等人在解释罗马法时所1创造的。自中世纪注释派法学家提出了物权的概念后，直到1896年才首次为《德国民法典》接受。尽管各国立法对物权制度具有详尽的规定，但迄今为止，除奥地利民法2，我国物权法以外，各国都没有对物权的概念在法律上作出明确规定。我国学者对物权的概念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我国物权法将物权定义为：“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强调对物的直接支配和排他性，属于直接支配与排他说，这也是为大多数学者说赞同的。

二、物权内容

（一）所有权

罗马法学家认为，所有权是物权的核心，是权利人得以直接行使于物上的、最完整的权利。大约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罗马法学家AlfenusVarus等人开始使用所有权（dominium）一词。与此同时，地役权、抵押权等概念也开始产生。不过在罗马法中，一直将所有权及他物权也各种物等同，并统称为物（res）或财产（propritetas），有时也称为财物（bona）。3所有权有三个特征：绝对性、排他性、和永续性。绝对性是指所有人在法律应许的范围内可以任意处分其所有物；排他性是指所有人获得所有物所发生的一切利益，而排除他人在其所有物上作的任何侵犯和干预；永续性是指在所有物灭失或转移之前，所有人对其永远拥有权利。

罗马法所有权的内容比较广泛，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罗马法在关于所有权的概念中承认了占有权是所有权的一项权能，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罗马人正是在创造占有的基础上，创造了私有财产的权利。罗马法学家曾将使用权表述为“为了任何不违法的目的使用物的权利”。4罗马法视处分权为所有权的核心，将处分权定义为所有人对财产进行处分和转让的权利，认为对财产的消费和转让都会导致所有权的绝对或相对消灭。至于收益权，则是指从所有物中获得某种利益的权利。

我国物权法将所有权定义为“权利人依法对自己的动产或不动产享有全面支配的权利”，这与后世罗马法注释法学家们对所有权所作的定义是大致相同的。所有权的权能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些权能基本上都能在罗马法中找到。所有权的取得主要包括原始取得如 12 王明锁 史小艳 物权概念辨析[J]法学论坛2006年第1期

《奥地利民法典》第307条规定：“物权是属于个人的财产上的权利，可以对抗任何人。” 3 周同 罗马法原论（上册）[M]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76页 外国民法资料选编[M]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228页

先占、生产、添附、没收等及继受取得两种方式，其规定的并不详细；相比较而言，罗马法对所有权取得的方式规定的特别详细，按不同标准，可以分成：市民法取得方式、大法官法取得方式和万民法取得方式；原始取得和传来取得；协议取得和非协议取得；有偿取得和无偿取得，以上取得方式法律还进一步作了更详细的划分。至于所有权的种类，物权法规定了三种，即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这是与我国当前的国情相适应的，与罗马法对物权的分类大相径庭。在对所有权的限制方面，我国物权法与罗马法最大的区别在于罗马法规定了为宗教方面利益的限制，而我国物权法是没有此类规定的。我国物权法规定的所有权的消灭制度大致与罗马法相当。

（二）用益物权

在现代社会，用益物权制度是物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所有权制度担保物权制度及占有制度一起构成现代物权的基本体系。罗马法的用益物权包括役权、地上权和永佃权。在优士丁尼法中，役权这个词是从整体上指对他人物的最古老的权利。它的基本规则是：役权不使用于任何自己的物，役权不得表现为要求作为，不能对役权行使役权。役权在《民法大全》中被认为人役权和地役权。5人役权是指为特定人的便利或利益，利用他人的动产或不动产的权利，包括用益权、居住权、使用权和劳役权四种。地役权是土地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分为乡村地役权和城市地役权。永佃权的概念最初是由“税收”而来的。根据契约，只要地税被交纳，便可以享有土地，并对任何占有人，包括市政府本身提起对物之诉。在古罗马，永佃权的出现要比地役权、用益权等被优士丁尼归进役权范围的类似制度晚得多，它在市民法中没有规定，也未被古典学说认为物权，后来，它一反役权的精神，在对物的享用方面成为优于所有权的权利。

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可以看出，用益物权以对他人的标的物的占有、使用和收益为主要内容，用益物权的标的物既包括不动产，也包括动产，用益物权人行使用益物权必须合法。用益物权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地役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反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农村承包经营关系的新型物权。通过出让或者划拨等方式而获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人可以对国家所有的土地进行占有、使用和收益，可以利用该土地建造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宅基地使用权人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收益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见找住宅及其附属设施。其实，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实质上属于传统物权法中的地上权。因为在我国，土地归国家和集体所有，为了使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所有与使用的分离获得最有利的法律形式，使土地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维护，新物权法才确定了这一制度。与罗马法地役权相比，我国物权法关于地役权的规定相对来说较为简单，尤其是对地役权种类的划分。

（三）担保物权

从担保物权的发展史来看，担保物权是伴随着债的产生而产生的，并随债的发展而发展。在罗马法史上，先后出现了信托、质权和抵押权的规定，到查士丁尼时期，较为成熟的规定主要是质权和抵押权。信托原为当事人一方用市民法转让的方式（要式买卖或拟诉弃权），移转其物的所有权于他方，他方则凭信用，在约定的情况下，仍把原物归还物主。质权是指为了担保债权，债权人可以在给付未履行前留置债务人或第三人交付的质物，并于债务人给付迟延时，出卖质物以清偿债务。抵押权是指债权对于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担保而不移转占有的物件，在债务到期未受清偿时，享有就其出卖的价金而受清偿的物权。至于留置权，则以诉权制度和所有权取得的方式——法定取得予以确定。可以说，罗马法基本上形成了以质权、抵押权和留置权为主的担保物权体系。

我国物权法规定的担保物权分为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三类。抵押权又分为一般抵押权 5 外国民法资料选编[M]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331页 和最高抵押权，一般抵押权和罗马法规定的抵押权内容大致相同：债权人不占有提供担保之物；设立抵押权的当事人必须采取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对不动产设立抵押权必须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利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低压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对同一物可设立多个抵押权。但二者也有区别：其一，我国物权法规定土地所有权是不得设立抵押权的，但罗马法规定可以；其二，我国物权法地一百九十三条规定：“抵押人的行为足以使抵押财产价值减少的，抵押权人有权要求抵押人停止其行为。”罗马法无相关规定。其三，我国物权法规定了最高抵押权制度，罗马法则无。

我国物权法规定的质权包括动产质权和权利质权。动产质权，顾名思义，就是以动产作为质权的标的的质权，而权利质权则是以权利为标的的质权，这与罗马法之规定有很大的不同，罗马法质权的标的只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不包括权利。我国物权法规定的动产质权与罗马法质权的相同点主要在于：均以交付质物为必备要件；质权只转移物的占有而不转移物的所有权；债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有出卖质物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不同点主要在于我国物权法规定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质权合同以及可以在同一质物上设立多个质权，而罗马法并无此规定。

罗马法关于留置权的规定比较模糊，只是隐约闪现在质权的相关规定中。我国物权法以单章的篇幅规定留置权：留置权的取得必须是债务人不旅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已经合法占有债务人的与债权的发生有牵连关系的动产；留置权人可以留置标的物，收取留置物的孳息，请求偿还因保管留置物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就留置物优先受偿，但也留置权人也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妥善保管留置物，并在法定条件下返还留置物。

三、物权保护

罗马法对物权保护的内容规定在每个物权之后，主要包括：

（一）所有权的保护

所有权的保护方法主要有三种：（1）物件返还之诉。这是所有人要求非法占有其物的人返还原物之诉。（2）所有权保全之诉。又称禁止妨害诉或排除侵害诉，这是所有人在他人侵害其所有权时请求排除行为人妨害之诉。（3）菩布利西亚那之诉。又称回复占有诉。这是指取得时效之前，善意而合法原因的受让人丧失对其物的占有时所提起的回复占有之诉。

（二）他物权的保护6

役权的保护主要友役权确认之诉和准役权确认之诉，前者是由于原告人的役权遭到所有人的否认或其行使受到侵害而提起的诉讼，后者是为补救不受市民法的保护的役权而提起的诉讼。用佃权的保护也分为三种：债权之诉、物权之诉和占有令状。担保物权的保护有占有令状和抵押诉之权两种方式。占有的保护主要是占有令状，一种由大法官颁发的谕令，分为禁令和命令，为保护占有而颁发的则为“占有法令”。

我国物权法并未像罗马法那样在各种物权之后规定其保护的方法，而是单独设立“物权的保护”一章，足见其对物权保护的重视称度。我国物权法规定的物权保护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即所有人对无权占有其所有物的人，有权要求其返还所有物的权利。物权法的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布动产或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这与罗马法的物件返还之诉是一致的。（2）所有权妨害排除请求权，即当所有权的圆满状态受到占有以外的方式妨害时，所有人对妨害人享有请求其排除妨害，使自己的权利恢复圆满状态的权利。物权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那。”这与罗马法的所有权保全之诉是相同的。（3）恢复原状请求权，即所有人的财产北他人非法侵害并遭到损害时，如果能够修理，则所有人有权要求加害人通过后修理恢复财产原来的状态，加害人布进行修理时，所有人有权请求法院责令加害人恢复原状。物权法第三十六条规定：“造成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的，权利人可以请求修理、重作、6（英）巴里.尼古拉斯 《罗马法概论》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第184-186页 更换或者恢复原状。”（4）损害赔偿请求权，即所有人对于他人侵害物权的行为有要求赔偿的权利。物权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罗马法无明文规定此种权利。

第二篇：略论罗马法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

略论罗马法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1）

沈宗灵

【关键词】罗马法

罗马法在历史上曾起过重大作用，对当前资产阶级各国的法律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它也有过不少精辟论述。本文试图说明罗马法的历史发展，罗马法作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的实质，它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作用以及罗马法传统和英国法传统这四个问题。

一

罗马法，即古代罗马奴隶制社会的法律，一般是指罗马奴隶制社会逐步形成时期的法律，特别是从公元前5世纪罗马最古的成文法——《十二铜表法》开始，至公元6世纪的，《查士丁尼民法大全》止，罗马法的历史发展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

罗马法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是从古罗马奴隶制国家逐步形成时期到奴隶制共和国初期（相当于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左右）。当时奴隶制还不发达，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氏族贵族和平民的长期斗争。平民的胜利终于建立了国家。“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贵族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社会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而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溶化在国家中了。”（2）在共和国建立后，贵族和平民继续进行斗争。

平民的人身是自由的，而且可以拥有土地并经营工商业，但他们在开始没有政治权利，不能参与对征服得来的土地的分配，而只有纳税和服兵役的义务。即使在共和国初期，他们的权利也是极为有限的。

公元前450年~449年的《十二铜表法》——最古的罗马成文法——就体现了当时平民对贵族斗争的一次巨大胜利。因为在此以前，立法和司法权力基本上由贵族垄断，而且法律也主要是不成文的习惯法，这就更便于贵族的专横。《十二铜表法》是由贵族和平民以过去的习惯法为基础共同制定的成文法。这一法律的制定提高了平民的权利。

《十二铜表法》原文早已散失。但从后来罗马法学家的著作中可以看出，这一法律内容相当广泛，公法与私法、实体法与程序法、刑法与民法、同态复仇与罚金、。氏族继承与遗嘱等等相互交错。它不仅规定了残酷的奴隶制，而且还规定了极为严酷的债务奴役制。如第三表中规定，在一定时期后债权人可将债务人处死，或卖至台伯河以外之外邦；如果有多数债权人时，他们甚至可以将债务人的尸体肢解，加以分配（3）。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后世的立法，没有一个像古雅典和古罗马的立法那样残酷无情地、无可挽救地把债务者投在高利贷债权者的脚下，——这两种立法，都是纯粹由于经济强制，作为习惯法而自发地产生的。”（4）

《十二铜表法》虽然意味着平民的重大胜利，但平民与贵族地位仍极不平等，两者之间斗争仍然激烈。当时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平民争取担任最高公职的权利；限制债权，特别是废除债务奴役制，以及限制占有大量土地这三个方面。在以后长期斗争的过程中，平民又不断地取得胜利。通过公元前367年的李锡尼—绥克斯图法案、前326年的波提利阿法案等法律，平民取得了担任执政官和其他高级官职的权利；对占有国有土地规定了最高限额并废除了债务奴役制。特别是通过公元前287年的霍腾西阿法案，平民会议成为具有完全立法权的机构。到公元前3世纪左右，平民在法律上已取得与贵族平等的地位，开始享有完全的公民权。从此，上层平民与旧贵族溶化为大土地所有者和金钱巨头的新贵族。’古罗马社会和罗马法进人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罗马法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是罗马积极向外扩张直至共和国解体的时期（相当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7年）。早在公元前3世纪；罗马就开始积极向外扩张，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它已成为一个独占地中海的世界霸主。罗马统治者在广大被占领地区设立了许多行省，并掠夺了大量奴隶和土地，建立了无数奴隶制大庄园，从而使奴隶制经济充分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特别是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被征服地区的臣民和罗马公民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共和国出现严重危机，最后在公元前27年，共和国趋于崩溃，转化为奴隶制帝国。

这一时期罗马法的二个重大特点是罗马公民享有公民法的特权，公民法占有统治地位，但罗马法中的一个新因素——万民法也随之兴起。

公民法（jus civile）是指仅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法律。那时的罗马法采用属人主义而非属地主义，也就是说，罗马公民即使在被征服地区，仍享有公民法的权利。但对被征服地区的广大居民来说，尽管是自由民，但却只是罗马的臣民，不能享受公民法的权利。例如罗马法中有所谓“以公民法为根据的所有权”（do—minium ex jure quiritium），意思就是只有罗马公民才享有对某种财产的所有权。（5）

这种法律制度是完全符合罗马奴隶主对被征服地区的残酷掠夺和统治之用的。“罗马的占领，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首先直接破坏了过去的政治秩序，其次也间接破坏了旧有的社会生活条件。其办法是：第一，以罗马公民与非公民（或国家臣民）之间的简单区别，代替了从前的等级划分：（奴隶制度除外）；第二（这是主要的），以罗马国家的名义进行压榨„„最后，第三，到处都由罗马法官根据罗马法进行判决，从而使地方上的社会秩序都被宣布无效，因为它们和罗马法制不相符合”（6）。

由于贸易的发展和加强统治的需要，罗马统治者于公元前242年开始任命了专门审理涉及臣民案件的裁判官，由后者首先参照公民法中可以对罗马公民和非公民共同适用的部分、罗马周围各部落、城邦公社和其他国家的法律进行审理。他们颁发的告示逐步形成罗马法的新因素，称为裁判官法或大法官法（jus praetorium，jus honorarium）。由于这种法律适用于罗马公民和非公民，因此，就称为万民法（jus gentlum）。“从实际意义上说，万民法指的是这一部分的罗马法：罗马人将它适用于他们自己和非公民双方。与万民法不同，公民法是指罗马法中仅适用于其公民的部分„„非公民是毫无权利的”（7）。

罗马法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是帝国前期（相当于公元前27年至公元3世纪初）。

在经历了共和国后期的严重危机局面后，帝国前期又出现两个世纪左右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繁荣，商业和手工业空前发展。那时，—阶级关系、政治和法律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革。皇帝权力高 度集中，同时，为了适应新的阶级关系和缓和被征服地区居民和罗马之间的矛盾，扩大帝国的社会基础，罗马皇帝逐步授予各行省臣民以公民权（意大利人早在公元前1世纪起义后就已获得公民权）。最后，到公元212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颁布敕令，授予一般臣民以公民权，除奴隶外，自由民都取得了公民地位。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时，各行省的社会关系愈益接近首都的和意大利的社会关系。居民逐渐分裂为三个由极复杂的成分和民族凑合起来的阶级：富人、没有财产的自由人，最后是广大的群众——奴隶。“前两个阶级对于国家即对于皇帝，几乎同奴隶对于奴隶主一样没有权利。”（8）

罗马帝国时期，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外，公民和臣民之间的差别逐渐消失，“这样，至少对自由民来说产生了私人的平等，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罗马法发展起来了”（9）。

在许多资产阶级研究罗马法和罗马法学的著作中，帝国初期被称为罗马法或罗马法学的“古典时代”（10）。

这一时期促进罗马法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是新的法学家派别的出现。恩格斯在论述罗马帝国时期的思想家时指出，“另一类的思想家，即法学家，则对新秩序赞赏不已，因为一切等级差别的取消，使他们得以全面制定他们心爱的私法，因而他们就为皇帝制定了空前卑鄙的国家法”（11）。这些法学家当时协助皇帝立法、编写法学著作，特别是解答法律问题。奥古斯都统治时，开始授予某些法学家以解答法律之特权，也就是说，他们的解答由于特许而具有特殊权威，成为罗马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最出名的法学家是所谓“五大法学家”：盖尤斯、帕皮尼斯、保罗斯、乌尔平斯和莫迪斯蒂斯。

这些法学家为新秩序的效劳首先体现在他们论证了皇帝的独裁权力。《民法大全》中记载了法学家乌尔平斯的话：“皇帝的意志具有法律的效力。”（12）在罗马帝国时，尽管在很长时期内形式上还保留一个作为立法机关的元老院，但实际上它仅是皇帝的驯服工具，“现在皇帝的敕令仿佛是惟一积极的法律来源。”（13）

法学家还为皇帝制定了“全面的国家法”。现在，各行省臣民已逐步取得公民权，除自由民和奴隶的差别外，；公民与臣民的差别逐渐消失。在这一新的情况下，就需要对公民法和万民法的关系作出新的解释。

在原先的公民法和由裁判官的告示所形成的万民法这两者之间，万民法无疑比较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早在共和国后期，万民法已逐步兴起，在罗马法中的地位已日益提高。帝国法学家们的自然法学说就为万民法高于公民法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中，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较早提出了自然法的概念。以后斯多葛学派进一步提出了自然法体现人的理性的观点。在古罗马，首先继承斯多葛派的观点并系统论述自然法的是共和国末期的思想象西塞罗。帝国初期的法学家们 又进一步论证了斯多葛振的自然法学说。正如19世纪英国资产 阶级研究古代法学者亨利·梅因所指出的，斯多葛学派对罗马法 学家的影响主要就在于自然法（14）。

但在帝国初期的罗马法学家之间，关于自然法的解释，具有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盖尤斯为代表的，他强调自然法代表自然和人的本性，并且往往将自然法与万民法并列，因而就仅有自然法；（或万民法）与公民法之分。另一种是以乌尔平斯为代表的，他将法律划分为自然法、万民法与公民法，并认为“自然法是自然教导一切动物的法律，它不仅适用于人类，而且适用于一切动物”。因而，在研究罗马法的著作中，这两种解释就称为两分法和三分法的矛盾问题（15）。在《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中，这两种释义兼收并蓄。不管我们对这一矛盾如何理解，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根据当时罗马法学家的一般解释，自然法是合乎自然的、人的理性的法律；万民法是各族共有的法律，公民法是一族的特殊法律，万民法的地位显然高于公民法。

这种新的解释显然改变了过去公民法与万民法之间的关系。在以前，公民法处于统治地位，仅适用于罗马公民，意味着罗马公民与非公民的臣民处于完全不平等的地位；而根据新的解释，万民法是各族共有的法律，其地位优于公民法，意味着公民与臣民之间差别的消失；除奴隶外的自由民，已取得了私人的平等地位。当然，这种“平等”是建立在残酷的奴隶制基础上的。

罗马法的最后一个时期是罗马帝国衰落直至查士丁尼编纂罗马法为止的时期。

从公元3世纪初开始，罗马帝国全盛时期告终，衰落与混乱局面来临，罗马法的“古典时代”也趋于消逝。公元4世纪末，罗马分裂为东西帝国，公元476年，在奴隶、隶农起义的打击下，日耳曼人大举侵入，西罗马帝国被推翻。从此，西欧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527年—565年在位）力图恢复罗马帝国的版图和挽救垂危的奴隶制。他的目的虽未实现，但他系统编纂罗马法的工作却对后世发生了重大影响。实际负责编纂工作的人是查士丁尼的大臣特里波尼安、康士坦丁的法学教授西奥菲利斯和贝鲁特的法学教授多罗西斯等人。

这一编纂罗马法工作的成果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查士丁尼法典》，其内容是汇集罗马帝国仍生效的法律，并加以审订删改，于529年第一次发布，534年又加修正，共12册。第二部分是（查士丁尼学说汇编），共50册，其内容是历代法学家的学说，约半数是乌尔平斯和保罗斯的作品于533年编成。第三部分是《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旧译一般称《法学阶梯》），共4册；内容多半参照盖尤斯在2世纪所编的《法学总论》，供当时学习法律之用的基本教材，与《学说汇编》同时完成。

查土丁尼从535年后所颁布的法律作为第四部分、称为《查士丁尼新律》。

以上四部分，至中世纪时才被合称为《查士丁尼民法大全》或简称为《民法大全》(Corpus Jurs Civiles)。这一法律文献虽然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编纂的，而且在编纂过程中也根据当时社会情况作了加工，例如当时东罗马也已向封建化发展，因此《民法大全》中对被释放的奴隶和隶农作了相当详尽的规定，但总的来说，它反映出帝国全盛时期的罗马法，也即罗马法“古典时代”的全貌。从这一意义上讲，标志着罗马法发展的顶峰。事实上，后世所讲的罗马法往往就是指《民法大全》，它也是研究罗马法的主要史料。

二

从《查士丁居民法太全》中可看出，帝国初期罗马法学家们讲的“平等”，不仅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平等，而且也是建立在罗马奴隶制社会相当发达的私有制和商品交换基础上的平等。这也就是说，这种“平等”意味着：奴隶主、大商人、高利贷者拥有残酷剥削奴隶和贫苦自由民的“平等”权利，除奴隶以外的自由民具有商品交换的“平等”权利，而商品的价值量则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精辟地指出的，“罗马法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性的法律表现，以致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16）人们也可以像在西欧大陆上那样，把“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以及它对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律关系（如买主和卖主、债权人和债务人、契约、债务等等）所作的无比明确的规定作为基础。”（17）事实上，罗马法对后世资本主义社会法律的影响主要就在于它的所谓私法部分，也就是直接有关私有制和商品交换的法律。

这里我们用《查士丁尼法学总论》的主要内容作一说明。

《查士丁尼法学总论》中一开始就提出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公法是有关罗马帝国政府的法律，私法是有关个人利益的法律（18）。《查士丁尼法学总论》的内容也集中在所谓私法上，它基本上分为五个部分：人、物、对物权、对人权（即债、契约等）以及民事诉讼，都体现了私有制和商品交换本质的法律关系问题。

人是法律关系的主体。但这里的人首先必须是自由人，奴隶只能是法律关系的客体而不是主体。“奴隶主拥有对自己奴隶的生命权。凡奴隶所得之物都属于奴隶主。”（19）在帝国后期，特别在查土丁尼时代，隶农制已相当发展，因此，当时的罗马法对被释放奴隶的法律地位已作了相当详尽的规定；《查土丁尼法学总论》和《查士丁尼学说汇纂》中都记载了罗马法学家弗罗丁斯为奴隶制与隶农制并存进行辩护的理论：“奴隶制是违反自然法的，因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这是“万民法的一项制度，根据万民法，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财产”（20）。

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人，不仅必须是自由人，而且还必须是公民和一家的家父；只有家父才是自权人（sui juris）即具有独立的意志，其他家庭成员都处于他的权力支配之下。在这一基础上，罗马法中详尽地规定了家庭、婚姻、监护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关系。

在《查士丁尼学说汇纂》中，还提出除个人以外。团体也是法律关系的主体（21）。后世资产阶级法律中自然人与法人之分，即导源于此。

私法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物。罗马法学家对物作了很多分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两种分法。第一是所谓有形物与无形物之分；前者即指奴隶、土地、衣服、金银等物；后者指可以作为权利客体的权利本身，如继承权、使用权、地役权等等（22），这里就是指以下两种情况的区别：一个是某人有一块地；另一个是某人有经过另一个人的一块土地的权利（地役权）。前面讲的“地”和后面讲的“权利”都是作为权利客体的物。对物的这种划分法直接反映了私有制和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也反映了权利概念的扩大。

第二个是关于不动物和动物之分，这也就是后世法律所讲的不动产与动产之分的来源。这种法律规定对促进私有制的发展是很重要的。“所有制的最初形式无论是在古代世界或中世纪都是部落所有制„„无论在古代或现代民族中，真正的私有制只是随着动产的出现才出现的。”（23）

查士丁尼时代以前的罗马法中还有要式物和非要式物之分，前者指意大利的土地和牛马等，其移转必须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但在(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中，两者间的区别已经消失，这也反映出私有制和商品关系的发展以及公民法地位的衰落。

私法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这里可以分为对物权（jus in rem）和对人权（jus in personam），前者指物的所有人对其他一切人都能主张自己对物的权利，后者则指物的所有人只能对特定人提出的权利。在《查士丁尼法学总论》中并没有明确地采取这种划分法，它是中世纪罗马法研究者开始明确提出的，但从《查士丁尼法学总论》的内容和体系中，还是可以看得出这种划分的。事实上，罗马法中讲的对物的诉讼和对人的诉讼就是指的这种划分（24）。资产阶级民法中所谓物权和债权、对世权和对人权或绝对权和相对权之分，就导源于罗马法的这种划分。

罗马法中完整的对物权就是所有权（dominium），即对物具有完全的权利，也就是对该物具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25）。

罗马法中已严格地区分了“所有”和“占有”之分，某一物可以由所有人占有，也可以由非所有人占有。

罗马法中还从所有权中分出其他的权利，其中主要是役权，即非所有人拥有利用他人之物的权利。役权又可分作很多种。质权也是从所有权中分出的另一种物权，即在债务人将自己或他人的财产作为质物抵押给债权人的情况下，后者对该财产的权利。这是高利贷的一种重要法律形式。

罗马法中还规定了各种各样的取得物权的形式，其中包括遗产继承问题。在这一基础上，它规定了私有制社会的详尽的继承法。

对人权是指对特定人的权利，也即资产阶级民法中的所谓债权法部分。《查士丁尼法学总论》中对债的定义是：“根据国法使人负担义务的法律联系（juris vinculum，旧译一般是法锁）。”（26）这一含义是相当广泛的，既包括债权也包括债务，而且也不限于借贷关系。根据当时罗马法学家的理论，产生债的原因是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和一方对另一方的损害（不法行为）。当时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契约分为口头、文书、要物与合意四种。合意契约中又分为买卖、租赁、合伙和委任四种。总之，从《查士丁尼法学总论》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那时的罗马法是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

三

在中世纪初期，罗马法长期处于衰落状态，在西欧封建社会中，罗马天主教会及其神学占有支配地位。“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支，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27）

中世纪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市民等级（即后来的资产阶级）开始向教会及其神学，实质是向封建制度提出挑战。起初，市民等级只能与王权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教会的权力和贵族的割据势力，以后资本主义势力进一步壮大，终于导致资产阶级革命。在新兴的市民等级或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整个过程中，罗马法起了重大的作用。

从12、13世纪开始，西欧各国，以意大利为发源地，对罗马法开展了广泛的研究,与此同时又涌现出一个新的法学家派别。正如恩格斯在其遗稿《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牛》中所讲的，“无论国王或市民，都从成长着的法学家等级中找到了强大的支持。随着罗马法被重新发现，教士即封建时代的法律顾问和非宗教界的法学家之间确立了分工。不言而喻，这批新的法学家实质上届于市民等级；而且，他们本身所学的，所教的和所应用的法律，按其性质来说实质上也是反封建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市民阶级的。”（28）

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罗马法被重新发现，”是指的从19世纪以来有些历史著作中所记载的一个传说：1135年左右，意大利彼萨人在攻陷阿马尔菲城时获得了《查士丁尼学说汇编》的原稿。15世纪初，原稿又转归佛罗伦萨城，并由劳伦廷图书馆珍藏（29）。这一原稿的发现大大地促进了对罗马法的研究。

对罗马法的广泛研究也就意味着一个新的非教会的世俗法学家派别的出现。那时在意大利，他们被称为注释法学派。前期注释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艾纳吕斯，亚库尔修斯等人；后期注释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辛纳斯、巴特卢斯等人。

当时这一新的法学家派别的出现与近代大学的兴起是密切联系着的。中世纪中期，西欧各国纷纷创立了大学。第一所大学——意大利北部的波伦亚大学，就是从研究法律，主要是研究《查土丁尼民法大全》为代表的罗马法开始的。这所大学当时是西欧研究和传播罗马法的中心。以后这一大学又增设了医学、人文学和神学等学科。该大学的奠基人就是前期注释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艾纳吕斯（30）。继波伦亚大学后创立的其他一些著名大学也都把罗马法的研究作为一门主要学科。

注释法学派通过劝罗马法的注释而效劳于王权和市民等级。国王之所以需要罗马法和世俗法学家，主要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削弱以教会和贵族为代表的势力，而以《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为代表的罗马法正好是以君主拥有绝对权力为前提的。在中世纪中后期的历史条件下，加强王权意味着促进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从而也就在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和市民等级在封建社会内部的成长。

在中世纪初期，罗马教会往往利用罗马法的某些因素，将它们和教会的神学结合起来，借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西欧中世纪的教会法（或称寺院法）就是这样的产物。

除了反对教会和贵族的势力．从而推动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外，罗马法对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促进作用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罗马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巩固提供了现成的法律形式。法是阶级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一经济基础都要求创立自己的上层建筑，使后者积极地帮助自己的形成和巩固，帮助消灭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形成和巩固的过程中，也必然要求出现能为自己服务的法。封建主义的法当然是实现不了这一任务的，相反地，它只能起阻碍作用。

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简单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以《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为代表的罗马法是一种完整地体现了简单商品生产的法，它对这种商品生产的各种法律关系，例如所有权、债权和契约等等，都作了极为详尽的规定。因此，这种法律正好符合促进新兴资本主义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要求。

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很多极为精辟的分析。马克思和思格斯指出，“在罗马人那里，私有制和私法的发展没有在工业和贸易方面引起进一步的后果，因为他们的生产方式没有改变。”（31）但当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渐成长时，“详细拟定的罗马私法便立即得到恢复并重新取得威信”（32）。恩格斯还指出，“罗马法是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法，但是它也包含着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权关系。因此，这正是我们的市民在他们兴起时期所需要；而在当地的习惯法中找不到的（33）。”他更指出，那时，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所有制还同封建的限制密切交织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罗马法比当时的市民阶级的关系要先进得多。但是，市民阶级所有制进一步的历史发展，只能是而且事实上也正是变成纯粹的私有制。这种发展理应在罗马法中找到强大的助力；因为在罗马法中，凡是中世纪后期的市民阶级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经有了现成的了。”他还补充说，当时罗马法诚然也为贵族进一步压迫农民提供借口，但“不管怎样，实施这种绝对不承认封建关系和充分预料到现代私有制的法律，是一个重大的进步”（34）。15、16世纪，西欧各国，除英国以外，普遍出现了“采用罗马法”的热潮。以下我们将要讲到，到19世纪初，更出现了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制定的《拿破仑法典》。

另外，罗马法学家的自然法学说是新兴资产阶级自然法理论的一个思想渊源。17、18世纪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思想家，从格劳秀斯到卢梭，都是以自然法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的。从思想渊源来说，他们的自然法学说，直接导源于罗马法学家。当然，罗马法学家的自然法学说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自然法学说，无论在阶级本质或思想内容上，都是不同的。上面已讲过，罗马法学家的自然法学说是为罗马帝国时期奴隶主效劳的，它被用来论证万民法高于公民法，从而适应当时罗马帝国新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需要。与此不同，17、18世纪的自然法学说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压迫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这种学说的一般公式是：人类原先处于自然状态中，由代表人类“理性”、“正义”的自然法所支配，享有各种自然权利，也即天赋的、不可让渡的权利：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为了更好地享有这种自然权利，他们通过社会契约，建立了政府。从这里，17、18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们进一步得出了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国的结论。美国独立战争时的《独立宣言》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人权宣言》都奠基于这种自然法学说。

最后，罗马法的历史作用也还在于：资产阶级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是从罗马法的除奴隶外的自由民的私人平等发展而来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平等观念的历史发展时，就谈到了罗马帝国时期自由民的私人平等以及近代资产阶级对平等的要求。

资产阶级革命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战斗口号下进行的，那时资产阶级将自己的平等要求宣布为“天赋人权”。

资产阶级所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不同于罗马帝国时期自由民之间的“私人平等”。因为在一般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自由民和奴隶之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味着不分等级，不分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且；在罗马帝国时期，自由民的“平等”也仅仅是私人的，即所谓私法领域中的平等；谈不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公民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同时，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在历史上也起过一定进步作用，它意味着摧毁封建等级制度，促进新兴资本主义的成长。但是这种“平等”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精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平等”权利的实质：“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但是一当离开劳动力买卖的市场之后，“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35）。总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产阶级所讲的“法律前人人平等”，成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只能是形式上的平等，实质上则是雇佣奴隶制，是资本家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奴役，是资本对劳动的压迫。

四

如上所述，罗马法在促进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中起了重大作用。但就资产阶级各国来说，罗马法的这种影响并不是一样的。一般地说，它对属于罗马法传统各国的影响，远比英国法传统的国家为深。这里就涉及到西方资产阶级的两大法律传统或所谓两大法系的问题。

由于经济、阶级根源的共同性，加上特定的历史条件，资产阶级各国的法律往往是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形式下继承前资本主义社会或另一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就产生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两大法律传统，即罗马法和英国法两大传统。属于罗马法传统的法律，一般是根据古罗马法或者是根据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制定的《法国民法典》（即《拿破仑法典》）而发展的；属于英国法传统的法律，一般是根据英国中世纪的或资本主义的法律而发展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科学地论述了这两种法律传统问题。例如，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欧洲中世纪末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法便在一切国家里（法国是在16世纪）开始真正地发展起来了，除了英国以外，这种发展到处都是以罗马法典为基础的。”（36）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讲到，就资产阶级私法而论，确认个人间经济关系的形式是很不相同的，“人们可以把旧的封建法权形式的很大一部分保存下来，并且赋予这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直接给封建的名称加上资产阶级的含意，就像在英国与民族的全部发展相一致而发生的那样；但是人们也可以像在西欧大陆上那样，把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作为基础。”（37）

与欧洲大陆各国近代法律不同，英国的法律是独立于罗马法之外发展起来的。这里讲的英国法在一开始是指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后在12、13世纪所逐步形成的封建习惯法，当时王室法官在各地参照古代日耳曼人的习惯进行审判，根据他们的判例逐步形成通行于全国的不成文法，因此，英国法又往往称为“普通法”或“判例法”。

在英国，诺曼人征服后．就有了一个强大的集中的君主统治，它能以自己的王室法律取代旧的法律秩序，因而当西欧大陆在中世纪开展“采用罗马法”运动时，英国仍能保持自己的法律传统。但正如马克思、思格斯指出的，“即使在英国，为了私法（特别其中关于动产的那一部分）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得不参照罗马法的诸原则。”（38）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征是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妥协，结果，就像恩格斯所说的，“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的制度之间的继承关系、地主和资本家之间的妥协，表现在诉讼程序被继续应用和封建法律形式被虔诚地保存下来这方面”（39）。

目前，属于英国法传统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以及其他曾是英国殖民地的各国和地区（个别国家或地区除外）。在资产阶级法学中，英国法传统又往往称为英美法系。

与英国法并行发展的是以《查土丁尼民法大全》为代表的罗马法传统。《查士丁尼民法大全》在拜占庭帝国时就对包括俄国在内的东欧地区，以至西亚、北非等地区发生影响（40）。但它对西欧大陆的影响更大。加上欧洲大陆各殖民国家（法、荷、西、葡）的对外扩张，罗马法的影响更扩大到全世界广大地区。在资产阶级法学中，罗马法传统又称为“大陆法”或“民法”传统（或法系）。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资产阶级私法在以罗马法为基础而确认个人间经济关系时，可以具有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简单地通过审判的实践贬低这个法律”，即罗马法，“使它适合于这个社会的状况（普通法）”。他在这里所讲的形式就是指西欧大陆各国，特别是德国，在中世纪后期开展的所谓“采用罗马法”运动。当时在这些地区封建制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已逐步成长和发展。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封建统治者就通过法院审判改造罗马法，使它与原先的封建习惯法结合起来，例如，1495年，德国皇帝麦克米伦一世设立了帝国法院。并宣告罗马法为“普通法”（gemeines recht），各诸侯也相继在自己领地中设立法院，“采用罗马法”的运动普及全国（41）。

第二种形式是“依靠所谓开明的满口道德说教的法学家的帮助”把罗马法“改造为一种适应于这种社会状况的特殊法典，这个法典，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从法学观点看来也是不好的（普鲁士国家法）”。

这里所讲的“普鲁土国家法”就是1794年的“普鲁士邦法”（Allgemeines Landrecht Fur Die Preussischen Staaten）。18世纪后期，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1740年—1786年在位），推行所谓·开明专制”的改革，并开始制定全普鲁士的法典，在他死后8年，即1794年，终于由腓特烈·威廉二世（1786年～1797年在位）颁布了一部“普鲁士邦法”。

这一法典内容庞杂。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前六篇是主要部分——私法，第二部分的第七至第十一篇则分别规定关于农民、中产阶级、贵族、官吏以及教会的法律，在中产阶级一篇中包括厂各种商法；第二部分的第十二～十九篇属于公法和行政法，第二十篇是刑法。1803年曾加修订，直至德国统一后，才由新的法典，特别是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所代替（42）。

第三种形式与前面两种形式有很大不同，这就是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以同一个罗马法为基础，创造像《法兰西民法典》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

这里讲的《法兰西民法典》就是拿破仑在19世纪初亲自参加制定的法典，通常又称《拿破仑法典》（1804年颁布）。它不仅统一了全法国的法律，更重要的是以新的资本主义的法律代替了腐朽的封建法律，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法国以及世界上很大部分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当时拿破仑还制定了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商法四个法典，但最重要的是《民法典》。这是拿破仑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

除总则（共六条）外，《拿破仑法典》共分三篇：人（第7~515条）；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限制（第516~710条）；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包括继承、契约等（第711~2281条）。这种编纂的体系也显然受到《查士丁尼民法大全》的强烈影响。当然，这一法典也打上了法国原先的封建习惯法的烙印。大体上，罗马法对《民法典》内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所有权、债、契约等方面：而习惯法对《民法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婚姻、继承等方面（43）。

恩格斯在论述以上这些确认私人经济关系的不同法律形式时，最后得出结论说：“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末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44）这里“好”或“坏”的标准，恩格斯指的是在当时条件下是否有力地促进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得好”的例证是《拿破仑法典》，所以他才把它称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表现得坏”的例证则是《普鲁士邦法》。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嘲笑后者以对法学有“最深刻的专门研究”自诩．实际上，杜林的法学知识仅限于罗马法和普鲁士邦法，他不但对“惟一的现代法即法兰西法完全无知，而且他对直到现在仍然独立于法律权威罗马法之外而向前发展的、传播于世界各大洲的惟一的日耳曼法，即英吉利法，也同样无知。”（45）

《普鲁士邦法》与《拿破仑法典》的出现仅仅相距几年，而且又都是以罗马法为基础的，为什么一个会“表现得好”，一个会“表现得坏”呢?两者的差别究竟何在呢？

首先，它们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代表了不同的阶级本质。《拿破仑法典》是比较彻底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在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统完全决裂；它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并且在Code civil中把古代罗马法——它差不多完满地表现了马克思称为商品生产的那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法律关系——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条件；它运用得如此巧妙，以致这部法国的革命的法典，直到现在还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在财产法方面实行改革时所依据的范本。”（46）相反地，《普鲁士邦法》却是18世纪末普鲁士王国——一个封建、军事专制、农奴制国家的产物，是“启蒙的、宗法制的专制主义的法典”，“完全是属于革命以前的时代的”（47）。

其次，就立法技术而论，《拿破仑法典》以准确和明确著称；相反地，《普鲁士邦法》的特点却是冗长、繁琐、庞杂和模糊。

最后，就法律的效力而论，在实施普鲁士邦法的地区内．法律仍不统一，依然保留严重的封建割据状态，“在这种邦法的旁边、上面或者下面，还有省法、地方法令，有些地方还有普通法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它们都具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程度的效力”（48）。相反地，《拿破仑法典》颁布后，迅速结束了法国从中世纪初以来的法律不统一状态。

综上所述，随着罗马奴隶制社会的发展，古代罗马法也不断地演变，最后发展成为以《查土丁尼民法大全》为代表的“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

罗马法在历史上的作用，不仅在于它曾服务于罗马奴隶制社会，而且还在于它积极地促进过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巩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拿破仑法典》就是在罗马法的基础上制定的。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两大法律传统之一的渊源，罗马法对现代资产阶级各国的法律制度仍然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第三篇：罗马法继承制度及其对当代继承制度的影响

外国法制史

101211106 王居霞

从罗马法制萌芽到中国法制未来

——论罗马继承权制度对我国继承法的启示

摘要：罗马法是古代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法律，也是世界法律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法律体系之一。罗马法的遗产继承制度是罗马司法体系中物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罗马法中的继承概念与现代的继承概念不同，是指死者人格的延续，财产继承是附属的。罗马法的继承制度历经数代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对后世的遗产继承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样也包括我国。我国的继承法中仍然存在很大的缺陷，例如限定继承原则中没有对接受和放弃继承规定明确的期限，债权人缺乏保护自己权利的法律手段，模糊了继承关系和共有关系的界限等。我国的继承法亟待完善。

关键词：罗马法 继承制度 罗马继承制度对后世的影响 我国的继承法的缺陷 启示

一、罗马法及罗马法的继承权制度

（一）罗马法

罗马法（Roman Law）是古代罗马奴隶制国家法律的总称。包括公元前6世纪罗马国家产生至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时期的法律，也包括公元7世纪以前东罗马帝国过渡为封建制国家时期的法律。罗马法是古代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法律，也是世界法律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法律体系之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罗马法是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法，但

①是它也包含着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律关系”，它在世界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罗马法的继承制度以及它的演变

罗马法的遗产继承制度是罗马司法体系中物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罗马法上的继承不同于现代的继承概念。继承是指死者人格的延续，财产继承是附属的，继承权是指死者所有权的延伸，而非指继承人的权利。这是由罗马长期实行家长制家庭制度所决定的。公元543年，优士丁尼颁布敕令对继承制度进行彻底改革规定继承人对被继承人遗产的继承权利和义务。

②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罗马法的遗产继承制度也不停地演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1、由身份继承演变为财产继承

“继承”其原来的意思是指继承人在法律上取得被继承人的地位，即继承被继承人的人格，使之得以延续。到了法律昌明时期后期，罗马的继承，已经由身份继承演变成为财产继承了。当然，即使在这时，继承被继承人的人格以绵延祭祀的传统观念仍然存在，只不过继承的主要对象已经是被继承人的遗产，而不再是被继承人的人格了。

2、由概括继承发展为限定继承

罗马的继承制度最初是采取概括继承主义，即除了与被继承人之人身相联系的债权、债务或其他权利义务之外，继承人要总括地继承被继承人的一切财物和财产上的一切权利义务，而不问资产、负债的多少，纵使死者遗产中的负债远远超过资产，继承人仍然要全部继承下来，替死者还清负债。

概括继承制度与罗马古代的身份继承制度相联系。随着身份继承逐步演变为财产继承，①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64页

费安玲﹒罗马继承法研究[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② 外国法制史

101211106 王居霞

概括继承制度便失去了它的前提和根据，而显得对继承人过份苛刻。为了保护继承人的利益，适应继承制度变革的需要，罗马法逐步废除了概括继承制度，赋予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的债务仅以其遗产为限负清偿责任的权利。限定继承制度确立，并为后世各国继承法所采用。

3、以遗嘱继承为主，法定继承为辅

③

《十二表法》确认以遗嘱继承为主，法定继承为辅。两种继承的关系可具体归纳如下：

第一，法定继承不得和遗嘱继承并用。凡遗嘱有效时，就不适用法定继承。对同一项遗产，除军人遗嘱之外，亦不得以遗嘱处理其一部分，而按法定继承处理其另一部分。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若被继承人用遗嘱的方式指定继承人，但只给他一部分遗产，而对其余遗产的处理没有表示意见，或者明确表示其余的财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就视为被继承人用遗嘱处分了他的全部遗产，他的全部遗产就由他指定的继承其一部分遗产的继承人继承。至于被继承人将自己的特定财产遗赠给受遗赠人，其余财产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处理，则为法律所许可，因为遗赠和遗嘱继承是不相同的，在长时期内，罗马的继承是继承被继承人的人格，而遗赠则仅仅是涉及特定的财产，同继承被继承人的人格没有关系。

④

第二，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就是说，只要死者生前立有有效遗嘱，就要按照遗嘱来办理。只有在死者生前没有立遗嘱，或者所立遗嘱不合法律规定，不能发生法律效力，或者遗嘱上所指定的继承人已经先于遗嘱人死亡或拒绝继承时，才可按法定继承办理。故法定继承一词的拉丁文原意即是“无遗嘱继承”。

第三，法定继承最初是由宗亲来继承，到后来，法定继承由宗亲继承演变为以血亲继承为主的继承。到了优士丁尼一世时更明定法定继承也以血亲为基础。这样，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的基础就一致起来了。不过遗嘱继承是被继承人明白表示把自己的财产交由他选定的人继承，而法定继承则是按照一般被继承人的意思来规定继承人的范围。由此可见，这时的法定继承也可以说是一种法律推定的默示的遗嘱继承。

4、两种法定继承长期并存，但后来以血亲为基础。

从共和国末年起至公元6世纪中叶，罗马并存着两种法定继承制度，一种是市民法的法定继承制度，一种是大法官法的法定继承制度。市民法的法定继承以宗亲为基础，不是宗亲即不得继承。大法官法的法定继承则是以血亲为基础，只要是血亲，不管是不是宗亲，一律享有继承权。后来优士丁尼一世于公元543年和548年以第118号和第127号新敕，把罗马法的继承制度作了彻底修改，完全以血亲作为继承的基础，宗亲继承制度从此废止。

5、罗马法的法定继承人分当然继承人、必然继承人和任意继承人

当然继承人是指直接在家长权下而在家长死亡后便成为自权人的家属，他们由于古代继承家祀和家产公有的关系，即理所当然地继承家长的遗产，所以也称当然和必然继承人；必然继承人是指奴隶被家主解放，同时被立为继承人的，他们和当然继承人一样，不得拒绝继承，因而在家主死亡时也直接取得遗产；任意继承人亦称外来继承人，是指那些在被继承人死亡前不处于家长权下的法定继承人，他们有接受或拒绝继承的自由。

6、法定继承是均分继承

当继承人有数人时，按照他们同被继承人之间亲等的亲疏顺序，依次继承。同一亲等的，不分男女长幼，按人计算，一律平均分配遗产。子女的后裔，则按支计算，共同继承其直系尊长应继承的份额。

7、一为继承人，永为继承人

继承人接受继承后，一般不得中途反悔，因为继承人要继承被继承人的人格，而人格是不能由个人意志而使其因时间的经过而终止的。其后，法学家们认为，在不违背“一为继承 ③ 张玉敏﹒继承法律制度研究[M] ﹒法律出版社，1999 卢靖﹒论遗嘱继承制度[D] ﹒西南政法大学 2003 ④ 外国法制史

101211106 王居霞

人，永为继承人”这一原理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在指定继承人时附加期限或条件。因此，虽然不得附加终期和解除条件，但可以附加始期和停止条件。

8、罗马法适用代位继承

根据罗马法，不仅限于直系血亲，卑亲属可以代为继承，兄弟姐妹的子女(被继承人的侄儿侄女等)也享有代位继承权。

二、罗马法继承制度对后世遗产继承制度的影响

（一）罗马法对后世各国的遗产继承制度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包括了资本主义时期大多数民事法律关系的罗马法，其基本精神和绝大部分内容，逾千古而犹存。而作为罗马法重要部分的继承制度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诸国，直到今天，在我们现代的各国继承法中，还是能看到罗马法的影子。我国现在正在进行的民法典制定活动同样也不能不考虑罗马法，只有这样才能制定一部及科学又顾及传统的继承法。

（二）罗马法对后世各国的影响的具体表现

罗马法继承制度对后世各国的遗产继承制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的⑤六个方面：

第一、在罗马法的体系中，继承最后演变为财产继承，所以继承法归于物法，后世各国大都将继承限于财产的继承，但在体列上有所不同，如法国民法典将继承法归入财产取得方法一编中，而后的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中，继承单独成为一编。继承法逐渐独立。

第二、当代各国承袭了罗马法继承的基本制度框架，规定了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代位继承以及在遗产分配时的特留份制度等等。

第三、罗马法法定继承中的继承人的范围是以血亲为基础的，后世的诸国民法典在规定法定继承时大都从罗马法，以血亲为基础。

第四、罗马法继承制度以遗嘱自由为其原则，之后各国大都从罗马法之规定，规定了在继承法中以遗嘱自由为基本原则，而且遗嘱继承优于法定继承。

第五、对特留份的保护。为了限制遗嘱自由的滥用，罗马法规定了特留份制度，特留份制度的设立,乃是自然法平等、公平、和谐诸理念带给罗马法的影响,旨在限制完全的遗嘱自由,保护近亲的继承权,衡平遗嘱人意愿及近亲权益两方关系,以达到家庭及社会秩序的和谐。在特留份范围外之财产,为遗嘱人得自由处分之部分,对此部分财产,遗嘱人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和情感好恶,或遗于其喜爱之特定人,或通过遗赠方式授予慈善公益事业,谋求社会公益。后世各国在此问题上也大作了相似的规定，如瑞士民法典第471条、德国民法典第2303至2338条，并赋予相应的诉权予以保护。

第六、罗马法继承有遗产信托制度，这可以说是现代信托制度的一个雏形。

三、我国的继承法中的缺陷及罗马法对我国继承法的启示

（一）我国继承法中关于限定继承原则所存在的缺陷

我国现行继承法采用有限责任继承原则（即限定继承原则）。有限责任继承是保护继承人利益的制度，其核心是限制继承人债务的清偿责任，即继承人只须在继承遗产的限度以内为被继承人清偿债务，而不以自己的固有财产对被继承人的债务负责。这一原则符合现代社会家庭成员人格独立，责任自负的观念，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继承不仅关系到继承 ⑤ 费安玲﹒罗马继承法研究[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外国法制史

101211106 王居霞

人的利益，而且关系到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利益，作为一种制度，必须对继承人的债权人双方提供平等的保护，这是现代法律维护公平，正义精神的需要，也是评判法律之善、恶的标准之一。现行继承法未给予继承人和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权益以平等的保护，是其存⑥在严重的缺陷之一，具体表现为：

第一、没有对接受和放弃继承规定明确的期限 我国采取直接继承制度，即从继承一开始继承人的财产权利和义务就概括地转归继承人。这意味着被继承人的债权由继承人收取，债务由继承人承担，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只能向继承人行使权利，债务人只能向继承人清偿债务。因此，必须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使继承关系确定下来，以便尽快了结被继承人所遗留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我国继承法却规定，自继承开始以后至遗产分割之前，继承人实际上都不确定，继承关系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这种规定的弊端是明显的：一是，不利遗产的管理和利用;二是，继承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三是，埋下继承纠纷的隐患。

第二、债权人缺乏保护自己权利的法律手段

一个人死后，有两个方面的财产关系需要处理。一是什么样的人有权取得财产，以及在他们之间如何进行分配;二是死者的债权人利益如何进行保护。现行继承法对第一个方面的问题规定的较为清晰、完备、合理。对第二个问题则只有一个原则的规定。债权人无有效的救济手段。同时也缺乏制度来约束继承人对债权人的欺诈。例如继承人将遗产转移、隐藏、或者挥霍浪费，或者不善经营，导致亏损，或者继承人将遗产用清偿自己的债务，都会危及债权人的债权。现实生活中已屡屡发生这类问题，使债权人遭受严重损失，而且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秩序，败坏社会道德风尚。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立法者必须对此⑦作出反应。

第三、模糊了继承关系和共有关系的界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7条规定：“继承开始以后，继承人未明确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均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这一规定模糊了继承关系和共有关系的界限。共有是指两个以上的人对同一项财产共同享有一个所有权的法律关系，即一物权同时为数人共同享有的法律状态。共有的客体是特定的同一项财产。共有人对作为客体的财产享有的是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继承是规定将死者生前所有的个人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转归有权取得该项财产和权益的人所有的法律制度。继承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按我国现行《继承法》的立法精神，《继承法》是采用的概括继承原则，即是对死者生前财产权利和义务的全面承受，接受遗产的继承人，在接受遗产的同时，负有请偿被继承人生前所欠税款和债务的义务。对比两者的客体，可以明确看出其区别：共有的客体是财产所有权，是一种对世权，不包括义务，而我国的继承权不仅包括权利，还包括义务。这种模糊带来的不仅是理论的混乱，而且使继承纠纷人为地增⑧加。

（二）完善缺陷的建议罗马法对我国继承法的启示

1、所以对于我国的继承法中关于限定继承原则上存在的缺陷，我国在修改的过程中应该不断地完善：

第一、应该明确对接受和放弃继承规定的期限

第二、应该完善立法体系，增加债权人保护自己权利的法律手段

⑥

杨培景﹒略论我国继承法的修订与完善[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 史尚宽﹒继承法论[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巫昌祯﹒婚姻与继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⑦⑧ 外国法制史

101211106 王居霞

第三、应该明晰继承关系和共有关系的界限

同时我国继承法上所存在的缺陷不仅仅这几个，还有关于继承权、继承人、继承顺序等等。因此我国应该多多借鉴国外的法案同时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尽快的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

2、罗马法治的启示

从罗马法历代的不断演变中，我们不难发现，法律在不断地运用过程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的不断进步，法律制度不断地演变似的法律体系更加的完善，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我国的法制起步晚，法律体系不完善，很多陈旧的法律没有及时的修改，尚存仔许多方面的缺陷和空白

我国建设法治国家虽然到目前为止不容乐观，但是我们仍然看到中国正在向这个方向迈进。作为一种制度体系的存在，我国的法律制度的规范和调整机制已经发生了内在的变化。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我国会建立起完善的法治体制，实现全面的法治化国家的目标。

第四篇：当代银行监管理论的发展

内容摘要：

银行业是最基本和最主要的金融机构，但它同时又是最容易引发系统危机的部门。在如何确保银行业稳健运行方面，经济学家和银行家都认为，银行业监管的责任十分重大。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银行业稳健运行，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际经济组织和各国政府出台了大量有关银行业监管的政策、制度和协议，经济学家们也对银行业监管问题进行了艰苦的研究和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银行业是最基本和最主要的金融机构，但它同时又是最容易引发系统危机的部门。在如何确保银行业稳健运行方面，经济学家和银行家都认为，银行业监管的责任十分重大。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银行业稳健运行，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际经济组织和各国政府出台了大量有关银行业监管的政策、制度和协议，经济学家们也对银行业监管问题进行了艰苦的研究和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为了进一步推动当代银行监管理论与本土实践的结合，加快中国银行监管理论的建设和总结，本期《理论前沿》周刊专门邀请两位专家从不同角度撰文对银行监管理论进行介绍。

阎庆民博士曾任中国银监会银行监管一部主任，出版过《中国银行业监管问题研究》、《中国银行业风险评估及预警系统研究》等多部专著。他认为：总体来看，现代金融理论研究呈现出既分化又综合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在银行监管问题研究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银行监管研究的对象越来越精细，研究范围从最初的防止银行挤提，到后来的金融管制直至目前的银行风险监管。发展到现在，银行监管问题已分化为并表监管、功能监管、跨境监管以及弹性监管等众多的研究领域。但另一方面，银行监管问题并没有像其他经济学领域（如经济增长理论、通货膨胀理论、汇率理论、利率理论、市场失灵理论等）一样形成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大量理论性的观点、方法和思路均是散布在各类文献中，为阐述特定问题而出现。在此情况下，银行监管研究与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了综合、交叉和渗透现象，社会利益论、乔治·j·斯蒂格勒管制理论、佩茨曼价格决定模型、波斯纳管理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凯恩的管制辩证法理论等许多新兴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被移植于银行监管问题研究，一些其他经济管制部门（如电信、铁路）的研究方法和案例也被引入到银行监管研究中，20世纪60年代以来风行西方经济学界的博弈论、线性规划和计量经济学更是对银行业监管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正是根据上述研究方法，理论界对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原因进行了研究。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监管理论，有的是从监管的原因出发，有的是从监管的实际效果出发，有的是从监管的机制出发，不同的侧重点形成了金融市场失灵论、金融社会崩溃市场论、政府掠夺论、特殊利益论和多元利益论等理论解释。阎庆民博士通过《当代银行监管理论的发展》一文为我们阐释了这些代表性理论的精华所在。

潘文波博士来自银行监管一线，对中国银行监管工作探索规范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努力有着切实体会，他通过《中国银行监管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一文展示了中国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致力进行监管制度、方式和手段创新的有效尝试。

新春伊始，我们推出本组文章，希望在中国银监会成立三周年前夕，有更多的学者和实践工作者能够加入银行监管理论的研究行列。相信借助国际视野与本土资源的双重优势，针对中国银行监管的理论探讨也能成为最前沿的金融学术研究。当代银行监管理论的发展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是企业获得外部融资最重要的渠道。格利和肖强调指出，银行把借款人需要的长期信贷组合转变为短期的存款组合，降低了交易费用。为此，各国政府对银行监管给予高度重视。但对于为什么要进行银行监管，监管的效果是怎样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监管理论。

一、金融市场失灵理论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管制”的解释为：管制是政府为控制企业的价格、销售和生产决策而采取的各种行动，政府公开宣布这些行动是要努力制止不充分重视社会利益的私人决策。经济学家将经济管制理论应用于金融监管，认为在不存在信息成本或者交易成本很低的前提下，政府对银行强有力的监管能够提高银行的公司治理水平，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使社会福利水平最大化，实现帕累托最优。这一理论被称为公共利益理论，或者称为官方监管观点，其政策含义是，私人部门一般缺少相应的信息、动力和能力去监控企业和银行机构，因此，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机构对银行进行监管。

（一）市场失灵

暗含在公共利益理论背后的经济学现象是金融市场失灵。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因信息缺乏而在金融制度上造成的问题可能发生在两个阶段：交易之前和交易之后，分别导致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逆向选择是在交易之前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问题。金融市场上的逆向选择指的是：那些最可能造成不利（逆向）结果即造成信贷风险的借款者，常常就是那些寻找贷款最积极，因而是最可能得到贷款的人。例如，风险企业或诈骗者往往最积极地寻求得到贷款。逆向选择使得贷款可能招致信贷风险，贷款者可能决定不发放任何贷款，即使市场上有信贷风险很小的选择。道德风险是在交易之后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问题。金融市场上的道德风险指的是：借款者可能从事从贷款者的观点来看不希望其从事的风险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很可能使这些贷款不能归还。例如，由于使用的是别人的钱，借款者可能将原本用于生产的贷款投资于高风险的股票市场以获取高收益。由于道德风险降低了贷款归还的可能性，贷款者可能决定宁愿不做贷款。

（二）银行危机的外部性

银行危机的外部效应也是需要政府监管银行一个重要原因。外部效应的最主要特征是存在着人们关注但又不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微观经济学已经证明，外部效应的存在使得社会资源的配置不能达到最优化，影响到经济运行的效率。信息不对称也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广泛倒闭，产生金融恐慌。由于向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的广大储户不可能清楚金融机构的经营是否稳健，因此，一旦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发生怀疑，就会出现“传染效应”和“羊群效应”，单个银行的风险问题或者倒闭很容易产生连锁反应而导致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好的银行和坏的银行概莫能外，由此而使公众蒙受巨大损失，并对整个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在现代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财务的高杠杆特性，也使得这种外部效应更为明显。

（三）法律的不完备性

现实社会是变化的，而法律具有稳定性，当初制定的法律并不能完全反映后来的变化，即存在时间的不一致性。因此，法律具有不完备性，不可能达到最优。而如果人们知道法律的局限，就会钻法律的空子，法律就失去了最优的阻吓作用。由于法庭必须是中立的，不可以成为主动执法者，因为主动执法意味着执法者必须介入案件，要有自己的立场。因此，需要有一个与法庭相分离的机构，即“监管者”。从功能上来说，法庭与监管者的不同在于，法庭的执法方式是被动的，执法只有在上诉后才进行，监管是一种主动的执法方式，可以在有害后果或事件发生之前监督、调查、甚至要求停止某一行为。因此，在法律不完备时引入监管机构的主动式执法就可以改进执法效果。监管是政府行为，不同于法庭。

（四）科斯定理

根据科斯定理，如果没有交易成本，只要有法庭来执行合同，根本不需要另外的机构——政府、监管者，等等。科斯定理所依赖的最关键假设是有效依法履行复杂合同的可能性。法官必须能够、更重要的是愿意去阅读这些复杂的合同，核实特殊条款的约定事实是否真正发生，以及解释笼统、含糊的语言。法官要依法适用法律，就更需要做到这些，对法规细则的解释和适用甚至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事实上，许多国家的法庭资金匮乏，法官缺乏动力，不懂得如何适用法律，不熟悉经济问题，甚至还发生腐败行为。

由法官实施法律的一种替代策略是由监管者执法。法官和监管者的关键区别在于后者较容易有惩罚违规者的激励。由于转轨国家的司法制度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效率低下而且落后，核实特定案件情况和解释法律规则的成本很高，法官也许没有足够的激励去执法。监管者执法则有强大的激励和倾向性，或许可以更有效地保护产权。当利益集团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而且政策制定者独立性强、非常关注公众利益，监管者就能实行审慎监管，这种情况下监管执法就更为强有力。因此，就解决市场失灵而言，政府规制成为低效的司法程序的替代方式。

（五）金融约束

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等人从“金融约束”的角度就政府对银行的市场准入控制等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两个重要目标是提高金融部门的稳定性，建立激励机制以使高质量的金融机构得以发展。限制银行业的竞争，保持银行业的效益性从而维护其“特许权价值”（即营业执照的价值），就可以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这对整个经济具有重要的正外部效应。为了规制银行业的竞争行为，政府需要控制向银行业的进入。太多的进入会妨碍大多数竞争者达到一个有效的规模，从而减弱它们长期投资的能力和意愿，恶化银行的整体质量。

当然，除了限制市场准入之外，金融约束的相关政策是要防止现有银行机构的过度竞争，过度竞争或无效竞争只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导致银行“特许权价值”的降低和银行体系安全性的下降。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金融约束政策是限制资产替代性的政策，即限制居民将银行体系中的存款转化为其他资产。否则，就会导致银行体系资金的减少，效益性的下降。这涉及资本市场的发展问题。

二、金融社会崩溃市场论

该理论认为由于银行业的特殊性，银行在金融市场中所面临的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垄断、公共品、规模经济递增以及外部性等问题不仅仅会导致局部“市场失灵”，而且会导致社会性的“经济崩溃”，金融系统具有强烈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这些因素使它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性，从而通过干扰国家的货币供给机制和信贷形成机制，对实体经济产生强烈的冲击，并且由于金融系统的放大作用，将使这些冲击具有毁灭性的副作用。因此，国家应当对银行业进行全面的管制。

金融市场失灵论和金融社会崩溃市场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强调了金融监管的合理性方面，基本上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来构建的理论，并假定了国家和其他监管主体具有监管的能力，且它们的目标是与社会利益一致的。因此，这两大理论构成了主流经济学家银行监管理论的基础。在瓦尔拉的理想世界中，所有的金融制度都能达到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最佳状态。

三、政府掠夺论

“政治/监管俘获理论”是与公共利益理论相反的另一种监管理论，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公共利益理论的现实性。该理论认为金融监管机构的政治家（监管者）在监管工作中并不是将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而是将其个人的福利最大化。这样，政治家（监管者）经常将银行的资金转移到与政治相关的企业，而不是一般的社会企业；或者实力较大的银行将会“俘获”政治家（监管者），诱导银行监管人员从银行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以社会的最佳利益为出发点进行监管。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实证研究表明，从实际效果上看，对银行进行官方监管的结果是降低了银行配置社会资源的效率，特别地，如果一家政府监管机构的权力过大，甚至会影响到一般社会公众和企业获得信贷资金的能力。也就是说，市场失灵是政府监管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政治/监管俘获理论”却强调了政府失灵的可能性。

为此，经济学家在探索市场失灵（这是政府干预的借口）和政府失灵（这意味着政府监管并不必然能够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同时存在的机制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有人提出，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建立一种科学的机制，既能避免政府监管的“掠夺之手”，同时又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也就是利用政府的“扶持之手”。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权衡理论”。有人提出，在适当的激励机制下，设立一个独立的银行监管机构可能是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方法。该机构不仅独立于政府，而且应独立于银行，既能克服信息不对称，又避免被银行所俘获。

四、特殊利益论和多元利益论

近年来，经济学家提出应进一步强化私人（债权人）对银行的监督权，因为私人（债权人）数量众多，与单一的政府监管机构相比，很难被银行或者政府部门俘获。该理论的政策意义是，银行监管的战略应是通过强化银行的信息披露要求，降低私人（债权人）获得信息、处理信息的成本，提高其监督银行的动机和能力；与此同时，限制政府监管机构的权力，以防止其利用银行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经济学家也观察到，借助私人机构（债权人）对银行进行监督，必须注意设立科学的存款保险制度，如果一国政府建立的存款保险制度过于慷慨，则会大大降低私人（债权人）对银行监督的动机。除此之外，由于现实中广泛存在着“搭便车”现象，利用存款人来监督银行的设想很难达到理论上希望达到的实际效果。

在强调私人监管方面，有人认为可以由银行代表储蓄者从私人保险公司（而不是像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购买存款保险，他们认为私人保险公司比政府的存款保险公司更有动力去精确地衡量银行的风险并据此收保费。当然，私人保险公司的提倡者并不是主张完全摒除公共监管。但反对这一观点的人认为，主张私人存款保险公司的观点忽视了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由于银行危机的外部效应，在宏观经济的冲击下，即使是资本充足的银行也会失去清偿能力。最后，政府不得不出面作为最后贷款人，向银行业注入大量公共资金。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银行的大多数债权人，对银行的经营状况了解确实比较少，特别是广大储户、缺乏银行专业知识的非金融企业，使这些债权人暴露在风险之下，在没有存款保险制度的条件下，更容易出现银行挤提现象。因此，建立或明或暗的存款保险制度是一个相对较好的制度安排。当然，并不排斥其他大额债权人对银行的监督，如次级债券持有人对银行的监督。

对银行监管尽管有上述的争论，但典型的银行监管还是通过公共部门来进行的。公共监管有两大途径：相机监管和非相机监管。相机监管是指当银行的清偿能力降低到某一临界点时，监管机构拥有相机性的权力去控制这家银行。非相机监管是指当监管机构获得银行的控制权后，监管机构可以出售银行或者将银行清算。同时，如果银行的股东愿意增加股本投资，则股东可以重新获得对银行的控制权。一般来说，银行清偿能力越低，股东保留控制权的代价就越高，管理层受到干预的可能性就越大。

总的来说，银行监管理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沿理论之一。经济学家对监管问题的研究日益重视，但到今天也没有形成统一、完整的理论体系。随着人们对监管问题的重视，相信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

第五篇：浅析中庸对于当代大学生发展的影响

浅析中庸对于当代大学生发展的影响

引言：中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它也是中国思想中最具辩证论和价值论的意义层面。其中的主要思想，如“慎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是我们当代大学生需要认真学习和践行的行为准则。

关键字：中庸 慎独 适度 正文：

“中庸”是中国思想中最具有辩证论和价值论的意义层面, 中庸精神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意义。对于中庸的思想，从古至今各朝各代都有不同的阐释。但它在古代政治文化中一直都具有一种超越性，而在当今社会中，也具有使人调整人心，寻找征途的普世价值。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深入学习理解“中庸”之道，作为我们的处事之道。将其精神发扬光大。

究竟什么是中庸，历史上一直有着很大的争论。即便到了今日，也仍有众多的不同看法。但目前大部分都认同其关于自然和社会的注重适度和均衡的解释。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身天性的和谐。其中所说的天道，其实也就是指德性、泛生万物的道德。只有能与天道合一的至德之人，方能合天而膺命。人性与天性的相互和谐，实际上也就是对人提出了内在修为和外在践行的高要求，成为历代君子追求的至诚至仁的人生目标。

所谓中，更多的人把它解释为不偏不倚中度和节。而“中”字在先秦的古籍中有三层解释。一指中间或两者之间；二指适合、适宜；三指人内心的和谐境界。有些人将中庸的中简单的理解为不偏不倚，理解为折中。这是过于简单片面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恰恰是因为其做事肆无忌惮，不懂得适度。这也证明了中庸之“中”，更强调人们做事的准则，应学会适度，执两而用中。

所谓庸，更是众说纷纭。大部分人强调庸即为平常之事，在封建社会中，也指人们应按照传统的封建统治阶级标准，过平常的日子。也可将中庸解释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处事之道。而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庸字应回归古代语境来解释。汉代许慎认为，“庸者，用也。”所谓用，也就是指实践，而中庸也可以顺理成章的解释为将执两而中的适度法则灵活运用的方法。总结起来，中庸也就是指一种顺应自然，正常生活方式的适度生活的方式，努力追求人性与天性的和谐，做到合天而膺命。

然而孔子也在《中庸》一书中提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一方面强调了中庸之道的不易，绝非人人都可达到的行为准则，而是一种君子的最高行事准则，另一方面，也通过爵禄国家等，体现出了孔子对中庸的推崇，彰显其重要的意义。中庸之难，难在平常，难在对内在修为的严格要求。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极难达到的。然而其中的主要思想，却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必须学习的处世之道。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见乎微。故君子慎独也。”这句话出自《中庸》的第一章，品德高尚的人，既是是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也会谨慎，在别人听不到的地方也有所戒备。越是隐蔽的地方越是明显，越是细微的地方越是显著。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是谨慎的。这句话可谓是对人内在修为的最具体的阐释。有的人可以在公众场合下保持端正的仪态，然而在私下却显得有些邋遢；有的人能够在公众场合为人谦卑，然而在人后，却又充满嫉妒。这些，都不符合“慎独”的标准。所谓慎独，说到底就是对自我的严格要求，即便无人在身旁，也要始终遵从自己的行事准则。在飞速发展的中国，这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有些官员，抱着“惟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侥幸心理，贪污腐败，轻则阻碍国家发展，伤及百姓利益，重则毁人性命。这种人，在公众面前满口的仁义道德，被人冠以“君子”，却没有做到慎独，这样的人，终究不是真正的君子，也终究不会达到合人而膺命。他的命运，终将受到泛生万物的道德的裁决。人之所以可以生存，是因为心存畏惧。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就要时时畏惧，事事畏惧。畏惧它是否遵从了道德，畏惧它是否是民之所想，国之所望。人只有做到了慎独，才可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的踏实，走得长远。这种慎独不仅体现在伟大的决策上，更体现在“庸”上，如何慎于生活指琐事，才是我们真正该思考和践行的问题。

“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与民。其斯以为舜乎。”舜是有大智慧的人，他喜欢像他人问问题，并善于分析他们的话语里面的含义，隐藏起他人的缺点，而宣扬他们的优点。激进和消极的想法都会听取，而最后用最适度的方法来治理引导百姓，这也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地方吧。如今的大学，已经是90后的天下，独生子女成为社会的主流。独生子女成长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容易以自我为中心的缺陷，很多人对于他人的批评没有办法虚心接受。而“执其两端”首要问题就是学会去接受来自不同方向和阶层的意见。我们所谓的自己的见解或者美其名曰的思想，其实都是我们自身从各个方面听取收获的信息整合而成的新观点，也就是说，想要拥有一个“中庸”的思想，首先我们的信息获取渠道就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就应该是不偏不倚的。如何学会“用其中与民”，其实也别无他法，听得多了，一切自然水到渠成。而至于“隐恶而扬善”，则是提出了对人们人际交往的要求。很多人能够做到不扬恶不隐善已实属不易，又如何能要求他们做到隐恶扬善呢？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会面临这样的困惑，而中庸则给了我们一个较为满意的答案，我们的做人准则不应该是打败某个人，而是最终达到人性与天性的合一，做到合天而膺命。因此，我们身边的任何人，都应该成为帮助我们不断靠近这个目标的帮手而非对手，扬其善是为了鞭策自己的进步，而隐其恶则是对他人的起码的尊重，同时也是在警示自己，切勿犯他人之错。也唯有如此，才能不断进步。

“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如果一个人做到了忠恕，那么他离道也就不远了，忠恕，就是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也不要强加给他人。总结起来就是人们常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也不要转嫁给他人来承受。听起来这似乎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了，可是现实中，又有多少人会真真切切的践行呢？当我们把自身作为一切的中心，可曾关心过他人的感受？当我们不断寻求私利，又可曾想到，是否妨碍了他人的生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对和谐社会的最朴实的注解。如何做到勿施于人，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学会换位思考。换位思考不仅仅是站在对方的利益上考虑，更多的是一种双赢。如果能了解他人之所需，他人之所想，自然会在满足他人的情况下也满足了自己的需求。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处在上位，不欺凌下面的人，处于下位而不攀援上面的人。端正自己而不是去苛求别人，这样就不会有什么抱怨了。上不抱怨天，下不抱怨人。身处社会之中，总会有上下级之分，也免不了与上上下下打交道。对于上级的尊重是必须的，但万不可阿谀奉承；对于下级的要求引导也是必须的，但万不可盛气凌人。级别有高低，能力有大小，但人的尊严却是不分高低贵贱的，切不可因过分看重所谓地位和权力而迷失了自我，失去了生活之常态。这也就违背了，适度和坚持平常的处世准则。

综上所述，于学生个人层面，传统文化在知识体系结构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当代大学生，即使是理工科学生，也没有任何理由忽视传统文化。中庸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在大学期间需要掌握和不断实践的一门人生艺术。而从社会文化层面上讲，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思想史上的一块瑰宝，也不能任其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就让我们从追溯千年的传承中获得知识，体验价值，追寻信仰。也让我们拾起那一份谦逊温润的君子遗风，顺境中居安思危，谦逊待人；逆境中依然从容，浩然一身正气。参考文献：

[1]时胜勋《大学、中庸的思想价值及其限度》文章编号：1004-3926(2008)01-0229-07 [2]胡治洪《中庸新诠》文章编号：1001-022X(2007)04-0005-08 [3]王岳川《中庸的超越性思想和普世性价值》文章编号：0257-0246(2009)05-013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