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论文

第一篇：嘉靖皇帝论文

帝王心術——嘉靖皇帝

嘉靖是明代不可不讀的傳奇皇帝。歷代皇帝在位的年頭，康熙最長，六十壹年;乾隆次之，六十年;第三漢武帝，五十四年;第四明萬歷，四十八年;嘉靖排在第五名，四十五年.嘉靖是最懂得怎樣做皇帝的人，正因為精通帝王之術，所以嘉靖皇帝不像高祖朱元璋那樣日夜操勞，也不像玄孫朱由校那樣大權旁落。對於嘉靖而言，盡職而不累（輕松自如），盡興而不廢（大權在握）。

明世宗是壹個頗具爭議的皇帝，有人說他英明神武堪比太祖朱元璋，也有人說他昏庸無能，癡迷於煉丹。但是，不能否認，明世宗在他最初登基的幾年確實是有所作為的，即便是後期常年癡於修道，曾28年未上朝。但他也並沒有完全不理會朝政。如果說他是昏君的話，那麽他比他的孫子朱翊鈞（明神宗）好多了。萬歷皇帝的所作所為大家都知道，不用多說了。世宗打擊舊朝臣和皇族、勛戚勢力，總攬內外大政，皇權高度集中。他還重視內閣作用，註意裁抑宦官權力。但與此同時，他日漸腐朽，不僅濫用民力大事營建，而且迷信方士，尊尚道教，厭惡佛教。二十壹年更移居西苑(今北京北海、中南海)，壹心修玄，日求長生，不問朝政，首輔嚴嵩專國20年，吞沒軍餉，吏治敗壞，邊事廢弛，倭寇頻繁侵擾東南沿海地區，造成極大破壞。在長城以北，蒙古韃靼部首領俺答汗不斷寇邊，二十九年甚至兵臨北京城下，大肆掠奪。在嘉靖年間，南倭北虜始終是明王朝的莫大禍患。在用人上，世宗“ 忽智忽愚”、“忽功忽罪”，態度變化很大，對於權力把握很強，對於文官集團控制也很強。功臣、直臣多遭殺害、貶黜。戶部主事海瑞上《治安疏》，世宗怒不可遏，下瑞詔獄。不過在內臣和大臣的勸說下，沒有處理海瑞。晚年嘉靖帝疏遠嚴嵩，起用徐階為內閣首輔，國家才再次走上了正軌。嘉靖是個極其聰明並且自信的皇帝，而且有些自大狂妄，但卻十分小氣，又喜歡亂花錢，也很要面子。能與之打交道的，也只有徐階、嚴嵩這類的官場老手。

史書評價贊曰：世宗禦極之初，力除壹切弊政，天下翕然稱治。顧叠議大禮，輿論沸騰，幸臣假托，尋興大獄。夫天性至情，君親大義，追尊立廟，禮亦宜之；然升祔太廟，而躋於武宗之上，不已過乎！若其時紛紜多故，將疲於邊，賊訌於內，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經，營建繁興，府藏告匱，百余年富庶治平之業，因以漸替。雖剪剔權奸，威柄在禦，要亦中材之主也矣。[ 總而言之，明世宗不是壹個像商紂壹樣的昏君。相反，卻由他的種種事跡看出他是壹個擅長帝王心術的人。

嘉靖（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明朝第十壹位皇帝，明憲宗庶孫，明孝宗之侄，明武宗堂弟，興獻王朱佑杬次子。由於武宗死後無嗣，因此張皇太後（明武宗的母親）和內閣首輔楊廷和決定，由近支的皇室、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繼承皇位。1521年（嘉靖元年）--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在位，年號嘉靖。

嘉靖是個相當神道的人，從他即位那壹刻出現在大臣們的面前起，壹輩子都令大臣們誠惶誠恐、攪盡腦汁還應付不了。他即位時年方十五，還應算個小皇帝，無論是在他之前還是在他之後，這個年齡的皇帝或是不能親政，或是名義上親政實際上還是個提線木偶。但嘉靖就不同了。有事為證：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四月二十二日赴京即位的朱厚熜到達北京城外，應從哪個門進城呢？因為朱厚熜之所以能即位，乃緣於病逝的武宗沒有子嗣，這才從武宗之父孝宗兄弟這壹支上的興獻王朱右杬那兒，選中了其子朱厚熜承繼大統；所以，本來禮部擬定的禮儀，是按照皇太子的即位之禮，由東華門入，宿文華殿。但是，妳猜年方十五的朱厚熜怎麽說？只見朱厚熜不緊不慢、面帶威儀地說：遺詔是讓我來做皇帝的，不是皇子。結果，在朱厚熜的堅持下，禮儀改為由大明門入，朝見太後、武宗皇後，禦奉天殿，即皇帝位。而在此事上體現出的心計，在朱厚熜來說，不過是初露端倪，在本文以後的敘述當中，還將在數處提及，暫且不再此處贅述。嘉靖第二神，是對大臣具有超強的掌控能力，或是利用臣工中的派系，拉壹派打壹派；或是利用軟硬兩手，時拉時打，比如對於張璁，嘉靖就曾將其三次逐出京城，又三次召還續用；或是動用彈壓的手段，將反對派堅決鎮壓下去。因此，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十四日龍馭賓天，嘉靖始終牢牢地控制著局面，首輔也好，尚書也罷，皆對其俯首貼耳，惟命是從。

權利之爭：“大禮議”之爭。

明世宗嘉靖15歲時，以藩王身份繼皇帝位，登基後不顧禮制，為了追封自己的生父興獻王為皇帝不惜與群臣反目。嘉靖的父親興獻王最終被被追封為睿宗。史稱：“大禮議之爭”。

大禮議之爭實際是明代中後期爭奪首輔權利的鬥爭。首輔楊廷和等認為，繼統同時要繼嗣應尊孝宗為皇考，生父只能為皇叔考。中下級官員桂萼等人為了個人仕途迎合世宗心意，上書論“繼統”不同於“繼嗣”，應尊興獻王為帝。雙方爭論激烈，嘉靖三年四月，追尊世宗父母。朝臣二百余人跪於左順門前力爭，激怒世宗，下獄者壹百三十四人，廷杖而死者十六人。結果楊廷和罷官，中下級官員取勝。從此再也沒有官員敢非議皇帝的意見，皇帝依然年輕，但是他的無上權威已經沒人再敢質疑。從毫無根基的藩王到雷霆萬鈞的帝王，朱厚熜轉變得非常出色。

大禮議之爭事件前後延續了十余年，對明朝政治產生了深刻影響。首輔專權和內閣紛爭，使朝廷政治相當混亂。不僅使嘉靖、萬歷時期的政治應有的連續性中斷，造成了王朝士大夫之間黨同伐異之風，使君臣關系畸變惡化。同時 “大禮儀事件”，對嘉靖皇帝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在這次事件中，幾乎所有的朝廷官員都站在了嘉靖皇帝的對立面，對他的打擊很大，令他明白到另外壹個道理，那就是：即使是皇帝，也不是想幹什麽就能幹什麽的。也成為嘉靖不上朝的開端。

君王不早朝：於幕後把握朝政

朱厚熜之所以自嘉靖十八年（1539）就基本不上朝了，其核心原因是內心中對大臣們有種極端的蔑視和敵視。

史書上都會說嘉靖帝幾十年不上朝，寵信“青詞宰相”嚴嵩，奸人當道，國事日非。二十幾年不上朝是真，但不上朝並不就是不管事。嘉靖朝的外患嚴重，北方蒙古侵擾連綿，甚至在嘉靖二十九年包圍了北京，朝野震動。而東南沿海又有倭寇肆虐，南北夾擊之下，朝廷壹片忙亂。嘉靖帝憂而不懼，分別揀選重臣應對南北的侵擾，對地方大員既付以大權又責以重任。官員把事情辦好了便升官加賞，毫不吝惜，若是稍有差池，更是毫不手軟，直接逮回北京下獄論死。從結果上來看，在嘉靖末期，南北方的紛擾基本停息。嚴嵩雖然當權二十幾年，但只要嘉靖帝出手，壹道飭令就讓嚴嵩丟官回家，連親生兒子都保不住，其實嗎，嘉靖喜歡嚴嵩主要在兩個方面，壹是嚴嵩善於拍皇帝的馬屁，把他的才華用來寫“青詞賀表”，真實地博得了皇帝的歡心；二是嚴嵩也確有行政才幹，嘉靖皇帝認為用嚴嵩做內閣首輔來控制中央政府的運轉是壹個合適的人選，所以兩個人的配合非常地默契。其他的督撫尚書人等，嘉靖帝更是將他們玩弄於股掌之間。

嘉靖帝最受人詬病的，自然在於他對道教修玄的迷戀。這種近乎癲狂的喜好，和他的父親有著直接關系。而他父親興獻王對道教的信奉，又直接來自於其長期在先王宮廷中生活的耳儒目染，受其父憲宗的影響所致。

在嘉靖帝即位初期，他就已經開始在宮中舉行齋醮以祈福消災了，到了嘉靖二年，各處宮殿都建起了齋醮，簡直就將皇宮變成了壹個大道場。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最著者則有所謂的“青詞宰相”。“青詞”是道教徒們在舉行齋醮時奉獻給天神的奏章祝文，嘉靖帝最初齋醮用的青詞是由道士們撰寫的，道士們的文化水平有限，嘉靖帝不是很滿意。壹些諂媚的小臣看準時機，利用較高的文化素養主動為皇帝撰寫玄文，皇帝大為高興，由此飛黃騰達者不在少數。嚴嵩就是因此受寵乃至擅權二十余年，其他內閣首輔如夏言、徐階等，都精心撰寫青詞，青詞甚至成為閣臣們勾心鬥角的工具。盡管如此，嘉靖帝卻始終牢牢地控制著朝政。

君王不早朝，卻將無數官員玩弄股掌之間。

1566年，六十歲的嘉靖帝在壹次道場祈福中遭遇冷雨，隨即病倒，三個月後駕崩於乾清宮，葬於十三陵中的永陵，廟號世宗。這位壹生運用帝王心術的皇帝的故事，也終於結束。

1． 任之 ．《新編中華歷史五千年—明朝》 ．青海 ：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 ：第647頁 ．

2.清•張廷玉《明史》本紀第十八世宗二 3《萬歷起居註》 4 黃光升《昭代典則》 5．李東《見聞雜記》卷11 6．《明通鑒》卷54《嘉靖八年十月已巳》

第二篇：百家讲坛嘉靖往事观后感

百家讲坛嘉往事观后感

8月30日中午12:40分，江西电大副校长、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方志远教授亮相中央电视台10频道《百家讲坛》节目。观看了方教授的演讲，我对嘉靖皇帝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在明朝众多的皇帝中，嘉靖皇帝是最独特的一个。他有天上掉馅饼的好运气，更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权力手段。他一生与大臣斗智斗勇，赢得了尊严，却输掉了民心。也正因为嘉靖皇帝的个性，开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嘉靖时代，让海瑞、戚继光、严嵩等明朝著名的人物有了各自的舞台。这里，有君与臣的博奕，忠与奸的对峙，更有公道自在人心的明辨是非。

嘉靖往事应该从哪里说起，也许，嘉靖皇帝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皇位，就是打开嘉靖一朝往事的钥匙。有人说，嘉靖一朝很平淡。但这一朝在中国历史上却绝不平庸，它是一个经济日益繁荣、思想日益自由、文化日益昌盛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明朝最著名的奸臣严嵩，最著名清官海瑞，最善战的将领戚继光，都生活在这个朝代。方教授在文死谏一集中说到杨最杨爵等的死谏忠臣。确实是这些忠臣才支撑起了嘉靖时期的大明王朝，正如鲁迅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的中国的脊梁。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说，明朝本应该是封建社会和制度由盛转衰的朝代。为何在嘉靖年间会出现经济繁荣发展，甚至是由经济影响到思想乃至文化的时代。归根结底还是那时经济制度的部分转变，在江南部分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生存关系的产生。所以才会出现李贽一类的，早起民主启蒙思想。

嘉靖皇帝虽然正值青年登基，羽翼尚未丰满，但是在即位之时不动声色的，将自己的皇帝地位巩固的名正言顺。嘉靖利用宦权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力量，同时又用士大夫的力量来制约宦权的力量。当自己真正处于权力的中心时，在逐一排除，形成属于自己的实力。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就这样不动声色的掌握了政权。

然而嘉靖皇帝却在中年的时候，犯糊涂。也许是先天环境的影响。荆楚之地本就是道教的源头，嘉靖的父母也尊信道教，耳濡目染对嘉靖的影响不言而喻。嘉靖个性很强，认定的事大多难以改易，他不仅本人信道，当上皇帝以后，还要全体臣僚都要尊道，尊道者升官发财。如此荒谬之道，令人叹为观止。明朝嘉靖皇帝一生笃信道教，中年后更是达到痴迷的程度，不问国事，一心修道。为此他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来修建祭坛、供养道人。皇帝有需要，自有心怀鬼胎的人投怀送抱，一位名叫段朝用的术士出现，他谎称自己有化水为银的“黄白术”，能为皇帝提供赞助，嘉靖皇帝喜之不胜，段朝用由此获得宠信。但数年过去，银子却不曾见，最终谎言被戳穿。那么，当骗局败露后，一向孤傲清高的嘉靖皇帝会怎样惩罚他们的欺君之罪呢？而这一切又将给大明王朝带来怎样的影响呢？这种影响可能会给大明朝的国力带来相应的影响。真可谓是要算就算政治账。数十年后，得到了印证。

在嘉靖掌权的时候，有过奸臣，也有过忠臣。有过虚妄荒诞的炼丹术，也有过震惊海外的戚继光抗倭。众说纷纭，实乃都是历史人物，然在观看的方志远教授详细透彻的演讲后，我深刻的体会到作为现代人应该反思前人，以史为鉴，方是正道。

09公管教研社黄晨

第三篇：明朝嘉靖年间及万历初年的政治

明朝嘉靖年间及万历初年的政治 大礼议的**

武宗死后无子，皇太后张氏（孝宗后）命太监张永、谷大用与内阁大臣商议后，以宪宗之孙、孝宗亲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继位。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在奉天殿登上皇帝的宝座，是为明世宗，诏改翌年为嘉靖元年（1522）。朱厚熜以藩王入继大统，史称其“多谋”而“刚愎”。确实，年仅十五岁的明世宗，绝非是不谙世事、任人摆布的少年天子，从踏入京城之日起，他便显示出君临天下的威势。四月二十二日，当明世宗来到京城外的行殿时，在即位礼仪上便与内廷和内阁发生了争执。礼部官员具议请世宗依皇太子即位礼，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世宗则认为自己是来继承皇位的，应从大明门入宫在奉天殿即位，拒绝行皇太子即位礼。内阁首辅杨廷和“固请如礼部所具状，帝不许”②。最后，内廷与内阁只得让步。第一次较量，世宗便以皇帝的权威压倒了内廷与内阁。

内阁首辅杨廷和在武宗去世至世宗即位的三十七天内总揽了朝政。在这段时间内，杨廷和做了几件为世人所称道的事：（1）颁布武宗遗诏，罢威武营团练诸军，革皇店，遣还豹房番僧、少林僧、教坊乐人等，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止京师不急工务等。（2）收捕江彬。武宗死后，平虏伯江彬拥重兵在肘腋间，他自知“天下恶之”，在反与不反之间正自犹豫。杨廷和适时提醒皇太后发布懿旨，谋划捕捉江彬，为天下除去一大祸患。（3）草拟世宗登极诏书。登极诏书长达八千多言，对时事多有兴革，如诏复武宗朝因忠直敢谏而去任降调的官员，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十四万多人，减漕粮一百五十三万余石，斥去恩幸得官者，查禁各地镇守官科敛财物等。登极诏书的颁布，不仅使“中外称新天子圣人，且颂廷和功”①。无疑，杨廷和所做的这几件事都是顺应民心、有利于巩固明皇朝统治的，因此，杨廷和在朝廷内外获得了极大的声望。声望加上权位资历，使杨廷和在朝中的势力陡增，亦使他能藉此与羽翼未丰的少年天子世宗相抗衡。

世宗与杨廷和的矛盾在即位礼仪上已显现出来，以后在议定世宗生父兴献王主祀称号的问题上进一步激化。

世宗即位五天后，令礼官集议兴献王主祀称号。礼部尚书毛澄请示杨廷和以后，会同公卿台谏六十余名官员上疏：以世宗为入继之君，应效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以孝宗为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世宗阅疏，恼火地说：“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议。”②毛澄等仍坚持前议，杨廷和也亲自上言要皇帝服从礼部之议。明世宗坚决不从。此时，观政进士张璁上《大礼疏》，提出与杨廷和不同的“继统不继嗣”的论说，明世宗得到支持很高兴，即将杨廷和召来，宣布要“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杨廷和也不肯让步，“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①，并公开声称：在这个问题上，“异议者即奸谀当诛”②。到了十月间，杨廷和见势不得已，乃草敕下礼部，称奉慈圣皇太后懿旨，“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③。明世宗暂时接受了这个妥协的结果。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① 《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嘉靖二年（1523）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提出应“循名考实，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④。这项提议当然是符合皇帝心意的，但此时的明世宗还是有所顾忌地说：“此关系天理纲常，仍令文武群臣集议可否？”⑤群官议论的结果，有二百五十余名官员不同意改称名号，认为“必以孝宗为考，而后大宗为不绝”⑥。只有少数几个人附和桂萼的提议。三年春正月，屡与世宗意见不合的杨廷和再次提出辞官，世宗终于不再表示挽留，并斥责他“因辞归咎，非大臣道”⑦。与此同时，世宗下令调张璁、桂萼等赴京集议。二百多名朝官仍坚持原议，不肯退让。明世宗非常恼怒，曾当面指斥内阁大学士毛纪说：“此礼当速改，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⑦毛纪等听后惶惧而退。

明世宗将二百多名朝官的反对看作是无君的举动，而迂腐守。至武宗时，镇守太监的权力大肆扩张，与巡抚、都御史相侔，有权干预刑名政事了。镇守太监，多有贪污纳贿、克扣兵饷、延误军机、交结内宦等不法行状。张璁任首辅期间，裁撤镇守中官二十七人，又革去锦衣卫官五百人，并以京师亲军改属兵部。以后，又陆续裁革了浙江、两广、湖广、福建的镇守太监及一些地区的分守太监。这些大刀阔斧的裁革，极大地打击了宦官势力。史称：世宗“尽撤天下镇守内臣及典京营仓场者，终四十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①。

新政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清查勋戚强占的庄田，归田于民。自宪宗成化以来，诸王勋戚依仗权势侵占民田之事，屡见史载。即使政治较为清明的弘治时期，孝宗张皇后的父兄也一再强占河间民田千余顷，甚至连宫廷内宦也强占了大量民田。勋戚豪族的大肆兼并田地，势必导致国家所掌握的额田大量减少和赋税的相应减少。嘉靖时，天下额田已减少一大半，国家的税收财政已无以为继。

① 《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⑤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⑥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⑦ 《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① 《明史》卷三○四。

嘉靖八年（1529），世宗敕谕户部清查庄田，对强占民田者，俱还原主。嘉靖十年，世宗听取了户部的建议，下令查革王府以山场湖陂荒地为名强占的民田。此后，又进一步下令，只准许王府留用封国之初所请庄田，此外，不得议留。这些清查庄田、还田于民的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抑制土地兼并的趋势，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已很紧张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嘉靖时期，在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嘉靖九年（1530），桂萼在入参机务期间，曾上疏建策清查新增田地及编审徭役。世宗批准施行。这次改革，因次年桂萼因病乞休归里而未能进一步展开。而桂萼所开创的将税粮与徭役各审定交银若干，统一征收，以求均平的“一条编法”的改革效果是显著的，为后世的赋役制度改革提供了借鉴。

明世宗对外戚世袭封爵的制度作了变革，并成为永制。嘉靖八年（1529），吏部方献夫奏称：洪熙以来，始封外戚，其后一门数贵，传袭不已。建议自现在始，已封爵的令终其身，不得再承袭。今后皇亲驸马，亦不得夤缘请封。这项制度经世宗裁定后成为永制，即便是世宗之母蒋太后及陈皇后家亦不准承袭世爵。

明世宗所采取的这些改革新政，在抑制宦官和外戚勋贵势力的发展上颇有成效，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清查庄田，还田于民，对赋役制度的改革，都旨在抑制土地兼并的发展，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均平人民的负担，是利国利民的措施，然而，这些改革仅是在局部范围内，且“数行数止”①，未能全面而持久地展开，因而它的成效也很有限。及至世宗中年“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司农百计生财，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②。财政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世宗崇道与严嵩揽权明世宗即位之初，曾一度下令拆毁京师诸淫祠，并没收了在正德年间赏赉无算的大能仁寺僧齐瑞竹的资财，毁损了玄明宫的佛像。然而，自嘉靖二年始，世宗在太监崔文等人的诱导下，开始崇信道教方术，在宫中到处建醮，日事斋醮。世宗崇道修玄，愈到后期愈益崇信，几乎到了执迷不悟的程度。嘉靖三年（1524），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被征入京。他在宫中祷雪应验，世宗因之宠信不疑，封其为“致一真人”，在京城西建真人府，并遣缇骑四十人供洒扫，赐田三十顷，免其赋役。嘉靖十五年，加授其为礼部尚书。2 十八年，邵元节死，恤典同伯爵例。邵元节死后，方士陶仲文得到世宗宠信。世宗先封其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后世宗得病，既而痊愈，世宗认为这是陶仲文祈祷之功，故授其为少保、礼部尚书，后又加授太傅，食一品俸。

①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②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数年之内，陶仲文官至三孤，可见道人术士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然而，与之截然不同的是谏官的命运。嘉靖十八年九月，明世宗竟欲令太子监国，以便自己去静修炼道。太仆卿杨最上疏反对，“帝览之大怒，逮系镇抚司考讯，久之死狱中”①。二十年正月，御史杨爵上疏请禁除邪佞之术，“帝大怒，命镇抚司长系之”②。自此以后，延臣再也不敢谏阻，神仙祷祀之风愈演愈烈。

世宗中年以后，“专事焚修，词臣率供奉青词，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阁”③。当时阁臣袁炜、严讷、李春芳、郭朴俱以善撰青词而入阁，时人讥之为“青词宰相”④。其实，“青词宰相”远不止这几位，他如顾鼎臣、夏言、严嵩、徐阶也都以善撰青词而得到世宗的青睐。

嘉靖二十一年（1542），皇宫内发生了一起宫婢造反之事，明世宗差点被勒死。此后，世宗便“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独仲文得时见”。

世宗对道士方术长期宠信不衰，但对内阁首辅却时时防范，权势稍盛，便加抑制。嘉靖朝的内阁首辅，就如走马灯似地不断更换，即使宠信如张璁、夏言，也“罢相者屡矣”。阁臣方献夫“见帝恩威不测，居职二岁，三疏引疾”①。嘉靖朝任首辅时间最长的是严嵩，这与严嵩“一意媚上”，善于见风使舵，善于揣摩世宗的心理有很大关系。严嵩也是两度为首辅。第一次是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当时严嵩勾结给事中王交、王尧弹劾首辅翟銮，翟銮被削职为民，而严嵩得以继任首辅。但严嵩任首辅后，“事取独断，不相关白”，“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同入阁，皆不预票拟事，政事一归嵩”②。严嵩任首辅仅一年，“帝微觉嵩横”③，于是又复用夏言。夏言复任首辅，盛气陵嵩，颇斥逐其党，嵩不能救。严嵩暗中勾结被夏言处罚的官吏，并收买宫中太监，而夏言则视太监为奴仆。如此，夏言在世宗面前屡屡失意，而严嵩则能及时得到情报，了解世宗的喜怒心态，讨得世宗的欢心。嘉靖二十七年（1548），夏言在计划收复河套一事上违忤了世宗旨意，严嵩终于抓住机会，设计诬陷夏言，夏言被杀。严嵩第二次任首辅长达十四年之久。这十四年中，住在西苑的明世宗，“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④。明世宗为防止大权旁落，也偶尔“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离其势”，但严嵩往往能揣摩世宗心理，“移帝喜怒”而不失⑤。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

③ 《明史》卷一九三《顾鼎臣传》。

④ 《明史》卷一九三《袁炜传》。

① 《明史》卷一九六《方献夫传》。

② 《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③ 《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④ 《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严嵩柄政时间久了，植党营私，排斥异己，对弹劾自己的官员必欲置之死地，制造了不少冤狱；而其贪污纳贿、卖官鬻爵、广市良田等危害朝政的恶行，更令天下人“罔不怨恨”。嘉靖四十一年（1562），方士蓝道行“以扶鸾术得幸”，世宗向他问道：“今天下何以不治？”蓝道仙“假乩仙言嵩奸罪”①。御史邹应龙在阁臣徐阶的支持下，上疏极论严嵩父子不法之事。对严嵩久握权柄、遍植党羽早已心怀不满的世宗，遂藉此令严嵩致仕。严嵩致仕后，世宗还一度“追念其赞玄功”，要徐阶等效法严嵩，助其崇道“同辅立修”②。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明世宗病死，其子朱载堉继位，是为明穆宗，改翌年为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在位六年，醉心于玩乐挥霍，使嘉靖以来“帑藏匮竭”的财政危机进一步恶化，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明皇朝的社会政治经济已到了不改革则无以为继的地步。

张居正改革

穆宗于隆庆六年（1572）五月去世，其子朱翊钧即位，是为明神宗，诏改翌年为万历元年（1573）。

登上皇位的明神宗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政务由穆宗陈皇后及神宗生母李贵妃主持。穆宗去世后，阁臣张居正与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相结纳，冯保素与首辅高拱有郄，在太后面前诉说高拱擅权不可容，于是太后下旨，将高拱逐出朝堂，由张居正接任首辅。陈皇后与李贵妃“内任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③。

张居正是明皇朝最有权势的首辅，当时阁臣吕调阳、张四维皆“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李贵妃在训责神宗时，则往往说：“使张先生闻，奈何！”神宗听了很害怕。当张居正父丧归乡时，朝廷大事专门派人“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①。张居正还朝，一路上，守臣率长跪，抚按大吏越界迎送，身为前驱。道经襄阳、南阳，藩王襄王、唐王俱抵郊外迎候，设宴款待。史称：“帝虚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②张居正在万历初柄政的十年中，可以说是权侔帝王了。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权势，张居正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对明皇朝的旧政积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

⑤ 《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① 《明史》卷三○七《蓝道行传》。

② 《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③ 《明史》卷三○五《冯保传》。

①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②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1.整顿吏治。为了改变“贪官为害”、“驱民为盗”、吏治腐败的局面，改变因循敷衍、没有实效的官场恶习，张居正创立了“考成法”，用以考核官吏的政绩。“考成法”规定评判官吏政绩好坏的标准以“安静宜民者”为上，“沿袭旧套虚心矫饰者”列下考。其方法是逐级考核，抚按以上述标准考核属吏，吏部以之考核抚按一级，朝廷以之考核吏部。如抚按不能悉心甄别、如实考核，则抚按为不称职，吏部应秉公汰黜之；如吏部未能精心核实处理，则吏部为不称职，朝廷宜秉公处置。逐级考核之外，还有随事考成的制度，即规定六部都察院及各衙门之间来往公文、传达处理均根据“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③。如有延误者，各级官吏都有责举报。如此月考、岁考，建立了严密的考核制度，使得“纪纲法度莫不修明”④。张居正据考成法裁革了一大批庸懒无能的官吏，奖励提拔了廉能有才干的官吏。考成法的实施也在组织制度上保证了其他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行。

2.经济方面的改革。（1）清理逋欠田赋。为了增加田赋收入，缓解财政危机，张居正不得不接二连三地下令清理积欠的租赋。万历元年，诏令“自隆庆改元以前逋租，悉赐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征七”①，第二年又规定，拖欠七分之中，每年带征三分。次年又规定“输不及额者，按抚听纠，郡县听调”②。张居正将之列为官吏考成的一项内容，令“朝下而夕奉行”，迅速扭转了明皇朝财政窘迫的困境。至万历四年，“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③，“太仆寺亦积金四百余万”④。（2）清丈田地。为了解决长期遗留的“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⑤的社会矛盾，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下令在全国清丈田地，并严令强宗豪民不得挠法，否则严惩不贷。万历九年丈量完竣，计田地的总额比弘治时期多三百万顷。这个数字中虽有个别官吏为邀功而改用小弓丈量以求田多的情况，但清查出 4 来的田地大部分是强宗豪民的田地则是毫无疑问的。史称清丈以后“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报”⑥。（3）赋役制度的改革。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嘉靖年间，在张璁的主持下，曾在一些地区推行过，但“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⑦。

③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④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①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② 《明史》卷二二九《傅应祯传》。

③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⑤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⑥ 《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万历九年，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改革。一条鞭法的内容为：将赋役以及土贡方物等杂征皆合并为一项，一律征银，按人丁和田亩分摊；赋役额数以州县为单位，原有赋役额不准减少；赋役额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一条鞭法统一了赋役，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减少了中间环节，便于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漏税和官吏贪污的弊病，减轻了贫穷小民的负担，保证了朝廷的田赋收入。史称：“赖行一条鞭法，无他科扰，民力不大绌”①。

3.整饬边防。鉴于明中期以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守备单弱” 的状况，张居正竭力整饬边防，擢用了一批有才干的将领守御边疆。如用名将李成梁镇辽，小王子部众十余万数次入寇辽左，均被李成梁力战击败。戚继光镇蓟门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晏然。而在他之前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②。史称，由于张居正知人善任，努力整饬边防，故使这一时期“边境晏然”。

此外，张居正在整理驿递、裁汰冗官、整理学校方面多所改革。

张居正是一个务实的改革家，他的许多改革政策都是针对明皇朝历代积弊而制定的，他的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由于吏治有了很大改变，号令一下，“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③；财政亏空变得绰有剩余；从“边事久废”基本达到“边境晏然”。然而在张居正去世后，由于改革触及了一些权贵的利益，遭致他们的怨恨和非议，也由于其生前“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④。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张居正去世后九个月，明神宗下诏追夸张居正的官秩，并抄了他的家。张居正的改革成果也大多付之东流。直到崇祯年间，后人又重新给了张居正及其改革以公正的评价：“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①

⑦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①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②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③ 《明史》卷一三《张居正传》。

④ 《明史》卷一三《张居正传》。

第四篇：高中历史教学论文清朝皇帝史迹歌

清朝皇帝史迹歌

清朝自1636年建立，至1912年灭亡，共276年。其间，有封建统治盛极而衰的奏鸣曲，也有多民族统一国家巩固加强的大合唱，有西方列强的巧取豪夺、瓜分豆剖，也有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学习抗争、不屈探索，既有民族国家的沉沦屈辱，也有近代化历程的艰难曲折。为形象、全面的概括清朝历史，总结兴亡得失，我写了《清朝皇帝史迹歌》，并作简要阐述，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努尔哈赤创八旗，统一女真建后金。

皇太极，改号清，顺治迁都北京城。

康雍乾，祖孙三，退外寇，平内乱，行改革，统台湾，百年盛世美名传。

文字狱，逞凶残，海关闭，交流难，一家一户自给足，资本萌芽发展慢。

歌舞升平天朝国，纸醉金迷危机见。

嘉庆朝，闹白莲，大清国，势急转。

鸦片战，和约签，封建一统道光完。

拜上帝，洪秀全；鸦片战，火重燃，内忧外患咸丰，洋务运动风行，中外权利冲突，同治中兴岂能？

法日寻衅开战，瓜分豆剖逞凶，戊戌变法光绪，团民联军进京。

慈禧新政无果，辛亥革命有功，宣统退，民国兴，民主共和树新风。

第五篇：皇帝一词

“皇帝”一词的来历

中国古代最早所称的“皇帝”是对“三皇五帝”的统称。三皇指天皇、地皇和人皇，是传说中的三个古代帝王；“帝”原来指宇宙万物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天帝，后来许多国家混战，各自称帝，出现西帝、东帝、中帝、北帝等，使天上的“帝”来到人间，成为超越“王”的人间尊号。（也有说是部落时期的黄帝、炎帝、蚩尤等）。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自认为是“德兼三皇，功高五帝”，将“皇”、“帝”两个人间最高的称呼结合起来，为自己的帝号，从此天子称为皇帝。

黄色与皇帝

古代崇尚黄色，黄色常常被看作君权的象征。这首先起源于古代农业民族的“敬土”思想。按中国的阴阳学说，黄色在五行中为土，这种土是在宇宙中央的“中央土”，放在五行当中，“土为尊”。此后这种思想又与儒家大一统思想揉合在一起，认为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王朝就是这样一个处于“中央土”的帝国，而有别于周边的“四夷”，这样“黄色”通过土就与“正统”、“尊崇”联系起来，为君主的统治提供了“合理性”的论证。再加上古代又有“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的说法，意思是说：龙在打仗的时候，流的血是黄色的，而君主又以龙为象征，黄色与君主就发生了更为直接的联系。这样，黄色就象征着君权神授，神圣不可侵犯。周代以黄钺为天子权力象征，隋代以后皇帝要穿黄龙袍，黄色成为君主独占的颜色。皇帝的别称

在封建社会时代，“皇帝”虽是一个无比尊贵的称号，但臣下在皇帝面前，却不能直呼“皇帝”二字，称呼皇上常常只用皇帝的别称。

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时称皇帝为“国家”，这是由于古代称诸侯为“国”，称大夫为“家”，人们便以“国家”作为国的通称，皇帝是国的化身，因而称皇帝为“国家”，晋代（公元265年～公元420年）仍然沿袭这种称呼。

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称皇帝为“圣人”，在皇宫里面称皇帝为“宅家”，因为皇权至高无上，“以天下为宅，四海为家”，故称“宅家”。

宋代（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曾以庙、祖称皇帝，如称宋神宗为“神祖”，称宋仁宗为“仁庙”。还有称“官家”、“官里”的，是取“五帝宫天下，三王家天下”的意思。此外，皇帝的别称还有天子、陛下、皇上、上、飞龙、乘舆、车驾、驾、万岁、万岁爷、至尊、人主、圣、家家（北朝）、郎主（辽、金）等，也有以年号作为皇帝别称的。

皇帝与“九”

在中国古代，九为阳数的极数，即单数最大的数，于是多用九这一数字来附会帝王，与帝王有关的事物也多与九有关。帝王之位称“九五”。帝王称“九五之尊’”。与九有关的还有：

青铜器有“九鼎”，皇帝周围要设“九卿”。

朝廷命宫设“九品中正”，京师置九门。

紫禁城的房屋九千九百九十间半。

天安门城楼面阔九间，深九间。

中国紫禁城及皇家园林、行宫的大门，装饰甲“九路钉”，每扇门的门钉纵横各九个，共81个钉。

清代定制蒙古各部王公每年向皇帝进献白马八匹，白驼一匹，叫做“九白之贡”。其余贡品也多以“九”数计算。如康熙十三年规定：每年节科尔沁等旗，共进十二“九”，计羊108只、乳酒108瓶；鄂尔多斯等旗，共进九“九”，计羊81只、乳酒81瓶。过去敕建寺庙，金佛的斤数也以九数铸成，或81斤或72斤；铸佛数量，也以九计，如乾隆四十五年为庆祝皇帝70寿辰，共造佛像2299个“九”，合计为20691尊佛像。

清代宫廷年节大宴，包括水果、蜜饯、点心，一共九十九个品种。

清代皇帝过生日，要举行大的娱乐活动，表演杂技，放万年春灯等，也要有“九九”即81种节目，名为“九九大庆会”。清代皇帝的寿筵及春节大宴食品、娱乐节目以及臣僚们庆祝“圣寿”的贡品等，也以九计，含有敬祝万寿无疆的意思。久而久之，九这个数字，被皇帝独占了，而一般人民，包括达官贵族，凡起居饮食器物等都不能以九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