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之柴静(精选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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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荐书之柴静

荐书之柴静《看见》

2001年,柴静25岁,有机会入了央视的炼丹炉。2012年,柴姑娘纪实性作品《看见》火热出炉,既讲述自己这10年的成长与蜕变,也记录10年来留给自己强烈生命印象的人和事。虽然她仍在修炼中,但《看见》算得上一道好菜。

她坦陈一个勇于自省者的心路历程。在序言中她说:“我试着尽可能诚实地写下这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疑问、不断重建的事实和因果,一个国家由人构成,一个人也由无数他人构成,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要如何报道自己。”书的开头,柴静回放了一个自信得让人莞尔的对答:“你对成名有心理准备么?”“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可进入央视之初她转型不顺,甚至到了“领导说扶不起就不扶了”的地步。踉跄起步,从“忘掉自己”开始,一步步去体会,去理解。她认识到:“对人的认识有多深,呈现才有多深”,“准确是记者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把一杯水从桌上端到嘴边并不吃力,把它准确地移动一毫米却要花更长时间和更多气力,精确是一件笨重的事。”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理解的基础是感受。人能感受别人的时候,心就变软了,软不是脆弱,是韧性。”她写:“进步就是幸福。我的起点太低,所以用不着发愁别的,接下来几十年要做的,只是让自己从蒙昧中一点点解缚出来,这是一个穷尽一生也完成不了的工作,想到这点就踏实了。”

她选录了10年间高浓度的采访经历。非典、汶川地震、两会报道、北京奥运„„,她以现场亲历者的视角记录下淹没在宏大叙事中的动人细节,华南虎照、征地、家暴、污染„„,她带我们感受现实喧嚣的犬牙交错。虽然她纠结于职业克制与自身感性的平衡,但仍不失自己的角度与特色,为缤纷的时代留下了私人的注脚。当然作者是记者不是专家学者,对采访的很多社会问题不可能给出什么深刻的“答案”,但最大限度地呈现真相已很可贵。

她记下师友的睿智与关爱。从智慧尖锐的陈虻,到“我们仨”老范和老郝,还有栏目组的领导和同事。陈虻的话几近经典:“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你必须退让的时候,就必须退让。但在你必须选择机会前进的时候,必须前进。这是一种火候的拿捏,需要对自己的终极目标非常清醒,非常冷静,对支撑这种目标的理念非常清醒,非常冷静。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靶子在哪儿,退到一环,甚至脱靶都没有关系。环境需要你脱靶的时候,你可以脱靶,这就是动作的策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标。那是堕落。”钱钢的坚持与洞彻:“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与伪是大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密码,在一定年纪的时候,自然会启动。”小宏的厚道:“没人跟你过不去,是生活本身矛盾密布”。一个个鲜活的形象跃然纸端,让我们感受智慧之美与人情之暖。

柴姑娘的文字流畅细致,阅读的过程仿佛含了橄榄,初品清新,久而微辣回甘。作者擅长白描功夫,没有过于华丽的辞藻,貌似平实的叙述下,展现的是女性的细致和玲珑的心性,作为当年的“文青”,对经典文字的借鉴还约略可见,不失为阅读一乐。我们的时代五彩纷呈,但我们能否对这时代真的“看见”“看清”“看懂”,进而产生理解之“同情”?柴静在序言中说:“十年前,当陈虻问我如果做新闻关心什么时,我说关心新闻中的人。这一句话,把我推到今天。话很普通,只是一句常识,做起这份工作才发觉它何等不易,‘人’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被无知和偏见遮蔽,被概念化,被模式化,这些思维,就埋在无意识之下。无意识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常常看不见他人,对自己也熟视无睹。要想“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蒙昧就是我自身,像石头一样成了心里的坝。”这既是她的功课,也是我们每个人的。

第二篇:柴静演讲之《身边的人》

十年前,一位女记者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认识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这个女人是30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飞机时,下了很大的雨,女记者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再去看她,女人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对着记者指了一下床头的箱子,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30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包括官员、汉人、喇叭、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雄,拉萨一中的女教师,中共党员。

五年前,这位女记者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2元前的矿泉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这个人就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2元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甚至是生命权。权力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力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人们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还是吃完以后我再给您送过来?”记者

个人叫郝劲松,34岁的律师,中共党员。

去年这位女记者又认识一个人,在一起吃饭,这个60多的男人说起来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他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鼻,这个人18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说到,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电视台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领导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就是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女记者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共党员。

七年前,女记者问过一个老人,她的问题是:你的一生已经有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于是老人跟女记者讲他的一次经历: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于是他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500块钱拿回家。老人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时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几天前,我观看了一部话剧,知道了这样一个人,他扎根东北边陲,30年如一日,带领村民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植树造林,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兴胜村植树2600多亩,把过去的三荒地变成了现在价值达1000多万元的绿色银行,硬是把一个贫困村变成全镇首富村,把一个落后村变成全县先进村。但他却生活朴素,常年一身中山装,一辈子从没穿过皮鞋和西服。在30年的时间里,在他的带领下,兴胜村不仅还清了40多万元的历史陈欠,还集体出资让全体村民吃上了自来水,新建了小学校,铺设了村通镇的白色水泥路。但他从没向村民摊派过一分钱,无论公事私事他从没有雇过车,从没有花过一分公款招待客人。有人说他是小抠、有人叫他傻子,这个人叫陈玉霄,原克山县西城镇兴胜村党支部书记。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些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力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基层,但仍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以真心为民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第三篇:柴静和《看见》

“你是什么样的节目,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看”

柴静和《看见》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李晓婷

发自:广州2013-01-11 10:18:12 来源:南方周末

     标签 柴静 看见 采访 记者

5·12汶川地震,柴静在现场报道。没有主题,没有策划案,只有记录生活里的片断。“遇上了就拍,遇不上就待着。”她和工作伙伴跟采访对象共同生活。这是柴静想要的工作状态。(柴静供图)

柴静的新书《看见》出版不到一个月,印数已过百万。“骂柴”和“挺柴”的两派抓住时机,在网上开打嘴仗,一方指责她“心灵鸡汤,用文艺腔把社会问题简单化”,另一方说“谁不让我喜欢柴静,我就反对谁”。柴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你是什么样的节目、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看,所以不用分辩和解释。”这是谈到《看见》中的一期节目,又似乎另有所指。她说对自己没有好奇心,在书中写的是自己试图成为职业记者的过程。“这很困难,因为人性本能不欢迎„客观公正‟,总有一些事实想要掩盖或粉饰。我只能说,我尽可能诚实了。” “不要找,要等”

2012年12月21日,在广州方所演讲和签书前几小时,柴静秘密地做了一期节目的采访,她走在坑坑洼洼的地上,脚上沾满泥,摄像在耳机里听到她低声说了一句:靠,还是这个过瘾。

柴静原本设想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做十年,甚至以上。到第六年,她被台里调离。

做完《24小时》之后,接下来是《面对面》。那时柴静并不知道《看见》的存在,也不知道这是在每天中午播出的一档纪录片节目。偶尔看到一期节目,她打电话给《看见》的制片人李伦,要求过去。理由是:“这片子把我惊着了,这年头还有人愿意这么拍电视?”

这期节目叫《古浪冬天的神话》。讲的是一个叫“北京厨子”的人从北京赶往甘肃古浪,救助那里124名患了矽肺(尘肺病中比较危急的一种)的矿工的故事。柴静记得其中的一组镜头:“厨子”张罗了很多宴席,请病人吃饭,晚上回到宾馆,他躺在床上,翘着腿跟记者聊天。

“我很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人向电视记者这样袒露内心,这个记者肯定是不着急、慢慢地陪着这个人,陪了很长时间,一块吃一块住,一块在那个穷地方受着冻,才能有这个东西。我就想要这个。”

柴静自己最接近这种状态是5·12地震时在北川杨柳坪的拍摄,不知道主题,没有策划案。她想起铁凝说过的一段往事,那时铁凝30岁,冰心问她:“姑娘,成家了没有?”铁凝说:“没有。”“嗯,不要找,要等。” 那次的拍摄就是“等”——“遇上了就拍,遇不上就待着”。“记者很少跟受访者共同生活,总是带着任务来了又走了,但在那种情况下非得跟他们生活不可。这样,你才能看见雨是怎么从破了的瓦上掉下来,蜜蜂怎么飞来掉在茶水里,你用刀尖小心把它挑起来移走,看它歪斜一会儿,再飞走。这是生活。”

柴静和南方周末记者提起默罗,这是CBS的著名播音员,在“二战”时期德军进占维也纳时有一段即席播报,堪称广播节目现场直播史的开端。显然,他的现场报道也让她沉醉。

柴静最喜欢的是默罗在1940年伦敦遭受轰炸期间的系列报道——著名的“这是伦敦”。“这太了不起了。他根本不需要画面,他的语言就能创造画面。”在车里,柴静开始复述其中一段,窗外车流正拥挤—— 这是德军的第一次轰炸。他的开场白是:这是伦敦,在夜晚,当炮弹呼啸着穿过丛林,丛林也呼啸以对。轰炸过后,他路过一家百货公司,里面的货架很多都倒了,有一瓶黄桃罐头从货架上翻倒,碎了,罐头里的汁液拉得很长,隔很长时间才会掉到地面上,他说,那是全伦敦唯一能够听到的声音。

“电视记者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信口开河,一定要把5分钟填满,所以就说一些无意义的废话,但他不是,每一个字都精确地嵌在那里。”

柴静学习的另一个对象是沃尔特·克朗凯特(冷战时期美国最负盛名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她记得他曾经描写的两个细节:

一次是在海军服役,对方大炮打过来的时候他们正在打牌,炮弹几乎击中船身了,发生了很大的震荡,手中的牌撒得满天都是,最后有一张黑桃A斜斜地插在了船板上;另一次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他进入荷兰,在装甲车上,士兵除了要接受姑娘们的亲吻之外,还有人们纷纷向他们投掷郁金香花束,因为郁金香都是用铁丝绑着的,他就被一根铁丝正中鼻梁流了血,这是他在战争中第一次流血。

复述完毕,柴静眼睛睁得很圆:“你看,他们不是简单的新闻记者,而是作家,我要向他们学习如何写作。” “以前的我,很可能就追上去了”

报道李阳家暴事件的这期节目播出后,柴静很长一段时间觉得不舒服。

现场是这样的——柴静问:你为家庭做了什么?李阳回答:我一年回来二十天。柴静再问:这是你对家庭做的最重要的事吗?李阳回答:我本来可以回来得更少。紧接着他把问题掷向他的对手:你是一个事业很成功的女强人吧?你也是把工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吧?柴静当即接了招:家庭应该有很重要的价值。该不该有这样的交锋?事后,柴静的朋友牟森问她:“为什么这样?”柴静答:“因为他反问我。”他摇头:“反问不是原因,而是结果,他为什么反问你呢?”

这让柴静开始想:人一定是受到了压力,想要反击,才会反问。但柴静认为自己的反应也很自然,“我是一个女性记者,也做过女子监狱的暴力犯罪调查,知道遭受暴力的女性的心理,自然就有我的价值判断。” 2006年,柴静采访虐猫事件的主角,她质问将虐猫视频传至网上只为牟利的当事人:即使不违法,难道就不用考虑道德?另一次,在做了关于违法征地的采访后,她又在笔记本上写:“太没有道德了。” 现在她显得不那么非此即彼。“就像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说这是好人,这是坏人,会热泪盈眶或者义愤填膺一样,都是一种刺激,人会因为迷恋这种刺激而把它变成一种模式。记者这个身份就是要把这种模式破除,把情绪变成认知,而不是对它加以判断。” 采访李阳后近一年,2012年的9月,柴静采访了李永波。这又是一个身处漩涡中心的人——在伦敦奥运会上,女羽双打队员于洋和王晓理因“消极比赛”被取消比赛资格,李永波深受舆论批评。他也和李阳一样,语带锋芒,性格强硬。

节目进行到中段,谈到林丹和李宗伟在上海的一场国际邀请赛,当时林丹领先了四球,上海观众为弱者加油,喊“李宗伟加油”,李永波很生气,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要是再这样的话上海我就再也不来了,怎么能为外国人加油呢?你们都不爱国。”

如果是过去,这可能会是一个短兵相接的采访,可能会火花四溅。“无非是一些句式,比如„难道你不觉得……‟,„可是有人会质疑……‟用这种否定和质问的方式。有一部分记者是这么做的,观众也会很喜欢,但是我自己现在不会这么做。”

这次柴静换了一种问法:你为什么这么想?李永波用他一贯的桀骜态度开始辩解。当柴静说“体育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一定水平,观众对于体育文明也有更高的理解”时,李永波的态度忽然松动了。他说:“对,其实喊一喊也挺好的,这对球员在赛场上心理素质的成熟也有帮助。”

“我没有质问他,只是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其实这种可能性在他心里早就生根发芽了,你把土松一松,这个芽自己就长出来了。”柴静说。

到结尾,柴静问李永波,韩国教练因为奥运会上“消极比赛”被终身禁赛,和你的处境反差这么大,为什么?此时,李永波摘下话筒,一边说“我要赶飞机”,一边快步离开了现场。

以前的柴静,有可能会追上去,“希望你回应一下这件事,在你登上飞机之前还有时间。”这次她没有动。“电视有很强大的力量,剪辑和写稿的时候,对于同样的影像,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加以解读,都会有完全不同的效果。况且有些问题不一定非要问出来,你留出一些空隙,观众自己会补足。”节目原原本本地播出了这个画面,而在片尾,也照例由柴静做了一段长一分半钟的陈述和解说。

不久后又有刘欢的采访。过程顺利,但结束后刘欢打电话来,希望谈到的一些内容不要用。这部分主要关于他为何退出选秀节目,涉及一些较为尖锐的看法。这本是采访中的重点篇幅,也是节目的新闻点和看点,但节目最终剪掉了这些片断。

在受访者的接受度和观众的接受度两者之间,现在的柴静选择前者。“采访本身有一种傲慢的可能。过去我觉得我就是观众的代言人,要完成他们交给我的使命,但是现在我会首先尊重坐在我对面的人,因为对这个人来说,节目播出后对他人生的影响可能是你不可估量的。最重要的是,即使我不播这些内容,同样应该有自信完成一期质量不错的节目。”

节目播出后,柴静发现刘欢本人很认同,观众也没有不买账:“每个栏目会有自己的观众群,不用你去营造,或是大声喧哗来吸引。你是什么样的节目、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看,所以不用分辩和解释。” “人渣也有人渣的困境”

2011年4月,柴静的节目《看见》做了“留学生机场刺母事件”。最初广为流传的是一个悚动的火车读物式的故事:一个大逆不道的孽子为了钱在机场捅了亲生母亲,舆论一片责骂。

“我们反对这种拙劣的市井传奇,只有简陋的模式,多少是智力上的懒惰。”柴静后来在采访中发现,弑母案无关乎道德,实情是:该留学生患有家族遗传的精神分裂症,幻听和妄想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但他和家人、学校都一无所知,或是不愿面对。“我不太相信会有异常的人与事,我相信人人都是亲切寻常,我想找到的就是那种真实。”

药家鑫被执行死刑两个月之后,柴静采访了药庆卫。柴静和节目组的共识是:每天追踪热点新闻,就像大火烧荒——大火一过片草不留,土地焦黑一片,而土壤里的东西关心的人并不多,这不对。他们决定等一等,等大火过去再回到原地。

事实上,节目组曾在一个月前跟药家的人联系,对方表示不想再说什么,节目编导告诉他们:可以,但任何时候你们想说我们都愿意听。柴静认为这个态度很重要:“你尊重他,不冒犯,但是保持关切。” 观众反映这期节目的调子过于悲情,有悖于新闻的客观中立原则。柴”至于客观,“客观不代表没有感情,客观的反面是偏颇,感情的反面是麻木,而客观跟感情从来不相互抵触”。静不理解他们说的悲情所指为何:“是说那种痛苦吗?这是应该的吧,年迈的父母失去孩子,这是人最大的痛苦之一。

柴静对做明星访问一直谨慎,但《看见》里也出现了一些明星,比如姚晨、李亚鹏、贝克汉姆。在《读库》2012年的座谈会上,她跟张立宪谈起此事。张立宪的《读库》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做显著者,因为显著者的话语权已经太多了,沉默的大多数话语权太少了,而且显著者已经慢慢地不说人话了。

柴静不再同意这种看法。“以前我会选择,哪些人不要找我做。但是记者的本分是记录这个时代当中任何类型的人,而不能加以个人的观点,否则很容易因为你不喜欢这个人就不给他话语权,就会导致这个人越来越符号化。六哥(张立宪)说有的人是人渣,我说人渣也有人渣的困境,既然我们要做的是人,每个人就应该是平等的。不在于我采访的是不是明星,而在于我采访的是不是人。”

第四篇:柴静演讲稿

柴静演讲稿《身边的人》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有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30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叭、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雄,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1.5元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这个人就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1.5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力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力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一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还是吃完以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力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34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60多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他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鼻,这个人18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就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已经有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他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500块钱拿回家。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时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些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力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法理、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夜色温柔,亲爱的柴静

这一生,那么长,我以为,它必须留下存在的痕迹。

这一生,又那么短,我以为,它实际完全没有印迹,一个普通人的行走,那么渺小,曾经的过程虽穷其一生,在浩瀚的时空中终将逐渐湮灭。

一个普通人的行走,在20岁之前,我始终不明确它对社会倒底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直到20岁,在许多寂静的夜色里,听到了柴静的《夜色温柔》。

她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站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她说:一朵花中看世界,一粒砂中见天堂,红尘有我,请为我聆听。

她说:我是柴静,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她说:夜色温柔。

柴静,夜色温柔,夜色温柔,夜色温柔,柴静,亲爱的柴静。

黑夜里,她的声音那么忧伤,穿过厚重的夜,将人生的悲凉猝不及防地推陈出来;她也有明媚时,那是在为了安慰更忧伤和迷茫的人们时,但对她了解较多的人们却仍能够感受到她仍然远远地站在红尘外,忧伤地看着里面憔悴翻滚的灵魂,无助的难过。

九十年代的湖南,夜色降临后,商业与娱乐都收敛了起来,而文化开始呼吸生长,在貌似平静的夜里繁荣、漫延。

漫长的夜,却是灵魂盛大的舞台,夜色下迷离涌动的灵魂,借着黑暗游荡、碰撞,或者仅仅只是喃喃自语。

柴静,她在黑夜里,安静地点上一盏小灯,灯光虽然微弱,仍然有摇摆,却给清醒的人以温暖,给迷惑的人以方向,给坚持的人以力量,她的声音,虽然忧伤,却安定游荡的灵魂。周末的夜晚,从此清醒与明媚都始于十点半,在一个个周末夜,听着这个城市的心事,用黑色的眼睛在黑暗中看单薄的灵魂纷飞寥落,从此原谅了自己。

原谅了自己的羸弱,原谅了自己的肤浅,原谅自己成长中的一切,也明白了唯独不能够原谅自己的身不由已。从此,愿意在头顶的天空与脚下的身影中并不自由地一路前行,且自此在路上步履平缓,始终面带微笑,看到周围山花烂漫,金色阳光漫山遍野,生命在安宁快乐中互相握手至福。

是的,一个人能被另一个人如此深刻的影响,则斯人幸矣,自己的行为,气质必然会有她的影子相伴,而旅途不寂寞,生活的航灯对于每一个蹒跚前行的人代表着永生不灭的希望,而旅途的加油站往往来自于这些影响你至深的人.一个人能如此深刻的影响另一个人,则斯人更幸.自己的言行,思想不但为自己所践行,而且有千万人同行.柴静,应当抚心幸之,一个人的思想能够达到如此,本是幸事;一个人因其思想能够被追随,幸之又幸;而其思想能够影响这许多人,丰富和指导这许多人的人生,诚然是追随者之大幸,但亦是被追随者之幸。人生如此,当以立而抚心,微笑叹幸,更明媚前行。

第五篇:柴静演讲稿

柴静的演讲稿《认识的人,了解的事》获得首都女记协演讲大赛特等奖,下面是我转载的演讲稿: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西藏。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的一个旅店里头,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她的床头有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有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跟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呢,还是吃完了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三十四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说起来丰柴区的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然后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儿擦擦眼睛。这个人十八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件事的目的只是想为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道,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就算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希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也经历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来保持你年轻时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然后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他就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五百块钱,让他回家。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是仍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这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珍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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