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之柴静（精选五篇）

第一篇：荐书之柴静

荐书之柴静《看见》

2001年，柴静25岁，有机会入了央视的炼丹炉。2012年，柴姑娘纪实性作品《看见》火热出炉，既讲述自己这10年的成长与蜕变，也记录10年来留给自己强烈生命印象的人和事。虽然她仍在修炼中，但《看见》算得上一道好菜。

她坦陈一个勇于自省者的心路历程。在序言中她说：“我试着尽可能诚实地写下这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疑问、不断重建的事实和因果，一个国家由人构成，一个人也由无数他人构成，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要如何报道自己。”书的开头,柴静回放了一个自信得让人莞尔的对答:“你对成名有心理准备么？”“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可进入央视之初她转型不顺,甚至到了“领导说扶不起就不扶了”的地步。踉跄起步，从“忘掉自己”开始，一步步去体会，去理解。她认识到：“对人的认识有多深，呈现才有多深”，“准确是记者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把一杯水从桌上端到嘴边并不吃力，把它准确地移动一毫米却要花更长时间和更多气力，精确是一件笨重的事。”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理解的基础是感受。人能感受别人的时候，心就变软了，软不是脆弱，是韧性。”她写：“进步就是幸福。我的起点太低，所以用不着发愁别的，接下来几十年要做的，只是让自己从蒙昧中一点点解缚出来，这是一个穷尽一生也完成不了的工作，想到这点就踏实了。”

她选录了10年间高浓度的采访经历。非典、汶川地震、两会报道、北京奥运„„，她以现场亲历者的视角记录下淹没在宏大叙事中的动人细节，华南虎照、征地、家暴、污染„„，她带我们感受现实喧嚣的犬牙交错。虽然她纠结于职业克制与自身感性的平衡，但仍不失自己的角度与特色，为缤纷的时代留下了私人的注脚。当然作者是记者不是专家学者，对采访的很多社会问题不可能给出什么深刻的“答案”，但最大限度地呈现真相已很可贵。

她记下师友的睿智与关爱。从智慧尖锐的陈虻，到“我们仨”老范和老郝，还有栏目组的领导和同事。陈虻的话几近经典：“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你必须退让的时候，就必须退让。但在你必须选择机会前进的时候，必须前进。这是一种火候的拿捏，需要对自己的终极目标非常清醒，非常冷静，对支撑这种目标的理念非常清醒，非常冷静。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靶子在哪儿，退到一环，甚至脱靶都没有关系。环境需要你脱靶的时候，你可以脱靶，这就是动作的策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标。那是堕落。”钱钢的坚持与洞彻：“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与伪是大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密码，在一定年纪的时候，自然会启动。”小宏的厚道：“没人跟你过不去，是生活本身矛盾密布”。一个个鲜活的形象跃然纸端，让我们感受智慧之美与人情之暖。

柴姑娘的文字流畅细致，阅读的过程仿佛含了橄榄，初品清新，久而微辣回甘。作者擅长白描功夫，没有过于华丽的辞藻，貌似平实的叙述下，展现的是女性的细致和玲珑的心性，作为当年的“文青”，对经典文字的借鉴还约略可见，不失为阅读一乐。我们的时代五彩纷呈，但我们能否对这时代真的“看见”“看清”“看懂”，进而产生理解之“同情”？柴静在序言中说：“十年前，当陈虻问我如果做新闻关心什么时，我说关心新闻中的人。这一句话，把我推到今天。话很普通，只是一句常识，做起这份工作才发觉它何等不易，‘人’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被无知和偏见遮蔽，被概念化，被模式化，这些思维，就埋在无意识之下。无意识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常常看不见他人，对自己也熟视无睹。要想“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蒙昧就是我自身，像石头一样成了心里的坝。”这既是她的功课，也是我们每个人的。

第二篇：柴静演讲之《身边的人》

十年前，一位女记者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认识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这个女人是30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飞机时，下了很大的雨，女记者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再去看她，女人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对着记者指了一下床头的箱子，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30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包括官员、汉人、喇叭、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雄，拉萨一中的女教师，中共党员。

五年前，这位女记者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2元前的矿泉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这个人就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2元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甚至是生命权。权力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力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人们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还是吃完以后我再给您送过来？”记者

个人叫郝劲松，34岁的律师，中共党员。

去年这位女记者又认识一个人，在一起吃饭，这个60多的男人说起来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他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鼻，这个人18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说到，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电视台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领导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就是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女记者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共党员。

七年前，女记者问过一个老人，她的问题是：你的一生已经有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于是老人跟女记者讲他的一次经历：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于是他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500块钱拿回家。老人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时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几天前，我观看了一部话剧，知道了这样一个人，他扎根东北边陲，30年如一日，带领村民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植树造林，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兴胜村植树2600多亩，把过去的三荒地变成了现在价值达1000多万元的绿色银行，硬是把一个贫困村变成全镇首富村，把一个落后村变成全县先进村。但他却生活朴素，常年一身中山装，一辈子从没穿过皮鞋和西服。在30年的时间里，在他的带领下，兴胜村不仅还清了40多万元的历史陈欠，还集体出资让全体村民吃上了自来水，新建了小学校，铺设了村通镇的白色水泥路。但他从没向村民摊派过一分钱，无论公事私事他从没有雇过车，从没有花过一分公款招待客人。有人说他是小抠、有人叫他傻子，这个人叫陈玉霄，原克山县西城镇兴胜村党支部书记。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些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力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基层，但仍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以真心为民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第三篇：柴静和《看见》

“你是什么样的节目，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看”

柴静和《看见》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李晓婷

发自：广州2013-01-11 10:18:12 来源：南方周末

     标签 柴静 看见 采访 记者

5·12汶川地震，柴静在现场报道。没有主题，没有策划案，只有记录生活里的片断。“遇上了就拍，遇不上就待着。”她和工作伙伴跟采访对象共同生活。这是柴静想要的工作状态。（柴静供图）

柴静的新书《看见》出版不到一个月，印数已过百万。“骂柴”和“挺柴”的两派抓住时机，在网上开打嘴仗，一方指责她“心灵鸡汤，用文艺腔把社会问题简单化”，另一方说“谁不让我喜欢柴静，我就反对谁”。柴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你是什么样的节目、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看，所以不用分辩和解释。”这是谈到《看见》中的一期节目，又似乎另有所指。她说对自己没有好奇心，在书中写的是自己试图成为职业记者的过程。“这很困难，因为人性本能不欢迎„客观公正‟，总有一些事实想要掩盖或粉饰。我只能说，我尽可能诚实了。” “不要找，要等”

2012年12月21日，在广州方所演讲和签书前几小时，柴静秘密地做了一期节目的采访，她走在坑坑洼洼的地上，脚上沾满泥，摄像在耳机里听到她低声说了一句：靠，还是这个过瘾。

柴静原本设想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做十年，甚至以上。到第六年，她被台里调离。

做完《24小时》之后，接下来是《面对面》。那时柴静并不知道《看见》的存在，也不知道这是在每天中午播出的一档纪录片节目。偶尔看到一期节目，她打电话给《看见》的制片人李伦，要求过去。理由是：“这片子把我惊着了，这年头还有人愿意这么拍电视？”

这期节目叫《古浪冬天的神话》。讲的是一个叫“北京厨子”的人从北京赶往甘肃古浪，救助那里124名患了矽肺（尘肺病中比较危急的一种）的矿工的故事。柴静记得其中的一组镜头：“厨子”张罗了很多宴席，请病人吃饭，晚上回到宾馆，他躺在床上，翘着腿跟记者聊天。

“我很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人向电视记者这样袒露内心，这个记者肯定是不着急、慢慢地陪着这个人，陪了很长时间，一块吃一块住，一块在那个穷地方受着冻，才能有这个东西。我就想要这个。”

柴静自己最接近这种状态是5·12地震时在北川杨柳坪的拍摄，不知道主题，没有策划案。她想起铁凝说过的一段往事，那时铁凝30岁，冰心问她：“姑娘，成家了没有？”铁凝说：“没有。”“嗯，不要找，要等。” 那次的拍摄就是“等”——“遇上了就拍，遇不上就待着”。“记者很少跟受访者共同生活，总是带着任务来了又走了，但在那种情况下非得跟他们生活不可。这样，你才能看见雨是怎么从破了的瓦上掉下来，蜜蜂怎么飞来掉在茶水里，你用刀尖小心把它挑起来移走，看它歪斜一会儿，再飞走。这是生活。”

柴静和南方周末记者提起默罗，这是CBS的著名播音员，在“二战”时期德军进占维也纳时有一段即席播报，堪称广播节目现场直播史的开端。显然，他的现场报道也让她沉醉。

柴静最喜欢的是默罗在1940年伦敦遭受轰炸期间的系列报道——著名的“这是伦敦”。“这太了不起了。他根本不需要画面，他的语言就能创造画面。”在车里，柴静开始复述其中一段，窗外车流正拥挤—— 这是德军的第一次轰炸。他的开场白是：这是伦敦，在夜晚，当炮弹呼啸着穿过丛林，丛林也呼啸以对。轰炸过后，他路过一家百货公司，里面的货架很多都倒了，有一瓶黄桃罐头从货架上翻倒，碎了，罐头里的汁液拉得很长，隔很长时间才会掉到地面上，他说，那是全伦敦唯一能够听到的声音。

“电视记者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信口开河，一定要把5分钟填满，所以就说一些无意义的废话，但他不是，每一个字都精确地嵌在那里。”

柴静学习的另一个对象是沃尔特·克朗凯特（冷战时期美国最负盛名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她记得他曾经描写的两个细节：

一次是在海军服役，对方大炮打过来的时候他们正在打牌，炮弹几乎击中船身了，发生了很大的震荡，手中的牌撒得满天都是，最后有一张黑桃A斜斜地插在了船板上；另一次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他进入荷兰，在装甲车上，士兵除了要接受姑娘们的亲吻之外，还有人们纷纷向他们投掷郁金香花束，因为郁金香都是用铁丝绑着的，他就被一根铁丝正中鼻梁流了血，这是他在战争中第一次流血。

复述完毕，柴静眼睛睁得很圆：“你看，他们不是简单的新闻记者，而是作家，我要向他们学习如何写作。” “以前的我，很可能就追上去了”

报道李阳家暴事件的这期节目播出后，柴静很长一段时间觉得不舒服。

现场是这样的——柴静问：你为家庭做了什么？李阳回答：我一年回来二十天。柴静再问：这是你对家庭做的最重要的事吗？李阳回答：我本来可以回来得更少。紧接着他把问题掷向他的对手：你是一个事业很成功的女强人吧？你也是把工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吧？柴静当即接了招：家庭应该有很重要的价值。该不该有这样的交锋？事后，柴静的朋友牟森问她：“为什么这样？”柴静答：“因为他反问我。”他摇头：“反问不是原因，而是结果，他为什么反问你呢？”

这让柴静开始想：人一定是受到了压力，想要反击，才会反问。但柴静认为自己的反应也很自然，“我是一个女性记者，也做过女子监狱的暴力犯罪调查，知道遭受暴力的女性的心理，自然就有我的价值判断。” 2006年，柴静采访虐猫事件的主角，她质问将虐猫视频传至网上只为牟利的当事人：即使不违法，难道就不用考虑道德？另一次，在做了关于违法征地的采访后，她又在笔记本上写：“太没有道德了。” 现在她显得不那么非此即彼。“就像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说这是好人，这是坏人，会热泪盈眶或者义愤填膺一样，都是一种刺激，人会因为迷恋这种刺激而把它变成一种模式。记者这个身份就是要把这种模式破除，把情绪变成认知，而不是对它加以判断。” 采访李阳后近一年，2012年的9月，柴静采访了李永波。这又是一个身处漩涡中心的人——在伦敦奥运会上，女羽双打队员于洋和王晓理因“消极比赛”被取消比赛资格，李永波深受舆论批评。他也和李阳一样，语带锋芒，性格强硬。

节目进行到中段，谈到林丹和李宗伟在上海的一场国际邀请赛，当时林丹领先了四球，上海观众为弱者加油，喊“李宗伟加油”，李永波很生气，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要是再这样的话上海我就再也不来了，怎么能为外国人加油呢？你们都不爱国。”

如果是过去，这可能会是一个短兵相接的采访，可能会火花四溅。“无非是一些句式，比如„难道你不觉得……‟，„可是有人会质疑……‟用这种否定和质问的方式。有一部分记者是这么做的，观众也会很喜欢，但是我自己现在不会这么做。”

这次柴静换了一种问法：你为什么这么想？李永波用他一贯的桀骜态度开始辩解。当柴静说“体育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一定水平，观众对于体育文明也有更高的理解”时，李永波的态度忽然松动了。他说：“对，其实喊一喊也挺好的，这对球员在赛场上心理素质的成熟也有帮助。”

“我没有质问他，只是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其实这种可能性在他心里早就生根发芽了，你把土松一松，这个芽自己就长出来了。”柴静说。

到结尾，柴静问李永波，韩国教练因为奥运会上“消极比赛”被终身禁赛，和你的处境反差这么大，为什么？此时，李永波摘下话筒，一边说“我要赶飞机”，一边快步离开了现场。

以前的柴静，有可能会追上去，“希望你回应一下这件事，在你登上飞机之前还有时间。”这次她没有动。“电视有很强大的力量，剪辑和写稿的时候，对于同样的影像，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加以解读，都会有完全不同的效果。况且有些问题不一定非要问出来，你留出一些空隙，观众自己会补足。”节目原原本本地播出了这个画面，而在片尾，也照例由柴静做了一段长一分半钟的陈述和解说。

不久后又有刘欢的采访。过程顺利，但结束后刘欢打电话来，希望谈到的一些内容不要用。这部分主要关于他为何退出选秀节目，涉及一些较为尖锐的看法。这本是采访中的重点篇幅，也是节目的新闻点和看点，但节目最终剪掉了这些片断。

在受访者的接受度和观众的接受度两者之间，现在的柴静选择前者。“采访本身有一种傲慢的可能。过去我觉得我就是观众的代言人，要完成他们交给我的使命，但是现在我会首先尊重坐在我对面的人，因为对这个人来说，节目播出后对他人生的影响可能是你不可估量的。最重要的是，即使我不播这些内容，同样应该有自信完成一期质量不错的节目。”

节目播出后，柴静发现刘欢本人很认同，观众也没有不买账：“每个栏目会有自己的观众群，不用你去营造，或是大声喧哗来吸引。你是什么样的节目、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看，所以不用分辩和解释。” “人渣也有人渣的困境”

2011年4月，柴静的节目《看见》做了“留学生机场刺母事件”。最初广为流传的是一个悚动的火车读物式的故事：一个大逆不道的孽子为了钱在机场捅了亲生母亲，舆论一片责骂。

“我们反对这种拙劣的市井传奇，只有简陋的模式，多少是智力上的懒惰。”柴静后来在采访中发现，弑母案无关乎道德，实情是：该留学生患有家族遗传的精神分裂症，幻听和妄想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但他和家人、学校都一无所知，或是不愿面对。“我不太相信会有异常的人与事，我相信人人都是亲切寻常，我想找到的就是那种真实。”

药家鑫被执行死刑两个月之后，柴静采访了药庆卫。柴静和节目组的共识是：每天追踪热点新闻，就像大火烧荒——大火一过片草不留，土地焦黑一片，而土壤里的东西关心的人并不多，这不对。他们决定等一等，等大火过去再回到原地。

事实上，节目组曾在一个月前跟药家的人联系，对方表示不想再说什么，节目编导告诉他们：可以，但任何时候你们想说我们都愿意听。柴静认为这个态度很重要：“你尊重他，不冒犯，但是保持关切。” 观众反映这期节目的调子过于悲情，有悖于新闻的客观中立原则。柴”至于客观，“客观不代表没有感情，客观的反面是偏颇，感情的反面是麻木，而客观跟感情从来不相互抵触”。静不理解他们说的悲情所指为何：“是说那种痛苦吗？这是应该的吧，年迈的父母失去孩子，这是人最大的痛苦之一。

柴静对做明星访问一直谨慎，但《看见》里也出现了一些明星，比如姚晨、李亚鹏、贝克汉姆。在《读库》2012年的座谈会上，她跟张立宪谈起此事。张立宪的《读库》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做显著者，因为显著者的话语权已经太多了，沉默的大多数话语权太少了，而且显著者已经慢慢地不说人话了。

柴静不再同意这种看法。“以前我会选择，哪些人不要找我做。但是记者的本分是记录这个时代当中任何类型的人，而不能加以个人的观点，否则很容易因为你不喜欢这个人就不给他话语权，就会导致这个人越来越符号化。六哥（张立宪）说有的人是人渣，我说人渣也有人渣的困境，既然我们要做的是人，每个人就应该是平等的。不在于我采访的是不是明星，而在于我采访的是不是人。”

第四篇：柴静演讲稿

柴静演讲稿《身边的人》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有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30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叭、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雄，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1.5元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这个人就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1.5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力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力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一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还是吃完以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力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34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60多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他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鼻，这个人18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就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已经有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他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500块钱拿回家。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时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些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力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法理、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夜色温柔，亲爱的柴静

这一生，那么长，我以为，它必须留下存在的痕迹。

这一生，又那么短，我以为，它实际完全没有印迹，一个普通人的行走，那么渺小，曾经的过程虽穷其一生，在浩瀚的时空中终将逐渐湮灭。

一个普通人的行走，在20岁之前，我始终不明确它对社会倒底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直到20岁，在许多寂静的夜色里，听到了柴静的《夜色温柔》。

她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站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她说：一朵花中看世界，一粒砂中见天堂，红尘有我，请为我聆听。

她说：我是柴静，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她说：夜色温柔。

柴静，夜色温柔，夜色温柔，夜色温柔，柴静，亲爱的柴静。

黑夜里，她的声音那么忧伤，穿过厚重的夜，将人生的悲凉猝不及防地推陈出来；她也有明媚时，那是在为了安慰更忧伤和迷茫的人们时，但对她了解较多的人们却仍能够感受到她仍然远远地站在红尘外，忧伤地看着里面憔悴翻滚的灵魂，无助的难过。

九十年代的湖南，夜色降临后，商业与娱乐都收敛了起来，而文化开始呼吸生长，在貌似平静的夜里繁荣、漫延。

漫长的夜，却是灵魂盛大的舞台，夜色下迷离涌动的灵魂，借着黑暗游荡、碰撞，或者仅仅只是喃喃自语。

柴静，她在黑夜里，安静地点上一盏小灯，灯光虽然微弱，仍然有摇摆，却给清醒的人以温暖，给迷惑的人以方向，给坚持的人以力量，她的声音，虽然忧伤，却安定游荡的灵魂。周末的夜晚，从此清醒与明媚都始于十点半，在一个个周末夜，听着这个城市的心事，用黑色的眼睛在黑暗中看单薄的灵魂纷飞寥落，从此原谅了自己。

原谅了自己的羸弱，原谅了自己的肤浅，原谅自己成长中的一切，也明白了唯独不能够原谅自己的身不由已。从此，愿意在头顶的天空与脚下的身影中并不自由地一路前行，且自此在路上步履平缓，始终面带微笑，看到周围山花烂漫，金色阳光漫山遍野，生命在安宁快乐中互相握手至福。

是的，一个人能被另一个人如此深刻的影响,则斯人幸矣,自己的行为,气质必然会有她的影子相伴,而旅途不寂寞,生活的航灯对于每一个蹒跚前行的人代表着永生不灭的希望,而旅途的加油站往往来自于这些影响你至深的人.一个人能如此深刻的影响另一个人,则斯人更幸.自己的言行,思想不但为自己所践行,而且有千万人同行.柴静，应当抚心幸之，一个人的思想能够达到如此，本是幸事；一个人因其思想能够被追随，幸之又幸；而其思想能够影响这许多人，丰富和指导这许多人的人生，诚然是追随者之大幸，但亦是被追随者之幸。人生如此，当以立而抚心，微笑叹幸，更明媚前行。

第五篇：柴静演讲稿

柴静的演讲稿《认识的人，了解的事》获得首都女记协演讲大赛特等奖，下面是我转载的演讲稿：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西藏。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的一个旅店里头，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她的床头有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有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跟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呢，还是吃完了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三十四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说起来丰柴区的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然后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儿擦擦眼睛。这个人十八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件事的目的只是想为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道，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就算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希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也经历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来保持你年轻时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然后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他就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五百块钱，让他回家。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是仍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这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珍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