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宰制下人性良善光辉的闪烁

第一篇：命运宰制下人性良善光辉的闪烁

命运宰制下人性良善光辉的闪烁

———细读《老王》

人的命运很多时候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尤其是在黑白颠倒、真理蒙尘的年代里，无论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知识分子，还是“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底层民众，似乎都只能在时代滚滚洪波和无常命运的裹挟中踽踽而行，但是，命运的操控和宰制并不能掩盖人性良善的光辉，大浪淘尽，世间芸芸众生苦苦追逐的名和利最终都要化做尘土，留下的永远是人性最纯粹的一种品质：善良。这正是杨绛《老王》给我们的最深的感动和启示。

尽管底层叙事已成为“当代文学最大的主题”，但中学语文课本中写下层劳动人民的文学佳作并不算多，除了《老王》，还有《一件小事》《在烈日和暴雨下》《我的叔叔于勒》《卖炭翁》，寥寥几篇，似乎都是以批判现实、讽喻时政为中心的。以《卖炭翁》为例，在一千两百多年前，白居易写出流传千古的讽喻诗《卖炭翁》，描写了一个烧炭老人谋生的艰难困苦，结尾“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写出了酷吏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带有极强的社会批判色彩，一直被作为古代封建统治者掠夺人民罪行的有力证据，被认为是腐败社会现实的尖利讽刺，表达出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成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典型。通过写下层劳动人民的艰苦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已经成为一种文学典型。但是，同样是写底层人民，杨绛要走的却不是这条路子，作家的目光并非“仰视”，也非“俯视”，而是聚焦在了对人性良善光辉的感受和捕捉。我们读《老王》，不应套用批判现实主义的俗套，而是应从“人性”的角度，而不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去分析和把握文本内涵的三个关键点。

一 人力车夫老王的“活命”状态 杨绛散文语言的魅力是极朴素，极有味的。以《老王》的开头为例“：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散文一开始就透露着一股人与人之间浓郁的“温情”，这是人与人平等和谐交往的温情。一个“常”字很见文字功力，不需要交代什么时候遇到老王，什么时候相识，在什么境地下交往，都不需要细说，如果是一个生手来写，前面也许少不了一番交代，也许写成“我和老王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段日子认识的，他是个蹬三轮的，我常坐他的三轮”，意思似乎更清楚了，但语言的意味却没了。“他蹬，我坐”，两个主谓短语，很好地表现蹬者和坐者都能感受到一种缓慢的一荡一收的节奏，只有在这种缓慢的节奏中才能“说着闲话”。一个是不幸的蹬三轮的底层人，一个是被下放的知识分子，同样不幸的命运把两人安排在一起，不同的是，在不可控的命运大网中，后者是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她理性地描绘出了前者的生活境地———一个苟延残喘的“活命”的人：老王错过机会，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自己脑袋慢，晚了一步，没进去（组织里），他不仅“人老了”“，常有失常落伍的惶恐”，更没有亲人；命运的捉弄还不至于此，老王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不幸还不止于此，老王处处受人冷眼、奚落“，那老光棍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了一只眼。”这就是老王被再三捉弄的命运。杨绛用及其精炼的笔墨在文章一开始就把老王的整个生活冷静地刻画出来，而这样一个“活命”状态下的老王，没有为了生活学会苟且、钻营、占小便宜，时刻想着的还是怎样对别人好些。

二“僵尸”描写是否不敬

在《老王》中，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可能是老王垂死前的惨象“：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这一段描写可以看出作者的心理是慌慌张张、无所适从的，并非有的人所理解的“居高临下的同情”，后面作者终于忍不住说出心理的重压———“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她已经感到眼前这个又老又弱的生命很快就要被风吹尽，但她又不能表现得慌乱和害怕，只能强作欢笑，所以在这段描写中说“说的可笑些”，这是符合人之常情的，这正表现了人道主义者高尚的“爱”“，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有人说“，骷髅”一段描写有不敬之嫌，并且认为如果是对自己的丈夫和女儿，杨绛不会这样去写。这是对作品主旨的误读和误判，不是对作品解读的一种正确路径。

首先“，文学和文学家（包括评论家）从来就对被侮辱和被损害者寄以特别的同情，倾注富有感情色彩的笔墨”。杨绛笔下的老王不是一个单个的个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王们就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人力车夫“，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对人力车夫给予过关切，胡适和沈尹默《人力车夫》、鲁迅的《一件小事》都是代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不是一夜之间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晚清以来几十年的历史变革中逐渐孕育出来的，这批新型知识分子掌握了新知识、新价值，把眼光投射到更宽阔的社会，不仅关心自己的精神生活，而且开始注意体力劳动者的命运，这是以往没有的一个新变化。”从整篇文章来看，作者是富有人道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她通过写作为“老王”们呼喊，为“老王”们歌哭，这样的声音发出来尽管是微弱的，引起的震撼却是长久的。其次，这个问题可以从美学范畴中的崇高理论来解释，康德在论美与崇高的差异时，认为从人的主观心理反应来说，美感是单纯的快感，崇高却是由痛感转化成的快感。杨绛对老王的描写，给人主观上感受不可能是美的，但它必然是崇高的。“崇高所生的愉悦与其说是一种积极的快感，毋宁说是惊讶或崇敬，这可以叫做消极的快感”。康德认为，美说是在对象，而崇高则只能在主体的心灵。也就是说，客观样貌的描写是“丑”的，所反映的老王的善良是“崇高”的，它所引起的读者对老王悲惨命运的怜悯也是“崇高”的，毫无疑问《老王》是崇高的。

三 为何“愧怍”

为什么“想起老王，总是不安”？作者的不安，是对命运的一种清醒的感知，她深深的感到，对老王，能做的自己都做了，老王也感受到了，但那是不可能改变老王不幸的命运和痛苦的人生的。怎样理解文章结尾“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的人的愧怍”？是作者的理性使自己感到愧怍。作者的理性在向老王的命运抗议，而这种抗议是无声的，最终是以表现人性良善的光辉为中心：一个坐车，一个蹬车；一个送东西，一个接受东西；一个给钱，一个不要钱，越是写人物的困苦，越能表现其精神力量的强大。所以说，杨绛的理性并不在于批判社会现实，而在于通过人性美的叙事来抗争。在这一点上，《老王》和《卖炭翁》是很不相同的。文学作品的阅读当然要触及社会责任的反思，但笔者以为杨绛写《老王》，写人生的苦难和人性的善良，一定不是为了显示自身的社会优越感，也不是为了满足自身悲天悯人的情怀，相反，她有一股直面现实的勇气，也有扶贫济弱的侠骨柔肠，反而是我们有些评论者，以“阶级”分析论代替“人性”分析论，没有读出杨绛文字背后的深意和感动。文学中对苦难的描写常常是最能催人泪下的，人性的光辉也常常只能在苦难中表现得异常耀眼。老王是处在社会底层的沉默者，他的痛楚无法表达，命运给予他沉重的碾压，但是苦难，不公平的命运，贫病交加的生活，都不能掩盖人性良善的光芒：“他送的冰比他的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送人钱先生看病，坚决不肯拿钱，但我一定要给他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替人着想，在这样的时候，互相关心。“我笑着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作者写老王送香油和大鸡蛋坚决和无所求是十分令人心酸的“，哎呀，老王，你好些了吗？“”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自己缺衣少食，把好东西送给关心自己的人，这是十分朴素的人性善良。最后是一个生死离别的场面“，我强笑“”他只说”，句子很短，却有着揪动人心的力量。

总之，杨绛的“愧怍”，与鲁迅《一件小事》榨出“小”一样，审视自我，拷问灵魂，这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历来重视心灵世界的‘忏悔’”的一种传统。

四 结语

《老王》的语言，浅易自然，这样的写法，看似容易，实则不易。中国文学向来重视俗白浅易中见出文字的功夫，愈是将日常白话写得美，写得有力，写得有味，愈能见出手段的高强，杨绛的文笔，就有这样一种将“常语”说得奇警、说得新鲜的才能，这是“平静里有着抗议，讽刺里有着同情，自慰中有着自嘲”。杨绛笔下的《老王》，有的只是平静的叙述，但平静叙述比大声的疾呼，更令人嗟叹。这不是一般的抒情，这是渗透着智性思考的抒情。《老王》也并非简单的“对弱者的关爱”，而是对弱者的愧疚，是对弱者无声的歌颂。《老王》这篇文章还被放在苏教版必修三“号角，为你长鸣”专题的“底层的光芒”板块中，有人认为，倒不如放到必修五“直面人生”专题的“苦难中的尊严”板块中。理由是“‘底层的光芒’这一提法本身就有一种话语霸权的意味，一种居高临下的惊奇，一种‘我们’俯视‘他们’的优越，是身份决定品性论的自然流露，好像底层人天生就不应该有光芒，更难得有光芒。”这一分析有些求全责备。不是底层难得有光芒，而是底层的光芒一定是由富于人道主义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的知识分子通过纸和笔来揭露和张扬的，因此，笔者倒认为《老王》放在“底层的光芒”较为合适。

第二篇：古老湘西闪烁的人性光辉———读《潇潇》有感

古老湘西闪烁的人性光辉

------------读《萧萧》有感

在湘西那个落后、保守甚至残忍的地方，任然保留着童养媳的陋习。在现在人的眼光中萧萧的命运是悲哀的，她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作为一个典型的童养媳，她一直以来受命运摆布、愚弄，她的人生是直接被安排好了的人生，与文中出现的 “女学生”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这是从现代道德文明的视角出发的，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萧萧也有让人羡慕不来的东西。萧萧的纯真、自然，萧萧可以说是在自然中孕育的孩子，没有阶级道德观念，没有经历战争和压迫，萧萧没有经过现代都市文明的洗礼，甚至连贞操观念都不知道。在湘西这里，一切都是真诚的、随性的，没有现代都市人的道德束缚，这里的人们拥有着纯粹的人性。萧萧作为童养媳与相当于自己弟弟般的丈夫最终和谐的生活在一起，可能过程不是美好的，但结局却是幸福的。这如果在鲁迅笔下的鲁镇是不可以想象的，等待萧萧的必然是毁灭性的迫害。

萧萧是在“天保佑，喝冷水，吃粗橱饭，四节无疾病，到发育的这样快。”这样情况下长大的，婆婆对她虽说不上好，但日子也不难过。丈夫是萧萧一手带大的，对萧萧有着母亲般的敬畏，如果没有发生怀孕事件，日子可能会一直这样走下去。和花狗发生关系是意料之外，可又在情景之中。萧萧比她的丈夫大了十来岁，在她已经长成大姑娘身体已经发育时，她的丈夫还是一个懵懂的稚子。正是这种相差较大的年龄的差距使得花狗有了可乘之机，造成了萧萧的痛苦。这里体现出童养媳这种陋习对女性的残酷和压抑，而萧萧的命运走向却又体现了湘西人们的淳朴和善良的人性。

在萧萧怀孕逃跑被抓后，照“规矩”是要“沉潭”或“发卖”的，然而“照习惯“沉潭”多是读过“子曰”的族长爱面子才做出的蠢事。伯父不读“子曰”，不忍把萧萧牺，萧萧当然应当嫁人作“二路亲”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湘西这里世俗礼教并不能抹杀人的善良和淳朴，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们不会为了面子和规矩随随便便就杀害生命。相反，在这里人们有着现代都市人所没有的宽容和豁达：“这件事既已经说明白，照乡下规矩，倒又像不甚么要紧，只等待处分，大家反而释然了。先是小丈夫不能再同萧萧在一处，到后又任如月前情形，姊弟一般有说有笑的过日子了。”再决定了萧萧的处罚方式后，萧萧并没有受到虐待和精神上的压迫，她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在这里错误发生过就算过去，没有人会抓住不放，湘西人有一种乐观豁达的态度对待人对待生活。

“萧萧在次年二月间，十月满足，作草生了一个儿子，圆头大眼，声响宏壮。”，“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的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一家人都欢喜儿子。”这些都说明了“乡下人”的纯朴与善良，他们不是愚蠢而是善于原谅，他们不会为了现代人所谓的面子而致萧萧母子于死地，在湘西人的眼中生命是值得尊敬的，所以他们毫无芥蒂的接纳了萧萧与她的儿子。“到萧萧正式同丈夫拜堂圆房时，儿子已经年纪十岁，有了半劳动力，能看牛割草，成为家中生产者一员了。平时喊萧萧丈夫做大叔，大叔也答应，从不生气。”萧萧和她的儿子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的很好，没有现代都市人的道德标准和所谓的文明束缚，在这落后、守旧的湘西农村，在这民风淳朴的乡下萧萧母子都生活的很平静。

萧萧的人生在现代人眼中可能是悲惨的，她没有选择的权利，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甚至觉得她没有羞耻心。正是因为这样，萧萧只能生活在湘西古城，也只有在湘西古城这样的地方才能孕育出萧萧这样接近于纯自然的儿女。在现代都市里是不存在萧萧的，在现代都市萧萧也不可能存活下来，接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都市人已经失去了自然和原始的天性。只有在“落后”“闭锁”的湘西，才能拥有萧萧，也才能容忍萧萧。在没有经过开发的湘西乡下，未婚先孕的萧萧才能不受唾弃的生活，萧萧的儿子才能不受歧视的成长，在这里是道德标杆测量不到的地方，在这里人性的光芒能够战胜道德所不能容忍的错误。

第三篇：雷锋精神闪烁永恒光辉

雷锋精神闪烁永恒光辉

“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

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

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这是

周恩来同志对雷锋精神全面

而精辟的概括。雷锋精神集

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反映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凝聚着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发扬光大雷锋精神，就要像雷锋那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虽然时代在变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仍然是我们每一名共产党员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宗旨，仍然是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大力倡导的价值观念和道德风尚。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大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希望我们的社会风气越来越好，希望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得到纠正，希望团结友爱、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弘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进一步树立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和道德风尚。

发扬光大雷锋精神，就要像雷锋那样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美德在雷锋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全新的升华。他自觉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主人翁的博大胸怀。在新的历史时期，爱国主义是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紧密相联的，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就是要像雷锋那样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积极投身

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去，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积极贡献。提倡雷锋精神，并不否定个人利益，而是要求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把个人利益的实现建立在维护国家、集体利益的基础上。

发扬光大雷锋精神，就要像雷锋那样艰苦奋斗，勤俭创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但应看到，目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继续发扬勤俭建国、厉行节约的优良传统。即使是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也仍然要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我们要把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建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坚决反对那种慷国家之慨，挥霍奢侈的腐败作风。

发扬光大雷锋精神，就要像雷锋那样发扬“钉子”精神，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当今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需要我们学习和掌握的东西很多。我们要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学习经济，学习现代科学文化，刻苦钻研本职业务，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发扬光大雷锋精神，就要像雷锋那样立足本职，忠于职守，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改革开放为人才的健康成长和合理流动创造了良好环境，为个人施展才华和抱负提供了广阔天地。但是，一个人只有当他的个人选择和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相一致，在具体工作岗位上发挥积极作用时，他的才能和价值才能真正得到实现。因此，那种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精神，那种立足本职、忠于职守、勤勉敬业、精益求精的“钉子”精神，仍然应当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和发扬。

第四篇：人性的光辉

人性的光辉 更多议论文例文

地震无情人有情，汶川大地震，又一次考验着中华民族，相信我们可以共度天灾！向所有受灾人民问好，送去熊的真挚祝愿！

灾难，是无情的。它可以震裂大地，可以摧毁文明，可以伤害生灵，但是，在有情的中国人面前，它算不上什么！

解放军的救援

在得知地震的消息后，他们用空降或强行军或是水路，快速到达灾区。空降的他们，是从5000米的高空跳下；急行军的，他们用22小时，行军90多公里；水路的，是在激流勇进他们，在路上肯定遇到了许许多多的艰难险阻，到达灾区后，又来不及休息，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什么？

医疗人员的救治

随解放军行动的，还有一些医疗人员，在努力救助伤员，他们深知地震可能带来瘟疫等疾病，自己可能被传染上，但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去了，有的人，竟来不及吃饭和休息，太疲劳时，有些医疗人员竟自扇耳光提神，有些人虽身在灾区，却救不了自己的亲人！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

其他人

各界人士纷纷解囊相助，血库爆满，抗灾物资如浪潮般奔向灾区涌去。一方有难，由八方承担。绿丝带，黑丝带，黄丝带行动，爱心义卖，演唱会，烛光纸船，全国哀悼日，他们，表现了什么？

面对灾难，生命是脆弱的，但在大爱面前，生命是顽强的。废墟前闪耀的，是人性的光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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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人性的光辉

人性的光辉

——《辛德勒名单》影评

人性的光辉

——《辛德勒名单》影评

《辛德勒的名单》一片将作为电影史上永恒的光辉而存在，它是电影史上一部经典的作品。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名字也将与这部影片联系在一起而永远流传下去。

1993年，美国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带领《辛德勒的名单》一片摄制组初抵波兰，就在他们跨进二战期间克拉科夫中营准备安营扎寨之时，突然收到全美犹太人协会从纽约发来的一封急电：“请勿惊扰亡魂，让他们安息吧。”斯皮尔伯格读完这聊聊数语的电文，一言不发。他当即下令摄制组全体人员撤离克拉科夫集中营，转移到几十公里以外，搭置布景拍摄。与此同时，他独自一人离开了摄制组，乘飞机直接飞往纽约。斯皮尔伯格不派代表，不借助电话、电报、电传等迅速方便的现代化通讯工具而横跨大西洋，亲赴纽约向“犹协”致歉，他的谦逊和诚意令“犹协”全体成员无不动容。难怪后来国际影评界交口赞誉《辛德勒的名单》是“一位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导演拍摄的一部洋溢人道主义气息的电影”。

《辛德勒的名单》成为全球最瞩目的影片，其思想的严肃性和非凡的艺术表现气质都达到了几乎令人难以超越的深度。描写犹太人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遭受集体屠杀的影片过去也拍过不少，但是以德国人良知觉醒并且不惜冒生命危险反叛纳粹，营救犹太人的真实故事片，这还是第一部。影片中，辛德勒开始时并不是位英雄，为什么最后他成了一名英雄，影片并未作出解答－－所表现的只是他的行为。斯皮尔伯格动用了一个小小的具有象征含义的效果陪衬：在“清洗”克拉科夫犹太人居住区时，辛德勒在挥舞棍棒、疯狂扫射的冲锋队和被驱赶的犹太人之间看见了一个穿行于暴行和屠杀而几乎未受到伤害的穿红衣服的小女孩。这情景使辛德勒受到极大的震动。斯皮尔伯格将女孩处理成全片转变的关键人物，在黑白摄影的画面中，只有这小女孩用红色。在辛德勒眼里，小女孩是黑白色调的整个屠杀场面的亮点－－后来女孩子又一次出现－－她躺在一辆运尸车上正被送往焚尸炉。这一画面成为经典之笔它的摄影的深层内涵和艺术价值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电影作品。从影片开头到纳粹宣布投降，都是用黑白摄影，目的在于加强真实感，也象征了犹太人的黑暗时代。后来纳粹投降，当犹太人走出集中营时，银幕上突然大放光明，出现灿烂的彩色，使观众有从黑暗中走到阳光下的感受，可以体验到剧中人解除死亡威胁的开朗心情。

影片在种族灭绝政策下的犹太人被驱赶、屠戮这一悲怆的背景下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狼烟乍起之时，希特勒就制定颁布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种族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遭受迫害。奥斯卡·辛德勒，一个沉迷于纸醉金迷的德国商人，凭借在占领区的德国人的优越身份和敏锐的商人智慧，借助战争的机会向犹太人募集资金，开设工厂，大发战争横财。他的合作者犹太人斯泰恩则利用招募犹太工人的机会暗中救助犹太人。因为在多灾多难的占领区内，辛德勒工厂的工人可以尽量避免遭受白天纳粹党卫军的屠杀，还能获得一部分微薄的报酬来维持生计。但是辛德勒工厂之外的犹太人却没有那么幸运。到了1942年，纳粹德国大规模集体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愈演愈烈，克拉科夫犹太人区也未能幸免，遭到血腥暴虐的屠杀，影片通过一个个随意屠杀犹太人的场景，将人类道德体系钝化成凶残的状态揭示出来，同时也向观众发出了人性扭曲病因的追问与反思。

迷恋浮华生活的辛德勒见到纳粹对犹太人的残暴“清理”后，心灵受到彻底的震撼，原有的价值观随之坍塌，开始全力拯救1100多名犹太工人，同时也开始了布满荆棘的心灵救赎之路。当战争的浓烟散去，斯泰恩送上所有被他拯救的犹太人签名的证明信和刻有“当你挽救了一个生命，你就等于挽救了世界”的金戒指时，辛德勒猛然明白受同情和良知所驱动的救助行为与这崇高的境界之间的差别，此时的他完全陷入了内疚之中，并跪倒在斯泰恩身边。辛德勒的拯救源于他心中残留的一丝同情与良知，而他的内疚与羞愧更突显了人性的可贵与伟大。影片真实再现了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恐怖行径，让我们重新回忆和审视那段悲苦的历史，共同思考心灵救赎的人性光辉。

深知好莱坞商业规则的斯皮尔伯格在影片中没有采用好莱坞惯用的视觉技巧，没有采用绚丽多彩的色彩特效，而是采用黑白影调、手持摄影，真实还原大屠杀的悲凉、惊恐气氛，用少量色彩突显人性和善的力量，通过音乐触动人的灵魂。

在影片胶片的选择上，斯皮尔伯格坚持用黑白胶片拍摄。这样做首先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感。犹太人生活在血腥暴力的种族灭绝政策之下，在这种环境的重压下，他们眼中再绚丽多彩的世界也是灰暗的、无光无色的，而这也是命运多舛的犹太人对那段历史的真实感触。其次，采用黑白胶片也在向观众表现一种阴暗恐怖的心灵。无辜的犹太人肆意的残杀，使观众感受到了生命的转瞬即逝，从而产生悲凉、颓靡之感，这正应和了影片阴森、灰暗的色调。黑白胶片营造了苍白、凄凉的历史时代气息，切合了故事带给人们的心灵震撼。同时影片有近半数的镜头是采用手持摄像机拍摄的，不仅在视觉上带给观众缭乱不安之感，也使观众跟随着移动的镜头进入导演精心建构的历史杀戮的之中。特别是在克拉科夫犹太人区的大屠杀一段，手持摄像机将德国士兵屠杀行动的凶悍与残暴和犹太人的惊恐不安逼真的展现出来。更为重要的是，在向观众呈现这一历史罪行的同时，也引发了观众的深思。

影片中色彩虽然运用的不多，但却是影片中的点睛之笔。在整部影片中绝大部分都是黑白影像，只有影片中小女孩的红色和开始结尾的彩色。虽然影片以黑白作为主调，但并不妨碍暖色调的出现。纵观整部电影，谁也不会忘记辛德勒眼中那身穿红色大衣的小女孩在人群中走动的影像。红色是生命，热情的象征，身穿红色大衣的小女孩在枪杀的人群中忽闪而过，随后淹没于浓重的黑暗之中。这里的色彩不仅象征着对辛德勒的心灵触动，也象征着代表生命的红色被黑暗吞噬，这种视觉冲击力带给人的心灵震撼是其他艺术手段所无法比拟的。电影结尾的色彩也是很浓重的一笔，在经历几年的非人生活后，战争的梦魇已经消逝。恢复自由的犹太人连成一排，迎着温暖的曙光走向和平，这时影片的色彩转为柔和、明亮的温馨色彩。导演的色彩转化在心理层面上是为了减缓苍白的黑白影调所带来的强烈视觉心理冲击，为观众因为凶残的屠戮而受创伤的心灵带来一丝慰藉。在这里，色彩已经成为善的象征，与黑白的恶形成鲜明对比，彰显了人性的光辉。

电影配乐与电影宏大的主题十分契合，影片的主题音乐以哀怨的独奏圆号开场，伴随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涌入克拉科夫，把观众带入了黑暗阴冷的历史空间，似乎让观众同影片一起慢慢拉开那不堪回首的历史大幕。影片结尾处，沦为战犯的辛德勒在与犹太人告别时，音乐深沉、凄凉，营造出浓厚的惜别之情，将观众通过影片所产生的关于战争灾难、民族灭绝、人性道德的思考和追问融入音乐之中。当纳粹屠杀克拉科夫集中营的犹太人时，屠杀的混乱场面与一首犹太民谣衔接在一起，孩子们天真的童声唱出了他们对生的渴望和对美好、和平的向往，这与血腥的屠杀场面形成了强烈的视听冲击，强化了观众对影片的情感立场。同时，这时候屠杀场景是借助辛德勒的视点展开的，从而唤醒了他内心的良知。在夜晚寻找屠杀隐藏犹太人的场景中，一位藏在钢琴中的犹太人不小心触动了琴键，德国士兵立即寻声而至，紧接着是脚步声、喊话声、冲锋枪的扫射声和一段德国军官的钢琴声。这段古典优雅的钢琴曲在此时的冲锋枪扫射声中失去了美的情感，带给人的是粗鄙和无法忍受。这种“美”、“丑”置换的强烈反差，不仅是对刽子手的反讽，同时也隐喻着人性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