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路高考改革为何总走回头路

第一篇：回头路高考改革为何总走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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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青年报》

新年前夕，2010年广东高考报名工作结束。尽管还未举行，但这次高考注定要在高考史上留下一笔：2010年，广东将实行新的高考方案。实行了11年的X科考试，退出了历史舞台。

除了广东的师生，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一变化，更无从知晓这意味着什么。但只要翻翻高考恢复32年来的改革历程，就会明白，广东这次调整高考科目，实质上是宣告了被教育界寄予厚望的“3＋X”科目设置改革的终结，高考基本上又回到了文理科各考6门的“大文大理”时代。

当然，教育部门不会作出这样的宣告，甚至还会否认这一结论，称现在的高考还是“3＋X”模式。现在各地普遍实行的“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的高考模式的确还挂着“3＋X”的外衣，但其实质早已背离了“3＋X”科目设置改革的宗旨。

1999年2月，教育部推出“3＋X”高考科目设置改革方案，当年先在广东试行，之后试点范围逐步扩大，2002年起在全国普遍实行。本着“有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有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有助于高等学校扩大办学自主权”三项原则而推进的这项改革，最大的亮点就是“X”科目。在教育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中这样解释“X”科目：“X”指由高等学校根据本校层次、特点的要求，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6个科目或综合科目中自行确定一门或几门考试科目；考生根据自己所报的高等学校志愿，参加高等学校（专业）所确定科目的考试。

有人评价，这个方案的最大特点是开放性，高校和学生都可以自由选择考试科目。但在实践过程中，大部分省份都选择了“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模式，所谓综合，不过只是3门课程的拼盘而已。

只有广东和河南采用过改革设计者最推崇的“3＋大综合＋1”的方案，但河南只实行了3年便改为“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模式。据中国青年报当时的报道说，虽然教育部门和教师都认为“大综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避免学生偏科，但客观上加重了学生负担，9门课程都要考，各科老师都想方设法挤占学生的时间。

此后，改革先锋广东一直孤独地扛着“3＋X”的大旗，但2007年，该省也最终放弃了“大综合”，改为“文科基础或理科基础”，随着2009年高考的结束，在一片批评声中，被认为最能突出个性的“X”科走到了终点。

现在35岁以上参加过高考的人可能都还记得当年的高考科目，文科考6门，理科考7门，除了文理科都必考的数学、语文、外语和政治外，文科还要考历史和地理，理科要考物理、化学和生物。这一模式从1977年恢复高考一直沿用到1992年。如今的“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和这一模式貌似不同，但对于考生而言并无太大区别，文科综合是历史、地理和政治共用一份试卷，理科综合是物理、化学和生物共用一份试卷。至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高考科目改来改去，又回到了老路上。

其实，高考恢复32年来，高考改革没少走这样的回头路。2007年，在纪念高考恢复30周年的时候，包括中国青年报在内的媒体和一些研究者曾经对此做过梳理。

比如，肩负着“打破一考定终身”使命的春季高考，2000年开始在北京和安徽试点时，曾经备受关注和期待，可走过10个年头之后，春季高考已经无声无息。当年参与试点的省份，只有上海还在坚守。前不久，上海媒体报道说，2010年上海春季高考招生计划数为580名，比2009年又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再创新低。而2009年春季高考,考生实际报到率只有 22.22％。

标准分制度，也是在广东率先实行。在当时的国家教委极力推广下，全国有不少省份也逐渐采用了这一制度。但由于换算复杂，家长和考生意见较大，这些省份又陆续改回了原始分。2007年，先行者广东也走了回头路，改回原始分。目前，全国只有海南一省还在使用标准分制度。

高考英语增加听力测试也是1999年发起的新一轮高考改革的重要内容，旨在引导中学英语教学重视听说能力培养。广东也是最先试点，2003年在全国普及，但因为听力测试实施过程中事故频出，所以2005年起出现了部分省区取消或淡化高考英语听力的现象。

这种从终点又绕回原点的改革还有保送生制度、广西的二次高考等。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在回顾高考恢复后的改革进程时曾总结道：和技术相关的改革，大部分比较容易取得成功，而制度性的改革往往历经反复，走的是比较曲折的路。

俗话说，开弓没有回头箭，高考改革时不时要射出回头箭，难免伤及自身。江苏被认为是高考改革最频繁的省份之一，从该省考出来的江江和刘璐都戏称自己是拿来做实验的“小白鼠”，并认为高考套路的变化影响了自己的高考成绩。

而处于高考这座独木桥两端的中学和大学对于高考改革也是怨声载道。譬如，在“3＋X”改革前，有段时间高考科目设置是“3＋2”模式，文科不再考地理，理科不再考生物。在指挥棒的引导下，中学自然把地理生物打入冷宫，这两门课程的任课教师只能赋闲。“3＋X”实施后，很多中学一时间难觅教师，又急慌慌去师范院校对口专业找人。而生物在高考中的缺席则严重影响到大学生物系的招生和生命科学的持久发展，以至于1996年8月，7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呼吁务必重视生命科学，提出“必须立即恢复理科高考中生物学应有的地位”。

高考改革为何如此曲折反复？2007年,中国青年报在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的特刊曾经刊文分析说：掌握话语权的精英阶层和由民间呼声构成的大众力量都在推动高考改革的试验，但“‘呼声’常常只代表某一个利益阶层的愿望，它不太可能有完整的系统性考虑，在‘呼声’推动下的改革，比较容易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决策偶然，上马仓促，轰轰烈烈推出，撑不了几年，悄无声息结束”。

2009年，要求改革高考的呼声仍不绝于耳，各种版本的民间改革方案也纷纷出笼，据说，正在起草的《中长期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在制定高考改革方案。看来，新一轮的高考改革又将启程，在此，有必要提醒改革的设计者和决策者，好好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不要反复折腾。比如，今年全社会都在讨论“高中是否应该取消文理分科”，事实上，在推行“3＋大综合＋1”高考模式的时候，广东和河南都取消了文理分科，但最终没能成功。个中原因，社会大众可以不探寻，但改革者必须深究。

正如中国青年报2007年的报道所指出的：“对国家和考生来说，需要的是思路清晰、目标和路径对位的改革，而不是为了改而改。”

各路诸侯围攻 高考岿然不动

高考改革方案层出不穷亮点少

2009年年底，北京大学高考招生“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在一片争议声中落下帷幕。全国各地被推荐的90名学生全部入围，在今年年初就要进入北大为自主招生准备的冬令营。时间倒流：2009年11月以后，76所有自主招生权的高校提前拉开了高考前争抢优秀生源的大幕：四川大学紧随北京大学，宣布也要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5所首批“985”高校在更早的时候宣布五校联合自主招生„„

官方的高考改革方案在2009年12月也密集出台。北京、黑龙江、吉林、陕西、湖南五省市2007年开始实行高中新课改，2010年这批学生进入高三，2009年年底它们相继公布了自己的高考改革新方案。

实际上，从去年年初开始，呼吁高考改革的声音就从来没有停止过：1月初，《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向民间广泛征求意见，高考改革就是其中的热点，各种声音被迅速反馈到“纲要领导小组”；夏季来临的时候，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绘制的“民间高考改革方案”出炉，并被送至“纲要领导小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带领一批人也在对高考制度进行反思。

这一年，来自民间的、官方的、高校的，大大小小的涉及高考的改革方案络绎不绝，各方都在为高考改革建言献策。综合比较不同版本的方案，改革的核心似乎都指向一点：改变一考定终身的传统模式，实行多元化的人才选拔方式。

遗憾的是，这一年，尽管高考改革的热度不断升温，来自不同方面的政策与声音不断涌现，但是依然延续过去的路数，并缺少亮点。

民间方案：有理念，可操作性不强

民间对高考的议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不满意者，把现行的高考制度批得体无完肤，甚至强烈呼吁取消高考，取消教育部；也有不满意却认可现实者，认为按照中国现阶段国情，高考制度是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各方对高考改革的建议多，却无整体方案。

去年6月，继2007年给出一个初步的高考改革方案后，21世纪教育研究院公布了一个更详尽的民间版高考改革方案。这个民间方案有两个宗旨，一要“以学生为本”，二要促进教育公平。

与其他民间高考改革建议不同，这套方案的设计者希望突出可操作性，但实际上，方案依然过于理想化：它希望打破现有的高考利益集团的平衡，而这个平衡却不是教育部门一家可以决定的。

比如，民间方案明确提出降低英语分数的权重，提高对母语的要求。但它的执行难度相当大。一位曾经参加过某省自主命题的老师说，有一年，教育考试部门曾经有过降低英语权重的想法，并拿出方案讨论，最后因反对声音太大，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靠英语吃饭的人太多了，谁愿意丢掉这个大饭碗呢？

多元化的人才选拔方式是这套方案的重心。方案提出，要实行多轨道、分层次的统一考试，将高考科目分为多种组合，包括普通文科、理科、工程技术类、生物医学类等，每科考试内容区分不同难度，考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与能力，选择不同类别、层次的考试。研究型大学、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职、专科院校，可分别采用不同的考试科目。

方案忽略了一个客观事实：人往高处走。无论是学生和家长都希望能进最好的学校学习，他们不会仅仅把自己定位在普通本科院校，或者说，把自己定位为工程技术类就不考理科或者生物医学方向。他们都希望有更多的选择。按照这个方案，学生的考试成本会大大增加。

方案也提出院校录取方式的多元化，设计了“全国学业能力水平测试＋高校自主招生”模式、“统一学科知识考试＋集中录取”模式、自主考试等不同模式。不同层次的院校可采取不同的录取模式，放大了高校的选拔录取权。

这个主意不算新。在2008年年底，浙江省提出自己的新课改高考方案中，就有类似的制度设计：对报考一本、二本和专科院校的学生，在三门主科相同的背景下，设置不同的附加科目的选择方案。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带着一个团队，从宪法的角度去考虑大学招生制度。他认为，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广义上国家的任何公权力机构不得对公民给予没有正当理由的区别对待。但是现行的招生指标体系违反了宪法平等的原则。最简单的事实是，各个高校在决定各省的生源比例时，都在为照顾本地考生提出一个可以接受的站得住的理由。

“中国各地的高校招生都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囚徒困境’。”张千帆说。他认为，在普遍歧视、人人自危的现实环境下，任何放弃自我保护、实行地域平等的省市显然都是“傻瓜”。无论是地方高校，还是部属院校，除了没有太多人关心的民办大学之外，每一所高校的招生方案都是地方保护主义的翻本。时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徐显明曾经试图改变这一状况，并在2006年提出“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学”这样响亮的口号，建议根据各地人口的多少来配置高校在各地的生源数量，但是当年，中国政法大学在北京的招生数量也只是略有减少。

在张千帆看来，招生体制改革需要中央出手。这听起来有些不“与时俱进”：就高考而言，中央逐渐放权给地方，自主命题的省份越来越多，高校自己确定每年的招生人数。中央所做的，主要是确定当年全国的招生人数并进行总量控制。

依然是民间高考方案的理想状态：让更有力的部门来打破已经形成的高考利益平衡。当高考已经集中了太多的关注，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在年终总结时，都把高考当作自己的一项政绩的时候，一旦这种平衡要被打破，被损害的利益群体，比如说，减少北京、上海这些高教资源集中的城市的招生名额，当地如何安抚利益受损的本地考生？

官方方案：保守地前行

2004年，广东、海南、山东和宁夏四省区率先开始高考新课改实验。2007年，四省区执行了新课改后的高考改革方案，2009年底,北京、黑龙江、吉林、陕西、湖南也相继公布自己的方案，至此，全国有15个省市区公布了新课改后的高考改革方案。

纵观这些实行新课改省份的高考改革方案，其宗旨与民间改革方案基本一致：改变一考定终身，实行多元化的人才选拔方式。

2007年，广东、海南等4个省区的高考改革方案基本奠定了以后改革方案的基础。在这一年，从科目设计而言，宁夏的科目设置是3＋小综合，山东是3＋X＋1，海南是3＋3＋基础会考；宁夏、广东和海南都把综合素质评价列入参考行列。海南则规定，基础会考的成绩有10％计入总分。

这个基础会考，在以后各省市区的方案中基本都被称为学业水平测试。在2008年江苏的方案中，学业水平测试均按等级划分，分ABCD4个等级。4门必修科目必须达到C级以上才能参加高考，两门选修科目必须达到B级以上才能报考本科。

这套方案在江苏引起轩然大波。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从江苏省来说，2008年参加高考人数为50.8万人，一本招生人数4．1万名，二本6万多人。全省达到二本要求的2B资格考生共有183594人，占总考生人数的36％，也就是说，64％的考生因为在选测科目中失利，直接被拦在了二本之外。

在进入录取阶段，新方案就遇到了麻烦。录取进行到一半时，江苏省教育厅紧急修改录取方案，规定1A、1C的考生只要进入投档线就可以投档，只要总分达到了学校最低录取线，学校必须无条件录取。为了解决一部分A、C型考生，教育部紧急追加了近5000个录取名额，才解决了改革带来的问题。

随后，实行新课改的各地在制定高考改革方案时，都吸取了江苏的教训，对学业水平测试的成绩进行不同的规定，一般都是分级以后，达到一定级别就可以报考相应的高校，而不是像江苏那样复杂的计算。

各地在小心翼翼地进行着高考改革的创新：2008年，福建在提出下一年的改革方案时，把省属“211高校”也纳入自主招生的试点范围。高职高专则也在学业水平测试的基础上进行自主招生。这一年浙江的方案则把一本、二本和专科的录取标准进行区分，除了语文、数学和外语3门主课及综合素质评价都是一样的之外，一本和二本都要求考文综或理综，专科则是技术类，一本还增加了一个自选科目。

纵观2009年五省市新公布的方案，基本是前三年10省市区方案经验的累积和延续，并无创新之处：所有的科目设置都是一种类型：3＋文综或理综＋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而最能体现多元化评价方式改革的综合素质评价部分，各省基本都采用了相同的做法：不记分，供高校录取时参考。

黑龙江省对重点高校有放权，允许他们在高考基础上，以综合素质评价和高校的自主考试做参考，自主招生的学校可自行规定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的等级。陕西的做法是高校可以对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有自己的要求，但是在招生中必须说明。黑龙江、北京和湖南则都对高职招生进行改革。湖南效仿福建的做法，把自主招生的范围，从部属高校扩展到省属“211高校”。此外，湖南今年实行平行志愿。

有人评价，高考改革并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上述改革的所谓“三位一体”录取，仍是将原来的高考科目拆分与重组，但集中录取制并没有变，学生与高中仍以分数为最高奋斗目标。

高校方案：基本与农村考生无关

高校能在高考改革中有作为的余地不大。实际上，现在对高考改革有发言权的，主要还是76所拥有自主招生特权的一本院校。201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80所，教育部又新增了云南大学、广西大学、贵州大学和苏州大学4所大学的特权。

这个“特权”涉及的群体不大，按照规定，自主招生的比例不应该超过高校每年本科招生人数的5％。这个改革如同官方和民间的改革方案一样，也是在给多元化人才选拔模式探路。

去年年底，这个探索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拥有自主招生权的高校各出奇招延揽人才，名校对尖子学生的争夺提前开始了。

最先出彩的是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5所高校招生部门联合宣布，5校将在2010年高考自主选拔录取中展开合作：5所高校在协商确定命题思路和要求的基础上，共同委托专家组完成部分笔试科目的命题和阅卷工作，而报名和面试仍由各校独自完成。对考生而言，这个方案的最大好处减少了折腾成本：只需在本地参加一次考试，就有机会获得这5所大学中至少两所高校的自主招生资格。

武汉大学今年就规定，高

一、高二学生也可以参加该校的自主招生考试和面试，如果获得入围资格，则校方承诺为考生保留这一资格1~2年时间。也就是说，当该考生进入高三后，不必再参加该校当年的自主招生，就能顺利入围，通过高考就可以被该校录取。华中农业大学2010年的自主招生考试中取消了对往届生报考的限制，应届和往届学生均可报考。而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北京大学推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这个模仿国外高校实名推荐制的做法，一经推出，就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有人在为北大的改革叫好，更多的则是担忧的声音：现阶段，国内的信用体制不完善，又是典型的人情社会，中学校长们如何能抵制住来自各方各面权钱的压力呢？

北大的校长推荐制每到一个阶段，都会引来舆论的关注，公众要看看这个实名推荐到底推荐了什么人？名单结果出来了，引来一声叹息：中学校长们小心翼翼，学习成绩依然是最重要的衡量标杆，最后仍然以推优为主。

四川大学在北大之后，也宣布实行中学校长推荐制，不过它声明，更倾向推荐偏才怪才。四川大学的自主招生方案还在执行阶段，最后用什么衡量方式去录取那些不在正常招生体系范围内的人才还不得而知。

有统计说，随着自主招生高校不断增多，自主招生名额在各高校招生计划中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大。通过自主招生考试跨入大学门槛的考生也在6年间翻了6番。

全国有近2000所高校。自主招生所占的名额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制度从执行之初，倾向性就很明显：这个政策基本与农村学校无缘，与农村考生无缘。

从2003年教育部决定在22所高校开展自主招生试点开始，各个高校谨慎地选择参与自主招生的中学。最保险的，当然莫过于直接选择那些一直是生源大户的高中，而这些中学，在各地，基本都是城市的重点中学。当年，中国政法大学要求，选拔对象必须出自省级以上重点中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把范围缩得更小，指定了若干所中学。实际上，为了慎重起见，当年几乎所有的试点高校在生源上都是一种选择——由指定的重点高中推荐。

2006年这种推荐到达“极致”：复旦大学的举动被称为创高校自主招生的“破冰之旅”，符合条件的上海学生可以自行报名，只要通过专家组的面试，就可以成为复旦的学生，尽管他们必须参加高考，但是成绩对他们的录取没有影响。

这一年的结果是，复旦大学录取的298名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上海各重点高中，来自普通高中的学生所占比例很低。而同样进行自主招生的上海交通大学录取的300名幸运儿中，无一人不是重点高中学生。

为了彰显公平，很多学校都纷纷表示，中学生还可以选择自我推荐或者老师推荐的途径。问题是，这个看似公平的政策对农村学生却毫无意义：这套在城市里尚显时髦的推荐制，农村地区如何学得来呢？就算老师推荐，重点高校会认可一所农村普通中学没有名气的老师的推荐信吗？自主招生也是要算经济成本的。在推荐信之外，入选的学生还要到各地去参加各种形式的考试，要准备路费，食宿费。对农村学生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一位资深教育记者感慨：这是城市化过程中必须付出的成本。

几位在教育界工作多年的资深人士表示：2009年高考方案这么多，却让人失望，大家不过是在重复过去的老话题。他们希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尽快出台，能从国家层面给高考改革更多的制度支持，早日让有才者通过各种渠道彰显才能，让高考不再成为百姓的负担。

第二篇：科尔奈：改革不要停步!不要走回头路!

科尔奈：改革不要停步！不要走回头路！

2013年12月23日

高层应从基层的经验和讨论中学习经验教训，不要攻击任何非常规的实验---它们或许是错误的，但也可能是正确的。中国还应该学习国外经验，它一直擅长与此。这与“民族自豪感”无关。美国的诺奖得主要比中国多，伟大的革命性创新也要比中国多。为什么呢？我们需要研究两国在生活、经济、政治生活和教育等各个领域里的制度差异。

雅诺什·科尔奈

世界著名匈牙利经济学家，匈牙利科学院院士，瑞典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荣休教授，以对共产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的批评和分析著称。他的《短缺经济学》等著作在1980年代对中国知识界有很大影响，对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编者按：

由凤凰网、凤凰卫视联合主办的“2013凤凰财经峰会”将于12月26日至27日在北京国贸三期酒店隆重举行。

本届财经峰会继续秉承“思想解放市场”的旨归，以“重塑市场力量”为主题，关注后十八届三中全会时代中国市场化改革方向，以及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国改革政策的落实，届时将有包括两岸三地、国内外政商学界近百名精英人士齐聚北京，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建言献策。在凤凰财经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特推出“思想解放市场”系列访谈。本次嘉宾为科尔奈。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深入研究者，科尔奈思想曾对80年代的中国改革之路起到了很大影响。为此，12月5日，凤凰财经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专访了科尔奈教授。在谈到中国下一步的经济改革时，他认为中国需要的是广泛讨论和细致的准备。在为合理决策做好认真细致的准备的同时，讨论也并不意味着犹豫不决，或止步于现有成就，或者倒退！他认为最理想的状态是：怀着坚定的决心大步向前。

对于国企改革，科尔奈教授认为，市场经济中的国企只是过渡型，而非永久性的形态。只有个别国企可以作为特例零星存在，其他国企“迟早”都将消失，国企不适合功能健全的市场经济。科尔奈表示，更重要的事情是推动私营部门的发展，而不要利用特殊补贴、支持和免税政策等，人为地推动国有部门的扩展。因为依赖公共部门的扩张、国有企业和国家投资来发展经济是一种低效且失之偏颇的解决方法。相反，科尔奈教授认为，私营部门和私人投资在自然进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这样可以通过自然进化，健康地降低国企的比重。科尔奈还表示他最希望告诉中国人的话是：“自“巴山轮会议”之后的32年里，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开展改革。不要停止前进的脚步！不要走回头路！

沿着现在的方向继续前进！”对中国的进一步改革提出了殷切的期望！

不要停止前进的脚步

凤凰财经：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拜读您的《短缺经济学》以来，您就成为学界的知名人物。这本著作里提到的许多概念为中国学者思考中国自身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恰当而又全新的分析框架，如短缺经济、投资饥渴、扩张冲动、父爱主义和软预算约束等。当时，“科尔奈热”席卷了整个中国经济界。时至今日，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科尔奈：我很荣幸能对中国有所贡献。现在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有些现象依然存在，如扩张冲动、投资饥渴和软预算约束等。我研究了有关中国的文献和数据后，发现扩张是主要问题之一。中国的投资率可能过高。企业融资中的信贷比重太大，导致企业杠杆率高于正常水平。不良贷款作为软预算约束的一种表现形式，也困扰着中国经济。

与此相对，短缺等现象虽然不再是整个经济的特征，但在部分行业里仍未根除（如在医疗卫生部门，市场尚未发挥作用、价格仍受行政管制）。

凤凰财经：对于中国的青年人来说，“短缺”是一个非常遥远、陌生的概念。他们永远无法想象短缺给人们造成的生理和心理伤害。关于这个问题，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科尔奈：问问你们的父辈什么是短缺！或者阅读记录这些苦痛的书籍！在东欧人民的记忆里，短缺意味着面包铺或肉铺前长龙似的队伍，意味着等待很多年才能买车、安电话或者拿到单位分房。

凤凰财经：1985年夏天，您第一次访华，并参加了影响深远的“巴山轮会议”。这次会议对于中国学者和主管经济的官员来说，无异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启蒙。如果中国再次邀请您参加同样意义重大的学术会议，您最想说些什么？

科尔奈：我想说的太多了，希望能在这个访谈里好好聊聊。

但是你说过要挑出“最想说的”。你想要一个简明扼要的答案，那么我想说的是： 自“巴山轮会议”之后的32年里，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开展改革。不要停止前进的脚步！不要走回头路！沿着现在的方向继续前进！

市场经济中的国企只是过渡，迟早会消失

凤凰财经：您认为，经济增长不会自动地引发体制改革。您如何评论中国目前的经济改革？许多人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进展相当缓慢？您是否认同这种看法？

科尔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提醒一点。

我生活的地方距离中国十万八千里。尽管我在努力追踪其发展轨迹，但我仍然是个局外人。中国有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们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经济，这是他们的任务。我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而且缺乏内部信息，所以在给出我的评论时，我应当保持谦虚。

现在回到你的问题上，我的答案是：“我的确感到中国的制度改革在放慢脚步。”

我完全同意在制度改革方面应采取渐进主义，因为“大跃进式的制度改革”可能造成严重破坏。中国需要的是：广泛讨论和细致的准备。

在这里，我又回到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问题上。这是与人民广泛开展讨论和磋商的必要条件，最终为合理决策做好认真细致的准备。

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先进行地方试点，对结果进行评估后再考虑是否可以推广至全国。但是讨论并不意味着犹豫不决，或止步于现有成就，或者倒退！最理想的状态是：怀着坚定的决心大步向前。

凤凰财经：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的市场活力有所减弱，国进民退。国企改革始终没有新的说法，让人感到失望。您对此有何评论？

科尔奈：国家在经济运行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它应该维持并强化自身的角色。国家掌握着不少工具，但是旨在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国有企业并不是合适的工具。市场经济中的国企是过渡型，而非永久性的形态。只有个别国企可以作为特例零星存在，其他国企都将消失。国企不适合功能健全的市场经济。

这“迟早”会发生，只是我不知道究竟要等多久。与此同时，对国企制定规则固然重要，但不能为此集中太多精力。更重要的事情是，推动私营部门的发展，不要利用特殊补贴、支持和免税政策等，人为地推动国有部门的扩展。这样可以通过自然进化，健康地降低国企的比重。

我知道中国处于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式增长过渡的新阶段。依赖公共部门的扩张、国有企业和国家投资来发展经济是一种低效且失之偏颇的解决方法。私营部门和私人投资在自然进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除了国家“看得见的手”以外，还要有市场“看不见的手”。

凤凰财经：与此同时，中国的土地改革举步维艰，几乎没有什么进展，让人感到沮丧。土地产权的归属仍然不明晰，土地要素的流通仍未放开。您认为这种缓慢的土地改革是否会阻碍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科尔奈：恐怕我不能给出一个足以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不了解中国的农业问题，不过我想根据自己对产权的基本立场谈点看法。在任何地方，产权的不确定性都不利于经济发展。如果产权非常明晰，那么就能更有力地激励人们高效使用资产，这意味着所有者有权自由地决定购买、出售、出租土地或将其所有权转让给继承人。

产权不清晰带来的危险是：使用者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开发土地，给长远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中国缺少引导人们自由思考的教育

凤凰财经：您还研究了“过剩经济”这个概念，深信“创新是过剩经济优于短缺经济的首要特点”。在当今中国，我们可以发现“过剩经济”的各种表征，但强有力的创新尚未变

成现实。您如何分析和看待这个问题？

科尔奈：1999年访华时，我被带到商店里逛了逛。当时我的反应是：“短缺经济不复存在了！我要写一本新书《过剩经济》。”之后我的确完成了这本书，还在其中记录了这段插曲，它是我的灵感来源。

“过剩经济”指商场里摆满物品，供应极大丰富，产能过剩。譬如，众所周知，全球的汽车业都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

过剩导致销售者相互竞争。这是非常健康的，因为它有力地激励了创新。

创新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制造出革命性的新产品，如复印机、个人电脑、盘尼西林等。谁是第一个使它们实现商业化的人？第二个层面：追随者对这些革命性产品进行改造，并将它们推广开来。

中国在第二个层面上已经非常出色了！创新产品得到迅速的推广应用。过去我夫人一直在用美国或日本产的电脑，现在已经改用中国品牌了。

相较而言，中国在第一个层面的表现没那么突出，或许我不太了解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反问一个问题：“中国缺少什么？”中国的研究者应该能够找到答案。

对答案的猜想之一是：“中国缺少引导人们自由思考的教育”。中国的教育要求学生循规蹈矩、听话顺从、人云亦云。中国人应该用开放的心态接纳新观点。

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正确的改革方向

凤凰财经：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并在会后发表了公报。其中最具突破性的改革是限制了政府“看得见的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您对这种转变有何评论？

科尔奈：我深信这是正确的改革方向。

协调人类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新的信息通讯技术日益复杂。很难再用国家“看得见的铁手”从中央控制这个过程。相形之下，市场“看不见的手”更加精确微妙，在协调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要更合理地利用信息，加大激励力度。

除了这些总体指导原则以外，很多问题取决于具体细节。国家与市场之间怎样分工？国家应承担哪些具体任务？国家要采用哪些方法和工具？

这就像婚姻：国家和市场同居一个屋檐下，发生摩擦在所难免。丈夫和妻子之间发生些口角不是什么大问题。幸福的婚姻需要相互取长补短——你做你能做的，我做我能做的。而在失败的婚姻里，双方无休止地争取主导权。他们没有纠正彼此的错误，反而将它们放大，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危机不断加深。

这两种情景在我周围的夫妻身上都有所体现。更重要的是，我从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改革经历中也观察到了它们。

凤凰财经：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将专门组建一个高层团队来设计和协调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变革”。这个改革协调小组有望推动反腐败工作。二十年前，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就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市场经济体系。在您看

来，中国是否需要这样一个中央领导小组来协调新一轮改革？在您看来，如何将基层创新和顶层设计结合起来？

科尔奈：这个主意看起来很不错：建立一个高层智囊团来制订深化改革的战略。我确信中国有不少杰出的经济学家准备加入这个团队。

最佳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战略，同时配合自下而上的改革行动，就很值得鼓励！不要担心偏离之前的状况。要解放思想，发挥主动性。要设计全新的制度。要勇于开展实验，甚至不要怕犯错误。开展小范围或广泛讨论。

中国需要打造一个鼓励政策辩论的环境。

高层应从基层的经验和讨论中学习经验教训，不要攻击任何非常规的实验---它们或许是错误的，但也可能是正确的。

中国还应该学习国外经验，它一直擅长与此。这与“民族自豪感”无关。美国的诺奖得主要比中国多，伟大的革命性创新也要比中国多。为什么呢？我们需要研究两国在生活、经济、政治生活和教育等各个领域里的制度差异---这会为找到答案提供一些线索。建筑设计可以将最现代的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结合起来，制度改革亦是如此。

旧体制不仅导致经济问题，还粗暴侵犯人权

凤凰财经：您认为东欧尝试建立的市场社会主义和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之间有何异同？

科尔奈：我们探讨国企时已经部分地涉及这个问题。当然，两者在很多方面存在根本性区别。

东欧国家都是中小经济体，而中国是庞大的经济体。东欧国家或强或弱受苏联的支配，而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东欧国家在外贸方面的问题与日俱增，不断积累外债。中国目前拥有高额顺差，迄今为止在出口方面非常成功。

东欧国家作为改革先驱，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借鉴。而它们和苏联的成败经验可以为中国所用。虽然存在诸多差异，但1990年前的东欧和如今的中国仍然表现出基本的相似之处，如相似的政治结构；对于未解决的问题采取相似的实用办法。双方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实用主义”。不“教条主义”，即虔诚的个人基于信仰做出决策，但是，在当时的东欧国家（正如在中国一样），更重要的是，这些实际任务需要什么？

两者的相似点还表现在：国企的规模和影响力巨大，但是灵活性和创新性逊于大型私企。双方领导人面对的困境相似。他们深度干预市场，他们犹豫不决，容易反应过度，但也能认识到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

凤凰财经：两年前，您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东欧巨变的影响和引发的问题，其中您谈到“在后社会主义国家，极端主义者使用，或者说滥用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来攻击人权和自由的根基。不幸的是，全球金融危机提供了滋生此类行为的温床，并且为暴政铺平了道

路。”您还写道：“请记住魏玛共和国的历史。”现在您对此的担忧有所缓解还是继续加深了呢？

科尔奈：是的，我对此的确很担忧。这并不仅仅是匈牙利或东欧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欧洲。极端右翼党派在许多国家的议会逐步占据上风，甚至包括欧盟议会。

他们憎恨言论自由，倾向种族主义、排犹主义、反吉普赛主义。而且很多国家排斥移民。我不想夸大其辞。纳粹党徒不可能立刻占领政府，所以我们无需惊慌，但是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凤凰财经：您曾经指出在改革进程中，许多人会非常怀旧，容易重拾官僚治理和平均主义等臭名昭著的意识形态。我们应该如何排解这种怀旧情绪？

科尔奈：这是真实存在的。可靠的调查表明，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十年至二十年后，相当一部分民众非常怀旧。

记忆并不可靠，会扭曲事实。苏联解体后，市场改革阶段同时出现了赢家和输家，特别是那些在集中计划经济中拥有铁饭碗，但在市场经济中失业的人群。

由于存在不确定性，所以输家感觉到自己的境遇每况愈下。在过去的体制下，他们更有安全感。

记忆不可靠，那么能做些什么呢？更清楚地解释旧体制的问题所在。它不仅导致经济问题，还粗暴地侵犯了人权。

当然，主要问题不是校正人们的记忆，而是改善现状，即提高社会安全保障，让更多人享有教育和卫生服务，加大对贫困人口的关注，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加强对人权的保障。

真正的友谊

凤凰财经：您还写道：“中国和匈牙利相距万里，历史和文化迥异，但对我来说，中国就像是个老朋友。”除了曾经相似的官方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以外，您还遇到许多志趣相投的中国朋友和出色的门生。您能讲讲与中国学者之间最难忘的友谊吗？

科尔奈：我非常有幸遇到许多中国朋友。

我清楚地记得36年前，1981年在希腊举行的会议上，我们探讨了刚刚出现的短缺经济学。我与苏联经济学家Khatchaturov展开了辩论，还在公共辩论后与中国代表吴敬琏进行了讨论，结果发现我和他的观点非常相近。比起冷酷、刻板、教条的苏联经济学家，吴敬琏更加开明。他对匈牙利的经验非常感兴趣，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中国经济学家。我们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友谊，我非常敬佩他。

我在哈佛大学教过几位中国学生。我们之间并没有拘泥于师生关系，而是建立起真正的个人友谊。让我自豪的是，他们成为了杰出的经济学家。2005年我在自传里选用了与四个最优秀的学生在香港拍摄的照片。当我通过电视再次联系到他们时，心里暧暧的。

第三篇：大学毕业致辞为何总令人感动

大学毕业致辞为何总令人感动

作者：刘志权

每年到了毕业季，高校的毕业致辞，已经成了各大媒体的一道靓丽风景线。也的确每每有精彩的致辞，打动公众的心。这是有原因的。

大学毕业，人生观已经基本成型；其中大部分人，从象牙塔开始走向社会。因此，大学毕业典礼，不同于小学或中学毕业。离别与开始的分野，使之更像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人礼。对老师而言，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每年这个时刻，看着眼前这些意气风发的青年，总依稀晃动着自己青春的影子。这种亲切之感，多少如同父母送游子远行。

因此有了毕业致辞。致辞者，有大学校长，有教授，或者德高望重的校友嘉宾。他们不同于父母处，在于作为知识阶层，对人生的宏观思考可能会更多一些。在有限的时间，有机会作最后的赠言，自然会少些儿女情长，多些世界观的思考——因为人生旅途漫长坎坷，与其赠与细枝末节的行囊，莫如给学生以指引航向的地图。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大学道统薪火相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知识阶层如何融汇理想与现实的智慧结晶。不同的致辞者，风格或庄或谐，或“潮”或“接地气”，其实无关作秀，无非是思想所着的不同外衣而已。

今年的毕业致辞，越发振聋发聩，厦大邹振东教授呼吁，“永远的批判精神”；南大吴俊教授强调南大化入日常的道德操守和文化定力；政法大学王涌教授“英雄”的呼声则引人深省——做心灵的英雄、思想的英雄和行动的英雄„„所有这些，归根结底，都是在重申那些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被无数次践行过的真理：完善自己、守护自己、做自己。

在不少人感喟道德滑坡、价值缺失的当下，民众对高校毕业致辞的热衷，多少让我们感到欣慰。一方面，它表明尽管某些大学的现状不尽如人意，但现代大学的精神

传承，并没有被时代所摒弃；另一方面，也说明“生活中不止有苟且”，人们在低头看路的同时，“仰望星空”的情怀依旧有较强的民众根基。

当然，说与做，并不是一回事。一次致辞，无论多么精彩，也不可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走上社会的学生们，注定了将面临现实风雨的洗礼；即便是他们的导师，何尝不经受着理想与现实的抵牾？悲观激愤如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鲁迅，对做青年导师怀着复杂而矛盾的心理，但他还是对青年饱含希望，他说：“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

现在的社会，已经迥然不同于鲁迅时代。走上社会的年轻人，不妨大胆结伴上路。如果遇到坎坷和迷惘，不妨稍作停驻，从行囊里拿出今天老师所赠与的人生地图，也许会回想起远方的母校，从而增添前行的力量。

第四篇：有关高考改革

高考改革的“路线图”要选好试点逐步推进

[导读]在2013年3月7日全国人大教育界别联组会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表示，高考制度还是要坚持，因为完全取消了高考，会让当官的、有钱的占便宜，穷人占不到便宜，所以不能取消，但要改革。

编者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考试招生制度涉及千家万户，一直受到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本版邀约有关专家撰写解读文章，以期帮助读者学习领会《决定》精神，促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贯彻落实。

■刘海峰

高考有如一把双刃剑，是一个利弊兼具且利弊都十分显著的考试制度，高考改革总是受到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论述，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坚持高考，改革高考

《决定》中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主要有以下几点：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分类招考或注册入学。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高考制度不坚持不行，不改革也不行。在2013年3月7日全国人大教育界别联组会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表示，高考制度还是要坚持，因为完全取消了高考，会让当官的、有钱的占便宜，穷人占不到便宜，所以不能取消，但要改革。要改革现在的考试方式，使学生能健康全面发展。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最综合的改革，这涉及人才培养模式、教师教书育人和学生全面成长，涉及国家怎样选拔人才。

之所以要对社会大众认为相对最为公平并且十分拥护的高考制度进行改革，是因为任何制度长久实行之后都会出现积弊。这在中国考试史上看得很清楚。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就已出现过考试制度利弊存废的争论。《旧唐书郑覃传》记载，唐代开成初年（公元836年），唐文宗有次在与宰相郑覃讨论进士科和机构改革时，指着面前的香炉说：“此炉始亦华好，用之既久，乃无光彩。若不加饰，何由复初？”唐文宗用眼前非常具体的器物来说明

人才选拔制度经过一段时间需要改革的道理。唐代是中国实行科举制度的初期，在多年运行之后，考试选才的利弊已经显现，因而讨论的一些问题与今天关于高考利弊的争论十分类似。高考在中国有多方面的使命与功能，一是科学选拔人才，为高校选拔合格新生，保证高校生源的质量；二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促进中小学生努力向学，提高民族文化水平；三是维护社会公平、坚持社会公正、稳定社会秩序；四是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参加高考长期以来是平民子弟向上流动的一条重要渠道，高考造成大范围的人才区域流动。

同时，高考又有许多弊端，对中小学教育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如有些高中在“备战”高考期间对学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主要采用题海战术，学生有如“考试机器”，学校类似于“高考军营”或“高考工厂”，片面追求升学率，尤其是强力追求“一本率”甚至“北清率”，只抓智育而忽视德育和体育，扭曲了高中教育的目标，因此高考制度必须改革。

近年来，尽管高考录取率不断攀升，多数考生应试的压力并没有减轻下来，高考的局限和弊端仍然存在。高考制度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内容和形式，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发挥出正向功能，减少对基础教育的消极影响。

高考改革的主要方面

《决定》中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表述是对教育规划纲要第十二章《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部分内容的具体化，实际上类似于高考改革的“路线图”。

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是针对目前招考合一的模式提出来的。现在基本上都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教育考试院或招生办公室负责高考的实施，同时负责录取。高等学校没有多少招生自主权，特别是实行平行志愿的省份，高校的任务大体上就是接收省级招考部门网上发来的考生档案。改革的目标是由专业机构组织实施考试、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录取，使招考相对分离。与此同时，还要有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

推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是这次招考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实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之后，便可以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分类招考或注册入学。因为有了全省统考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作为审核录取基础，一些职业院校便可以采用注册入学或申请入学的办法，不必参加高考。

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是高考改革的主要目标，也是一个实现难度比较大的目标。多元录取是指根据学生的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来择优录取。所谓综合评价，就是综合考生平时的学习成绩和素质、表现来进行评价，以突破现在高考制度对学生评价完全依靠分数的局限。其实，中国的高校招生录取文件从来都强调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但实际上几乎完全是“以分取人”，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模式之后，更是将分数的重要性推到极致。在中国

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和诚信体系还不够完善的环境下，如何达成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体制，还需逐步试行以看效果。

至于减少统考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等举措，更是这次高考改革引人注目的热点。对于外语科目考试社会化已有较多共识，而减少高考科目、不分文理科，还需在试点的基础上谨慎推进。因为减少高考科目不见得就能减轻想上高层次大学的考生的负担。日本的高考并非一锤定音，考生不仅要参加日本大学入试中心举办的“全国共同学力第一次考试”，还要参加各大学自行组织的考试。尽管早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但日本还是流行着“四上五落”的说法，意思是说要考上一流大学，一天睡4个小时就能考上，睡5个小时就会名落孙山。“四上五落”的说法后来也传到韩国。这是常模参照考试或选拔性考试的必然规律，因此对那些想考上一流大学的考生而言，减少高考科目并不能减轻学习负担，即使只考一科，也会努力到极限。而科目太少的话，为了保持考试的区分度，势必导致试题难度不断加大，不得不出偏题或怪题，否则无法区分、选拔优秀考生。选好试点，逐步推进

高考是各种教育矛盾与社会矛盾的集合点，改革任务复杂艰巨，“牵一发而动全身”。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多好的改革方案，都不可能使所有人都赞同，也不可能解决所有应试问题。

现在高考改革的“路线图”已经大体制订出来，如何才能达到“路线图”所标示的图景？《决定》只是提纲挈领地表述了高考改革要点，真的落实还有待出台更细化的实施方案。高考改革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实践可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的设想和政策的出台不仅要符合教育原理，还要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理论上正确不一定是可行的，只有可行的才是有效的。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和《决定》中提出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要选择条件较好的或较合适的高校进行试点改革，在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开，这样才能使高考改革稳步前进。

另外，很重要的是转变招生考试观念，这需要一定的宣传发动，使大学教师和管理人员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如果广泛实行自主招生，打破完全以统一考试分数决定录取的模式，中国许多大学教师就得像一些国家的大学教师那样，花精力为招生服务。以往一般高校教师对招生考试改革不太关心，高教研究界对高考改革研究也重视不够。当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等逐渐铺开之后，招生是一件相当复杂、工作量很大的事，许多问题需要高校来解决和研究，院系教师不应置身事外。

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统一考试会逐渐减轻其绝对权重，但还将成为中国高校招生的主体。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制约，这是一个规律，不可能脱离中国的国情来实行某种招考制度。在招生考试领域，管理权力小于法律，法律小于规律。

不符合规律的设想，即使愿望再美好，也无法贯彻落实。只有符合招生考试规律、符合主流民意的改革，才可能长久实行下去。（作者系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第五篇：高考改革

2017年天津高考改革方案

4月28日，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天津市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主任王璟，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孙志良，市教委副主任孙惠玲介绍和解读了本市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根据方案，从2017年高考开始，在现有英语听力两次考试的基础上，实行高考英语笔试两次考试，取笔试和听力各两次考试中较高的分数，计入高考总分;

从2020年起，高校招生依据统一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进行录取。

从2017年秋季入学的高一年级开始，将取消文理分科，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分为合格性考试与等级性考试。合格性考试实行全科设置、全科开考，学生根据要求在每学年自主选择考试科目;等级性考试由学生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长，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科目中自主选择3门作为等级性考试科目。

从2020年开始，统一高考录取总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科目成绩组成。

方案提出，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将与统一高考相对分开，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评价方式，从2017年起，春季招生将成为市属高职院校在津招生的主渠道。

同时，创造条件逐步减少高校招生录取批次，完善平行志愿投档方式，探索高校与学生双向选择的录取模式。

政策解读

关于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有哪些具体措施?

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我市已于2015年4月出台了《天津市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实施方案》，大幅减少、严格控制高考考试加分项目，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

取消了全部7项鼓励类加分项目，保留了4项全国性扶持类加分项目，完善了1项地方性扶持类加分项目。同时，进一步严格加分资格审核，严格认定程序，严格监督管理，做好信息公开公示。

在录取方式上有哪些改进和完善?

统一高考继续实行成绩公布后填报志愿方式，创造条件逐步减少高校招生录取批次。完善平行志愿投档方式，探索高校与学生双向选择的录取模式。根据教育部统一部署，探索应用型本科专业通过春季高考招生的录取办法。

高考综合改革的主体内容有哪些?

高考综合改革主要涉及到考试科目和招生录取机制的调整。

一是改革考试科目设置。从2017年秋季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开始，取消文理分科。从2020年起，统一高考科目调整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考时间安排在每年6月份。英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

二是改革招生录取机制。探索依据统一高考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

从2020年起，统一高考招生录取总成绩由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考科目成绩和3门学生自主选择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科目成绩构成，作为高校招生录取的基本依据。统一高考招生录取总成绩满分750分。其中，语文、数学、外语每门满分150分，3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科目每门满分100分。

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成绩在计入高校招生录取总成绩时，是如何细化和计分的?

等级性考试成绩在计入高校招生录取总成绩时，每门科目成绩由五等细化为

A、A、A、A、A;B、B、B、B、B;C、C、C、C、C;D、D、D、D、D;E共21级，分别占2%、3%、4%、5%、6%;7%、7%、7%、7%、7%;6%、6%、6%、6%、6%;5%、4%、3%、1%、1%;1%。其中，A为满分100分，E计40分，相邻两级之间的分差均为3分。

高考综合改革在哪些方面扩大了学生的选择权?

一是升学途径。学生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自主招生、统一高考和高职院校分类考试等多种方式中选择比较适合自己的升学通道;同时，积极探索实行高校与学生双向选择的录取模式。

二是考试科目。在统一高考招生中，学生可根据本人兴趣特长和拟报考学校及专业要求，自主选择等级性考试科目;在春季高考中，学生可以选择职业技能考试的类别及英语科目的考试项目。

三是考试次数。在统一高考英语科目考试中，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考试次数，且取最高1次考试成绩计入高考总分。

四是考试时间。在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中，各科目考试分散在高中三年，随结随考随清，每实行全科开考，学生可以根据学习情况和自身实际选择学业水平考试各科目的考试时间。

高考综合改革对现行高中教育将会产生哪些影响?

一是对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形成有利条件。在课程设置上，高中学校可以在选修课程，特别是在校本课程的建设上形成鲜明特色;在教学安排上，可以根据本校学生的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科目选择情况和师资情况，在必修课程的教学上形成特色，建设精品课程。

二是对高中阶段的选择性教育具有提升和推动作用。学习的选择性是高中新课改的重要价值取向和改革目标。等级性考试科目的选择性，将促进高中课程的走班教学，从而有利于学生实现共同基础上的有差异、个性化发展。高职院校春季高考实行 “文化+技能”的评价办法，有利于中职学校强化实践技能培养，有利于普通高中开设职业技能类选修课程，有利于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的融通发展。

三是对中学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不分文理和评价体系与机制改革，学生可以文理跨界混搭选课。一方面扩大了学生的选择权，另一方面促进学生文科思维能力和理科思维能力的融合碰撞,从而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有利于实现全面发展。

高校招生录取会不会取决于语数外统一考试科目成绩?

不会。根据《实施方案》，学生的高校招生录取总成绩与现行高考“3+综合”的总成绩相同，语文、数学、外语分值未变(每科150分，共450分)，学生自主选择的等级性考试在计入高校招生总成绩时的分值也未变(每科100分，共300分)。同时，等级性考试科目成绩在A、B、C、D、E等的基础上又细化为21个等级，提升了等级性考试的区分度。

语文、数学、外语三门统一考试科目是对学生的普遍性要求，是对学生基本素质的考查;而等级性考试的3门科目是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的，能够反映学生的兴趣、志向和学业专长。

高考英语一年两次考试是如何安排的，将如何计分?

从2017年起，在现有高考英语听力两次考试的基础上，实行高考英语笔试两次考试，为学生提供两次机会,为其他科目实行两次考试积累经验。英语科目成绩取笔试和听力各两次考试中较高的分数，计入高考总分。

2017年、2018年和2019年的高三学生第一次高考英语考试(含两次听力考试)在每年3月份举行，第二次高考英语考试(不含听力考试)在6月份统一高考时举行。

从2020年起，高三学生第一次高考英语考试(含两次听力考试)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同期举行，第二次高考英语考试(不含听力考试)在6月份统一高考时举行。

在津招生高等学校何时公布招生要求?

从2017年起，在津招生的高等学校要统筹考虑办学定位、学科专业特色、人才培养需要和生源情况等因素，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科目中，分专业(类)或学科门类提出选考科目要求(最多不超过3门)，以及综合素质评价的使用办法。从2020年起在招生录取中使用。学生满足其中任何1门，即符合报考条件。

启动高考改革后，学生如何填报志愿?

学生在选报志愿时，自身的等级性考试科目与招生院校的科目要求至少要有1门相一致，方可报考。同时，还要关注招生高校对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的具体要求，综合考虑自身兴趣特长和高校选才要求进行填报。

若高校没有确定等级性考试科目范围，表明学生在报考该专业(类)时无科目限制，均可报考。但要注意：由于高校招生录取总成绩是由统一高考科目成绩和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科目成绩构成的，所以学生仍需参加学业水平等级性科目考试，以获得相关成绩。

《实施方案》何时开始实施?

《实施方案》规定的各项改革内容和要求，将分年逐步实施。

2016年继续推进九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高校自主招生改革、深化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改进录取方式，改革监督管理机制等，并选择部分区县试点实施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2017年开始实施英语科目一年两次考试，逐步合并录取批次，并从2017年高一年级开始全面实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

1、天津高考改革不分文理科

天津今年全面启动的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中，将建立完善的“两依据、一参考”(两依据指高考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一参考指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综合评价体系，考生的相关特长、突出事迹、优秀表现等情况将如实记入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供高校录取时参考。

根据2014年公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到2020年，考生总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3个科目成绩组成。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也表明，未来的高考成绩将是“3+3”模式，也就是说，除了语、数、外3门高考科目之外，学生需要选择3门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共同组成高校录取成绩。

2、2016年天津高考全部分科目使用天津卷

从目前来看，天津还没有使用高考全国卷的明确时间表。26个“全国卷”使用省份不含天津，明年天津高考将延续自主命题，维持使用“天津卷”不变。3、2016年天津高考录取批次二本三本合并

2009年以来，继浙江、天津、山东、福建等省份取消三本批次招生，二本、三本合并录取，就意味考生能填的志愿也减少了。往年上了二本线的考生可以二本填写6个平行志愿，三本填写6个平行志愿，今年就只有6个志愿可以选择了。往年这部分考生即使没被二本院校录取，也还有三本院校作为保底，而今年这样的保底不再存在，考生需要慎重考虑，照顾到两个层次的学校。

二本与三本合并为一个批次录取，对考生来说是好消息，取消三本，拉低了二本线，上二本线的考生将扩大很多，应该说受到冲击最大的是原来高考分数在二本线上0―15分的考生，这部分人，按原有二本、三本分开招生的时候来说，有机会录取二本院校，即使不行，往下报三本也可以走很好的三本院校，但如今，这群人再想读原来的二本院校就变得很难了，即使在原来的三本院校里也未必会读到好学校、好专业。

4、天津高考改革之加减分项目

目前，五类依然具备高考加分资格的考生是：

1、烈士子女;

2、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少数民族考生;

3、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

4、自主退役士兵;

5、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含)以上或被大军区(含)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

从今年1月1号起，天津已经取消了包括奥林匹克竞赛、科技类竞赛、市级优秀学生、重大体育比赛前六名，二级运动员、市级优秀学生干部、两次以上市级三好学生等全部7项鼓励类高考加分项目。保留了“烈士子女”、“归侨、华侨子女”、“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等这样四项全国性扶持性加分项目。此外对于少数民族考生的地方性加分政策，天津市也做了调整，今后将只适用于天津市属的院校在天津招生。

天津市完善了“少数民族考生”1项地方性扶持类加分政策，2015年1月1日起，只适用于天津市属院校在本市招生时使用，加分分值为5分。该市“少数民族考生”照顾政策属于地方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