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知识产权证券化的中国模式探讨
知识产权证券化的中国模式探讨
□ 作者： 李秋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积极借鉴国外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实践经验，在我国开展产权证券化，将有利于解决创新型企业尤其是中小创新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对我国创意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同时应该认识到的是，我国有着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点，因此需要寻找一套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
融资
金融工具
问题的提出
知识产权证券化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稳定收入的资产或资产集合，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资产中的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重组后，将其转换为可自由流通证券的过程。美国投资银行家刘易斯•瑞尼尔在1977年一次与《华尔街》杂志社记者讨论抵押贷款过手证券时首次使用了“资产证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一词，从此资产证券化作为一项灵活多变的金融工具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1997年英国摇滚歌星大卫•鲍伊（David Bowie）以自己所出版的25张唱片的版权收益为基础资产，由美国Pullman Group发行了10年期利率为7.9%的证券，共从资本市场融资5500万美元，成为知识产权证券化的第一单。如今美国的知识产权证券化实践已经拓展到电子游戏、电影、休闲娱乐、演艺、主题公园等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联的行业，以及时装品牌、医药专利、半导体芯片等众多领域，为文化创意企业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
美国知识产权证券化实践
作为最早进行资产证券化实践的美国，在国内已经形成了基础广泛的可证券化资产，形成了快速增长的局面。统计数据显示，在发行“鲍伊证券”的1997年，美国的知识产权化证券的交易量就达到了3.8亿美元，到了本世纪初更是超过了11亿美元，知识产权证券化已经成为美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新趋势”。从涉及的行业来看，证券化的知识产权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音乐虽然是开创了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先河，电影业却在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发展中呈现出后来居上的态势，目前，电影的知识产权证券化在发行总量中已经达到了42%的比例。这种情况的形成可能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制作成本的不断攀升，电影的制作费用越来越高昂，制片方不愿意单独承担投资风险，资产证券为制片方提供了一条筹集资金、分散风险的有效途径；二是美国的电影业发展较为成熟，从剧本的创作到影片的制作、周边产品的开发、DVD的发行等都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工业链条，从而电影所产生现金流的估算较为准确、风险较小，容易得到投资人的青睐。
具体来说，美国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实践具有以下特点：
（一）知识产权从属清晰且商业化途径多元的资产适宜作为基础资产
音乐虽然是开创了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先河，电影业却在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发展中呈现出后来居上的态势，上文提到电影的知识产权证券化在发行总量中已经达到了42%的比例。主要原因便在于相对于电影，音乐作品版权产生的现金流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如与电影相比音乐作品的版权往往从属于多个所有者，从而使音乐作品版权证券化的操作产生了一定难度，同时也增加了以音乐作品为基础资产证券的风险。此外，相对于电影作品来说音乐作品产生收益的渠道相对单一，并且比起电影作品来说其盗版成本也相对较低，这些因素也限制了以音乐作品为基础资产的证券的发展。
（二）多重资产组合有效分散风险
2000年7月耶鲁大学通过转让药品专利许可费，成功融资超过1亿美元，然而到2002年11月底因为连续三个会计报告季度，该证券进入提前偿还阶段，这笔以抗艾新药Zerit的专利特许费为基础资产的证券化案例宣告失败。分析本次资产证券化失败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是对比随后同样由Royalty Pharma以13种药品专利特许收益为基础进行资产证券化的成功，由此不难看出基础资产过度单一导致风险集中是造成Zerit资产证券化失败的原因之一。
（三）适宜SPV模式和有效的信用增级手段是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关键
SPV作为知识产权证券化的核心机制，发起人通过将基础资产真实出售给SPV在发起人和投资人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具体说来，SPV的作用有三：一是隔离发起人的破产风险；二是通过不能破产或破产风险较低的SPV持有基础资产来降低知识产权证券化的风险；三是避免因发起人的信用问题影响证券持有人的利益。近期美国的知识产权证券化时间中多使用特殊目的信托（SPT），主要是因为信托在美国社会的广泛应用以及其对风险的有效隔离。
信用增级主要是通过保险、划分证券结构等方式增加证券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降低融资成本，信用增级不仅能够使证券在资产质量、时间头寸等方面与投资者的需求相匹配，同时也能够满足发起人在融资数额、融资成本等方面的需要。上文提到的Zerit案例中就使用了划分优先/次级证券的方式进行了内部增级。
我国进行知识产权证券化的现实需要
知识产权证券化最初的发展来自于知识产权所有人尽快收回研发成本和实现研究收益的需求。发展知识产权证券化对于我国企业尤其是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一）有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2009年9月中央发表《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到国家的战略产业高度。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和人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过去依靠价格和资源进行竞争的方式难以为继，我国迫切需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文化产业中的大量企业属于创新型企业，固定资产较少，无形资产往往占到50%以上，仅仅依靠内源融资难以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上市融资门槛较高，也难以达到银行的借贷要求，知识产权证券化无疑是解决创新型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有效途径。
（二）有利于促进知识产权的转化
教育部编写的《中国高校知识产权报告（2010）》中指出1985年至2010年，作为我国主要科研力量的高校累计专利授权总量150029件，而其中能够得到转化的专利不足5%，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知识产权产业化所需要的资金是研发所需资金的10倍，2010年我国拥有科技研发的投入为7062.6亿元，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知识产权的产业化所需资金将超过万亿。知识产权证券化不仅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还能够降低知识产权转化的后续资金需求，提高知识产权的转化率。
（三）可以有效降低创新型企业融资过程中的风险
知识产权证券化一方面能够使知识产权所有者即创新型企业在获得资金、享有资金的时间价值的同时将风险转化出去，即通过证券化将创新型企业的风险分散给了购买证券的广大投资者；另一方面，又通过成立SPV、信用增级等方式降低投资者所承担的风险。
（四）对创新型企业的影响较小
向银行借贷或者发行企业债券都会提高创新型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对其企业形象、信用记录产生影响，而发行股票会对企业的资本结构、控制结构产生影响。知识产权证券化是将知识产权所带来的收益通过“真实出售”给SPV来发行证券，并不会增加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也不会改变企业的资本结构、控制结构，同时还能够使企业保有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可以说在现有的融资方式中对创新型企业产生的影响是相对较小的一种。
我国知识产权证券化实践模式选择
（一）以专利作为主要的基础资产
作为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池中资产的选择往往决定了证券化的成败，因此在选择的过程中需要特别的谨慎。从资产的权利状况来看，首先必须是合法和有效地证券化知识产权；其次，如果知识产权受保护的剩余年限必须不少于证券的存续期限；第三，拟证券化的知识产权需要有清楚的权利归属；最后，权利存在瑕疵的知识产权会增加现金流的不稳定性，应不予考虑。
科学技术部计划司2010年7月28日发布的《2009年全国技术市场统计分析报告》显示，2009年我国成交的技术合同为0.91%，成交额突破3000亿元，达到了3039亿元，同比增长14%。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交易得到了迅速发展，交易量、交易额也有较高的年增长率，这些都为我国开展知识产权证券化实践提供了良好基础。目前我国大量存在的专利技术及其授权有比较成熟的运行机制，中介机构在专利使用权价值评估和风险测量方面也具有丰富的经验。
（二）信托是适合我国现实的SPV设立形式
发起人通过将基础资产“真实出售”给SPV，实现自身与基础资产的破产隔离，因此SPV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虽然并不承担实际的管理工作，却是知识产权证券化过程中的核心。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证券化实践来看，SPV主要采取了这样几种形式：
1.公司制SPV。公司制SPV被称作特殊目的公司（SPC），一般只是发起人设立的空壳公司，属于特别法上的公司，即专门实现资产证券化而设立的公司，其在设立程序、业务规范、组织结构等方面均不同于普通公司。但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对公司制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都有较高的注册资本要求和盈利门槛，这样的规定无疑增加了创新型企业融资的成本，甚至将大量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因此特殊目的公司并不是适宜我国现实的SPV模式。
2.信托式SPV。信托式SPV被称为特殊目的信托（SPT），由于信托制度能够将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和收益权有效分离并且较好的保持信托财产的独立性，能够更好的起到其破产隔离“防火墙”，在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知识产权证券化中是使用较多的一种SPV形式。2001年4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为SPT提供了法律依据。为我国知识产权证券化过程中SPT的设立提供了制度基础。
sp;3.有限合伙制SPV。在英美等国的知识产权证券化过程中还出现过有限合伙制的SPV。有限合伙由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普通合伙人与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有限合伙人组成，前者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后者根据出资额享受权利、承担义务。在我国，虽然已经出台了《合伙企业法》，但是考虑到知识产权证券化在我国还属于摸索阶段，发展尚不完善，风险较大，因此该种方式应不在设立SPV形式的考虑之列。
（三）以外部增级为主要的增级方式
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增级方式有内部增级和外部增级两种方式，内部增级主要是通过将发行的证券划分不同偿付等级。外部信用增级主要通过第三方为知识产权化证券提供金融担保，增加证券的信用等级，降低融资成本，主要方式包括信用证、担保和保险。
考虑到我国社会对知识产权价值的认识还有待提高，在内部增级之外，聘请国有金融机构提供担保和保险是更适合我国国情的选择。
（四）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发展知识产权证券化
知识产权证券化在我国还属于新生事物，相关的法律、税收制度、中介机构都还有待建立和完善，因此在起始阶段我国适宜采用政府主导型的模式，而不急于将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发展交由市场力量主导。
通过前文的分析不难看出，知识产权证券化对于我国升级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是目前我国的法律、税收制度、资本市场等都存在诸多阻碍知识产权证券化发展的因素，我国文化产业的长足发展还需要长时间的改革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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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第一章 知识产权证券化概述（范文模版）
第一章 知识产权证券化概述
1.1 知识产权证券化的概念与起源
1.2 知识产权证券化的特点和类型
1.3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功效
1.4知识产权证券化国外发展现状
1.4.1 美国立法与实践
1.4.2 欧洲立法与实践
1.4.3 日本立法与实践
第一章 知识产权证券化概述
1.1 知识产权证券化的概念与起源
知识产权，英文为 Intellectual Property 或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简称 IP。最先由法国人卡普佐夫在17世纪时提出，而后由比利时法学家皮卡第发展，并得到法学界的认可。
所谓知识产权证券化就是由拥有知识产权资产的所有人作为发起人，以知识产权未来可产生的现金流量（包括预期的知识产权许可费和已签署许可合同中保证支付的使用费）作为基础资产，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其中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转移给一个特设载体机构，由后者据此发行可流通权利凭证进行融资的过程。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是金融资本与知识资本的一种有效结合，是以金融技术为依托，以知识产权的信用为担保，以证券化为载体的融资方式。相对于传统的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住房贷款抵押证券化，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的一般的交易结构与传统的资产证券化类似，其参与主体一般也会包括发起人(原始权益人)、特设载体（SPV）、投资者、受托管理人、服务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信用增强机构、流动性提供机构，一般也是通过信托或特别目的公司的形式建立起证券化的通道，也要运用风险隔离和外部及内部的信用增级方式，来提高证券化产品的市场吸引力。
目前，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实践发展迅速。在美国，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的对象资产已经非常广泛，从电子游戏、音乐、电影、娱乐、演艺、主题公园等与文化产业关联的知识产权，到时装设计的品牌、最新医药产品的专利、半导体芯片，甚至专利诉讼的胜诉金，几乎所有的知识产权都已经成为证券化的对象，资产证券化的金额已经超过15亿美元。在亚洲的日本，经济产业省早在2002年就声明要对信息技术和生物领域等企业拥有的专利权实行证券化经营，并成功地对光学专利实行了资产证券化。基于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的迅速发展，美国投资银行界与知识产权界将其作为未来重大的资产证券化项目，就连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也将其作为未来的一个“新趋势”。
1.2 知识产权证券化的特点和类型
知识产权证券化的特点：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一种低成本和低风险的融资方式，主要具有四个特点。
（1）融资成本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中长期最低贷款年利率为5.76%，企业债券的利息每年约为3.5%-5%，而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的年收益率约为2.3%-4.3%，由此可见，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相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其它可选的融资方式而言是一种低成本的融资方式。
（2）实施的难度较小。由于高新技术企业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因而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发行企业债券或上市发行股票的难度都较大，而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是以高新技术企业拥有知识产权的信用为基础，只要高新技术企业所拥有的知识产权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就可以进行证券化，因而高新技术企业实施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的难度相对于其它的融资方式较
小。
（3）不影响企业知识产权的权属。知识产权证券化一般是以知识产权的收益，即未来可产生的一定的现金流为基础进行资产证券化，知识产权仍归高新技术企业所有，因而不会导致高新技术知识产权的丧失。而如果以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为质押进行商业银行贷款，一旦高新技术企业无力偿还商业银行贷款，企业的知识产权就将会被拍卖。
（4）融资风险小。商业银行贷款和发行企业债券将会使高新技术企业负债，而发行股票将会影响原企业股东对企业的管理权和控制权，而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如果实现了“真实销售”，将既不构成企业的负债，也不会影响原企业股东对企业的管理权和控制权。
知识产权证券化的类型：资产证券化作为一新兴的金融工具，目前不仅基础品种繁多，而且还衍生出不少派生品种。国内外学者往往按不同的标准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进行研究。根据资产证券化基础产品不同，可将资产证券化分为现金资产证券化、实体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证券化和证券资产证券化四种。根据基础资产的不同，可将资产证券化分为不动产证券化、金融资产证券化和知识产权证券化。还有学者按基础资产性质是否为实体将证券化分为实体资产证券化含不动产与动产与非实体资产证券化含金融资产、知识产权资产等。按照基础资产的法律性质不同，还可以将资产证券化分为债权证券化、物权证券化与知识产权证券化。
1.3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功效
（1）促进高新技术转化，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在传统融资方式下，资金供给者在决定是否投资或提供贷款时，依据的是资金需求者的整体资信能力，信用基础是资金需求者的全部资产，较少关注它是否拥有某些特质资产。只有当资金需求者全部资产的总体质量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获得贷款、发行债券或股票。否则，则不能使用这些融资方式。我国很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就是自身拥有大量的专利等知识产权，但由于其自身风险性高，整体资信能力较低且缺少实物资产，所以难以通过传统融资方式筹集到发展所需的资金，严重制约了其将高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目前，国内高新技术知识产权转化率不到1O%。传统融资方式的局限性是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知识产权证券化是一种资产收入导向型的融资方式，其信用基础是知识产权而非企业的全部资产。资金供给者在考虑是否购买ABS时，主要依据的是知识产权的预期现金流入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以及交易结构的严谨性和有效性，资金需求者自身整体资信能力和全部资产的总体质量则被放在了相对次要的地位。知识产权证券化突破了传统融资方式的限制，破解了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将高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手段，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有助于加快我国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进程，进而提高企业现有知识产权的收益。有了资金的支持和丰厚收益的激励，企业就有动力在原有知识产权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开发，继续新的发明创造。使技术创造活动走向一种良性循环，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科技进步。另外，与转让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来获得资金相比，知识产权证券化只是使企业放弃未来一段时问内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收费权，并不会导致其丧失所有权。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杠杆融资作用
同样是基于知识产权融资，但与传统的知识产权担保贷款相比，知识产权证券化能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杠杆融资作用。一方面，知识产权证券化的融资额高于知识产权担保贷款额。从国际银行业的实践看，在传统的知识产权担保贷款中，知识产权的贷款与价值比一般低于65%，而知识产权证券化的融资额能达到其价值的75%。另一方面，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所发行的ABS的票面利率通常能比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支付的知识产权担保贷款利率低22%～30%，大大降低了融资成本，提高了实际可用资金的数额。所以，知识产权证券化能充分发
挥知识产权的杠杆融资作用，最大限度地挖掘知识产权的经济价值，使知识产权所有者获得更多的资金。
（3）降低综合融资成本
知识产权证券化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开辟了一条廉价的直接融资途径。
第一，知识产权证券化完善的交易结构、信用增级技术和以知识产权这种优质资产作为ABS本息的偿还基础，使ABS能获得高于发起人的信用等级，达到较高的信用等级，投资风险相应降低。SPV就不必采用折价销售或提高利率等方式招徕投资者。一般情况下，ABS的利率比发起人发行类似证券的利率低得多。
第二，发行ABS虽然需要支付多项费用，但当基础资产达到一定规模时，各项费用占交易总额的比例很低。国外资料表明，资产证券化交易的中介体系收取的总费用率比其他融资方式的费用率至少低0.5个百分点，提高了实际可用资金的数额。最后，发起人还可以利用该资金偿还原有的债务，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自身的信用等级，为今后的低成本负债融资奠定良好的资信基础。
（4）分散知识产权所有者的风险
在知识经济时代，一项知识产权在未来给所有者创造的收益可能是巨大的，但同时这种收益所隐藏的风险也是巨大的。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知识产权消费者消费偏好的改变，以及侵权行为等外部因素，都可能使现在预期经济效益很好的某项知识产权的价值在一夜之间暴跌，甚至变得一文不值。知识产权的所有者面临着丧失未来许可使用费收入的风险。知识产权证券化则能将这种由知识产权的所有者独自承受的风险分散给众多购买ABS的投资者，并且使知识产权未来许可使用费提前变现，让知识产权的所有者迅速地获得一笔固定的收益，获得资金时间价值，而不用长时间地等待许可使用费慢慢地实现。
另外，知识产权证券化作为一种债权融资方式，在为企业筹集到资金的同时，企业的所有者仍然可以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从而保护企业创办人的利益。
1.4 知识产权证券化国外发展现状
1.4.1 美国立法与实践
美国智财权证券化起步甚早，但真正奠定基础则始自1997年，即世界上首例知识产权證券化案例：鮑伊債券(Bowie Bond)。交易金额从3.8亿美元，至2000年的11.3亿美元，其间总交易金额达20.4亿美元。发行金额规模以电影产业最高，其次为音乐产业(但案件数最多)，这是由于电影产业有庞大的资金需求，且电影作品代表大量、可预测、可清楚定义、相对稳定的历史现金流量，而电影产业结构通常由少数卖座影片来对其他影片提供资金，藉各种投资组合来缓和收益的变量，因此适合发行证券化商品来筹募更多资金：
电影是美国进行智慧财产权证券化最多的产业，总金额达48亿美元。这样的成绩归因于美国电影工业发展甚久，现金流量和收益来源的信息完整，且保险公司也愿意提供拍片完工保证(Completion Guaranty)，在相关配套设计完整下成为最适合证券化之产业。
在专利权证券化方面，美国目前仅有二件案例，投资银行甚至认为专利权的诉讼风险显然较音乐高，因此较不适合证券化，但专利权潜在的收益与价值仍不容忽视。美国第一件专利权证券化案件为BioPharma Royalty Trust(简称BRT)，是2000年8月由美国耶鲁大学将其研发出之抗艾滋病病毒之分子科技专利授权给Bristol-Myers Squibb公司，并将授权金证券化，透过私募出售后获得1亿美元资金。
在美国的商标权证券化方面，主要是服装时尚产业，其次是加盟金证券化。最早的案例是1993年知名服装时尚品牌Calvin Klein将其香水商品与商标权利金，委由花旗银行规划发行金额为5,800万美元的证券化案例。
1.4.2 欧洲立法与实践
欧洲的知识产权证券化发展的并不迅速，但非常有特色的是，欧洲的知识产权证券化案例中
有很多是球赛门票、球队赞助费、比赛的电视转播权等与体育产业有关的知识产权。
1.4.3 日本立法与实践
日本发展智慧财产权证券化的背景，在于国际竞争下各企业对于尖端技术研发的必要性，使相关智财融资的要求提高。特别是日本创投业者对投资高科技公司相当积极，因此迫切需要证券化等新兴融资管道。2000年5月日本制定「资产流动化法」，成为日本智财权证券化的法源依据，也开始带动日本音乐、电影、游戏产业的证券化风潮。
其实日本的音乐产业并未出现类似美国音乐证券化的案件，倒是发展出颇具特色的「音乐基金」，虽名为基金，其法律关系基础却是商法中「隐名合伙契约」的关系，适合一般投资人参与认购。这种小规模音乐基金的期间较短，通常为一年，每笔投资金额不高(约日币1~5万元)，但投资人可以享有免费参加音乐会、试听、印制姓名于专辑上的特别优惠。不过其隐名合伙的法律特性也带来一些问题，关于信息公开、经营者资格、主管机关监督这些层面，无法如一般有价证券受到严格的管制，难免引起疑虑与争议。
至于电影证券化方面，日本已经累积相当多发行案例，例如三井住友银行(2002)、瑞穗银行(2002)、日本数位内容公司(2003.12)等。计算机游戏软件也是另一个重要的证券化产业，如2000年12月Konami与瑞穗证券共同发行的「纯爱手札」游戏投资信托基金，规模高达7.8亿日币，为当时相当轰动的例子。其他值得参考的智慧财产权证券化的实例还包括： 2003年4月JDC公司为Sakaru公司发行之音响设备专利证券化，规模2亿日币；1997年东京迪斯尼以游乐园未来收益为担保发行规模6亿日币的债券。
第三篇：中国知识产权现状
中国知识产权现状
一是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完成《商标法》修改工作，新修改的《商标法》将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完成《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行政法规修改工作。加紧推进《专利法》、《著作权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商标法实施条例》、《专利代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修改及《职务发明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出台了《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管理办法》，起草了《林业植物新品种保护行政执法管理办法》等规章。
二是知识产权数量持续快速增长。全年受理三种专利申请237.7万件，授权131.3万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达82.5万件，占三种专利总量比例五年来首次超过三分之一，同比增长26.3%。我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首次超过2万件，占全球申请总量的比重首次超过10%，在《专利合作条约》体系中跻身至第三位。每万人口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由2012年的3.23件增长到4.02件,提前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全年共受理商标注册申请188.15万件，同比增长14.15%，连续12年居世界首位，商标有效注册量为723.79万件，继续保持世界第一。作品登记量84.5万件，同比增长22.89%，提前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量16.4万件，同比增长18.04%，双双达到历史新高。农业植物新品种全年申请量达1333件，林业植物新品种申请量累计突破1200件。在知识产权数量快速提升的同时，各有关部门更加注重质量导向。
三是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进一步加强。政府软件正版化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2013年底，所有地市级和县级政府完成软件正版化检查整改任务。年内，多部门加强配合，开展了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治理“剑网行动”、知识产权执法维权“护航”行动、打击“傍名牌”专项执法行动等，取得明显成效。
2013年，全国地方法院共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88583件，新收一审知识产权行政案件2886件；共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10万件。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3272件5081人，提起公诉4975件8232人。全国公安机关破获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案件5.9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3万名，涉案价值406亿元。全国海关共扣留侵权货物1.9万批，涉及货物6000余万件，新核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4932件。全国专利行政执法办案总量16227件，同比增长79.8%，其中专利纠纷办案量5056件，同比增长101.5%。全国工商系统共立案查处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83141件，涉案金额11.2亿元。依法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477件、涉案金额2.8亿元。全国版权系统立案查处侵权盗版案件3567件。
四是知识产权运用管理水平逐步提升。据2013年版权局公布数据表明，2010年版权相关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率达到6.57%，按照国际惯例，一个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以上就可以称为支柱产业。年内，全国29个地方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投融资服务试点工作，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规模不断扩大，专利、商标、版权全年分别实现质押融资254亿元、401.8亿元、31.73亿元，总额同比增长79.46％。全年有530家企业投保专利责任保险，涉及专利1855件，保障金额达6438万元。
2013年，知识产权局启动了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的推行工作，全国累计约1800家企业参与贯标；教育部建立7家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推动高校技术转移工作；版权局批准建立国家海峡版权交易中心和青岛国际版权交易中心；农业部推进的国家（杨凌）旱区植物品种权交易中心挂牌运营，建立国家种业科技成果产权展示交易平台；林业局加大林业植物新品种转化应用力度，近20个授权新品种得到转化应用，建立木地板、竹材加工等3个知识产权联盟。
五是知识产权对外交流合作不断深入。2013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设立中国办事处事宜取得重要进展。全年我国共签署知识产权各类有关协议51份。签署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的《马拉喀什条约》。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签署《关于发展基础设施服务以支持专利审查工作共享的合作协议》，实现了云专利审查实验系统(CPES)和WIPO管理的检索与审查集中式接入(CASE)系统的互联;与16个国外知识产权机构签署“专利审查高速路”试点合作协议；首次召开金砖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制定了金砖国家知识产权局合作路线图;参加中日韩美欧商标五方会谈；成功举办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测试及分子技术会议;与美国海关联合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知识产权执法行动，共查扣输美假冒消费类电子产品千余批，涉及货物逾10万件。
第四篇：票据资产证券化产品模式的法律分析
一、票据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入池资产的选择
在票据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基础资产的选择尤为重要，直接影响着以票据资产开展资产证券化的业务模式及路径选择。由于“票据资产”并非法律概念，实践中，以票据资产作为基础资产发起设立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在基础资产的选择上，可能存在以下几种路径：
（一）业务模式一：以票据或票据权利入池的法律可行性分析
以票据或票据权利作为基础资产发起设立专项计划的，原始权益人须将其持有的票据或票据权利真实转让给专项计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的规定，票据行为的要式性，包括“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中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等。由于票据行为具有要式性，票据行为须依照法定方式进行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因此，为实现“真实销售”的目的，原始权益人应当将票据背书转让给计划管理人（代表专项计划）。
以票据或票据权利作为票据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基础资产，至少可能存在以下法律问题：
1、票据背书的不规范情形
根据《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据此，原始权益人将票据背书转让给专项计划，由于缺乏真实的交易背景和债权债务关系，可能在背书转让环节存在不规范的情形。虽然《票据法》第十条属管理性规定，但以票据或票据权利直接作为基础资产，在《票据法》上存在一定的法律瑕疵，因此交易所对直接以票据或票据权利作为基础资产较为谨慎。
2、专项计划受让票据的合法合规性
根据《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银发[1997]216号）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本办法所称贴现系指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在汇票到期日前，为了取得资金贴付一定利息将票据权利转让给金融机构的票据行为，是金融机构向持票人融通资金的一种方式。”据此，直接“买票”的行为属金融机构向持票人提供资金融通的票据贴现业务。
根据《非法进入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2011修订）》第三条的规定，“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机构，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票据贴现„„等金融业务活动的机构。”因此，在未取得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票据贴现业务资质的情况下，专项计划直接受让原始权益人持有的票据权利并向原始权益人提供融通资金的行为，可能存在较大的合规风险。
在该等业务模式下，原始权益人直接将票据背书转让给专项计划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交易安排，交易所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因此，以票据或票据权利作为基础资产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可能无法取得交易所出具的无异议函。
（二）业务模式二：以应收账款入池的法律可行性分析
在票据资产证券化业务中，若以应收账款作为基础资产，市场上较为常见的是与保理业务相结合的操作方式，基本业务模式如下：（1）买卖双方签署基础交易合同并形成基础交易关系，卖方向买方交付货物或提供服务，由此形成了卖方对买方享有的应收账款；（2）买方向卖方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或商业承兑汇票（以下简称“标的票据”）；（3）卖方与保理公司签署应收账款转让合同，同时将标的票据背书转让给保理公司。保理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将受让的应收账款作为基础资产转让给专项计划，并将标的票据质押给专项计划。在该等业务模式下，卖方通过保理公司这一“通道”，间接将其持有的标的票据开展资产证券化，从而获得融资。
以应收账款作为票据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基础资产，至少需要考虑以下法律问题：
1、关于应收账款是否真实存在 根据《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尽职调查工作指引》（以下简称“《尽调调查工作指引》”）第十三条、十四条和十五条的规定，对于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基础资产的尽职调查包括对基础资产的法律权属、转让的合法性的调查，即基础资产形成和存续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基础资产是否存在法定或约定禁止或者不得转让的情形等。因此，若以应收账款作为基础资产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则基础资产在法律上应当真实、合法存在。
然而，标的票据开立后，应收账款是否仍然继续真实存在？
根据《支付结算办法》第三条的规定，“票据可以作为支付结算方式进行货币给付和资金清算。”《支付结算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必须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
在业务模式二中，买卖双方签署买卖合同建立基础交易关系，买方向卖方开具标的票据作为付款方式，卖方取得标的票据的行为符合《支付结算办法》的规定，即卖方系基于买卖合同的基础交易关系取得标的票据。因此，标的票据的签发符合《票据法》和《支付结算办法》的相关规定，可以作为支付结算方式进行货币给付和资金清算。
从目前已有的司法判例（“宿迁市华能贸易有限公司诉济宁安泰矿山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等票据追索权纠纷案”，(2013)宿中商终字第0244号））来看，法院认为，票据不仅具有替代货币进行支付的功能，而且还具有流通功能和融资功能等，票据制度的价值在于促进票据流通、保障交易安全；受让人合法取得票据权利后，其与交易对方之间的基础关系即已结算完毕，此时若允许持票人再依据基础法律关系向前手主张民事权利，将使已经稳定的民事法律关系重新陷于不稳定状态，而且也使票据的流通性大为减损，背离了设定票据制度的宗旨。因此，司法观点认为，票据开立后，交易双方之间的基础交易关系即已结算完毕，此时卖方对买方享有的应收账款由于票据的开立而结算完毕。
此外，由于票据无因性，票据行为与作为其发生前提的基础交易关系相分离，票据关系一旦合法成立，即独立于基础交易关系。若标的票据开立后，因其他原因导致标的票据未能得到承兑，卖方应当基于票据关系而非基础交易关系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在业务模式二项下，保理公司受让的应收账款可能存在被法院认定为在买方开具标的票据并将卖方作为被背书人时即告消灭的可能性。
2、关于保理公司取得标的票据的合法性
《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在业务模式二中，如法院认为应收账款在买方向卖方开具标的票据并将卖方作为被背书人时即告消灭，由于基础交易关系已经转化为票据关系，则卖方无法通过应收账款转让合同将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公司。在此情形，卖方（作为持票人）通过将标的票据背书转让给保理公司、保理公司作为被背书人取得票据的行为缺乏基础交易关系。
虽然根据已有的司法判例（参见最高人民法院“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2007)民二终字第36号），虽然缺乏基础交易关系的票据转让并不必然导致票据行为的无效，但在缺乏基础交易关系的前提下，保理公司通过背书受让标的票据，该等业务可能被监管机关认定为票据贴现业务，进而需取得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票据贴现资质。因此，在业务模式二中，保理公司取得标的票据的交易安排，可能存在较大的合规风险。
综上，在业务模式二项下，由于应收账款因标的票据的开立而消灭，以应收账款作为基础资产并以票据作为质押的交易安排，可能较难获得包括管理部门在内的各方认可。
二、票据收益权资产证券化的模式初探
结合前文分析，以票据、票据权利或票据项下对应的应收账款作为基础资产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路径，在法律上存在较大的障碍，实践中也因难以获得各方的认可而存在操作难度。基于上述背景，适时提出以票据收益权作为入池资产开展票据资产证券化业务，在当下则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
（一）票据收益权资产证券化的业务模式
原始权益人将其持有的票据对应的收益权（以下简称“票据收益权”）作为基础资产委托计划管理人发起设立专项计划，并通过证券交易所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原始权益人接受专项计划的委托，作为资产服务机构，对基础资产进行管理，并归集、转付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为确保原始权益人按时足额转付票据产生的任何收益，原始权益人以其持有的票据为专项计划提供质押担保。
交易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票据收益权资产证券化的合规性分析
1、关于票据收益权的界定
有观点认为，收益权并非法律规定的物权或债权。收益权仅是物权的一项权能，而债权不存在收益权，因此，票据收益权能否作为基础资产入池，存在一定的法律疑问。
实际上，在票据收益权资产证券化项目中，票据收益权是指票据收益权转让方（以下简称“转让方”）与票据收益权受让方（以下简称“受让方”）之间通过合同约定而产生的、转让方作为持票人在票据项下行使票据权利所取得的全部现金收入（以下简称“票据收益”）的转付义务，系基于票据权利而派生出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该债权债务关系的转让标的并非票据权利本身，而是票据收益的转付义务。在该等债权债务关系项下，转让方为债务人，受让方为债权人，转让方负有按照合同约定将其持有的票据权利项下实际产生的现金流入转付给受让方的义务。据此，票据收益权系新设债权，并非资产所有权中四项权能（即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中分离出来的一项权能，票据收益权的创设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2、关于收益权的法律风险
还有观点认为，以票据权利作为基础权利创设票据收益权，并且通过签署票据收益权转让协议，可能会被认定为“名为买卖、实为借贷”。一旦被认定为“借贷关系”，由于最高院目前仅允许有正常生产经营情况下的企业之前借贷，则可能导致买卖合同无效，专项计划仅能获得普通贷款利息，而由于专项计划并不具备受让贷款的资质，因此存在法律风险。
对于票据收益权转让是否存在被认定为“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问题，结合前文分析，在票据收益权转让的债权债务关系项下，转让方为债务人，受让方为债权人，转让方负有按照合同约定将其持有的票据权利项下实际产生的现金流入转付给受让方的义务。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系通过票据收益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形成。由于转让方和受让方系按照票据权利项下实际产生的现金流入进行结算和支付，受让方不享有收取固定回报的权利，转让方也不负有向受让方“保底保收益”的义务，票据资产收益权的相关风险由受让方承担，据此，票据收益权转让构成以票据为基础的金融合约，不属于“名为买卖、实为借贷”。
综上，通过合同方式界定票据收益权，并将票据进行质押背书，确保原始权益人在收益权项下的转付义务得以实现，并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规定。
（三）票据收益权资产证券化的操作要点 由于收益权并非法律固有概念，而其本质位债权，债权可因当事人合意而设，因此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界定收益权，既与法理相合，又不悖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自应有效。
与上不同，如将收益权定义为所有权的一项权能，则不符合设立收益权的本意，也无法实现票据收益权证券化的目的，且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结合已有的实务操作经验，我们认为，若以票据收益权入池，应当在基础资产交易合同中对收益权进行明确界定，将收益权通过概括定义和范围列举，明确其内涵和外延，不妨定义如下：
标的票据收益权指标的票据收益权持有人与标的票据持有人因合同约定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该等债权债务关系项下，标的票据持有人为债务人，标的票据收益权持有人为债权人。标的票据持有人负有按标的票据产生的下列收入金额与标的票据收益权持有人进行结算的义务：
（1）标的票据在包括票据由持票人提示付款在内的任何情形下所产生的任何资金流入收益；
（2）标的票据经贴现或其他处置/出售所产生的资金流入收益；（3）标的票据项下担保（如有）所产生的资金流入收益；
（4）标的票据被拒付后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票据资产的其他债务人（如有）行使追索权后取得相关票款权利及相关资金流入收益；
（5）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标的票据所衍生的全部权益在任何情形下的卖出/处置产生的资金流入收益；
（6）经本合同双方同意的其他任何收入。
标的票据持有人应在约定的期限按上述收入的金额与标的票据收益权持有人进行结算与支付。标的票据持有人按上述收入的金额与标的票据收益权持有人进行结算支付后，标的票据收益权即消灭。
第五篇：知识产权引领中国未来
知识产权引领中国未来
一个民族的振兴，在于自主创新；一个国家的强盛，在于创造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帮
助我们引导创新，并给予创新源源不断的力量。知识产权也因此成为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知识产权制度作为一种现代产权制度，它的本质是通过产权激励，给“天才之火添加
利益之油”，使全社会创新活力迸发，创新成果涌流。专利制度激励瓦特最终制造成功蒸汽机，从而催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同样是专利制度激励发明天才爱迪生，催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些事实证明，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技术创新的激励与保障，为大量发明创造的涌现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发达国家崛起的关键因素。早在1912年，德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就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资本和劳动力，而是创新，其中创新的关键就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使用。一百年来的沧桑巨变，不仅证明了熊彼特的论断，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还是个人，其对于知识、对于创新的尊崇和追求往往决定自身的命运。比尔·盖茨取代石油大王、钢铁大王、汽车大王，连续10多年稳居世界首富，苹果成为市值第一的公司，都是很好的证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建立起发达国家用一百年时间才完善的知识产
权制度，该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公众的知识产权工作还有待加强。清华大学的一项调查表明，我国公众的知识产权素养中等偏低，许多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和能力亟待提高。一方面，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围堵限制
了国内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许多国内企业的核心知识产权缺乏，痛失了发展的良机。“三流企业卖苦力，二流企业卖产品，一流企业卖专利”。企业是最活跃的市场主体，也是创造和运用知识产权的主体。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和创造、运用能力不仅决定自身的生死存亡，也影响到国家的竞争实力。人们高兴地看到，2008年华为公司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超过日本松下公司，跃居世界第一，带动我国国际专利申请跃居世界第六，不仅为我国赢得荣誉，也使国内企业增强了信心。
随着社会对知识产权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大家越来越认为知识资源、智力资源，包括
知识产权已经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财富，需要更多的关注它，需要更好地尊重和保护它。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温总理把知识产权战略和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作为三大战略并列提出，我认为这是具有非常深刻的含义。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国家的核心战略资源，关系到国家未来的长远发展。为此，国务院颁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知识产权战略是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在“两会”上，温总理又进一步把它和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并列提出，知识产权战略和另外两个战略一样，都是为了实现我们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和小康社会所必需的国家战略。
至于深层次原因，我想，知识产权对于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以及未来的知识经济将会发
挥重要作用。现在看来，有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确实走在了前列，迈进了知识经济，和知识经济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是核心作用。很多国家把它的核心竞争力就放在知识产权上。用温总理的一句名言：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其背景就是知识产权实际上确实关系到国家长远的、战略的、深层次的发展问题。
世界经济的发展提醒我们，仅仅拥有明亮的厂房和雄厚的资金还远远不够，只有掌
握了自主知识产权，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把握自己的命运，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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