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的健康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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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中国领导人的健康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中国领导人的健康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掌握着巨大权力的领导人,他们终究还是人,一样会经历生老病死。因此,当他们身体状况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决策会对中国的政治产生什么影响了?在本文中的中国领导人,并不仅仅是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领导人,还包括中国古代历代的皇帝,他们的身体健康也同样会影响中国的政治历程,从而会影响到中国的发展。还有,本文中的健康也不仅仅是指生理上的健康,还有指心理上的健康。

先说秦始皇,他是中国第一个称皇帝的人,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人,这样一个厉害的人,他身体应该是很健康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这么一段话: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 单从这段话,很多人对秦始皇相貌造成了这样的印象:秦始皇有严重的鸡胸,鼻梁凹陷,眼球突出,说话声音怪声怪气像豹子叫声那样刺耳。也就是说,秦始皇就是个多病缠身的丑八怪,有生理缺陷,推论其心理也不健全,一副猥琐的坏人形象。不过,我们的千古一帝真是这样的形象吗?仔细再看司马迁这段记载,就会发现,司马迁在这段话的前面加了“缭曰”两个字,也就是说这是尉缭的话,并不是司马迁经过考证所写的正文,甚至可以说这段话不是司马迁的本意。司马迁当时的情况是,汉朝为了使天下承认自己夺取天下的合法性,千方百计污蔑和丑化秦始皇,在当时的汉武帝的压迫下,司马迁不得不违心写上这段不实的内容,但为了不被认为自己写的资料有水分,特别在这段话的前面加上“缭曰”两个字,在《秦始皇本纪》中而不是尉缭的传记中却加上说明这是尉缭的话,意思就是告诉后人这并不是司马迁自己考证过的内容,只是尉缭的一句话而已。所以我们不能按这句话来判定秦始皇的形象。

我们可以从荆轲刺秦的事件中看出,秦始皇不但身体很好,而且武功高强。燕王派荆轲来行刺秦皇,足以说明荆轲实力不弱,但依然杀不了秦皇。而且荆轲的每一击,秦始皇都能躲开,不仅如此,秦始皇还拔剑还手,刺伤了荆轲。从这里可以表明,秦始皇确实武功高强。如果秦始皇身体没有那么好、武功也没有那么高强,那么他有可能在荆轲刺秦中死了,没有一个好的身体,秦始皇也很难完成他统一中国的大业。因此,秦始皇的身体健康才造就了秦国的霸业,开创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从而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发展。不过,秦始皇并不是一直都身体健康,在他的晚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这才使得他急于去寻找仙丹灵药、长生不老药。人总难以逃过一死,秦始皇也不例外。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于他第五次东巡途中。关于他的死,有人认为是病死,也有人认为是被杀死的。不管如何,秦始皇的死彻底改变了秦朝的命运:秦二世胡亥继位,赵高专政,太子扶苏自杀等。这些都使得秦朝一步步走向了灭亡。

作为第一个封建皇朝——秦朝,秦始皇的健康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皇朝的发展,从秦朝统一中国到它的灭亡,秦始皇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而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皇朝——清朝,它所在位的皇帝的健康状况也对清朝起到很大的作用。

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即位后,由叔父多尔衮辅政。顺治七年,多尔衮出塞射猎,死于塞外。14岁的福临提前亲政。顺治帝天资聪颖,读书勤奋,他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审时度势,对成法祖制有所更张,且不顾满洲亲贵大臣的反对,倚重汉官。为了使新兴的统治基业长治久安,他以明之兴亡为借鉴,警惕宦官朋党为祸,重视整饬吏治,注意与民休息,取之有节。他为巩固清王朝统治做出了贡献,初创了清王朝走向强盛的新局面。为康乾盛世打下了基础。所以,他还是有所贡献的皇帝。但他少年气盛,刚愎自用,急躁易怒,当他宠爱的董妃去世后,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惑之中,心灰意冷到了极点,身体每况愈下,后又染上了天花,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子刻崩于紫禁城内的养心殿,年仅24岁。这可谓是英年早逝,如果他能多活几年,清朝或许还能更加的强盛。顺治帝在年幼时就历经磨难,使得他身体不好,最后染上天花,这才结束了他的生命。

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顺治十八年,顺治帝接受汤若望的建议,因玄烨出过天花具有免疫力而把他选为继承人,以遗诏的形式册立玄烨为皇太子。从这里可以看出,身体很好的的玄烨,为他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8岁登基,14岁亲政,在位61年,从这看出,身体健康的康熙使得他的雄才大略得以展现。智擒鳌拜,平定三藩,统一台湾,驱逐沙俄,大破准噶尔等等。如此众多的大事,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很难完成的。玄烨活到69岁,他寿命长与其含性养身,饮食、起居咸成规度,洁衣净宝,注意生活细节不无关系。康熙从不追求长生不老,他认为人的一生,生长壮老已,从出生到死亡是一个自然过程,是不可遏止的。因而人只能顺应自然,多加保养,以求在一定范围内延长寿命。由此种种,可以看出康熙的养生之道使得他如此长寿,正因为他的长寿,才使得他完成许多重要的事,开创康乾盛世。

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是世界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君王,从雍正咽气那一分钟起,到自己咽气那一刻,弘历手握专制皇权64年,一天也没有与他人分享。乾隆在他在位六十年时,让位给他的儿子嘉庆,但他依然掌控着清朝的政权。他一生身体健康,没有遇到大灾大病,享年89岁。正因为他长寿少病,他才能够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皇权推到了顶点。他的乾纲独断,严重压抑了民众甚至官僚阶层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强化了同时也僵化了专制体制,给以后的发展制造了巨大障碍.他蛮不讲理地利用专制权力,对社会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严密控制,使所有人都不敢乱说乱动,消灭了任何不稳定的萌芽。所以,一个领导人不应该掌权太多年,乾隆掌握政权时间越久,他所建立的专制统治就更加的牢固。乾隆在位的时候,是清朝达到最顶峰的时候,也是清朝落后与世界的时候。乾隆固步自封,使得中国落后于世界,为中国之后被西方列强侵略打下了基础。

纵观清朝历史,就会发现不少皇子一出生就夭折,还有些活不过成年,所以要选择继承人,都从身体好的那些皇子中选择。所以,身体素质良好对政治生涯有着很大的作用。至于为什么这样,有许多方面的原因。清朝皇帝大多早婚、早育,皇后14、15岁就生孩子,生下来的孩子质量较差。而且,清朝为了巩固皇权,就与王公大臣,满蒙贵族通婚,如慈禧的侄女作了皇后,这就是乱伦,所以生出的皇子都体弱多病。因此,要上当上领导人,首要的就是身体好。康熙、乾隆,他们不仅身体好,而且还注重养生之道,因而能够统治中国六十年以上,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发展。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皇朝——清朝,从此民主思想更加地深入民心。作为“国父”,孙中山的健康也应当影响着中国革命、政治的发展。孙中山在患上肝病后,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而且也坚持不去医院,而是坚持工作。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月左右,他才去医院,但医生发现已经为时已晚。弥留之际,孙中山口述了三份遗嘱并签名。之后不就,孙中山便离开人世。孙中山的去世,使得国民党内部的斗争越发激烈。经过一番激烈争斗,蒋介石夺得了最高权力。至此,中国革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共两党的斗争越演越烈。孙中山抱病工作,所作的决策多多少少也会对中国的政治有所影响。特别在他逝世前的遗嘱,其实并没有真正选定继承人,这样就更使得国民党内部斗争的发生。总的一句,孙中山的健康对中国的革命和政治都有所影响。

毛泽东——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他的身体健康问题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建国之前,毛泽东带领着中国共产党,排除万难,成功地建立了新中国。如果仅仅依靠毛泽东的智慧是无法做到的,因为如果毛泽东的身体出了毛病,那么这将会严重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成功还有赖于毛泽东健康的体魄。毛泽东的身体健康,与他坚持锻炼身体有关。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校门口有一口水井,毛泽东每天早晨起床后穿一短裤来到水井旁,把井水用桶吊上来冲浇全身,然后用毛巾擦身体,擦干了又淋水,反复多次直至身体发热发红为止,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坚持冷水浴。不仅如此,那时的他还经常游泳,不管夏天还是冬天,他也会到宽阔的湘江游泳。到了晚年,毛泽东也依旧喜爱游泳,在长江中畅游后,他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正因为毛泽东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才能使中国共产党取得巨大的成功。

不过,晚年的毛泽东的身体健康却是每况愈下。建国后,毛泽东的工作量有增无减,经常熬夜、烟不离手,这些都使得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他拥有全国最好的医疗条件,这才使得他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但总的来说是越来越差了。到了晚年,因为毛泽东身体欠佳,很多事情都无法亲自去做,但仍然影响着中国大体上的发展。关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有许许多多方面的原因,或许还有身体方面的原因。身体状况的不好使得毛泽东不能很好地分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选择,因此可能会使得毛泽东作出错误的决定。但是,“文革”的发生并不能完全怪罪于毛泽东,因此毛泽东身体欠佳对中国的“文革”可能会有一点影响。无论如何,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十分大,他的功绩是值得后人去赞扬和歌颂的。

从秦朝到新中国成立,这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的领导人们为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领导人虽然掌握着最高权力,但依然逃不过普通人的生老病死,不过因为他们的权力之大,从而拥有着当时最好的医疗卫生条件,所以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寿命都比较长。但是,他们依然会承受病痛的伤害,一旦他们病了,对于中国的政治,轻则只有一点影响,重则便有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改朝换代也不是不可能的。作为国家权力的核心,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影响,更何况他们若是病了,他们在病中所做的决策,都会直接影响国家的政治以及发展。

总的来说,中国领导人的健康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可大可小,我们应当对此给予重视。

第二篇:历代中国领导人对青年寄语

【党政视点】几代领导人寄语青年:把青春奉献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丽事业

编辑:郑光魁

2008年06月16日08:39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胜利二十年周年时对青年的讲话

(1957年,毛泽东和共青团代表在一起)

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取得,将是在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大大地巩固和发展的时候。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全文】

邓小平:共青团是党的可靠后备军和有力助手

(1982年12月30日,邓小平、陈云接见出席共青团十一大的少数民族代表。)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整个历史表明,它是党的可靠的后备军和有力的助手。当青年团在一九四九年恢复它的组织的时候,它的名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从那时以来,青年团的团员已经发展到两千万人,在各个战线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积极活动。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青年群众中共产主义教育事业的进展,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向即将召开的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建议,把它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党中央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党章草案指明了党同青年团的关系,要求各级党组织密切地关怀青年团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领导青年团用共产主义精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全体团员,注意保持青年团同广大青年群众的密切的联系,并且经常注意青年团领导骨干的选拔。

青年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一切事业的继承者。因此,我们相信,各级党组织一定不会在执行这些任务的时候,吝惜自己的精力。

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

我们还要在努力提高现有科学技术队伍的水平,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的同时,大力培养新的科学技术人才。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的科学技术队伍发生了青黄不接的现象,这就使加速培养年轻一代的科学技术人才的任务更加迫切了。

我们培养、选拔人才,有广阔的源泉,有巨大的潜力。最近,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发现了一批勤奋努力的、有才华的优秀青少年。看到他们的优异成绩,我们都感到高兴。尽管“四人帮”猖獗一时,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扑灭广大青少年的学习热情,没有能够扼杀广大教师为党为人民精心培育下一代的革命积极性。今天,党中央这样关注科学和教育事业,这样着力于培养选拔人才,我们可以预见,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全文】

江泽民: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青年

(江泽民总书记与参加共青团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族青年代表在一起。)

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重要的突出的位置上。特别是当前要用四中全会的精神和小平同志几次讲话的精神统一全党的思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要长期坚持下去,而且要把这场斗争和增强党性观念的教育结合起来。要把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搞乱了的思想观点,包括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造成的混乱一一纠正过来。有的同志提出,应把前一时期淡化党的领导的若干错误观念和违反马列主义的东西,综合归纳一下,加以澄清,我看这个意见很好。上次我们开教育会议,各大学正在编写教材。我们的教材要给学生讲清楚,为什么中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为什么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两个问题,要从历史一直讲到现在,要把必然性讲清楚。

这几年逢年过节,如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一二·九等,总有人借机制造事端,我看,经过这次制止**、平息反革命**,要把坏事变成好事,今后大家都要振作起来。我认为首先就要像鲁迅讲的,在政治原则问题上要有脊梁骨,要挺起腰杆来,反对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言行。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但必须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香港来的人讲,上海、北京的黄色书摊比香港还厉害,这是要贻害子孙后代的,对青年人的腐蚀很严重。“扫黄”,不单单是收他的书摊,首先是要挖他的根,他的那些黄色书刊是从哪里来的?对于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去占领。这是千真万确的。最近许多学校开学了。大学新学期开学以后,学生入学报到率比较高,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有些因交通阻塞或生病不能来,都来电报请假。到校以后,一般都上一段时间思想教育课,和其他课程一样,不上课,就算旷课。因此,缺席少,出勤率比较高。这些学生来校后,思想状况总的比较好,这与大形势,与国家、社会和家人的教育分不开。所以,从现在开始,要牢记我们肩膀上有这样一个责任,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青年。这些青年人是我们的希望和未来,将来要接班的。长江后浪赶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嘛!所以要加强思想教育工作,今后要主动去做,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阵地。【全文】

胡锦涛:把青春奉献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丽事业

6月14日,胡锦涛总书记亲切勉励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团委书记马晓燕,要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在灾区恢复重建中继续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胡锦涛强调,党的十七大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进一步描绘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实现党的十七大确定的各项战略任务,需要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党中央对青年一代充满期待、寄予厚望。广大青年一定要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更加勤奋地学习,更加扎实地工作,更加顽强地奋斗,把火红的青春奉献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壮丽事业。胡锦涛向全国广大青年提出四点希望:

一是要坚定理想信念。广大青年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在人生的关键时期确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立志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终身奋斗。要善于从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高度来看问题,从维护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高度来看问题,从促进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高度来看问题,时刻牢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用刻苦学习、勤奋工作的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同心同德地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

二是要勤奋刻苦学习。广大青年要在学习上下更大的气力,只争朝夕地学习,如饥似渴地学习,持之以恒地学习。要努力打牢知识基础,培养严谨学风,一步一个脚印地积累知识;要努力拓展世界眼光,广泛学习各种新知识新技能,使自己的知识结构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增强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本领;要努力参加社会实践,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自觉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在实践中汲取丰富营养、提高综合素质,真正成为既学识广博又能干实事的新一代建设人才。

三是要勇于艰苦创业。广大青年要焕发创业热情和创造活力,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建功立业。要立足本职、扎实苦干,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追求卓越、创造一流;要勇挑重担、攻坚克难,敢于在最困难、最艰苦的地方大显身手,把青年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要大胆探索、锐意进取,自觉站在改革开放的前列,站在自主创新的前列,为国家繁荣富强贡献聪明才智。【全文】

第三篇:浅论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社会的探索和实践对现代的影响

浅论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社会的探索和实践对现代的影响 依据马克思的观点,事物都具有普遍的联系性,所以对于今天的社会形态的认知与探索,我们无法将其与第一代领导人对社会的探索实践割裂起来,而应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来看待。究其第一代领导人对社会的探索与实践对现代的影响,我认为应该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社会的探索和实践具有“开路人”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认识过程具有曲折性,而对于社会的认知也具有曲折性,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探索与实践,而第一代领导人正是为社会的探索开了个头,同时,他们的实践让大家对于社会主义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同时,第一代领导人对社会的探索与实践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奠定了基本形态。

(二)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社会的探索和实践为现代探索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方法论与理论武器

第一代领导人对社会的探索与实践,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方法论与理论武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理论结合实际,科学的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些东西至今仍闪耀光芒,仍为我们对社会探索的一把利器。

(三)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社会的探索和实践为现代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对于一个事物的发展,我们知道要经历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社会的探索和实践,由于是一个全新的事物,难免会发生偏差甚至错误,所以我们对其应进行有所扬弃的继承与发扬,但其对社会的探索与实践,都不可否认其为我们提供了经验与教训,而我们今天对社会的探索与实践的认知,必然是在其基础上有所扬弃的继承与发展而来的。

第四篇:论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

论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

——从对中国官僚政治的影响角度解析

冀宝光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研究生部,沈阳 110004)

摘要:官僚政治作为一个国家政治统治得以运行的主要支撑,其本身的产生与发展同样需要某种思想的论证加以支撑。中国官僚政治自秦代产生之日起,其一步步发展壮大的背后是儒家思想的包装,儒家思想中的“重农”、“选贤举能”、“大一统论”、“纲常教义”等思想不仅为官僚政治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某种思想上的便利条件,而且“民本思想”、“人治思想”等在官僚政治的实际运行中为防止官僚政治自身恶性毒素的扩散起到了某种矫正作用,虽然官僚政治在现在的中国已经失去其存在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但官僚主义作风依然盛行,由官僚政治引发的“官”与“民”的对立、“官本位观念”、“权力崇拜”等问题依然存在,这一些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政治生态建设中的流毒,而这一点也正是我们今天讨论儒家思想对政治生态影响的主要意义所在。关键词:儒家思想;官僚政治;政治生态;官僚主义作风

习近平指出:“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结合我国的世情、国情和党情来看,摆在“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面前的拦路虎就是官僚主义问题。官僚主义一般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领导作风,是我国官吏作风建设中的首要问题,官僚主义解决好了,那“四风”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四风”问题解决好了,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就不远了。

一、官僚政治的含义及其在中国的产生

政治学家拉斯基把官僚政治定义为:“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1]而中国学者王亚南认为官僚政治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这里我们重点论及狭义的官僚政治,他认为:“应该从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来看待官僚政治,一方面,技术性的官僚政治指讲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交代,一味被动的刻板的应付,一味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诿。”[2]另一方面,社会性的官僚政治是指真正把官僚政治当作一种社会体制来看待,这种社会体制只允许存在于社会的某一历史阶段。

官僚政治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产生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某种封建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中国的官僚政治之所以自秦代就产生了,主要基于两个条件,一为其产生的经济条件,商鞅变法破坏了世禄、世官、世业秩序,凡有军功和努力耕作者皆可获得私有土地,使得秦朝的经济生产方式由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转变,由此产生了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地主经济;二为政治条件,既然官僚政治是当作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那么我们就要找到专制政体是从何时开始的。谭嗣同语:“中国两千年之政,秦政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史学界已经公认专制政体始于秦代,其后历朝的政治形态皆无重大变化。而儒家思想为官僚政治在中国的产生、运行、发展和延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官僚政治的影响

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和主流思想,其对作为传统政治主要表征的官僚政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这些影响,一直贯穿于官僚政治的产生与发展的各个阶段。

(一)儒家思想为中国官僚政治的产生营造了有利环境

第一,“重农主义”强化了官僚政治产生的经济基础。官僚政治产生的经济基础是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又是地主经济下的一种生产方式。而“重农主义”政策的实行则为小农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为以成例办事、缺少机动的官僚政治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政策上的鼓励不仅在实际中强化了作为官僚政治产生土壤的小农经济,而且在人们的意识中无形地为接受官僚政治扫除了其他障碍。

第二,“选贤举能”在某种程度上为官僚政治的产生扫除了贵族政治的阴影。官僚政治产生以前,统治阶层的官吏一般是由贵族阶层担任的,而官僚政治下的官吏则是选自下层有文化的优秀人才。自孔子之后,“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学在民间”在下层民众之间培养了大批的知识分子,这势必会导致国家选任用人才观念的转变,《论语·先进》中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3]大致意思是说:“如果要我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用杨伯峻《论语》译文)表明孔子反对以出身、门第和血统来选用人才,而应以贤能、真实才干为标准。经孟子、荀子等人的发展,儒家的“选贤举能”思想打破了选拔人才中的等级限制,把选拔的范围由贵族阶层扩大到了庶民阶层。这些为官僚政治中的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提供了一个新的依据,官僚下的为官制度就是要选拔出优秀的人才,为自己所用,为维护这个官僚体系而用。

(二)儒家思想为维护官僚政治的存在及运行进行了思想论证

第一,“大一统”思想为官僚政治的存在及运行提供了思想资源。《书经·大禹谟》中说:“皇天眷名,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意为天下万事万物,皆为天子所有。由天人感应得出天人合一,再推到天一统、国一统,统于中央、统于一人,孔子认为天命最高主权不可分割,主张“尊王”,主张恢复西周那种“礼乐征伐出自天子”形式上的大一统,而反对各霸一方各自为政的乱臣贼子。这种理论正是专制的官僚政治所需要的,用来维护其中央集权的独占局势。《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中国政治理想是要求实现由一位公认的皇帝在中央统治着一个统一的大国,他的皇权的合法性不容许受到另一个敌对政权的挑战。为了实现这个政治理想并在实践中维护它,中国的历代政府都认为必须求助于宗教的和文化的权威力量。”[4]而“大一统观念”正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最佳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大一统观念”被视为一种拥有政治价值和道德价值的理想统治观念,尽管它在政治上不太现实,但是“大一统观念”对稳定专制政体和官僚政治有着巨大的作用。

第二,“纲常教义”为官僚政治的存在及运行奠定了现实基础。儒家纲常教义主要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它们维系了传统社会的基本伦理原则,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扫清了思想障碍。任何一个专制君主都不会希望他的臣下效仿他夺天下时的名义来窃国,为解决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治局面下因版图而产生的治化矛盾,自汉武帝起,开始推行纲常教义。纲常教义的重心在三纲,表面上看,只有君为臣纲具有政治之间的关系,而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只关乎家族。但正如《大学》所讲:“物格而后知至,······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5]它们之间存在一定政治上的逻辑关系,通过三纲,国家可以把治理民众的重任通过家族、家庭分给为人父、为人夫、为人族长和家长的去分别承担。这样国家就可以把自己的统治权威施加到每一个人身上,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官僚政治下为防止臣民窃国的问题就可自行解决。

(三)儒家思想对官僚政治偏失的矫正作用

第一,“民本思想”对官僚政治中官吏心态偏差的矫正。所谓“民本思想”指的是以百姓为根本的统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中统治阶级明确地将“以民为本”作为统治思想,其根本原因在于儒家的“以民为本”的思想一方面保证了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社会上的特权,并使君主在实行统治时可以公开宣称自己代表民众的利益以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另一方面又为广大官吏和民众提供了一定限度的利益和权利上的思想保障。只有这样,统治阶级才能巩固其统治。另外,儒家学说包含着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思想,这为规范君权和维护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使官僚政治在一定的轨道里合理运行。

第二,“人治思想”对官僚政治中政策执行偏差的矫正。儒家思想中的“德治”、“礼治”“仁政”等思想归根结底是“人治”,即以人来实行治理。“人治思想”首先对官僚政治下的官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他们在执行政策时想到的是“德”“礼”“仁”,不至于超出儒家的伦理框架。在论及“人治”和“法治”的关系方面,儒家的“人治思想”虽然把“人治”作为统治的核心方式,但同时用“法治”以配合和制约“人治”。梁启超说:“英雄圣贤固大有造于国家,然其所以能大有造于国家,非仅持英雄圣贤之力,更赖有法以盾其后也。”[6]他认为,儒家在侧重“人治”的同时,也讲刑罚,而刑罚即“法治”,以“法治”作为“人治”的后盾。官僚政治下的官吏在行使自己的权力时,一方面受到自己心中那个“仁”、“德”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会受到同时期所颁布的“法”的制约,从而使官僚政治的运行更合乎制度、更合乎民意。

三、儒家思想与官僚政治对我国政治生态的启示 官僚政治能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与儒家思想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国家稳定、政局稳健、社会和人心安定离不开社会教育、思想和文化的保障作用,良好的政治生态需要依靠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

(一)打造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

第一,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儒家思想就适应了官僚政治的运行及发展,与其紧密结合,共同塑造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官僚体制。中国要保持国家的持续稳定、政局的持续稳健和人心的持续安定,就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批判中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不断的汲取外来先进文化,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传统与现代文化对抗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营造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与国情相符的社会主义文化环境。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相继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一系列指导思想,今后还要不断摸索、与时俱进,不断地与国情、世情、党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

第二,驱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位流毒。俞可平说:“官本主义是长期支配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尤其是官吏的权力本位,它与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国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与社会主义文明是背道而驰的。”[7]为解决官本主义,一方面,加强对广大公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破除对权力的崇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头脑。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政治社会,留给我们最大的思想弊端之一就是官本位观念,而官本位造成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是看其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形成社会范围内的“唯官是求”,仅从每年的公务员“国考热”现象,就可看出官本位观念带给人们的痛处。所以,解决官本位问题,要从源头治理、从思想着手,驱除人们的官本位观念,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在我国政治体制内存在着“唯官是从”的现象,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在单位中,所有事务要围绕着领导走,领导的事再小也是大,其他事再大也是小。要杜绝这类事情,就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立健全国家法制法规,用“法治”代替“人治”,使官吏按照程序办事,从而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二)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

刘云山强调:“建设良好政治生态,人人是环境,个个是生态。”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官”与“民”的关系,其次,要解决好官僚主义问题,官僚主义解决不好,良好的政治生态就不可能实现,更不可能达到“山清水秀”。

第一,调节“官”与“民”矛盾,营造和谐社会。官僚政治的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直接造成了“官”与“民”的对立。等级分明是中国专制政体中的一个典型特征,官吏间的权力等级之分、民与民之间的财富等级之分、官与民之间的等级尊卑之分成为阻碍官民和谐的重要因素。李治安说:“在以官为本位的等级制度下,它颠倒了“官”与“民”的正常关系,使官僚由社会上的公仆,异化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老爷和主人。而真正的主人——庶民百姓,却被长期置于受管制、受压迫的地位。”[8]所以,一方面,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树立各级官吏,特别是基层官吏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所以,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当中,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端正自己的思想,牢记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要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切切实实为百姓谋利益。目前,我国存在“办事难”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行政体制存在一定的偏差,所以要积极推动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打造出官民和谐的社会主义大环境。

第二,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坚决杜绝官僚主义作风。习近平指出:“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9]而官僚主义高高在上,脱离基层,“官僚主义”问题解决好了,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就可迎刃而解。反对官僚主义,首先,在思想上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观念。其次,要建立健全关于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制度规章,用制度来严格防范官僚主义作风。最后,要加强对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监督,从党内监督到政府自身监督,再到社会监督,形成一套合理有序的监督体系。

四、结论

儒家思想能在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中成为主流思想,与它独有的兼容、整合国家意识的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需要一种思想来整合,新形势下用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人民群众的信仰追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教育人民,尽快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从而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

参考文献

[1]王亚南.中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2.[2]叶剑锋.中国官僚政治的涵义、功用、表征及影响述论[J].孝感学院学报,2010.(7).[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5.[4]崔瑞德、鲁维一.剑桥中国秦汉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5]王国轩.大学·中庸[M].北京:中华书局,2006.9.[6]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7.[7]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前线,2014.(1).[8]李治安、杜家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M].北京:中华书局,2015.9.[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9.作者简介:冀宝光(1992——),男,山东临沂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

第五篇: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政治的影响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政治的影响

任何社会政治体系及其中的政治活动都是处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氛围之中 ,任何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都要受这种经济文化氛围的熏陶和影响。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落后的、腐朽的传统文化则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由于长期不发达的中国政治文明历史以及造成这种不发达的各种社会存在和社会环境 ,在人们的心理上形成一种文化积淀 ,这种积淀构成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文化环境。这种环境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影响极为深刻。研究探索这些影响产生的原因 ,找出其应对的措施 ,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逻辑表明 ,一个社会的文明与发展 ,首先是从物质文明开始的。物质文明是整个社会文明的基础 ,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没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我们只有在物质有保证的时候才会有可能去关心政治。

我们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封闭形式对人们的参政的影响可谓不小,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化束缚了我们政治的发展,在那样的文化观念下,人们几乎都有自己的小生活圈,基本需求都能自给自足所以不愿与外界交往,一旦走出自己的小圈子就会感到惶恐不安,更不用说让他们去参加政治生活了。,在小农经济中 ,对于大部分中国农民来说 ,政治就意味着缴租、纳粮、服劳役。农民也心甘情愿地这样做 ,因为对于分散的小农经济来说只有官府才能保护他们 ,即农民是通过放弃自己的政治人格和参与权利来换取自己的政治生存的,而不是利用这种人格和权利去争取政治生存[ 2 ]。马克思对农民的分析:“ 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 ,一定要别人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 ,是高高地站在他们之上的权威 ,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政府权力 ,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的侵犯 ,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 ,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 [ 3 ]由于历史的力量 ,这种影响至今还未完全消除。

宗法制度的血缘文化对社会主义政治也有着严重的影响。第一,我们中国人的家族和乡土观念强,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比如说一般老人都不喜欢外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身体不方便,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乡土意识,特别是老年人尤其是。特别是村落的家族文化这种家族意识与他们封闭的生存方式以及经济利益、心理习俗、精神信仰等紧密联系在一起 ,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和再生性。它使人所有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都局限在家族圈子内 并深刻影响着中国乡村的社会政治文明建设。,在对待和处理公共生活冲突的过程中 ,人们宁愿求助于区域内的人情和礼俗 ,而不愿求助于政府和法律这种现象对我们政治的建设极为不利。

对于人的权利的关护。中国传统文化属人文文化,不论是儒家、道家、佛家,都关注于人的存在,但它们关注的重心是人如何“成圣”、“成仙”、“成佛”,注重的是人思想境界的提升。而忽略对人自身权利的关护,由于过高地提升“圣„‘仙„‘佛”的意义,从而不同程度地贬抑_r人的最基本的需要。除了儒家之外,道家、佛家更是淡出政治,在此文化背景下,对人的权利关护就显得不够,特别是政治权利。(3)

儒家思想对政治的影响可就是众所周知的了,中庸之道并不仅仅是大众所认为的简单的不偏不倚,讲究的是个“无过犹不及 ” 的问题这么简单。他还包含了另一层含义。孔子曰:“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 意思是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必须去做的或者绝对不能做的,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怎么样能合于义就怎么样去做。这种思想甚至可以上升

为一种哲学概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邓小平不仅率先倡导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升为一个完整而有序的系统。5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4 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依据现实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政策选择,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在对传统政治思想的传承。

在儒家思想中关于民的问题得到了很大重视,孔子的“ 为政以德”;孟子的“ 政在得民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以及黄宗羲的“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旺,而在万民之忧乐 ” 以及到唐朝唐太宗的“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无一不体现了儒家的仁政以及民本思想。

。在科学发展观下构建的和谐社会的核心思想就是“以人为本 ” 的人本思想,它即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 ,强调“ 按照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其中的以人为本就是要发展为了人,发展也依靠人,要注重人的需要,人的利益。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以及 2010年在两会中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非常重视民生问题,对于人民最关心的就业问题,社会保障以及医疗保险等诸多方面做了政策方面的阐述。报告中有提到:“ 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我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缺乏民主法制的传统,所以我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应该追溯的思想根源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在不断传承和延续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已经深入人心,虽说这也不再是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可确实也是顺应了现在时代的发展。

陶东明 ,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1998

资本论(3,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政治——宁新昌 4,历史教科书

5,] 《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 》 6,传统文化续谈——吴江

7,对传统文化的审视——范晓燕 8,传统性格的两重性——王从仁

9,儒家政治思想对现代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影响 ◆潘庆颖

10,《中国古代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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