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告别屈原人格

第一篇：傅国涌 告别屈原人格

傅国涌：告别“屈原人格”

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当然有其独特性，但我不认为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性，而是他们生存的这个社会环境所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正是绵延不绝的专制制度决定了这个民族和作为它灵魂的知识分子的面目。一个民族长达几千年处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王权之下，“学得文武艺”除了“卖与帝王家”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从而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对权力的依附性，这是他们所有特征中最根本的。读书做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境界。卢梭在《忏悔录》（第九卷）中说：“我已看出一切都归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在“刀俎之间”，知识分子除了帮忙、帮闲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严子陵、陶渊明隐退山水、田园，拒绝仕途的荣华，自愿过隐居生活，只能是极个别人的选择，不具有普遍意义，充其量也只是对前者的补充。由于缺乏宗教性的终极关怀，即使退隐也不是出世的，同样是入世的一种方式。更何况退隐田园常常只是像诸葛亮、刘伯温那样期待着明君圣主的出现，“退”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进”。

不少人以为，这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的事，其实早在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即诸子时代，这一特性就已开始形成。儒家、法家、墨家、纵横家等所阐述的都是有关现实政治秩序、权术谋略、合纵连横等思想。即使带有宇宙人生哲学思考成分的道家，在老子那里首先也是关于“无为而治”的另一套政治学说。作为“隐士”的庄子，却一心想见“王者”。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恐怕非常复杂，但“政府的性质”无疑是其中决定性的因素。在秦始皇之前，桀、纣等暴君便史不绝书。诸子时代，出现了孔子等古代学问的集大成者，他们可以设馆授徒、广收弟子，也可以著书立说、创立学派，却缺乏传承文明的自觉担当；没有把自己从事的教育、治学、思想作为独立的事业，始终不能忘怀有朝一日侧立朝廷。所以才奔走于各国诸侯之间，希望得到明君的赏识。迥异于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传统，和差不多同时的西方文明轴心时代即希腊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发展出了各门独立的学科，政治学至多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被当作一门平等的学科对待的。

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连文学也摆脱不了政治说教的特征。屈原既是诗人，也是楚国的官员。他在流徙途中写下的“千古之绝唱”——《离骚》，鲁迅早就指出它表达的不过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屈原以美人香草自喻，向楚怀王表达他的耿耿忠心。他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他的忠心没有被权力接纳反而遭到放逐，欲帮忙而不得。在他上天入地、文采斐然的全部瑰丽诗篇中反复咏叹的就是这一点。屈原的悲剧命运仿佛预示了他身后两千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屈原人格也早已成为后世知识分子顶礼膜拜的偶像。说穿了就是一个“忠”字，就是无限忠于权力中心，即使被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心中仍然充满对“明主”的期盼与忠诚。这种愚忠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被誉为“第二种忠诚”。

秦始皇在一统山河之后，钳制舆论，扼杀思想，毁灭文化，这是大一统的绝对权力的必然，任何高度集中、没有约束的权力几乎都会导向这一结果。焚书坑儒与历朝历代的文字狱一脉相承，腹诽有罪，偶语弃市，严酷的制度环境注定了只能造就依附权力的知识分子。尽管历史上也有过汉代、宋代太学生的群体壮举，明代出过方孝儒这样不怕灭十族的“士类”，有过“东林党人”这样敢与权势炙手可热的宦官集团抗争的书生群体，在捍卫汉民族王朝的宋末、明末也曾有过文天祥、史可法等弥漫着浩然之气的殉道者。然而缺乏的是超越权力之外的独立思考，缺乏对至高无上的权力本身的质疑。有之，也只是黄宗羲等极个别人的零星思考，早被淹没在漫长无边的沉沉暗夜里，更不可能产生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所以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只有四书五经、故纸堆和考据学，最多还可以加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惟独没有的是对权力的独立批评，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也就是对知识分子自身理想的追求。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站在权力集团之外，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由此也决定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这是中国历史最大的悲哀。

直到上一个世纪之交才出现一线微弱的转机，以张元济、张謇、蔡元培等知识分子为代表，他们在戊戌变法遭血洗之后毅然决然选择南下，告别朝廷，踏上了完全有别于传统知识分子的路，开始自己独立的事业。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开辟了独立的近代出版业。张謇开办工厂，成为民族工商业巨子。蔡元培在绍兴、上海开始他早期的民间办学生涯。在近代新旧交替之际，这些功名在身、居庙堂之上的知识分子走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尽管风云变幻、战乱动荡，还有强敌入侵，到20世纪中叶，知识分子处于权力之外服务社会，独立从事自己的事业已经在各个领域蔚然有成。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例，以胡适、傅斯年、罗隆基等为代表的五四一代（及后五四一代）已成为社会的中坚。他们大部分沐浴过欧风美雨，吮吸过自由主义的乳汁。在国民党***时代，他们曾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坚持独立的批判，但在“天下不归杨即归墨”的两极对决中，多数人只能非左即右。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对理想的独立追求，他们已经走出了屈原人格的巨大阴影。遗憾的是在汪洋大海般的小农中国，他们的声音毕竟大微弱了，以储安平的洞若观火最终也只能选择“留下来”，死不见尸的命运自然已注定。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理想的价值，和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真诚。

又一场以牺牲无以数计的生命为代价的内战落幕，胜者为王是铁的规律。半个世纪中几代知识分子曾赖以摆脱权力依附命运的根本——高度自治的大学、民间书局、民办报馆、民营企业等，几乎在转眼之间化为乌有。正是这些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兴事业使知识分子独立获取生存资源有了保障，一旦失去这些保障，知识分子就再没有独立性可言，只能回到大一统时代的权力依附状态。绝对权力不仅垄断了一切生存资源，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胞，这是一个欲做陶渊明都不得的时代。

毛泽东从切断知识分子的生活资料和思想改造入手，双管齐下，短短几年就将整个知识阶层打入了无底的深渊。从此，他们除了紧跟主流意识形态，贬低自我，诅咒自我，使劲地往同伴身上吐口水、自相践踏之外，已经没有另外的出路。人的尊严荡然无存，更遑论什么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没有人想到践踏他人之后自己也将被他人践踏，求生的本能使整个知识阶层一败涂地，整个民族的精华陷入悲惨命运长达数十年，不少人“九死一生”。如果说他们在反右、文革时的表现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在历经磨难之后，依然坚持“第二种忠诚”就是不可饶恕的。古语说：历大难者必有大悟，一个永远不懂得反省的民族是没有明天的。

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回到20世纪上半叶先辈们曾走过的那条路，彻底摆脱对权力的依附。这种依附性虽然不是知识分子自身一手造成的，但确乎已渗入不少知识分子的骨髓，甚至内化为他们的“一种情感倾向以及认识、评判事物的既定思维方式”（肖雪慧语）。不改变这一精神状态，老是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甘愿成为权力的诠释机、传声筒，在屈原人格的阴影中打转，这个老大民族就不可能融入人类主流文明，我们所期待的文明中国就只能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梦。

2002年2月15日杭州

第二篇：论屈原的人格美

论屈原的人格美

【摘要】屈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和英雄，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用不同的方式纪念着这位历史臣子，并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屈原受到历史的赞扬，被人们爱戴，久久传唱不已。这其实与屈原的人格是分不开的，屈原的人格可与“日月争光”，这种人格光照千古。[关键词]屈原；人格美；月亮情节；伊甸园情节

对于屈原的形象历代有不同的说法。两汉人心目中是悲剧的屈原，宋代以后屈原被塑造成忠君爱国的圣贤，明清之际的遗民学者笔下的屈原是富有民族气节、满怀孤愤的爱国志士，20世纪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整合与融汇，传统的屈原形象则被分别描写为一个纵横家、巫官、有洁癖的殉情节、法家诗人，还有人以为屈原是一个“病态狂人”。

虽然对屈原的形象有很多的说法，但是他的美丽人格永照光彩。屈原的人格中充满着悲剧美、忠诚美，他的作品是鉴证屈原人格的最好证明。诗如其人，本文将结合作品分析屈原的人格之美，将读者带入一个美丽的精神世界。

一、月亮情节

“月亮”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一种是象征思念家乡或亲人，一种是象征孤独寂寞，还有一种是象征理性。屈原生活在战国后期，七雄并峙，秦和楚势力最为强大，楚的统治者（先是楚怀王，后是顷襄王）不能正确认识形式，当时楚把持政权的贵族阶层并不致力于国家的富强，而是追逐个人的利益，朋彼为奸。《离骚》中说：“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眛以险隘。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手求索。羗内恕之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屈原生活在一个是非混淆、政治黑暗的时代，那时谗邪的小人得势横行，忠贞之士却遭受迫害。贾谊在《吊屈原赋》中，这样描写屈原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葺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钰。„„斡弃周鼎，宝康飘兮。腾驾罢车，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贾谊笔下屈原生活的时代一切都是颠倒的：猫头鹰在天上飞翔，鸾凤却深藏起来；小人得志显尊，君子却不得其用；正直廉洁的人受到诬蔑，强横残暴的人（像盗跖、庄）却得到称誉；宝剑被贬为钝口，铅刀却被说成锋利；国之重宝周鼎被抛弃，空瓦镶却被当成宝物；疲牛跛驴骖驾着马车，千里马却拉着沉重的牛车；帽子本应戴在头上，现在却被垫在脚下，被汗水湿透。诗人在《离骚》里说当时楚国现实是“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世幽昧以眩耀”，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正是当时楚国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这就是楚国的时局，在“变白以为黑，倒上以为下”的荒谬现实中，寂寞与孤独伴随着屈原。的确“史家不幸，诗家幸”，“世界上最孤独的人是最有力量的人”（易卜生《人民公敌》）。屈原把自己的“美政”“离骚”都写入了作品之中，他的诗不是一汪清泉，而是充满着愤怒与渴望，反映现实的“史诗”。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屈子感自己之惑，言自己之言者也”“无高尚伟大的人格，而有高尚伟大的文学者，殆未之有也”。（王国维《文学小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子一路走来，他是孤独，是寂寞的，而在孤独寂寞之下支持他走下去的正是他一腔忠诚爱国、忧国忧民的人格美。

《渔父》这首诗多数学者认为不是屈原所作，但渔父与屈原的问答却是实有其事，屈原的答话可作为了解屈原思想的可靠材料。渔父问屈原何以被放逐，他答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又问他：“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歠其醨？”他答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安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屈原为了保持自己的清高和清醒，不肯和奸仕小人同流合污，这当然会陷入孤立，但他不怕孤立，决不为投合世俗而改变自己的态度。其它诗中“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屈原对于正直的追求和维护是执著的，绝不回头、毫不妥协的，他还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绝对意志。屈原“正道直行”将全部生命都奉献给楚国，却“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在漫漫历史长廊之中留下了屈原孤单寂寞的背影，更留下他独立不迁、刚直不厄的人格之美。

屈原一生追求“美政”，而在那个时代小人当道，楚国的组统治者是不会采纳。“兼济天下”的思想使他不断求索他的“美政”、“德政”。屈原孤身一人担当起君臣伦理的道德责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忠君爱国、忧国忧民使他不得不固执坚持在原地。虽然小人当道，屈原见疏之后被两次流放。一次是被楚怀王流放的，地点在汉北一带；另一次是被顷襄王流放的，地点在江南沅、湘一带。而他的作品大都是在流放时所作。这期间虽是流放，但对楚国的思念之情更加强烈。寂寞是出成果的重要条件，在他孤身被流放之时，为中国留下了伟大的《离骚》。屈子的诗作就像天上的明月永远照在楚国的大地之上。

屈原带着对楚国人民的热爱把自己与楚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为了理想不断地上下求索，终而伤心欲绝。孔子主张“杀身成仁”，孟子主张“取生取义”，“仁”“义”的境界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诗人最后自沉汩罗是因为实现美政的希望之绝。“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待的人。”（《等待戈多》），屈子带着满怀的孤独、寂寞和对国家的深深思念走完了人生之路。

屈子离我们已渐远、渐远，而他的人格之美就像月亮一样永恒地挂在天际，虽然那个有圆有缺的月亮是孤寂的，但他永远在我们心中是明亮发光的。

二、伊甸园情节 《圣经》中的伊甸园不仅是亚当和夏娃的温暖家园，而且也是他们心灵的归宿。屈原一生是寻找“家”的过程，这里的“家”不仅是指家园、家国、故乡，更是指心灵的归宿。

“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对屈原来说，不仅楚国的人民和土地值得他热爱和留恋，对楚国的历史、文化和语言，诗人也倾注了无限的感情。他以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而自豪。对楚国人民“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的风俗习惯，屈原在《九歌》中进行了热情的描绘，生动地再现了楚国人民的文化传统。在语言上，屈原的作品保留着大量的楚地方言。楚地方言在当时是被北方人士轻视的，孟子就称楚国人为“南蛮？舌之人”（《孟子·滕文公上》），而屈原则把一些所谓“？舌”之语应用到自己的作品中。《离骚》中大量运用了楚地方言，如“汩”、“搴”、“宿莽”、“凭”、“羌”、“诼”、“侘”、“阊阖”等都是。屈原的作品打破当时《诗经》的诗体，而用当时南方民歌形式创造成一种独特的“楚辞”体，体现了他对楚地传统文化的热爱，这一切都说明了中国人“家”的观念，更说明了屈原对国家、故乡的热爱。

“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妮娜》）屈原寻找心中的家园的过程是不幸的。《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曾做过楚怀王的“左徒”，“左徒”在楚国的地位仅次于“令尹”。所以屈原在担任“左徒”时，颇受怀王信任，他“入则与王图仪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候，”参与着国家内政外交的决策活动。但他的一些政策和措施触犯了楚国的腐朽贵族集团的利益，所以遭到了他们的反对。屈原在做“左徒”期间，他的主要精力是用在国家的内政和外交的大计上。本传说怀王曾“使屈原造为宪令”，其内容从《离骚》中可看出，主要是变法图强和举贤受能。如《离骚》中可写到“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汤禹俨而袛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指责贵族统治者们的不循法度。他有“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才能，他曾经出使齐国，当也是进行“联齐”的外交活动。正是因他有这样的内政外交主张，才触犯了贵族集团的利益。他们在楚怀王面前谗毁屈原，于是楚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叹道：“众女嫉余之娥眉兮，终不察夫民心”。屈原的见疏换来的是“失乐园”的代价，他见疏被两次流放。屈原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情希望楚统治者能采纳他的政治主张，建立起自己心灵的家园。但处处是蛇蝎小人，楚王听信小人，终而疏远屈原，屈原心中构建的理想家园落空了，他也因此不得不离开他热爱的那片土地。

屈子忧国忧民的“美政”、“德政”被统治者不采纳时，他选择了利用文学符号把他的政治主张以及他的忧愤，心中的怨气抒发出来。《楚辞》中的他佩戴着香草，他开创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香草美人”传统，而“香草美人”成为了一种喻示着忠贞、纯洁、高雅的文学符号，烘托成一片氤氲芬芳的意境，他心中找到了“家”的味道。屈原把自己此作服侍君王的美人，“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宛如一首《诗经》中的弃妇在默默掩泣。屈原一生所追求的精神家园就是“美”，而“美人”、“香草”正是“美”的一种象征。屈原的文学家园是环绕着芳草香花构建起来的，它象征对道德理想、高洁品质的追求。他“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揽木根以结苣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纟纟鹿”“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他一生的所作所为皆是在追求美，在屈原构筑的想象世界里，他所使用的一切都必须是美好高洁的，搀不得丝毫的丑陋与肮脏，他饮的是“木兰之坠露”，餐的是“秋菊之落英”，就连周游四方的车驾仪从都新美伦美奂、备极奢华，一如天神出巡。然而，这只是屈子在历经疲惫和艰辛，仕途的困惑和无奈，失意和悲伤之后，不是归隐山林，而是作诗来抒发他的情怀。在优美的文本背后永恒的藏着历史的真实：《离骚》中仅有的一句“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美政”是诗人追求的最终目的。丑恶的现实将他的理想击的粉碎，他没有独善其身，也没有出走别国，因为“他对这土地爱的深沉”，他虽不能兼济天下，但他永远爱着他的家。他是被家抛弃的弃儿，而他却不抛弃自己的家。诗人是一位伤心人、断肠人。“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他带着对家的担忧愤而投入汩罗江。落叶也要归根，人何以堪？诗人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去，但他对“家”的热爱的人格之美感染和影响着一代代炎黄子孙。

屈原已远去了，他的人格美一直激励着楚国人民反抗强秦。秦未，首揭起义大旗的是楚国人民，陈涉建国号“张楚”（张大楚国之意）。继陈涉而起的项羽、刘邦也是楚人，楚国人民终于覆灭了秦朝的残暴统治，实现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言。历史的 尘烟散尽，曾经上演的剧目已经谢幕。屈原受到历史的赞扬，受人们的爱戴，并久久传唱不已。这种人格可与“日月争光“。这种人格光照千古。

[参考文献]【1】贾谊《贾谊集》

【2】李中华《屈原形象历史诠释及其演变》

【3】邓绍基、周秀才、侯光复主编《中国古代十大诗人精品全集·楚辞》

【4】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

第三篇：傅国涌：追忆历史,今天我们的教育缺了什么？

傅国涌：追忆历史，今天我们的教育缺了什么？

被扭曲的先锋

时代周报：最近有两件事引起了我的关注：一是一些位于中西部的二线城市出现了大学生高昂的反日抗议浪潮，二是河北大学校园车祸中，作为目击者的大学生们在警方介入后趋于沉默不语。同样是面对眼中的不公，在捍卫国家利益和捍卫身边同学权益之间，学生们的态度判然有别，你怎么看？

傅国涌：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捍卫国家利益和捍卫生命尊严态度上的不同，发生在河北大学校园的车祸已经导致了人的生命的消失，这不仅仅是关乎人的权益问题，而是至高无上、不可复制的生命。我的看法可以分作三个层次： 首先，在身边同学的生命遭到剥夺时，他们依然保持沉默，这说明他们确实很精明、也可以说很成熟、很世故，他们对于自身安全的判断是如此的精准。当然，我这样说并非是责备他们，因为这种判断的背后是基于他们对社会真实的了解和感知。不过，这种安全感的丧失随之带来的后果也很惨重，比如许多大学生因此丧失了本该拥有的最基本的良知、激情和正义感。

第二点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大学生们在价值取向上的问题。这些大学生善于将自己隐藏在“国家”、“民族”这样一些宏大叙事中，以避免个人安全的丧失。之所以会这样，其中一个原因与他们的价值取向有关。在国家、民族与个体的生命之间，他们对于前者有着一种天然的向往和肯定，但对于身边同学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乃至生命本身被剥夺时，他们并没有应有的表现。对于国家与个体之间价值的取舍，目前很多大学生确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第三则是人性层面的问题。从安全考虑到价值取向，再深入到人性层面，我们会发现这个时代不光是大学生，整个社会都出现了人性层面的萎缩、扭曲。在社会的道德伦理层面，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很多问题，大学生本身应该作为一种先锋力量，又在大学校园里过集体生活，他们应该是最敏感的、最敏锐的，但他们常被扭曲了，这一点也是最可怕的。当然，这一切都不能怪学生，还是要追究这个时代的责任。尽管学生还不能因此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

时代周报：当前，作为一种先锋力量的大学生在精神层面遭到了扭曲，我很赞同您的这一判断。这也导致了目前社会对于大学及大学生期待的下降，大学不再是昔日的天之骄子，而是逐渐沦为“蚁族”、“底层青年”。

傅国涌：大学扩招十余年以来，大学已经不再是“精英教育”，而是呈现了一种推土机般推进的“普及教育”趋势。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还比较少见，考上大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大学生被看作未来的希望。民国时的大学生也很少，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时，整个北京只有北大一所综合性大学，其他都是专科院校。我印象中整个北大加起来也就两三千人，哪像今天的大学，动辄数万人规模。80年代和民国的大学生是被看作社会栋梁、民族精英的，社会对于他们的期望会很高，他们也认为自己承担着“天下兴亡”的责任。今天上大学的门槛降低后，大学教育成为普及教育，虽然未来社会的精英大部分还是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当中产生，但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已日渐丧失了过去那种地位，社会也不再寄予多高的期待，大学教育的性质本身已发生了变化。

遭偏废的传统

时代周报：您是研究近代教育方面的专家，在您看来，晚近以来的历史，如果一个学校内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恶性事件，学生们会有什么反应？

傅国涌：我很难想象历史上的校园会有这样的恶性案件，举个例子，抗战时期重庆的南开中学云集了大量军政要员的子弟，包括王世杰、朱家骅的儿子，还有不少将军的孩子，但是很多同学根本就不知道谁是哪个高官的儿子，知道了也没有什么仰视的感觉。因为大家都穿一样的校服，过一样的生活，在老师和校长的心目中，每一个同学都是一样的，都会一视同仁。今天的这种特权现象，在那个时代的校园里是非常少见的。

在这种氛围下，假如当年校园里发生类似的事件，第一反应肯定会在本校的学生群体中引发抗议浪潮，随后很可能引发全国性的抗议浪潮。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导火索往往不一定是政治性事件，也有很多非政治性的事件。这其中学生会通常还要发布宣言，组织后援会，向政府和全社会发出呼吁，最后掀起波及全社会的抗议浪潮。比如抗战结束以后的浙大，学生会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因为被当时的浙江保安司令部被捕，接着宣称他在狱中自杀，从而引起全体浙大学生的抗议。浙大的抗议浪潮随即引发了全国性的游行，即著名的“于子三运动”。类似于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学生上街游行并不是因为出于政治考虑，而是一种对生命价值的尊重。

现在回顾那个年代，我们发现学生的活跃和激情一直贯穿始终，尽管有值得反思的一面，也有一些运动拥有复杂的政治背景，比如“沈崇案”等。但不管怎么说，如果当年在校园发生了这样的悲剧，一定会引发非常强烈、持久的抗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时代周报：今天，我们可以发现在大学中，为了捍卫国家利益而爆发游行的传统依然存在，但捍卫个体权利、关注生命尊严的价值却日渐退却。对此，您觉得其中原因是什么？

傅国涌：总体上说当然是时代有了很大变化，其中最大的时代背景则可以归结于制度层面的转变。当年大学生们的激情和声音在今天的制度下已经无法得到延续了，80年代还有一些，但现在已经没有了。

其次一点则是随着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作用，很多现行制度的理念已经被内化到人的内心深处，人的潜意识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往往是良知、道德层面的变化，比如现在的人在做一件事情时更多的是考虑一种风险和收益，但在民国时期，很多大学生不会像今天的人这么精于计算，对得失会考虑得那么清楚。时代周报：这种精于计算的心态是因为我们所在国家的整个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还是因为整个世界的潮流也是使人开始趋于计算？

傅国涌：首先是制度的变化，然后是整个时代的变化，比如商业化、娱乐化的因素。商业化和娱乐化时代的到来，我们作为人的基本良知，包括人性中善的一面都很容易被掏空。因为商业首先讲究的是利，而不是义，它讲究实用价值，而不是讲究道德，这也是造成我们这个时代人心冷漠的深层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还是制度层面的变化带来的。

启蒙时代的人文教育

时代周报：民国初期的大学虽然在水准上参差不齐，但还是有不少学校达到了“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程度，比如五四时期的北大，后来的清华，以及一大批教会学校都成为现代大学的典范，这些高校在培养学生时，不仅仅注重专业技能，还对人文、公民教育极为重视，您能谈谈当时的人文和公民教育吗？ 傅国涌：辛亥革命以后，大学教育主要重视人文教育，公民教育不是重点。因为公民教育在中小学阶段就已完成，一个人得以进入大学，就意味着他已经完成了公民教育。中国的公民教育始于1917年，袁世凯称帝失败不久，中国就有了历史上的第一种公民教科书《公民须知》，是小学生的课本。1922年，这是中国基础教育体系建设趋于完备的开端。这一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了一套涵盖各个学科的“新学制教科书”，其中就有公民教科书。从那时到1949年，公民教育开始贯穿中小学阶段。我记得李慎之先生曾经做过公民课的教师，他晚年回忆当年的情形，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这样一个公民教员。

大学时期比较重视的是人文教育。在当时主要的大学中，尤其是综合性大学都非常重视人文教育，比如北大、清华、浙大这些名校。比如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出身的竺可桢，本身并不属于人文学科，但他拥有非常高的人文素养，他对当时浙大学生的人文教育非常重视。他当时提出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号叫做“不能只谋食而不谋道”，意指大学教育不能只注重物质层面，而应该多进行“人”的教育。他认为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精英，每一个人毕业之后都会成为所在领域的领袖，这种领袖并非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官员，而是一个行业的标杆。所以，他强调大学时期的跨学科教育、通识教育，一方面认为理工科学生应该拥有一定的人文素养，另一方面又认为文科学生应该了解基本的科学常识，这种教育方针背后就是一种人文教育的理念。

对人文教育的重视在当时的高校是很普遍的，不光是浙大，还有清华、北大也是，甚至很多今天并非有名的大学在人文教育方面也做得非常好，比如当时江西的大学校长胡先骕是植物学家，但他在大学也很重视人文教育，他本人对文学也很喜欢。

时代周报：今天的大学也一直在提倡人文教育，这背后的深意是什么呢？ 傅国涌：一所大学的核心价值并非来源于某个专业，某种工具性的技术，而是从人文教育中发展出来的。人文教育的中心在于对人的重视，学校的一切都在于培养精神上健全的人，包括校长在内的一切行政人员都要服务于广大师生，都要为人的培养而尽心尽力。今天的大学，官本位、行政本位盛行，行政官员凌驾于教授之上，这和人文教育和学本位的理念都是截然相悖的，也是今天的大学沦落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时代周报：您刚才提到大学里行政与教学、官员与师生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其实晚近以来，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已正处于正常关系的反面，国家一直占据优势地位，个体一直被置于劣势地位。李泽厚先生曾用“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说法概括五四时期的文化态势，是否可以说今天中国大学生的沉默便是这样一种文化作用的结果？

傅国涌：“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是80年代流行的一种说法，随着我对那段历史了解和深入，我发现这种说法基本是一个“伪命题”，这种说法在真实的历史面前其实是经不起考验的。即使是在抗战这样的血与火中，包括西南联大、浙大、复旦在内的一大批高校仍然保存了学术自由、以人为核心的基本价值。所以，今天的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可以把教育部下达的行政命令挡回去。

李泽厚的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五四”做出的，“五四”的中心使命是启蒙。这一点在学界今天大致上没有什么争议，代表人物是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是五四时期的精神领袖，毛泽东说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胡适认为他是“五四”大刀阔斧、披荆斩棘的旗手，鲁迅认为自己是“奉将令写作”，这里的“将令”就来自陈独秀。陈独秀作为五四的领袖和象征是没有问题的。但恰恰就是这位领袖，由于他本人思想的转变，亲自抛弃了启蒙的道路，走向了革命的道路，也就是“启蒙者亲手掐断了启蒙”。研究自然科学史出身的许良英先生多年前就有这个看法，可惜没有受到知识界的重视。“五四”之后的中国并未遭遇重大的民族危机，“九•一八”事变是是1931年，日本全面入侵是1937年，但陈独秀他们一些人由启蒙转向革命可以追溯至1920年甚至更早的1919年下半年，所以，并不是什么“救亡压倒启蒙”。

当然，陈独秀等人于1915年前后甚至更早从晚清梁启超等人开启的启蒙道路，并没有因为陈独秀的思想转变而马上终止，包括胡适、鲁迅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仍然在捍卫启蒙这条道路，尽管他们各自有不同的侧重面。从1919年到1949年，中国的启蒙道路一直在延续，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当时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也只有从这里出发，我们才可以理解当年那么多的学校为何能保持与世界主流文明接近的状态，才可以理解当年的校长和教授为何会如此注重人文教育，才可以理解当年的大学生为何具有今天我们难以想象的激情、正义与良知。

重建社会的核心价值

时代周报：高校的独立、自由、包容、开放，和当时涌现的很多大师级的大学校长也无不关系吧？ 傅国涌：当年蔡元培、竺可桢、蒋梦麟、梅贻琦这些大学校长，他们并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但是一旦自己的学生遭遇不测，他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去营救。那个年代的校长各自的政治立场各异，但在面对学生有事时，基本上都是站在道义的立场上，爱护学生、保护学生是当时大学校长和教授的天职。那个时代的人有温情，有良心，有正义感，也有激情，无论是哪一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底线。这些底线说白了，就是贯穿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头上共有的“道德律令”，用我们熟悉的说法就是“天地良心”，这是那个时代的核心价值，他们守护的也正是这样一些核心价值。基于这样一种价值，当学生受到伤害或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因为他们头顶的“天地良心”高于一切，高于行政、高于权力、高于计算。

时代周报：您谈了这么多关于历史上大学的价值、理念，回到今天的真实境况，您觉得今天的大学生如何才能恢复往日的激情、正义、理想和良知呢？大学的出路在哪里呢？

傅国涌：我记得，余英时先生说过：“我是有核心价值的人。”今天和那个时代最主要的区别是整个社会失去了一个核心价值。在一个核心价值缺失的社会，它能围绕着什么运转呢？显然，它只能围绕着钱与权，所以才会导致今天社会出现很多不堪的、败坏的行为。核心价值的消失给了今天的社会出了最大的难题，只有重建这样的核心价值，我们民族的精神才能重新硬朗起来，才能在人性层面复苏过来。在我看来，对于基本道义的恢复远比政治层面观点的融合或者财富层面贫富差距的缩小更为紧迫。以这次河北大学校园撞车事件为例，表面看是一起普通的车祸，再深一层是官民关系的问题，再深一层则是体制的弊病，可是追根究底还是人性的问题。作为根基的人性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我们哪怕把这个个案解决得很好，那也仅仅是治标而已。从长远来看，还是要从重建社会的核心价值入手，让我们在人性上得到恢复，这才是最终的道路。

第四篇：傅国涌：八十年前的“新年献词”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

傅国涌：八十年前的“新年献词”——1933年：《东方杂志》“新

年的梦想”

一

1932年11月1日，创刊近三十年、久负盛名的《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约四百多封征稿信，胡愈之在信中说：

“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东方杂志》之所以发起“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旨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

（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新年的梦想”。征“梦”活动激起热烈回响，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其中部分是《东方杂志》的读者。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总第三十卷第一号）以83页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不算以漫画形式做“梦”的丰子恺），其中包括了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张申府、陈翰笙、金仲华、张君劢、邹韬奋、周谷城、宋云彬、李圣

五、陶孟和、顾颉刚、章乃器、周作人、杨杏佛、马相伯、林语堂、夏丏尊、叶圣陶、俞颂华等大批人们所熟知的知识分子。

根据编者在《读后感》中统计，就地域来分，上海78人、南京17人、北平12人、杭州8人、广州4人、天津、济南、安庆各2人，武汉、徐州、西安各1人，全部来自大城市，而且集中在沪、宁、杭，“却不能便因此证明通商口岸的人们太爱做梦，而内地人就没有梦想。”就性别来看，男性占138人，女性只有4人，编者禁不住感叹“很可惜的我们接得女性投寄的梦太少了。”这同样不能表明女性没有梦想。从年龄上看，大体上35岁以上的中年人占最多数，最年长的马相伯先生已94岁，依然“还有着伟大的梦”。就职业来看，编辑、作家39人、大学教授38人、记者12人、教育家9人、艺术家3人、学生3人、律师1人，共计105人，其余官吏12人、职员4人、实业家3人、银行家2人，读者自发来稿13人、未详的3人。在12月5日之后收到的“梦想”包括了梁漱溟和朱自清，他们的三个“梦想”刊登在《东方杂志》1933年第二期的“梦想补遗”。在144个做梦者中知识分子至少有107人，占75%以上。何况，即使是官吏、实业家、银行家几乎也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这未免让编者感到遗憾——

“当我们发出通启时，颇注意到职业的普遍。但是征求的结果则使我们失望。应征者的大部分乃至几乎全部，都是所谓‘文化贵族’。自然智识分子是比政治家，军人，资本家那些实际活动家更富于憧影与幻想。社会的环境特许他们得享受‘梦的生活’，而且能把他们的‘梦的生活’发表出来。可是此外，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工人及商店职员，应该不至于没有幻想。可是现实对于他们的压迫太大了，整天的体力的疲劳，使他们只能有梦魇，而不能有梦想。即使有一些梦想，他们也决没有用文字描写的能力和闲暇。这实在可以算是最大的国耻啊！”

尽管有着种种的遗憾和局限，毕竟那么多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参与了做“梦”，这144人的247个“梦”“虽然不能代表四万五千万人的‘梦’，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智识分子的梦了。”无论是“甜梦”还是“苦梦”，“好梦”还是“恶梦”，“吉梦”还是“噩梦”，“奇梦”还是“妖梦”，“夜梦”还是“白日梦”，那都是一个个足以跨越时代的梦想，七十年后依然令我为之驻足、为之动情，也让我在回望旧梦时，进行一次新的反思。

知识分子的梦想并不始于1933年，但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这么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流知识分子集体“做梦”还是第一次，在“那个昏黑的年头”，《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的设想说得上别出心裁，无论如何，他都为20世纪留下了一份真实可信的记录，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

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梦想“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东方杂志》文艺栏编辑徐调孚梦想“未来的中国没有国学，国医，国术……国耻，国难等名辞。”这些都只是特例，不是普遍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梦想的中国”乃是可望不可即的乌托邦，一个“大同”社会：

柳亚子梦中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为一个大联邦”，“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不约而同，女作家谢冰莹梦见的也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

郁达夫描画的“乌托邦”：“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

百岁老人、时为《时代画报》编辑的章克标说：“一切的梦想，一切的梦，是一种超越的飞跃，所有界限和藩篱，须是完全撤除，国家这种界限，在任何人的梦想中或梦中是不配存在的。”

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向往“没有阶级，不分彼此”的未来中国。铁道部一科长吴嵩庆所梦的是“废除军备，国界，种族而臻于大同。”光华书局编辑顾凤城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没有阶级，没有种族，自由平等的一个大同社会。”

开明书店编辑索非的乌托邦是“走上‘无治‘之路”，是“平等”、“自由”、“博爱”。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授韦丛芜“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员，都是股东，军事、政治、教育均附属于其下，形成一个经济单位，向着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标走去。”

读者伊罗生称“将来的世界是无国界的大同世界”。读者何法的“白日梦”之二是“新式‘洪秀全’复活，率领了新‘太平军’‘天朝’的历史一页一页地翻开”。之三是“大家熙熙攘攘，大同世界”，没什么国界。中华书局编辑周宪文说得更细：“那里没有法律，也没有军警可是国民从无争执，国里没有货币，没有工资，可是国民都很勤力。”

《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梦想的中国“连现在众所公认为好东西的慈善机关及储蓄银行等等都不需要，因为用不着受人哀怜与施与，也应不着储蓄以备后患。”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姜解生梦想“全国的人民都住在庄严伟大的公共住宅。他们底工作每天只有四小时或六小时。等到全国的电钟放出了上工的声号，他们已一秒钟不差地到达各人群底工作地点。”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的梦想“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

山东正谊中学的徐伯璞梦想的大同世界“以三民主义为原则”，“宣传中国的王道，发扬中国的文化”。徐州女师的俞觉所梦与此相似，也是三民主义救中国，“德感四方，各国来归，实现了中山先生的大同世界。”

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说得最为明白：“我理想中的未来中国是须合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一段事实的。”法政学院教授钱啸秋梦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吃饭不是各办各的，而是持票赴农村公共食堂去吃。”

在某种意义上，古老的大同之梦是和空想社会主义连接在一起的。柳亚子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谢冰莹梦想的也是“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上海法学院教授朱隐青梦想着“无阶级专政的共产社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联邦社会主义的国家”甚至成了资本家、裕丰纱厂老板毕云程和银行家俞寰澄的梦想。失业三年的读者周毓英梦想“主办一个月刊定名《社会主义》，与全国青年作思想上的往来，毫无顾虑的讨论一切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我办月刊不在取政权，可能范围内还要帮助政府，帮政府革命，梦想当道不干涉。”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虽自称“我并没有什么梦想，我不相信有什么叫做‘梦想’的”，他心中的未来中国却是“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不过他们的“社会主义”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个词。暨南大学教授李石岑梦想经过多年军阀混战、多次暴动之后，中国“走上科学社会主义之路”，“那时红楼梦，纳兰词及曼殊大师的名画之类，都在被焚毁之列。”《读书杂志》特约撰述员严灵峰直接预言“1917年10月的俄国的戏剧在中国复演”。

尽管这些“梦”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热切地憧憬着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大同社会。古老的大同空想根植于中国文化深处，绵延数千年不绝，没有经历过类似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洗礼，生活在20世纪的知识分子依然只能沉醉其中，如《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一般，最多只能想到“熙熙然如等春台”的境界，不会想象出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我以为政治制度是没有关系的，问题完全是在人在人。”所以如实业家穆藕初那样梦想“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的竟然寥寥无几——

只有光华大学教授诸青来梦想着“本国人民不论属于何种阶级，信奉任何主义，均有参政权。各党和平竞争，绝对不用武力。”《人民晚报》编辑宓汝卓的“应许言论绝对自由，决不讳疾言医。”大夏大学教授梁园东“梦想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而不要再是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如果政府是不得已的……他至少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现在我们往往因为讲话，触犯了‘我们的政府禁律’”。燕京大学教授张君劢以一篇题为《中国今后之出路》的长文作为《东方杂志》的答案，提出了军人“不得对于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军队服从公民代表等看法。律师张耀曾的梦想几乎是一篇论文，他提出以村或市的各同业公会作为“政治之根源”。马相伯老人梦想“未来的中国既非苏俄式的***，亦非美国式的两党更替，乃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根本大法，保障人民应有的天赋人权：即身体自由权，财产所有权，居住权，营业劝，思想发现于外，言论出版集会权，并信仰‘无邪术害人’的宗教等权。”“法治梦”在247个梦中连零头都不够。

南京国立编译馆的刘英士的“梦”并没有那么悠远而不着边际，他说：“未有人民不健全而国家不衰弱者！未来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我们的‘梦想’，而决定于我们的行为。……未来中国的国家身份，仍旧是和它的构成分子的知识，能力，和道德相称。”《中学生》杂志编辑叶圣陶的梦也比较实在：“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北大教授李宗武则一口气写下十个希望，包括“中国的军人不要只能内战，不能抗外”；“军事当局不要只知剿共，不知御侮”；“学者们不要相率勾结军阀，联络要人”；新闻记者“不要成为御用的宣传者”；“中国民众能监督政府，使政府不为少数军阀所私”等。大阪商科大学周伯棣的第一个梦想是：“个人以研究经济问题为职志，不偏不党，以‘学究’的立场研究实际的经济问题，研究有得，忠实的揭示给民众。”上海市政府参议武育干的梦想是：“那时的中华民国是一个真正名符其实的‘民’国，不是实际上的什么‘军’国，‘匪’国，‘官’国，‘×’国。”民国元勋、实业家冯自由做了一个“好梦”、两个“恶梦”，他说：“在这政治败坏国势危殆生产衰落社会不安的今日，凡属稍有思想的人们，难免胡思乱想，做出种种的怪梦。”

像杭州《民国日报》记者胡健中那样梦想“未来中国是一个纯三民主义的国家”，“梦想做一个舆论界的权威”终究只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做梦者，包括身居高位的，几乎都通过“梦”表达了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借说梦对当政者作了极为尖锐的批评。外交部长罗文干梦想着“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梦想“永远做太平盛世的国民”。上海银行张水淇的“梦想”如同匕首、投枪，他梦想未来的中国“……没有靠了枪杆压迫无武装的人民贡其膏血的英雄。……政治之设施决之于国民的公意，公意一决，个人不拿阴谋鬼计来破坏。”“理想只是理想，现实的中国，恐怕是罗马的末期！哥铁的蛮兵逐步侵略我土地，奴隶我同胞；而拥武力的群雄只谋如何巩固其自身之地步，我们善良的百姓，只能挣扎于内乱外患的悲境中。”《读书杂志》特约撰述员彭芳草借梦想抨击国民党当局只会向国际联盟求救的“无抵抗主义”。作家傅东华“梦”中穿过“民族门”、“民生门”，到了“叫人令人不寒而栗”的“民权门”，“我被剥了裤子，验过阴毛中并未夹带违禁品，又被用Х光照过心里并无危害国家的意思，这才放我过去。”对畏民如虎的国民党当局作了辛辣的嘲讽。林语堂以“我不做梦”的口吻对现实作了一番并不“幽默”的批判。画家钱君匋说：“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作家巴金说：“中国是没有未来的”。虽然他同时也希望——“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隶，不受人的利用。靠着自己的两只手生活，在众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夺人，也不被人掠夺。”

第五篇：国旗下讲话稿：告别2015,走向2016

国旗下讲话稿：告别2015，走向2016

国旗下讲话稿：告别2015，走向2016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一（14）班的xx，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告别2015，走向2016》。

时光如梭，转眼之间，我们还来不及回味2015年的丰硕，2016年就已经迎笑走来。

在新年的钟声敲响时，你是否已经满怀希望和憧憬，做好奔向它的准备？我们在感叹岁月飞逝的同时，是否想到新的一年我们要完成的目标？高一的同学们，你们是否已经适应高中生活，准备在2016年发愤进取呢？高二的同学们，你们是否已经立下决心在2016年查缺补漏，为高三打好坚实基础呢？高三的同学们，你们又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在2016年大干一场，为自己的梦想而放手一搏呢？

然而，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如果说目标是实现理想的动力，那把握今天就是实现理想的关键。空谈理想不做出行动，再伟大的梦想也只是空想。回想一下过去的时光，你是否因为知识枯燥难懂而放弃听讲；在上自习时，你是否因为自己意志力薄弱而心不在焉：在周末时，你是否因为贪恋玩耍或禁不住电视和电脑游戏的诱惑虚度时光而无暇顾及书本。同学们，三年青春一去便不会复返，那么珍惜现在吧，从今天做起，怀揣着理想，坚定的在这条路上风雨兼程，因为只有能把握现在的人才能紧紧抓住未来！

朗费罗曾经说过，不要老叹息过去,它是不再回来的；要明智地改善现在.要以不忧不惧的坚决意志投入扑朔迷离的未来。2015年，我们何尝没有经历过失败，何尝没有过遗憾。但时间已逝，千金难求，我们要做的不是后悔和懊恼，而是学会反思，将它们当做宝贵的人生经验，假若我们能从中得到启示，并吸取教训，那失败就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它已经是你成功路上的基石。回想这一年的点点滴滴，如果它是美好的，那就请把他们作为一份信心，放在你的心里，如果它是苦涩的，那就请把它作为一种鞭策，存在你的脑海里。沉迷过去，你将一无所获，吸取教训，才能迈向明天。告别2015，我们心里充满自豪，有的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和留恋！走向2016，我们又充满信心，有的是不甘平庸的努力和态度。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成功与挫折并存，困难与荣誉同在，让我们带着2015年的梦想、恒心和教训，推开2016年的大门，在新的一年创造出一片新的天地！最后，祝同学们在新的一年里学有所成！祝各位老师们身体健康，事业辉煌！也祝愿我们淮北一中新的一年里再创奇迹，更上一层楼！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