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讽刺

第一篇：《儒林外史》的讽刺

《儒林外史》的讽刺

盛世的悲歌——《儒林外史》的讽刺|张国风《儒林外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贡献是它的讽刺艺术。而讽刺是分层次的，《儒林外史》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高层次的讽刺。

讽刺的第一个关键是讽刺的武器。讽刺针对的是负面的人物或现象，是否成为负面的判断，涉及判断者的价值观。价值判断是讽刺的题中应有之义。吴敬梓的价值观，基本上属于儒家。《儒林外史》褒贬人物的标准，依然是儒家的标准。或者说，吴敬梓讽刺的武器是儒家的思想。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吴敬梓发挥了儒家固有的关心现实、关心社会、批评现实的精神；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吴敬梓依然没有冲破儒家思想的樊篱。当然，这么说未免过于简单。吴敬梓从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中汲取了批判的精神，这种思想的深度并非“儒家思想”四个字可以概括。但是，究其根源，究其核心，依然不脱儒家思想的樊篱，重点仍在伦理性的批判。必须说明的是：这个标准受到了政治态度的牵制。吴敬梓从儒家的伦理规范中悄悄地将“忠”字剔除，独取孝义诚信，并处处强调孝义诚信与功名富贵之水火不相容。吴敬梓把王冕树为儒林的榜样，而王冕视功名富贵如瘟疫，王冕的母亲说：“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吴敬梓的政治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吴敬梓生在一个文字狱最为猖獗的时代，他的政治态度没有非常直接的表白，但比曹雪芹要明显得多，至少还写到了一桩文字狱。曹家与政治的关系太直接，问题太敏感，涉及到了清王室骨肉相残的斗争，曹雪芹不能不竭力地回避政治的描写。《儒林外史》特种邮票一套6枚，通过勾线填色、逐层晕染等艺术手法，生动展现了《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王冕画荷》《杜少卿夫妇游山》等6个故事。讽刺的第二个关键是选择讽刺的对象。这一问题与前一个问题密切相关。《儒林外史》讽刺的对象，集中于势利与虚伪这两种社会现象。儒家讲仁，又讲尊卑名分，本质上就是一种虚伪；但吴敬梓身为17世纪的一个知识分子，还认识不到儒家思想本质上的虚伪。尽管如此，儒家讲诚，讲信义，而且以此为据，谴责虚伪和势利的社会现象。儒家以道德取人，不以贫富取人。贫富是社会等级最明显最简单的划分，科举是一般读书人最关心的事情，势利是最明显的社会病态，范进中举之所以成为《儒林外史》里最脍炙人口的故事，给所有的读者以难忘的印象，其原因就在这里。吴敬梓没有将批判的锋芒局限于对势利现象的讽刺，而是将讽刺的解剖刀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深处。吴敬梓的讽刺、批判的目光不再局限于道德评判，而是提高到了制度的层面。具体来说，涉及到了对于科举制度的批判。就读书人而言，科举制度提供了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可能性。在功名富贵的诱惑下，读书人或者变成除了八股一无所能的废物，或者侥幸获取功名，进入官场的染缸。吴敬梓对科举制度产生的种种弊病作了独到的观察和分析，将其当作讽刺的主要对象。从讽刺所针对的人物而言，《儒林外史》的讽刺对象非常广泛，上自翰林、太保，下至三教九流。中心的对象是知识分子，尤其是秀才这个群体。这是吴敬梓最熟悉的群体，也是《儒林外史》中写得最好的群体。从讽刺所针对的现象而言，围绕着“功名富贵”四个大字。凡是追逐、艳羡、自负其功名富贵者，即成为《儒林外史》的讽刺对象，而不论其社会地位之高低贵贱。如果仅此为止，则《儒林外史》并无与众不同之处。对名利之徒的讽刺自古就有，对世态炎凉的感慨史不绝书。吴敬梓最感兴趣的讽刺对象是：虚伪势利、利欲熏心而又自以为忠孝仁义或欲掩其真相，而使他人认为是忠孝仁义者。正是在这一点上，《儒林外史》表现出它的与众不同，吴敬梓表现出他出色的讽刺天赋。这一天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对此类人物和现象的高度敏感、精心观察，准确捕捉其特征；二，对此类人物“良好的自我感觉”进行绘声绘色而又不动声色的描写。

热衷名利之人，常有冰雪之语。假恶丑者，依然需要一种内心的平衡，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到伦理的依据，以消解心中的负疚，达到内心的平静，甚至站到道德的制高点上，获得道德高尚的满足。吴敬梓讽刺的对象，往往具有良好的自我感觉。翟买办，一个小小的衙役，本是一个狐假虎威的小角色，他却自认为是知县跟前叫得响的人物。因为他心里作如此想，所以想不通一个知县叫不动一个百姓的道理。时知县的本心，是要用王冕的画作为礼物去巴结危素，但他却把自己的下乡想象为“屈尊敬贤”的高尚行为。难怪他吃了闭门羹便要勃然大怒。夏总甲一个基层小吏，却颐指气使，“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大有“官到尚书吏到都”的气象。范进的丈人不过一介屠户，却没有把中了秀才的穷女婿看在眼里，更不必说那些“做田的、扒粪的”农户。梅玖不过是一个新进的秀才，却仗着“我们学校的规矩”，趾高气扬，将老童生尽情地挖苦一顿，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王德、王仁贪的是妹夫严监生的银子，可这一对兄弟的原则性最强：“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功夫！”是所谓义形于色，当仁不让。妹妹还没有断气，他们就催着严监生扶妾为正。严贡生贪婪狠毒，亲弟严监生尸骨未寒，他就雄赳赳地打上门去，要夺弟弟的遗产。可他一口咬定赵氏是妾，并扬言：“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都是差错不得的！”俨然是礼教的捍卫者。这个儒林中最恶劣的分子，却总能抓住理。他的名声很臭，刁钻刻薄，连族长都怕他怕得要命，却自许为“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于心无愧”。严贡生一生口是心非，却句句不离道德名分。他处处要占人便宜，却说自己“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平日常做亏心事，却居然能够做到“半夜敲门心不惊”。陈和甫整日奔走权门，打秋风，讨一口剩菜残羹，可他自己却坦然地说：“晚生只是个直言，并不肯阿谀趋奉。”不承认是仰人鼻息的人。王惠分明是一个酷吏，衙门里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爷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他却自认为“而今你我为朝廷办事，只怕也不能不如此认真”。娄家公子结交了一批不三不四的“名士”，却自以为是礼贤下士的豪举。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一个个出乖露丑，使两位当代信陵大为扫兴。八股本是无用之物，可是鲁翰林却认为，八股通了，一通百通；八股不通，一切等于零。他是科场上的胜利者，充满着一种胜利者的优越感。这份自豪传给了他的女儿鲁小姐。女婿不懂八股，致使鲁小姐有误我终生之憾。八股本是赚取功名的敲门砖，而马二先生却把八股视为学问，对自己选文的眼光非常自豪。因为他心里藏着这一份自豪，所以当他看到匡超人的桌子上放着一本“他新选的《三科程墨持运》”，立即就对其产生了好感。当他看到书店里摆着自己的选本，不免心里欢喜，立即上前去打听此书的销售情况。赵雪斋攀龙附凤，借着说诗，带出中翰顾老先生、通政范大人、御史荀老先生，没见他有什么惊人之作，可他却以诗人自居，俨然是杭城诗坛的风雅主持。匡超人发迹以后，变成一个无耻卑鄙的名利之徒。潘三东窗事发，没有把匡超人供出来。而匡超人却不领这份情，他坚决不去探望入狱的潘三，自说“便是我当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一副公而忘私的模样。人物假恶丑的本来面目与他真善美的自我感觉的错位，造成了一种喜剧的效果。为了制造良好的自我感觉，可以吹牛，可以撒谎。斗方名士会吹，官吏会吹，衙役会吹，盐商、屠户、和尚、山人，也都精通此道。梅玖吹他进学前，梦见太阳落在他头上。王惠吹他科考时如有神助的鬼话，哄哄老实的周进。匡超人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教习，他却自吹说“学生都是荫袭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来就是督、抚、提、镇，都在我跟前磕头”。名利之徒的吹牛撒谎，沽名钓誉，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马二先生经不起蘧公孙的纠缠，让他站上了《历科程墨持运》的封面；牛浦借着偷来的诗稿，冒充牛布衣；在牛玉圃那里，吹牛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上了瘾的嗜好。权贵和富翁，似乎都是他的挚友，他一开口就说是“二十年拜盟的朋友”。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不但是骗人，而且是自欺。一部《儒林外史》，简直就是一部吹牛大全。良好的自我感觉背后，是信仰的缺失。真正有信仰的人，如杜少卿的父亲，则被高翰林看做呆子。《儒林外史》中的几位真儒，一个一个地被边缘化。不是优胜劣汰，而是一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负淘汰。我们在《儒林外史》里看到了封建社会晚期的信仰危机。统治者也不愿去遵守自己制定的伦理规范，这一现象最容易摧毁一般人对伦理的信仰。当人人都在做假的时候，诚信还有什么意义！人人戴着假面，真正变成了人生如戏。可悲的是，如鲁迅所说：“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他们反以为扫兴。”（《马上支日记》）着力描绘讽刺对象的自我感觉，而不去直揭对象的可恶，使讽刺获得了一种含蓄的风格。辛辣的讽刺融化在似乎是无动于衷、不动声色的描绘之中，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中国古代最强势的文体是诗歌和史传，恰恰这两种文体都追求一种含蓄的风格。吴敬梓的讽刺青睐于含蓄的风格，是受到了传统文化潜在的影响。从读者的感受来看，小说越是渲染被讽刺者良好的自我感觉，讽刺的意味就越是浓郁，讽刺的效果就越强烈。发迹前的周进，只是让我们觉得他的迂腐可怜。他的提携范进，也会得到读者的好感，没有多少讽刺。当梅玖嘲笑周进的时候，我们只觉得周进的可怜，讽刺主要落在梅玖的身上。周进的冬烘，可笑的成分少而可怜的成分多。他的贡院发疯，更是让人唏嘘不已。在科举制度的诱惑和毒害之下，多少读书人变成空虚愚昧，除了八股一无所知也一无所能的人。范进的故事也与此类似。我们读范进中举的故事，一开始，没有觉得作者对范进有多少讽刺，只觉得他老实而可怜。讽刺的笔墨主要落在胡屠户的身上。作者用不无夸张的笔墨，写出他的前倨后恭，造成了强烈的讽刺效果。范进中举以后，他的自我感觉逐渐地好起来，我们看到他一面忸怩作态，装出守孝的模样，一面“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看到他身为学道，不知苏轼是何人，才觉得讽刺落到了他的身上。吴敬梓像吴敬梓从名门子弟坠落至一贫如洗的平民，这一段惨痛的经历，来自上流社会的蔑视和排斥，无疑培养了他对世态炎凉的痛彻体验，培养了他对势利和虚伪的敏感和痛恨。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乾隆时代，也正是一个统治者自我感觉良好的时代。春风得意的乾隆，自诩为“十全老人”，认为他的文治武功古今无人可比。他不但不允许有什么权臣，甚至也不承认有什么名臣，更不承认有帝王师之类的人物。乾隆不甘心仅仅做一个守成之主，他要做一个中兴之主。乾隆时期御纂、御注、钦定的经典之多，不仅说明了最高统治者对儒家学说的重视和提倡，而且说明了乾隆兼君主和教主于一身的内心愿望。当然，传统文化的习惯，如鲁迅所说，“挂起招牌就算成功了”，这种重视和提倡并没有多大的效果。吴敬梓的晚年，已经沦为一餐一饭都难以为继的赤贫。他对所谓的盛世不会有什么好感。他早已被社会边缘化。正是这种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这一份难得的孤独和寂寞，使他在盛世保持了一份难得的清醒。凭着这份清醒，吴敬梓看清了盛世背后的暗潮汹涌，看透了世情的势利和虚伪。可贵的是，吴敬梓的边缘化也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曾经有机会从统治者的宴席上分得一些剩菜残羹，可是，吴敬梓放弃了。他像陶渊明一样，像嵇康一样，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因为他对盛世的否定，所以他要在小说里塑造一个庄绍光这样的人物。庄绍光那种蔑视富贵、淡泊功名、独立不羁的人格，深为作者所景仰。边缘化的地位，甘于寂寞、淡泊功名的思想，贫困带来的愤激与悲凉，加强了吴敬梓批判的力度，使《儒林外史》中处处迸发出讽刺的火花。在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盛世，吴敬梓带着他的忧愤和悲凉，完成了他不朽的讽刺巨著，使后人永远记住了这一位文化巨人的名字。(《文史知识》2016年第2期）（栏目：文化史知识）

第二篇：浅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浅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罗高

（中文081，070811102）

摘要：《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作品。在讽刺方面，主要体现在基于现实的讽刺，加之吴敬梓巧妙地运用夸张和对比手法，突出了强烈的讽刺效果。全书竭尽讽刺之能事，奠定了我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基础，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关键词：儒林外史，讽刺艺术，对比，夸张，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卓越的揭露封建科举制度弊端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全书共五十六回，描写的人物众多。吴敬梓运用朴素、灵活、幽默的地方性语言，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和生活。他以独特的视角，对封建统治阶级用以禁锢人们思想而死板乏味的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可以说，吴敬梓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深度。

《儒林外史》问世之后，以其高超的艺术水平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赞扬，尤其是它婉转诙谐的讽刺艺术，更是令人叹为观止。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评价道：“迨《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谪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 ”，甚至认为 “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

吴敬梓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创造，把中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作者的见解并不是直接列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阐明。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吴敬梓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

下面将就《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征作三点进行一个粗浅的探析。

一、对比的讽刺艺术

对比是这部小说的为了突出讽刺效果常用到的手法。

如胡屠户对范进中举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的对比。中举前称他为“现世宝”、“癞蛤蟆”，中举后称他为“贤婿老爷”、“天上的文曲星”；对他外貌的描述也不同，中举前说他“尖嘴猴腮，不三不四”，中举后夸他“才学高，品貌好”；两次的贺礼也不同，中举前是“一副大肠和一瓶酒”，中举后是“七八斤肉，四五千钱”；离开范进家的动作神态也不同，中举前离开时是“横批了衣裳，腆着肚子去了”，中举后离开时是“千恩万谢，低着头，笑咪咪地去了”。通过对比，使他的前倨后恭、嫌贫爱富、趋炎附势、庸俗自私的典型市侩形象跃然纸上。还有对众乡邻的对比：范进中举前对范家揭不开锅，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不闻不问，范进中举后赶紧送酒送肉，搬桌拿椅。作者对他们嫌贫爱富的心态，进行了强烈的讽刺。对比之中写出人性淡薄和世态炎凉，极富讽刺意味。

除了同一个人物的前后对比，作为一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还塑造了一批体现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与体现社会腐败的反面人物进行对比。正面人物有王冕、杜少卿、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等，反面人物如前面提到的胡屠夫以及众多贪污腐败的官僚们。这一鲜明的美丑对比，大大地增强了小说的讽刺效果，越是正面人物就越显出反面人物的丑陋，以美烘托出丑的极致。

二、夸张的讽刺艺术

在小说中，吴敬梓对人物最富于特征的细节加以适当的夸张，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显目的特征上，再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即把否定的东西加以放大来产生极强的讽刺效果。

吴敬梓在真实的基础上，透过夸张这个放大镜，把生活的黑暗扩大化，把一件小事上升到人物的精神层面，反映出最深刻的内涵，让讽刺显得犀利而深刻。

如人人皆知的范进中举后因惊喜过渡而发疯的这一幕，这种夸张的讽刺艺术可谓达到了极致。当范进面对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大喜时，他那颗因饱经辛酸折磨而变得麻木的心灵，承受不住这强烈的刺激。于是，“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作者从范进几十年的辛酸悲苦来写这极度兴奋的一瞬，把看似荒唐的现象表现得如此合乎生活的逻辑，将当时的读书人热衷“科举”，一旦功名到手就如醉如痴，惊喜若狂，乃至发疯这种社会现实加以夸张的描写，从而达到了尖锐的讽刺效果。第五回中，写严监生之死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临时了还不忘灯盏里点的两茎灯草，唯恐费了油，直到赵氏挑掉一茎才断气。透过这样的细节描写，恰到好处的夸张，把严监生那贪婪吝啬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活灵活现。

三、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

小说在讽刺过程中，把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结合起来，挖掘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从而在讽刺过程中起到对社会制度进行批判和反思的目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它所写的事情是公开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足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习惯了，虽也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经它特别一提，就动人。”

吴敬梓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情，不以主观偏见去遮盖对象的丰富内容。整篇小说虽以描写反面人物、揭露反面现象为目的，但并没有因要显露出描写对象的戏剧性，而忽视人物的客观真实性。在他笔下，讽刺对象并不是无恶不作的坏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综合因素的人物，恰恰是这样，讽刺才更真实、深刻。

而讽刺这一创作手法，它本身就有着严肃性。作者必须对社会、人生作出认真的观察和思考。在这点上，吴敬梓对他所生活的社会现实有着敏锐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他的品德和见识，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那些儒林人物。他认识到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弊端和是非颠倒的社会风气，认识到生活在这一现实中的卑劣人物以及人们的一些病态心理。

同时吴敬梓的创作态度也是非常严肃的，既不是人身攻击，也不是随意嘲笑，而是把这司空见惯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提炼、概括、典型化，从人性被压抑、被扭曲中去看丑恶本质。他是怀着一种悲愤的心情去揭示人的性格的变态过程。可以说作者是站在高处来俯瞰人生，以喜剧的形式来表现悲剧的内容。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在喜剧的背后，作者把犀利的笔锋伸进人物最深的精神层面中，从而揭露这些悲剧性的社会原因，启发读者，尤其是读书人对人生价值、对生活、对社会的深刻思考。笑中带泪，是这部小说讽刺艺术的精华所在。

参考文献：

[1]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3]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李孝金.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3)

[5]周腊生.试论《儒林外史》讽刺艺术中的对比手法[J]

第三篇：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新乡市名著研究小论文

谈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新乡市长垣县芦岗乡四中程绍硕

我读过吴敬梓先生的《儒林外史》多遍，感受颇深。在我所知道的科举取士的时代里面，只有进业中举，才能够步入升官发财的坦途。于是天下的读书人，莫不终其一生，埋头于八股文章，什么进德修业的理想，都在追求名利的欲望之下丧失殆尽了。我认为《儒林外史》就是暴露古代知识分子的丑陋面貌的讽刺小说。

和世界上别的卓越的讽刺作家一样，吴敬梓先生描写了中国十八世纪封建社会的卑鄙黑暗现实的时候，是混合着痛苦的憎恶和明朗的笑的。我认为这部小说的讽刺艺术主要表现为：辛辣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的高度统一。写实是讽刺的基础，真实是讽刺的生命。小说中所讽刺的人和事，像周进、范进的热衷科举，严监生、张静斋的横行无忌，王惠、汤奉的贪酷凶残，匡超人、牛浦郎的精神堕落等等，都是作者对司空见惯的生活真实的艺术概括。这种辛辣的讽刺还投向了悭吝的地主，投向了封建地主的帮闲。严监生、胡三公子都是“有钱癖，思量多多益善的人物。严监生因为心痛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费了油，以致临死伸着两根指头，不肯断气。这个场面是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不能忘记的。作者在这部小说里嘲笑了这种剥削阶级的特性，而对于各种轻视金钱的人物却给予了同情和赞扬。和高利贷剥削相结合的大地主盐商，也是这部小说里嘲讽的对象。书中嘲讽了他们冒充风雅，忌讳自己出身的微贱，并且揭露了他们的骄奢淫逸，仗势欺人。此外，作者还描写了一批依附封建地主阶级和盐商生活的帮闲，一批“斗方名士”。这类人物的心理，可以用牛浦郎的想法为代表。牛浦郎在牛布衣的诗稿上看见题目上写着“呈相国某大人”，“怀督学周大人”等等之后，就想到：“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牛浦郎这样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厮，突然有此念头，并且从此就堕落到卑鄙无耻的地步，在描写过程上好像有些不近情理，然而作者的用意却是想通过这些人物，从科举制度的另一个方面来写出当时的社会的腐败。这样一些人物的存在，不但有想和达官贵人往来的虚荣心，而且认为这样就可以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群众的上面，存在着庞大的不劳而食的官僚、地主，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寄生虫。这正是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

真实基础上的夸张。吴敬梓先生从人物关系及人物所处的客观环境出发，使夸张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显得合乎情理。如周进的撞号板，正是他在屡考屡败，受人侮辱，穷愁潦倒的经历中产生的心酸、屈辱、绝望心境下所必有的行为。像范进的发疯，范母一喜而死，严监生临终时因点了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等精彩描写，都因合理的夸张而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

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矛盾，让人物处在自我暴露、自我嘲讽的地位，取得讽刺效果。如匡超人对人吹嘘他文明五省，却不知“先儒”二字是何含义；严监生吹嘘自己“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但却强圈别人的肥猪，使其高尚的言行与卑劣的行动形成强烈反差，取得讽刺效果。

运用白描手法进行讽刺。作者往往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与细节进行白描，不作主观评论，把爱憎寓于具体的描写之中，如写马二先生游西湖，完全让主人公自己行动：看到好吃的，他就羡慕得喉咙里咽唾沫；看到仁宗皇帝的御书，就马上磕头下拜；看到女游客，就低头不敢仰视；看到茶馆的女招待，就转头离开；看到书店里自己的八股文选本，就打听它的销路。游了几天西湖，他对这里的秀丽景色一无领会。靠这种白描手法，使马二先生的思想迂腐、精神空虚自然而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收到“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艺术效果。

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讽刺。既有人物冠冕堂皇的言辞与卑鄙龌龊的心灵的对比，又有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况下对待同一对象作不同态度的对比。如梅玖在周进初到薛家集时，他“慢

慢地立起来和他相见”，而周进中举做官后，他就向周进的长生禄位牌叩头。胡屠户对待范进前倨后恭，他到范家两次贺喜，第一次是范进中了秀才，他凶神恶煞般的训斥范进，贺礼微薄，骄横傲慢；第二次是范进中了举人，贺礼厚重，态度谦卑。还有同一人物思想性格不同方面的对比，如马二先生性格中善良敦厚的一面与迂腐可卑一面形成对比，王玉辉鼓动女儿自杀殉夫与女儿死后内心的悲伤的对比。我认为，在这些对比中，科举制度的腐朽，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受到了无情的嘲讽和批判。

因为作者所憎恶的是八股科举制度，而非现实中的某个人，是要通过讽刺给人留下严肃的思考，而非制造廉价的喜剧效果，所以他对于不同地位的人物采取不同的讽刺态度。如对王惠、汤奉、严监生、王德、王仁等，是无情的鞭挞；对马纯上、王玉辉等人则是既有讽刺批判又有怜悯同情。对周进、范进，在他们未中举时，是讽刺中有同情，且以同情为主；但对他们中举以后的所作所为，则变为辛辣的嘲讽。

鲁迅先生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先生给予的高度评价，真是恰到好处。《儒林外史》杰出的讽刺艺术使这部小说登上了我国古典讽刺文学的巅峰，成为一部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杰作。

辅导教师：田培

第四篇：论《儒林外史》讽刺艺术

论《儒林外史》讽刺艺术

摘要：《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托明写清，以功名仕禄为中心，描摹形形色色儒林文士的性格与命运，展现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俗画卷，是一幅活生生的社会面貌图。《儒林外史》运用人物描写、夸张、对比等艺术手法，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讽刺艺术的基础，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他以独特的视角和鲜明的写作手法生深刻的剖析了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知识分子内心，对封建社会中那些不知廉耻追逐功名的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关键词：《儒林外史》讽刺艺术对比手法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卓越的揭露封建科举制度弊端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这部小说虽借明朝的历史，但描绘的人物和叙述的故事多清朝生活中真人真事，因此，《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塑造了一系列生动且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第一次对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挞。小说对科举制度毒害下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深刻剖析，对封建社会中不知廉耻追逐功名的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儒林外史》对封建社会揭露得深刻透彻，它的讽刺手法淋漓尽致，读过此书，使人“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它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加上作者的天才创造，把中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一、用人物自身的言行来表现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通过对形形色色儒林人物的刻画，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了封建社会各个方面的风貌，深刻地披露了精神空虚，道德堕落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作者的笔下，这些人物个个描绘的性格鲜明。像周进、范进、马二先生、严贡生、严监生、匡超人、牛浦郎、杨执中、张铁臂、胡屠户、王仁兄弟、杜少卿、沈琼枝等，个个都栩栩如生，各具其不同的性格和特点。作者通过人物的嘲弄，讽刺的笔法，描写了封建社会儒林人物醉心科举功名，把读书中举看成是人生惟一追求目标的种种丑态。以此来揭示对科举考试制度的不合理，对社会腐败黑暗现象和世态人情的揭露和批判。《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其一的表现就是用人物自身的言语行动来表现讽刺艺术。作者从未对《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做出评价。他对书中人物的爱憎感情总是隐含在对人物具体的形象的艺术的描写之中。作者以冷静、客观的写实风格，如置身事外，对书中人物未加一句臧否，让人物在事件中自我表演，在言行中自我暴露。作者把对人物的爱憎感情隐藏在对人物的描写和揭露中，并不凭借抽象的说明。二娄与杨执中一案，作者不动声色，冷若旁观地描述他们之间的那场“误中缘”。二娄一而再、再而三地有证据确认杨执中是高人，是自己要追觅的真君子，杨执中把自己耽于读书，以无用为高视为真古典遗脉存留，与二娄真是两相误来又自误！此节读来是引人入胜，令人捧腹，作者极尽讥讽之能事，但通篇未见一语刺辞。老妪的误听、拒门、杨执中的蠢儿子抢食、杨执中摩挲铜炉度过饥饿尤其让人印象深刻。二娄试图像孟尝君一样礼贤下士，不过只得其皮毛，杨执中也不过是自视清高、返朴未

必归真的待沽不售的废物。作者虽然不单独出来评价，可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性格及作者的爱恨感情却能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作者描写人物的言语行动不仅仅停留在外部的表面形象上，而是能从表到里，由浅入深的进入到要描写人物的内心深处，进而挖掘出人物的灵魂。

《儒林外史》要控诉的是危害儒林的厄运，而不是被厄运危害的儒林。《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让人阅读《儒林外史》有一个审美进程，首先进入讽刺喜剧，即“丑史”的表层，进而直达社会悲剧也即儒林痛史的深层。把这两个层次结合起来思考，我们会发现：《儒林外史》不只是令人鄙弃的儒林丑史，更是发人深省的儒林痛史，讽刺喜剧中渗透了浓烈的悲剧情思，悲喜剧融汇是它独特的审美品。[1]人物自身的言语行动能更好的表现讽刺艺术，又如在《范进中举》这篇文章中，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两个人物是范进和他的岳父胡屠户。写胡屠户以杀猪卖肉为生。写他倔强、势利，在范进中举之前对他表现出极大的鄙视，时常抱怨自己瞎了眼，错选了女婿，而范进中举之后，却一反常态，将范进奉为神明，并说：“我小老儿这双眼睛，都是认识人的，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再如写胡屠户的势利之心，范进中从集市上回家的途中，胡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小说不是直接用文字写出胡屠户势力，而对于胡屠户举止行为的前后矛盾的描写，生动勾画出一个市侩小人丑恶的嘴脸。这种婉曲的讽刺意味，就是鲁迅所赞扬的“婉而多讽”而写范进，主要使用了讽刺的笔法写他的卑怯；但通篇却也找不到“卑怯”这个词。

《儒林外史》中的不同类型人物之间也形成了相互对比、映衬。与两类反面人物形成对比的是作者塑造的正面人物。如“真儒”虞博士、“汉皋神女”王冕、杜少卿等，他们在世风日下、黑暗污浊的社会现实中，仍保持人格的独立和优良的文化传统，鄙夷功名富贵。最后的“市井四奇人”，仍是保持人格独立，追求淡泊的王冕式的人物。作者应用如此多样的对比、映衬手法，对我们认识人物形象，理解作者对理想失落的文人的扭曲的悲悯及对八股科举的愤恨有很好的表现力，从而达到了辛辣的讽刺目的。作者对不同的人物给予不同的讽刺。从其中许多篇文章可以看出作者善于从可笑的喜剧表面去挖掘其内在的悲剧意蕴，给可笑注入了辛酸，给滑稽注入了哀愁和痛苦，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对不同人物进行了讽刺。作者对书中四类人物“八股士”、“假名士”、“贤人”、“奇人”的感情是不同的，对他们的讽刺力度也有所不同。对那些在举业上毫无起色又迷恋科举，转而靠招摇撞骗、附庸风雅来讨生活的假名士，作者仍是予以辛辣的讽刺，尽管其中有如马二先生者，性格复杂遭遇也令人同情。对于八股士，作者给予他们的是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对书中的贤人，作者批判的态度是温和的，因这些人物身上有着作者人格理想的寄托，以及理想失落的无奈。鲁迅指出：“敬梓之所描写者„„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2]《儒林外史》塑造了许多当时社会的典型人物，其以其三十万字的篇幅，共塑造出了三百多个人物，其中主要人物即有五、六十人。在作者的笔下，这些人物个个描绘的性格鲜明。从人物描写来看，讽刺艺术在《儒林外史》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二、多用夸张的讽刺手法写人议事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善于运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人物可笑可鄙之处，达到讽刺目的。高尔基说过：“艺术的目的是夸大美好的东西，使它更加美好；夸大坏的——仇视人和丑化人的东西，使它引起厌恶，激发人的决心。”[3] 一个成功人物形象的塑造，一个典型细节的刻画，都必须依靠一定的富有特征的事件体现。否则，作品就会枯燥无味，形象模糊，不可能真实生动地反映生活真实。《儒林外史》很多地方截取了人物富有特征的细节来夸张描写，将典型的细节和合理的夸张结合起来，以揭示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

小说第五回写严监生之死，就是著名的例子。严监生非常富有，但悭吝成性，他一家四口，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吃，每当小儿要时，只在熟切店里买四个钱的哄哄就是了。悭吝的性格使得严监生临死前还“伸着两个指头”不能咽气。这两个指头是什么意思呢？家里人都围在床前不断发问：有说是两个人的；有说是两笔银子；有说是两位舅爷不在跟前的。严监生听了，直是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了”。作者将情节放大，造成难解的迹，最后由他的妻赵氏将迹底揭开：“爷，别人都说不相干，只有我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心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将手垂下，顿时就没了气。这个细节属于夸张，但它异常生动、深刻地揭示了严监生受财如命，辛辣地讽刺了这个悭吝的地主，写出了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儒林外史》以写实手法讥讽世态人心，虽然情节的铺展是冷静、平实，极具分寸感的，而行文却不乏夸张甚至荒诞，对周进受辱、范进中举、马二先生的刻画莫不如此。正如鲁迅先生曾说《儒林外史》“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其实这也正指出了《儒林外史》与前人讽刺作品的不同。由于采用了“展示”的表现手法，让人物以自身的言行进行人物性格的塑造，作者的影响被隐藏在小说的背后，从而打破了传统小说一元化的视界结构，客观性、真实性被大大强化了，讽刺性显得更为强烈。而这被强化的内在指向正是人物的内心世界。小说开头所写的周进，六十多岁了，连个秀才也不是，因而备受众人的奚落和嘲弄。当他到省城参观贡院时，看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的不省人事”。众人把他救醒后，“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众人将他抬出贡院，他“不顾众人，又放声大哭起来”。直到众人决定出钱替他买取监生资格，他才“再不哭了，同众人说说笑笑回到行里”。在这段描写中，作者“直书其事，不加断语”，没有静态的心理描绘，完全是事件场景的客观描述。但周进从“哭了又哭”到“说说笑笑”，其实正反映了其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把一个对科举抱有幻想而又备受压抑、苦苦挣扎的老书生形象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了，起到了较强的讽刺效果。

当然艺术的真实并不排斥夸张，在真实的基础上夸张，是讽刺所必要的。夸张即是即把某种需要否定的东西延伸放大，以揭示出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例如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范母一喜而死；严监生临死因点了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严贡生发病闹船家等精彩描写，都因为合理的夸张，而取得了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从而更真实地暴露了问题的本质，起着深刻的批判作用。上面提到的范进因中举喜极而疯，在挨了一个巴掌后才清醒过来，这是故事的基本情节，是用夸张手法虚构出来的。这看来似乎离奇得很，却如鲁迅所说也是“会有的实情”，因而是可信的。理由是，当时士人热衷于科举，一旦功名到手就惊喜若狂，更何况范进20岁开始应试至今已有35年，在如此漫长的等待之后，他的愿望终于变成现实，又怎能不惊喜得发疯呢!中举，对范进来说自然是荣耀之至，但挨巴掌却是受辱，荣而后辱，这是作者有意鞭挞他的丑恶灵魂，具有极强的讽刺意义。

三、广泛强烈的艺术对比

吴敬梓采用广泛而强烈的艺术对比手法，成功地塑造各类人物形象。他在刻画人物时，常常并不直接说明自己的意图，而是让人物用自己的言行将深藏于人物心灵深处的卑污揭示出来，造成强烈的讽刺效果。

如《范进中举》一文中写胡屠户及众乡邻用的就是对比手法，通过他对范进中举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揭示胡屠户及众乡邻嗜钱如命、嫌贫爱富、庸俗自私的市侩性格。胡屠户在小说中的表现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叫做“前倨后恭”。前面非常倨傲，后面又很恭敬。正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下，才有范进不懈地跋涉在科举的道路上的表现。作者运用对比映衬手

2法塑造人物形象，在不经意中强化讽刺效果。胡屠户两次“贺喜”的鲜明对比，展示了世态炎凉，把他的嫌贫爱富表现得极为真实。第一次“贺喜”：当范进考中秀才时他来了，“手里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坐下便挖苦范进“现世宝”“穷鬼”，说范进中相公，是靠他“积了甚么德”，然后居高临下地教训范进，虽中了相公，不可在他这样“正经有脸面的人”面前“装大”，要立起“规矩”，不能有失“体统”。吃、喝加教训到日西时分才离去。临走的神态是“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第二次“贺喜”，是在范进中举发疯的时刻。听说女婿中举，立即带着烧汤的二汉“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正来贺喜。”当众人要他打醒范进以治其疯病时，这个平日百般辱骂、讽刺女婿的他今日却犯难惶恐了：女婿中了举人，“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否则阎王要让下“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经过众人怂恿、劝说，他连喝两碗酒壮胆，才颤着手“打”了范进一下，却不敢再打第二下。范进醒来，胡屠户更怕了，“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而且“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他很懊悔打了“文曲星”。回家途中，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又高叫：“老爷回府了”。作为范进丈人的胡屠户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范进中举之前，家里人常常挨饿，借贷无门；中举喜报一到，范进自己喜得发了疯，大出洋相；众邻居呢，一反常态，“有拿鸡蛋来的，有拿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连做过知县、横霸乡里的张乡绅，也自道“一向有失亲近”，立即成了“至亲骨肉般的”“年谊世好”，又送银子又赠房屋。从此，“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不到三个月，范进家里什么都有了。这样，通过鲜明的对比，就轻松地、活灵活现地勾画出了胡屠户及众乡邻庸俗势利的市侩小人嘴脸。

《儒林外史》将各种对比交错使用，显得摇曳生姿。对比两项，或前详后略；或前略后详；或两者皆详；或两者均略，灵活跳脱，绝无板滞拖沓之感。如写周进、范进发迹的前前后后，就是用的明比。周进当童生时，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了，却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受尽欺辱和冷遇，并因此悲愤得撞过号板。一旦考中进士，立即“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请吃酒、送贺礼的人络绎不绝。薛家集做过学堂的观音庵里，居然供起了“周大老爷的长生牌”！他以前写的对联也被揭下来仔细装裱。那个因进学在先，曾尽情奚落过周进的梅玖，竟在范进面前冒认周进为“业师”。对篇中主要人物范进，文中通过他中举前后境遇和心态的变化，也进行了对比描写。中举前，范进是饥寒交迫，受尽人间白眼和嘲讽，“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去参加乡试，回来“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被胡屠户知道，又骂了一顿”。出榜那日，家里已经断炊。他不得不去集上卖鸡换米，邻居找来报喜，他却怎么也不信。而当确认“中了”后，终于喜极而疯。然而毕竟中举了，马上一切都变了。醒来后的范进对平日惧怕的岳父胡屠户也不怕了，由先前称其“岳父”改呼为“老爹”；时常嘲弄他的众邻居、素不相识的张乡绅也都来套近乎了。范进“洗了脸”，开始接受众人的朝贺。立即，房子、田产、金钱、奴仆，不招自来。这样，通过前后生活境遇和心态的强烈对比，把范进醉心功名、灵魂卑劣的腐儒形象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

围绕范进、周进这两人命运的对比，含有两层意思。对世人，是态度的变化：前倨后恭、先冷后热，真实地描绘了病态社会里庸俗、势利的人生画卷，满怀痛惜之情讽刺了可怜的同胞在封建重压之下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奴性，和谄上骄下的丑态。对二进，是地位变化：穷则人尽弃之，达则人皆趋之；转眼之间，从受人白眼、生活无着变为受人尊崇、锦衣玉食。真是“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这就点穿了士子们醉心举业的原因，也揭露了清代统治者实行科举制度决不是要选拔什么人材，而只是笼络士人的一种手段。周进曾因百考不中悲痛欲绝而头撞号板；范进却是一朝侥幸大喜过望痰迷心窍。这也是一种鲜明的对比。它讽刺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使士子们利欲熏心、丧魂失魄，既无是非观念，也无理想抱负，人人变得堕落无耻，糊涂愚妄而不自知。这样的对比手法并不是吴敬梓的创造，但他运用起来，却有自己的特色；寓分明的爱憎感情于平静、严肃的叙述之中，情节的发展象生活本身一样

3生动自然，毫无油滑或矫揉造作之弊。

通过对比使作品思想十分尖锐，针针见血。在刻画人物时, 常常不直接说明自己的意图, 而是通过鲜明的对比, 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深刻的含义, 引导读者一道爱其所爱,憎其所憎。王冕、杜少卿等是作者理想中“振兴世教”的人物。其中王冕在第一回出现,成为衡量全书人物的尺度, 力求达到“敷陈大义”和“隐括全文”的目的。杜少卿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官宦人家的后代,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者”。这些人物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功名富贵采取否定的态度, 并敢于蔑视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势。他们的对立面,就是匡超人、牛浦郎以及权勿用、杨执中等一批堕落的儒林人物。匡超人伪造文书、代人考试、修妻再娶、忘恩负义。牛浦郎为了结交官府, 贪图名利, 竟冒名牛布衣, 进行招摇撞骗,后来原形毕露。通过对比,说明这类人物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必然产物,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见功名富贵腐蚀人心的恶劣影响。地主盐商的丑恶言行与市井细民的高尚品德的对比, 显得泾渭分明。严监生和胡三公子, 他们食而无厌地聚敛钱财,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盐商宋为富恬不知耻地宣称:“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并且飞扬跋扈, 只要一个诉呈, 打通关节, 立即就能取得诉讼的胜利。第五十五回写了四个自食其力的奇人:会写字的季遐年, 卖火纸管子的王太, 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他们都不是科举场中的人物, 但他们自食其力, 品格高尚, 与前者形成显明的对比。

总之，《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其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鲁迅先生评为“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作为讽刺艺术的典范，它的高明处主要在于是用真实而典型的故事情节来体现讽刺的意味，而不是由作者露面直接对形象作如此这般的揶揄和嘲弄。仿佛只是信笔写来，读者却感到心驰神迷，余味无穷。不难看出以讽刺见长的《儒林外史》，由于作者熟悉生活，深入生活，同时又能运用生花的艺术之笔，遵循着艺术的规律去描写人物、刻画人物，因而才塑造出了一组组不同性格的人物群像，从而成为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做出了广阔而深刻的反映，正因如此，才奠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参考文献

[1]顾鸣塘著《〈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 著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年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3]高尔基：《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414页。

第五篇：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模版]

浅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部讽刺巨作，它的讽刺艺术历来为人们所称赞。鲁迅先生对他的评价很高。杰出的讽刺艺术是这部小说艺术上的突出成就，整部小说的成功也正是与这一成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鲁迅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能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又说：“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 纵观我国古典文学，直至吴敬梓《儒林外史》的问世，才真正达到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高峰。

《儒林外史》的讽刺风格，不是剑拔弩张的“犀利”，而是娓娓道来的深沉，即如鲁迅所说的“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它的写作背景虽为明代中叶发生的故事，然而实际上影射着清政府统治下的18世纪的中国社会，以封建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中心，揭露封建社会末期的各种丑恶现象。作者以严肃的态度、老辣的笔调、诙谐的言辞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科举制度，勾勒出一幅幅姿态各异、畸形发展的士林群丑图。由此看来，《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小说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它的讽刺艺术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讽刺艺术和现实主义叙述的统一

《儒林外史》中很多人物都是有原型的，这就增加了文学形象的真实感。许多人情世态也都是当时社会上常见的,作者抓住了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作为文学形象，这些人物巨大的概括性，又反映了时代的真实。作品的事件与场景平平常常，作品中的形象处处保持着生活本身固有的自然形态。作者将它们加以集中概括，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物，不公开作褒贬，真实地、生动地描绘出儒林中可笑、可恶的情态。

讽刺的可贵之处在于讽刺必须使读者体会到讽刺者赖以出发的理想，在于能够面向社会，挖掘其社会根源。《儒林外史》正是这样。它讽刺的矛头虽然直接落在某一个人身上，却始终使人感到人身上的罪恶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产物，是制度和环境造成的罪恶。比如像周进看见号板一头撞倒，范进听见中举忽然发疯，马二先生游西湖无心赏景，只是大嚼零食，留意八股选本的销路，都使人感到是人心风俗如此，是环境的产物。

二 运用白描的手法达到讽刺的目的这种讽刺手法是一种比较冷静的讽刺风格，是指作者在叙事描写的过程中，不做主观的情绪流露，“直书其事，不加断语”，语言含蓄有味，不落一字褒贬，对人对事，纯以白描出之。所谓“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比如，第二十回，匡超人对这景兰江和蒋书办攻讦曾经给过他许多帮助的潘三说：“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对这番话，作者只是悠悠道来，并无着意用力之处，但这种口气越是随便冷静，在读者的心目中激射起来的反差情绪就越强烈。作者在描写假“名士”杨执中、权勿用、景兰江、支剑峰等人时，通过几次“名士”聚会的集中描写以及其他分散的漫画式的勾勒，暴露了他们自命风流、帮闲帮凶和招摇撞骗的丑态。

三 运用人物言行的自我矛盾强化讽刺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能针对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像描写范进在汤知县家里吃大虾仁丸子就是这样。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常采用当面揭穿法，让讽刺对象处在很尴尬的境遇中。如第四回严贡生正在对范进，张

静斋吹嘘自己“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厮就跑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第二十回匡超人吹嘘自己的文章选得好，名气大，说：“现在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桌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当即笑着对他说：“先生此言差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也。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

四 悲剧性和喜剧性的统一

吴敬梓善于“从悲剧中发现喜剧”，作品中的喜剧性人物都或多或少的具有某些悲剧性特点。悲喜结合是《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主要特点之一。周进读了几十年书，考了几十年，却屡试屡败，胡子都白了，还是个童生。因未进学，不得不卑躬屈膝，忍受着新进学的梅三相公的嘲笑；因未进学，当中过举人的王惠来学堂避雨时，更是曲意逢迎、低声下气，唯恐怠慢了贵客，给王惠准备丰盛的晚餐，而周进自己却是“一碟老茶叶，一壶热水”下饭。第二天，客人扬长而去，留下的是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使“昏头昏脑”的周进“扫了一早晨。”然而，周进尽管精神上一次次受到创伤，受尽了轻蔑和侮辱，他仍然按捺性子去支撑寻扭曲了的灵魂。以至参观贡院时，见了号板痛器，“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直器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当人们可怜他，要凑银子为他捐个监生时，他爬到地上磕了几个头，说：“劳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何等低下的人格，多么庸俗的嘴脸，这就是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丑恶形象。作者通过“周进撞号板”这个令人哑然失笑的行动，以悲喜结合的手法辛辣地讽刺了科举制度的罪恶。

还有从作者颇具匠心设计的“范进中举发疯”等典型情节中，充分展现了封建社会文人醉心举业的心理状态。屡试屡败给儒生们带来自卑感，但一旦考中，转眼间一步登天，升官发财，“荣宗耀祖”、“显亲扬名”。好些“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相与。”深刻揭露了“功名”与“富贵”的关系。此外，诸如王玉辉鼓励女儿殉夫，当女儿绝食而死，他不仅没有悲哀，反而“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用全部心血去教四岁的儿子学八股文，以使将来儿子得了功名，讨个“封诰”；马二先生游西湖，不是想喝茶吃东西，就是读墨卷，看请仙，拜御书，对西湖的秀丽景色一无兴趣等等。这一切无不是令人拜会腹大笑的喜剧。同时它又是人性被毁灭的社会大悲剧。使我们在大笑之余，认识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认识到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对人的灵魂的腐蚀，如何使人愚昧无知和精神麻木的。它带给我们的是流着眼泪的笑。

五 针对不同的人物作不同程度的讽刺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能针对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他对于王惠、汤知县、严氏兄弟、王德、王仁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是无情地揭露和严厉地鞭挞。对于马二先生则既有批判讽刺，也有表扬赞誉。对他的迂腐、庸俗、无知，迷信科举，作了讥讽、揶揄；而对于他急人之难和诚笃善良的品格又予以肯定和称赞。有时作者还能随着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品格的变化分别采取不同态度。范进在中举之前，境遇相当可怜。作者对他虽然有讥刺，但怜悯的成份多。范进中举发疯的描写直使人感到作者是饱含热泪在抒写这个被科举制度扭曲了的形象。等到范进中了举，做了官，变得虚伪恶劣，作者的态度也随之改变，那嘲讽是辛辣的，讥刺是冷峻而严厉的。再比如，关于匡超人的描写也是有层次而富于变化的。作者随着匡超人堕落的过程，对他的态度也越来越疾言厉色。这些都反映了作者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讽刺是从生活的真实出发，而不是

从概念和公式出发。

吴敬梓将矛头指向罪恶的社会制度,体现了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儒林外史》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加上作者的天才创创造，把我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写出了这部“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它不但奠定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还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