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与聊斋志异讽刺艺术之比较

第一篇：儒林外史与聊斋志异讽刺艺术之比较

《儒林外史》与《聊斋志异》讽刺艺术之比较

――寒假作业之读书笔记

“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儒林外史》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为我国讽刺文学的典范。“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精练地概括了《聊斋志异》在讽刺艺术方面的高超成就。二者一个以“儒林文人”为对象，进得行辛辣的讽刺，一个以鬼神妖怪的世界来映射世人；一个冷峻，给人以悲剧感觉，一个热烈，给人以喜剧的印象。但二都虽都是从现实出发，通过夸张变形，借以批判现实，但所达到的艺术效果却是不同的。

首先，在题材的选取上，《儒林外史》着重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题材，而《聊斋志异》则选“小”题材，以小见大，讽喻时弊。

《儒林外史》所写尽是“儒林中人”，天下儒生何止千万，这样选择有有代表性的题材极其重要。许多人情世态也都是当时社会上常见的,作者抓住了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 例如，范进在发迹前受尽冷落,向胡屠户借钱, 被胡屠户一口唾沫啐在脸上, 骂了个狗血淋头, 一旦范进中举,胡屠户马上改口他为“贤婿老爷”, 还夸奖他“才学高,品貌好, 就是城里头张府、周府那些老爷, 也没有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前倨后恭，刻划出当时的世态。蒲松龄善于选取“小题材”反映、揭露黑暗社会的“大现实”。《促织》就是最杰出的一篇。因“宫中尚促织之戏, 岁征民间”, 于是层层官吏借此敛财。最后落到里正成名身上。他捉不到促织, 又“不敢敛户口”, 被抓去打得“浓血流漓”,“惟思自尽”。后经“巫”指点, 幸得金翅促织, 又被子弄死, 子惧投井。然而, 其子魂化促织, “轻捷善斗”,遂献宫中,“上大嘉悦”, 成名因而暴富, 竟“裘马过世家”。情节跌宕起伏, 惊心动魄。作品通过一个小小的促织, 把皇帝的昏庸, 社会的黑暗, 官吏的谄媚, 人民的疾苦, 反映得淋漓尽至, 这已不是一般的刺贪,而是直刺最高统治者——皇上。其次，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也有不同。《儒林外史》采取广泛而又强烈的艺术对比手法, 从正面进行讽刺抨击。《聊斋志异》则采用较为曲折的方法，讽刺的力度更强。

通过对比使作品思想十会尖锐，针针见血。在刻画人物时, 常常不直接说明自己的意图, 而是通过鲜明的对比, 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深刻的含义, 引导读者一道爱其所爱,憎其所憎。王冕、杜少卿等是作者理想中“振兴世教”的人物。其中王冕在第一回出现,成为衡量全书人物的尺度, 力求达到“敷陈大义”和“隐括全文”的目的。杜少卿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官宦人家的后代,却是

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者”。这些人物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功名富贵采取否定的态度, 并敢于蔑视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势。他们的对立面,就是匡超人、牛浦郎以及权勿用、杨执中等一批堕落的儒林人物。匡超人伪造文书、代人考试、修妻再娶、忘恩负义。牛浦郎为了结交官府, 贪图名利, 竟冒名牛布家, 进行招摇撞骗,后来原形毕露。通过对比,说明这类人物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必然产物,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见功名富贵腐蚀人心的恶劣影响。地主盐商的丑恶言行与市井细民的高尚品德的对比, 显得泾渭分明。严监生和胡三公子, 他们食而无厌地聚敛钱财,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盐商宋为富恬不知耻地宣称:“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并且飞扬跋扈, 只要一个诉呈, 打通关节, 立即就能取得诉讼的胜利。第五十五回写了四个自食其力的奇人:会写字的季遐年, 卖火纸管子的王太, 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他们都不是科举场中的人物, 但他们自食其力, 品格高尚, 与前者形成显明的对比。

而《聊斋志异》刚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即明指甲而真意骂乙, 是一种非常隐晦曲折的讽刺手法。它含沙影射, 不露痕迹, 满清王朝无可奈何, 而读者心领神会,彼此心照不宣, 所以其“杀伤力”极强。请看《画皮》。太原王生, 路遇女郎,竟领入家中“寝合”, 道士告诉他是妖,他将信将疑。后来,他“窗窥之,见一狞鬼,面翠色„„铺人皮于榻上,执彩笔而绘之;„„披于身,遂化为女子。”最后,女鬼终将王生害死。作品明写女鬼, 实则暗骂那些衣冠楚楚、高居显位、光环照人的达官贵人, 他们搜刮民财、荼毒百姓,都是一群披着“画皮”的恶鬼。《梦狼》也是此种讽刺手法之精品。在阴间的官府上,只“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入视墀中,白骨如山。”“忽一巨狼,衔死人入。”竟“聊充庖厨。”作者用阴间恶狼当道的衙门, 影射贪官污吏残害百姓的社会现实, 在那个想说不能直说,想写不能直写、文网密布的反动王朝,读来实在令人痛快淋漓、妙不可言。

第三，在人物的塑造上，《儒林外史》及成功地塑造出性格复杂的典型人物。《聊斋志异》则塑造出分形象生动的人物。

《儒林外史》这种对人物揭露正反面复杂特征的描写是罕见的。正面人物并不都好,反对人物并不都坏。如马二先生,瑕瑜互见,若不是就全书批判的主要倾向而论,很难说他是反面人物。他作为一个“选家”,热衷科举,专研制艺, 言必称朱熹,对科举制有一系统的理论,一心想做官发财。特别是马二先生游西湖, 遇到女人不敢仰视;见到皇帝的字, 慌忙磕头;他赞美西湖的美景时,用了《中庸》中的一句话, 牛头不对马嘴;看到酒店里的鸡鸭鱼肉,直咽唾沫。马二先生的迂阔、无知、鄙俗, 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可马二先生在朋友蘧马先夫急难的时候, 倾囊相助,免去其一场官司。连敲竹杠的公差也为之感动, 小说借一个人物的口, 称赞他是有义气、有肝胆的骨肉朋友。在马二先生的身上,缺点这样突出,优点亦如此。

可见吴敬梓没有把马二先生简单化, 他也是性格复杂的典型人物, 作者运用这种极为“不协调”的笔法, 逼真地予以描绘,就形成强烈的讽刺。《儒林外史》往往描写丑的事物自认为美或冒充为美, 同时又巧妙地戳穿其美的外衣,让读者看到其丑陋不堪的本质, 其讽刺手法极为丰富多变, 鲁迅称它为“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 是非常恰当的。《儒林外史》的问世, 体现了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

《聊斋志异》大量栩栩如生的人物更是要人叫绝。《劳山道士》,慕道入山求仙的王生, 生性娇惰, 经受不住艰苦生活的考验, 入山不久便“不堪其苦,阴有归志”。但又不甘空手而归,便向师父提出“略授小技”的请求。师父传授给他穿墙之术, 并让他当场试验, 果然“虚若无物”。王生大喜, 回家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在妻子面前吹开了, 说自己“遇仙,坚壁所不能阻”,并且当场“去墙数尺,奔而入”。结果却“头触硬壁,蓦然而踣”。《王子安》中的王子安,屡试不售,“入闱后,期望甚切。”近放榜时, 醉入梦乡。忽闻“报马来”,王踉跄而起:“赏钱十千!”家人因其酒醉, 便骗他说:“但请自睡,已赏之矣。”美梦便继续做下去。一会儿又有人来报:“汝中进士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赏钱十千!”家人骗之如前。最后梦见自己殿试翰林, 便“自念不可不出耀乡里”, 于是大呼长班,长班稍稍来迟,他便破口大骂, 甚至大打出手。结果倾跌床前,妻儿“粲然皆笑”, 方才“忽如梦醒,始知前此之妄。”这两个人物就非常形象，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讽刺力度。

第四，两部作品所形成的气氛不同。

《儒林外史》在他的讽刺人物的喜剧性行动背后,几乎都隐藏着悲剧性潜流,只不过吴敬梓喜剧中的悲剧笔触不像一般悲剧那样浓烈、哀恸欲绝,慷慨悲歌,而是一种辛酸的,悲怆的哀怨之情。如范进因中举而发疯时的种种丑态，让人感到好笑的同时还有一种酸楚。《聊斋志异》有高度的艺术性,充满了幽默和诙谐, 在令人喷饭之余又拍案叫绝。从而达到针砭时弊、抑恶扬善之目的。如《骂鸭》全文仅一百二十三字,就痛快淋漓地惩罚了一个盗鸭者。某民盗邻鸭,烹之,至夜,肤生鸭毛,触之则痛。入梦,有人告曰:须得失者骂方愈。而邻翁素雅量,不骂,再三劝说,“翁乃骂,其病良已。”那盗鸭者受到恶报的丑态,实在大快人心,是对一切贪官污吏的讽刺和警告。整部作品喜剧气氛很浓。

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儒林外史》与《聊斋志异》同是讽刺性作品，但是它们的风格是不同的。虽然运用相似的手法，可是达到的艺术效果也是不同的。但它们无论怎样都是我国古典小说中讽刺艺术的高峰，给我国的文学史添上的精彩的两页。

2006年2月

第二篇：浅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浅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罗高

（中文081，070811102）

摘要：《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作品。在讽刺方面，主要体现在基于现实的讽刺，加之吴敬梓巧妙地运用夸张和对比手法，突出了强烈的讽刺效果。全书竭尽讽刺之能事，奠定了我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基础，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关键词：儒林外史，讽刺艺术，对比，夸张，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卓越的揭露封建科举制度弊端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全书共五十六回，描写的人物众多。吴敬梓运用朴素、灵活、幽默的地方性语言，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和生活。他以独特的视角，对封建统治阶级用以禁锢人们思想而死板乏味的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可以说，吴敬梓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深度。

《儒林外史》问世之后，以其高超的艺术水平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赞扬，尤其是它婉转诙谐的讽刺艺术，更是令人叹为观止。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评价道：“迨《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谪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 ”，甚至认为 “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

吴敬梓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创造，把中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作者的见解并不是直接列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阐明。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吴敬梓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

下面将就《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征作三点进行一个粗浅的探析。

一、对比的讽刺艺术

对比是这部小说的为了突出讽刺效果常用到的手法。

如胡屠户对范进中举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的对比。中举前称他为“现世宝”、“癞蛤蟆”，中举后称他为“贤婿老爷”、“天上的文曲星”；对他外貌的描述也不同，中举前说他“尖嘴猴腮，不三不四”，中举后夸他“才学高，品貌好”；两次的贺礼也不同，中举前是“一副大肠和一瓶酒”，中举后是“七八斤肉，四五千钱”；离开范进家的动作神态也不同，中举前离开时是“横批了衣裳，腆着肚子去了”，中举后离开时是“千恩万谢，低着头，笑咪咪地去了”。通过对比，使他的前倨后恭、嫌贫爱富、趋炎附势、庸俗自私的典型市侩形象跃然纸上。还有对众乡邻的对比：范进中举前对范家揭不开锅，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不闻不问，范进中举后赶紧送酒送肉，搬桌拿椅。作者对他们嫌贫爱富的心态，进行了强烈的讽刺。对比之中写出人性淡薄和世态炎凉，极富讽刺意味。

除了同一个人物的前后对比，作为一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还塑造了一批体现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与体现社会腐败的反面人物进行对比。正面人物有王冕、杜少卿、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等，反面人物如前面提到的胡屠夫以及众多贪污腐败的官僚们。这一鲜明的美丑对比，大大地增强了小说的讽刺效果，越是正面人物就越显出反面人物的丑陋，以美烘托出丑的极致。

二、夸张的讽刺艺术

在小说中，吴敬梓对人物最富于特征的细节加以适当的夸张，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显目的特征上，再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即把否定的东西加以放大来产生极强的讽刺效果。

吴敬梓在真实的基础上，透过夸张这个放大镜，把生活的黑暗扩大化，把一件小事上升到人物的精神层面，反映出最深刻的内涵，让讽刺显得犀利而深刻。

如人人皆知的范进中举后因惊喜过渡而发疯的这一幕，这种夸张的讽刺艺术可谓达到了极致。当范进面对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大喜时，他那颗因饱经辛酸折磨而变得麻木的心灵，承受不住这强烈的刺激。于是，“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作者从范进几十年的辛酸悲苦来写这极度兴奋的一瞬，把看似荒唐的现象表现得如此合乎生活的逻辑，将当时的读书人热衷“科举”，一旦功名到手就如醉如痴，惊喜若狂，乃至发疯这种社会现实加以夸张的描写，从而达到了尖锐的讽刺效果。第五回中，写严监生之死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临时了还不忘灯盏里点的两茎灯草，唯恐费了油，直到赵氏挑掉一茎才断气。透过这样的细节描写，恰到好处的夸张，把严监生那贪婪吝啬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活灵活现。

三、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

小说在讽刺过程中，把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结合起来，挖掘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从而在讽刺过程中起到对社会制度进行批判和反思的目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它所写的事情是公开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足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习惯了，虽也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经它特别一提，就动人。”

吴敬梓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情，不以主观偏见去遮盖对象的丰富内容。整篇小说虽以描写反面人物、揭露反面现象为目的，但并没有因要显露出描写对象的戏剧性，而忽视人物的客观真实性。在他笔下，讽刺对象并不是无恶不作的坏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综合因素的人物，恰恰是这样，讽刺才更真实、深刻。

而讽刺这一创作手法，它本身就有着严肃性。作者必须对社会、人生作出认真的观察和思考。在这点上，吴敬梓对他所生活的社会现实有着敏锐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他的品德和见识，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那些儒林人物。他认识到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弊端和是非颠倒的社会风气，认识到生活在这一现实中的卑劣人物以及人们的一些病态心理。

同时吴敬梓的创作态度也是非常严肃的，既不是人身攻击，也不是随意嘲笑，而是把这司空见惯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提炼、概括、典型化，从人性被压抑、被扭曲中去看丑恶本质。他是怀着一种悲愤的心情去揭示人的性格的变态过程。可以说作者是站在高处来俯瞰人生，以喜剧的形式来表现悲剧的内容。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在喜剧的背后，作者把犀利的笔锋伸进人物最深的精神层面中，从而揭露这些悲剧性的社会原因，启发读者，尤其是读书人对人生价值、对生活、对社会的深刻思考。笑中带泪，是这部小说讽刺艺术的精华所在。

参考文献：

[1]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3]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李孝金.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3)

[5]周腊生.试论《儒林外史》讽刺艺术中的对比手法[J]

第三篇：《儒林外史》与《围城》讽刺手法之比较

《儒林外史》与《围城》讽刺手法之比较

朱玲玲

摘要：《围城》与《儒林外史》是中国文学史上两部著名的讽刺小说，其讽刺对象都主要为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但在作者讽刺的目的与主观态度，及主要的讽刺手法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从中既可看出讽刺小说的发展，也可体味讽刺小说共同的深旨与作者共同的情怀。关键词：《儒林外史》；《围城》；讽刺小说

中国的讽刺小说并不发达，《围城》与《儒林外史》无疑是其中的两树奇葩，并且两书都是对知识分子阶层的讽刺与批判，虽然一完成于十八世纪中叶，一完成于二十世纪中叶，足足相距二百年，但我们很容易看到，书中反映的知识分子的品性并无多大的改变。对这两者的比较无论从文学上还是社会文化的发展上，都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现从三方面加以比较，略陈其异同。

一、讽刺的对象

因两书的两位作者一处于帝王制的封建社会，一来自废除帝制后的共和社会，作为社会基础的社会制度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虽同样作为知识分子，但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代表人物。《儒林外史》主要批评了三种人[1]：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2]《围城》讽刺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包括官僚士绅，编辑政客，主要代表是三闾大学的教授们。[3] “功名富贵”是《儒林外史》讽刺的主要着眼点，所以围绕各种人物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作者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在当时的社会，功名的唯一途径自然是科举，科举的唯一手段只有做八股文，但如果只是真诚地孜孜求知却不为社会承认或赏识，那反映的是社会价值观的歪曲，是社会发展的悲剧，而作者在求取功名富贵的知识分子身上，发现的却并非如此。几十年如一日发奋读书，追求功名的范进会不知苏轼何许人，足可见这些读书人的目的并不在自我修养与知识的获取，更惶论治国平天下的胸襟包抱负，而不过是捞取钱财，赚得权势以欺压别人的手段而已。而这才是作者真正讽刺的意义所在。

这种状况在《围城》的知识分子身上并没有多少改观。大学教授并没有真才实学，出国留洋的苏文纨博士也只会剽窃别人的作品，教授韩学愈的文凭也是花钱买来的一纸遮羞布，与《儒林外史》一书中所谓的读书人一样，知识分子求学的目的明确地只在于邀取虚名，作吹嘘的资本，或求取功名的手段，并无一个以知识为目的，或以匡扶社稷为目标。

除了不学无术，《儒林外史》中的“儒”和《围城》中的知识分子，还大多都道德败坏，并同样地表现以正人君子、学者名流的虚伪面孔。范进守孝尊制得不用银筷子，可偏偏拣大暇元子吃；严贡生刚声明完“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就有小使来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人家来讨。《围城》中褚慎明一再强调自己只有心灵，似乎高尚得不可企及，可是会因为女人有“心”字的一句话激动得眼镜掉到牛奶里。李梅亭的小气，比严监生差不到哪里去。这两者都是两书的讽刺要点所在，例子触目即是，不消多举。

总之，两书中的知识分子在坏的一面，都有共同的特征，都一味逢迎拍马，攀名附利，一样地虚伪迂腐，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担当社会脊梁、匡正社会风俗的责任感消失得彻底，愚昧和懦弱、虚伪和自私却毫无遗漏地传下来，在两部书的众生相中表现得清清楚楚。两书都写到了功名利禄对女性的影响，鲁小姐与苏文纨两人都是当时制度的曲奉与受害者，不同的是鲁小姐作为封建女性，如此品性的养成有其无可选择的无辜，苏文纨则是彻底地利用，两者似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家庭亲情的炎凉，两书也多有涉及。《儒林外史》中王德、王仁两兄弟受人钱财后对妹妹的态度，严贡生对弟媳的态度，都是副丧尽仁德的嘴脸。而《围城》中方鸿渐家妯娌两

人对孙柔嘉的明枪暗箭，也并不比他们差。

但与《儒林外史》不同的是，《围城》不仅有对人追求功名富贵的讽刺，也有对人追求爱情及美满婚姻而不可得的嘲讽与感伤，并在书中占了不小的篇幅，这是《儒林外史》中不可能具备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家庭的美满并不以爱情的存在为标志，而是以父子有礼、兄弟有序为基本表现，所以《儒林外史》对家庭的讽刺仍然集中于知识分子对于孝、悌的背反上，与爱情无涉。

另外一点不同的是，《儒林外史》中下层劳动人民除胡屠户的前倨后恭略具可笑外，作者对其他人大多并没有太多的嘲讽，而是写得朴实热心有深情，但《围城》中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人，所有旅馆的伙计、寡妇的仆人，无一不是作者讽刺的对象。《儒林外史》中至少提供了王冕、杜少卿等作者作为正面描写寄予希望的人物，而《围城》中，即使对于主人公，最少地具有知识分子坏积习的主人公，作者也一并在讽刺伤叹之列，全书并没有一个理想人物的出现，如果说唐晓芙作为理想的女性形象显示了作者的偏爱的话，作者并没有意向构画一个知识分子的楷模。

二、讽刺的目的和作者的态度

对于讽刺小说，人们往往只看到它的辛辣，作者对许多事物、人物的冷嘲热讽，觉得作者对于社会只是愤世嫉俗，只是批判。然而两部书中开综明义，都已表达了作者对于讽刺对象的态度。《儒林外史》第一回文章开始就借一首词阐明大意：“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便味同嚼蜡。自古及今，哪一个是看得破的。”这语气不是象极了《围城》在扉页上那句话吗——“人生就象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婚姻也罢，事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抵如此。”从这些直接阐明作者意旨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于社会的现状，并不只是一味地批判、讥刺、嘲讽，而是忧世伤生，悲天悯人，哀叹人性的弱点是如此的不可克服。所以我们在《儒林外史》中不仅能看到作者对范进、梅玖等丑态嘴脸的无情讽刺，也有对周进、严监生等人或刻意功名，或勤俭守财的些许同情。《围城》中不仅有对李梅亭、韩学愈等人体无完肤的揭露，也有对主人公方鸿渐不无正直、善良、聪敏而终不得自立于家庭与社会的哀伤与无奈。所以作者嬉笑怒骂的背后，无不隐隐表现出对整体的士文化品格如此沦丧的担忧，想匡正风俗及救世道人心的渴望，也有螳臂无法挡车，独力难挽狂澜的颓丧，甚至《围城》中对于整个人类生存意义的质疑，而绝不仅仅是对个人、某种人的批判与讽刺。

相对来说，《儒林外史》讽刺的目的要具体一些，即主要针对封建社会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造就的一批心态扭曲的士人，而人对于自我角色选择的自由作者给予了相对的肯定，即，人即使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中是有自由，也有可能选择一种正确的人生道路的，例如对不慕名利的王冕、杜少卿等人，作者还是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也即作者对人对自我命运的主宰和把握并没有质疑，尽管这个社会是一潭烂泥，但我们仍可出于泥而不染，作者对人的理性仍然有充分的相信。吴敬梓批判的并不是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甚至不是封建社会制度对人心灵的扭曲，而是士人品格的自我选择。同样的社会中，作者也描写了诸多的正面人物，如杜少卿、虞博士、庄绍光、迟衡山，而并没有以官与非官区别他们，也不以对科举的态度区别他们。孜孜以求并不以为非的虞博士，与坚辞不就的庄绍光，同样为作者肯定。作者要宏扬的无非是一种人道的、真诚的态度，无论对社会还是对社会制度。“不以求之为耻，不以去之为高”，这是作者对于科举的态度，而虔敬事亲、尽心交友、品行端方、不加虚饰、夫妻和美，这就是小说中正面人物品格的基本特征，不必以匡济天下为己任，不必以道德文章为立名根本，只要做到尽情至性，便不失为值得肯定的士大夫。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作者对于士大夫品格期望值的降低，但也更可看到作者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

《围城》里则多了一种虚无，方鸿渐事业、爱情、婚姻的种种悲剧固然与他的个性相关，但我们在方鸿渐的性格与命运之间容易体会到一种无法选择的悲哀，他未尝不诚实，但他买了假文凭，又诚实地并不利用它；他也未尝不专情，他爱唐晓芙爱得那么纯洁那么深情，可

他又有鲍小姐的污点；他也未尝不清高，不想同流于俗，不想与李梅亭类为伍，可他照样斤斤计较教授与否的名份和在学校的地位；他也未尝不尊重、体贴女性，可无法与孙柔嘉恩爱相处，于是方鸿渐的悲剧就不仅仅是他性格的悲剧，何况克服了他性格弱点并不懦弱，处事圆滑的赵辛楣在爱情、婚姻上也莫不如此，而所谓事业上的成就也只有在赵辛楣用了政治家的头脑流于世俗后才得到了所谓被人艳羡的社会地位。所以方鸿渐的悲剧竟成为人类自身的悲剧，是人类自身的弱点无法克服的悲剧，例如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个体对于自由与自立人格的渴求与对社会承认的渴求的矛盾，等等。所以同为讽刺小说，有大致相同的讽刺对象，两书讽刺的目的却并不相同。《儒林外史》在期盼着一种清明、有效的政治秩序，真诚、朴实的伦理道德，刚直、诚实的士人品格，而在《围城》里，我们看不到作者的理想和对问题解决的方法，只在最后落入一种无可奈何的凄凉与悲伤里，与喜剧的定义全不搭界。

对不同的人，两位作者也表现了不同的态度。

《儒林外史》中对不读书、不做官的朴实百姓，一般都作正面形象描写，例如楔子中资助王冕的秦老人，朴实、正直；资助周进的金有余等人，也多有义气且有同情心，于朴实中做出“极豪杰、极义气”的事（闲斋老人序）；即使表面看来势利、卑琐的胡屠户，作者也并未把他描摩成虚伪、奸诈之徒，而也有可爱之处。对周进“除了墨卷之外，了无所有”的迂腐儒生，包括像严监生时时忧贫、日日怕事，并不敢为非作歹但鄙吝有余之人，作者在略事嘲讽之余，大多的态度还是同情。而这些迂腐、痴钝的儒生如周进、范进尽管不学无术、年事已高却最终走上仕途，而严监生空拥十数万家赀并不见其受用一天，空有夫妻情感却作出懦弱不义之事，足可见作者对于世事的讽刺，一方面是对于人的狭隘、自私而不自知的嘲讽，另一方面也是对世事荒谬的辛辣讽刺。《儒林外史》中竭尽全力加以嘲讽的是无耻、混帐的严老大，空疏不学、沽名钓誉的娄氏兄弟等人，对其他人则表示了或同情或感伤的态度。

相对于《儒林外史》作者态度的复杂和层次性，《围城》对于各种人物的态度要简单得多，除对方鸿渐、赵辛楣有些许同情外，其它无论村民野夫、下人百姓、军旅商贾、儒人才士，莫不讽刺其言谈举止、内心动机，可谓刻薄之至。从轮船上轻薄奸诈的安南人和仆人阿刘，到方鸿渐家里两个虚伪算计的弟媳，去三闾大学路上遇到的各种旅店肮脏、鄙俗的伙计，包括寡妇的男仆及军人侯营长，作者都予以鄙夷的讽刺，且讽刺得不留余地，毫没有同情的成份。对虽非知识分子，也是社会上流的几个人物，不管是其出身并不显赫的点金银行行长周先生及太太，还是系出富庶之门的沈氏夫妇及苏文纨一家，作者也一并毫无保留地刻画他们装腔作势的滑稽可笑。对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甚至留洋混有博士文凭的知识分子们，包括船上诸人及禇慎明、苏文纨、三闾大学的校长、教授们，更是作者集中讽刺的对象，不仅揭露他们的空疏不学，更揭露他们为掩盖自己的空疏不学所竭力附庸风雅、清高自许的丑态和滑稽嘴脸。所以对于《围城》中的大部分人物，作者或讽刺其不识字的野蛮、粗陋、无知，或讽刺识字人同样的无知和更加可恶的虚伪，除极个别的方鸿渐、唐晓芙外，作者没有给我们人类发展以希望。闲斋老人的朋友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2]这还只是说《儒林外史》道着了知识分子于人伦日用之间容易表现出的种种积习和社会风气弥漫已久的种种不易改变的态度、规范，但《围城》之读，却让人觉得做人的可悲，几近于无处藏身，轻易就入了被人耻笑的牢笼。

三、讽刺的艺术手法

首先从大的结构上，两者有所不同。《围城》中有贯串全书的人物方鸿渐，其他人物及事件由他而生，所以叙事略显宏大，且以他一生的婚姻、事业、爱情为主要反映对象，结构完整，主旨突出。《儒林外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4]，基本是各种人物的群像素描，涵盖的人物比较多，反映社会的面貌比较全面，与《围城》因视角限于方鸿渐的见闻有很大的不同。

但同时我们也比较容易看出两者相似的地方。《围城》虽有大的完整的布局结构，但作者也以反映方鸿渐不同的人生阶段为目的作了划分，在他求学、交友、恋爱、旅程、事业、家

庭的几个阶段，作者分别刻画了许多人物，这些人物也同《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一样，其起讫有自己的长度，并没有陪伴方鸿渐的一生，作者也以刻画群像为其讽刺的主要手段之一。例如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董斜川、褚慎明等人物，包括三闾大学的各位教授们，或者说全书除方鸿渐、赵辛楣外，其余人等在全书的出现和退出并不占太多的篇幅，大多作者只重在刻画其嘴脸的某一方面以作为某种人的代表，不及其余。

这也就带来了二书讽刺手法的同与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围城》通过方鸿渐人生的几个阶段写明了人在社会中的艰难处境，同时通过群像的勾画反映了社会的整体面貌和士人的几种典型代表，而《儒林外史》则更多地从社会的广度上全面、细致地刻画了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道德伦理及行为规范的滑稽与悖谬。

在具体的讽刺手法上，二者有更多的相同之处。最大、最显著的相同之处是，二者所选的人物都是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代表，并且具有平常人的理想、智力、理解力，所以可以作为一般人的代表，其中并没有或怪异或智力超常之人，也没有为非作歹、杀人越货的毒蛇猛兽，所做的事也是情理中人伦日用之事，可谓最见其本质者。但两书具体手法的最大不同也是显著的。《儒林外史》最显著的特点是“所谓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也”[2]。而《围城》最见作者匠心的却恰恰是作者每每道破人物的可鄙可笑之处，并以诙谐机智的语言附带连累其他类似可鄙可笑的情理，横逸斜出，不仅极描摩之化工，且极义理之深旨，痛快淋漓，触类旁通，深有味旨。

这显著的不同延伸出来，就是《儒林外史》平淡处的奇崛，从容着的诙谐。作者对于人物并无一字一语的挖苦、讽刺，而读者自能从其语言、行动的细节及其所做之事看到其可笑的极至；而《围城》除了用人物的语言、细节及事迹显示其可笑之外，作者亦阐发其之所以可笑的原尾，因作者语言幽默、诙谐，更加深了读者的印象。另外，《儒林外史》因重在客观描写，因此对客观景物并无意作为讽刺的对象，而《围城》主观揭示成为讽刺手法的重要部分，客观景物也成为作者阐明大义的有效手段而每每成为调侃的对象，并从中影射对于有关人物的讽刺、评判，手到擒来，所有一切均成为讽刺的利器。

对比这两部著作的不同不在于要分出高低轩轾，而是在于对讽刺小说有一系统、完整的认识，并寻找其中的影响与演变。并且，我们也因此可以看出讽刺作品都有其讽刺之外的深旨。于讽刺中我们不难洞见两位作者的真性情，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两位作者悲天悯人、替天下人担忧的忧世伤生的情怀，及对于社会发展、完善之途的用心探索。我们不难看出，讽刺并不是聊博人笑、娱人耳目或显示作者才情的小伎俩，而是其中深寓着作者深刻的入世情怀，和以常式不能表达的深深焦虑与悲哀。讽刺不是一种对于理性、对于秩序的反叛，而恰恰是寻找理性、寻找秩序而不得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参考文献：

[1]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2]朱一云,等.儒林外史资料汇编[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3]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第四篇：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新乡市名著研究小论文

谈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新乡市长垣县芦岗乡四中程绍硕

我读过吴敬梓先生的《儒林外史》多遍，感受颇深。在我所知道的科举取士的时代里面，只有进业中举，才能够步入升官发财的坦途。于是天下的读书人，莫不终其一生，埋头于八股文章，什么进德修业的理想，都在追求名利的欲望之下丧失殆尽了。我认为《儒林外史》就是暴露古代知识分子的丑陋面貌的讽刺小说。

和世界上别的卓越的讽刺作家一样，吴敬梓先生描写了中国十八世纪封建社会的卑鄙黑暗现实的时候，是混合着痛苦的憎恶和明朗的笑的。我认为这部小说的讽刺艺术主要表现为：辛辣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的高度统一。写实是讽刺的基础，真实是讽刺的生命。小说中所讽刺的人和事，像周进、范进的热衷科举，严监生、张静斋的横行无忌，王惠、汤奉的贪酷凶残，匡超人、牛浦郎的精神堕落等等，都是作者对司空见惯的生活真实的艺术概括。这种辛辣的讽刺还投向了悭吝的地主，投向了封建地主的帮闲。严监生、胡三公子都是“有钱癖，思量多多益善的人物。严监生因为心痛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费了油，以致临死伸着两根指头，不肯断气。这个场面是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不能忘记的。作者在这部小说里嘲笑了这种剥削阶级的特性，而对于各种轻视金钱的人物却给予了同情和赞扬。和高利贷剥削相结合的大地主盐商，也是这部小说里嘲讽的对象。书中嘲讽了他们冒充风雅，忌讳自己出身的微贱，并且揭露了他们的骄奢淫逸，仗势欺人。此外，作者还描写了一批依附封建地主阶级和盐商生活的帮闲，一批“斗方名士”。这类人物的心理，可以用牛浦郎的想法为代表。牛浦郎在牛布衣的诗稿上看见题目上写着“呈相国某大人”，“怀督学周大人”等等之后，就想到：“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牛浦郎这样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厮，突然有此念头，并且从此就堕落到卑鄙无耻的地步，在描写过程上好像有些不近情理，然而作者的用意却是想通过这些人物，从科举制度的另一个方面来写出当时的社会的腐败。这样一些人物的存在，不但有想和达官贵人往来的虚荣心，而且认为这样就可以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群众的上面，存在着庞大的不劳而食的官僚、地主，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寄生虫。这正是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

真实基础上的夸张。吴敬梓先生从人物关系及人物所处的客观环境出发，使夸张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显得合乎情理。如周进的撞号板，正是他在屡考屡败，受人侮辱，穷愁潦倒的经历中产生的心酸、屈辱、绝望心境下所必有的行为。像范进的发疯，范母一喜而死，严监生临终时因点了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等精彩描写，都因合理的夸张而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

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矛盾，让人物处在自我暴露、自我嘲讽的地位，取得讽刺效果。如匡超人对人吹嘘他文明五省，却不知“先儒”二字是何含义；严监生吹嘘自己“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但却强圈别人的肥猪，使其高尚的言行与卑劣的行动形成强烈反差，取得讽刺效果。

运用白描手法进行讽刺。作者往往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与细节进行白描，不作主观评论，把爱憎寓于具体的描写之中，如写马二先生游西湖，完全让主人公自己行动：看到好吃的，他就羡慕得喉咙里咽唾沫；看到仁宗皇帝的御书，就马上磕头下拜；看到女游客，就低头不敢仰视；看到茶馆的女招待，就转头离开；看到书店里自己的八股文选本，就打听它的销路。游了几天西湖，他对这里的秀丽景色一无领会。靠这种白描手法，使马二先生的思想迂腐、精神空虚自然而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收到“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艺术效果。

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讽刺。既有人物冠冕堂皇的言辞与卑鄙龌龊的心灵的对比，又有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况下对待同一对象作不同态度的对比。如梅玖在周进初到薛家集时，他“慢

慢地立起来和他相见”，而周进中举做官后，他就向周进的长生禄位牌叩头。胡屠户对待范进前倨后恭，他到范家两次贺喜，第一次是范进中了秀才，他凶神恶煞般的训斥范进，贺礼微薄，骄横傲慢；第二次是范进中了举人，贺礼厚重，态度谦卑。还有同一人物思想性格不同方面的对比，如马二先生性格中善良敦厚的一面与迂腐可卑一面形成对比，王玉辉鼓动女儿自杀殉夫与女儿死后内心的悲伤的对比。我认为，在这些对比中，科举制度的腐朽，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受到了无情的嘲讽和批判。

因为作者所憎恶的是八股科举制度，而非现实中的某个人，是要通过讽刺给人留下严肃的思考，而非制造廉价的喜剧效果，所以他对于不同地位的人物采取不同的讽刺态度。如对王惠、汤奉、严监生、王德、王仁等，是无情的鞭挞；对马纯上、王玉辉等人则是既有讽刺批判又有怜悯同情。对周进、范进，在他们未中举时，是讽刺中有同情，且以同情为主；但对他们中举以后的所作所为，则变为辛辣的嘲讽。

鲁迅先生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先生给予的高度评价，真是恰到好处。《儒林外史》杰出的讽刺艺术使这部小说登上了我国古典讽刺文学的巅峰，成为一部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杰作。

辅导教师：田培

第五篇：论《儒林外史》讽刺艺术

论《儒林外史》讽刺艺术

摘要：《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托明写清，以功名仕禄为中心，描摹形形色色儒林文士的性格与命运，展现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俗画卷，是一幅活生生的社会面貌图。《儒林外史》运用人物描写、夸张、对比等艺术手法，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讽刺艺术的基础，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他以独特的视角和鲜明的写作手法生深刻的剖析了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知识分子内心，对封建社会中那些不知廉耻追逐功名的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关键词：《儒林外史》讽刺艺术对比手法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卓越的揭露封建科举制度弊端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这部小说虽借明朝的历史，但描绘的人物和叙述的故事多清朝生活中真人真事，因此，《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塑造了一系列生动且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第一次对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挞。小说对科举制度毒害下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深刻剖析，对封建社会中不知廉耻追逐功名的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儒林外史》对封建社会揭露得深刻透彻，它的讽刺手法淋漓尽致，读过此书，使人“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它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加上作者的天才创造，把中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一、用人物自身的言行来表现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通过对形形色色儒林人物的刻画，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了封建社会各个方面的风貌，深刻地披露了精神空虚，道德堕落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作者的笔下，这些人物个个描绘的性格鲜明。像周进、范进、马二先生、严贡生、严监生、匡超人、牛浦郎、杨执中、张铁臂、胡屠户、王仁兄弟、杜少卿、沈琼枝等，个个都栩栩如生，各具其不同的性格和特点。作者通过人物的嘲弄，讽刺的笔法，描写了封建社会儒林人物醉心科举功名，把读书中举看成是人生惟一追求目标的种种丑态。以此来揭示对科举考试制度的不合理，对社会腐败黑暗现象和世态人情的揭露和批判。《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其一的表现就是用人物自身的言语行动来表现讽刺艺术。作者从未对《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做出评价。他对书中人物的爱憎感情总是隐含在对人物具体的形象的艺术的描写之中。作者以冷静、客观的写实风格，如置身事外，对书中人物未加一句臧否，让人物在事件中自我表演，在言行中自我暴露。作者把对人物的爱憎感情隐藏在对人物的描写和揭露中，并不凭借抽象的说明。二娄与杨执中一案，作者不动声色，冷若旁观地描述他们之间的那场“误中缘”。二娄一而再、再而三地有证据确认杨执中是高人，是自己要追觅的真君子，杨执中把自己耽于读书，以无用为高视为真古典遗脉存留，与二娄真是两相误来又自误！此节读来是引人入胜，令人捧腹，作者极尽讥讽之能事，但通篇未见一语刺辞。老妪的误听、拒门、杨执中的蠢儿子抢食、杨执中摩挲铜炉度过饥饿尤其让人印象深刻。二娄试图像孟尝君一样礼贤下士，不过只得其皮毛，杨执中也不过是自视清高、返朴未

必归真的待沽不售的废物。作者虽然不单独出来评价，可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性格及作者的爱恨感情却能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作者描写人物的言语行动不仅仅停留在外部的表面形象上，而是能从表到里，由浅入深的进入到要描写人物的内心深处，进而挖掘出人物的灵魂。

《儒林外史》要控诉的是危害儒林的厄运，而不是被厄运危害的儒林。《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让人阅读《儒林外史》有一个审美进程，首先进入讽刺喜剧，即“丑史”的表层，进而直达社会悲剧也即儒林痛史的深层。把这两个层次结合起来思考，我们会发现：《儒林外史》不只是令人鄙弃的儒林丑史，更是发人深省的儒林痛史，讽刺喜剧中渗透了浓烈的悲剧情思，悲喜剧融汇是它独特的审美品。[1]人物自身的言语行动能更好的表现讽刺艺术，又如在《范进中举》这篇文章中，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两个人物是范进和他的岳父胡屠户。写胡屠户以杀猪卖肉为生。写他倔强、势利，在范进中举之前对他表现出极大的鄙视，时常抱怨自己瞎了眼，错选了女婿，而范进中举之后，却一反常态，将范进奉为神明，并说：“我小老儿这双眼睛，都是认识人的，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再如写胡屠户的势利之心，范进中从集市上回家的途中，胡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小说不是直接用文字写出胡屠户势力，而对于胡屠户举止行为的前后矛盾的描写，生动勾画出一个市侩小人丑恶的嘴脸。这种婉曲的讽刺意味，就是鲁迅所赞扬的“婉而多讽”而写范进，主要使用了讽刺的笔法写他的卑怯；但通篇却也找不到“卑怯”这个词。

《儒林外史》中的不同类型人物之间也形成了相互对比、映衬。与两类反面人物形成对比的是作者塑造的正面人物。如“真儒”虞博士、“汉皋神女”王冕、杜少卿等，他们在世风日下、黑暗污浊的社会现实中，仍保持人格的独立和优良的文化传统，鄙夷功名富贵。最后的“市井四奇人”，仍是保持人格独立，追求淡泊的王冕式的人物。作者应用如此多样的对比、映衬手法，对我们认识人物形象，理解作者对理想失落的文人的扭曲的悲悯及对八股科举的愤恨有很好的表现力，从而达到了辛辣的讽刺目的。作者对不同的人物给予不同的讽刺。从其中许多篇文章可以看出作者善于从可笑的喜剧表面去挖掘其内在的悲剧意蕴，给可笑注入了辛酸，给滑稽注入了哀愁和痛苦，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对不同人物进行了讽刺。作者对书中四类人物“八股士”、“假名士”、“贤人”、“奇人”的感情是不同的，对他们的讽刺力度也有所不同。对那些在举业上毫无起色又迷恋科举，转而靠招摇撞骗、附庸风雅来讨生活的假名士，作者仍是予以辛辣的讽刺，尽管其中有如马二先生者，性格复杂遭遇也令人同情。对于八股士，作者给予他们的是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对书中的贤人，作者批判的态度是温和的，因这些人物身上有着作者人格理想的寄托，以及理想失落的无奈。鲁迅指出：“敬梓之所描写者„„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2]《儒林外史》塑造了许多当时社会的典型人物，其以其三十万字的篇幅，共塑造出了三百多个人物，其中主要人物即有五、六十人。在作者的笔下，这些人物个个描绘的性格鲜明。从人物描写来看，讽刺艺术在《儒林外史》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二、多用夸张的讽刺手法写人议事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善于运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人物可笑可鄙之处，达到讽刺目的。高尔基说过：“艺术的目的是夸大美好的东西，使它更加美好；夸大坏的——仇视人和丑化人的东西，使它引起厌恶，激发人的决心。”[3] 一个成功人物形象的塑造，一个典型细节的刻画，都必须依靠一定的富有特征的事件体现。否则，作品就会枯燥无味，形象模糊，不可能真实生动地反映生活真实。《儒林外史》很多地方截取了人物富有特征的细节来夸张描写，将典型的细节和合理的夸张结合起来，以揭示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

小说第五回写严监生之死，就是著名的例子。严监生非常富有，但悭吝成性，他一家四口，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吃，每当小儿要时，只在熟切店里买四个钱的哄哄就是了。悭吝的性格使得严监生临死前还“伸着两个指头”不能咽气。这两个指头是什么意思呢？家里人都围在床前不断发问：有说是两个人的；有说是两笔银子；有说是两位舅爷不在跟前的。严监生听了，直是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了”。作者将情节放大，造成难解的迹，最后由他的妻赵氏将迹底揭开：“爷，别人都说不相干，只有我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心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将手垂下，顿时就没了气。这个细节属于夸张，但它异常生动、深刻地揭示了严监生受财如命，辛辣地讽刺了这个悭吝的地主，写出了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儒林外史》以写实手法讥讽世态人心，虽然情节的铺展是冷静、平实，极具分寸感的，而行文却不乏夸张甚至荒诞，对周进受辱、范进中举、马二先生的刻画莫不如此。正如鲁迅先生曾说《儒林外史》“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其实这也正指出了《儒林外史》与前人讽刺作品的不同。由于采用了“展示”的表现手法，让人物以自身的言行进行人物性格的塑造，作者的影响被隐藏在小说的背后，从而打破了传统小说一元化的视界结构，客观性、真实性被大大强化了，讽刺性显得更为强烈。而这被强化的内在指向正是人物的内心世界。小说开头所写的周进，六十多岁了，连个秀才也不是，因而备受众人的奚落和嘲弄。当他到省城参观贡院时，看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的不省人事”。众人把他救醒后，“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众人将他抬出贡院，他“不顾众人，又放声大哭起来”。直到众人决定出钱替他买取监生资格，他才“再不哭了，同众人说说笑笑回到行里”。在这段描写中，作者“直书其事，不加断语”，没有静态的心理描绘，完全是事件场景的客观描述。但周进从“哭了又哭”到“说说笑笑”，其实正反映了其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把一个对科举抱有幻想而又备受压抑、苦苦挣扎的老书生形象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了，起到了较强的讽刺效果。

当然艺术的真实并不排斥夸张，在真实的基础上夸张，是讽刺所必要的。夸张即是即把某种需要否定的东西延伸放大，以揭示出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例如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范母一喜而死；严监生临死因点了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严贡生发病闹船家等精彩描写，都因为合理的夸张，而取得了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从而更真实地暴露了问题的本质，起着深刻的批判作用。上面提到的范进因中举喜极而疯，在挨了一个巴掌后才清醒过来，这是故事的基本情节，是用夸张手法虚构出来的。这看来似乎离奇得很，却如鲁迅所说也是“会有的实情”，因而是可信的。理由是，当时士人热衷于科举，一旦功名到手就惊喜若狂，更何况范进20岁开始应试至今已有35年，在如此漫长的等待之后，他的愿望终于变成现实，又怎能不惊喜得发疯呢!中举，对范进来说自然是荣耀之至，但挨巴掌却是受辱，荣而后辱，这是作者有意鞭挞他的丑恶灵魂，具有极强的讽刺意义。

三、广泛强烈的艺术对比

吴敬梓采用广泛而强烈的艺术对比手法，成功地塑造各类人物形象。他在刻画人物时，常常并不直接说明自己的意图，而是让人物用自己的言行将深藏于人物心灵深处的卑污揭示出来，造成强烈的讽刺效果。

如《范进中举》一文中写胡屠户及众乡邻用的就是对比手法，通过他对范进中举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揭示胡屠户及众乡邻嗜钱如命、嫌贫爱富、庸俗自私的市侩性格。胡屠户在小说中的表现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叫做“前倨后恭”。前面非常倨傲，后面又很恭敬。正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下，才有范进不懈地跋涉在科举的道路上的表现。作者运用对比映衬手

2法塑造人物形象，在不经意中强化讽刺效果。胡屠户两次“贺喜”的鲜明对比，展示了世态炎凉，把他的嫌贫爱富表现得极为真实。第一次“贺喜”：当范进考中秀才时他来了，“手里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坐下便挖苦范进“现世宝”“穷鬼”，说范进中相公，是靠他“积了甚么德”，然后居高临下地教训范进，虽中了相公，不可在他这样“正经有脸面的人”面前“装大”，要立起“规矩”，不能有失“体统”。吃、喝加教训到日西时分才离去。临走的神态是“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第二次“贺喜”，是在范进中举发疯的时刻。听说女婿中举，立即带着烧汤的二汉“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正来贺喜。”当众人要他打醒范进以治其疯病时，这个平日百般辱骂、讽刺女婿的他今日却犯难惶恐了：女婿中了举人，“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否则阎王要让下“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经过众人怂恿、劝说，他连喝两碗酒壮胆，才颤着手“打”了范进一下，却不敢再打第二下。范进醒来，胡屠户更怕了，“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而且“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他很懊悔打了“文曲星”。回家途中，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又高叫：“老爷回府了”。作为范进丈人的胡屠户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范进中举之前，家里人常常挨饿，借贷无门；中举喜报一到，范进自己喜得发了疯，大出洋相；众邻居呢，一反常态，“有拿鸡蛋来的，有拿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连做过知县、横霸乡里的张乡绅，也自道“一向有失亲近”，立即成了“至亲骨肉般的”“年谊世好”，又送银子又赠房屋。从此，“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不到三个月，范进家里什么都有了。这样，通过鲜明的对比，就轻松地、活灵活现地勾画出了胡屠户及众乡邻庸俗势利的市侩小人嘴脸。

《儒林外史》将各种对比交错使用，显得摇曳生姿。对比两项，或前详后略；或前略后详；或两者皆详；或两者均略，灵活跳脱，绝无板滞拖沓之感。如写周进、范进发迹的前前后后，就是用的明比。周进当童生时，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了，却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受尽欺辱和冷遇，并因此悲愤得撞过号板。一旦考中进士，立即“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请吃酒、送贺礼的人络绎不绝。薛家集做过学堂的观音庵里，居然供起了“周大老爷的长生牌”！他以前写的对联也被揭下来仔细装裱。那个因进学在先，曾尽情奚落过周进的梅玖，竟在范进面前冒认周进为“业师”。对篇中主要人物范进，文中通过他中举前后境遇和心态的变化，也进行了对比描写。中举前，范进是饥寒交迫，受尽人间白眼和嘲讽，“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去参加乡试，回来“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被胡屠户知道，又骂了一顿”。出榜那日，家里已经断炊。他不得不去集上卖鸡换米，邻居找来报喜，他却怎么也不信。而当确认“中了”后，终于喜极而疯。然而毕竟中举了，马上一切都变了。醒来后的范进对平日惧怕的岳父胡屠户也不怕了，由先前称其“岳父”改呼为“老爹”；时常嘲弄他的众邻居、素不相识的张乡绅也都来套近乎了。范进“洗了脸”，开始接受众人的朝贺。立即，房子、田产、金钱、奴仆，不招自来。这样，通过前后生活境遇和心态的强烈对比，把范进醉心功名、灵魂卑劣的腐儒形象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

围绕范进、周进这两人命运的对比，含有两层意思。对世人，是态度的变化：前倨后恭、先冷后热，真实地描绘了病态社会里庸俗、势利的人生画卷，满怀痛惜之情讽刺了可怜的同胞在封建重压之下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奴性，和谄上骄下的丑态。对二进，是地位变化：穷则人尽弃之，达则人皆趋之；转眼之间，从受人白眼、生活无着变为受人尊崇、锦衣玉食。真是“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这就点穿了士子们醉心举业的原因，也揭露了清代统治者实行科举制度决不是要选拔什么人材，而只是笼络士人的一种手段。周进曾因百考不中悲痛欲绝而头撞号板；范进却是一朝侥幸大喜过望痰迷心窍。这也是一种鲜明的对比。它讽刺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使士子们利欲熏心、丧魂失魄，既无是非观念，也无理想抱负，人人变得堕落无耻，糊涂愚妄而不自知。这样的对比手法并不是吴敬梓的创造，但他运用起来，却有自己的特色；寓分明的爱憎感情于平静、严肃的叙述之中，情节的发展象生活本身一样

3生动自然，毫无油滑或矫揉造作之弊。

通过对比使作品思想十分尖锐，针针见血。在刻画人物时, 常常不直接说明自己的意图, 而是通过鲜明的对比, 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深刻的含义, 引导读者一道爱其所爱,憎其所憎。王冕、杜少卿等是作者理想中“振兴世教”的人物。其中王冕在第一回出现,成为衡量全书人物的尺度, 力求达到“敷陈大义”和“隐括全文”的目的。杜少卿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官宦人家的后代,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者”。这些人物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功名富贵采取否定的态度, 并敢于蔑视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势。他们的对立面,就是匡超人、牛浦郎以及权勿用、杨执中等一批堕落的儒林人物。匡超人伪造文书、代人考试、修妻再娶、忘恩负义。牛浦郎为了结交官府, 贪图名利, 竟冒名牛布衣, 进行招摇撞骗,后来原形毕露。通过对比,说明这类人物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必然产物,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见功名富贵腐蚀人心的恶劣影响。地主盐商的丑恶言行与市井细民的高尚品德的对比, 显得泾渭分明。严监生和胡三公子, 他们食而无厌地聚敛钱财,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盐商宋为富恬不知耻地宣称:“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并且飞扬跋扈, 只要一个诉呈, 打通关节, 立即就能取得诉讼的胜利。第五十五回写了四个自食其力的奇人:会写字的季遐年, 卖火纸管子的王太, 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他们都不是科举场中的人物, 但他们自食其力, 品格高尚, 与前者形成显明的对比。

总之，《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其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鲁迅先生评为“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作为讽刺艺术的典范，它的高明处主要在于是用真实而典型的故事情节来体现讽刺的意味，而不是由作者露面直接对形象作如此这般的揶揄和嘲弄。仿佛只是信笔写来，读者却感到心驰神迷，余味无穷。不难看出以讽刺见长的《儒林外史》，由于作者熟悉生活，深入生活，同时又能运用生花的艺术之笔，遵循着艺术的规律去描写人物、刻画人物，因而才塑造出了一组组不同性格的人物群像，从而成为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做出了广阔而深刻的反映，正因如此，才奠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参考文献

[1]顾鸣塘著《〈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 著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年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3]高尔基：《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4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