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析《华威先生》的讽刺艺术
《华威先生》的讽刺艺术
张天翼是现代文学史上“左联”的重要青年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讽刺风格,为世人所瞩目。《华威先生》是其代表作,作者以异常开阔的艺术视野,在文艺界普遍歌颂抗日热潮中独树一帜,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使用纯熟的汉民族语言,从现实中发现美与丑,体验喜与悲。
在《华威先生》中,作者不用具有中心意味的事件,不用大的矛盾冲突和十分连贯的情节,而是以叙事者“我”作为外视点,用漫画的方式,通过对华威先生三次参加会议的忙碌、衣着以及像“变色龙”一样的市侩形象,重复的陈词滥调以及可笑的行为动作的描写,以简单的“写意”手法,几笔就勾画出虚伪狂妄、庸俗浅薄的文化官僚的形象.仅仅写了华威先生的几个生活片段,就让人读起来放不下;人物鲜明深刻,栩栩如生,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小说高超的讽刺艺术。
小说高超的讽刺艺术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鲜明的对比,达到绝妙的讽刺效果。
1.优雅的风度与发火失态的对比。
华威先生是具有十足的绅士风度的。他左手无名指上还带着结婚戒指”,他抽雪茄烟,“拿着雪茄烟的时候就叫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多么注重仪表和形象。但是,当他没能参加日本问题座谈会时,他“猛地跳起来”,“瞪着眼”又开始恐吓威胁,最后,撕下文明的面纱,出口谩骂“混蛋”“妈的”。原来,他优雅的仪表和风度只是故作姿态,装出来唬人的,一旦有一点点威胁到他所谓的领导地位的风吹草动,他就会丑态毕露、歇斯底里,甚至丧失起码的人格和尊严。
2.自身言行的对比。
小说开头写“我”与华威先生是亲戚,“我”尊敬地称他为“华威先生”,他立刻就显出一幅谦虚的样子,心甘情愿地屈尊降为“威弟”或“阿威”。但谦虚仅此而已,随即开始自我吹嘘:刘主任“硬叫”他修改县长公余工作方案,“三点钟又还有一个集会”,“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硬要”他到汉口去一趟等等。开口一个“硬叫”,闭口一个“硬要”,不外乎想借此表明与他交往的人物都是上层重要人物和他的重要性,一切都要他来领导。他这种自吹自擂,自命不凡的面具,经作者通过对比描写的轻轻一点,立刻掉在了地上。
他在“难民救济会”上的可笑表演,更具讽刺意味。
他迟到了,这已成为惯例。但他却“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与先前的“匆忙”和“紧张”,形成鲜明的对比;对这个会议,他自称是“不能当主席”,却凌驾于主席之上。主席报告时,他在那里刮洋火点烟,然后大声插话让主席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他看着表,俩分后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讲话,然后未经允许,自己发表起意见来。他就讲了两点:一是你们要努力工作,二是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一个领导中心”就重复了三次。作者在这里使用重复的方法,意在揭露华威先生极其险恶的用心的同时,也讽刺了他讲话罗索、没有实际内容和演讲水平。
作者有意通过人物言行的巨大反差,来揭示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与内心世界,对人物不加一点评议,而是把强烈的情绪、鲜明的讽刺蕴含在文字深处,从而达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淋漓境界。
3.不同场合不同态度与表现的对比。
“难民救济会”只是个普通的群众组织,所以华威先生在进入会场时表现得很庄严,态度很高傲。而到了“文化界抗敌总会”,他立刻换了另一种态度,另一副嘴脸:脸上堆满了笑容,对每个人点头,一再表示“对不住得很”。他不再“摆摆手”粗暴地打断别人的发言,而是“拿出一张纸条,写几个字递给了主席”,征得主席的同意后,才“点点头站起来”。说话时先尊称“主席”、“各位先生”,再谦称自己是“兄弟”,并且“腰板微微地一弯”。完全是不同的态度与表现。因为他十分清楚,这个“文化界抗敌总会”,到会人员都是上层人物,他不敢造次与轻狂。傲气收敛,足见其欺下媚上的本质。
作者就是通过不同场合中人物的不同态度、不同表现的鲜明对比,在看似漫不经心的描写中,体现出实际上的巧妙构思,达到讽刺与揭露的效果。
二、通过细节描写,进行漫画式的夸张,达到讽刺效果。
文章开头,关于华威先生的描写,就是一段生动活泼的细节描写。作者就是通过这种漫画式的简笔勾勒,适度的夸张,使人物虚伪做作的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公文包“永远夹着”,既显示了他上层人物的身份,也表示了他是个包不离手的“忙”人;年纪不大却带着手杖,既写出了人物官气十足,又有一种装出来的威严,让人发笑;戴结婚戒指,吸雪茄烟,说明他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这种描写,不仅给人以强烈的视觉感受,且寓意深刻:当时正是抗战的危急时刻,总是叫喊没有时间,终日奔忙的他,却有如此闲情逸致,故作高雅,岂不发人深省?
典型的细节描写还有很多,比如写华威先生的包车:是全城跑得最快的,脚踏铃不停地响着,黄包车立刻往左边躲开,小推车马上打斜,担子很快地让到路边,行人赶快躲避到两旁的店铺里。就是这漫画式的夸张,凸显出这位国民党官僚真是八面威风,与他后来到会时的从容形成对比,对他所谓的“忙”,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与揭露。他微笑时:“脸上的肌肉耸动了一下”等等,无一不是一幅幅精彩的讽刺漫画,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些细节描写是漫画似地勾勒加上适度的夸张,讽刺辛辣又不动声色,平静的描写蕴含深刻的褒贬。让人感到自然天成,天衣无缝。
第二篇:华威先生读后感
读《华威先生》品张天翼的讽刺艺术
2012级历史学一班边浩 学号:201240259
摘要:张天翼的小说显示了独特的讽刺艺术,以其讽刺的现实批判性成功塑造了多种讽刺的典型人物,并综合运用了多种讽刺手法,把现代讽刺文学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现通过分析他的作品《华威先生》来体会他的艺术手法。关键词:张天翼;讽刺艺术;现实批判;华威先生
在分析前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华威先生》及它的作者张天翼,《华威先生》选自《张天翼小说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小说完成于1938年,国民党官吏华威整天忙碌于开会、演说、吃饭,企图操纵一切群众活动。其所作所为遭到人们的鄙视和抵制,最后,他不得不为此感到害怕。作品以夸张讽刺手法,刻画了一个自命不凡、刚愎自用的国民党官僚形象。而作者张天翼(1906-1985),原名张元定,生于南京,祖籍湖南湘乡。他的作品多以幽默轻松的笔触展示中国社会中下层的悲剧状态,被鲁迅视为是新文学以来“最好的作家”和“最优秀的左翼作家”。他创作多产,此后十年间完成短篇小说近百篇。
首先在小说内容上,内容看似褒,实则贬。这篇小说写于抗日时期。华威先生又名阿威。他的官职很多,但具体分管哪一项工作,文中没有交代。但总的感觉是,他很忙,忙得简直不可开交。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这是阿威亲口说的。看来,他的时间真的不够用。
然而,他在忙些什么呢?当时前方战事紧张,而后方的华威先生,也在天天忙碌着为抗战做“贡献”──到各个组织开会、讲话,然而总是讲不了两句,就又赶到下一个会场去了。他是真的在关心抗战组织的发展吗?不,他不过是想把各个组织的权力抓到手罢了,强调“领导中心作用”的重要才是他的主要目的。小说巧妙地运用语言和动作描写,运用夸张和对比手法,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的国民党顽固派。这部漫画小品式的中篇小说,是抗战前期著名的暴露国统区弊端的讽刺文学。
华威先生这一带有某些类型化倾向的人物,因其攫取权力的狂热与无孔不入的流氓气质而具有了一定超时代的因素,因此至今有人读来仍然有所感慨。
其次,在人物形象刻画上也蕴含讽刺性。通过形象和行动上的前后矛盾和不协调,让主人公“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达到深刻的讽刺效果。作者将华威先生虚伪、庸俗和无赖的嘴脸放在具体的事件中,进行对比揭露。
他让别人叫他“威弟”、“阿威”,好像很亲切很和气,但是一不如意,就大骂他人“混蛋”“妈的”,翻脸不认人。华威先生表面谦和,主动声明自己不当主席,可是却蛮横地指定主席,不容别人开口。他说“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但是每天的“忙碌”就是到处讲废话、喝酒吃饭。他以自己时间宝贵为理由,肆意打断别人的发言,而他“宝贵”的时间却用来在各个地方讲一样的废话。他“挟着公文包”,“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看上去像一个很有权威的人,却“拿着雪茄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做作得令人恶心。他媚上欺下,对着总会的主席“笑着伸了伸舌头,好像闯了祸怕挨骂似的”不停地为迟到道歉。而对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主席,迟到了不仅没有任何表示,反而“不高兴地拍了三下手板”,粗鲁地打断他人的发言。在总会发言时“腰板微微地”弯着,客气无比,而在其他会上却“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挟,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出去”。他对太太称“密司黄”,好像一个开明懂礼貌的绅士,对妇女界保婴会的负责人却用“食指”去点她的胸脯。
对比讽刺的例子还有很多。作者用典型的形象和细节,毫不留情地进行讽刺、鞭挞。这正是作者常用的艺术手法,张天翼对主人公华威先生的深刻讽刺,通过“我”的观察并用平实的语言叙述出来,显得不温不火,诙谐幽默,含蓄学深沉,发人深思。语言风格上饱含讽刺性。作者运用纯熟通俗的语言,采用反复的、矛盾的语言艺术,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从不直接进行评论和指出,而是在似乎不经意中搭建起一个让其自我表演的舞台,从而表现了主人公假抗日、真独裁,犹如“披着羊皮的狼”的可憎面目。
《华威先生》作为张天翼小说创作的重要代表,为我们塑造了一位讽刺艺术画廊中的典型形象,体现了张氏讽刺艺术的独特风貌。他的小说始终直面人生,展现世态,贯穿着反暴虐、反虚伪、反庸俗的讽刺主题。而华威先生是其中的最为典型的代表之一。总之,张天翼给人的印象,正如《中国现代文学史》(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指导委员会组编,武汉大学2000年3月第2版)评论的那样,“他是一个手里拿着显微镜,脸上带着冷峭笑容去审视生活的富于内心激情的作家。”“他的讽刺艺术,立意严肃,又有分寸,绝非一律‘杀将过去’;他的嘲笑,内蕴深厚,恰到好处,又不落于轻佻。” 通过对《华威先生》讽刺艺术的分析,结合与前时期和同时期的鲁迅、沙汀等人经典小说的对比,并在其本人众多的讽刺艺术作品中加以考察,我们能很好地感受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张天翼小说选集》
《中国现代文学史》
第三篇:《华威先生》阅读有感
读《华威先生》品张天翼的讽刺艺术
姓名:梁星宇
院系:文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班级:121 学号:201211011012 指导教师:俞建明
摘要:国民党官吏华威整天忙碌于开会、演说、吃饭,企图操纵一切群众活动。其所作所为遭到人们的鄙视和抵制,最后,他不得不为此感到害怕。作品以夸张讽刺手法,刻画了一个自命不凡、刚愎自用的国民党官僚形象。现通过对《华威先生》的赏析体会张天翼的讽刺艺术。
作者简介:张天翼(1906~1985),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名张元定,字汉弟,号一之,笔名张天净、铁池翰等。祖籍湖南省湘乡县东山乡双泉村,出生于南京,在杭州读完小学和初中,1925年秋到北京,次年考入北京大学。1929年正式开始职业写作生涯,1931年加入左联,抗战爆发后,一直在长沙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和文艺活动。解放后历任中央文学讲习所副主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等职。代表作有童话《大林与小林》《宝葫芦的秘密》《秃秃大王》,小说《华威先生》《鬼土日记》等。他的童话在儿童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创作背景:《华威先生》创作于1938年抗战初期,当时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刻,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仍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在统一战线内部开展“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一批蒋介石政权的官僚,“力图打进一切群众团体中去领导,以便一面探听和监视,一面设法阻碍群众运动”。
作品相关简介:这篇小说写于抗日时期。当时前方战事紧张,而后方的华威先生,也在天天忙碌着为抗战做“贡献”--到各个组织开会、讲话,然而总是讲不了两句,就又赶到下一个会场去了。他是真的在关心抗战组织的发展吗?不,他不过是想把各个组织的权力抓到手罢了,强调“领导中心作用”的重要才是他的主要目的。小说巧妙地运用语言和动作描写,运用夸张和对比手法,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的国民党顽固派。这部漫画小品式的中篇小说,是抗战前期著名的暴露国统区弊端的讽刺文学。华威先生这一带有某些类型化倾向的人物,因其攫取权力的狂热与无孔不入的流氓气质而具有了一定超时代的因素,因此至今有人读来仍然有所感慨。
作品通过多种讽刺手法,塑造了一个忙而无功,只知抓权弄权的虚伪、虚弱、骄妄专制、粗鲁庸俗、趋炎附势的官僚形象。
首先,在人物形象刻画上蕴含讽刺性。他十分注意仪表和形象。比如:他“立刻戴上帽子”,“永远挟着公文皮包”,“永远带着那根老粗老粗黑油油的手杖”,同时还“戴着戒指”;他经常“划洋火”、“抽雪茄”、“翘兰花指”、“拍几下手板”,--显得很有领导风度,风雅高贵。但是,当他没能参加战时保婴会时,“他开始打听,调查”,“把下巴挂了下来”,“食指点对方的胸脯”;当他没能参加日本问题座谈会时,他“发脾气”、“吼着”、“猛地跳起来了”、“瞪着眼”、“咬着牙,嘴唇在颤抖着”、“没命地喝许多酒”、“嘴里嘶哑地骂着”、“打碎了一只茶杯”等等。
他优雅的外表和风度只是故作姿态,哪怕是一点点威胁到他领导地位的风吹草动,就令他丑态毕露、歇斯底里,毫无风度可言,甚至丧失了最起码的仪态和尊严显示他内在的虚弱。
其次,在情节设置上也具有讽刺性。在《华威先生》中,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一贯的情节,作者只是选取了主人公对参加的三个会议和两个没有参加的会议的不同态度,通过巧妙的情节安排,强化了小说的讽刺效果。作者这样安排,恰恰突出了主人公参加各类会议的两个极端,从鲜明的对比中尽显讽刺效果,把华威先生这位“政界要人”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最后,在环境的设置上烘托了讽刺性。作者把故事的背景设置在了抗战时期后方会议室,通过华威先生讲话的核心点: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其理论是“要是上面没有一个领导中心,往往弄得不可收拾”。这个“中心”具体指的就是他本人了。他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他强烈的权力欲,忙忙碌碌的本质实是为了拥有领导权,他要极力维护他的权力。因为权力掩藏他生活和内心的空虚。他是靠权力来证明他生存的意义。他的“一个领导中心”的怪论,表现了他的专制主义思想。小说把这样一个人物放在抗战这样国难当头的环境中,对“他”身上体现的丑陋性,烘托的更加鲜明,入木三分。
作者使用了多种讽刺手法,运用纯熟通俗的语言,特别是借小说中人之口,采用反复的、矛盾的语言艺术,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表现了主人公假抗日、真独裁,犹如“披着羊皮的狼”的可憎面目。
一、对比手法
“在难民救济会,他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对整个集体打招呼。…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挟,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出去。”“在文化界抗敌总会的会议室。这回他脸上堆上了笑容,并且对每一个人点头。‘对不住得很,对不住得很:迟到了三刻钟。„各位先生!’。”可见,他前时不可一世,后时谦让和蔼,通过这种对比,揭露讽刺了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变色龙式的官僚。
二、自相矛盾手法
跑得顶快的是那位华威先生的包车。他的时间很要紧。他说过——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但是在开会的严肃场合,他带着很机密很严重的脸色——小声儿问那个小胡子:“昨晚你喝醉了没有?” “还好,不过头有点子晕。你呢?” “我啊——我不该喝了那三杯猛酒,”他严肃地说。“尤其是汾酒,我不能猛喝。刘主任硬要我干掉——嗨,一回家就睡倒了。密司黄说要跟刘主任去算帐呢:要质问他为什么要把我灌醉。通过这种自相矛盾的手法,揭露讽刺了官僚一本正经的外貌下粗鲁庸俗、无所事事的本质。
三、个性化的语言
“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你们只有在这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抗战工作才能够展开。”“文化人应当认清一个领导中心,文化人在文抗会的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统一起来。”“这文化界抗敌总会的常务理事会,是一切救亡工作的领导机关,应该时时刻刻起领导中心作用。”以充满官僚气息的语言,揭露了统治者忙忙碌碌只是为了拥有领导权的实质。
四、生动地细节描写
“先生的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他先前那副忙劲儿好象被他自己的庄严态度消解掉了。他在门口稍为停了一会儿,„停了一停。抽两口雪茄,扫了大家一眼。„他舔舔嘴唇。„ 他又抽了两口烟,嘴里吐出来的可只有热气。这就又刮了一根洋火。”
原以为,华威先生已经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而成为过去,消声匿迹,没曾想到,现在这个华威先生不但没有绝种,还改头换面活得顶滋润,他们仍旧混迹于官场,整天忙着赶会场,做报告,赴饭局,时不时还拿点红包,发点小财。
过去人们读《华威先生》,多是联想那些整天靠开会、讲话过日子的官员,这类型的官员现在依然很多。但是我重读之后却想到,今天华威先生的子孙们,不但讲话的长度和水平都超过前辈,而且从黄包车变成了坐高级豪华小轿车,甚至还会在小轿车上为地震灾区受难的同胞写首诗。告诉世人做鬼也很幸福。
华威先生形象的典型意义,就特定历史而言,是揭露讽刺了国民党的抗日政策及其官僚政客的所作所为。华威先生的形象有普遍意义,只要“领导迷”“开会迷”和官僚政客存在,华威先生就有现实意义现实意义。我没有学过文学理论,但隐约感到,不朽的文学作品需要有不朽的文学人物来支撑。因为华威先生还“不朽”,所以,《华威先生》还将继续流传。
参考资料:《张天翼小说选集》
《中国现代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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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浅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浅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罗高
(中文081,070811102)
摘要:《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作品。在讽刺方面,主要体现在基于现实的讽刺,加之吴敬梓巧妙地运用夸张和对比手法,突出了强烈的讽刺效果。全书竭尽讽刺之能事,奠定了我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基础,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关键词:儒林外史,讽刺艺术,对比,夸张,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卓越的揭露封建科举制度弊端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全书共五十六回,描写的人物众多。吴敬梓运用朴素、灵活、幽默的地方性语言,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和生活。他以独特的视角,对封建统治阶级用以禁锢人们思想而死板乏味的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可以说,吴敬梓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深度。
《儒林外史》问世之后,以其高超的艺术水平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赞扬,尤其是它婉转诙谐的讽刺艺术,更是令人叹为观止。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评价道:“迨《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谪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 ”,甚至认为 “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
吴敬梓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创造,把中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作者的见解并不是直接列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阐明。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吴敬梓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
下面将就《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征作三点进行一个粗浅的探析。
一、对比的讽刺艺术
对比是这部小说的为了突出讽刺效果常用到的手法。
如胡屠户对范进中举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的对比。中举前称他为“现世宝”、“癞蛤蟆”,中举后称他为“贤婿老爷”、“天上的文曲星”;对他外貌的描述也不同,中举前说他“尖嘴猴腮,不三不四”,中举后夸他“才学高,品貌好”;两次的贺礼也不同,中举前是“一副大肠和一瓶酒”,中举后是“七八斤肉,四五千钱”;离开范进家的动作神态也不同,中举前离开时是“横批了衣裳,腆着肚子去了”,中举后离开时是“千恩万谢,低着头,笑咪咪地去了”。通过对比,使他的前倨后恭、嫌贫爱富、趋炎附势、庸俗自私的典型市侩形象跃然纸上。还有对众乡邻的对比:范进中举前对范家揭不开锅,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不闻不问,范进中举后赶紧送酒送肉,搬桌拿椅。作者对他们嫌贫爱富的心态,进行了强烈的讽刺。对比之中写出人性淡薄和世态炎凉,极富讽刺意味。
除了同一个人物的前后对比,作为一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还塑造了一批体现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与体现社会腐败的反面人物进行对比。正面人物有王冕、杜少卿、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等,反面人物如前面提到的胡屠夫以及众多贪污腐败的官僚们。这一鲜明的美丑对比,大大地增强了小说的讽刺效果,越是正面人物就越显出反面人物的丑陋,以美烘托出丑的极致。
二、夸张的讽刺艺术
在小说中,吴敬梓对人物最富于特征的细节加以适当的夸张,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显目的特征上,再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即把否定的东西加以放大来产生极强的讽刺效果。
吴敬梓在真实的基础上,透过夸张这个放大镜,把生活的黑暗扩大化,把一件小事上升到人物的精神层面,反映出最深刻的内涵,让讽刺显得犀利而深刻。
如人人皆知的范进中举后因惊喜过渡而发疯的这一幕,这种夸张的讽刺艺术可谓达到了极致。当范进面对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大喜时,他那颗因饱经辛酸折磨而变得麻木的心灵,承受不住这强烈的刺激。于是,“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作者从范进几十年的辛酸悲苦来写这极度兴奋的一瞬,把看似荒唐的现象表现得如此合乎生活的逻辑,将当时的读书人热衷“科举”,一旦功名到手就如醉如痴,惊喜若狂,乃至发疯这种社会现实加以夸张的描写,从而达到了尖锐的讽刺效果。第五回中,写严监生之死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临时了还不忘灯盏里点的两茎灯草,唯恐费了油,直到赵氏挑掉一茎才断气。透过这样的细节描写,恰到好处的夸张,把严监生那贪婪吝啬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活灵活现。
三、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
小说在讽刺过程中,把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结合起来,挖掘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从而在讽刺过程中起到对社会制度进行批判和反思的目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它所写的事情是公开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足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习惯了,虽也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经它特别一提,就动人。”
吴敬梓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情,不以主观偏见去遮盖对象的丰富内容。整篇小说虽以描写反面人物、揭露反面现象为目的,但并没有因要显露出描写对象的戏剧性,而忽视人物的客观真实性。在他笔下,讽刺对象并不是无恶不作的坏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综合因素的人物,恰恰是这样,讽刺才更真实、深刻。
而讽刺这一创作手法,它本身就有着严肃性。作者必须对社会、人生作出认真的观察和思考。在这点上,吴敬梓对他所生活的社会现实有着敏锐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他的品德和见识,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那些儒林人物。他认识到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弊端和是非颠倒的社会风气,认识到生活在这一现实中的卑劣人物以及人们的一些病态心理。
同时吴敬梓的创作态度也是非常严肃的,既不是人身攻击,也不是随意嘲笑,而是把这司空见惯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提炼、概括、典型化,从人性被压抑、被扭曲中去看丑恶本质。他是怀着一种悲愤的心情去揭示人的性格的变态过程。可以说作者是站在高处来俯瞰人生,以喜剧的形式来表现悲剧的内容。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在喜剧的背后,作者把犀利的笔锋伸进人物最深的精神层面中,从而揭露这些悲剧性的社会原因,启发读者,尤其是读书人对人生价值、对生活、对社会的深刻思考。笑中带泪,是这部小说讽刺艺术的精华所在。
参考文献:
[1]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3]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李孝金.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3)
[5]周腊生.试论《儒林外史》讽刺艺术中的对比手法[J]
第五篇:《灯下漫笔》讽刺艺术
《灯下漫笔》的讽刺艺术
鲁迅一生写了大量的杂文,他的杂文特点是诗化的政论,是政论化的诗。其中讽刺艺术是杂文中的重要特征,语言简洁峭拔,充满幽默感。
在《灯下漫笔》中,鲁迅以讽刺的艺术手法,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在《灯下漫笔》中,鲁迅用讽刺艺术之一是反语,从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赞美,而实际上是否定和讽刺,这种手法往往用来表达憎恨和愤怒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效果。他说:“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例如“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很平坦的把国民的阶级性反映了出来,又具有幽默简单的语言讽刺了当时人们的无知与惰性。鲁迅说过“讽刺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
《灯下漫笔》反映了北洋政府时代生活中一件大家时都曾遇到的小事,所以鲁迅用讽刺艺术手法之二是比喻。他的杂文虽有政治的特点,单往往不是象政治那样全面系统地进行论证,而是经常用比喻的方法,含蓄的表达自己的态度,运用比喻进行讽刺,比抽象的说理更鲜明、更生动、更深刻。如“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正是穷人和不屈服者的生命和鲜血成就了阔人们的幸福生活,这样的社会怎能让它继续下去!可惜,中国的民众还不觉悟,还在那里鉴赏杀人的盛举,或者企图借先行者的血来疗就自己的疾苦,自觉不自觉地维护者吃人的社会,甚至自觉不自觉地跟着吃人。要改变这个病态的社会,其艰辛和代价可想而知。这一比喻不在于形似,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鲁迅先生思想的深刻和忧思的深广。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四是语言富有力度,他的语言具有无比的力度,像匕首,似投枪,刺向敌人,无法招架。在《灯下漫笔》中他将中国人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总共20个字,就道出了千百万中国人所经过的历史;它高度浓缩,胜过某些史学家的“巨著”;语言力度还表现在用字用词上,如“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的“溜”字,“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小玩艺”的“闹”字,“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中立”等字词在作品中俯拾即是,它们准确形象,入木三分,概括了现象,揭示了本质,显示了语言的威力。纵观鲁迅的杂文,讽刺艺术的巧妙运用,使得文章的主题淋漓尽致的发展下去,同时使得鲁迅的杂文在中国社会思想上有了深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