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第一篇：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新乡市名著研究小论文

谈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新乡市长垣县芦岗乡四中程绍硕

我读过吴敬梓先生的《儒林外史》多遍，感受颇深。在我所知道的科举取士的时代里面，只有进业中举，才能够步入升官发财的坦途。于是天下的读书人，莫不终其一生，埋头于八股文章，什么进德修业的理想，都在追求名利的欲望之下丧失殆尽了。我认为《儒林外史》就是暴露古代知识分子的丑陋面貌的讽刺小说。

和世界上别的卓越的讽刺作家一样，吴敬梓先生描写了中国十八世纪封建社会的卑鄙黑暗现实的时候，是混合着痛苦的憎恶和明朗的笑的。我认为这部小说的讽刺艺术主要表现为：辛辣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的高度统一。写实是讽刺的基础，真实是讽刺的生命。小说中所讽刺的人和事，像周进、范进的热衷科举，严监生、张静斋的横行无忌，王惠、汤奉的贪酷凶残，匡超人、牛浦郎的精神堕落等等，都是作者对司空见惯的生活真实的艺术概括。这种辛辣的讽刺还投向了悭吝的地主，投向了封建地主的帮闲。严监生、胡三公子都是“有钱癖，思量多多益善的人物。严监生因为心痛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费了油，以致临死伸着两根指头，不肯断气。这个场面是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不能忘记的。作者在这部小说里嘲笑了这种剥削阶级的特性，而对于各种轻视金钱的人物却给予了同情和赞扬。和高利贷剥削相结合的大地主盐商，也是这部小说里嘲讽的对象。书中嘲讽了他们冒充风雅，忌讳自己出身的微贱，并且揭露了他们的骄奢淫逸，仗势欺人。此外，作者还描写了一批依附封建地主阶级和盐商生活的帮闲，一批“斗方名士”。这类人物的心理，可以用牛浦郎的想法为代表。牛浦郎在牛布衣的诗稿上看见题目上写着“呈相国某大人”，“怀督学周大人”等等之后，就想到：“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牛浦郎这样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厮，突然有此念头，并且从此就堕落到卑鄙无耻的地步，在描写过程上好像有些不近情理，然而作者的用意却是想通过这些人物，从科举制度的另一个方面来写出当时的社会的腐败。这样一些人物的存在，不但有想和达官贵人往来的虚荣心，而且认为这样就可以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群众的上面，存在着庞大的不劳而食的官僚、地主，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寄生虫。这正是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

真实基础上的夸张。吴敬梓先生从人物关系及人物所处的客观环境出发，使夸张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显得合乎情理。如周进的撞号板，正是他在屡考屡败，受人侮辱，穷愁潦倒的经历中产生的心酸、屈辱、绝望心境下所必有的行为。像范进的发疯，范母一喜而死，严监生临终时因点了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等精彩描写，都因合理的夸张而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

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矛盾，让人物处在自我暴露、自我嘲讽的地位，取得讽刺效果。如匡超人对人吹嘘他文明五省，却不知“先儒”二字是何含义；严监生吹嘘自己“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但却强圈别人的肥猪，使其高尚的言行与卑劣的行动形成强烈反差，取得讽刺效果。

运用白描手法进行讽刺。作者往往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与细节进行白描，不作主观评论，把爱憎寓于具体的描写之中，如写马二先生游西湖，完全让主人公自己行动：看到好吃的，他就羡慕得喉咙里咽唾沫；看到仁宗皇帝的御书，就马上磕头下拜；看到女游客，就低头不敢仰视；看到茶馆的女招待，就转头离开；看到书店里自己的八股文选本，就打听它的销路。游了几天西湖，他对这里的秀丽景色一无领会。靠这种白描手法，使马二先生的思想迂腐、精神空虚自然而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收到“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艺术效果。

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讽刺。既有人物冠冕堂皇的言辞与卑鄙龌龊的心灵的对比，又有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况下对待同一对象作不同态度的对比。如梅玖在周进初到薛家集时，他“慢

慢地立起来和他相见”，而周进中举做官后，他就向周进的长生禄位牌叩头。胡屠户对待范进前倨后恭，他到范家两次贺喜，第一次是范进中了秀才，他凶神恶煞般的训斥范进，贺礼微薄，骄横傲慢；第二次是范进中了举人，贺礼厚重，态度谦卑。还有同一人物思想性格不同方面的对比，如马二先生性格中善良敦厚的一面与迂腐可卑一面形成对比，王玉辉鼓动女儿自杀殉夫与女儿死后内心的悲伤的对比。我认为，在这些对比中，科举制度的腐朽，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受到了无情的嘲讽和批判。

因为作者所憎恶的是八股科举制度，而非现实中的某个人，是要通过讽刺给人留下严肃的思考，而非制造廉价的喜剧效果，所以他对于不同地位的人物采取不同的讽刺态度。如对王惠、汤奉、严监生、王德、王仁等，是无情的鞭挞；对马纯上、王玉辉等人则是既有讽刺批判又有怜悯同情。对周进、范进，在他们未中举时，是讽刺中有同情，且以同情为主；但对他们中举以后的所作所为，则变为辛辣的嘲讽。

鲁迅先生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先生给予的高度评价，真是恰到好处。《儒林外史》杰出的讽刺艺术使这部小说登上了我国古典讽刺文学的巅峰，成为一部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杰作。

辅导教师：田培

第二篇：浅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浅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罗高

（中文081，070811102）

摘要：《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作品。在讽刺方面，主要体现在基于现实的讽刺，加之吴敬梓巧妙地运用夸张和对比手法，突出了强烈的讽刺效果。全书竭尽讽刺之能事，奠定了我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基础，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关键词：儒林外史，讽刺艺术，对比，夸张，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卓越的揭露封建科举制度弊端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全书共五十六回，描写的人物众多。吴敬梓运用朴素、灵活、幽默的地方性语言，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和生活。他以独特的视角，对封建统治阶级用以禁锢人们思想而死板乏味的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可以说，吴敬梓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深度。

《儒林外史》问世之后，以其高超的艺术水平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赞扬，尤其是它婉转诙谐的讽刺艺术，更是令人叹为观止。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评价道：“迨《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谪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 ”，甚至认为 “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

吴敬梓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创造，把中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作者的见解并不是直接列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阐明。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吴敬梓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

下面将就《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征作三点进行一个粗浅的探析。

一、对比的讽刺艺术

对比是这部小说的为了突出讽刺效果常用到的手法。

如胡屠户对范进中举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的对比。中举前称他为“现世宝”、“癞蛤蟆”，中举后称他为“贤婿老爷”、“天上的文曲星”；对他外貌的描述也不同，中举前说他“尖嘴猴腮，不三不四”，中举后夸他“才学高，品貌好”；两次的贺礼也不同，中举前是“一副大肠和一瓶酒”，中举后是“七八斤肉，四五千钱”；离开范进家的动作神态也不同，中举前离开时是“横批了衣裳，腆着肚子去了”，中举后离开时是“千恩万谢，低着头，笑咪咪地去了”。通过对比，使他的前倨后恭、嫌贫爱富、趋炎附势、庸俗自私的典型市侩形象跃然纸上。还有对众乡邻的对比：范进中举前对范家揭不开锅，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不闻不问，范进中举后赶紧送酒送肉，搬桌拿椅。作者对他们嫌贫爱富的心态，进行了强烈的讽刺。对比之中写出人性淡薄和世态炎凉，极富讽刺意味。

除了同一个人物的前后对比，作为一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还塑造了一批体现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与体现社会腐败的反面人物进行对比。正面人物有王冕、杜少卿、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等，反面人物如前面提到的胡屠夫以及众多贪污腐败的官僚们。这一鲜明的美丑对比，大大地增强了小说的讽刺效果，越是正面人物就越显出反面人物的丑陋，以美烘托出丑的极致。

二、夸张的讽刺艺术

在小说中，吴敬梓对人物最富于特征的细节加以适当的夸张，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显目的特征上，再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即把否定的东西加以放大来产生极强的讽刺效果。

吴敬梓在真实的基础上，透过夸张这个放大镜，把生活的黑暗扩大化，把一件小事上升到人物的精神层面，反映出最深刻的内涵，让讽刺显得犀利而深刻。

如人人皆知的范进中举后因惊喜过渡而发疯的这一幕，这种夸张的讽刺艺术可谓达到了极致。当范进面对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大喜时，他那颗因饱经辛酸折磨而变得麻木的心灵，承受不住这强烈的刺激。于是，“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作者从范进几十年的辛酸悲苦来写这极度兴奋的一瞬，把看似荒唐的现象表现得如此合乎生活的逻辑，将当时的读书人热衷“科举”，一旦功名到手就如醉如痴，惊喜若狂，乃至发疯这种社会现实加以夸张的描写，从而达到了尖锐的讽刺效果。第五回中，写严监生之死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临时了还不忘灯盏里点的两茎灯草，唯恐费了油，直到赵氏挑掉一茎才断气。透过这样的细节描写，恰到好处的夸张，把严监生那贪婪吝啬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活灵活现。

三、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

小说在讽刺过程中，把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结合起来，挖掘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从而在讽刺过程中起到对社会制度进行批判和反思的目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它所写的事情是公开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足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习惯了，虽也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经它特别一提，就动人。”

吴敬梓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情，不以主观偏见去遮盖对象的丰富内容。整篇小说虽以描写反面人物、揭露反面现象为目的，但并没有因要显露出描写对象的戏剧性，而忽视人物的客观真实性。在他笔下，讽刺对象并不是无恶不作的坏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综合因素的人物，恰恰是这样，讽刺才更真实、深刻。

而讽刺这一创作手法，它本身就有着严肃性。作者必须对社会、人生作出认真的观察和思考。在这点上，吴敬梓对他所生活的社会现实有着敏锐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他的品德和见识，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那些儒林人物。他认识到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弊端和是非颠倒的社会风气，认识到生活在这一现实中的卑劣人物以及人们的一些病态心理。

同时吴敬梓的创作态度也是非常严肃的，既不是人身攻击，也不是随意嘲笑，而是把这司空见惯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提炼、概括、典型化，从人性被压抑、被扭曲中去看丑恶本质。他是怀着一种悲愤的心情去揭示人的性格的变态过程。可以说作者是站在高处来俯瞰人生，以喜剧的形式来表现悲剧的内容。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在喜剧的背后，作者把犀利的笔锋伸进人物最深的精神层面中，从而揭露这些悲剧性的社会原因，启发读者，尤其是读书人对人生价值、对生活、对社会的深刻思考。笑中带泪，是这部小说讽刺艺术的精华所在。

参考文献：

[1]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3]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李孝金.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3)

[5]周腊生.试论《儒林外史》讽刺艺术中的对比手法[J]

第三篇：谈吴敬梓《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谈吴敬梓《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内容摘要：《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清朝小说家吴敬梓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以写实主义描绘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成功塑造了生活在封建末世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生动描绘了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世态，真实地揭示了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

关键词：吴敬梓 儒林外史 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以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成为我国讽刺文学的典范，堪称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讽刺小说的第一部作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也，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杰出的讽刺艺术是这部小说艺术上最伟大的成就。该书真实地描绘了在封建“八股取士”制度下一代儒林中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假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们的招摇撞骗，以及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卑污灵魂和丑恶嘴脸。

闲斋老人在为《儒林外史》所作的序中指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砒柱。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卧闹草堂刻本评说：“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其艺术形象对于我们今日的生活，也具有非凡的观照镜鉴的意义。

现就该书的讽刺艺术分析如下：

一、讽刺艺术形象的真实性

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客观真实地描绘了一幅上自达官贵人、地主豪绅，下至贩夫 1 走卒、地痞流氓的社会生活画卷，从当时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景象中，提炼出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情节，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物，对书中的人物未加一句臧否，让人物在事件中自我表演，在言语中自我暴露。作者的人物形象、人情世态均取材于现实，并抓住这些材料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片段，加以典型概括。事件与场景平平常常，形象处处保持着生活本身固有的自然形态。

如正在居丧的新举人范进在汤知县家的那次家宴：

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说：“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牙箸来，范进又不肯举动。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的竹子的来，方才罢了。

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荦酒，却不是曾备办。后来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丸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

汤知县在备饭之前的言谈中，已知范进母亲去世，准备的菜肴虽然未写，却可从使用的餐具看出其丰盛豪华，可见汤知县自己根本就未将“居丧守制”这一封建社会十分重要的礼制放在心上。而范进面对银镶杯箸、磁杯象牙箸均“退前缩后”，在汤知县被其行为感动得担忧“倘若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时，“看见他拣了一个大虾丸子送在嘴里”，吴敬梓抓住范进那不举杯箸的忸怩作态、那拣了大虾丸子送进嘴里的举动，从其自相矛盾的行动中，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其虚伪和丑恶，戳穿了范进所谓居丧守礼的假面目。不过是毫不起眼的一次封建文人的聚会，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地方。作者的刻画又很简洁，未作丝毫的渲染。可是这寥寥几笔的勾勒，却获得十分强烈的讽刺效果。

《儒林外史》虽然植根在严肃的现实生活中，但为了达到更好的讽刺效果，作者也采用了夸张的手法，但这并不妨碍作品的真实性。在真实基础上的夸张，是讽刺所必要的。“便清晰地透出了社会的荒谬与人心的伪妄：而当人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又觉得他仍然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在第三回中写五十四岁的范进看了报帖知道自己中举以后的一段情形：

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我中了！”笑着，2 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的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一直走到集上去了。„„胡屠户凶神似的走到眼前，说道：“该死的畜生，你中了什么？”一个嘴巴打将去。„„范进因这一个嘴巴，却也打晕了，昏倒于地。众邻居一齐上前，替他抹胸口，捶背心，舞了半日，渐渐喘息过来，眼睛明亮，不疯了。

又如周进撞号板；范母一喜而死；严监生临死因点了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严贡生发病闹船家等描写，均因合理的夸张而取得了强烈的讽刺效果。从而更真实地提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二、讽刺对象的悲喜剧结合

《儒林外史》在艺术上所取得的重要突破在于将喜剧因素与悲剧因素溶为一炉，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悲剧性结合起来，用喜剧的形式反衬悲剧的本质。

范进中举的过程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范进考了几十年，在胡须花白之际遇上了与他有相似经历的主考官周进，周进看到在十二月天“头戴一顶破毡帽”身穿“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的范进时，动了恻隐之心，在范进交卷较早的情况下，拿了范进的卷子，初看，心里不喜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丢过一边不看了。又坐了一会，还不见一个人来交卷，心里想道：“何不把范进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看了第三遍，“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这荒谬的中举过程本身颇具戏剧性，如若不是周进多看了两遍卷子，范进如何能中？从这也看得出主考官周进的糊涂与无知，说明中举的人不一定就是举业如何了得，而这样的主考官，其所选中的范进的文章究竟如何，也同样是模棱两可，难以定性的。

主考官周进，是“苦读了几十年书”，到六十多岁时都还没进过学。他一出场时是在薛家集做私塾老师。到学第一天就受到“新进学”的梅玖的凌辱，把他“脸上羞得红一块白一块”。接着又是王举人来学堂避雨，王举人对他也是冷若冰霜，不屑与他为伍。周进对此虽感恼火却也无可奈何。尽管如此，老老实实教书的他最终还是被那些土豪劣绅排挤出来：“嫌他呆头呆脑，不知常来酬谢”，丢了饭碗。后来才会有他在贡院看见了天字号，“见了两块号板，摆得齐齐整整, 3 不觉眼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醒来后是“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这说明在八股取士的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和“号板”连在一起的。周进一心想成为人上人，想爬上这等级阶梯，可无力爬上去，所以会哭哭啼啼，在艰难辛酸的生活面前倍感无助与绝望。

再如做了三十年老秀才的王玉辉，穷到不能养活女儿，还要编礼书，宣扬礼教。女儿要为死去的丈夫殉身，公婆反对，他却表示“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女儿死后，妻子哭得死去活来，他却说妻子“真正是个呆子”，“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封建礼教将人性异化到如此荒唐的地步！

这种对于可悲的人间喜剧的嘲笑，是让人含泪的笑。这笑中有辛酸、有同情、有鄙夷、有愤怒。《儒林外史跋》指出，吴敬梓“所阅于世事者久，而所忧于人心者深。”他对人物的忧愤，体现在这种带着血泪的喜剧里，可说是“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这种笑让人感到作者对儒林堕落的悲愤。

三、讽刺手法多种多样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的独特性，还表现在异采纷呈的讽刺手法上。一是白描手法的运用。这种讽刺手法是指作者在叙事描写的过程中，不做主观的情绪流露，“直书其事，不加断语”，语言含蓄有味，不落一字褒贬，对人对事，纯以白描出之。所谓“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在第二十回，匡超人在与景兰江和蒋书办见面时，装腔作势“近日口气不同，虽不说，意思不肯到茶室”，在酒楼谈自己的“教习”职务时，“我们在里面也和衙门一般：公座、硃墨、笔、砚，摆的停当。我早上进去，升了公座，那学生们送书上来，我只把那日子用硃笔一点，他就下去了。学生都是荫袭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来就是督、抚、提、镇，都在我跟前磕头„„”在谈及给过自己很多帮助的潘三时说：“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访拿他的。”对这番话，作者只是悠悠道来，并无着意用力之处，但这种口气越是随便冷静，在读者的心中激射起来的反差情绪就越强烈。

第二回中对夏总甲的描写：“外边走来一个人，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 4 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寥寥几笔，就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一个狂妄倨傲的令人厌恶的下层官吏形象。

二是对比手法的运用。作者广泛应用对比的写作手法，对人物自相矛盾、表里不

一、前后不一致的表现进行了揭露，从而展现了人物性格，揭示了儒林形象，让人从滑稽中发现其内在的不协调，从而让人发笑，在笑声中体会作者的讽刺之意，产生对讽刺对象的厌恶、憎恨之情。

梅玖在周进落魄教书时，对周进极尽所能奚落挖苦，让周进万分难堪，但周进中进士后，却在范进阅卷时说自己是周进的门生，在庙里时让和尚把周进当年在庙里写的对联揭下来裱，朝周进的长生禄牌叩头。通过梅玖对周进前后态度的对照，暴露出他势利、俗气的灵魂。

严贡生是一个横行乡里、巧取豪夺的恶劣乡绅。他一出场，就是为拉拢已成为统治阶级的范进、张静斋而献呈出酒菜饭食。席间严贡生先是自吹自擂，恬不知耻地抬高个人地位，并表示：“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可笑就在此时，“一个蒙头垢面的小厮走了进来”道：“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呢。”这是作者让人物在自相矛盾的言行中进行自我否定，进行自我暴露，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人物灵魂，表现人物性格，达到讽刺目的。严贡生此时应自知在二位大人面前出了丑，然而却对小厮说：“他要猪，拿钱来！”又对二位大人说：“二位先生有所不知，这口猪原是舍下的。”严贡生自己在扇自己耳光，整个自我暴露的丑陋灵魂说明在当时腐朽的封建末世，士人居乡间的则成为土豪劣绅。

范进中举之前，胡屠户对他呼来喝去，骂他“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家里人常常挨饿，借贷无门，中举当日还抱着鸡要去卖了换米。喜报一到，众邻居“有拿鸡蛋来的，有拿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而胡屠户也改口称呼“贤婿老爷”，并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揭示了当时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世俗习气，胡屠户的市侩心理，功名利禄对世人灵魂的腐蚀。

三是对不同人物给予不同的讽刺。作者善于从可笑的喜剧表面去挖掘其内在的悲剧意蕴，给可笑注入了辛酸，给滑稽注入了哀愁和痛苦，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对不同人物进行了讽刺。作者对书中四类人物“八股士”、“假名士”、5 “贤人”、“奇人”的感情是不同的，对他们的讽刺力度也有所不同。

对于八股士，作者给予他们的是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如对严贡生、王惠这类品质低劣、见利忘义的土豪劣绅，作者对他们的讽刺是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性的。周进、范进中举前的落魄，作者还是有些同情的。一旦中了举，就摇身一变，成为欺压百姓、奉迎拍马的贪官污吏，作者对他们的态度就转变为坚决的批判与鞭挞了。对那些在举业上毫无起色又迷恋科举，转而靠招摇撞骗、附庸风雅来讨生活的假名士，作者仍是予以辛辣的讽刺。如对杜慎卿的大搞梨园选美，作者的批判形式是冷若旁观地让人物在可笑的事件中自己表露其灵魂的贫弱、苍白。尽管有些人物的性格是立体的、多层次的，作者对他们的态度总的来说还是批判的。如马二先生这个人物就很复杂多面化，他迂腐、落魄，却富于同情心，舍己为人，济人危困，但作者依然对他的可鄙可笑之出给予了辛辣的讽刺。著名的马二先生游西湖的例子，是腹中空空的马二先生在西湖的美景前的审美也如他的空腹一样贫乏。他一路只知吃零食，喝茶，读墨卷，操心选事，最后，他感到按习俗要对这真山真水赞美一番了，就仿照八股的样式，背两句《中庸》里的陈词滥调：“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迷信八股科举的马二先生已经在八股科举教条的腐化下丧失了审美能力。八股科举对士人的毒害到了如此地步！让人触目惊心。对书中的贤人，作者批判的态度是温和的，因这些人物身上有着作者人格理想的寄托，以及理想失落的无奈。王冕的旷达不拘也好，杜少卿的挥金如土也罢，以及虞博士视功名如草芥的淡泊情怀，都不过是具有“文化记忆”的具有古典文化传统人格的文人企图以洁身自好来坚决捍卫文化传统以对抗浊世的个人反叛形式罢了。迟衡山等人企图以祭奠泰伯祠恢复礼乐来扭转世风，作者对祭奠大典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但全书的结尾，盖宽再游泰伯祠时已是尘封的更为荒凉的残垣断壁。这些贤人的试图靠个人努力来拯救时世的理想，在那个以科举为唯一出路的势利社会里仍是失败了，这饱含了作者自己“补天无力的无奈”。篇末对市井四奇人的交代，不过是在贤人救世无力的正道之外，让生活在基层的知识分子以自食其力、傲视社会、追求自身人格的独立完整，传承优秀文化传统来反叛现实的一种无奈方式。这四类人物相互对比、映衬，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儒林的种种现状，对儒林群丑有了更深的认识，更深刻地领悟了作者对世风日下的封建末世八股科举对士人灵魂的扭曲和毒害的忧愤，以及对 6 此的无奈。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作家应用了一系列讽刺手法为我们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儒林人物。鲁迅先生说：“悲剧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讽刺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这就是该书的讽刺艺术精华所在。它通过以喜剧形式表现的一些悲剧性人物，这些人物除极少数极端恶劣之外，大多还是老实本分的人，他们在封建八股取士制度和当时丑恶腐朽世风的影响下，思想被禁锢了，道德被腐朽了，成为言语迂腐、举止鄙陋、思想腐朽甚至道德丧失的喜剧人物，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有让人喜爱及同情的一面。作家对他们的讽刺态度是既嬉笑怒骂，又哀婉叹怜。这是本书最出色的讽刺手法，即“笑中含泪”，所以该书成为“说部中乃有足称讽刺之书”。

参考文献

①、②、③周月亮：《误解与反讽》，见《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京）1996.3.64—69 ④贾学清：《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见《学术交流》2005、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论雷峰塔的倒掉 郭预衡《中国文学史》

第四篇：论《儒林外史》讽刺艺术

论《儒林外史》讽刺艺术

摘要：《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托明写清，以功名仕禄为中心，描摹形形色色儒林文士的性格与命运，展现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俗画卷，是一幅活生生的社会面貌图。《儒林外史》运用人物描写、夸张、对比等艺术手法，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讽刺艺术的基础，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他以独特的视角和鲜明的写作手法生深刻的剖析了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知识分子内心，对封建社会中那些不知廉耻追逐功名的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关键词：《儒林外史》讽刺艺术对比手法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卓越的揭露封建科举制度弊端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这部小说虽借明朝的历史，但描绘的人物和叙述的故事多清朝生活中真人真事，因此，《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塑造了一系列生动且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第一次对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挞。小说对科举制度毒害下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深刻剖析，对封建社会中不知廉耻追逐功名的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儒林外史》对封建社会揭露得深刻透彻，它的讽刺手法淋漓尽致，读过此书，使人“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它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加上作者的天才创造，把中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一、用人物自身的言行来表现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通过对形形色色儒林人物的刻画，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了封建社会各个方面的风貌，深刻地披露了精神空虚，道德堕落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作者的笔下，这些人物个个描绘的性格鲜明。像周进、范进、马二先生、严贡生、严监生、匡超人、牛浦郎、杨执中、张铁臂、胡屠户、王仁兄弟、杜少卿、沈琼枝等，个个都栩栩如生，各具其不同的性格和特点。作者通过人物的嘲弄，讽刺的笔法，描写了封建社会儒林人物醉心科举功名，把读书中举看成是人生惟一追求目标的种种丑态。以此来揭示对科举考试制度的不合理，对社会腐败黑暗现象和世态人情的揭露和批判。《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其一的表现就是用人物自身的言语行动来表现讽刺艺术。作者从未对《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做出评价。他对书中人物的爱憎感情总是隐含在对人物具体的形象的艺术的描写之中。作者以冷静、客观的写实风格，如置身事外，对书中人物未加一句臧否，让人物在事件中自我表演，在言行中自我暴露。作者把对人物的爱憎感情隐藏在对人物的描写和揭露中，并不凭借抽象的说明。二娄与杨执中一案，作者不动声色，冷若旁观地描述他们之间的那场“误中缘”。二娄一而再、再而三地有证据确认杨执中是高人，是自己要追觅的真君子，杨执中把自己耽于读书，以无用为高视为真古典遗脉存留，与二娄真是两相误来又自误！此节读来是引人入胜，令人捧腹，作者极尽讥讽之能事，但通篇未见一语刺辞。老妪的误听、拒门、杨执中的蠢儿子抢食、杨执中摩挲铜炉度过饥饿尤其让人印象深刻。二娄试图像孟尝君一样礼贤下士，不过只得其皮毛，杨执中也不过是自视清高、返朴未

必归真的待沽不售的废物。作者虽然不单独出来评价，可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性格及作者的爱恨感情却能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作者描写人物的言语行动不仅仅停留在外部的表面形象上，而是能从表到里，由浅入深的进入到要描写人物的内心深处，进而挖掘出人物的灵魂。

《儒林外史》要控诉的是危害儒林的厄运，而不是被厄运危害的儒林。《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让人阅读《儒林外史》有一个审美进程，首先进入讽刺喜剧，即“丑史”的表层，进而直达社会悲剧也即儒林痛史的深层。把这两个层次结合起来思考，我们会发现：《儒林外史》不只是令人鄙弃的儒林丑史，更是发人深省的儒林痛史，讽刺喜剧中渗透了浓烈的悲剧情思，悲喜剧融汇是它独特的审美品。[1]人物自身的言语行动能更好的表现讽刺艺术，又如在《范进中举》这篇文章中，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两个人物是范进和他的岳父胡屠户。写胡屠户以杀猪卖肉为生。写他倔强、势利，在范进中举之前对他表现出极大的鄙视，时常抱怨自己瞎了眼，错选了女婿，而范进中举之后，却一反常态，将范进奉为神明，并说：“我小老儿这双眼睛，都是认识人的，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再如写胡屠户的势利之心，范进中从集市上回家的途中，胡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小说不是直接用文字写出胡屠户势力，而对于胡屠户举止行为的前后矛盾的描写，生动勾画出一个市侩小人丑恶的嘴脸。这种婉曲的讽刺意味，就是鲁迅所赞扬的“婉而多讽”而写范进，主要使用了讽刺的笔法写他的卑怯；但通篇却也找不到“卑怯”这个词。

《儒林外史》中的不同类型人物之间也形成了相互对比、映衬。与两类反面人物形成对比的是作者塑造的正面人物。如“真儒”虞博士、“汉皋神女”王冕、杜少卿等，他们在世风日下、黑暗污浊的社会现实中，仍保持人格的独立和优良的文化传统，鄙夷功名富贵。最后的“市井四奇人”，仍是保持人格独立，追求淡泊的王冕式的人物。作者应用如此多样的对比、映衬手法，对我们认识人物形象，理解作者对理想失落的文人的扭曲的悲悯及对八股科举的愤恨有很好的表现力，从而达到了辛辣的讽刺目的。作者对不同的人物给予不同的讽刺。从其中许多篇文章可以看出作者善于从可笑的喜剧表面去挖掘其内在的悲剧意蕴，给可笑注入了辛酸，给滑稽注入了哀愁和痛苦，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对不同人物进行了讽刺。作者对书中四类人物“八股士”、“假名士”、“贤人”、“奇人”的感情是不同的，对他们的讽刺力度也有所不同。对那些在举业上毫无起色又迷恋科举，转而靠招摇撞骗、附庸风雅来讨生活的假名士，作者仍是予以辛辣的讽刺，尽管其中有如马二先生者，性格复杂遭遇也令人同情。对于八股士，作者给予他们的是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对书中的贤人，作者批判的态度是温和的，因这些人物身上有着作者人格理想的寄托，以及理想失落的无奈。鲁迅指出：“敬梓之所描写者„„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2]《儒林外史》塑造了许多当时社会的典型人物，其以其三十万字的篇幅，共塑造出了三百多个人物，其中主要人物即有五、六十人。在作者的笔下，这些人物个个描绘的性格鲜明。从人物描写来看，讽刺艺术在《儒林外史》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二、多用夸张的讽刺手法写人议事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善于运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人物可笑可鄙之处，达到讽刺目的。高尔基说过：“艺术的目的是夸大美好的东西，使它更加美好；夸大坏的——仇视人和丑化人的东西，使它引起厌恶，激发人的决心。”[3] 一个成功人物形象的塑造，一个典型细节的刻画，都必须依靠一定的富有特征的事件体现。否则，作品就会枯燥无味，形象模糊，不可能真实生动地反映生活真实。《儒林外史》很多地方截取了人物富有特征的细节来夸张描写，将典型的细节和合理的夸张结合起来，以揭示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

小说第五回写严监生之死，就是著名的例子。严监生非常富有，但悭吝成性，他一家四口，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吃，每当小儿要时，只在熟切店里买四个钱的哄哄就是了。悭吝的性格使得严监生临死前还“伸着两个指头”不能咽气。这两个指头是什么意思呢？家里人都围在床前不断发问：有说是两个人的；有说是两笔银子；有说是两位舅爷不在跟前的。严监生听了，直是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了”。作者将情节放大，造成难解的迹，最后由他的妻赵氏将迹底揭开：“爷，别人都说不相干，只有我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心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将手垂下，顿时就没了气。这个细节属于夸张，但它异常生动、深刻地揭示了严监生受财如命，辛辣地讽刺了这个悭吝的地主，写出了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儒林外史》以写实手法讥讽世态人心，虽然情节的铺展是冷静、平实，极具分寸感的，而行文却不乏夸张甚至荒诞，对周进受辱、范进中举、马二先生的刻画莫不如此。正如鲁迅先生曾说《儒林外史》“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其实这也正指出了《儒林外史》与前人讽刺作品的不同。由于采用了“展示”的表现手法，让人物以自身的言行进行人物性格的塑造，作者的影响被隐藏在小说的背后，从而打破了传统小说一元化的视界结构，客观性、真实性被大大强化了，讽刺性显得更为强烈。而这被强化的内在指向正是人物的内心世界。小说开头所写的周进，六十多岁了，连个秀才也不是，因而备受众人的奚落和嘲弄。当他到省城参观贡院时，看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的不省人事”。众人把他救醒后，“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众人将他抬出贡院，他“不顾众人，又放声大哭起来”。直到众人决定出钱替他买取监生资格，他才“再不哭了，同众人说说笑笑回到行里”。在这段描写中，作者“直书其事，不加断语”，没有静态的心理描绘，完全是事件场景的客观描述。但周进从“哭了又哭”到“说说笑笑”，其实正反映了其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把一个对科举抱有幻想而又备受压抑、苦苦挣扎的老书生形象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了，起到了较强的讽刺效果。

当然艺术的真实并不排斥夸张，在真实的基础上夸张，是讽刺所必要的。夸张即是即把某种需要否定的东西延伸放大，以揭示出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例如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范母一喜而死；严监生临死因点了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严贡生发病闹船家等精彩描写，都因为合理的夸张，而取得了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从而更真实地暴露了问题的本质，起着深刻的批判作用。上面提到的范进因中举喜极而疯，在挨了一个巴掌后才清醒过来，这是故事的基本情节，是用夸张手法虚构出来的。这看来似乎离奇得很，却如鲁迅所说也是“会有的实情”，因而是可信的。理由是，当时士人热衷于科举，一旦功名到手就惊喜若狂，更何况范进20岁开始应试至今已有35年，在如此漫长的等待之后，他的愿望终于变成现实，又怎能不惊喜得发疯呢!中举，对范进来说自然是荣耀之至，但挨巴掌却是受辱，荣而后辱，这是作者有意鞭挞他的丑恶灵魂，具有极强的讽刺意义。

三、广泛强烈的艺术对比

吴敬梓采用广泛而强烈的艺术对比手法，成功地塑造各类人物形象。他在刻画人物时，常常并不直接说明自己的意图，而是让人物用自己的言行将深藏于人物心灵深处的卑污揭示出来，造成强烈的讽刺效果。

如《范进中举》一文中写胡屠户及众乡邻用的就是对比手法，通过他对范进中举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揭示胡屠户及众乡邻嗜钱如命、嫌贫爱富、庸俗自私的市侩性格。胡屠户在小说中的表现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叫做“前倨后恭”。前面非常倨傲，后面又很恭敬。正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下，才有范进不懈地跋涉在科举的道路上的表现。作者运用对比映衬手

2法塑造人物形象，在不经意中强化讽刺效果。胡屠户两次“贺喜”的鲜明对比，展示了世态炎凉，把他的嫌贫爱富表现得极为真实。第一次“贺喜”：当范进考中秀才时他来了，“手里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坐下便挖苦范进“现世宝”“穷鬼”，说范进中相公，是靠他“积了甚么德”，然后居高临下地教训范进，虽中了相公，不可在他这样“正经有脸面的人”面前“装大”，要立起“规矩”，不能有失“体统”。吃、喝加教训到日西时分才离去。临走的神态是“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第二次“贺喜”，是在范进中举发疯的时刻。听说女婿中举，立即带着烧汤的二汉“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正来贺喜。”当众人要他打醒范进以治其疯病时，这个平日百般辱骂、讽刺女婿的他今日却犯难惶恐了：女婿中了举人，“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否则阎王要让下“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经过众人怂恿、劝说，他连喝两碗酒壮胆，才颤着手“打”了范进一下，却不敢再打第二下。范进醒来，胡屠户更怕了，“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而且“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他很懊悔打了“文曲星”。回家途中，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又高叫：“老爷回府了”。作为范进丈人的胡屠户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范进中举之前，家里人常常挨饿，借贷无门；中举喜报一到，范进自己喜得发了疯，大出洋相；众邻居呢，一反常态，“有拿鸡蛋来的，有拿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连做过知县、横霸乡里的张乡绅，也自道“一向有失亲近”，立即成了“至亲骨肉般的”“年谊世好”，又送银子又赠房屋。从此，“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不到三个月，范进家里什么都有了。这样，通过鲜明的对比，就轻松地、活灵活现地勾画出了胡屠户及众乡邻庸俗势利的市侩小人嘴脸。

《儒林外史》将各种对比交错使用，显得摇曳生姿。对比两项，或前详后略；或前略后详；或两者皆详；或两者均略，灵活跳脱，绝无板滞拖沓之感。如写周进、范进发迹的前前后后，就是用的明比。周进当童生时，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了，却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受尽欺辱和冷遇，并因此悲愤得撞过号板。一旦考中进士，立即“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请吃酒、送贺礼的人络绎不绝。薛家集做过学堂的观音庵里，居然供起了“周大老爷的长生牌”！他以前写的对联也被揭下来仔细装裱。那个因进学在先，曾尽情奚落过周进的梅玖，竟在范进面前冒认周进为“业师”。对篇中主要人物范进，文中通过他中举前后境遇和心态的变化，也进行了对比描写。中举前，范进是饥寒交迫，受尽人间白眼和嘲讽，“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去参加乡试，回来“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被胡屠户知道，又骂了一顿”。出榜那日，家里已经断炊。他不得不去集上卖鸡换米，邻居找来报喜，他却怎么也不信。而当确认“中了”后，终于喜极而疯。然而毕竟中举了，马上一切都变了。醒来后的范进对平日惧怕的岳父胡屠户也不怕了，由先前称其“岳父”改呼为“老爹”；时常嘲弄他的众邻居、素不相识的张乡绅也都来套近乎了。范进“洗了脸”，开始接受众人的朝贺。立即，房子、田产、金钱、奴仆，不招自来。这样，通过前后生活境遇和心态的强烈对比，把范进醉心功名、灵魂卑劣的腐儒形象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

围绕范进、周进这两人命运的对比，含有两层意思。对世人，是态度的变化：前倨后恭、先冷后热，真实地描绘了病态社会里庸俗、势利的人生画卷，满怀痛惜之情讽刺了可怜的同胞在封建重压之下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奴性，和谄上骄下的丑态。对二进，是地位变化：穷则人尽弃之，达则人皆趋之；转眼之间，从受人白眼、生活无着变为受人尊崇、锦衣玉食。真是“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这就点穿了士子们醉心举业的原因，也揭露了清代统治者实行科举制度决不是要选拔什么人材，而只是笼络士人的一种手段。周进曾因百考不中悲痛欲绝而头撞号板；范进却是一朝侥幸大喜过望痰迷心窍。这也是一种鲜明的对比。它讽刺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使士子们利欲熏心、丧魂失魄，既无是非观念，也无理想抱负，人人变得堕落无耻，糊涂愚妄而不自知。这样的对比手法并不是吴敬梓的创造，但他运用起来，却有自己的特色；寓分明的爱憎感情于平静、严肃的叙述之中，情节的发展象生活本身一样

3生动自然，毫无油滑或矫揉造作之弊。

通过对比使作品思想十分尖锐，针针见血。在刻画人物时, 常常不直接说明自己的意图, 而是通过鲜明的对比, 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深刻的含义, 引导读者一道爱其所爱,憎其所憎。王冕、杜少卿等是作者理想中“振兴世教”的人物。其中王冕在第一回出现,成为衡量全书人物的尺度, 力求达到“敷陈大义”和“隐括全文”的目的。杜少卿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官宦人家的后代,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者”。这些人物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功名富贵采取否定的态度, 并敢于蔑视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势。他们的对立面,就是匡超人、牛浦郎以及权勿用、杨执中等一批堕落的儒林人物。匡超人伪造文书、代人考试、修妻再娶、忘恩负义。牛浦郎为了结交官府, 贪图名利, 竟冒名牛布衣, 进行招摇撞骗,后来原形毕露。通过对比,说明这类人物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必然产物,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见功名富贵腐蚀人心的恶劣影响。地主盐商的丑恶言行与市井细民的高尚品德的对比, 显得泾渭分明。严监生和胡三公子, 他们食而无厌地聚敛钱财,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盐商宋为富恬不知耻地宣称:“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并且飞扬跋扈, 只要一个诉呈, 打通关节, 立即就能取得诉讼的胜利。第五十五回写了四个自食其力的奇人:会写字的季遐年, 卖火纸管子的王太, 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他们都不是科举场中的人物, 但他们自食其力, 品格高尚, 与前者形成显明的对比。

总之，《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其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鲁迅先生评为“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作为讽刺艺术的典范，它的高明处主要在于是用真实而典型的故事情节来体现讽刺的意味，而不是由作者露面直接对形象作如此这般的揶揄和嘲弄。仿佛只是信笔写来，读者却感到心驰神迷，余味无穷。不难看出以讽刺见长的《儒林外史》，由于作者熟悉生活，深入生活，同时又能运用生花的艺术之笔，遵循着艺术的规律去描写人物、刻画人物，因而才塑造出了一组组不同性格的人物群像，从而成为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做出了广阔而深刻的反映，正因如此，才奠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参考文献

[1]顾鸣塘著《〈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 著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年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3]高尔基：《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414页。

第五篇：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模版]

浅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部讽刺巨作，它的讽刺艺术历来为人们所称赞。鲁迅先生对他的评价很高。杰出的讽刺艺术是这部小说艺术上的突出成就，整部小说的成功也正是与这一成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鲁迅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能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又说：“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 纵观我国古典文学，直至吴敬梓《儒林外史》的问世，才真正达到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高峰。

《儒林外史》的讽刺风格，不是剑拔弩张的“犀利”，而是娓娓道来的深沉，即如鲁迅所说的“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它的写作背景虽为明代中叶发生的故事，然而实际上影射着清政府统治下的18世纪的中国社会，以封建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中心，揭露封建社会末期的各种丑恶现象。作者以严肃的态度、老辣的笔调、诙谐的言辞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科举制度，勾勒出一幅幅姿态各异、畸形发展的士林群丑图。由此看来，《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小说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它的讽刺艺术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讽刺艺术和现实主义叙述的统一

《儒林外史》中很多人物都是有原型的，这就增加了文学形象的真实感。许多人情世态也都是当时社会上常见的,作者抓住了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作为文学形象，这些人物巨大的概括性，又反映了时代的真实。作品的事件与场景平平常常，作品中的形象处处保持着生活本身固有的自然形态。作者将它们加以集中概括，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物，不公开作褒贬，真实地、生动地描绘出儒林中可笑、可恶的情态。

讽刺的可贵之处在于讽刺必须使读者体会到讽刺者赖以出发的理想，在于能够面向社会，挖掘其社会根源。《儒林外史》正是这样。它讽刺的矛头虽然直接落在某一个人身上，却始终使人感到人身上的罪恶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产物，是制度和环境造成的罪恶。比如像周进看见号板一头撞倒，范进听见中举忽然发疯，马二先生游西湖无心赏景，只是大嚼零食，留意八股选本的销路，都使人感到是人心风俗如此，是环境的产物。

二 运用白描的手法达到讽刺的目的这种讽刺手法是一种比较冷静的讽刺风格，是指作者在叙事描写的过程中，不做主观的情绪流露，“直书其事，不加断语”，语言含蓄有味，不落一字褒贬，对人对事，纯以白描出之。所谓“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比如，第二十回，匡超人对这景兰江和蒋书办攻讦曾经给过他许多帮助的潘三说：“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对这番话，作者只是悠悠道来，并无着意用力之处，但这种口气越是随便冷静，在读者的心目中激射起来的反差情绪就越强烈。作者在描写假“名士”杨执中、权勿用、景兰江、支剑峰等人时，通过几次“名士”聚会的集中描写以及其他分散的漫画式的勾勒，暴露了他们自命风流、帮闲帮凶和招摇撞骗的丑态。

三 运用人物言行的自我矛盾强化讽刺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能针对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像描写范进在汤知县家里吃大虾仁丸子就是这样。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常采用当面揭穿法，让讽刺对象处在很尴尬的境遇中。如第四回严贡生正在对范进，张

静斋吹嘘自己“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厮就跑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第二十回匡超人吹嘘自己的文章选得好，名气大，说：“现在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桌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当即笑着对他说：“先生此言差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也。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

四 悲剧性和喜剧性的统一

吴敬梓善于“从悲剧中发现喜剧”，作品中的喜剧性人物都或多或少的具有某些悲剧性特点。悲喜结合是《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主要特点之一。周进读了几十年书，考了几十年，却屡试屡败，胡子都白了，还是个童生。因未进学，不得不卑躬屈膝，忍受着新进学的梅三相公的嘲笑；因未进学，当中过举人的王惠来学堂避雨时，更是曲意逢迎、低声下气，唯恐怠慢了贵客，给王惠准备丰盛的晚餐，而周进自己却是“一碟老茶叶，一壶热水”下饭。第二天，客人扬长而去，留下的是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使“昏头昏脑”的周进“扫了一早晨。”然而，周进尽管精神上一次次受到创伤，受尽了轻蔑和侮辱，他仍然按捺性子去支撑寻扭曲了的灵魂。以至参观贡院时，见了号板痛器，“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直器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当人们可怜他，要凑银子为他捐个监生时，他爬到地上磕了几个头，说：“劳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何等低下的人格，多么庸俗的嘴脸，这就是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丑恶形象。作者通过“周进撞号板”这个令人哑然失笑的行动，以悲喜结合的手法辛辣地讽刺了科举制度的罪恶。

还有从作者颇具匠心设计的“范进中举发疯”等典型情节中，充分展现了封建社会文人醉心举业的心理状态。屡试屡败给儒生们带来自卑感，但一旦考中，转眼间一步登天，升官发财，“荣宗耀祖”、“显亲扬名”。好些“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相与。”深刻揭露了“功名”与“富贵”的关系。此外，诸如王玉辉鼓励女儿殉夫，当女儿绝食而死，他不仅没有悲哀，反而“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用全部心血去教四岁的儿子学八股文，以使将来儿子得了功名，讨个“封诰”；马二先生游西湖，不是想喝茶吃东西，就是读墨卷，看请仙，拜御书，对西湖的秀丽景色一无兴趣等等。这一切无不是令人拜会腹大笑的喜剧。同时它又是人性被毁灭的社会大悲剧。使我们在大笑之余，认识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认识到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对人的灵魂的腐蚀，如何使人愚昧无知和精神麻木的。它带给我们的是流着眼泪的笑。

五 针对不同的人物作不同程度的讽刺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能针对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他对于王惠、汤知县、严氏兄弟、王德、王仁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是无情地揭露和严厉地鞭挞。对于马二先生则既有批判讽刺，也有表扬赞誉。对他的迂腐、庸俗、无知，迷信科举，作了讥讽、揶揄；而对于他急人之难和诚笃善良的品格又予以肯定和称赞。有时作者还能随着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品格的变化分别采取不同态度。范进在中举之前，境遇相当可怜。作者对他虽然有讥刺，但怜悯的成份多。范进中举发疯的描写直使人感到作者是饱含热泪在抒写这个被科举制度扭曲了的形象。等到范进中了举，做了官，变得虚伪恶劣，作者的态度也随之改变，那嘲讽是辛辣的，讥刺是冷峻而严厉的。再比如，关于匡超人的描写也是有层次而富于变化的。作者随着匡超人堕落的过程，对他的态度也越来越疾言厉色。这些都反映了作者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讽刺是从生活的真实出发，而不是

从概念和公式出发。

吴敬梓将矛头指向罪恶的社会制度,体现了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儒林外史》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加上作者的天才创创造，把我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写出了这部“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它不但奠定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还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