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围城中的比喻与讽刺艺术

第一篇：浅谈围城中的比喻与讽刺艺术

浅谈《围城》丰富的比喻与讽刺手法

摘要：《围城》是钱钟书的长篇小说，故事主要写了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形象，并用了幽默诙谐的语言进行了生动的比喻和讽刺，书中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多位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围城中多处比喻与讽刺的例子，与所描绘的人物形象，来探索《围城》所描绘的年代知识分子们的性格特点和价值观念。

关键词：《围城》 知识分子 比喻 讽刺

一、所用的比喻本身特点：不落窠臼，形象巧妙 《围城》作为钱钟书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自重版以来，一直备受读者的喜爱。惯用比喻，是作品的一大特色。有人统计，在《围城》这部23万余字的小说中，所用的比喻竟达700多处。这在中国的长篇小说中是绝 无仅有的。文中的比喻旁征博引、机智俏皮、随手拈来。他的小说中如夜空繁星般的比喻中，一个最大的特色便是不落前人窠臼，形象而又巧妙，就是说本体与喻体的联系是新鲜的。“（方鸿渐）想这是撒一个玻璃质的谎，又脆薄，又明亮，汽车夫定在暗笑。”“（王美玉）满嘴鲜红的牙根肉，块垒不平像侠客的胸襟。”把撒谎比作玻璃，把牙根肉比作侠客、块垒不平的胸襟，让人觉得新鲜别致。

当赵辛楣初遇方鸿渐时：“赵辛楣和鸿渐拉拉手，傲兀地把他从头到脚看一下，好像鸿渐是页一览而尽的大字幼稚园的读本。”这个比喻中，本体和喻体不能分开，因此才产生了让人吃惊不已的修辞效果，从而把赵辛楣既轻蔑又嫉妒的复杂感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又如，“方老先生因为拒绝了本县汉奸的引诱，有家难归，而政府并没给他什么名义，觉得他爱国而国不爱他，大有青年守节的孀妇不见宠于翁姑的怨抑。”一位有名士风度的老先生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与青年孀妇的“守节”等同起来，这种比喻突兀、怪异、有很大的“落差感”，使人啼笑而非，有着强烈的艺术效果。再如：

（陆子潇）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

（高松年）把表情整理了一下，脸上堆的尊严厚得可以刀刮。

上面的每一个比喻都显得非常生动形象，新颖而令人印象深刻，这种带着点顽皮气质的比喻中，文学大师的那一种朴素而深刻的文学气质也暗暗显露了出来。

二、比喻手法与形式的多种多样

《围城》中的比喻手法多种多样，有明喻、暗喻、借喻、曲喻、博喻等。各种手法运用得得心应手、活灵活现。

比如：“他们俩虽然十分亲密，方鸿渐自信对她的情谊到此为止，好比两条平行的直线，无论彼此距离怎么近，拉得怎么长，终合不拢来成为一体”运用的是明喻。两人的那种情谊的局限感被两条平行线形象地表现了出来。“鸿渐想上海不愧是文明先进之区，中学女孩子已经把门面油漆粉刷，招徕男人了，这是外国也少有的”运用的是隐喻，一种生动的讽刺已经暗含于其中。“她（胖女人）手上生的五根香肠，灵敏得很”运用的是借喻，这样的比喻一点也不生硬，非常自然，就像普通的说活一般。“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运用的是曲喻。钱钟书的把各种比喻手法灵活地运用了出来，完全不像我们拘泥于那么几种略显僵硬的比喻手法，自然中带着生动，灵活自如地使用多样的比喻手法，句段中的讽刺之意显得幽默诙谐而不失去深度。

钱钟书在他的《宋诗选注》中，曾对苏轼诗歌善用“宋代讲究散文的人的所谓‘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莎士比亚式的比喻”表示赞赏。他本人也在《围城》中作了成功的尝试。试举一例：“鸿渐没法推避，回脸吻她。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或罗马教皇的大脚指，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一口气连用了三个比喻。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很多，它们构成了《围城》博喻的一大特色。

三、比喻与讽刺的幽默结合

讽刺是以蔑视与嘲弄的态度表现生活，揭破人性的丑态和恶行的，是最尖锐的社会批评，笑中带刺，是鞭挞与指责的升华。幽默是轻松、诙谐、戏谑对待人生和世界的态度，是深厚文化的沉淀和天性的延续，是博大精深哲理的折射，是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和注释。事实上，小说令人吃惊的讽刺与幽默的效果正是通过如落英缤纷般的妙喻才表达出来的。

如把方鸿渐与爱尔兰人尔虞我诈的交易当成一次“外交”，黑色讽喻了外交的欺骗性，同时鸿渐的“唯一胜利”揭露了当时中国在外交上的失败，喻示只有通过欺骗的手段才可能取得外交上的胜利。用黑色的幽默使外交上以及人与之间交往的阴险狡滑毒辣跃然纸上。

又如：“物价像吹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得道成仙，平地飞升。公用事业的工人一再罢工，电车和汽车只恨不能像戏院子和旅馆挂牌客满。„„贫民区逐渐蔓延，像市容上生的一块癣。政治性的恐怖事件，几乎天天发生，有志之士被压迫得慢慢像西洋大都市的交通路线，向地下发展。”这一连串形象的比喻，初次听得使人感到风趣幽默，暗暗品味，便马上感觉到这种幽默语气下的浓重忧愁和讽刺，使得嘲讽对象即抗战初期那个病态社会的腐朽黑暗状况显得历历在目，触目惊心。这种多样的黑色幽默，令人对那个腐朽的年代啼笑皆非。

四、《围城》比喻的丰富内涵与现实意义

《围城》的比喻，除了具有出人意表的新颖特征外，围城的比喻常常具有瓦解被比喻事物的表面意义的功能。就拿将文凭比做亚当、夏娃的遮羞树叶这个比喻来说，本来，文凭，特别是方鸿渐想拿的博士文凭，在学术界看来，文凭无疑代表着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学问储备的规模以及学术的研究范围的大小，文凭是学术权威机构发给学人的一种学历和学位证明，一般来说，一张博士文凭当然包含着某种权威性和严肃性，可是一旦被说成是遮羞树叶，其权威性和严肃性则大打折扣，原来是因为学问的充实，学术水平的提高，才被赋予文凭，被说成是遮羞树叶，则恰恰是因为学问的空疏，研究能力的缺乏，而要用文凭来“遮丑”，这恰恰是将文凭的功能来一个彻底的“颠覆”，却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代文明的产物——文凭的“误用”和“滥用”，一个小小的比喻，却表达了对现代教育制度的某种疑问和讽刺。更告诫了我们对于文凭的看待，绝对不能那么的肤浅与愚昧。

在《围城》中，类似这样的比喻还很多，比如，“方老先生因为拒绝了本县汉奸的引诱，有家难归，而政府并没有给他什么名义，觉得他爱国而国不爱他，大有青年守节的孀妇不见于翁姑的怨抑。”在“守节”这一点，方老先生与孀妇当然有相通之处，但是，方老先生的“守节”是与庄严的爱国情绪联系在一起，这与青年孀妇的“守节”，不是同一“级别”，方老先生的“怨抑”是联系着某种慷慨激昂的爱国情绪，而青年孀妇的“守节”，不管如何“怨抑”，总是更个人些，与个体的命运联系得更紧。另外，方老先生是一位具有名士风度的老先生，把他与一个年轻的孀妇放一块儿比较，难免有一种突兀怪异的感觉，如此，在具有“守节”这个相似性的前提下，这种不伦不类的“差异感”便不能令人发笑，“化褒词为贬语，转庄意为谐谈”，就有了某种强烈的幽默效果，而那种当时知识分子愚昧心态便暴露无遗。结论：

钱钟书先生说：“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根本。”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一书中的比喻、讽刺手法令人叹为观止，比喻语言的新颖、不落窠臼，比喻手法的多样混合，灵活运用，比喻背后黑色幽默地精妙深意，与这些句子背后对于当时腐朽社会的鞭挞令人大开眼界，比喻在我们眼中不再只是一种僵硬的修辞手法，常常在他它背后隐藏着的深意总是值得人们捉摸。总之, 《围城》是一部读来如嚼橄榄、回味无穷的奇书。它时而让你笑, 时而让你哭, 在妙趣横生、妙喻迭出的幽默讽刺外表下, 深藏着令过来人低徊轻叹、惘然若失的悲剧底蕴。参考资料：

1.钱钟书：《围城》

2.杨增勋：论《围城》比喻艺术的特点 3.浅析《围城》讽刺艺术》

4.肖里海：论《围城》中讽刺艺术的运用

第二篇：《围城》中的比喻

论《围城》中不恰当的比喻

《围城》一书既没有惊心动魄的刀光剑影,也没有古怪荒诞的蹊跷构思,更没有扑朔迷离的传奇色彩,但她却能扣人心弦,引人渐入佳境,牵动中外千万读者的思绪与情感。究竟是什么原因?除了小说所反映的是不多见的题材这一因素以外,恰当的文学语言的运用是小说成功的第一要素,仅就比喻而言,笔者认为,《围城》可谓比喻辞格的“百科全书”, 书中各类比喻一应俱全,通篇堪称比喻手法之集大成。作者对语言的驾驭娴熟高超,尤其对比喻的运用几乎达到了传神入化的境界。比喻辞格俯拾即是,妙语联珠,其使用频率之高,构成了此部小说的重要特色之一,令人叹为观止。这些,许多研究者都早有了细致的分析和精当的评价,但在这成百的比喻中是否都字字珠玑、“喻喻”生辉呢?通过对全书500多个比喻的精心比较和分析,从语境的角度来看,有一小部分比喻的使用是牵强的,不合理的,甚至是错误的,它们像一首优美乐曲中的不和谐音,损害了作品的整体表达,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本文将从比喻的雅化、俗化和泛化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以让广大读者对于《围城》中众多比喻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①

一、比喻的雅化

比喻的雅化是用典雅的、外来的或古典书面的喻体来比喻一个一般性的事物,也就是引用经典,使比喻走上陌生化的道路,以其陌生的比喻来寻求出与本体既不似又相似的某一点,把非常具体可感的形象和情态幻化为一种读者较为新奇、颤动的事物上,在这种新奇、颤动中形成动态美，这种动态美,不再仅仅停留在表层意思的分析上,而必须深入到本体与喻体之间的深层关系中方能领悟其比喻的独特和效果的巧妙。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过程中要有创造性转化,如果缺少这一环节,就很难领悟到其中的妙处。由于钱钟书先生在进行《围城》创作时一味地强调比喻的雅化,而使一些比喻走上了晦涩之途;同时又往往采用喻体复杂的结构句式,造成了比喻格式与小说叙述语言的不协调,偏离了小说叙事风格和人物形象描写这一主体,背离了小说创作的初衷。本文对雅化比喻作了统计,有多处的使用不太恰当,我们在下面就分析一下：

(1)她们见了大嫂的相貌,放心释虑,但对她的身材,不无失望。柔嘉虽然比不上法国剧人贝恩哈脱(Ｓａｒｃｈ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ｔ),腰身纤细得一粒奎宁丸吞到肚子里就像怀孕,但瘦削是不能否认的。“双喜进门”的预言没有效验。

在本段文字中,用了一个法国剧人来与孙柔嘉的腰身纤细相比,虽有相似之点,但使用了雅化的比喻后就给人以隔的感觉,毕竟用一剧人与身材相比总给人不协调之感，使叙述不再流畅。

(2)那赵辛楣本来就神气活现,听苏小姐说鸿渐确是跟她同船回国的,他表情更仿佛鸿渐化为稀淡的空气,眼睛里没有这人。假如苏小姐也不跟他讲话,鸿渐要真觉得自己子虚乌有,像五更鸡啼时的鬼影,或道家“视之不见,搏之不得”的真理了。

本段文字连续使用了3个比喻,是比喻的连用,一是方鸿渐在赵辛楣的眼中如“稀淡的空气”,即是眼中无此人;另外两个比喻是方鸿渐的内心感受,自己如“鬼影”,如“道家‘视之不见,搏之不得’的真理”,也都是表明自己在他人心中的无足轻重的心理。在这3个比喻中,前面的两个比喻已经将方鸿渐的此种心态表达殆尽,但作者又用了一个雅化的比喻“道家的真理”作比,反把读者的注意视点拉向了喻体本身:道家真理的玄妙上。因为道家的真理用老子的话来说是“道可道,非常道”,是用了难于述说之喻体来比喻易于理解之本体,使比喻的含义发生了转化,本来是容易理解的,而现在却变成了玄妙,这个比喻的使用实在大可没有必要。

此外,小说中尚有许多比喻带有雅化倾向:鲍小姐是块肉的比喻,日本飞机轰炸是倾国倾城,沈太太的狐臭味比作古罗马成语的愠羝、巴黎大菜场交响乐,三闾大学刘东方之妻刘太太

③

②夸不足一岁的儿子是“殇儿墓志”,方鸿渐与孙柔嘉吵架是“古史辩”等等。

二、比喻的俗化

比喻的俗化与比喻的雅化正好相反,是作者为了寻求表达的新颖性,以收到异乎寻常的效果,而在庄重、庄严或一般化的场景中生发出一个通俗,有时甚至庸俗的比喻。这种化雅为俗的方法,即是人们常说的“谐语庄用”、“大俗即大雅”的使用方式。用这种俗化的比喻,在小说文体中是很常见的,很多时候能收到很好的表达效果,有时甚至达到意想不到的奇妙境界,但是如果脱离了具体的语境,而一味寻求新异的话,也可能会使比喻误入歧途,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在对《围城》比喻的分析中,共有多处以喻害辞的俗化比喻,现略举几例进行分析：

(3)门口桌子上,一叠饭碗,大碟子里几块半生不熟的肥肉,原是红烧,现在像红人倒运,又冷又黑,旁边一碟馒头,远看也像玷污了清白的大闺女,全是黑斑点,走近了这些黑点飞升而消散于周遭的阴暗之中,原来是苍蝇。这东西跟蚊子臭虫算得小饭店里的岁寒三友,现在刚是深秋天气,还显不出它们的后凋劲节。

本段文字纯为写物,写了红烧肉、馒头和苍蝇,作者用了三个比喻,目的是来说明饭店的环境卫生非常糟糕,以使描写对象更为生动形象,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红烧肉“像红人倒运,又冷又黑”,两者的相似点不太明显,红人倒运会变冷,尚可理解,是心变冷了;可是会变黑却难于分析,是否是整天绷着个黑脸还是怒火万丈呢?馒头“远看也像玷污了清白的大闺女,全是黑斑点”,此处的“清白”与馒头的“白”不应是同一个“白”,此“白”非彼“白”也;人们只能把“清白”理解为“洁白”才通顺,给人的意象似乎是一个洁白女子的身上长满了“杨梅疮”,方可与此处的“黑斑点”相照应。这两个比喻的使用,就不再是讽刺店铺的环境卫生,而却把两个喻体当作了讽刺的对象,是在讽刺“倒运的红人”和被“玷污了清白的大闺女”了,使比喻表达的重点发生了移位,冲淡了表述的主体。另外,此处的叙述视角是作者,而不是心怀邪念的李梅亭,这便使语气更显得极不协调,特别是第二个比喻。至于说第三个比喻,把苍蝇、蚊子和臭虫比作岁寒三友(松、竹、梅),是比喻的雅化,但却不甚妥帖,岁寒三友在深冬也是不会凋谢的,否则何以会称为“岁寒三友”呢?而这三种害虫在深冬都虽未死光,但也已销声匿迹,踪迹全无了,而此时却是深秋,所以它们才会来玷污白馒头,叮咬方鸿渐,惊吓孙柔嘉了。

(4)鸿渐走前几步,闻到一阵烤山薯的香味,鼻子渴极喝水似的吸着,饥饿立刻把肠胃加紧地抽。烤山薯这东西,本来像中国谚语里的私情男女,“偷着不如偷不着”,香味比滋味好;你闻的时候,觉得非吃不可,真到嘴,也不过尔尔。鸿渐看见一个烤山薯的摊子,想这比花生米好多了,早餐就买它罢。

本段文字由三句话组成,第一、三句是对方鸿渐动作、心理的描写,已几天未进米而极度饥饿的方鸿渐,在闻到烤山薯的香味后,“鼻子渴极喝水似的吸着”这一比喻非常生动,因口渴喝水的动作人们极易理解和把握,把方鸿渐对食物极度渴求的心理刻划了出来。于是方鸿渐就自然想到买回去当早餐吃,并认为“这比花生米好多了”。段中的第二句显然是作者站在一个全知的角度对烤山薯的想象性评价,方鸿渐认为当时很好的烤山薯在作者的心中并不太好,用了一个男女偷情的俗谚“偷着不如偷不着”来比喻烤山薯的“香味”与“滋味”的关系。这一比喻离开具体的语境,无所谓好坏,当然,就孤立地看,只能说明作者想象丰富,但结合具体的语境来体会,就显得粗俗和隔膜,破坏了小说叙述的节奏和人物所处的氛围。虽然孟夫子有言“食色,性也”,此时的方鸿渐们连基本的“食”都未解决,怎么会考虑到更高一层的需求———“色”上呢?虽然方鸿渐在回国途中已偷食了禁果,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毕竟还是一位绅士,不会在如此情形之下产生“色”的欲望。故此,作者对烤山薯香味的经典性议论,是作者本人内部心理活动的一种外化形态,是借这烤山薯的香味与滋味的关系来隐现作者内心对“私情男女”的“性”关系的一种评述,从而把比喻所要强调的本体意义转移到了喻体上,使比喻走向了它的反面。另外,该比喻的含义与下文的叙述也有矛盾之处,方鸿渐认为烤山薯好,买回去后,“(辛楣)大赞鸿渐采买本领”,“孙小姐李先生顾先生都来了,都说:‘咦!怎么找到这东西?⑤

④妙得很。’”人们都称赞烤山薯确实不错,而作者却偏偏说吃“到嘴,不过尔尔”，显然是有矛盾之嫌的。

(5)听众大多数笑,少数张开了嘴惊骇;有几个教师皱着眉头;那纪录的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鸿渐最后的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吕校长在鸿渐背后含有警告意义的咳嗽。

这段文字描写的是方鸿渐从国外留(游)学后回到故乡应邀到母校讲学的情景。他讲到中国“通海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杨梅疮,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后听众的反应,那记录的女生在小说中曾有两处提到,“(鸿渐)才见„„紧靠讲台的纪录席上是一个长得颇讨人喜欢的女学生,就可惜头发新烫的浪纹太呆板了。” “听众大笑,那纪录的女孩也含着笑,走笔如飞。”这两处都是对那女孩作正面的直接的描写,第一处是方鸿渐的叙述视角,第二处是作者的叙述视角,叙述和描写都客观如实。“涨红脸停笔不写”,是正面如实的叙述,用“仿佛听了鸿渐最后的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这一比喻,看似巧妙,与方鸿渐的演讲词“杨梅疮”相暗合,但这不是方鸿渐的视角和心理感受,而是作者的视角,作者的评价,这就使得这一比喻的意义突然显得牵强起来,作者的心态与那位清纯自然、心怀无邪的女孩相比,实在不可以相比。这个比喻,我们只能认为是一个非常蹩脚的比喻,是俗化比喻造成的危害。

以上具体分析了《围城》中的3个俗化比喻,此外还有:沈先生说话像泻肚子,方鸿渐喝醉酒的胃部感觉“好比已塞的抽水马桶又经人抽一下水”,由歌手的歌词言其“身体里结果子了”并进而说歌声像鼻涕,“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韩太太的面貌“像面饼上苍蝇下的粪”,人讲话节制像狗戴嘴罩。这些俗化性的比喻,不仅没有增强小说的生动性,反而影响了整体的叙述风格,有的甚至破坏了整体的幽默感,使小说的行文不再是那样的自如和流畅。⑥

三、比喻的泛化

亚里士多德说：“比喻是天才的标志”。如果说《围城》的故事情节只好比一幅画的简单线条,而语言修辞则是它的色彩,比喻却是其中最亮丽的颜色。这种语言修辞艺术贯穿了小说全篇,将各人物的性格、心理与行为特征刻画得入木三分。但有些地方,是否使用比喻,使用得是否合理,则又是另一个问题。我所说的比喻的泛化,是指比喻使用者在不该使用的地方也大量使用了比喻,使比喻数量庞杂,不使用比喻反而比使用比喻的表达效果好,使用了比喻反而破坏了整体的叙述风格。在《围城》一书中,比喻的泛化倾向比较严重,其实在前面所分析的雅化和俗化的比喻中那些表达不明、效果不好的例子,都是比喻泛化的结果,只是为了便于分析,将二者单列出,与泛化并列各自分析。

钱先生为何对比喻如此喜爱呢?这与作者创作中的类意识有密切的关系。在《〈围城〉序》中,钱先生写道:“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在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物,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还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人物当然是虚构的,有历史癖的人不用费心考订。”有了这种明显的类意识,作者在写作中自然就转化为类化过程,类化过程必然由此及彼,关涉到两类有所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事物上,而比喻恰好有这一特点。钱先生于是在小说中大量使用比喻,以达到“比类合宜”的修辞效果,这正是《围城》一书有500多个地方使用了比喻的深层原因。这种泛化比喻有成功的一面,它更能表达类型,突出特征,深化主题,使文采飞动,汪洋恣肆;但也有许多比喻,使用得不尽合理,并未突出其类化特点,反走向了与主体分道扬镳的境地。下面将适当举例,略作分析,以说明泛化比喻的不妥：

(6)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名,说起来庄严些,正像玫瑰花在生物学上叫“蔷薇科木本复卷叶植物”或者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方鸿渐陪苏小姐在香港玩了两天,才明白女朋友跟情人事实上绝然不同。苏小姐是最理想的女朋友,„„

本段文字是小说第2章开头的两句话,作者就对“女朋友”进行议论,女朋友就是情人,然后用了玫瑰花和休妻这两个比喻来说明它们的同一关系,只是称呼不同而已(其中玫瑰花

⑨

⑧

⑦是一个雅化的比喻)。作者由议论入手,并马上使用了两个比喻,但在后面的叙述中,则与这一比喻的内容发生了矛盾,女朋友和情人不是同一回事。而玫瑰花与“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休妻与“协议离婚”是同一回事,两者产生了矛盾,那么这一比喻的作用何在,是否有使用的价值呢?显然,作者运用这一比喻是不恰当的。

(7)晚上八点钟,大家等得心都发霉,安定地绝望,索性不再愁了,准备睡觉。那女同志跟她的男朋友宛如诗人“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的妙句,忽然光顾,五个人欢喜得像遇见久别的⑩情人,亲热得像狗迎接回家的主人。

此处用了3个比喻,表达了同一个事件,方鸿渐一行5人对能担保他们取邮政汇款的一对恋人到来的喜悦和欢迎,把两人比作诗人作诗时的妙句,引用古人诗句,写出了5人的期盼和到来时的出人意料,运用自如,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一个很巧妙的比喻。但后面的“亲热得像狗迎接回家的主人”的比喻就不太妥当,与上面的典雅的比喻不相符合,并且把5人比作狗,无法传达出那种急切、焦虑而又喜出望外的复杂心情,这种比喻,脱离了具体的语境,造成了比喻的失误。

钱钟书先生这样广泛地使用比喻，或许是钱先生作为“智性型作家”的一种特性。钱先生有过度追求“类”的共性的意识特征,因此,在创作过程中就必然更多地将思维由形象性转入了逻辑性,而小说创作需要的又是大量丰富的形象思维,以突出人物形象、事件和场景,这样既需要形象的创造,又需要类化的逻辑,两者就必然产生矛盾。为了消除这种矛盾,作者就只能用比喻形象来代替小说所需要的真正的形象,于是就大量使用比喻,这就造成了比喻的泛化。比喻的泛化一般采用的是俗化和雅化两条途径,在有了本体以后再去寻求喻体,并且使喻体向两极发展,即向“俗”和“雅”发展,使喻体和本体之间的相似性减少,形成一种新的类化现象,产生新颖的效果。这样做的结果,就使比喻与环境、人物、情节、情感等等有了矛盾,导致了《围城》的多处硬伤,损害了小说的表达效果,给《围城》带来了消极影响。

注释：

[1] 赵勤辉《<围城>的比喻艺术》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8]

[2] [3] [4] [5] [6] [9] [10] 均出自钱钟书 《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1] [7] 言文 《<围城>比喻幽默艺术谈》《江海学刊》2000.[1] [8] 彭育波《从<围城>看比喻的结构体系》《修辞学习》1997.[4]

参考文献 ：

[11] 宋延平《中西文化合流中的蜕变人格及其人生》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1.[2] [12] 张文江《围城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6] [13] 翟学伟 《<围城>中的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的围城》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2] [14] 汤敏 《<围城>的讽刺艺术》徐州教院学报19卷.[3] [15] 王卫平《<围城>与中国现代讽刺小说》《江海学刊》1999.[1] [16] 倪宝元《大学修辞》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材 P226--227, P368--371

第三篇：《围城》中比喻的妙用)

《围城》中比喻的妙用

钱钟书的《围城》，描写了抗战时期从上海到西南后方的一群受过洋化教育的上层知识分子，在感情和名利场中互相倾轧的灰色生活，展示了他们内心的彷徨无助、精神的空虚无聊和爱情的虚伪无奈。小说展示的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实质隐喻着整个人类的宿命。

而小说最吸引人的是其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它机智俏皮、尖锐深刻、幽默诙谐，让人常常拍案叫绝。其中，比喻又是最显眼的亮点，它新奇而又贴切，绮丽多彩而又变化无穷。

一、深入浅出地喻“围城”

“围城”是人生和社会普遍存在的难以逃避的困境，钱老引述了英国和法国的古语作喻。“结婚手是说说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抵如此。”这两句比喻将一个抽象的人生问题、哲学问题说得形象生动、具体可感，深入浅出地道出了“围城”困境的内涵和本质。

二、活灵活现地刻画人物

小说刻画了一群畸形的知识分子的种种丑态和嘴脸，而比喻更使它们穷形尽相。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那张“肥而结实的脸，像没有发酵的黄面粉馒头”，“刮得光滑的黄脸发亮像擦过油的黄皮鞋”，活现了一张道貌岸然的酒色之徒的嘴脸。那个自称和外国人来往惯的张先生，“总是喜欢在中国话里夹些无谓的英文字，他并无中文难达的新意，需要借英文来讲。所以，他说的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装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

这些精彩而睿智的比喻，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地剖析了种种人物怪象，给读者留下鲜明而深刻的印象。

三、幽默诙谐地说爱情

《围城》里的爱情故事没有轰轰烈烈、惊世骇俗，没有缠绵悱恻、扣人心弦，没有崇高伟大、超凡脱俗，倒是弥漫着无奈、伤感、世俗、滑稽、可笑的味道。钱老用精妙的比喻对他们的恋爱和爱情观作了生动的描述。如出身名门、高傲自负的苏文纨，对爱情一向“待价而沽”，于是“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子里，过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落伍了，有些自怅后悔。”可见，苏小姐不过将爱情当作名与利的交换物。爱情需要志同道合，志不同道不合的人很难糅合在一起。所以，“他们虽然亲密，方鸿渐对她的情谊到此为止，好比两条平行线，无论彼此距离怎样近，拉得怎么长，终合不拢成一体。”

钱钟书这种独创性的学者式的比喻，不仅能将这些深奥的哲学命题讲得通俗易懂，而且化严肃为轻松，化挖苦为调侃，化长枪大戟为冷眼旁观，显示了一位智者的宽容。

围城的比喻到底有何特点？

老师说《围城》比喻的特点有二：一是拿抽象的东西比喻形象的东西；二是比喻的本体和喻体看似不相干。记得没错应该是这两点吧。如果在没看围城之前，你如果和我说这么专业的东西，我想你前头说，我后头就忘。我的观点有四：一是作者博采，他视野广阔，只要入他眼的东西，他就能很巧妙得信手拈来，用来比喻他想要比喻的东西，以使自己的文章更生动形象。二是比喻往往让人意想不到。我想，这一二两点结合，基本和你的二是相吻合的。让人意想不到，不就是因为本体和喻体在常人看来是不相干的吗？如果他不博采，又怎能比喻得这么巧妙呢？三是夸张和拟人等手法结合运用，您所说的用抽象的东西来比喻形象的东西，就比如说比喻小孩子眉间的距离宽得像害相思病似的．用你的话说就是用抽象的东西来比喻形象的东西．而作为我们基层的教育工作者来说，是不能把这作为比喻句的。我们只能说这是个夸张句，有比喻的成分。记得以前有个专家说过，兼而有之的情况下就看更偏向于哪种修辞手法了。我的第四点就是，他的幽默往往也是通过这千姿百态的比喻来体现的。他的比喻自然贴切，他的幽默让人回味无穷。

第四篇：论《围城》中幽默与讽刺的语言艺术（定稿）

| 论《围城》中幽默与讽刺的语言艺术

摘 要：钱钟书的《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围城》的语言之所以具有幽默讽刺的鲜明特色，这主要得益于叙述语言自身的幽默俏皮。本文试从《围城》的语言特色、修辞手法、心理描写以及无锡方言等四个方面对钱钟书语言艺术进行探讨，通过作者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的语言表达，展示出作者对人性、人生和人类的体察与思考。钱钟书在他的《围城》中，以幽默的、独树一帜的语言使作品散发出无穷的艺术魅力。它是不可多得的汉语言艺术珍品，成为令后世敬仰的语言艺术典范。

关键词：《围城》；小说；幽默；讽刺；语言

The theory of Fortress Besieged in humor and irony

art of language

Abstract：Qian zhongshu's Fortress Besieged is a unique style of satirical novels in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Fortress Besieged ”of humorous satire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this is mainly thanks to humor humorous narrative language itself.This article tries from the language features of fortress besieged, rhetorical devices, psychologically, and Wuxi dialect four aspects discusses Qian zhongshu’s language art, by means of sarcasm, ridicule, language expression of human nature, life, and the author observe and thinking of human beings.Qian zhongshu in his novel, with humor, unique language makes work sends out a endless artistic charm.It is rare to find a Chinese language and art treasures, and become a model for later generations to admire the language art.Key words: Fortress Besieged;novel;humor;irony;language

I |

目 录

中文摘要··································································Ⅰ 英文摘要··································································Ⅰ 引 言···································································1

一、语言自身的幽默讽刺特色·················································3

（一）谐音造成语义落差···················································3

（二）同形异义造成语义落差···············································4

（三）旧词新用造成语义落差···············································4

二、修辞手法增强幽默讽刺意味··············································· 5

（一）丰富的比喻·························································5

（二）新奇的夸张·························································6

（三）鲜明的对比·························································6

三、心理描写凸显幽默讽刺风格················································8

四、无锡方言加深幽默讽刺氛围···············································9 结 语··································································11 参考文献··································································12 后 记··································································13

|

引 言

在我国的近代文学史中，仅仅凭借着一部《围城》以及四部短篇小说就奠定了其地位的作家，我想，除了钱钟书先生，很难再想到其他人了。《围城》是一部极具幽默讽刺风格之作。捧读《围城》，惊诧于钱先生的宏观博识，妙喻连珠，他以他那如椽巨笔，犀利、俏皮而又机智地流淌出无穷无尽的笑料和幽默。社会、人生、道德、伦理都是他嘲讽的对象，并借助于幽默、戏谑的方式揭示出来，以达到讽刺的目的。《围城》在讽刺小说方面的独特的审美价值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人们在冷嘲热讽中体会其中的可悲、可憎、可鄙，看似嬉笑怒骂，实为真情流露。

读完《围城》，我们会发现这部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也没有突出的重点或是详略安排，钱先生只是像给我们讲述事情一样，讲了一些人和一些事。但正是这样的一部小说，从1946年问世以来，受到国内外无数读者的青睐，这又是为什么呢？

构成一部作品的风格的因素很多。有的依赖于题材的选择，有的凭借结构的巧妙安排，有的来源于词语的搭配和句式的转换，有的则在于成功地运用修辞方法。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语言自身的表达。因为语言是思想最直接的外壳，当人们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时，首先触及的便是它的语言。正如鲁迅、老舍等文学巨匠，即使我们不看署名，仅凭其作品的语言的特点和个人独特的写作风格，也能辨别出来哪些是他们的作品。《围城》尤其能够体现钱钟书语言幽默讽刺的风格特征，这主要得益于叙述语言自身的幽默俏皮。

钱钟书的《围城》立意于讽刺，但不同于许多作家那样的锋芒毕露，更多的是以幽默、戏谑的方式，含蓄地表达出来，以调侃式口吻来表达，从而引起社会大众的共鸣。鲁迅就反对林语堂那样纯为寻开心而脱离社会讽刺的幽默。他说，“讽刺文学若不能切中弊端，是能死于自身的故意的戏笑的。” [1]同时，他又认为讽刺不能脱离幽默，讽刺文学的上品是“感而能谐，婉而多讽。”[2]也就是说，既要保持内容上的严肃性，又要在格调上表现出诙谐委婉的风格。钱钟书对于幽默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3]《围城》的语言就很好地体现了他特有的幽默感。

[1][2]《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六卷，第253页。《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九卷，第220页。[3]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语言的艺术包罗万象，讽刺小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类。语言被当作一种媒介，用来传达与表现思想感情，而讽刺小说的讽刺效果，则必须通过这种媒介来传播。钱钟书可谓语言大师，他以幽默、机智的语言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创作出了许多艺术成就卓越的旷世杰作。本文试图从语言特色、修辞手法、心理描写以及无锡方言等四个方面对《围城》小说独特的语言艺术进行分析和论述。|

一、语言自身的幽默讽刺特色

在一篇小说中，塑造人物形象最关键的一种手段，便是语言描写，它不仅能将人物的性格、思想和内心世界鲜明生动的表现出来，更能将人物形象深刻的留在读者心中。在《围城》中，语言描写也相当丰富。例如：

张吉民在接待方鸿渐时所说的一段话。“Hello!Doctor方，好久不见!”“Sure!have a look see!”“Sure!值不少钱呢，Plenty of dough。”

[1]

在它的行文中，时而会夹入一些英语词汇，这是小说的一个主要特点。最典型的就是买办张吉民，他崇洋媚外到了“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的程度。比如这段话里张吉民大量运用英文词汇，他明明是中国人，这些话他明明可以用中文讲，但他偏偏就要用这些无谓的英文词汇来表达，体现出他的与众不同，吃了点洋墨水。这里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张吉民崇洋媚外、卖弄夸耀、洋洋自得的丑态，同时也讽刺了他以做洋奴才而自得的心态。钱钟书通过英语词汇的插入，来讽刺新知识分子的道貌岸然、不学无术的丑陋嘴脸。

运用谐音、同形异义、旧词新用等语言现象是钱钟书先生写作中常用的几种手法，这几种语言现象往往会造成词语的“语义”落差。这种写作手法使一个词语所包含的意义看似相同，在某些方面却又不尽相同。这种“语义”落差，体现了钱钟书以巧妙的手法表达对描写对象的讽刺之情。

（一）谐音造成语义落差

谐音是指词语的音相同或相近，形不同，意义也不相同，由此而形成“语义”上的落差。

小说写到，以风雅自居的李梅亭，在他的名片上印了一大串头衔，令人眼花缭乱。不仅如此，他还在名片的背后印有“Professor May Din Lea”的字样。“May Din Lea”是他向“精通英文的朋友”请教的，发音近似“梅亭李”。看似很恰切，实则不然。这三个英文单词的意思是“五月、吵闹、草地”。前后产生的巨大差异就将讽刺之意机智巧妙地寄予其中，李梅亭虚荣心极强的伪君子形象也就昭然若揭了。不仅如此，这个译音还使赵辛楣想到了“Mating”，这个词“跟‘梅亭’也是同音而更有意义”，因为这个词的英文 [1]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 意思是“交配”。[1] 这里利用谐音讽刺，不光显得机智，而且添上辛辣的讽刺，把李梅亭的空疏、不学无术揭示得一览无遗。

（二）同形异义造成语义落差

钱钟书还擅长利用词语的同形异义来表达主体对陈述对象的嘲讽。同形异义词，即字形相同，而意义迥然相异、截然不同的词语。

欧洲局势动荡之时，讲到“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那时候只想保守中立：中既然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此外全让给日本人。” [2] “中立”本是指一种立场，是对于对峙双方的哪一方也不偏不倚。然而，这里的“中立”是由“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缩略而成的。前后意思上的巨大变化反映了当时英美的实力大不如前，对日本节节退让。

再如，赵辛楣 在写给方鸿渐的一封信中署名——“鸿渐同情兄”，这个署名令方鸿渐看后百思不得其解。还以为是赵辛楣娶定了苏小姐，在同情自己呢，没想到苏小姐最后却嫁给了曹元朗。平时大众所理解“同情”是人的一种情感，而这里“同情”却成了“同一个情人”的缩略。同一个词语分解出两个相距甚远的意思，在其相互对比中达到幽默嘲弄的效果。同时也一箭双雕地表现出董斜川和赵辛楣的才学空疏、自命不凡。

（三）旧词新用造成语义落差

除了利用谐音、同形异义造成语义落差外，钱钟书还善于改变词的内部语法结构，特别是有意违反惯用词的习惯用法，使旧的词语在运用中产生出新的表义功能，在“新”与“旧”的语义落差中产生幽默讽刺效果。

在讨论导师学生同餐的规则时讲到“假使每桌一位导师、七个学生，导师不能独当一面，这一点尊严都不能维持，渐渐会招学生轻视的。” [3] “独当一面”原义是指一个人负责或领导一个方面的工作。而在这句话里则是指“单独占据饭桌的一边”。

再如对陆子潇这个人的描写，“陆子潇这人刻意修饰，头发又油又光，深恐为帽子埋没，与之不共戴天，深冬也光着顶。”成语“不共戴天”原义是说敌我双方仇深似海，无法合解。而这里由原本修饰敌我双方转而修饰头和帽子，通过这样的转换，让人在阅读过程中哑然失笑的同时，深刻地讽刺了陆子潇这个人的爱慕虚荣，将其虚伪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1][2][3]

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120页、211页。|

二、修辞手法增强幽默讽刺意味

一部好的作品，自然离不开修辞手法的运用。钱先生学贯中西，融汇古今，具有高超的语言驾驭的能力。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比喻、反讽、双关、谐音、对比、夸张、对偶、用典等修辞手法，这些修辞手法增强了语言的表达效果，同时还蕴藏着作者对人情世故，社会百态的爱憎和认识。

（一）丰富的比喻

比喻是汉语中运用最广泛、最普遍的一种修辞手法。比喻可以化抽象为具体，化深奥为浅显，化平淡为神奇。[1]钱钟书有“比喻大师”之美誉。在他的《围城》中，满天繁星似地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比喻。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并且都能够做到奇巧精妙，韵味无穷。

钱钟书在《围城》中用了五百多处比喻。他在《读<拉奥孔)》中也指出:“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的愈出人意料，比喻就愈新颖。”[2]《围城》里的比喻标新立异，生动精辟，富有表现力，增强感染力。

1．明喻。在比喻的众多类型中，用得最多的要属明喻。小说借助于这种方式使得表达机智诙谐、酣畅淋漓的同时，又在其中灌注了强烈的揶揄和嘲弄。

小说写到“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3]把文凭比成了遮羞布，成了遮羞工具，严正、庄严的东西自然变得猥琐、琐屑。这使得我们不能不感到栗栗危惧，使我们看到过去忽视或闪避的东西，极尽讽刺之能事。他还善于揭露潜藏于伪装下的虚荣、浅薄。

另如对张吉民的一段描写，“张先生跟外国人来往惯了，说话有个特征„„喜欢中国话里夹无谓的英文字„„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 [4]此处连用两个明喻，把张吉民以讲几句英语为荣的洋奴相刻画得入木三分。

2．博喻。即用多个喻体来说明一个事物或一个事物的各个方面、各个局部。博喻的修辞功能是为了突出强调某个事物或事物的某个方面，使我们从多方面来理解这个事物。博喻用得好，可使作品华美富丽、妙谛层出、飘逸中天，美不胜收。钱先生在《宋诗选注》 [1][2]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四版）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页。钱钟书：《读<拉奥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37-38页。

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89页。[3] [4] | 中说，“这种描写方法是采用了旧小说里所讲的‘车轮战法’，接一连二地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1]例如：

“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呢。”[2]

这个博喻是在一个比喻的基础上连环套出一串比喻。这些比喻环环相扣，连而不断。例句先将“出洋”比作“出痘子、出痧”——幌子，又把幌子比作“麻子”，再把“麻子”比作“密圈”，真可谓是环环相扣，愈比愈奇。把漂亮的“幌子”说成难看的“麻子”，又把难看的“麻子”比作好文章的“密圈”，非常形象地道出了留学生以曾留过洋而沾沾自喜的洋奴心理，极尽嘲谑之意。这就使得事物相关的各个侧面应接不暇，本相毕露，从而取得言浅旨深的艺术效果。

（二）新奇的夸张

夸张指言过其实，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对小说中的人、事物作放大或缩小的描述，以增强话语的感染力。《围城》里，钱先生在人物的刻画和环境描写上运用了夸张的手法，通常引人发笑，把各种对象刻画得淋漓尽致，给人以很深的印象。例如：

“侯营长有个桔皮大鼻子，鼻子上附带一张脸，脸上应有尽有，并未给鼻子挤去眉眼，鼻尖生几个酒刺，像未熟的草毒”。[3]我们一般会思维定式在鼻子是长在脸上的，但这里作者用“鼻子上附带一张脸”,以鼻子为主脸为辅，这样夸张的写出侯营长鼻子的大。而后面跟着那句“鼻尖生几个酒刺，像未熟的草毒”，更加让我们觉得这个鼻子的恶心。这样巧妙的夸张也能让读者想象得出拥有这样鼻子的脸是多么的狰狞可怕，同时侯营长那令人憎恶的形象也会浮现在读者眼前。钱钟书用这种新颖奇特、意料之外的的方式表现人物丑陋的一面。

“谁知道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期伏在水中，除了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是酸的”。[3]钱先生拿海军陆战队比鱼，说明鱼已经捞上来好几天了，不新鲜了；拿潜水艇士兵比肉，因为怕肉变质，就一直浸水里。这两种夸张的描述，让我们在掩卷大笑之余，能深刻的体会到该店食物之劣。这样的夸张可谓新奇，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造成出人意料的效果，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鲜明的对比

[1][2][3] 《宋诗选注》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9页。

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162页。| 对比是把矛盾和对立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对照和比较，也是一种烘托周围环境，展示人物性格，刻画心理活动的修辞方法。对比的运用，使得事物的矛盾更加凸显出来，事物的本质特征也得到更突出的表现，文章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也得到增强。在《围城》中，钱先生也运用对比来揭示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和启示。例如：

“鸿渐想同船那批法国警察，都是乡下人初出门，没一个不寒窘可怜。„„可惊的是添了一团凶横的兽相”。[1]是对法国巡捕来到中国一年的变化的对比描写，这些法国巡捕由寒窘可怜的老实乡下人变成了又凶又横的警察，这种对比更体现在人性上，他们从法国到中国，由善良朴实变得凶狠野蛮，可以说是由“人”变成了“畜生”。钱先生用这样鲜明的对比不但表现了当时殖民社会的黑暗，人民生活的困苦，而且讽刺了当时的殖民统治者不顾百姓、肆意妄为。

“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英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2]

方鸿渐把买个假文凭与中国古代捐钱买官、英国商人用英镑换爵士头衔相比较，看似他很聪明，用这样的方法来讨家人欢心，但从这样的对比中，使读者看到的是他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

[1][2]

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89页。|

三、心理描写凸显幽默讽刺风格

为了揭示人物内心的感触、意识和思想，来对人物进行语言描写和表情描写，这种创作方式叫做心理描写。钱先生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来分析人物的性格特征，对人物的心理进行了细腻的观察和分析，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嘲笑人物虚伪的言行举止，讽刺人物内心的丑陋。例如：

“方鸿渐想这事严重了。生平最恨小城市的摩登姑娘，„„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1]此处是方老太太要给方鸿渐看许家二小姐的相片时方鸿渐的一段心理活动。因为方鸿渐刚留洋回来，在乡里小有名气，所以大家都要给他做媒。钱先生用寥寥数笔，在描写方鸿渐的心理时又给读者描绘出了没见过世面、愚昧无知、崇洋媚外的小城摩登姑娘的可笑形象，还有最早仿制西装的中国裁缝的愚昧无知、崇洋媚外的形象。小城姑娘一味追求时髦，自己感觉良好，却叫人看来是又土又洋的傻瓜；仿制西装的裁缝以为自己模仿得惟妙惟肖，却叫人看来很可笑。钱先生用这样的心理描写把这两个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方鸿渐盘算一下，想爱尔兰人无疑在捣鬼，自己买张假文凭回去哄人„„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2]钱先生直接对人物进行了细致的心理描写，透视到人的内心世界，借助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来表现人物内心的矛盾心理。这一段话是方鸿渐在给自己找借口，钱先生用贴切的语言来呈现方鸿渐既想买个假文凭返乡哄骗翁丈，又不想做这种弄虚作假的勾当的矛盾心理。看似说什么都有道理，也正因为这种矛盾的心理，他必须先说服自己，所以打了许多比方来寻找心里安慰。钱先生在这里举了好多例子，从古到今，国内国外，可以看出钱先生的博学多才，用这些例子来表现方鸿渐的这种矛盾心理。这里不光讽刺了当时的留学生，他们不学无术，还想方设法的弄到一张留学文凭。同时也折射出了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的黑暗，生活中处处弄虚作假，尖锐的讽刺了人性的虚伪。

[1][2] 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10页。|

四、无锡方言加深幽默讽刺氛围

《围城》作品所描绘的是无锡的风土人情。因为钱钟书先生是无锡人，所以在他的小说中出现了许多无锡元素，最突出的是他运用了许多无锡方言，这是小说语言的另一特点。无锡方言特征鲜明，妙趣横生，如《围城》中出现的“骨朵”[1]、“撩拨”[2]、“掱手”[3]、“标劲”[4]、“辣手”[3]、“利市”[6]、“道地”[7]、“作家”[8]„„这些都是无锡寻常百姓家中常用的白话，但钱先生在小说中运用得当，无时无刻不散发出独特的地域文化氛围，给小说增色不少，同时我们也能感到钱先生内心的家乡情结。

在无锡方言中，一般有动物“亮相”，就顿时活灵活现，生动、诙谐，富有表现力。虽然很通俗，但恰到好处。例如：

阿福 “不向尿缸里照照自己的脸！想吊膀子揩油——”李先生再有涵养工夫也忍不住了，冲出房道:“猪锣!你骂谁?”阿福道:“骂你这猪锣.”李先生道:“猪锣骂我。”阿福道: “我骂猪锣。”[9] 是阿福和李梅亭的对骂，钱钟书先生称这是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句法练习，通俗而生动，让我们读来觉得诙谐有趣。无锡方言“猪锣”这两个字在小说中是用作骂人的，把人骂作“猪”，是李梅亭和阿福的对骂。但无锡话中的“小猪锣锣”是对胖娃娃的爱称，指孩子和小猪一样胖乎乎的，很可爱。“猪锣”、“ 小猪锣锣”这两个词虽然都是猪的意思，只是大小之分，但用无锡方言来理解的话差别就比较大了，一个是贬义的，一个是褒义的。惠山大阿福在无锡惠山泥人中是最为人所熟知、最受欢迎的。无锡百姓只要一见到谁家的小孩子长得活泼可爱，身体健壮，大家就会脱口而出：“活像一个惠山大阿福”。所以好多孩子只要长得健壮的，父母又祈求孩子健康成长，福气满满，就会给孩子取小名“阿福”。这里钱先生把小说人物名字叫做“阿福”，给小说又增添了一丝无锡的气息。虽然是阿福先挑衅骂了李梅亭，但李梅亭也不甘示弱，直接骂阿福是“猪猡”，在他们俩互骂中，我们可以看到李梅亭虽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行为也有点下作。因为在整部小说中，钱先生用诙谐的语言把李梅亭描 [1] 骨朵：撅嘴，带有生气、撒娇或词穷耍赖等意味。

撩拨：招惹。[3] 掱手：扒手。[4] 标劲：形容傲慢、瞧不起人的样子。[5] 辣手：毒辣或利害的手段。

[6] 利市：吉利。[7] 道地：待人处事合情理。[8] 作家：节俭。[9] 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165页。[2]| 写成了一个吝啬小气，自私自利，空虚浅薄的人。

“脚夫只摇头说，今天行李多，这狼犺家伙搁不下，明天准到，反正结行李票的，不会误事。”[1] “狼犺”形容蠢大笨重的东西，其实在无锡话中还有一种说法叫“大木烟罐头”，都是指东西笨重或是人比较木讷。在普通话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词，小说中的人物具有当地的特色，所以钱先生用方言来表达更生动诙谐，描写人物形象更具地域色彩。

在无锡日常方言中，有许多口头用语，如果不是无锡人根本听不懂。但钱先生却是脱口而出，在小说中只要稍加留意，简直俯拾即是，例如：“个末那亨呢” “罅缝”“标劲”等。

“李梅亭忙把长沙紧急的消息告诉寡妇，„„吓得那女人不绝地娇声说:‘啊呀!李先生，个末那亨呢!’” [2]“个末”是“那么”的意思，“那亨”是“怎么，怎么样”的意思，是寡妇问李先生：那怎么办呢。这也是很具有特色的方言引用。

“方鸿渐失神落魄，一天看十几种报纸，听十几次无线电报告，疲乏垂绝的希望披沙拣金似的要在消息罅缝里找个息身处。”[3] “罅缝”指狭小的空隙。这个无锡方言词，更能生动形象地体现出方鸿渐当时失神落魄的状态。

“鸿渐有点儿战前读书人的标劲，记得那姓张的在美国人洋行里做买办，不愿跟这种俗物往来，但转念一想，自己从出洋到现在，还不是用的市侩的钱?”[4]“标劲”形容傲慢、瞧不起人的样子。因为方鸿渐心地不坏但却又迂腐执拗，秉性正直但却软弱无能，不谙世事但抱有一种玩世不恭的的态度，所以只能说他“有点儿战前读书人的标劲”。虽然他也不想和张吉民这样的人来往，但处在当时那种环境中，他还是傲不起来，这更体现了方鸿渐的懦弱无能。

[1][2] [3][4]

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页、166页、38页、59页。|

结 语

从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发表以来，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长达三十年的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传统文学样式建立，到上海的“新感觉派”小说的探索，再到以钱钟书创作出来《围城》这部对幽默与讽刺的语言艺术的时期。

30年代还有许多创作讽刺文学的作家，比如张天翼、沙汀等。虽然，同为讽刺类文学作品的代表，但钱钟书先生却与这两位明显带有左翼文学特色的作家不同，钱钟书先生的讽刺艺术作品并不像他们那样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基于党派立场，而是从展示人性的不足与丑恶着笔，已经明显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在《围城》中，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人人都有问题，只是差异在程度不同而已。主人公方鸿渐较之于高校长、李梅亭一类人来说，虽然他有他的弱点，是一个顽固的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却以自我为中心，但不是反面人物，是作者主要讽刺的对象。这种人物形象在文学层面用幽默与讽刺的语言艺术把握立场，而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钱钟书的作品是特有的。

总而言之，钱先生在《围城》中用了语言描写、修辞手法、心理描写以及无锡方言写等来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意图、情感、世界观，各种修辞穿插其中，形成了他独特的语言艺术，也让我们不得不感叹钱钟书先生知识的渊博、语言的幽默。他独特的审美趣味和创作个性，使小说让人在掩卷大笑之余，还能感受到人情世态的荒凉丑陋，从而反省自己的灵魂。因此，《围城》无论从思想内涵, 还是语言艺术上都是一部传世的不朽之作。|

参考文献

[1]田蕙兰、马光裕、陈珂玉：《钱钟书杨绛研究资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钱钟书：《钱钟书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张德明：《语言修辞学》，东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4]王希杰：《修辞学新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5]田建明：《钱钟书作品妙喻百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6]陈子谦：《论钱钟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7]爱默：《钱钟书传稿》，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8]胡范铸：《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9]李洪岩：《钱钟书与近代学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10]张敏杰：《<围城>的语言艺术》，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7年。

[11]于丽萍、张旭燕：《浅谈小说<围城>的语言特色》，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35-37。[12]张志军：《浅论<围城>的语言特色》，黑龙江财专学报，1991年，第4期，99-101。[13]陈娟：《妙喻连珠串<围城>》，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8年，第7卷，94-96。|

后

记

高考填报志愿时仅凭借自己对于语文这一科目的擅长选择了对外汉语专业，所幸能够进入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学习，四年的学习过程受到了很多老师的教诲，接触的知识远远超过自己对于“语文”这一词语有限的理解。在这里衷心的向我的导师邓海燕老师表示感谢，感谢老师对我的悉心指导、帮助和理解。

都说师范院校的学生有一种特别的气质，虽然不知道自己是否特别，但我深知“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的道理，在大四上学期实习时，我很满足于可以将自己在大学期间所学会的东西教给讲台下的学生，可以让他们听到平时听不到的东西，也希望有机会可以为人师表，像自己的老师一样，用人格魅力感染自己的学生，所以我也要向母校表示感谢。

另外，我要感谢四年来陪伴我的同学们，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我很荣幸可以与你们一起分享这四年的喜怒哀乐。

最后，愿所有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由于才疏学浅，论文不能达到理想水平，恳请各位老师给予批评赐教以便于我修改完善，在此表示感谢。

第五篇：浅论钱钟书《围城》的讽刺艺术

浅论钱钟书《围城》的讽刺艺术

摘要

《围城》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风格独特的长篇小说。作者钱钟书在他所熟悉的生活环境里, 以其生动细腻的笔触表达了他独特的生活感受, 是五四以后新文学中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小说着力于描写“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 某一类人物”, 即主要由三、四十年代一部分欧美留学生和大学教授组成的知识社会、知识阶层人物, 从剖析他们个性、道德上的弱点入手, 揭示其精神上所处的重重困境, 由此而反映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腐朽和没落。从而表述了作者——一个爱国的、信仰科学和民主的知识分子对于旧时代生活的深刻讽刺和感伤。小说广泛全面深刻地揭露了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 在这个意义上, 它的确是一部新的《儒林外史》。在小说的表现手法上, 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讽刺艺术, 作者既能有声有色地绘出人为的可笑可卑的行为, 以透视其五脏六腑, 又能以自己的博识, 设计精巧、超拔的比喻, 对人物作愚弄嘲讽, 笔酣墨饱, 无不淋漓尽致。

本文试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围城》的讽刺艺术的手法和方法加以论述。

一、通过巧妙的结构安排, 以点带面的描写, 达到讽刺的目的

小说的结构非常的精致, 它以方鸿渐为中心人物, 通过他的生活经历以点带面地描绘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所特有的部分上层知识分子的生动群像, 深刻剖析了他们空疏、虚伪、卑琐的灵魂。首先, 表现在社会对主人公方鸿渐生活遭际与个性弱点的描述。方鸿渐留学英、法、德国, 归国途中与一些留学生“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 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它服务”。可是, 他一旦回归封建家庭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圈中, 便只能为个人的谋职与恋爱婚姻浑浑噩噩地忙碌。又由于他为人比较善良、软弱, 故在名利场与情场上屡屡败北, 最终不能不陷入精神上麻木困顿的绝境, 小说由解剖他的个性弱点与精神困境入手, 巧妙地讽刺、揭露了畸形的世态人情。

方鸿渐最突出的个性弱点是怯懦, 他学的本是中国文学, 却偏要出洋“深造”。此事未免滑稽, 可在殖民化的旧中国却不失为时髦之举。留学四年, 兴趣虽广, 却学无专长, 最后迫于父亲和岳父的压力, 不得不于回国前买一个假文凭寄回去搪塞。不料岳父立即将他的博士照登报大肆吹嘘。这些文字看来是写方的经历与个性弱点, 落笔处却都巧妙地针砭了崇洋媚外、好尚虚荣的社会风习。在恋爱婚姻方面, 虽然真心爱上了唐晓芙, 却由于遭到苏文纨的中伤而致失恋。后来他到内地的三闾大学任教, 又接连受到老奸巨滑的校长的欺骗, 卑劣无聊的同事的暗算, 在这里由于种种原因而与孙柔嘉结合了, 但孙并非他真正的意中人, 她多疑善妒, 专横有主见, 常动不动就与方争吵, 最后在一次空前的吵闹中导致决裂。作品往往由这类貌似锁屑的人物个性弱点和家庭纠纷, 来抒发对旧时代生活的讽刺与无可奈何的感伤, 在艺术表现上更为独到。

其次, 小说以方鸿渐的生活经历为线索, 将讽刺的笔锋伸展到中上层知识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对于人物个性与道德的批判入手, 揭露和抨击畸形的社会世相。所谓西方文明的产物——欧美留学生, 是围城中的重要角色。在法国取得文学博士头衔的苏文纨号称“才貌双全”的“女诗人”, 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袭的一首德国民歌。其才学便是在情场中播弄风云, 抗战时, 依靠丈夫势力谋到“战时物资委员会”处长的肥缺, 成为利用飞机走私的高级商贩。由法国归来的沈氏夫妇, 则在抗战中投敌附逆, 沦为无耻的民族败类, 还有擅长欺世盗名的假哲学家褚慎明和以封建遗少自傲的董斜川。其中稍有才学的赵辛楣, 也只是由于情场失意才到内地教书, 又终因一场新的情场**而重蹈士途。

在作者的笔下, 还出现了一群顶着学者、教授招牌的丑类, 这便是抗战后方所谓“国立三闾大学”的班底：如名为老科学家而实为狡猾政客与好色贪杯的校长高松年；贪吝鄙俗的流氓政客型的训导长李梅亭；用假文凭讹取名利的历史系主任的韩学愈；由革职的贪官而当上中文系主任的汪处厚；卖弄虚荣、摆弄是非的能手陆子潇等。在民族危亡之际, 这帮人仍然只知狗苟蝇营, 追逐个人的名利与情欲, 明争暗斗, 透过他们灰暗、丑陋的灵魂, 不难窥见其孽生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腐朽龌龊的本相。

二、通过人物肖像、言行和心理描写, 获得讽刺效果 小说围城中涉及到的人物, 都是作者所讽刺的对象, 不论是书中的主要人物, 像李梅亭、高松年、汪处厚, 还是次要人物如沈太太、鲍小姐, 乃至于方鸿渐一行前往三闾大学途中所碰的妓女、侯营长一类的小人物, 作者在他（她）们一出场, 就采用漫画式的手法对其丑陋的外貌进行描写, 使人见其而恶之。李梅亭出场时, 作者是这样描写他的：“四十来岁年纪, 戴副墨晶眼镜, 神情傲兀, 不大理会人, 并且对天气也鄙夷不理, 因为这是夏历六月中旬, 他穿的还是黑呢西装外套。”又如： “胡子常是两撇, 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夌尖角胡子, 不料没有枪杆的人, 胡子都生不像样, 又稀又软, 挂在口角两旁, 像新式标点里的逗号, 既不能翘然而起, 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 偏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 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 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 慌忙按上去, 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 唇上的是眉毛, 根本不会长, 额上的是胡子, 所以欣欣向荣。……为了二十五岁的新夫人, 也不能一毛不拔, 于是剃去两缕, 剩中间一撮, ……这也许还是那一缕胡子的功效, 运气没坏到底。”看到这段惟妙惟肖的肖像刻画, 一幅活灵活现的漫画就形象地浮现在读者脑中了。作者在描绘这位汪大人可笑的容貌时, 对他的历史、思想、心理也一并作了讽刺, 使他一亮相, 就给人滑稽、迂腐的印象。

在这群丑物当中, 算得上“丑中之冠”的是新回国的沈太太。她是一个崇洋媚外、卖国投敌的汉奸, 是民族的败类, 作者对她是深恶痛绝的, 故此在书中毫不留情地勾勒了她的丑貌：“沈太太生得怪样, 打扮得妖气。她眼睛下两个黑袋, 像圆壳行军热水瓶, 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 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 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 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作者连用几个想象奇特的比喻来铺陈渲染, 读之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厌恶至极。

还有好色的校长高松年, 满嘴仁义道德, 其实是满肚子男盗女娼。他常常借故去拜访汪处厚。其实他访的不是汪处厚, 而是他的太太, 因为贪恋汪太太的美色。因此, 当他看到赵辛楣和她偷情时, “愤怒得两手握紧拳头, 作势向他挥着。”好像是为汪处厚鸣不平, 其实是吃赵辛楣的醋, 这点被汪太太一句话就揭开了他披着的华丽外衣：“哈哈!高校长, 你又何必来助兴呢? 吃醋没有你的份儿呀, 咱们今天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 嗯, 高先生, 好不好? ”当头一棒喝醒了汪处厚、赵辛眉。

丑恶人物往往喜欢伪装自己, 古今中外, 无不如此, 对于这种表里不

一、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最有力的讽刺莫过于剥开画皮, 现其本质。《围城》讽刺艺术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写出讽刺对象的言论与行动, 现象与本质的矛盾, 使其原形败露。李梅亭是一个吝啬自私的小人。这点在他前往三闾大学的路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他带的大箱子里的药被方鸿渐他们发现时, 他说“内地买不到西药, 各位万一生起病来, 那时侯才知道我李梅亭的功劳呢” 后来又说“就是生病, 我箱子里有的是药”。听起来好慷慨, 其实怎样呢? 当孙小姐生病向他要药时, “他以为孙小姐一路上对自己的态度也不够一包人丹的交情”, 更因为一包仁丹开封后就卖不到好价钱。“而不给药, 又显得过于小气”。左思右想, 忽然灵机一动, 记得前些天已打开一瓶鱼肝油丸。“鱼肝油丸当然比仁丹贵, 但已打开的药瓶, 好像嫁过的女人, 减低了市价”。于是拿鱼肝油丸, 给孙柔嘉服下, 弄得她又一次呕吐。李梅亭这种吝啬鬼式的怪诞心理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吝啬心理活动中暴露出来, 给人们以厌恶之感, 其正人君子的假面具也就被一层层撕下来。

小说中运用细腻绝妙的心理分析, 把人物丑陋的内核猛然外化, 展示了作者精湛的讽刺艺术。方鸿渐性格怯懦, 虽然有颗善良的心, 想有所成就, 但是在这个黑暗的社会里即处处碰壁, 一旦失败便跌落到自怨自艾的幻想之中, 作者对他的这种心理曾多次加以反映。如在三闾大学, 由于情场**, 赵辛楣溜之大吉后, 方鸿渐也想离开, 并且想在离开前写信批评一下校政, “借此发泄这一年来的气愤”。但是由于学校聘书还没来, 信的措词不好决定。“有时他希望聘约依然是副教授, 回信可以理直气壮, 责备高松年失信。有时他希望聘约升他做教授, 这么一来, 他的信可以更漂亮了, 表示他的不满意并非出于私怨, 完全为了公事”。“不料高松年省他起稿子写信的麻烦, 干脆不送聘给他。”“这气得他头脑发烧, 身体发冷。”这段细腻的心理描写把他想走偏又要找理由, 又不敢直接对高松年讲的虚伪、胆怯的心理表露得一览无余。

这段议论, 深刻精辟, 讽刺了当时社会上的崇洋媚外的风气, 更令作者生气的是, 即使是从外国学来的好东西, 一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如三闾大学从英国牛津大学引进来的导师制, 却被李梅亭之流的人把它改成防范男女恋爱的工具, 作者借赵辛楣之口议论道：“想中国真利害, 天下无敌手, 外国东西来一件, 毁一件。”同时作者的议论讽刺, 往往还涉及到封建婚姻制度、封建家庭制度和男尊女卑的思想在封建家长的代表方老先生心中根深蒂固, 作者借他之口, 对封建婚姻制度作了讽刺：“女人念了几句书最难驾驭。男人非比她高一层, 不能和她平等匹配, 所以大学毕业才娶中学女生, 留学生娶大学女生, 女人留洋得了博士, 只有洋人才能娶她, 否则男人至少是双料博士。鸿渐, 我这话没说错吧? 这跟‘嫁女必须胜吾家, 娶妇必须不若吾家, ’一个道理。”这些话对着一个曾接受过西方男女平等观念影响的人说出来, 岂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封建大家庭是一个充满尔虞我诈, 充满斗争的浓缩了的小社会。作者说：“在西洋家庭里, 丈母娘跟女婿间的争斗, 是至今保持的古风, 我们中国大家庭里婆婆和媳妇的敌视, 也不输他们那悠久的历史, 只有媳妇怀孕, 婆婆要依仗了她才能荣升祖母, 于是对她开始迁就”。还说：“大家庭里做媳妇的女人平时吃饭的肚子要小, 受气的肚子要大；一有了胎, 肚子真大了, 那时吃饭的肚子可以放大, 受气的肚子可以缩小。”正是这样的家庭, 最终导致了方鸿渐与孙柔嘉婚姻的决裂。

三、运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对黑暗时政, 社会恶习进行讽刺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常常喜欢对一些事件和人物言行在叙述之后来一段议论。这些议论常常能一针见血地对当时黑暗的时政、社会的恶习进行尖锐的讽刺。

例如, 作者在叙述了方出国留学的过程后, 不无感慨地写道：“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 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 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 还需要外国招牌, 方可维持地位, 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 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的价值。”

四、运用机智风趣的幽默艺术嘲弄丑恶事物, 加深讽刺的效果

讽刺是以讥笑、嘲弄的笔调, 夸张而带刺的语言, 将敌对或落后的事物加以暴露, 让读者看到它的可笑、可鄙乃至可恶之处, 达到对讽刺对象贬斥、否定和令人警觉的目的。幽默是对某些生活现象进行风趣、机智的描绘, 使人在笑中获得美的享受。讽刺艺术是笑的艺术, 它如果与幽默艺术相结合, 那么对于讽刺对象则更加犀利, 讽刺力量则会更加厉害。难怪我国著名作家老舍说：“讽刺是与幽默分不开的, 假若正颜厉色地教训人便失去了讽刺, 它必须幽默地去奇袭、侧击, 使人发笑几声, 而后细一咂模, 脸就红起来。” 钱钟书先生在小说中正好利用了幽默对讽刺的巨大影响, 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 形成了小说特有的讽刺艺术——机智幽默型的讽刺。面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丑类而言, 作者的幽默讽刺, 犹如一柄藏而不露的利刃, 常于谈笑风生中脱颖而出；面对灰色平庸的灵魂, 又如犀利灵活的手术刀, 精于剖析肌理。

（一）“夸张”这一传统手法在作品中得到极好的运用 例如, 作品中描绘老处女范小姐赴宴相亲, 因为极想讨得男子欢心, 所以打扮得格外起劲, 作者写道：“范小姐今天赴宴擦的颜色, 就跟印第安人上战场擦的颜色同样胜利的红。” 见过辛楣以后, 范小姐“像画了个无形的圈子, 把自己跟辛楣围在里面, 谈话密切得泼水不入”。辛楣说曹禺是个伟大的戏剧家, 范懿快乐得拍着手掌道：“赵先生, 我真高兴, 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高校长进来, 辛楣乘机把首席让出来, 高校长想了想后不同意, 仍旧要辛楣坐, 辛楣不肯。高校长让给范懿, “范小姐只是笑, 身子像一条饴糖粘在椅子里”。夸张而不失实透过范小姐的外貌与言行, 可看到老处女变态的性格。

（二）“比喻”是这部作品中使用得最多的一种幽默手法 小说中的比喻内容别异, 形式各殊, 争奇斗艳, 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如：用几个喻体来说明同一本体的同一个恰似点：“物价象吹断了线的风筝, 又象得道成仙,平地飞升”；用几个喻体来说明一个本体的不同方面：“这辆车倚卖买老, 修炼成桀骜不驯, 怪癖难测的性格, 有时标劲象大官僚, 有时扭捏象小女郎”；用一组喻体分别说明相关连的一组本体：“科学家象酒, 愈老愈可贵, 而科学象女人, 老了便不值钱。” 本文只就比喻的一种形式博喻进行了说明, 其实文中按所使用的比喻形式还很多, 不过本文只是研究比喻的讽刺作用, 而不是比喻本身。

（三）作者的幽默讽刺艺术还表现在于巧妙的变异法上 有时讽刺之火借临时拆开双音节词的方式喷发而出：“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 那时候只想保持中立；中既然不中, 立也根本立不住, 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 此外全让给日本人。” 对词语作“借词发挥”形象化的解释, 小说中也很常见, 对那些动辄“国家至上”, 实则大饱私囊的权贵, 作家 嗤之以鼻“好哇!国家, 国家, 国即是家? ” 有时, 作者又用转换词义与“借词发挥”结合的方式揶揄人物“高松年身为校长, 对学校里三院十系的学问, 样样都通——这个‘通’就像‘火车畅通’‘肠胃通顺’的‘通’, 几句门面话从耳朵里进去直通到嘴里出来, 一点不在脑子里停留。” 总之, 《围城》是一部读来如嚼橄榄、回味无穷的奇书。它时而让你笑, 时而让你哭, 在妙趣横生、妙喻迭出的幽默讽刺外表下, 深藏着令过来人低徊轻叹、惘然若失的悲剧底蕴。

参考文献：

1、钱钟书 《围城》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版

2、杨 绛 《记钱钟书与<围城>》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版

3、顾之川 《解读围城》 京华出版社2001版

4、昭新 《中国文学名作欣赏》 科学出版社2001版

5、郑观年 《中国现代文学作选评》 浙江文艺出版社

6、郭志刚、孙中田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7、宁云峰 《钱钟书在比喻理论与实践上的突破》

8、杨继兴 《钱钟书小说讽刺语言三题》

9、邱文治 《钱钟书〈围城〉艺术漫议》

10、陈文虎 《钱钟书研究采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