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围城》的讽刺手法

第一篇：浅析《围城》的讽刺手法

浅析《围城》的讽刺手法

甘肃政法学院 杨红军

【摘要】《围城》是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杰出代表，其中的讽刺手法灵活多样，独具一格，是钱钟书运用调侃、嘲讽、反讽等讽刺手法打造了一部讽刺之城。探究《围城》的讽刺手法，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讽刺艺术。【关键词】讽刺手法 调侃 嘲讽 反讽

《围城》是一部充满尖锐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全书通过描写知识分子间的人情百态，讽刺了当时社会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和精神困境以及儒林中普遍存在的崇洋媚外的心理。《围城》将钱钟书那幽默的语言艺术和讽刺才能展现的淋漓尽致，堪称现代文学史上讽刺小说的典范，更有着新“儒林外史”的称号。作为现代讽刺小说的典范，钱钟书在《围城》里所用到的讽刺手法可谓是匠心独具，比如幽默的调侃、尖锐的嘲讽、机智的反讽等。探究《围城》的讽刺手法可以加深对讽刺艺术的理解。

一、幽默的调侃

调侃是用轻松的方式来表达沉重的内容和观点，钱钟书在《围城》中常常以幽默而又悲怜的口吻调侃“芸芸众生”。他那巧喻跌出，旁征博引的调侃无处不在，具有相当的广度，既有对人物形象的调侃戏谑，也有对各种事物的调侃。㈠、对人物的调侃

在调侃方鸿渐购买文凭一事时，作者引用《圣经》里的典故作比:“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这样的调侃在方鸿渐身上数不胜数，每每总能给读者一种忍俊不禁的感觉。在调侃鲍小姐“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的穿着打扮时他这样写道:“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钱钟书用这样诙谐的比喻调侃鲍小姐的行为放荡，在幽默搞笑的同时流漏着强烈的讽刺意味。在谈到方老爷给孙儿取名阿丑时，钱钟书这样写道：“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才知道儿子叫‘阿丑’还算有体面的！”方老爷对于阿丑这个名字的看法，不管这个名字在当时情境下的好坏，而是在和古人和名人的名字比较中略胜了一些，就觉得‘体面’，这种盲目的自满被钱钟书看似轻描淡写的调侃一点一点的撕破。在他在描写沈太太是这样调侃道：“沈太太生得怪样，打扮得妖气!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像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进了嘴，把暗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他将沈太太的两个眼袋比作圆壳行军水壶，将染上胭脂的牙齿比作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这样的比喻既表现出了沈太太的个性特征，又展现出一种哭笑不得的讽刺意味。㈡、对事物的调侃

比如书的开头对中国留学生打麻将一事的调侃：“船走得这么慢，大家一片乡心，正愁无处寄托，不知哪里忽然来了两副麻将牌。麻将当然是国技，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简单的几句话就将这些本该学成回国的学子们却不务正业的现象表现得丑陋不堪。再比如钱钟书调侃方鸿渐一行从宁波到金华所坐的汽车,作者把那辆破车写得妙趣横生:“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驶了解。它开动之际,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一口气走了一二十里,„„前面路还走不走呢?它生气不肯走了,汽车夫只好下车,向车头疏通了好一会,在路旁拾了一团烂泥,请它享用,它喝了酒似的,摇摆地缓行着。”这里作者把老旧的汽车比成摆架子的官僚,闹别扭的女郎,想象奇妙,既把汽车的残破不堪形容得淋漓尽致,又把官僚、女郎丑态批判得入木三分,别有一番愤世嫉俗的讽刺意味。他还这样调侃苏家花园的花：“苏家园里的桃花、梨花、丁香花都开得正好，鸿渐想现在才阴历二月底，花已经赶早开了，不知还剩些什么，留作清明春色。客堂一扇窗开着，太阳烘焙的花香，浓得塞鼻子，暖得使人头脑迷倦。这些花的香味，跟葱蒜的臭味一样，都是植物气息而有荤腥的肉感，像从夏天跳舞会上头发里发泄出来的”。

调侃无疑是《围城》里用到最多且最成功的讽刺手法。钱钟书先生以他学贯中西的文化修养和幽默机敏的个人气质让每一句调侃都变得生动俏皮；他还将比喻、夸张、用典等修辞手法巧妙地融合在调侃的语言中；用妙趣横生而又富于智慧的语言调侃众生，形成独具魅力的讽刺风格。

二、尖锐的嘲讽

相对于调侃，嘲讽是一种更直接更尖锐更犀利的讽刺手法。《围城》中的嘲讽多是针对一些人和事的，钱钟书对于看不惯的人和事从来不会吝啬自己的冷嘲热讽。大到主人公方鸿渐，小到只出现过一次的路人，他总能用极尽刻薄的文字将其彻头彻尾的讽刺一通。《围城》中的嘲讽不仅有作者对于反面事物的冷嘲热讽，还有作者精心安排的一些主人公的自嘲。㈠、刻薄的嘲弄

钱钟书最看不惯的就是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和国人盲目崇洋媚外的心理，这从他自始至终对其的嘲讽就可以看出来。当描写到三闾大学学生的崇洋风起时作者这样写道：“那些学生虽然外国文不好，卷子上写的外国名字却很神气。有的叫亚历山大，有的叫伊丽莎白，有的叫杰克，有的叫‘小花朵’，有的叫‘火腿’（Bacon），因为他

的中国名字叫培根，一个名叫黄伯伦的学生外国名字是诗人‘拜伦’（Byron），辛楣见了笑道：‘假使他姓张，他准叫英国首相张伯伦；假使他姓齐，他会变成德国飞机齐柏林，甚至他可以叫拿破仑，只要中国有跟‘拿’字发音相近的姓”。中国的学生首先应该是学好国学，其次抱着学习的态度去学习洋文以开拓视野，而三闾大学的学生没学到洋文的精华却只学会了拿一些神气的名字来炫耀。作者用这样尖刻的语言嘲弄三闾大学的崇洋风气，讽刺知识分子的精神病态。再如钱钟书对候营长的嘲弄：“候营长有个桔皮大鼻子，鼻子上附带一张脸，脸上应有尽有，并未给鼻子挤去眉眼，鼻尖生几个酒刺，像未熟的草莓”。本应该说脸上张长着鼻子，作者却将其夸张成“鼻子上附带着一张脸”，还将候营长的鼻子比作“未熟的草莓”，候营长这个痞子形象便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方鸿渐在回周公馆的电车上看到了一个打扮的不伦不类的女孩子，钱钟书这样嘲讽道：“那孩子年纪虽小，打扮得脸上颜色赛过雨后虹霓，三棱镜下日光或者姹紫嫣红开遍的花园，她擦的粉不是来路货，似乎泥水匠粉饰墙壁用的，汽车颠动厉害，震得脸上粉粒一颗颗参加太阳光里飞舞的灰尘。”作者用夸张的修辞手法和尖刻的语言嘲笑这个打扮的不伦不类的女孩，讽刺了当时社会的畸形和病态。㈡、自嘲

自嘲就是自己嘲笑自己，通常发生在困惑中的知识分子身上。《围城》里的自嘲主要体现在主人公方鸿渐身上。方鸿渐的困惑是多方面的，既有爱情方面的困惑，也有事业方面的困惑。面对人生的诸多不如意，他失意彷徨，然而更多的是无可奈何的自嘲。方鸿渐做为钱钟书讽刺对象的代表人物，钱钟书赋于了他许多“言论”，其中不乏自嘲的片段。在想好准备买假文凭回国时他自嘲道：“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士兵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期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政府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街，光耀门梢，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里决不开这个学位。”这样的自嘲，将方鸿渐及其家人的虚荣心活现在读者面前，也将国人崇洋媚外的心理讽刺得淋漓尽致。方鸿渐跟唐晓芙的爱情情是发自真心的，然而这份感情在唐晓芙知道了他的过往之后突然破裂。唐晓芙当着他的面将他购买假文凭以及轮船上跟鲍小姐厮混的事情说出来的时候。他只反驳了一句文凭的事情是闹着玩的，然后就自嘲道：“你说得对，我是个骗子，我不敢再辩，以后决不来讨厌了。”其实他的内心并没有真正觉得自己是个骗子，他是从内心喜欢唐晓芙的，所以在自己的过往被揭穿之后他愤恨自己，又不能迁怒于他人，就只能嘲笑自己。最能显示方鸿渐生活苦恼的或许是他在三闾大学与好友辛楣难以交流情感扫兴而归的自嘲:“难得一团高兴，找朋友扫尽了兴。天生是教他们孤独的，一个个该各归各，老死不相往来。身体里容不下的东西，或消化，或排泄，是个人的事；为什么心里容不下的情感，要找同伴来分摊？聚在一起，动不动自己冒犯人，或者开罪自己，好像一只刺猬，只好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方鸿渐朋友不多，也很少有能推心置

腹的，得不到周围人的“认同”，所以现实中总是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这样的多重压迫下，他只能通过自嘲来聊以自慰，有点像“阿Q”的样子。

三、反讽

反讽是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表达方式和写作技巧，在文学作品中常表现为言非所指、正话反说、反话正说、表象与事实的对照、理想与现实的思考等。钱钟书在《围城》里不但用反讽的言语来讽刺一些人和事，还通过对人性和现实的反讽性思考来讽刺整个社会的病态。㈠、反讽话语

在方鸿渐和苏文纨的感情纠葛上,钱钟书通过大量的反讽话语把方鸿渐那种时刻提防的心理状态进行了夸大叙述。真正的爱情本来就是盲目的,冲动的 ,而这两个人的所谓恋爱却是那样的清醒,苏文纨一步一步地设计着情感的陷阱,方鸿渐时时刻刻地为自己设防,这样的情节设计本身就是对现代中人们爱情状况的一种反讽。这两个人情感纠葛的最终结束,都是因为一个亲吻。作者是这样描述这个亲吻的:“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或罗马教皇的大脚指,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作为反讽叙述,这段描写潜藏着多重的反讽意味,由此达到一种对于人性的深度反讽。第一重的反讽意味,是把方鸿渐和苏文纨之间的这次亲吻,与清朝的官场、西洋的法庭、宗教中的信徒等所表现的嘴唇的动作比在一起,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用这种滑稽的类比突兀地表现了这场亲吻的虚假和客套。第二重的反讽意味是钱钟书作为一个叙述者，在描写这个亲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的时候,用了各种比喻的句子来极力表现这个亲吻在方鸿渐的心中确实是很轻,很无所谓的。但越是极力的形容这个吻的无关重要,我们越是感到事实的真相远非如此。第三重的反讽意味来自于方鸿渐的命运,钱钟书将这个吻描写的很轻，而事实是个吻为方鸿渐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祸根。唐晓芙本来可以接受方鸿渐的爱,但正是因为这个虚伪的亲吻,最终离开了他。而苏文纨也就是因这个吻而由希望转为失望,由勾引转为忌恨,变成了方鸿渐人生道路上的一颗灾星。在方鸿渐和唐晓芙感情纠葛的最后，钱钟书写了这样一段对话：“‘方先生人聪明，一切逢场作戏，可是我们这种笨蛋，把你开的玩笑都得认真——’唐小姐听方鸿渐嗓子哽了，心软下来，可是她这时候愈心疼，愈心恨，愈要责罚他个痛快——‘方先生的过去太丰富了！我爱的人，我要能够占领他整个生命，他在碰见我之前，没有过去，留着空白等我——’鸿渐还低头不响——‘我只希望方先生前途无量。’”这段对话其实只有方鸿渐的沉默和唐晓芙的数落，而正是两个人之间截然不同的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反讽效果。㈡、反讽性思考

钱钟书还在《围城》里展开了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教育体制、现代文明状态的反讽性思考。他通过方鸿渐这一人物形象的眼睛,看到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整体的文化环境中的精神病态。钱钟书以方鸿渐的佯装无知和不如他人的心态,不露声色展现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自以为是和自我欺骗中,把自己看做是现代科学知识和理性精神的代言人和掌握者,由此表现出形形色色的荒谬可笑的生活状态、思维方式、心

灵结构,并最终达到反讽的目的。这种反讽的光芒,不仅指向了方鸿渐周围的知识分子群体,同时也指向方鸿渐本人。这种反讽不仅具有批判的功能,也具有反思的功效,由此达到对于中国文化和现实情境的思考和质疑。钱钟书在《围城》中描绘的以三闾大学为中心的文化圈是当时社会知识分子失去精神家园的最好例证。钱钟书对于这个文化圈的反讽嘲弄,主要采取的是一种置身其外的远距离观望姿态,也就是借助方鸿渐的视角,大多数的时刻都摆出一种客观冷静的姿态,让反讽对象自身展现其荒谬和虚伪,让荒谬者更荒谬,让虚伪者更虚伪。但钱钟书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又无法真正置身事外。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在《围城》的字里行间,其实深深潜藏着作者对于这群人物以及中国整个的教育体制和的反思。钱钟书通过三闾大学的校长高松年,讽刺了大学教育的一整套政策和体系所具有的荒谬性和滑稽性。比如高松年的那段有名的治校的“科学定律”——“我的看法跟诸位不同。名教授当然好，可是因为他的名望，学校沾着他的光，他并不倚仗学校里地位。他有架子，有脾气，他不会全副精神为学校服务，更不会绝对服从当局指挥。万一他闹别扭，你不容易找替人，学生又要借题目麻烦。我以为学校不但造就学生，并且应该造就教授。找到一批没有名望的人来，他们要借学校的光，他们要靠学校才有地位，而学校并非非有他们不可，这种人才真能跟学校合为一体，真肯为公家做事。学校也是个机关，机关当然需要科学管理，在健全的机关里，决没有特殊人物，只有安分受支配的一个个单位。所以，找教授并非难事。”也就是说,高松年并不是本着广纳贤才想法,聘请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教书育人,而是打着“科学治校”的幌子,满足和发泄个人的权力欲望。也正是高松年的这条“科学定律”导致了众多平庸无能的知识分子有机可乘,在三闾大学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闹剧和丑剧。

钱钟书先生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用半生的智慧和生活的沉淀铸就了《围城》。他在《围城》中运用调侃、嘲讽、反讽等手法，透过一系列人物形象揭露了知识分子失去精神家园后的劣根性和社会的黑暗与腐朽，将讽刺和幽默精妙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灵动诙谐的讽刺艺术，处处耐人寻味，令人百读不厌。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围城.[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

[2] 周锦.《围城》面面观.[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

[3] 孟宪华.浅析钱钟书《围城》的讽刺幽默性.[J].文教资料，2009（3）

[4] 彭小球,周叶青.论钱钟书《围城》的讽刺艺术.[J].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4）[5] 张秀英.《围城》话语建构的反讽艺术.[J].艺术广角，2004（3）

第二篇：《儒林外史》与《围城》讽刺手法之比较

《儒林外史》与《围城》讽刺手法之比较

朱玲玲

摘要：《围城》与《儒林外史》是中国文学史上两部著名的讽刺小说，其讽刺对象都主要为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但在作者讽刺的目的与主观态度，及主要的讽刺手法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从中既可看出讽刺小说的发展，也可体味讽刺小说共同的深旨与作者共同的情怀。关键词：《儒林外史》；《围城》；讽刺小说

中国的讽刺小说并不发达，《围城》与《儒林外史》无疑是其中的两树奇葩，并且两书都是对知识分子阶层的讽刺与批判，虽然一完成于十八世纪中叶，一完成于二十世纪中叶，足足相距二百年，但我们很容易看到，书中反映的知识分子的品性并无多大的改变。对这两者的比较无论从文学上还是社会文化的发展上，都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现从三方面加以比较，略陈其异同。

一、讽刺的对象

因两书的两位作者一处于帝王制的封建社会，一来自废除帝制后的共和社会，作为社会基础的社会制度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虽同样作为知识分子，但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代表人物。《儒林外史》主要批评了三种人[1]：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2]《围城》讽刺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包括官僚士绅，编辑政客，主要代表是三闾大学的教授们。[3] “功名富贵”是《儒林外史》讽刺的主要着眼点，所以围绕各种人物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作者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在当时的社会，功名的唯一途径自然是科举，科举的唯一手段只有做八股文，但如果只是真诚地孜孜求知却不为社会承认或赏识，那反映的是社会价值观的歪曲，是社会发展的悲剧，而作者在求取功名富贵的知识分子身上，发现的却并非如此。几十年如一日发奋读书，追求功名的范进会不知苏轼何许人，足可见这些读书人的目的并不在自我修养与知识的获取，更惶论治国平天下的胸襟包抱负，而不过是捞取钱财，赚得权势以欺压别人的手段而已。而这才是作者真正讽刺的意义所在。

这种状况在《围城》的知识分子身上并没有多少改观。大学教授并没有真才实学，出国留洋的苏文纨博士也只会剽窃别人的作品，教授韩学愈的文凭也是花钱买来的一纸遮羞布，与《儒林外史》一书中所谓的读书人一样，知识分子求学的目的明确地只在于邀取虚名，作吹嘘的资本，或求取功名的手段，并无一个以知识为目的，或以匡扶社稷为目标。

除了不学无术，《儒林外史》中的“儒”和《围城》中的知识分子，还大多都道德败坏，并同样地表现以正人君子、学者名流的虚伪面孔。范进守孝尊制得不用银筷子，可偏偏拣大暇元子吃；严贡生刚声明完“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就有小使来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人家来讨。《围城》中褚慎明一再强调自己只有心灵，似乎高尚得不可企及，可是会因为女人有“心”字的一句话激动得眼镜掉到牛奶里。李梅亭的小气，比严监生差不到哪里去。这两者都是两书的讽刺要点所在，例子触目即是，不消多举。

总之，两书中的知识分子在坏的一面，都有共同的特征，都一味逢迎拍马，攀名附利，一样地虚伪迂腐，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担当社会脊梁、匡正社会风俗的责任感消失得彻底，愚昧和懦弱、虚伪和自私却毫无遗漏地传下来，在两部书的众生相中表现得清清楚楚。两书都写到了功名利禄对女性的影响，鲁小姐与苏文纨两人都是当时制度的曲奉与受害者，不同的是鲁小姐作为封建女性，如此品性的养成有其无可选择的无辜，苏文纨则是彻底地利用，两者似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家庭亲情的炎凉，两书也多有涉及。《儒林外史》中王德、王仁两兄弟受人钱财后对妹妹的态度，严贡生对弟媳的态度，都是副丧尽仁德的嘴脸。而《围城》中方鸿渐家妯娌两

人对孙柔嘉的明枪暗箭，也并不比他们差。

但与《儒林外史》不同的是，《围城》不仅有对人追求功名富贵的讽刺，也有对人追求爱情及美满婚姻而不可得的嘲讽与感伤，并在书中占了不小的篇幅，这是《儒林外史》中不可能具备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家庭的美满并不以爱情的存在为标志，而是以父子有礼、兄弟有序为基本表现，所以《儒林外史》对家庭的讽刺仍然集中于知识分子对于孝、悌的背反上，与爱情无涉。

另外一点不同的是，《儒林外史》中下层劳动人民除胡屠户的前倨后恭略具可笑外，作者对其他人大多并没有太多的嘲讽，而是写得朴实热心有深情，但《围城》中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人，所有旅馆的伙计、寡妇的仆人，无一不是作者讽刺的对象。《儒林外史》中至少提供了王冕、杜少卿等作者作为正面描写寄予希望的人物，而《围城》中，即使对于主人公，最少地具有知识分子坏积习的主人公，作者也一并在讽刺伤叹之列，全书并没有一个理想人物的出现，如果说唐晓芙作为理想的女性形象显示了作者的偏爱的话，作者并没有意向构画一个知识分子的楷模。

二、讽刺的目的和作者的态度

对于讽刺小说，人们往往只看到它的辛辣，作者对许多事物、人物的冷嘲热讽，觉得作者对于社会只是愤世嫉俗，只是批判。然而两部书中开综明义，都已表达了作者对于讽刺对象的态度。《儒林外史》第一回文章开始就借一首词阐明大意：“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便味同嚼蜡。自古及今，哪一个是看得破的。”这语气不是象极了《围城》在扉页上那句话吗——“人生就象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婚姻也罢，事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抵如此。”从这些直接阐明作者意旨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于社会的现状，并不只是一味地批判、讥刺、嘲讽，而是忧世伤生，悲天悯人，哀叹人性的弱点是如此的不可克服。所以我们在《儒林外史》中不仅能看到作者对范进、梅玖等丑态嘴脸的无情讽刺，也有对周进、严监生等人或刻意功名，或勤俭守财的些许同情。《围城》中不仅有对李梅亭、韩学愈等人体无完肤的揭露，也有对主人公方鸿渐不无正直、善良、聪敏而终不得自立于家庭与社会的哀伤与无奈。所以作者嬉笑怒骂的背后，无不隐隐表现出对整体的士文化品格如此沦丧的担忧，想匡正风俗及救世道人心的渴望，也有螳臂无法挡车，独力难挽狂澜的颓丧，甚至《围城》中对于整个人类生存意义的质疑，而绝不仅仅是对个人、某种人的批判与讽刺。

相对来说，《儒林外史》讽刺的目的要具体一些，即主要针对封建社会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造就的一批心态扭曲的士人，而人对于自我角色选择的自由作者给予了相对的肯定，即，人即使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中是有自由，也有可能选择一种正确的人生道路的，例如对不慕名利的王冕、杜少卿等人，作者还是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也即作者对人对自我命运的主宰和把握并没有质疑，尽管这个社会是一潭烂泥，但我们仍可出于泥而不染，作者对人的理性仍然有充分的相信。吴敬梓批判的并不是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甚至不是封建社会制度对人心灵的扭曲，而是士人品格的自我选择。同样的社会中，作者也描写了诸多的正面人物，如杜少卿、虞博士、庄绍光、迟衡山，而并没有以官与非官区别他们，也不以对科举的态度区别他们。孜孜以求并不以为非的虞博士，与坚辞不就的庄绍光，同样为作者肯定。作者要宏扬的无非是一种人道的、真诚的态度，无论对社会还是对社会制度。“不以求之为耻，不以去之为高”，这是作者对于科举的态度，而虔敬事亲、尽心交友、品行端方、不加虚饰、夫妻和美，这就是小说中正面人物品格的基本特征，不必以匡济天下为己任，不必以道德文章为立名根本，只要做到尽情至性，便不失为值得肯定的士大夫。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作者对于士大夫品格期望值的降低，但也更可看到作者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

《围城》里则多了一种虚无，方鸿渐事业、爱情、婚姻的种种悲剧固然与他的个性相关，但我们在方鸿渐的性格与命运之间容易体会到一种无法选择的悲哀，他未尝不诚实，但他买了假文凭，又诚实地并不利用它；他也未尝不专情，他爱唐晓芙爱得那么纯洁那么深情，可

他又有鲍小姐的污点；他也未尝不清高，不想同流于俗，不想与李梅亭类为伍，可他照样斤斤计较教授与否的名份和在学校的地位；他也未尝不尊重、体贴女性，可无法与孙柔嘉恩爱相处，于是方鸿渐的悲剧就不仅仅是他性格的悲剧，何况克服了他性格弱点并不懦弱，处事圆滑的赵辛楣在爱情、婚姻上也莫不如此，而所谓事业上的成就也只有在赵辛楣用了政治家的头脑流于世俗后才得到了所谓被人艳羡的社会地位。所以方鸿渐的悲剧竟成为人类自身的悲剧，是人类自身的弱点无法克服的悲剧，例如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个体对于自由与自立人格的渴求与对社会承认的渴求的矛盾，等等。所以同为讽刺小说，有大致相同的讽刺对象，两书讽刺的目的却并不相同。《儒林外史》在期盼着一种清明、有效的政治秩序，真诚、朴实的伦理道德，刚直、诚实的士人品格，而在《围城》里，我们看不到作者的理想和对问题解决的方法，只在最后落入一种无可奈何的凄凉与悲伤里，与喜剧的定义全不搭界。

对不同的人，两位作者也表现了不同的态度。

《儒林外史》中对不读书、不做官的朴实百姓，一般都作正面形象描写，例如楔子中资助王冕的秦老人，朴实、正直；资助周进的金有余等人，也多有义气且有同情心，于朴实中做出“极豪杰、极义气”的事（闲斋老人序）；即使表面看来势利、卑琐的胡屠户，作者也并未把他描摩成虚伪、奸诈之徒，而也有可爱之处。对周进“除了墨卷之外，了无所有”的迂腐儒生，包括像严监生时时忧贫、日日怕事，并不敢为非作歹但鄙吝有余之人，作者在略事嘲讽之余，大多的态度还是同情。而这些迂腐、痴钝的儒生如周进、范进尽管不学无术、年事已高却最终走上仕途，而严监生空拥十数万家赀并不见其受用一天，空有夫妻情感却作出懦弱不义之事，足可见作者对于世事的讽刺，一方面是对于人的狭隘、自私而不自知的嘲讽，另一方面也是对世事荒谬的辛辣讽刺。《儒林外史》中竭尽全力加以嘲讽的是无耻、混帐的严老大，空疏不学、沽名钓誉的娄氏兄弟等人，对其他人则表示了或同情或感伤的态度。

相对于《儒林外史》作者态度的复杂和层次性，《围城》对于各种人物的态度要简单得多，除对方鸿渐、赵辛楣有些许同情外，其它无论村民野夫、下人百姓、军旅商贾、儒人才士，莫不讽刺其言谈举止、内心动机，可谓刻薄之至。从轮船上轻薄奸诈的安南人和仆人阿刘，到方鸿渐家里两个虚伪算计的弟媳，去三闾大学路上遇到的各种旅店肮脏、鄙俗的伙计，包括寡妇的男仆及军人侯营长，作者都予以鄙夷的讽刺，且讽刺得不留余地，毫没有同情的成份。对虽非知识分子，也是社会上流的几个人物，不管是其出身并不显赫的点金银行行长周先生及太太，还是系出富庶之门的沈氏夫妇及苏文纨一家，作者也一并毫无保留地刻画他们装腔作势的滑稽可笑。对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甚至留洋混有博士文凭的知识分子们，包括船上诸人及禇慎明、苏文纨、三闾大学的校长、教授们，更是作者集中讽刺的对象，不仅揭露他们的空疏不学，更揭露他们为掩盖自己的空疏不学所竭力附庸风雅、清高自许的丑态和滑稽嘴脸。所以对于《围城》中的大部分人物，作者或讽刺其不识字的野蛮、粗陋、无知，或讽刺识字人同样的无知和更加可恶的虚伪，除极个别的方鸿渐、唐晓芙外，作者没有给我们人类发展以希望。闲斋老人的朋友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2]这还只是说《儒林外史》道着了知识分子于人伦日用之间容易表现出的种种积习和社会风气弥漫已久的种种不易改变的态度、规范，但《围城》之读，却让人觉得做人的可悲，几近于无处藏身，轻易就入了被人耻笑的牢笼。

三、讽刺的艺术手法

首先从大的结构上，两者有所不同。《围城》中有贯串全书的人物方鸿渐，其他人物及事件由他而生，所以叙事略显宏大，且以他一生的婚姻、事业、爱情为主要反映对象，结构完整，主旨突出。《儒林外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4]，基本是各种人物的群像素描，涵盖的人物比较多，反映社会的面貌比较全面，与《围城》因视角限于方鸿渐的见闻有很大的不同。

但同时我们也比较容易看出两者相似的地方。《围城》虽有大的完整的布局结构，但作者也以反映方鸿渐不同的人生阶段为目的作了划分，在他求学、交友、恋爱、旅程、事业、家

庭的几个阶段，作者分别刻画了许多人物，这些人物也同《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一样，其起讫有自己的长度，并没有陪伴方鸿渐的一生，作者也以刻画群像为其讽刺的主要手段之一。例如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董斜川、褚慎明等人物，包括三闾大学的各位教授们，或者说全书除方鸿渐、赵辛楣外，其余人等在全书的出现和退出并不占太多的篇幅，大多作者只重在刻画其嘴脸的某一方面以作为某种人的代表，不及其余。

这也就带来了二书讽刺手法的同与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围城》通过方鸿渐人生的几个阶段写明了人在社会中的艰难处境，同时通过群像的勾画反映了社会的整体面貌和士人的几种典型代表，而《儒林外史》则更多地从社会的广度上全面、细致地刻画了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道德伦理及行为规范的滑稽与悖谬。

在具体的讽刺手法上，二者有更多的相同之处。最大、最显著的相同之处是，二者所选的人物都是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代表，并且具有平常人的理想、智力、理解力，所以可以作为一般人的代表，其中并没有或怪异或智力超常之人，也没有为非作歹、杀人越货的毒蛇猛兽，所做的事也是情理中人伦日用之事，可谓最见其本质者。但两书具体手法的最大不同也是显著的。《儒林外史》最显著的特点是“所谓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也”[2]。而《围城》最见作者匠心的却恰恰是作者每每道破人物的可鄙可笑之处，并以诙谐机智的语言附带连累其他类似可鄙可笑的情理，横逸斜出，不仅极描摩之化工，且极义理之深旨，痛快淋漓，触类旁通，深有味旨。

这显著的不同延伸出来，就是《儒林外史》平淡处的奇崛，从容着的诙谐。作者对于人物并无一字一语的挖苦、讽刺，而读者自能从其语言、行动的细节及其所做之事看到其可笑的极至；而《围城》除了用人物的语言、细节及事迹显示其可笑之外，作者亦阐发其之所以可笑的原尾，因作者语言幽默、诙谐，更加深了读者的印象。另外，《儒林外史》因重在客观描写，因此对客观景物并无意作为讽刺的对象，而《围城》主观揭示成为讽刺手法的重要部分，客观景物也成为作者阐明大义的有效手段而每每成为调侃的对象，并从中影射对于有关人物的讽刺、评判，手到擒来，所有一切均成为讽刺的利器。

对比这两部著作的不同不在于要分出高低轩轾，而是在于对讽刺小说有一系统、完整的认识，并寻找其中的影响与演变。并且，我们也因此可以看出讽刺作品都有其讽刺之外的深旨。于讽刺中我们不难洞见两位作者的真性情，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两位作者悲天悯人、替天下人担忧的忧世伤生的情怀，及对于社会发展、完善之途的用心探索。我们不难看出，讽刺并不是聊博人笑、娱人耳目或显示作者才情的小伎俩，而是其中深寓着作者深刻的入世情怀，和以常式不能表达的深深焦虑与悲哀。讽刺不是一种对于理性、对于秩序的反叛，而恰恰是寻找理性、寻找秩序而不得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参考文献：

[1]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2]朱一云,等.儒林外史资料汇编[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3]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第三篇：浅谈《围城》的讽刺特色（共）

浅谈《围城》的讽刺特色

摘要：本文拟从《围城》这部小说讽刺特色的角度分析它的语言艺术，以此来表现钱钟书先生博学睿智的才识，以及他精辟辛辣、幽默隽永、细腻婉转的语言风格。

关键词：《围城》；语言艺术；讽刺特色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从它的艺术价值看，是中国现代文学少数可以传世的佳作。它的创作基调是讽刺，其语言的独特性在于强烈的讽刺性，他崭新的创造在于通篇作品中没有用说教来揭露他所看到的社会弊病，而是活用讽刺来展示各个侧面的丑恶。

一、讽刺手法在《围城》中灵活多样

《围城》中的语言独具特色，无处不闪烁着幽默、讽刺、智慧的火花，《围城》中活用讽刺恰到好处，可谓新奇巧妙，充分体现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技术。

一是善于运用文言文语句进行讽刺。钱钟书先生接受过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在《围城》中，钱钟书灵活地运用了文言词语对人物进行刻画与讽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写到方遁翁时，就有如下描述：“女人留洋得了博士，只要洋人娶要她，否则男人至少是双料博士，鸿渐，我这话没说错罢？这跟‘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一个道理。”这里的“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是一句文言文，作者通过这一句话，讽刺了方遁翁的男尊女卑的思想，也讽刺了他卖弄学问的本质。还有点金银行周经理的这样一段话：“贤婿才高学富，名满五洲，本不须以博士为夸耀。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贤婿似宜举洋进士，遮几克绍箕裘，后来居上，愚亦有荣焉。”这段话整段都是文言文，作者就利用文言文的作用让读者与自己产生共鸣，讽刺周经理的虚伪、虚荣、市侩的嘴脸。

二是巧妙活用词语进行讽刺，使得语言有别样的异味，给人一种新的感觉。例：“后来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那时候只想保守中立，中既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此外全让给日本人”。“中立”作者在这里分拆开来变成“中不中”“立也不立”“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这几种思想，滑稽地嘲讽了英美两国的无能。其中“并肩作战”也属于词语的超常用法中的变异方式。

二、讽刺对象在《围城》中无所不包

钱钟书先生在小说《围城》中，讽刺的对象相当广泛，无所不包，他在自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还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而这一类人物，就是当时的病态的知识分子。《围城》中常用诙谐的锋刃刺向这些所谓的“无毛两足动物”。

可以说，在《围城》里的“芸芸众生”中，几乎每个人物出场时作者都对其肖像进行了一番讽刺性描绘。常常采用既含蓄而又挖苦的漫画式笔法，令其形神毕露。例如，那位出场一次的“哲学家”，他的名气是靠同外国著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猎取来的。当他沾沾自喜吹嘘他同罗素会面的对话时，其实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虚和无聊。再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自称是一位研究生物的老科学家，人们却看不到他的科学家风范。其实是一位心术不正，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界官僚，他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败的大学的化身。

在《围城》中，作者不但对“知识分子”行车走卒之辈进行尽情调侃嘲弄，就连那些没有生命的事物也要戏谑一番。如“桌子就像《儒林外史》里范进给胡屠户打了耳光的脸，刮得下半斤猪油”，写的是乡村小旅馆里肮脏的桌子：“侍者上了鸡，碟子里一块像礼拜堂定风针上铁公鸡施舍下来的肉”，写的是西贡酒家里坚韧异常的“佳肴”；“这不是煮过鸡的汤，只像是在里面洗过一次澡”，写的堂堂的三闾大学系主任宴请宾客的清淡如水的鸡汤；“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经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这一串不相宜的事物写是方鲍二人一整天“什么都别扭”的倒霉相，作家撷取人生中富有讽刺喜剧色彩的片断，调色画像，渲染加工而进行的轻松的幽默。

三、讽刺艺术在《围城》中显赫地位

一部优秀的小说应描绘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巴金曾说过，读者关心的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传统的小说一般比较注重小说的思想内容，讲究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和曲折性。而《围城》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倒不 是作品的主题、故事情节，而是钟书先生那种所特有的对社会、人生独特的、辛辣的嘲讽。小说虽也有一个较为明显地主题，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主题、情节不被读者所重视，不是因为作品的主题，情节没有什么社会价值，而是因为钱钟书先生那种对生活独特的、辛辣的讽刺艺术特别突出抢眼，引导读者眼光由社会朝心理病态及丑恶灵魂的挖掘转移，不以激烈的矛盾冲突取胜，而以精妙有趣的讽刺艺术感染读者。

讽刺艺术在《围城》中的地位是非常明显的。不似传统小说借助典型的环境加以渲染，而主要是通过各种讽刺的艺术手法刻画人物。作品虽然也注重描绘时代背景，并使其成为作品的重要内容，但在处理它与人物形象塑造的关系上是无法比拟的。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柯夫的作品辛辣讽刺，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仲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这种讽刺绝不同于新文学史上其他类似的讽刺小说家。

总之，《围城》的讽刺艺术，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厚独特的新天地，在小说里对社会不容情面的蹊落、挖苦的背后，又蕴涵着作者那样多的对人生的热望，通过方鸿渐的命运，剖析当时灰暗社会的丑陋，更重要的是想唤醒在“围城中徘徊、挣扎的人们，冲破围城，去走自己的新路”。因此，钱钟书先生独特的讽刺艺术，不仅在《围城》中独占鳌头，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1] 章晓俊.浅谈《围城》的讽刺艺术特色，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11.[2] 裘新江.投向人性丑恶的理性之光——吴敬梓与斯威夫特之讽刺比较，滁州师专学报,1999.5 [3] 钱钟书 《.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4] 李洪岩

《钱钟书评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第四篇：浅论钱钟书《围城》的讽刺艺术

浅论钱钟书《围城》的讽刺艺术

摘要

《围城》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风格独特的长篇小说。作者钱钟书在他所熟悉的生活环境里, 以其生动细腻的笔触表达了他独特的生活感受, 是五四以后新文学中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小说着力于描写“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 某一类人物”, 即主要由三、四十年代一部分欧美留学生和大学教授组成的知识社会、知识阶层人物, 从剖析他们个性、道德上的弱点入手, 揭示其精神上所处的重重困境, 由此而反映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腐朽和没落。从而表述了作者——一个爱国的、信仰科学和民主的知识分子对于旧时代生活的深刻讽刺和感伤。小说广泛全面深刻地揭露了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 在这个意义上, 它的确是一部新的《儒林外史》。在小说的表现手法上, 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讽刺艺术, 作者既能有声有色地绘出人为的可笑可卑的行为, 以透视其五脏六腑, 又能以自己的博识, 设计精巧、超拔的比喻, 对人物作愚弄嘲讽, 笔酣墨饱, 无不淋漓尽致。

本文试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围城》的讽刺艺术的手法和方法加以论述。

一、通过巧妙的结构安排, 以点带面的描写, 达到讽刺的目的

小说的结构非常的精致, 它以方鸿渐为中心人物, 通过他的生活经历以点带面地描绘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所特有的部分上层知识分子的生动群像, 深刻剖析了他们空疏、虚伪、卑琐的灵魂。首先, 表现在社会对主人公方鸿渐生活遭际与个性弱点的描述。方鸿渐留学英、法、德国, 归国途中与一些留学生“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 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它服务”。可是, 他一旦回归封建家庭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圈中, 便只能为个人的谋职与恋爱婚姻浑浑噩噩地忙碌。又由于他为人比较善良、软弱, 故在名利场与情场上屡屡败北, 最终不能不陷入精神上麻木困顿的绝境, 小说由解剖他的个性弱点与精神困境入手, 巧妙地讽刺、揭露了畸形的世态人情。

方鸿渐最突出的个性弱点是怯懦, 他学的本是中国文学, 却偏要出洋“深造”。此事未免滑稽, 可在殖民化的旧中国却不失为时髦之举。留学四年, 兴趣虽广, 却学无专长, 最后迫于父亲和岳父的压力, 不得不于回国前买一个假文凭寄回去搪塞。不料岳父立即将他的博士照登报大肆吹嘘。这些文字看来是写方的经历与个性弱点, 落笔处却都巧妙地针砭了崇洋媚外、好尚虚荣的社会风习。在恋爱婚姻方面, 虽然真心爱上了唐晓芙, 却由于遭到苏文纨的中伤而致失恋。后来他到内地的三闾大学任教, 又接连受到老奸巨滑的校长的欺骗, 卑劣无聊的同事的暗算, 在这里由于种种原因而与孙柔嘉结合了, 但孙并非他真正的意中人, 她多疑善妒, 专横有主见, 常动不动就与方争吵, 最后在一次空前的吵闹中导致决裂。作品往往由这类貌似锁屑的人物个性弱点和家庭纠纷, 来抒发对旧时代生活的讽刺与无可奈何的感伤, 在艺术表现上更为独到。

其次, 小说以方鸿渐的生活经历为线索, 将讽刺的笔锋伸展到中上层知识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对于人物个性与道德的批判入手, 揭露和抨击畸形的社会世相。所谓西方文明的产物——欧美留学生, 是围城中的重要角色。在法国取得文学博士头衔的苏文纨号称“才貌双全”的“女诗人”, 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袭的一首德国民歌。其才学便是在情场中播弄风云, 抗战时, 依靠丈夫势力谋到“战时物资委员会”处长的肥缺, 成为利用飞机走私的高级商贩。由法国归来的沈氏夫妇, 则在抗战中投敌附逆, 沦为无耻的民族败类, 还有擅长欺世盗名的假哲学家褚慎明和以封建遗少自傲的董斜川。其中稍有才学的赵辛楣, 也只是由于情场失意才到内地教书, 又终因一场新的情场**而重蹈士途。

在作者的笔下, 还出现了一群顶着学者、教授招牌的丑类, 这便是抗战后方所谓“国立三闾大学”的班底：如名为老科学家而实为狡猾政客与好色贪杯的校长高松年；贪吝鄙俗的流氓政客型的训导长李梅亭；用假文凭讹取名利的历史系主任的韩学愈；由革职的贪官而当上中文系主任的汪处厚；卖弄虚荣、摆弄是非的能手陆子潇等。在民族危亡之际, 这帮人仍然只知狗苟蝇营, 追逐个人的名利与情欲, 明争暗斗, 透过他们灰暗、丑陋的灵魂, 不难窥见其孽生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腐朽龌龊的本相。

二、通过人物肖像、言行和心理描写, 获得讽刺效果 小说围城中涉及到的人物, 都是作者所讽刺的对象, 不论是书中的主要人物, 像李梅亭、高松年、汪处厚, 还是次要人物如沈太太、鲍小姐, 乃至于方鸿渐一行前往三闾大学途中所碰的妓女、侯营长一类的小人物, 作者在他（她）们一出场, 就采用漫画式的手法对其丑陋的外貌进行描写, 使人见其而恶之。李梅亭出场时, 作者是这样描写他的：“四十来岁年纪, 戴副墨晶眼镜, 神情傲兀, 不大理会人, 并且对天气也鄙夷不理, 因为这是夏历六月中旬, 他穿的还是黑呢西装外套。”又如： “胡子常是两撇, 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夌尖角胡子, 不料没有枪杆的人, 胡子都生不像样, 又稀又软, 挂在口角两旁, 像新式标点里的逗号, 既不能翘然而起, 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 偏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 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 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 慌忙按上去, 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 唇上的是眉毛, 根本不会长, 额上的是胡子, 所以欣欣向荣。……为了二十五岁的新夫人, 也不能一毛不拔, 于是剃去两缕, 剩中间一撮, ……这也许还是那一缕胡子的功效, 运气没坏到底。”看到这段惟妙惟肖的肖像刻画, 一幅活灵活现的漫画就形象地浮现在读者脑中了。作者在描绘这位汪大人可笑的容貌时, 对他的历史、思想、心理也一并作了讽刺, 使他一亮相, 就给人滑稽、迂腐的印象。

在这群丑物当中, 算得上“丑中之冠”的是新回国的沈太太。她是一个崇洋媚外、卖国投敌的汉奸, 是民族的败类, 作者对她是深恶痛绝的, 故此在书中毫不留情地勾勒了她的丑貌：“沈太太生得怪样, 打扮得妖气。她眼睛下两个黑袋, 像圆壳行军热水瓶, 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 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 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 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作者连用几个想象奇特的比喻来铺陈渲染, 读之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厌恶至极。

还有好色的校长高松年, 满嘴仁义道德, 其实是满肚子男盗女娼。他常常借故去拜访汪处厚。其实他访的不是汪处厚, 而是他的太太, 因为贪恋汪太太的美色。因此, 当他看到赵辛楣和她偷情时, “愤怒得两手握紧拳头, 作势向他挥着。”好像是为汪处厚鸣不平, 其实是吃赵辛楣的醋, 这点被汪太太一句话就揭开了他披着的华丽外衣：“哈哈!高校长, 你又何必来助兴呢? 吃醋没有你的份儿呀, 咱们今天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 嗯, 高先生, 好不好? ”当头一棒喝醒了汪处厚、赵辛眉。

丑恶人物往往喜欢伪装自己, 古今中外, 无不如此, 对于这种表里不

一、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最有力的讽刺莫过于剥开画皮, 现其本质。《围城》讽刺艺术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写出讽刺对象的言论与行动, 现象与本质的矛盾, 使其原形败露。李梅亭是一个吝啬自私的小人。这点在他前往三闾大学的路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他带的大箱子里的药被方鸿渐他们发现时, 他说“内地买不到西药, 各位万一生起病来, 那时侯才知道我李梅亭的功劳呢” 后来又说“就是生病, 我箱子里有的是药”。听起来好慷慨, 其实怎样呢? 当孙小姐生病向他要药时, “他以为孙小姐一路上对自己的态度也不够一包人丹的交情”, 更因为一包仁丹开封后就卖不到好价钱。“而不给药, 又显得过于小气”。左思右想, 忽然灵机一动, 记得前些天已打开一瓶鱼肝油丸。“鱼肝油丸当然比仁丹贵, 但已打开的药瓶, 好像嫁过的女人, 减低了市价”。于是拿鱼肝油丸, 给孙柔嘉服下, 弄得她又一次呕吐。李梅亭这种吝啬鬼式的怪诞心理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吝啬心理活动中暴露出来, 给人们以厌恶之感, 其正人君子的假面具也就被一层层撕下来。

小说中运用细腻绝妙的心理分析, 把人物丑陋的内核猛然外化, 展示了作者精湛的讽刺艺术。方鸿渐性格怯懦, 虽然有颗善良的心, 想有所成就, 但是在这个黑暗的社会里即处处碰壁, 一旦失败便跌落到自怨自艾的幻想之中, 作者对他的这种心理曾多次加以反映。如在三闾大学, 由于情场**, 赵辛楣溜之大吉后, 方鸿渐也想离开, 并且想在离开前写信批评一下校政, “借此发泄这一年来的气愤”。但是由于学校聘书还没来, 信的措词不好决定。“有时他希望聘约依然是副教授, 回信可以理直气壮, 责备高松年失信。有时他希望聘约升他做教授, 这么一来, 他的信可以更漂亮了, 表示他的不满意并非出于私怨, 完全为了公事”。“不料高松年省他起稿子写信的麻烦, 干脆不送聘给他。”“这气得他头脑发烧, 身体发冷。”这段细腻的心理描写把他想走偏又要找理由, 又不敢直接对高松年讲的虚伪、胆怯的心理表露得一览无余。

这段议论, 深刻精辟, 讽刺了当时社会上的崇洋媚外的风气, 更令作者生气的是, 即使是从外国学来的好东西, 一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如三闾大学从英国牛津大学引进来的导师制, 却被李梅亭之流的人把它改成防范男女恋爱的工具, 作者借赵辛楣之口议论道：“想中国真利害, 天下无敌手, 外国东西来一件, 毁一件。”同时作者的议论讽刺, 往往还涉及到封建婚姻制度、封建家庭制度和男尊女卑的思想在封建家长的代表方老先生心中根深蒂固, 作者借他之口, 对封建婚姻制度作了讽刺：“女人念了几句书最难驾驭。男人非比她高一层, 不能和她平等匹配, 所以大学毕业才娶中学女生, 留学生娶大学女生, 女人留洋得了博士, 只有洋人才能娶她, 否则男人至少是双料博士。鸿渐, 我这话没说错吧? 这跟‘嫁女必须胜吾家, 娶妇必须不若吾家, ’一个道理。”这些话对着一个曾接受过西方男女平等观念影响的人说出来, 岂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封建大家庭是一个充满尔虞我诈, 充满斗争的浓缩了的小社会。作者说：“在西洋家庭里, 丈母娘跟女婿间的争斗, 是至今保持的古风, 我们中国大家庭里婆婆和媳妇的敌视, 也不输他们那悠久的历史, 只有媳妇怀孕, 婆婆要依仗了她才能荣升祖母, 于是对她开始迁就”。还说：“大家庭里做媳妇的女人平时吃饭的肚子要小, 受气的肚子要大；一有了胎, 肚子真大了, 那时吃饭的肚子可以放大, 受气的肚子可以缩小。”正是这样的家庭, 最终导致了方鸿渐与孙柔嘉婚姻的决裂。

三、运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对黑暗时政, 社会恶习进行讽刺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常常喜欢对一些事件和人物言行在叙述之后来一段议论。这些议论常常能一针见血地对当时黑暗的时政、社会的恶习进行尖锐的讽刺。

例如, 作者在叙述了方出国留学的过程后, 不无感慨地写道：“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 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 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 还需要外国招牌, 方可维持地位, 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 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的价值。”

四、运用机智风趣的幽默艺术嘲弄丑恶事物, 加深讽刺的效果

讽刺是以讥笑、嘲弄的笔调, 夸张而带刺的语言, 将敌对或落后的事物加以暴露, 让读者看到它的可笑、可鄙乃至可恶之处, 达到对讽刺对象贬斥、否定和令人警觉的目的。幽默是对某些生活现象进行风趣、机智的描绘, 使人在笑中获得美的享受。讽刺艺术是笑的艺术, 它如果与幽默艺术相结合, 那么对于讽刺对象则更加犀利, 讽刺力量则会更加厉害。难怪我国著名作家老舍说：“讽刺是与幽默分不开的, 假若正颜厉色地教训人便失去了讽刺, 它必须幽默地去奇袭、侧击, 使人发笑几声, 而后细一咂模, 脸就红起来。” 钱钟书先生在小说中正好利用了幽默对讽刺的巨大影响, 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 形成了小说特有的讽刺艺术——机智幽默型的讽刺。面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丑类而言, 作者的幽默讽刺, 犹如一柄藏而不露的利刃, 常于谈笑风生中脱颖而出；面对灰色平庸的灵魂, 又如犀利灵活的手术刀, 精于剖析肌理。

（一）“夸张”这一传统手法在作品中得到极好的运用 例如, 作品中描绘老处女范小姐赴宴相亲, 因为极想讨得男子欢心, 所以打扮得格外起劲, 作者写道：“范小姐今天赴宴擦的颜色, 就跟印第安人上战场擦的颜色同样胜利的红。” 见过辛楣以后, 范小姐“像画了个无形的圈子, 把自己跟辛楣围在里面, 谈话密切得泼水不入”。辛楣说曹禺是个伟大的戏剧家, 范懿快乐得拍着手掌道：“赵先生, 我真高兴, 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高校长进来, 辛楣乘机把首席让出来, 高校长想了想后不同意, 仍旧要辛楣坐, 辛楣不肯。高校长让给范懿, “范小姐只是笑, 身子像一条饴糖粘在椅子里”。夸张而不失实透过范小姐的外貌与言行, 可看到老处女变态的性格。

（二）“比喻”是这部作品中使用得最多的一种幽默手法 小说中的比喻内容别异, 形式各殊, 争奇斗艳, 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如：用几个喻体来说明同一本体的同一个恰似点：“物价象吹断了线的风筝, 又象得道成仙,平地飞升”；用几个喻体来说明一个本体的不同方面：“这辆车倚卖买老, 修炼成桀骜不驯, 怪癖难测的性格, 有时标劲象大官僚, 有时扭捏象小女郎”；用一组喻体分别说明相关连的一组本体：“科学家象酒, 愈老愈可贵, 而科学象女人, 老了便不值钱。” 本文只就比喻的一种形式博喻进行了说明, 其实文中按所使用的比喻形式还很多, 不过本文只是研究比喻的讽刺作用, 而不是比喻本身。

（三）作者的幽默讽刺艺术还表现在于巧妙的变异法上 有时讽刺之火借临时拆开双音节词的方式喷发而出：“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 那时候只想保持中立；中既然不中, 立也根本立不住, 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 此外全让给日本人。” 对词语作“借词发挥”形象化的解释, 小说中也很常见, 对那些动辄“国家至上”, 实则大饱私囊的权贵, 作家 嗤之以鼻“好哇!国家, 国家, 国即是家? ” 有时, 作者又用转换词义与“借词发挥”结合的方式揶揄人物“高松年身为校长, 对学校里三院十系的学问, 样样都通——这个‘通’就像‘火车畅通’‘肠胃通顺’的‘通’, 几句门面话从耳朵里进去直通到嘴里出来, 一点不在脑子里停留。” 总之, 《围城》是一部读来如嚼橄榄、回味无穷的奇书。它时而让你笑, 时而让你哭, 在妙趣横生、妙喻迭出的幽默讽刺外表下, 深藏着令过来人低徊轻叹、惘然若失的悲剧底蕴。

参考文献：

1、钱钟书 《围城》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版

2、杨 绛 《记钱钟书与<围城>》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版

3、顾之川 《解读围城》 京华出版社2001版

4、昭新 《中国文学名作欣赏》 科学出版社2001版

5、郑观年 《中国现代文学作选评》 浙江文艺出版社

6、郭志刚、孙中田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7、宁云峰 《钱钟书在比喻理论与实践上的突破》

8、杨继兴 《钱钟书小说讽刺语言三题》

9、邱文治 《钱钟书〈围城〉艺术漫议》

10、陈文虎 《钱钟书研究采辑》

第五篇：浅论《围城》的讽刺幽默艺术

浅论《围城》的艺术手法

撰写人：廖成斌

导师：熊岩

《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作者钱钟书（1910-1998），江苏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留学英、法，是位学贯中西而富才情的学者。《围城》动笔于1944年，完稿于1946年，其时，作者正蛰居上海，耳闻身受日本侵略者的蛮横，“两年里忧世伤生”（1），同时又坚韧地“锱铢积累地”把自己对人生、对学术的感悟与思考付诸笔端，先后完成了小说《围城》和学术著作《谈艺录》。

作者在《围城》初版的序言里曾自述创作意图说：“我想写现代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参照小说内容，可以看到，作者着意表现的是现代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通过主人公方鸿渐与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婚恋纠葛，通过方鸿渐由上海到内地的一路遭遇，以喜剧性的讽刺笔调，刻画了抗战环境下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彷徨和空虚。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解释“围城”的题义说：这是从法国的一句成语中引申而来的，即“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小说的整个情节，是知识界青年男女在爱情纠葛中的围困与逃离，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表现一部分知识者陷入精神“围城”的境遇。而这，正是《围城》主题的深刻之处。

《围城》是五四以后新文学中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自面世以来，至今已有英、法、德、日、俄、捷等多种文字的译本，被誉为“新《儒林外史》”。它是一部以旧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病态畸形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幽默而辛辣的讽刺小说。作品中充满丰富、形象、生动、令人叫绝的精辟比喻；各种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仗、警句格言，以及古今中外的典故、逸闻，纷至沓来，琳琅满目；采用独特的象征，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人生哲理；常以幽默的笔法针砭时弊，描摹人物世态，调侃“芸芸众生”，神形毕肖地描绘出各色男女在特定的场合下的所思所想，传达出人物瞬间所萌发的心思和微妙的情绪，在幽默外表下露出辛辣犀利的笔锋，一针见血。讽刺艺术高超，独具一格。

下面就《围城》的艺术手法试作分析。

一、精辟的比喻

《围城》的成功离不开大量妙趣横生、联篇缤至的新鲜比喻的创造和运用。有人统计，一部23万字的《围城》中所用的比喻的数目，有数百之多。且堪称妙喻也可以说是多不胜数，美不胜收。作者常常涉笔成趣，让那些机智隽永的巧喻脱口而出。例如：他写行人雨天在泥泞的路上鞋底上厚厚的泥巴，就逗趣说那“抵得贪官刮地皮”；说旅店里卖不出的变色变质的半生红烧肉，“像红人倒运，又冷又黑”，锋利而贴切，逗人发噱。又如：说“鲍小姐那类女人”是不“伤春”的，“一切衣服在她身上像只软木塞之于酒瓶口，不需要酒的时候才需要瓶塞",(2)一个生动的比喻就能使读者对鲍小姐的生活作风了然于胸。还有方鸿渐在本县省立中学作报告时大谈鸦片、梅毒，“令那纪录的女生涨红了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方鸿渐最后的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失去了贞操”，(3)形象而又俏皮，耐人寻味。

《围城》丰富的比喻，风趣幽默，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讽刺艺术效果。比如作者在嘲讽李梅亭时说他“脸上少了那副黑眼镜，两只大眼睛像剥开壳的煮熟鸡蛋”。(4)又挖苦他“本来像冬蛰的冷血动物，给顾先生当众恭维得春气入耳，蠕蠕欲活”。(5)暴露出李梅亭贪图虚荣，一顶‘高帽’就使其飘飘然。在描写假哲学家褚慎明时：“褚哲学家害眼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的弹出的子弹’，险的突出眼眶，迸碎眼镜。”(6)生动地勾勒出褚慎明卑鄙下流的丑相，揭示出其肮脏的灵魂。在描写以嫖娼与赚‘外快’为其能事的‘侯营长’的长相时则形容他“他有个桔皮鼻子，鼻子上附带一张脸，脸上应尽应有，并未给鼻子挤去眉眼，鼻尖生几个酒刺，像未熟的草莓。”(7)尖酸刻薄地讽刺侯营长那丑陋的嘴脸„„诸如此类显示出作者丰沛联想力的巧妙而生动的比喻，仿佛一枚枚辣味十足的野山椒、俯拾即是地散布在作品的情节、肖像、人物心理、细节、性格以及自然景物等各类描写中，令人目不暇接。既大大地提高了作品的讽喻性，又增强了读者的阅读趣味，对于绘声绘色地刻画人情物态，常能收到画龙点睛之效。

《围城》有如此众多的妙喻，这与作者对比喻有深入的研究有关。钱钟书在他的学术名著《宋诗选注》和《管锥编》等著作中强调“广譬喻”。在《旧文四篇》里又提出：“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比喻包括相辅相成的两个因素，所在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愈多愈大，则相同之处愈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就愈高。”对比喻艺术的精深研究，加上高超的分类取譬能力，使他能够在小说中把各种新鲜奇妙、生动形象的比喻散布在各方面的描写中，使《围城》的讽刺语言更机智幽默。

二、蕴含深意的象征

读《围城》，不但可以感受到沿途邂逅的惊喜，体会到妙趣横生的比喻，更能咀嚼蕴含深意的象征。其中，最富于人生哲理的是关于“围城”这一主题，小说中有一段对话说得很明白：

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用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eresse 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8)这段话为主人公的“婚姻”埋下了伏笔，也是全书的主题。暗示方鸿渐的婚姻是场犹豫不定的追寻游戏。在归国途中，方鸿渐在鲍小姐的追求和引诱下，与她一起“勾搭”。在苏小姐、方鸿渐、唐晓芙的错位追逐中，他也终难成眷宿。最后，他被精明、柔韧、工于心计的孙柔嘉擒拿到手。开始，方鸿渐以为孙柔嘉只是个女孩子，事事都要请教自己，待到订婚时才发觉，她在羞涩缄默的外表下有着“专横的意志和多疑善妒的敏感”，“不但很有主见，而且主见很牢固”。所以订婚一个月，方鸿渐“仿佛有了女主人”。结婚之际经赵辛楣提醒，方才警醒。此时，却已深陷“围城”。从此，他们二人陷入传统的琐碎缠绕的日常生活。孙柔嘉日益成为方鸿渐的暴君与精神囚笼。方鸿渐最后与孙柔嘉决裂，准备到重庆去，而重庆未必不是另一个“围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围城”不仅象征了方鸿渐、赵辛楣等人在爱情、婚姻、事业上的追求、挣扎、幻灭、绝望的艰难生活历程和矛盾心态，更象征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人们总是摆脱不了外在束缚的境遇，蕴含着重大的社会意义和丰富的人生哲理。

此外小说最后一章反复提及的方家那个传家宝——老式自鸣钟，方遯翁把它看作一个宝，“方遯翁挑好挂钟的地点，分付女用人向房东家借梯，看鸿渐上去挂，替钟捏一把汗。”（9）遁翁希望鸿渐把这只钟作为传家宝传下去，也寄托着他对鸿渐光耀门楣的希望，然而这只老式钟却是那么不合时宜地每点钟慢七分，“柔嘉笑道：‘照这样说，恐怕它短针指的七点钟，还是昨天甚至前天的七点钟，要它有什么用？’”（10）时间自己与自己不符，“她又说鸿渐生气的时候，拉长了脸，跟这只钟的轮廓很相像。”“我发现你说话以前嗓子里唏哩呼噜，跟它打的时候发条转动的声音非常之像。你是这只钟变出来的妖精。”（11）小说最后也是以这只老式自鸣钟作为结束的，“那只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来，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等夜深人静，搬出来一一细数：“当、当、当、当、当、当”响了六下。六点钟是五个钟头以前，那时候鸿渐在回家的路上走，蓄心要待柔嘉好，劝她别再为昨天的事弄得夫妇不欢；那时候，柔嘉在家里等鸿渐回来吃饭，希望他会和姑母和好，到她厂里做事。这个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12）作者把这只钟安排在这里，也象征着方鸿渐就像这只自鸣钟混淆时间自我迷离而找不到出路。

三、幽默的手法

凡是读过《围城》的人，无不被它那妙趣横生的语言逗得忍俊不禁。用两个字说，就是 “幽默”。“幽默”一词是舶来品，在我的印象中我们这个文明故国似乎很缺乏，中国的笑话故事很多但幽默作品却不多，即便有一些，那也只是如：《水浒》描写李逵、鲁智深，使人“或笑或哭、亦哭亦笑，时而哭不得笑不得，远超乎讽刺褒贬之外，而达乎幽默同情境地”；（13）《西游记》描写孙行者，猪八戒使人“于嘻笑之外，感觉一种热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14）《儒林外史》“几乎篇篇是摹绘世故人情，幽默之外杂以讽刺”。(15)但比起《围城》，未免幽默不足。钱钟书犹如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运用各种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仗、警句格言，以及中外古今的典故、逸闻，纷至沓来，琳琅满目。常使人笑中带泪，泪中带笑，风趣幽默。

钱钟书在自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还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围城》序）而这一类人物，就是当时的病态的知识分子。《围城》中常用诙谐的锋刃刺向这些所谓的“无毛两足动物”。这主要表现在：

（一）、漫画式的笔法

钱钟书常用漫画式的笔法勾勒“众生”，他以锋刃的笔法高超地概括出一幅幅神情毕肖的漫画形象，使人未见行藏，便已看出人物的性格及作者的情感态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第七章开头对汪处厚的肖像描写：

“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夌尖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慌忙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唇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为了二十五岁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还是那一缕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16)看到这段惟妙惟肖的肖像刻画，一幅活灵活现的漫画就形象地浮现在读者脑中了。作者在描绘这位汪大人可笑的容貌时，对他的历史、思想、心理也一并作了讽刺，使他一亮相，就给人滑稽、迂腐的印象。

又如对沈太太的描写：“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17)——连用几个想象奇特的比喻来铺陈渲染，读之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厌恶至极。

可以说，在《围城》里的“芸芸众生”中，几乎每个人物（唐晓芙例外）出场时作者都对其肖像进行了一番讽刺性描绘。常常采用既含蓄而又挖苦的漫画式笔法，令其形神毕露。例如，那位出场一次的“哲学家”，他的名气是靠同外国著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猎取来的。当他沾沾自喜吹嘘他同罗素会面的对话时，其实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虚和无聊。再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自称是一位研究生物的老科学家，人们却看不到他的科学家风范。其实是一位心术不正，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界官僚，他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败的大学的化身。在法国取得文学博士头衔的苏文纨号称“才貌双全”的“女诗人”，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袭的一首德国民歌。自称是“诗人”的曹元朗，其“杰作”《拼盘姘伴》，令人发噱作呕。这两个最后却结成秦晋，确是“珠联璧合”。还有，韩学愈从美国的爱尔兰骗子那里买了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骗取了大学教授的头衔，还让他的白俄妻子冒充美国国籍，以便到英文系任英语教授。为了灭迹消踪，杜绝后患，他勾结陆子潇，教唆学生蓄意搞垮方鸿渐，勾勒出了一个厚颜无耻、奸险残毒之徒。„„像这样的例子，在《围城》中随处可见。每一个人物，在钱钟书的笔下都化作一幅幅讽刺性极强的漫画。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品尝到漫画式的幽默。

（二）、调侃式的行文

作者常用半是讽刺半是悲怜的口吻调侃“芸芸众生”，他是绕舌的、俏皮的、促狭的，联想特别活泼、思维敏捷，下笔不能自休。他总是尽情地挥洒着那种博引经传，融贯中西，联类无穷的超越具体描写对象驰向更广阔思维空间的讽刺幽默笔墨，造出一种由博识、睿智、谐趣构成的有智性之类的审美世界和巧喻迭出、纵横恣意的独特文体。在调侃方鸿渐购买假文凭时，作者引用《圣经》里的故事作比：“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18)在嘲讽他的自我解嘲时，又拉来了中西古代哲人柏拉图和孔子作陪衬：

“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士兵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是决不开这个学位。”(19)如此调侃，活画出主人公自欺人的阿Q相。正如作者所说“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虚，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在谈到方老爷给孙儿取名“阿丑”时，作者也要引经据典戏谑一番：“人家小儿要易长育，每以贱名为小名，如犬羊狗马之类，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慕容农小字恶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獾朗等等，才知道儿子叫‘阿丑’还算有体面的。”(20)从中看出方遯翁父子的迂腐、是典型的封建“遗老”、“遗少”。

在调侃鲍小姐“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时，说她是“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列陈；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21)写出了鲍小姐的行为放荡，惹得“那些男学生满腔邪火，伤害及中国国体”。

在《围城》中，作者不但对“知识分子”、行车走卒之辈进行尽情调侃嘲弄，就连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也要对它们进行一番戏谑。如对方鸿渐、赵辛楣等人去重庆途中所乘的车就有这样精彩的一段描写：

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驭了解。它开动之际，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22)像这样拟人化的调侃，读过之余，每有会意，一种舒心的感觉便油然而生。在行文中，《围城》通篇都是戏笔。因此，它又是一部以看似超然的调侃语调述说人生无奈的悲剧。

四、独特的讽刺艺术

《围城》是一部优秀的讽刺小说，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论《围城》说，“《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虽然许多人不一定认同，但《围城》的讽刺艺术之高超却是事实。《围城》的讽刺艺术也是独具一格的，有人说《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式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部没有什么用，但像针灸似的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钱钟书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通过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把个个读过几本书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龌龊灵魂一一勾画出来。

“‘——哼，高松年还要我写篇英文投到外国杂志上去发表，让西洋人知道咱们也有牛津剑桥的学风，不知怎样，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辛楣叹口气，不知道这正是中国的厉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23）有些人怀疑中国是一个大染缸，无论什么外来的东西放进去就变了颜色，这未尝不是事实。

“有时候一个人，并不想说谎话，说话以后，环境转变，使他也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意向。办行政的人尤其难守信用，你只要看每天报上各国政府发言人的谈话就知道„„”（24）这是“言行不一致”的人的最好托词。

“那些学生虽然外国文不好，卷子上写的外国名字很神气，有的叫‘亚历山大’，有的叫‘伊利沙白’，有的叫‘迭克’，有的叫‘小花朵’（Florrie）；有个人叫‘火腿’（Bacon），因为他的中国名字叫‘培根’„„”（25）在语文水准日益低落的今天，这段嘲讽文字可说是现实最好的写照。

“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读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的大幸。”（26）这样讥讽人类假动作的方式，既生动又有趣。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对于一位讽刺幽默作家来说：“一切琐庸的、可怜的、鄙陋的东西，似乎都不能逃过他的眼睛。”（〈美学论文选〉）钱钟书还善于用洞烛幽微、纤芥毕肖的笔触刻画人物心理，其犀利精微的心理讽刺，使人物形象更具有立体感。

首先，《围城》的讽刺幽默大胆借鉴西方心理描写的技巧，对人物的心理进行细腻的观察和分析，深层次地进行艺术开掘。如《围城》对少女唐晓芙初恋的心理，老处女范懿装腔作势的心态以及对汪处厚太太内心世界的刻划，就十分的传神精微而深刻。如范懿这位“女生指导”僻处山谷，年华老去，无人问津，性格也变得古怪起来。她喜欢打听消息，搬弄是非，对女性的同事总要在背后攻击几句，决不能轻易放过。听说汪太太给她做媒，求之不得，但又故弄玄虚，强自矜持，经过一番自我克制，还掩盖不了胸中的那点猴急的心情。汪处厚夫妇请吃饭，她五点钟才过就到汪家。见过辛楣以后，“像画了个无形的圈子，把自己跟辛楣围在里面，谈话密切得泼水不入”。(27)而且处处随口凑趣。辛楣说这儿闷得很，没有玩儿的地方，范懿说：“可不是吗？我也很少谈得来的人，待在这儿真闷。”辛楣说曹禺是个伟大的戏剧家，范懿快乐得拍着手掌道：“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高校长进来，辛楣乘机把首席让出来，高校长想了想后不同意，仍旧要辛楣坐，辛楣不肯。高校长让给范懿，“范小姐只是笑，身子像一条饴糖粘在椅子里”。回去的路上，她几次设法要把同行的方鸿渐、刘小姐支开，留下赵辛楣和她两个人走。她一会儿说桥太窄，让辛楣陪她走河底；一会儿说忘了手提包，让辛楣陪她回汪家去取。绘状心理，逼真如画。既不失幽默，又颇具讽刺色彩。

其次，他还善于透视人物言行举止的心理基础，挑开蒙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温文尔雅的面纱，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出讽刺对象灵魂的丑陋，戳穿和嘲笑对象在言行举止上的虚假性。李梅亭在赴三闾大学就职的路途上所表现出的吝啬心理就很有讽刺意味。启程时，他抢着买低等船票，明明是为了自己省钱，却偏要撒谎骗取别人的好感。路途中，他因为舍不得用自己的新雨衣，便找借口用别人的伞，他带了一木箱药品，准备在内地的学校卖个好价钱，却不愿意给一些仁丹于身体不适的孙柔嘉服用。因为一包仁丹开封后就卖不到好价钱。但不给药，又显得过于小气。左思右想，忽然灵机一动，记得前些天已打开一瓶鱼肝油丸。虽然鱼肝油丸比仁丹贵，但已开封的药“好像嫁过的女人减了市价”。于是拿鱼肝油丸，给孙柔嘉服下，弄得她又一次呕吐。李梅亭这种吝啬心理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心理活动中暴露出来，给人们以厌恶之感，其正人君子的假面具也就被一层层撕下来。这样的讽刺，不同于疾言厉色的抨击，而是通过客观地揭示真相来达到幽默的效果。可谓于平淡中寓谐趣，至拙而又至妙，不失讽刺意味。

另外，钱钟书还善于把作品中各种人物的心绪交织在同一场合，形成微妙而又激烈的心理冲突。《围城》第三章写到一次青年知识分子的聚会，便是一场不期而遇的心理战。这次聚会由赵辛楣请客。有苏文纨、褚慎明，董斜川，方鸿渐等人参加。赵辛楣请方鸿渐的本意是为了使方鸿渐喝醉，在苏文纨面前出丑，以发泄妒嫉之情。结果让方鸿渐喝醉酒的目的达到了，但苏文纨却当着大家的面给予方鸿渐关心爱护，这使赵辛楣感到一种胜利后的失望；褚慎明与方鸿渐在席间互相鄙视，唇枪舌弹，各不相让；董斜川以会作旧体诗，懂“同光体”而自傲，又遭到赵辛楣、褚慎明的嘲弄讥讽；更有趣的是褚慎明因为美貌的苏文纨跟他讲“心”，竟激动过分，把夹鼻眼镜都掉进牛奶杯子里了。他拾起眼镜又不肯戴上，“怕看清大家脸上逗留的笑”。后来方鸿渐酒醉呕吐，褚慎明掩鼻表示鄙厌。“可是心上高兴，觉得自己泼出的牛奶，给方鸿渐的呕吐在同席者的记忆里冲掉了。”（28）对褚慎明这种阴暗心理的讽刺，触及了某些知识分子最敏感之处——面子。这种把讽刺形象的丑陋心灵，由隐到显，由暗到明，通过心理战而昭然若揭，猛然外化的手法，显示出钱钟书讽刺幽默的高超、犀利。

总之，《围城》是一部读来如嚼橄榄、回味无穷的奇书。它时而让你笑，时而让你哭，在妙趣横生、妙喻迭出的幽默外表下，深藏着令过来人低徊轻叹，令少不更事者惘然若失的悲剧底蕴。

注释：

(1)、《围城》序第一页；（2）、钱钟书《围城》第三章第44页；（3）、钱钟书《围城》第二章第34页；（4）、钱钟书《围城》第五章第137页；（5）、钱钟书《围城》第五章第137页；（6）、钱钟书《围城》第三章83页；（7）、钱钟书《围城》第五章第160页；（8）、钱钟书《围城》第三章第89页；（9）、钱钟书《围城》第九章第306页；（10）、钱钟书《围城》第九章第308页；（11）、钱钟书《围城》第九章第308页；（12）、钱钟书《围城》第九章第335页；（13）、林语堂《论幽默》载《论语》第33期；（14）、林语堂《论幽默》载《论语》第33期；（15）、林语堂《论幽默》载《论语》第35期；（16）、钱钟书《围城》第七章第217页；

（17）、钱钟书《围城》第三章第56页；

（18）、钱钟书《围城》第一章第9页；

（19）、钱钟书《围城》第一章第10页；

（20）、钱钟书《围城》第四章第111页；

（21）、钱钟书《围城》第一章第4页；

（22）、钱钟书《围城》第五章第147页；（23）、钱钟书《围城》第六章第208页；（24）、钱钟书《围城》第六章第212页；（25）、钱钟书《围城》第六章第213页；（26）、钱钟书《围城》第六章第187页；（27）、钱钟书《围城》第七章第228页；（28）、钱钟书《围城》第三章第92页；

参考书目：

1、顾之川：《解读围城》，京华出版社2001版。

2、昭新：《中国文学名作欣赏》，科学出版社2001版。

3、郑观年：《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评》，浙江文艺出版社。

4、郭志刚、孙中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5、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谊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

论文提纲

浅论《围城》的艺术手法

一、作者及作品简介

二、分析《围城》的讽刺艺术手法

（一）、精辟的比喻

（二）、蕴含深意的象征

（三）、幽默的手法

1、漫画式的笔法

2、侃式的行文

（四）、独特的讽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