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特征分析

第一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特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特征分析

摘要：研究不同城市规模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情况，并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特征和务工经历与职业流动稳定性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平均1 a换一次工作；小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低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男性、年龄较大、已婚、进城务工年限较长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更稳定。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城市规模；稳定性；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61（2014）12-0077-04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来到城市来寻找务工机会，因而出现了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带来了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农民工总量为2.69亿人，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为1.00亿人，占60.57%。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人生观、价值观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从小的生活环境较好，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城市就业偏向于长期性。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第二、三产业的主力和支柱，因此，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职业流动特征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职业流动的稳定性，对于城市第二、三产业的稳步发展和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数据来源及概念界定

1.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2012年7―8月的调研结果。在辽宁省按照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从高到低选取了大、中、小三类城市规模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研，同时在各个行业进行分层抽样。其中：沈阳市为辽宁省省会城市（大城市）；鞍山市、锦州市属于地级市（中等城市）；北镇市、台安县属于县级市（小城市）。最终获取有效问卷651份。

1.2 概念界定

新生代农民工：指1980年以后出生，户籍在农村，出生在农村，未受过高等教育，来到城市从事非农就业3个月以上的农民工。

职业流动：指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就业后，再次更换用人单位、职业、工种或就业城市的流动行为。在同一个用人单位中职位、收入的变化不算作发生职业流动。其中换工作的次数是职业流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及职业流动稳定性。样本描述性分析

2.1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

职业流动频次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时变换工作的次数。若未更换过工作，职业流动频次计为0；若从事过两份工作，即为换过1次工作，职业流动频次计为1；以此类推。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33.18%的人没有换过工作，有93.10%的人换工作不超过3次。在大城市中，未进行过职业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同时在大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达到5～6次的占比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可见，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个体间差异较大。

从职业流动频次可以初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换工作的情况，但在城市务工时间较长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必然较多。为了更准确地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稳定性，本文继续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务工时间。农民工务工特征与城镇职工不同，他们过年回农村老家后，来年再回到城市务工有些人就会更换工作地点及工作单位，因此，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做到1 a以上，认为这种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比较稳定；相对的，平均每份工作做不到1 a就会跳槽，认为这种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不稳定。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70.05%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比较稳定；29.95%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做不到1 a，即职业流动不稳定。在小城市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低于中等城市和大城市。

2.2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交叉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会根据其个人条件来决定是否频繁更换工作。本文选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来分析个人特征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中有71.40%的人职业流动较稳定，而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6.15%的人职业流动较稳定，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农民工更多的要兼顾家庭，在工作上的精力比较少，因此职业流动稳定性低于男性。年龄大于2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较稳定的占比要高于小于等于2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农民工开始倾向于找稳定长期的工作。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比较稳定的占比为83.70%，高于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年限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没有显示出明显的联系，但读过中专或技校的新生代农民工有90.91%的职业流动都比较稳定，这可能是因为中专或技校已经为他们的就业确定了基本方向，因此其职业稳定性较高。

由于在城市务工经历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稳定性也有很大差异。本文主要选取进城务工年限来研究就业经验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选取进城务工前技能熟练程度、是否接受技能培训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水平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年限越长，就业越稳定，进城务工大于9 a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都做了1 a以上。进城务工前的技能水平是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经历的起点，在进城务工前没有学习过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稳定的占比为70.13%，略高于学过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同时，在务工期间未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稳定的占比为70.82%，略高于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两个数据都显示出有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换工作的频率要高于无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这可能是因为当新生代农民工掌握某种技能后，其人力资本中专用型人力资本得到了积累，使其找工作具备了一个优势，因此相对其他人来说比较容易找到工作，这样他们会选择多次更换工作，以求最终找到工资、保障、工作环境等相对高质量的工作，因而降低了就业稳定性。结论与讨论

本文分析了辽宁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特征，进而研究了个人特征、务工经历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由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其年龄的增长及在城市务工经历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寻找长期稳定的工作。掌握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找工作上具备优势，但他们却倾向于频繁跳槽，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就业的选择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在注重工资收入的同时也重视用人单位提供的福利待遇、工作环境等，这就使他们找工作有了更多的条件和要求，因此他们多次更换工作以找到最满意的工作；二是很多企业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但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未升高的情况可以看出，技能培训并没能有效地留住他们在本单位长期就业，这可能是由于大多数用人单位提供的技能培训正规性较差、质量较低、应用范围较小。

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稳定性，首先，政府和企业要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拉进他们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的差距，以增强他们在城市务工的归属感，使他们更愿意在城市长期、稳定地就业；其次，用人单位要重视技能培训的作用，重视培训质量，这样才能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单位、本岗位有长期就业的意愿。

参考文献

[1] 康绍霞.对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构建的探讨[J].社会学研究，2010（11）：89-90.[2] 杨慧玲，范叶超.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与职业流动――以福建省厦门市为例[J].南方论刊，2011（1）：49-50.[3] 吕晓兰.工作转换、流动与农民工收入增长[J].农业经济问题，2013（12）：40-49.[4] 李强.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J].社会学研究，1999（3）：93-101.[5] 朱明芬.农民工职业转移特征与影响因素探讨[J].中国农村经济，2007（6）：9-20.[6] 李长安.农民工职业流动歧视及对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0（6）：27-32.

第二篇：新生代农民工新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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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3月05日10:49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作者：陈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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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目标明确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直接从学校步入社会就业，他们外出就业的最终目标是成为城市人或发家致富，实现体面就业、体面生活。

择业趋于多元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采取灵活方式就业，就业区域、就业行业和就业途径趋于多元化，找工作主要依靠市场。随着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农民工就业的行业不再局限于传统制造业和餐饮服务业，从事零售业、保险业、物流业等的人数日益增多，行业选择趋向多样化。随着中西部经济的崛起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就近就地转移就业的比重逐步上升。

城市融入快捷化。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同龄人具有相似的经济价值观，习惯城市工作节奏、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城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已不仅仅是打工赚钱、“来了又走”的地方，他们对城市文化、生活方式有着较多的认知和高度的认同。同时，他们的工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投资，储蓄较少，甚至有了“月光”和提前透支的现象。

价值观念理性化。新生代农民工对事物的看法普遍基于对社会环境和个人条件的现实认知而非感性的判断。据调查，60%的人认为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能够“实现幸福”，81%的人愿意通过从事待遇不等的工作、尝试不同职业、去不同城市发展等方式来实现个人能力的提升。同时，他们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90%的人以捐款、献血等方式主动为社会作过贡献，其中近八成的人没有考虑过社会会给他们相应的回报；74%的人主动对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效率提出过建议；99%的人愿意在别人遇到困难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80%的人表示特别期望自己的工作、学习、行为等得到他人的认同。他们更热衷于读书看报、上网、购物、交友和运动。自费培训（如电脑）、购买书籍，成为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这说明他们已意识到自身能力的发展和提高的需要。

身份地位边缘化。受现有二元体制的制约，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依然面临社保、子女教育、住房等显性障碍，以及就业歧视、婚姻、交友等隐性障碍。这使他们与其他群体的交流和融合存在诸多困难。随着户籍概念和城乡界线的模糊，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过程中容易交往到异性朋友，但社交圈子仍比较单一。他们无法在短时期融入城市社交圈，对乡情、亲情和友情的依赖特别大，绝大部分重视传统“乡族”关系并经常参加聚会活动，社会交往范围局限于狭小的同质性的农民工群体之内，与市民之间缺少互动与对话。这需要社会的转变。□

第三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问题分析论文

摘要：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与职业技能总体偏低，直接影响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此，必须从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培训资助政策等方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文化素质与职业技能，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文化素质；职业技能

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60%以上[1]，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文化素质总体上有所提高，但相比城镇新增劳动力而言，其文化素质和人均受教育年限依然偏低，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只能在收人水平较低的非正规部门就业，而就业的不稳定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步履艰难。然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的高低不仅关系到我国未来产业劳动力素质和技术水平，而且还直接影响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他们的冷暖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服务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有效供给不足

职业教育的供给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各类社会培训机构等。从政府方面来看，在促进农民增收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加快农村富余劳力转移的同时，政府理应努力做好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工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但是，一方面，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教育体制，教育资源分配明显偏向城市，尽管国家对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逐年增加，但与城市相比，农村基础教育长期发展滞后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农村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77.11元，全国农村普通初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163.56元，全国农村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9.74元，全国农村普通初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5.5元[2]；城乡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均，直接导致了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不足，教学环境与条件无法满足农村教育的实际需要，导致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总体上较低，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进而限制了农民工进城就业能力；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指导下，职业教育往往被忽视。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比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低6973.89元，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比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低4057.14元[2]。职业教育的投入不足，导致职业技能培训发展滞后，总体规模较小，与新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不适应[3]；农民工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整体偏低，其较差就业的稳定性，较低的收入水平严重影响了他们转移性就业。从企业方面来看，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和增加企业自身的竞争力，用工企业理应加强员工的职业教育培训，然而实际情况是，用工企业对农民工培训积极性不高。企业由于受资金、人员、机构、生产状况等影响，开展农民工培训多为岗前安全及规范教育，多数中小型企业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甚至不开展农民工教育培训，仅有的少量教育培训也只是围绕能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利益的职业技能展开，对农民工缺少企业精神、城市文化、城市生活常识等方面教育，未能从企业和农民工的长远发展来看待职业教育培训问题。从社会培训机构方面来看，社会培训机构的快速成长也为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提供了可供选择的途径。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进入社会培训机构的比例依然较低,究其原因在于大多数的社会培训机构都是以营利为目的,较高的职业技能培训费用将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拒之门外。

（二）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教育的有效需求不旺

职业教育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的重要途径,较高的文化素质与职业技能意味着较高的收益。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职业教育无疑是改变自身命运，实现自身价值和人生梦想的主渠道。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的愿望异常强烈，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教育的有效需求不足。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相当多的实用技能培训收费较高,对于大多数进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是一个难以逾越的经济门槛；另一方面，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难以找到合适的培训时间；另外，许多培训内容与生产实际脱节，职业技能培训缺少针对性与实用性，培训方式不够灵活，培训地点离农民工较远，进而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有效需求不足。

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水平的途径

（一）夯实农村基础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

农村基础教育的质量决定着未来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素质，它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因此，从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布局出发，必须夯实农村基础教育。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改善农村基础教育的教学环境与条件；另一方面，要逐步形成资金来源多元化的农村基础教育办学格局，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积极参与农村基础教育，不断提高农村基础教育的办学质量与水平，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

（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

一是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职业教育培训中的主导作用。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的与农村义务教育相衔接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充分发挥输出地政府在引导性培训上的作用，强化输入地政府在办学条件、用工需求、市场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满足输入地劳动力市场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的同时，也为输入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储备了大量人才；而伴随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的提升，收入水平的提高，其转移性就业能力增强，越有利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空间；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职业教育培训资金投入，制定有效的农民工培训政策激励措施，如通过税收优惠、补贴或奖励等多种政策激励措施，吸纳企业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入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之中；同时要强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职业技能鉴定，落实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政策；另外，要建设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平台，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实时的市场需求信息、培训、就业一体化信息服务。二是要充分发挥企业在职业教育培训中的主体作用。企业要树立人力资本培养意识，强化岗位培训责任，使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接受初中级职业技能培训；同时，企业要与培训机构密切合作，开展订单式培训、定向培训、企业定岗培训；大中型企业还要联合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建设一批农民工实训基地，促使新生代农民工、企业、培训机构的有效对接，切实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技能。三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职业教育培训中的重要作用。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及农民工的不同素质,合理设置培训内容，确保职业技能培训市场与企业需求的对接，同时也要尊重农民工自身的意愿,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增强培训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努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就业竞争力能力。

（三）进一步完善培训资助政策，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职业教育培训资助既是促进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建立和完善社会安全网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引导全国培训资源的合理配置，引导农民工增加培训需求的重要途径。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不仅有利于帮助有培训需求的农民工减轻个人培训负担，而且有利于提高他们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培训，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提升了自身的文化素质，提高了自己的职业技能，而且增强了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培训资助政策，建立农民工培训直接补贴的配套政策体系，实行社会统一的国家资助扶持政策，为有培训需求的新生代农民办理和发放农民工培训卡，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培训补贴基本标准，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公平合理[3]，真正把国家提供的优惠和帮助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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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新生代农民工（模版）

三、加快改善农村民生，缩小城乡公共事业发展差距

13.努力促进农民就业创业。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积极开展农业生产技术和农民务工技能培训，整合培训资源，规范培训工作，增强农民科学种田和就业创业能力。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高效农业、林下种养业，挖掘农业内部就业潜力。推进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扶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森林旅游和农村服务业，拓展农村非农就业空间。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措施，将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农民就地就近创业纳入政策扶持范围。加大农民外出务工就业指导和服务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促进农村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深入开展工伤保险全覆盖行动，加强职业病防治和农民工健康服务，将与企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抓紧落实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落实以公办学校为主、以输入地为主解决好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的政策，关心农村留守儿童。

七、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农民工就业

（十九）落实农民工就业扶持政策。切实落实中央促进农民工就业的政策措施，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拓宽农民工就业的主渠道。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有关部门要研究完善对中小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扶持政策。

（二十）加强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加强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意见，统筹规划农民工培训，增加资金投入，提高培训效益。当前，要特别加强对失去岗位的农民工再就业提供技能培训。

（二十一）多渠道促进农民工就业。要发挥政府投资项目对农民工就业的引导作用，发挥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对农民工就业的吸纳作用，发挥大型企业稳定农民工就业的带头作用，发挥有能力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和新生代农民工投身新农村建设的开拓作用，发挥组织劳务输出、发展家政服务、建设劳务基地、开展国际劳务对农民工就业的支持作用。加强乡镇公共服务基层平台建设，对自主创业的农民工给予小额担保贷款等方面的扶持。

第五篇：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的说法，首次出现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主要是指80后、90后农民工，年龄在18岁到25岁之间，他们占了外出打工农民工的主体，约有1亿人。新生代农民工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

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当下，各地节后招工如火如荼，占了外出务工者“半壁江山”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企业争抢的对象。老一代农民工为养家糊口到城市打工，明白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放下书包进工厂”，赚钱只是外出打工的一部分目的，他们希望跳出“农门”进“城门”，像城里人一样生活。然而，他们却有更多的困惑与迷茫。尤其是90后农民工，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接纳；根在农

村，却与农村日益疏远。他们只好尴尬地流动在城乡间。

羊城晚报记者深入川、粤、湘、桂各地，走近新生代农民工，触摸他们的打工生活和城市梦。70后最怕你跟他讲劳动法，巴不得天天加班多赚钱；80后既怕加班，又怕总放假，两者越平衡越好；

90后则三餐饱饭足矣，最好工作三天休四天，甚至愿打零工也不愿签几年的“卖身契”。

为改变，他们进城寻求“机会”

“现在最头痛的是人员不稳定。”深圳一家汽修厂家负责人朱先生告诉记者。“我们招人是要干活的，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90后，干两天就想干别的或者干两天就走了，我们最烦这个。”朱先生说，不少90后不愿干苦活、累活，一来就想干销售，不行就跳走，结果干了三四年还是什么都不会。朱先生感叹，找

做事踏实的老一代农民工越来越难。

广西南宁一家鞋厂的人力主管告诉记者，他们倾向于不招90后入生产一线，因为很多人干不长，流动

太频繁。

深圳鹏强人才市场的经理汪炬文也注意到90后打工者的这个特点。他说，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90后新生代求职者对职业的诉求已发生变化。“很多年轻人到深圳是来看一看，打工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这与上世纪80、90年代的情况有很大差别。”汪炬文说，很多90后年轻人抱着寻找“机会”的心态来到深圳，他们希望寻找自己心目中的“机会”。他们没有父辈那样严重的生存危机，没钱的话家里会寄过来，因此他

们对工作的要求与老一辈有很大差别，注重工作环境、福利等。

“我情愿打散工，也不愿当流水线工人。”生于1991年的陈志文，是广西南宁武鸣县人，初中毕业后就出来打工，结果在某工厂干了个把月就辞职了，他已记不清换了多少家工厂。父亲觉得他没定力，去年强行带着他在一家瓷砖厂工作。节后，陈志文说什么也不肯再跟父亲回瓷砖厂了，他说受不了生产线每天的重复劳作，更不愿像父亲那样一辈子耗在生产线上。

广西天等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黄桂德认为，90后不愿上生产线，并不是不能吃苦耐劳，而是他们有更多自己的想法，希望未来有所发展。天等县一家企业的老板向记者抱怨，该县大量的外出务工人员跑到桂

林米粉店做服务员，很多人不愿意来工厂。“他们觉得能看到希望，将来也能开一家自己的店”。

不少企业管理者有着共同的感受：70后爱加班；80后爱看世界；90后爱叹世界。

把子女留在家里，则出现数目庞大的“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严重缺失；把子女带在身边，则成为浩荡的“流动儿童”，学校教育又出现巨大困难，这是新生代农民工遭遇的窘境。

为发展，他们重视子女教育

与老一代农民工“单打独斗”的情形相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携家带口进城务工。

来自广西桂平的80后陈隆，决定带4岁的儿子去深圳上幼儿园。“农村我们回不去了，都不会干农活了。我想给儿子创造机会，让他将来可以留在城市。”陈隆说，自己曾是留守儿童，不愿儿子重蹈覆辙。但

现实也摆在眼前，如果不能入户城市，孩子高考时，还是要回老家。

在广西天等县孟养村龙彰屯，差不多整个屯都搬到深圳了。“他们在深圳挣了钱，回老家盖起新房子，但屯子里却没几个人，老人小孩都接出去了，过年过节都不回来。屯子里的红白喜事，都直接在深圳进行。”

当地一位干部说，去年村委会换届选举，在深圳公明设立了选举分会场。

但并非所有儿童都能被父母接到打工的城市，留守儿童仍是困扰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问题。

在四川金堂，目前仍有留守儿童1.3万人。记者走访的数十位返乡农民工中，约三分之一的人明确表示，因为不想让家人成为“留守儿童”或“留守老人”，因此选择留在本地找工作。因父辈常年在外打工，难

以顾及子女教育，一些外出务工者子女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便辍学。24岁的四川金堂县新鑫村民王天寿告诉记者，他小学毕业后就外出务工，而21岁的弟弟黄召华小学没读完，就跟着哥哥打工了。淮口镇就业服务站负责人陈敏告诉记者，这样的家庭在当地并不罕见，受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影响，很多“留守儿童”长

大后选择了外出打工。

来自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信息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工作单位渠道中，自己找的超过33%，通过亲友、同乡介绍的超过36%。这些靠自己打拼出来的农民工，对子女的期望近乎疯狂。一项针对近5000

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期望非常高，都表示将全力投入子女教育。目前，广东等地已实施农民工积分入户、“流动儿童”入读当地公立学校等政策，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了更多可能。然而，来自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调查显示，60%的受访农民工不愿或没考虑好

是否入户城镇。主要原因是不愿放弃土地、城市生活压力大、担心工作不稳定、农村环境趋好。

心怀梦想、体面劳动、尊严生活，正成为新生代打工者的真实剪影。

为子女，他们回乡另谋出路

广东东莞虎门镇，一房一厅的出租屋里，王磊一家祖孙三代迎来了龙年。这是王磊一家在广东过的第三个春节。

王磊，河南省驻马店人，1987年生，一个两岁孩子的爹。他是虎门中心客运站的一名普通车管员，与他那大半辈子都漂泊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老爹不一样，王磊打算到儿子要读书的年纪，就结束打工日子，举家回老家发展。“学门手艺，比如修车，在我们那边开个修车铺；老婆卖卖衣服，可以从虎门进货，拿回

去卖，比打工强多了……”

不像父辈农民工一样：打工、赚钱、娶媳妇、生娃、盖房，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刚刚25岁的王磊对自身的人生规划异常清晰。大约三年前，他辞去了工厂工作，因为“不自由”，而且“学不到啥”。目前的工作他挺满意，正规稳定、相对自由，加班还有三薪，最重要的，是离自己“学手艺”的梦想更近了。在珠三角，王磊只是千千万万名新生代农民工的缩影，他们不甘心只做一名流水线上的工人或巨大“工

业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他们想活出自己的精彩。

若再用“吃苦耐劳”的标准衡量他们，指责他们耐不住性子，批评他们“付出一分就想有十分收获”，甚

至扣上“眼高手低”的帽子，或许已经不合时宜。

心怀梦想、体面劳动、尊严生活，正成为新生代打工者的真实剪影。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生代打工者的潇洒建立在父辈的艰辛上。80后、90后打工者里，独生子女比例较高，在多数家庭中，父母打工挣钱盖起了房子，为新生代解决了后顾之忧；还未成家的新生代，没有养家的压力，活得更洒脱，换工作、换城市、换圈子、换活法，成为他们的常态。

王磊是老家第一代“留守儿童”，父亲在长三角当过多年建筑工，给家里盖起了大房子，现在年纪大了就在客运站附近拉客，收入比以前高，高峰时每月收入有3000元；母亲当环卫工，月薪一千多元；王磊每月也有两千多元，全家月入六千多元。身为人父的王磊，现在觉得“一家人在一起搞好小孩的教育最重要”。“如今内地渐渐发展起来了，不少老乡回去了。”王磊说，在虎门中心客运站看着回东莞打工的人一年

比一年少，他也开始为回家做准备。

记者手记

培训和服务掉队了

与第一代农民工大多靠体力打拼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对技能培训的欲望强烈，并希望借此找到一份理想工作。“年轻农民工的工作取向已经变化了，他们不想只在酒楼端盘子，但又缺乏技能，很快就被年龄耽

误了。”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主张直接由财政出钱，为年轻农民工做培训项目。

也有学者建议，在劳动力输出地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同时，加强省际劳务合作，定期把用工信息发到劳务输出省，引导农民有序流动。但记者采访发现，在四川金堂、湖南长沙、广西南宁等地，几乎均未进

行跨省劳务合作，外省用工信息也以务工者自己寻找为主。

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完全融入城市，又基本没有务农经历，不愿或难以回到乡村。他们表面上被城市接纳，实际在就业、医保、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都与城市人口有很大差别，这样的“半城市化”状况让务工

人员处在“进不去”城市和“不愿回”农村的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