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的十大特征分析

第一篇：当前我国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的十大特征分析

当前我国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的十大特征分析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对劳动者进行的正规教育；在职培训活动；提高劳动者的健康水平；对孩子的抚养；寻找工作的活动；劳动力的流动。这些行为都能有效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劳动熟练程度和健康状况，从而增强劳动者获取收益的能力。资本的生命在于流动和增值。作者认为，农民工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重要的资本，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流动性。我国农村目前现实的情况来看，在受耕地制约和信贷资本约束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就业模式事实上已经难以为继了。对于许多农村和农民来说，外出务工，进行劳动力的流动，这是农村人力资本最好的投资方式和最大的收益活动。本文主要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的十大显著特征进行分析和探讨。

1、高规模性我国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流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50－70年代末，伴随着我国“一五”计划和许多国家大型工程项目的实施，少部分的农民工进入到工业和服务产业；80－9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兴起了“全民经商”的高潮，这时期农民工主要是在中小城镇流动，跨省区流动的农民工数量较少；2001年至今，我国户籍制度得到了实质性的重大改变，劳动力流动极为活跃，出现了跨省跨区、规模空前的劳动力流动。目前，我国农村有1.5亿富余劳动力，每年还以600万的速度递增。据统计，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占从业人数总计的57.6%，其中在加工制造业占到68%，在建筑业中占到80%；在第三产业的批发、餐饮业中，农民工占从业人数的52%以上。

2、高流动性农民工人力资本最大的特点在于其流动性。农民工人力资本只有进行流动，才有可能实现人力资本的增值。我们可以看到，从改革开放后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到“百万大军下广东”，到2002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再到劳动力从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回流，都显示出了农民工人力资本具有很高的流动性。除此以外，农民工的高流动性还表现在职业的不稳定，极易丧失工作，因而职业的流动性也极高。高收益性当前我国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的高收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表现在农民工及其家庭收益方面。据张古鹏、姜学民、任龙等人采用1%抽样，对青岛800名农民工收入的统计表明，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是927.49元。苏群，周春芳等人也对江苏苏南、苏北、苏中的468位农民工进行了调查，结果得出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是1082.71元。其中，绝大部分农民工的月收入集中在750－833元之间，其次是900－1100元之间，有少部分农民工月平均工资达到1600元以上。其次表现为巨大的社会收益方面。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流动，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繁荣与富强，也缔造了“中国制造”的神话。世界银行统计，1980－1997年中国18年的经济增长中，劳动力部门转移的贡献占16%，有的学者估计劳动力流动对年平均9.2%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16%。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和农业部王德文等人的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对1982－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23%。

四、高差距性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的高差距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收入的高差距性。由于农民工流动所处的地域、行业、部门、职业等不同，这些差异会导致农民工在收入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张杨珩对南京市633份农民工的问卷表明，农民工工资低于750元的人数占18.8%，750－1849元的人数占66.2%，高于1849元的人数占人数占9.5%。最低收入的农民工和最高收入的农民工之间的差距比较大。第二，身份地位的差距性。基于学历、职业、技能、收入等因素的较大差异，农民工实际拥有的资本资源和社会资源也不尽相同，农民工阶层内部的分化已经逐渐显现出来。现在已经出现了一部分拥有大量资本、社会地位较高的农民工，他们与那些就业能力低、收入微薄的农民工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并且他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隔阂。

五、低存量性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流动，进而影响了他们的就业和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2006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2.95%，其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不足1%，仅占0.77%；在外出务工劳动力中，文盲占2.0%，小学文化程度占16.4%，初中文化程度占65.5%，高中文化程度占11.5%，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4.6%，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占28.2%。虽然外出务工劳动力中的人力资本存量比以前有所提高，但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低存量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低，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劳动熟练程度含量少，这往往使他们在劳动力供给中遭受歧视，以及严重的影响了他们的收入。同时，也要看到，少部分的农民工其人力资本含量比较高，且其拥有的技能具有难以替代性，他们在就业中相比较而言会处于明显优势。

六、低组织性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集约度非常低下，这也是农民工工资经常被拖欠的主要原因。据建设部统计，2004年至2006年，全国新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举报投诉案件64586件，拖欠工资总额303915．6万元。中国劳动保障网刊发的《2007年第一季度劳动保障工作情况》指出，全国27省、市、自治区不完全统计，一季度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共为150万农民工追回被拖欠工资17．35 亿元。这充分说明农民工由于低组织性而所处的悲惨境地。在已完成的流动行为中，80%以上的农民工仍然是靠亲朋好友介绍和“自找门路”，通过职业中介或者订单转移的劳动力不到20%。因此从流动形式上来看，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部门狭窄，转移速度缓慢等特点。现在许多地方已开始尝试把农民工有组织的组织起来并对他们进行培训，积极进行劳务输入，这是一种解决农民工组织程度比较低的有益的尝试，但其中问题也不少。总的来说，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的组织化程度还非常低。

七、低地位性目前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一般都是专业技术要求低，城市不愿从事的粗、重、累、脏、危等岗位，在城市人眼里，他们收入较低、形象欠佳，影响市容，而且当农民工遭遇不公平对待时极易引发治安隐患。因此，农民工尽管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他们却难以被城市相容，难以平等享受“国民待遇”，他们仍被当作“二等”公民而被城市所歧视。在对农民工的一份调查中，在被问及“城里人对你的态度如何”时？选择“非常友好”和“友好”的只占26.7%，而认为城市居民对他们带有“歧视”、“敌意或戒备”的却占到65% 以上。

八、低收入性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存量低、组织化程度低、社会地位低，以及制度性的障碍，使得当前我国农民工整体收入水平比较低。《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主要集中在500元至800元之间。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元至500元的占29.26%,500元至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并且，农民工工作的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在被调查者中, 每天工作时间8小时以内的仅占13.70%,8～9小时的达40.30%，9～10小时和10小时以上的分别占23.48%和22.50%。

九、高风险性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具有很高的风险性，一旦人力资本流动的决策发生意外或失误，都会对农民工本人及其家庭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农民工从事的岗位大都是粗、重、累、脏、危等对身心有较大伤害的工种，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劳动保护条件也较差，极易发生工伤事故。仅珠三角每年生断指个案至少3万宗，被机器切断手指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有调查发现，来自农村乡镇的工伤者占工伤者总数的85.6%；工伤者平均年龄26岁，31岁以下的占81.6%，55.8%的工伤者未婚；61.7%的工伤者未与企业签定劳动合同；相当部分企业不按法定要求为职工购买工伤保险，绝大部分工伤者没有按规定获得医疗期间的工资。在珠三角，不少企业由于能源紧张而将吸尘设备闲置，工人在连口罩等基本劳保用品都没有的条件下仍在有毒有害的环境下工作，对身体伤害大，企业用工“年轻化”十分严重。工伤成为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杀手”，阻碍乃至切断受伤农民工的再就业之路，甚至使他们丧失赖以生存的劳动能力，严重的直接导致死亡。工伤造成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加速折旧，给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流动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十、高成本性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的交易成本极高，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第一，职位搜寻成本偏高。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我国目前还缺乏有效的劳动力供求发布机制，农民工获取求职信息往往是通过亲朋好友、同乡、同学等亲缘网络获取信息，而这些信息是不充分的、有限的。第二，就业成本偏高。农民工找到工作后，需要在短期内办理诸如身份证、生育证、务工证、居住证等一系列的证件，需要在不同地域、不同部门之间来回奔跑，会花费农民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第三，生存成本偏高。农民工本来收入就很低，但每月需支付昂贵的房租、水电煤汽、子女教育等费用，庞大的费用支出会严重影响农民工的生活质量。第四，交通成本偏高。由于大部分的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都是跨地区、远距离的流动，节假日往返需要支付大笔的费用。第五，心理成本偏高。大部分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被城市歧视和排挤，心理问题较为突出。第六，社会成本偏高。大量的农民工涌向城市，大部分农村出现了老、弱、病、残留守的“空巢”现象，大量的耕地被“抛荒”，进城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等太多的问题都要我们亟需解决，这事关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当社会资本向高效率的部门和行业进行合理配置时，这才是一个高效率的经济体。我们需要客观看待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并为其积极创造条件。当前，进行劳动力流动或许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最切实可行的方式，而充分认识农民工人力资本流动“六高四低”的十大特征，对于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解决“三农”问题和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二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特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特征分析

摘要：研究不同城市规模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情况，并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特征和务工经历与职业流动稳定性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平均1 a换一次工作；小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低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男性、年龄较大、已婚、进城务工年限较长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更稳定。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城市规模；稳定性；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61（2014）12-0077-04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来到城市来寻找务工机会，因而出现了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带来了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农民工总量为2.69亿人，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为1.00亿人，占60.57%。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人生观、价值观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从小的生活环境较好，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城市就业偏向于长期性。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第二、三产业的主力和支柱，因此，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职业流动特征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职业流动的稳定性，对于城市第二、三产业的稳步发展和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数据来源及概念界定

1.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2012年7―8月的调研结果。在辽宁省按照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从高到低选取了大、中、小三类城市规模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研，同时在各个行业进行分层抽样。其中：沈阳市为辽宁省省会城市（大城市）；鞍山市、锦州市属于地级市（中等城市）；北镇市、台安县属于县级市（小城市）。最终获取有效问卷651份。

1.2 概念界定

新生代农民工：指1980年以后出生，户籍在农村，出生在农村，未受过高等教育，来到城市从事非农就业3个月以上的农民工。

职业流动：指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就业后，再次更换用人单位、职业、工种或就业城市的流动行为。在同一个用人单位中职位、收入的变化不算作发生职业流动。其中换工作的次数是职业流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及职业流动稳定性。样本描述性分析

2.1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

职业流动频次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时变换工作的次数。若未更换过工作，职业流动频次计为0；若从事过两份工作，即为换过1次工作，职业流动频次计为1；以此类推。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33.18%的人没有换过工作，有93.10%的人换工作不超过3次。在大城市中，未进行过职业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同时在大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达到5～6次的占比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可见，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个体间差异较大。

从职业流动频次可以初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换工作的情况，但在城市务工时间较长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次必然较多。为了更准确地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稳定性，本文继续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务工时间。农民工务工特征与城镇职工不同，他们过年回农村老家后，来年再回到城市务工有些人就会更换工作地点及工作单位，因此，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做到1 a以上，认为这种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比较稳定；相对的，平均每份工作做不到1 a就会跳槽，认为这种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不稳定。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70.05%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比较稳定；29.95%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做不到1 a，即职业流动不稳定。在小城市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低于中等城市和大城市。

2.2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交叉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会根据其个人条件来决定是否频繁更换工作。本文选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来分析个人特征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中有71.40%的人职业流动较稳定，而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6.15%的人职业流动较稳定，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农民工更多的要兼顾家庭，在工作上的精力比较少，因此职业流动稳定性低于男性。年龄大于2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较稳定的占比要高于小于等于2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农民工开始倾向于找稳定长期的工作。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比较稳定的占比为83.70%，高于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年限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没有显示出明显的联系，但读过中专或技校的新生代农民工有90.91%的职业流动都比较稳定，这可能是因为中专或技校已经为他们的就业确定了基本方向，因此其职业稳定性较高。

由于在城市务工经历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稳定性也有很大差异。本文主要选取进城务工年限来研究就业经验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选取进城务工前技能熟练程度、是否接受技能培训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水平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年限越长，就业越稳定，进城务工大于9 a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都做了1 a以上。进城务工前的技能水平是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经历的起点，在进城务工前没有学习过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稳定的占比为70.13%，略高于学过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同时，在务工期间未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职业流动稳定的占比为70.82%，略高于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两个数据都显示出有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换工作的频率要高于无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这可能是因为当新生代农民工掌握某种技能后，其人力资本中专用型人力资本得到了积累，使其找工作具备了一个优势，因此相对其他人来说比较容易找到工作，这样他们会选择多次更换工作，以求最终找到工资、保障、工作环境等相对高质量的工作，因而降低了就业稳定性。结论与讨论

本文分析了辽宁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特征，进而研究了个人特征、务工经历与职业流动稳定性的联系。由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其年龄的增长及在城市务工经历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寻找长期稳定的工作。掌握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找工作上具备优势，但他们却倾向于频繁跳槽，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就业的选择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在注重工资收入的同时也重视用人单位提供的福利待遇、工作环境等，这就使他们找工作有了更多的条件和要求，因此他们多次更换工作以找到最满意的工作；二是很多企业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但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稳定性未升高的情况可以看出，技能培训并没能有效地留住他们在本单位长期就业，这可能是由于大多数用人单位提供的技能培训正规性较差、质量较低、应用范围较小。

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稳定性，首先，政府和企业要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拉进他们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的差距，以增强他们在城市务工的归属感，使他们更愿意在城市长期、稳定地就业；其次，用人单位要重视技能培训的作用，重视培训质量，这样才能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单位、本岗位有长期就业的意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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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我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分布特征分析

我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分布特征分析

【作 者】鲍常勇

【作者简介】鲍常勇，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07级博士生。（武昌：430072）

【摘 要 题】人口流迁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流动人口的数量急剧增加。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14439万人。另根据最新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我国2005年的流动人口数量达到14735万人，比2000年增加了296万人。在全部流动人口中，县和市内的跨乡镇街道的流动占45.5％，省内跨县市的流动占25.2％，省际的流动占29.4％（乔晓春，2003）。目前，国内对流动人口分布特征的研究多集中在对流动人口的地区分布上，即对流动人口的区际和省际、或者在一个城市内部分布的分析上，而且多使用的是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比如，乔晓春（2003）用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了我国流动人口的省际流出和流入的分布特征，周皓等（2006）利用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我国返迁人口的特征，马戎等（2005）利用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了乌鲁木齐市城区流动人口的结构特征和就业状况。此外，也有专家和学者利用1999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对我国从农村向城镇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及人口特征作了研究（胡英2001）。人口的空间分布不仅包括地区分布，还包括城乡分布。同样，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也不仅存在一个地区分布问题，还存在一个城乡分布的问题，存在一个不同城市内部的分布问题。本文利用《200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对我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的分布特征做一初步的分析，以期能对理解我国流动人口的分布规律性有所帮助。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200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2.2 流动人口的界定

在我国，由于有特殊的户籍制度的存在，关于流动人口的界定问题比较复杂，不同职能部门、不同时期对流动人口有不同的界定。比如，我国第3、第4次人口普查规定户口不在本地而居住时间“1年以上”的为流动人口，居住时间达不到1年的为暂住人口，而第5次人口普查规定的常住时间“半年以上”的为流动人口；公安部门的规定居住在某一地区“3日以上”（公安部门要求流动人口办理暂住户口的时限）即为流动人口，而人口普查部门规定“半年以上”的视为流动人口。本研究使用的流动人口的概念是按照《2004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给出的界定。《2004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第二部分综合统计资料表1—4给出了按行政区划排列的2003年全国660个城市（按行政级别界定的城市，包括四级城市：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和县级市）的市辖区总人口（即该城市总人口），而且给出了对市辖区总人口的界定：市辖区总人口为户籍人口加一个月以上暂住人口。本研究把其中的“一个月以上暂住人口”界定为流动人口（即该城市的流入人口）。

2.3 流动人口的计算

《2004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除了在第二部分中给出了按行政区划排列的2003年全国660个城市的市辖区总人口（该城市总人口）外，在第三部分“地级及以上城市统计资料表3—1（人口）”中还给出了按行政区划排列的2003年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户籍人口数。根据这两个数据，我们就可以算出2003年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流动人口数，即，用第二部分中给出的市辖区总人口（该城市总人口）减去第三部分中给出的市辖区户籍

人口（该城市户籍人口数）（实际上，这里我们计算的流动人口指的是该城市的流入人口，而且从严格意义上讲，该城市流入人口数还应包括户口在本市而流出的人口数。但由于没法计算这部分人口，只能把城市总人口减去城市户籍人口看作该城市的全部流入人口数。换言之，计算有一个假定的条件，即城市户籍人口不存在流出。因为有这样一个假定条件，因此计算出的数据偏小，而且对有些户籍流出人口比较多的城市还可能存在较大的误差。不过，考虑到我们只是作趋势分析，这些误差虽然会给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但不至于影响到其可信度）。由于《2004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第四部分县级城市统计资料中没有给出各县级市市区户籍人口数（该城市户籍人口数），县级城市的流动人口数无法计算，因此我们在分析中把县级市除外，只分析了2003年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2004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计算。其中，哈尔滨、昆明、佳木斯、淮北、宝鸡市、拉萨市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和《200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计算。上海市根据《2000人口普查分县资料》计算。湛江市根据《2003湛江统计年鉴》计算。以下各表相同，不再注明资料来源。

此外，《2004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给出的上海、哈尔滨、昆明、拉萨、佳木斯、淮北、宝鸡、湛江市的市辖区总人口数（城市总人口数）与市辖区户籍人口数相同（不知何原因），我们在做分析时做了如下调整处理：哈尔滨、昆明、佳木斯、淮北、宝鸡市的市辖区人口数用的是2000年普查时的市辖区城镇人口数，市辖区户籍人口数用的是《200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给出的2000年该市的市辖区户籍人口数；上海市的数据用的是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即市辖区总人口数为普查时的市辖区的人口总数，市辖区户籍人口数为普查时的市辖区户籍人口数。拉萨市的市辖区总人口数用的是2000年普查时的市区（城关区）城镇人口数，市区户籍人口数为普查时的（城关区）城镇户籍人口数。湛江市的市辖区总人口数和市辖区户籍人口数用的是《2004年湛江统计年鉴》给出的市辖区总人口数和市辖区户籍人口数。2003年我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分布特征分析

3.1 我国城市流动人口总体情况

根据《2004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200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给出的数据，我们计算出2003年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总规模为4975.49万人，占该286个城市总人口的12.82％。其中，流动人口最多的是东莞市，为440.45万人（见表1）；其次是深圳，为406.48万人。这两个城市的流动人口超过了400万人。流动人口在200～400万人的城市有4个，依次是北京、上海、广州和佛山，分别为327.79万人、292.96万人、276.86万人和206.62万人。流动人口在100～200万人的城市有5个，依次是杭州、温州、武汉、中山和南京；在50～100万人的城市有15个。流动人口最少的6个城市分别是商洛、辽源、安康、汉中、赣州和黑河市，都少于1000人。

如果从流动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来看，最高的是东莞，流动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73.48％，这意味着，在东莞，每100个人中就有74个流动人口（表2）。其次是深圳和温州，流动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72.92％和50.37％。流动人口占城市总人口比例超过30％的城市除上面三个外，还有湛江、中山、佛山、珠海、厦门、广州、泉州、宁波等8个城市。这11个城市全部属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这说明流动人口多向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集中。在全部286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流动人口比例占城市总人口比例超过1／5的有20个。

3.2 各省城市流动人口比较

由于不同地区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改革开放的程度不尽相同，所以不同地区城市流动人口

占城市流动人口总量的比重，以及所占该地区城市人口的比例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表

3）。

注：由于西藏、青海只有一个城市，海南、新疆只有两个城市，因此这4个省份未参加排序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全国31个省（市、区）中，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数量最多的是广东省，有1691.42万人，占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总量的1／3强；其次是浙江、江苏、北京和上海，分别为466.53，426.03，327.79和292.96万人，分别占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总量的9.38％、8.56％、6.59％和5.59％。这五个省（市）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流动人口总量为3204.73万人，占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总量的近2／3。这说明全国流向城市的人口有高度集中的趋势，大约有2／3的集中到了这5个省（市）的城市中，特别是广东省的城市。

如果从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看，最高的是广东，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37.4％。其次是浙江（24.9％）、北京（23.3％）、上海（20.4％）、福建（17.2％）和江苏（16.9％），这5个省城市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都超过了15％。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最少的是江西，只有2.2％，次少的是安徽和吉林，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是3.3％和3.5％。在参与分析的27个省（市、区）中，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低于5％的有8个，除上面3个外，还有四川、甘肃、山西、重庆和河南。

3.3 不同级别城市流动人口比较

我国的城市按照行政级别可以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和县级市。由于缺乏县级市的数据，我们只分析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的情况。2003年我国内地共有4个直辖市和15个副省级市，由于数量比较少，在分析中归为一类。

表4给出了我国2003年副省级及以上行政级别城市的流动人口规模和占总人口的比例。表中的数字显示来看，在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中，流动人口最多的是深圳，为406.48万人，其次是北京、上海、杭州、武汉和南京，这7个城市的流动人口都超过了100万人。如果按照城市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比例最高的是深圳，其次是厦门、广州、宁波和杭州。

在全部267个地级城市中，流动人口最多的是东莞，其次是佛山、温州、中山；这4个城市的流动人口超过了100万人（表5）。另外还有5个城市的流动人口超过了50万人，分别是苏州、无锡、湛江、常州、昆明。如果从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来看，最高的是东莞，其次是温州、湛江、中山、佛山、珠海和泉州，这7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都超过了30％。

此外，如果考察31个省会城市的流动人口情况，可以发现，在31个省会城市中，流动人口最多的是北京（见表6），其次是上海、广州、杭州、武汉和南京，这6个省会城市的流动人口都超过了100万人。而流动人口最少的省会城市是拉萨，只有5.18万人。次少的是银川、兰州和西宁，这4个省会城市的流动人口都少于10万人。从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拉萨由于市区人口很少，在此没作比较），最高的是广州，其次是杭州、北京、上海、昆明和南京。最少的是兰州，只有3.94％；次少的是太原、长春、南昌、西宁和银川，都少于10％。

3.4 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比较

《200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给定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为：200万人以上（市辖区户籍人口）为超大城市，100～200万人为特大城市，50～100万人为大城市，20～50万人为中等城市，20万人以下为小城市。为了更清晰的了解流动人口的分布情况，我们根据上述标准进一步分析了我国不同规模城市的流动人口分布情况（因为县级城市的数据没有，参与分析的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市区户籍人口在20万以下的只有7个，不能作为一类来进行分析，所以我们在分析中只分为4类，即2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100～200万人的特大城市，50～100万人的大城市，5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其中最后一类城市中包括了上面提到的市区户籍人口在20以下的7个城市（见表7）。

表7显示，2003年，在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全部4975.49万流动人口中，超大城市中有2560.21万人，占51.46％，特大城市中有1746.08万人，占35.09％，大城市中有529.16万人，占10.64％，中等和小城市中有140.04万人，占2.81％。这进一步说明，我国的流动人口聚集趋势为多向大城市集中，而且是多向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集中。从数量上看，每两个流动人口中就有一个是流向了超大城市；有近90％流动人口的流向是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只有不到3％流动人口流向了5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如果从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不同规模城市也有明显的差异，超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比例为16.28％，特大城市的为14.72％，大城市的为6.19％，中小城市的为5.27％。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的比例明显高于大城市和中小城市。

3.5 不同地区城市流动人口比较

传统上，我国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分为三类地区，即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和海南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和新疆。根据《200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我们进一步分析了这三类地区城市流动人口的分布特征（见表8）。

表8显示，2003年中国东、中、西部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总量分别为3920.17万人、518.64万人和536.68万人，分别占78.79％、10.42％和10.79％。这说明，我国流动人口绝大部分流向了东部城市，流向中、西部城市的比例只有1／5多上点。

此外，流动人口在东、中、西部不同规模城市内部的分布特征和全国一致，即流动人口多集中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但也有细微的差异：在东部，超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占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的53.44％，高于全国51.46％的平均水平，特大城市的（36.58％）也要比全国的平均水平略高；而相反，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则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在中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为45.78％和28.58％）明显比全国的平均水平低；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则分别比全国水平高11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相同的情况在西部更为明显，超大城市的比重为42.72％，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近10个百分点，特大城市的也要比全国的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则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近5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

比较中部和西部的差别，我们发现，中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比重与西部的没有明显的差异；而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差异非常明显，中部大城市的比重明显高于西部，但西部中小城市的比重则明显高于中部。主要结论

通过对2003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流动人口分析，我们发现：

（1）2003年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流动人口总规模为4975.49万人，占城市总人口的12.82％。流动人口规模最大两个城市是东莞市和深圳市，超过了400万人；在100万人以上的城市共有26个。流动人口占城市总人口比例最高的也是东莞市，全国有11个东部经济发达城市流动人口比例超过了30％。

（2）城市流动人口数量最多是广东省；有2／3的流动人口集中到了广东、浙江、江苏、北京和上海等五个省（直辖市）的城市中，特别是广东省的城市。

（3）在全国内地31个省会城市中，流动人口最多的是北京，有六个省会城市的流动人口超过了100万人。

（4）在我国，流动人口的聚集趋势为多向大城市集中，而且是多向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集中。从数量上看，每两个流动人口中就有一个是流向了超大城市；有近90％的流向了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只有不到3％的流向了5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

（5）从地域选择方面看，我国近80％的流动人口选择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选择中部和西部城市的比例基本相同，都在10％左右。在各地域内部，流动人口的分布特征与全国情况基本相同，即大部分集中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但也有细微的差异：在东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而在中部和西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比重则要比全国的平均水平低。中部和西部相比，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比重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异，而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则差异非常明显，中部大城市流动人口的比重明显高于西部，西部中小城市流动人口比重则明显高于中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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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马戎．新疆乌鲁木齐的结构特征与就业状况．西北民族研究，2005;3

第四篇：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分析

中国当代经济形势分析

2007年3月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完全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的全球化旧格局已渐入迟暮；在未来的全球发展中，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可望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值此战略转型的关节点，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应静观其变、平心静气、小心翼翼。

一、中国经济增长开始结构性减速

认真分析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实绩及其变化趋势，可以发现，自2008年开始，中国连续30余年的高增长便已基本结束，国民经济落入一个新的次高速增长的平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经济减速是经济增长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是一个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程，我们无法通过政策调整来改变它。

过去30余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迅速提高，第三产业份额缓慢增长。这对应的是我国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进程的本质，就是大量的劳动人口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即农业、种植和养殖业等，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即制造业和建筑业转移。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第一产业（在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农业的10倍），这种转移便意味着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因之加快，此即“结构性增速”。但是，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第二产业已趋饱和，劳动力和资源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然而，研究显示，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制造业（在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上海，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70%）。基于这样的差异，当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和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之时，中国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必将下降，由之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必然下滑。潜在增长率构成未来我国现实经济增长的基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实验室的预测结果，2011～203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会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二、经济减速不可怕，关键要提高效率

断定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时期，虽然听起来不那么令人振奋，但考虑到结构性减速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提供了新的压力、动力、机遇和空间，这一变化是值得欢迎的。

过去30余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但是，30余年高速增长波澜起伏，其间还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的增长也付出了不可忽视的代价，结构失衡、产能过剩、效益低下、环境污染等，便是其中最显著者。如此等等，使得中国百姓享受到的经济增长成果大打折扣，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更难得到与GDP增长率同步的提升。这些代价，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水分”。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水分”，主要体现在投入产出的效率降低上。

从投入看，以GDP来衡量，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极为巨大。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相当于GDP一半的高投资以及接近GDP10%的净出口支撑着的，仅此一端，便使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本位居世界前列。如果把生态环境等外部影响也视为“投入”，我们为增长付出的成本更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2年的测算表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GDP的8%。2005年以来，这一数字虽不断下降，但到2011年，仍然在4%左右。若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便仅有5%左右。

从产出看，对于我们这种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中是否存在水分，关键要看投资能否形成有效供应。如果投资变成“胡子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与这部分投资对应的增长率就是“水分”。更有甚者，一些投资固然形成了现实生产能力，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形成规模巨大的流通库存，并进而迫使业已形成的生产能力长期闲置。与这样一些流通库存和过剩生产能力相对应的产值，同样构成经济增长的“水分”。近年来，我国产能过剩形势日趋严峻，传统产业的产能大面积过剩已是痼疾，就是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增长势头也令人担忧。统计显示，当前我国产能利用率平均已低于80%，有些产业甚至低至70%。按照85%～90%系正常水平的国际标准，我国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已接近危险水平，有的行业已进入破产的境地。应当说，产能过剩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的“死荷重”。

将投入和产出对比起来分析，便形成评判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的综合指标。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指的是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既定的产出，或以既定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近年来，在增长至上的激励机制下，各地对增加投入普遍高度重视，但很少顾及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更忽略了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效益联系。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伴随着经济增长率的高悬，我国的经济效益提高缓慢，甚至有所下降。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的数据，清楚地刻画了这一变化的轨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1979~1995年，平均为

2一阶段上升了523；第二阶段为1996~2011年，平均为35。后一阶段竟比前2%！与相似增长阶段的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现阶段增量资本产出比明显

0的水平，偏高，如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日本，其增量资本产出比基本维持在2

此后则缓慢下降。

显然，过去30余年中国经济增长虽然长期居于高位，但速度过快，难免“泥沙俱下”，其中包含的“水分”不可小觑。如此，倘若我国经济在增长速度下降的同时，大大压缩了其中包含的“水分”，换言之，如果增长速度之下降换来了效益的提高和质量的改善，那么，我们的经济增长将更为真实，人民将因此得到更多的福祉。这种变化不仅不可怕，而且是值得欢迎的。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客观地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这种差距在根本上决定了两类国家的经济差距。因此，所谓发展问题，所谓赶超问题，所谓超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实质上是缩小两类经济体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问题。因此，比过去稍慢但质量和效益均有所提高的增长速度，恰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恰为我们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切实的物质保证。

三、新阶段必须调整宏观调控思路

总书记最近强调，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在当今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及早向供给管理转型，政策重点尽快由短期的救市和维稳，转向效率的提升和增长潜力的提高，哪一个国家就能更快地调整好自身结构以适应全球发展新格局，也就能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竞赛中胜出。

四、宏观稳定，微观搞活

着眼于调整结构，为未来经济增长培育后劲的宏观经济政策，可概括为“宏观稳定，微观搞活”。这种政策转变的核心便是，从关注需求管理转向关注供给机制的培育，转向关注激励、效率、竞争、生产率以及资本形成等这些有利于提高潜在产出的因素。

今后，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有效解决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而解决产能过剩的政策工具，也应通过改革，主要从供给方寻找。

其一，从产能过剩的表现来看，更多是由于供给过剩而非需求不足。目前，一些传统产业以及新兴产业所出现的产能过剩，从投入产出角度看，是有了大量投入，却形成了一些无效的或过剩的产能。

其二，从产能过剩产生的原因来看，尽管有周期性因素影响，但更主要是体制性的、供给面的原因。一些企业（特别是那些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在扩张过程中，不计成本、不顾后果、盲目扩张、重复建设，这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主要因素。有人说，重复建设在市场经济中也是正常现象，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市场经济中，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造成的损失是由企业自己来埋单的，而在中国目前这种情况下，造成的损失可能最终由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来埋单，因此，一些企业或地方政府在投资决策时就会更加“大胆”，它们会通过给土地、赠予

矿产资源、低价甚至免费的方式推动投资，使其投资行为发生扭曲。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经验研究表明，产能过剩较严重的产业，恰恰是政策倾斜产业和扶持性产业。

其三，从治理产能过剩的思路看，要想从根子上解决产能过剩，还需要供给管理的思维。过去我们主要通过上项目、重投资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这或可因新投资需求的出现而暂时缓解当前的产能过剩，但会导致未来新一轮规模更大的产能过剩。鉴于此，我们必须摒弃以创造新的投资需求来消弭过剩产能的传统做法，应通过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企业和市场的作用，来最终抑制我国产能的盲目增长。

第五篇：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分析

年初以来，我国消费和投资均实现较快增长。但是，投资终将形成产能，假如未来一段时期外需和消费不能协调增长，有可能加剧经济失衡。外需持久不振，将从下游蔓延到中上游，从生产蔓延到投资。外向型企业经营困难，会造成部分农民工失业和新增就业人口的压力，进而对消费产生不利影响。随着国家相关政策措施逐步落实到位，外贸企业的退税、融资、贸易便利化等环境有了明显改善。然而，渡过难关还应做好更充分的准备，采取更多有针对性的实招来稳定外需，须臾不能松懈。毕竟，在财税、金融支持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推进服务贸易等方面，仍有一定的政策空间。至于应对贸易摩擦，有待我们拿出更强大的合力更积极的努力

二、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准确把握2011年下半年经济工作的目标和要求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各类自然灾害和各种重大挑战，中央科学判断、沉着应对，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目前，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价格调控总体有效，市场供应得到较好保障，社会需求基本稳定，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同时应看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矛盾仍然突出，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一是既要正确认识取得的成绩，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巩固经济社会发展好势头；又要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充分看到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潜在风险，做好应对准备，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工作的总体部署上来。二是要准确把握今年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总体思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稳定物价总水平，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三是要全面把握下半年经济工作的十大重点任务，即坚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全力夺取全年农业丰收；坚持不懈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保障性住房建设；着力促进内需平稳较快增长；下大力气加快推进结构调整；毫不放松地抓好节能减排；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深化医药卫生、资源环境、财税金融、农村、文化体制等重点领域改革；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就业和创业，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发展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创新社会管理和服务，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变化，合作与竞争同步发展

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大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利用“二十国集团”和“金砖五国”等多边峰会外交平台，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使得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经济均衡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新兴大国倡导以平等、互利、共赢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在相互借重、协调共进、增强自身竞争力的同时，都注重维持同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

美国受金融危机和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后遗症的拖累，操控国际事务的难度加大。奥巴马政府继续实施内外“变革”，力求进一步摆脱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的困扰，新世纪头10年美以反恐、防扩散为重点的对外战略调整渐露端倪，逐步从过度倾注于反恐转向更多投入大国地缘战略角逐，应对崛起大国，同时强调多伙伴合作关系。奥巴马访欧强调美欧同盟关系的重要性，但“大西洋联盟”在双方安全战略中的核心地位有所弱化；美介入亚太地区的积极性不减，美日同盟关系得到进一步强化；美俄关系“重启”产生积极效果，但双方在反导和俄加入世贸组织等问题上仍龃龉不断；美国继续按计划实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计划，对西亚北非局势实行有限和有选择的干预政策。

欧洲一体化在艰难中推进，金融和债务危机波澜起伏，军事干预北非政局将欧盟拖入困局，欧盟财政金融一体化进程和共同外交、安全政策面临新的挑战。俄继续大力推进“经济现代化战略”，强化军事实力地位，同时外交上积极调整与西方关系，极力推动独联体地区的一体化建设。日本地震、海啸、核泄露灾害对日本国民心理造成巨大冲击，使本来稍有起色的经济重陷停滞，也打乱了日美经济安全合作计划，但日本仍在努力刺激经济，战略上拉住美国，力保政治经济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