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执行难”特征的分析(定稿)1

第一篇：当前“执行难”特征的分析(定稿)1

当前“执行难” 原因及对策的分析

查跃进二OO九年七月一日

张

亮

安徽省铜陵市狮子山区人民法院

作者简介：

查跃进，男，1965年生，现任铜陵市狮子山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工作单位：铜陵市狮子山区法院

张亮，男，1973年生，现任执行局助理执行员。

工作单位：铜陵市狮子山区法院

当前“执行难” 原因及对策的分析

论文提要

近年来，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相比，民事事执行工作一直不尽如人意，成为制约法院科学发展的突出突出问题之一。虽然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了执行程序之规定，执行联动机制和最高人民法院被执行人信息网相继建立和开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执行之压力，但“执行难”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本文拟对“执行难”的特征、原因及其对策进行初浅的分析和探讨，以期对改善“执行难”、促进民事执行工作的良性发展有所裨益。

（全文4081字）

以下正文：

一、当前“执行难”特征的分析

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表现形式和特征，“执行难”现象也不例外。概而言之，“执行难”则主要有以下几点表现形式和特征：

（一）被执行人难找。随着社会管理的开放、市场经济的建立、住房体制的改革以及房屋出租管理制度的缺位，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公民享有充分的迁徙自由，其经常居住地或临时居住地不断变化已成为社会常态；对公司、企业等经济组织而言，由于登记制度尤其是监管、注销、清算制度的不健全，其有名无实、有厂（公司）无人也非常普遍。一旦上述公民、经济组织未主动履行义务并被立案执行，法院便很难寻找到该被执行人，客观上加剧了“执行难”。

（二）被执行财产难查。为逃避执行，被执行人由于法制意识的淡薄和诚信意识的丧失，往往以各种手段千方百计转移、隐匿、消耗其所有的财产，达到不履行或少履行其应履行债务的目的，造成法院难以调查核实可供执行的财产。同时执行权的有限性和财产登记制度的不科学，则是被执行人财

产难以查证的另一重要方面。

（三）协助执行人难求。受地方、部门保护主义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有些负有协助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在利益的驱动下，人为地对人民法院的调查取证设置障碍，甚至拒绝履行协助义务。

（四）应执行财产难动。一方面，一旦查找到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执行人、案外人以各种理由提出执行异议；另一方面，由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局限性，可供执行的财产尤其是不动产的变现受到诸多限制，许多案件因此无法执行到位。

二、“执行难”原因的分析

造成“执行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执行工作的实践情况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执行立法不完善。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的执行立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还没有形成一套严密科学的执行法律体系。目前法院依法实施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三个层次：一是宪法；二是法律；三是司法解释，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等。但无论是执行立法还是执行方面的司法解释，均缺乏具体明确的操作规范，对一些存在的问题也没有作出具体详细的规定和有效的措施。其中，有些程序设置太繁琐，不便操作，使执行人员无法采取行之有效的执行措施。

（三）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较为严重。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也是导致执行难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有些地方、部门不顾国家全局利益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局，从本地方、本部门的经济利益出发，违背协助法院执行的义务，对执行工作设置种种障碍，干扰执行工作正常有序地进行。具体表现为一些金融部门、行政管理机关为保护本地区的经济利益，置法律于不顾，有义务协助而拒不协助执行。例如，一些金融单位在接到人民法院的协助查询、冻结、划拔通知后，不如实提供被执行人银行存款余额，或利用执行人员办理有关签字手续的间隙扣划被执行存款偿还到期借款，或是通知被执行人转移存款；一些行政主管部门为保护本地当事人的利益，对外地法院办理产权证照转移手续的要求不予协助，甚至提供伪证阻挠人民法院的执行。

（四）被执行人逃避债务和确实无财产可供执行。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执行案件，相当一部分因被执行人在案件判决败诉或调解结案后，就外出打工，一年甚至数年不回家，有的干脆全家外出而无法执行。还有的被执行人为逃避执行，故意隐瞒或转移财产，使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因查找不到被执行人的合法财产而使案件不能及时得到执行。另一方面，有些被执行人财产仅够维护自身正常的生活和生产，根本没有多余的财产可供执行。如有些被执行人常年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职工工资亦不

能正常发放等。

（五）执行工作自身的原因。一是缺乏统一指挥、协调的执行工作体制和机制。目前，法院执行机构的管理体制尚不健全，执行机构缺乏统一的指挥，力量分散。尽管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辖区内的执行工作，但由于各地法院的人、财、物均受地方管理，高级法院仅限于对辖区法院的执行案件进行监督和协调，统一管理形同虚设。未能有效发挥法院抵制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干扰及解决“执行难”的整体优势。二是审判和执行脱节。审判工作与执行工作衔接得不好，审判对执行的支持不够。审判的结果往往是执行的依据，如果执行依据的质量不高，就会给执行工作造成先天性的缺陷。如有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不明确，成为被执行人抗辩的理由并拒不配合执行。三是执行工作不够规范。与审判工作相比，民诉法对执行工作的具体操作和期间的要求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和限制，对被执行人采取什么措施均由执行人员自由裁量决定。四是执行方式落后。执行人员包揽了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调查取证、可供执行财产的查找和对财产的实际执行，未能形成权责分明的制衡体系。五是目前目前执行队伍素质和执行水平不高，执行力量不足，装备落后，是局限法院扩大执行范围和加强执行力度的重要原因，阻挠了法院执行工作进一步提高。

三、解决执行难的对策和建议

执行难已经成为困扰法院工作的一大痼疾，依法解决执行难人民法院义不容辞，但纵观执行难的现状和形成原因，仅仅依靠法院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形成各方参与、综合治理、齐心协力、并肩作战、共同解决执行难的工作格局。据此特提出解决执行难的对策和建议如下：

（一）紧紧依靠各级党委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不断完善解决执行难的工作格局。

中央关于解决执行难的文件专门对执行工作作出了指导，明确指出党委、人大要加强对法院执行工作的领导、监督和协调，解决法院执行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法院的执行工作撑腰，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另外，人民法院要重视争取政府的支持和各部门的配合，建立执行案件的联动机制，特别是要加强与公安、检察等司法机关和相关执法部门的协调、配合，坚决抵制非法干扰，化解各方面不利于执行的因素。人民法院还要积极争取当地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与财政、民政等部门加强沟通和协调，争取尽快建立特困群体执行专项救助基金制度，及时解决特因申请人因无法执行而造成的生活困难，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平息纠纷，缓解执行难给法院带来的压力，减少涉执

信访，落实司法为民，促进社会和谐和维护社会稳定。真正形成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确定的“建立党委政法委组织协调、人民法院主办、有关部门联动、社会各届参与的执行工作长效机制”。

（二）完善执行立法，推进执行体制改革。

尽快完善执行立法，改革执行体制。将执行从现有的诉讼程序立法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执行法律规范。通过独立立法，为执行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和规范，满足执行工作的迫切需要。改革现有的执行机构设置，执行工作垂直于上级法院领导，减少地方和部门干预。

（三）加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导。

首先，是上级法院要加强领导，高度重视基层法院在执行工作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并给予及时的指导，以此提高基层法院的执行能力。其次，上级法院要及时推广各地法院执行工作中的先进方法、经验，取长补短，改进执行工作中的一些方式、方法，提高执行效率。

（四）加强强制执行力度。

众所周知，强制是民事执行的本质属性，当义务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时，人民法院可以运用国家强制力，迫使义务人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以保障权利人的权益得以实现。因此，要保证执行案件及时执结，就必须加大执行力度，充分运用法律赋与的强制执行权力，对有履行能力逃避执行或抗拒执行的被执行人，要依法适用强制执行措施。该查封、扣押、拍卖、变卖的，应及时予以查封、扣押、拍卖、变卖；对暴力抗法，拒不协助执行的行为，应依法严惩；对有财产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依法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及时固定被执行人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的相关证据，提高拒不执行罪的追诉率，充分利用刑罚的威慑力改善执行环境。树立强制执行权威，维护法律的尊严，最大限度的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五）创新和谐执行理念，降低执行对抗性。大力探讨和谐执行方式，坚持将法院主持调解和当事人之间自行和解贯穿于执行工作的全过程，增进当事人之间的理解与沟通，最大限度的降低执行对抗性和风险，保障案件的及时、顺利执行。

（六）规范执行程序，严格执行行为。严格规范执行程序和执行行为，完善执行异议和异议之诉的程序规则，建立执行裁决权和执行实施权分权制衡机制，当事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一律由作出生效裁判的原审判庭审理；完善财产评估、拍卖、变卖程序，健全执行程序财产调查、控制、处分和分配制度，提高执行透明度和社会公信力。

[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

第二篇：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特征及对策分析

经过近年来的严打斗争，我区刑事案件的上升势头已被有效地遏制，社会治安形势确有明显好转。但是近年来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占生效刑事案件总数的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2000年原六合县法院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为12件15人，2001年是19件27人，2002年是18件26人，今年1至5月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与同期相比又有所下降，只

有5件7人。当前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要有效地预防青少年犯罪，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发展势头，就非常有必要思考和研究其特征，以便拿出行之有效的对策。纵观我区近年来的未成人犯罪案件，不难看出未成年人犯罪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犯罪动机上看，盲目的挥霍享受及贪财图利是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最明显的特点。盗窃犯罪这一贪利型犯罪在未成人犯罪案件中一直遥遥领先。2000年六合法院审结的未成人盗窃案件是7件9人，占全年未成人犯罪数的60，2001年有所下降，占26，2002年占42，今年1至5月份又上升至71。此外在盗窃犯罪中又以农业人口居多，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放，促进了人财物的流动，不少青少年涌向城市，行无定址，居无定所，又经受不住物质享受的刺激，极易萌生犯罪动机，往往最终走向盗窃的犯罪道路，给社会治安带来沉重的压力。

2、从犯罪手段上看，暴力性犯罪呈恶性发展的趋势，未成年犯罪的作案手段愈来愈残忍，已远远超出了案犯的年龄、心理和行为常规。抢劫、强奸、故意伤害等这类暴力性犯罪案件在未成人中时有发生。

3、从犯罪方式上看，团伙犯罪成为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形式，青少年在结伙作案过程中，既互相壮胆，又逞强好胜，往往相互传习，形成交叉感染，使许多团伙成员很快从作案的“单面手”变成“多面手”，社会危害极大，特别是被胁迫或盲从的青少年，犯罪意识因此逐步形成和强化，不利于争取挽救。这类犯罪主要集中在聚众斗殴、寻衅滋事这类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中。

4、从犯罪年龄上看，越来越趋向于犯罪的低龄化，抢劫、强奸、敲诈勒索等暴力性犯罪，日趋向低龄化发展。有的甚至是刚达到抢劫、强奸这类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龄，即刚满十四周岁。

5、文化结构趋向低层次，在近年来审结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当年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80左右。正是由于他们过早地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再加上本身对法律知识的缺乏，极易误入歧途而走上犯罪道路。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产生原因是很复杂的，除了个体的主观因素外，还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因素和久远的历史、文化背景。目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时期、社会结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等各方面正发生着巨大变化，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能自行创造新的道德和行为规范。人财物大流动，社会分配不公带来的副作用，对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影响尤为显著，未成年人犯罪自然也出现了诸多新特点，面对这些特点，还抱着传统的防范措施显然是难以奏效的，因此亟待采取行之有效的新对策。首先，充分发挥学校的“前沿阵地”作用，改革德育教育。学校是培养人才的中心，近年来，有些学校重教书轻育人，放松对学生思想品德和道德观念的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致使学生犯罪屡见不鲜。为此，我们首先要加强普法教育，增强青少年的法律意识，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执法机关应该针对学生心理、生理不成熟，思维简单，辨别是非能力差，法律意识淡薄的特点，定期不定期地上法制课和道德教育，使他们不但知法、懂法、守法，也知道用法律保护自己。

2、改革学校德教方式，使教育更具有时代特征，更具有科学性；

3、加强班级管理、注重校园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学生干部的管理作用，让他们成为学习骨干、生活向导、业余活动的组织者。把课堂外的学生活动管起来，组织起来，控制起来。充分发挥值班老师的作用，建立值班老师责任制，实行24小时值班监管。教师要善于明察秋毫，防微杜渐。

4、建立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工程体系，实行承包责任制，把对青少年的教育真正落到实处，家长包子女、学校包学生、社区和村委会包社会青年。第二，研究犯罪心理特征，防患于未然。未成年人犯罪除了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之外，还与其心理发展的畸形有密切关系，青少年时期是人格形成与发展的时期，一方面青少年开始有自我意识、自制力和预见性，另一方面他们萌生了强烈的物质需要，消费意识和权力意识，他们抗拒诱惑的能力十分薄弱。尤其是现代社会的超前消费，很容易使青少年沉醉于病态的享乐之中而不能自拔。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大都是为了钱财，寻求刺激，在多种犯罪目的中，第一位是为金钱，第二位是为了朋友、义气，以下是为了报复、恶作剧和霸道。其犯罪具有冲动性、盲目性和攻击性等特点。所以，学校和家庭要关注未成年人身上的特性，在它们歹念刚露苗头时，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纠正青少年的扭曲心理，重塑其健康向上的人格。第三，加强立法，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供法律保障。在长期的司法实

第三篇：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特征及对策分析

效果。最后，必须动员和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齐抓共管，实行全方位的综合治理。青少年犯罪主要产生的原因概括起来是贫困、社会结构变化、国际环境的影响及观念与行为的偏差。所以要尽快在全社会形成一种预防和打击未成年人犯罪的“合力”。为此，1、全社会要齐抓共管，重视对青少年的社会、学校、家庭三方面的教育；

2、为青少年创造一个良好宽松的社会生活环境；

3、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

4、搞好企事业单位的基层组织建设，建立群众性的管理、防范体系，以增强社会控制力量，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时空空隙，从而达到预防的最终目的。总之，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完全只依靠司法人员无异于杯水车薪。我们要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纳入法制轨道，使司法预防为主转变为社会预防为主，全社会都要重视未成年人犯罪心理和预防对策，让我们为净化社会环境，为使未成年人犯罪日趋减少和消除而不懈努力。

第四篇：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特征及对策分析

经过近年来的严打斗争，我区刑事案件的上升势头已被有效地遏制，社会治安形势确有明显好转。但是近年来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占生效刑事案件总数的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2000年原六合县法院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为12件15人，2001年是19件27人，2002年是18件26人，今年1至5月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与同期相比又有所下降，只有5件7人。当前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要有效地预防青少年犯罪，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发展势头，就非常有必要思考和研究其特征，以便拿出行之有效的对策。纵观我区近年来的未成人犯罪案件，不难看出未成年人犯罪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犯罪动机上看，盲目的挥霍享受及贪财图利是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最明显的特点。盗窃犯罪这一贪利型犯罪在未成人犯罪案件中一直遥遥领先。2000年六合法院审结的未成人盗窃案件是7件9人，占全年未成人犯罪数的60%，2001年有所下降，占26%，2002年占42%，今年1至5月份又上升至71%。此外在盗窃犯罪中又以农业人口居多，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放，促进了人财物的流动，不少青少年涌向城市，行无定址，居无定所，又经受不住物质享受的刺激，极易萌生犯罪动机，往往最终走向盗窃的犯罪道路，给社会治安带来沉重的压力。

2、从犯罪手段上看，暴力性犯罪呈恶性发展的趋势，未成年犯罪的作案手段愈来愈残忍，已远远超出了案犯的年龄、心理和行为常规。抢劫、强奸、故意伤害等这类暴力性犯罪案件在未成人中时有发生。

3、从犯罪方式上看，团伙犯罪成为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形式，青少年在结伙作案过程中，既互相壮胆，又逞强好胜，往往相互传习，形成交叉感染，使许多团伙成员很快从作案的“单面手”变成“多面手”，社会危害极大，特别是被胁迫或盲从的青少年，犯罪意识因此逐步形成和强化，不利于争取挽救。这类犯罪主要集中在聚众斗殴、寻衅滋事这类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中。

4、从犯罪年龄上看，越来越趋向于犯罪的低龄化，抢劫、强奸、敲诈勒索等暴力性犯罪，日趋向低龄化发展。有的甚至是刚达到抢劫、强奸这类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龄，即刚满十四周岁。

5、文化结构趋向低层次，在近年来审结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当年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80%左右。正是由于他们过早地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再加上本身对法律知识的缺乏，极易误入歧途而走上犯罪道路。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产生原因是很复杂的，除了个体的主观因素外，还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因素和久远的历史、文化背景。目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时期、社会结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等各方面正发生着巨大变化，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能自行创造新的道德和行为规范。人财物大流动，社会分配不公带来的副作用，对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影响尤为显著，未成年人犯罪自然也出现了诸多新特点，面对这些特点，还抱着传统的防范措施显然是难以奏效的，因此亟待采取行之有效的新对策。首先，充分发挥学校的“前沿阵地”作用，改革德育教育。学校是培养人才的中心，近年来，有些学校重教书轻育人，放松对学生思想品德和道德观念的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致使学生犯罪屡见不鲜。为此，我们首先要加强普法教育，增强青少年的法律意识，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执法机关应该针对学生心理、生理不成熟，思维简单，辨别是非能力差，法律意识淡薄的特点，定期不定期地上法制课和道德教育，使他们不但知法、懂法、守法，也知道用法律保护自己。

2、改革学校德教方式，使教育更具有时代特征，更具有科学性；

3、加强班级管理、注重校园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学生干部的管理作用，让他们成为学习骨干、生活向导、业余活动的组织者。把课堂外的学生活动管起来，组织起来，控制起来。充分发挥值班老师的作用，建立值班老师责任制，实行24小时值班监管。教师要善于明察秋毫，防微杜渐。

4、建立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工程体系，实行承包责任制，把对青少年的教育真正落到实处，家长包子女、学校包学生、社区和村委会包社会青年。第二，研究犯罪心理特征，防患于未然。未成年人犯罪除了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之外，还与其心理发展的畸形有密切关系，青少年时期是人格形成与发展的时期，一方面青少年开始有自我意识、自制力和预见性，另一方面他们萌生了强烈的物质需要，消费意识和权力意识，他们抗拒诱惑的能力十分薄弱。尤其是现代社会的超前消费，很容易使青少年沉醉于病态的享乐之中而不能自拔。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大都是为了钱财，寻求刺激，在多种犯罪目的中，第一位是为金钱，第二位是为了朋友、义气，以下是为了报复、恶作剧和霸道。其犯罪具有冲动性、盲目性和攻击性等特点。所以，学校和家庭要关注未成年人身上的特性，在它们歹念刚露苗头时，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纠正青少年的扭曲心理，重塑其健康向上的人格。第三，加强立法，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供法律保障。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对打击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寓教于审、惩教结合”的原则。特别是《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的颁布，使我国青少年犯

罪的立法与司法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国际社会青少年司法制度日趋完善的趋势相比，我们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突出表现在作为青少年司法制度的立法不系统、不具体、不协调。因此，需要我们首先要确立未成年刑事案件审理机构的组织形式。其次，要将未成年人犯罪实行“从轻、减轻”处罚的原则具体化。此外，应尽可能以多种处罚办法替代监禁，以最大程度地避免未成年人犯罪的交叉感染。2002年六合法院在审理一起在校大学生盗窃案时，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考虑到该起案件的特殊性，其盗窃数额刚达到盗窃罪的起点，案发后已全部退赃，从挽救这名大学生的前途出发，采取寓教于审，在对他进行法制教育后对其免予刑事处罚，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最后，必须动员和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齐抓共管，实行全方位的综合治理。青少年犯罪主要产生的原因概括起来是贫困、社会结构变化、国际环境的影响及观念与行为的偏差。所以要尽快在全社会形成一种预防和打击未成年人犯罪的“合力”。为此，1、全社会要齐抓共管，重视对青少年的社会、学校、家庭三方面的教育；

2、为青少年创造一个良好宽松的社会生活环境；

3、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

4、搞好企事业单位的基层组织建设，建立群众性的管理、防范体系，以增强社会控制力量，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时空空隙，从而达到预防的最终目的。总之，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完全只依靠司法人员无异于杯水车薪。我们要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纳入法制轨道，使司法预防为主转变为社会预防为主，全社会都要重视未成年人犯罪心理和预防对策，让我们为净化社会环境，为使未成年人犯罪日趋减少和消除而不懈努力。

第五篇：公共政策执行难案例分析

关于公共政策执行难的案例分析

案例

据《南京晨报》2005年19日报道，近年来，一些被人民群众寄予厚望的扶贫干部面对金钱的诱惑蜕变成国家的蛀虫，频频利用手中的权利蚕食国家的扶贫款。有的国家级贫困县的小小乡长配置的公车竟然是进口的“皇冠”，有的人打着“扶贫”的旗号办实体、搞项目，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扶贫款“洗”进自己的小金库„„近日广西省防城区法院日前以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防城港市防城区扶贫办原主任谢乃金有期徒刑11年。经审理查明谢乃金自2002年9月任扶贫办主任起，在事实扶贫项目过程中，加大开支，4次将扶贫款非法占为己有，共贪污扶贫款近14万元。仅广西一省在2004年1月至2005年2月，广西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察贪污、挪用和私分救灾款、扶贫款和移民安置款等职务犯罪案件48起，涉案人员56人，占广西检察机关反贪系统立案总数的4%，涉案金额达1100多万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其它地区的扶贫政策方面的执行存在着许多不足的地方。（资料来源：《南京晨报》2005年12月19日）

分析

从上述案例材料中我们看到我国扶贫政策的执行以及扶贫专款的执行与发放存在着许多缺漏，贫困地区群众的救命钱屡遭“洗劫”，民怨沸腾，严重影响了我国贫困地区的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通过公共政策这门课的学习，我们知道公共政策的执行存在着许多阻碍因素，从而使得政策的执行结果与政策预期目标有所偏差。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政策执行是指政策方案被采纳后，政策执行者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运用各种政策资源，经解释、实施、服务等行为方式，将政策观念形态的内容转化为现实效果，从而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而政策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执行的主体、执行的客体即政策的目标群体、执行的环境、正确的执行策略和有效的沟通都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下面我就自己的理解，主要从执行主体方面谈谈对上述案例中扶贫政策执行难这一现象的认识。

我认为，政策执行主体是影响政策执行中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一个环节。首先，在我国国家行政体系中，绝大部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是属于政策执行主体范畴。我国政府是典型的层次结构，庞大的政府系统是由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层级构成的纵横交错的复杂体系，中央的政策精神，经过不同层级地方政府和不同政府部门过滤之后，则会发生政策走形、扭曲现象。而不同的地方政府和不同的部门之间及他们与中央政府之间也可能发生利益矛盾，利益冲突从而导致政策执行的困难重重。其次，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任何公共政策的执行活动都要靠各级政府机关与政策执行人员来进行，政策执行机关掌握着实施政策的方法、技术和资源，是联系政策与社会公众（政策目标群体）的桥梁。政策执行人员自身的素质、政策水平、管理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着政策目标的实现与政策任务的完成。但此时就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他们可以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执行政策，使政策得以顺利实施；二也可能是由于他们软弱无能、效率低下或抵制政策、钻政策的空子而造成政策失误甚至政策夭折。所以，我认为政策主体因素应当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核心因素，所以应该也必须引起高度关注。在上诉案例中，之所以会出现扶贫款项被扶贫主管人员以各种手段而据为己有，就是因为在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因没有具体实施的相关要求和实施反馈措施，才使得本来就不能胜任的执行人员得以钻空子而获得私利。这里不能不认识到一个执行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素质，必须有为人民办实事的态度，有把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认识，并且以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作为一个政策执行者应尽的义务。

总之，必须认识到执行主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才能更好的发现并解决问题，才能将我国政策执行、政府的执行力推向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