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当前社会矛盾呈现五大特征
当前社会矛盾呈现五大特征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最重要的特征和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它把市场化、工业化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三类重大的社会转型浓缩在了同一历史时空，从而构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
具体来说，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特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社会矛盾显形化。社会转型期利益的分化与利益群体的形成，导致利益冲突频发。这种利益冲突成为当今社会矛盾产生的内在根源。社会利益矛盾的关联多极化、复杂化，导致在转型期一点小事，或一个小的矛盾都有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造成一系列的后果。
——矛盾冲突群体化。转型期矛盾个体交往组织化程度和群体性交往频率增加，矛盾趋向激化并有诉诸冲突的可能，突发性和未可预期性大为增加。随着利益的分化与调整，矛盾个体在利益选择面前，往往会为共同的利益集聚起来，使社会个体矛盾演变为群体矛盾。同时，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往往也由于利益的相关性，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形成社会矛盾群体化的心理基础。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不同利益群体，特别是利益受损群体形成较强的凝聚力和较大的抗争能量。
——矛盾博弈政治化。转型期以前的矛盾表现相对平稳有序，社会转型期突发矛盾明显增加。在这一增量中，矛盾博弈政治化倾向表现突出。以往社会矛盾一般属于经济社会问题，相对比较单一。但是，转型期一个简单的问题往往会演变为复杂的社会问题。矛盾个体往往不直接要求解决自身问题，而将问题与转型期的腐败、人权保障等政治问题相挂钩。
——矛盾冲突异质化。随着转型期体制变革的进一步深入，社会利益出现了较大分化，社会矛盾也日趋复杂。群体结构的分化、身份的可变性的增加，使社会异质性增大，各个社会成员的利益阶层属性也出现很大不同与分化。在这种分化过程中，利益分配在各个阶层中出现严重不均，利益冲突和矛盾较为普遍，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矛盾。最终形成转型期社会经济结构多样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局面。
——矛盾解决复杂化。转型期社会矛盾波及范围大，影响人员多，社会影响广，涉及的主体利益差别甚至超过很多人的心理承受度，形成稳定共识的难度进一步增大。转型期社会矛盾往往关系到某一群体或多个群体的共同利益，涉及的范围和人员较为广泛。一件偶发的社会矛盾事件，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出现“交叉感染”，引发多起社会矛盾事件。
第二篇：沈阳城市建设呈现五大特点
沈阳城市建设呈现五大特点
2001年以来，沈阳市坚持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立足现实，规划长远，不断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城市建设步伐，相继开展了“绿化年”、“项目年”、“环境年”等一系列主题活动，市政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显著增强，城市面貌明显改观，沈阳一跃成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和“最具经济活力城市”。同时，“一宫两陵”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6沈阳世界园艺博览会”的成功申办，使沈阳的国际知名度不断提高，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地位也得到进一步巩固。
4年来，全市累计完成城建投资266亿元，主要进行了道路、排水、垃圾和污水处理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绿化、水系、大气污染治理等生态环境建设，供水、燃气、供暖、公交等公用设施建设，铁西、浑南、棋盘山、农高区等新区建设，实现了城市建设的全面快速发展。
特点一 加大城建投资力度，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4年来，全市共建设和改造道路948条、面积2320万平方米。相继完成了市府大路、南京街、东陵路、沈南大道、南北二干线、生态旅游路等标准化街路建设和改造；全面实施小街小巷整修工程，市民出行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城市道路交通框架体系基本形成。
新建和改造仙女河、满堂河、沈水湾、五里河等5个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处理率由2000年的17%提高到2004年的71%，污水处理体系已经形成（今年我市正在新建和扩建污水处理厂4座，建成后城市污水处理率将达到84％）；新建大辛和老虎冲两座垃圾处理场，全市生活垃圾实现了100%无害化处理，结束了沈阳只有垃圾排放场而无垃圾处理场的历史。
同时，高标准建设了公和桥、富民桥、浑河新桥和胜利大桥等桥梁项目。实施浑河南部污水截流工程，进行西北部、西部排水系统改造，进一步提高了汛期的城市排洪能力。
特点二 加强环境建设，人居质量进一步提高
近年来，我市相继实施了东北楔、西北楔绿化；建成了五里河公园、沈水湾公园、体育场公园等大型绿地；实施了大规模的单位庭院、住宅小区组团、铁路公路沿线、水系沿岸绿化和城市街头绿地建设，新增城市绿地69平方公里，是2001年前绿化面积总和的2.5倍。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高到40.65%，绿地率提高到35.97%，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12平方米，基本形成了“外围森林环抱、内部绿化成网”的绿化格局。同时，以故宫、昭陵和福陵为重点，陆续开展了保护性建筑修缮和周边环境整治，进一步彰显了沈阳这座历史名城的文化底蕴。
2002年以来，我们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城市水系治理、重点环保项目建设为重点，大力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连续3年对42公里长的浑河城市段进行了污水截流和清淤整治，建设并改造了一批人工湖；实施了集中供热、扬尘覆盖等7项大气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共拆除烟囱3240根、锅炉房1250座。经过不懈努力，城市环境得到显著改善。2004年，我市大气优良天数达到301天，汽车尾气合格率达到85％以上，被命名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实现了城市建设的历史性突破。今年，我市还将继续开展生态城市规划工作，实施大气和水环境综合整治，计划拆除烟囱1000根，锅炉房400座，并大力推进燃气汽车推广工作，进一步改善我市生态环境质量。
特点三 以满足市民需要为出发点，公用事业建设成效显著 几年来，建设和改造供水管网319公里，泵站1223个，基本解决了“三峰”供水问题；投资2.66亿元，改造地下燃气管网290公里；解决遗留的煤气拖期开栓问题14.4万余户。
进一步加大集中热源建设力度。2003年、2004年全市新建、改建、扩建集中热源项目39项，新增供热能力近2000万平方米。
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截止2004年末，我市共有公交线路140条，公交车辆5357台；每万人拥有公交车数量由2001年的9.4台增加到13.6台；公交线网密度由2.5公里/平方公里增加到3公里/平方公里；市民乘坐公交车的步行半径由500米降至300米；市民乘坐公交车一次出行的时间由55分钟降至40分钟。
特点四 加强宏观政策引导，房地产开发总量持续增长 2001年—2004年，全市房地产开发建设累计完成投资714亿元，建设规模6671万平方米。其中，住宅507亿元，施工面积5107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1250万平方米。
住宅建设水平不断提高。涌现出万科花园新城、河畔新城等一批国家康居示范工程、小康住宅示范工程和国家商品住宅AAA性能认定工程。城建东逸花园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定为“中国国际花园社区”；万科四季花城、格林梦夏、中房凌云花园小区在2004年“中美大众住宅国际研讨会”上获得“中国大众住宅范例奖”。
大力实施旧住宅区改造。3年间，共整治住宅区（含组团）2510个，建筑面积6500万平方米；实施房屋平改坡工程146栋、46.94万平方米，进一步改善了普通住宅区环境。
全面推进棚户区改造。2001年—2002年，棚户区改造完成投资39.6亿元，改造总占地面积451公顷，建设规模851万平方米。2003年以来，进一步加大了棚户区改造工作力度。2003年完成平房区改造40820户，拆迁建筑面积122万平方米；2004年完成平房区改造40240户，拆迁建筑面积128万平方米。
与此同时，加强政府补贴住房和廉租周转住房的建设。截至2004年末，全市建设和购买廉租周转住房1200套、6.7万平方米；建设政府补贴住房8000套、40万平方米。
特点五 不断加快新区建设步伐，为城市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几年来，通过不断加快新区建设，进一步完善了城市布局，逐步形成了东部“世园会”展区、西部铁西新区、南部浑南新区、北部农业高新区。通过产业调整，拉开了“大沈阳”的新格局。
铁西新区通过实施森林公园、仙女湖水系、城市出口路等重点绿化工程，新建绿地1万多块，绿化覆盖面积达到336万平方米。以仙女湖建设为基点，向北延伸改造卫工明渠，向西拓展改造仙女河，建成了仙女河污水处理厂和污水泵站，使具有半个世纪污染历史的细河得到初步治理，卫工明渠成为清澈的水系。浑南新区开发建设至今，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近55亿元，配套面积达30平方公里，形成了东、西产业区、中心区、大学城、新加坡园区、出口加工区等功能性区域，初步具备了接纳项目落地的基础设施配套条件。几年来，浑南新区建设和改造道路59条，长达73公里；水系工程投资5.3亿元，主要进行浑河防洪工程建设，改善了新区防洪能力，提高了综合环境水平。
棋盘山开发区投资2.4亿元实施了森林野生动物园一、二期工程建设；拓宽了沈棋路，建设了生态旅游路；建成了植物园原机车博物馆和多功能冰雪服务楼。
农业高新区自2002年建成以来，大力实施“筑巢引凤”工程，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先后建设和改造道路17条，长达34.4公里；实施绿化2033亩，植树195万余株；投资6600万元，进行了电网改造，基本保证了住区居民和企业的正常用电；投资8500万元实施通讯设施建设，为企业和用户提供信息服务。
“2006沈阳世界园艺博览会”作为世界性知名盛会，必将迅速提升我市的国际知名度，大大加快城市发展进程。在筹备工作中，我们以棋盘山植物园为主展区，从今年上半年开始，全面开展了市政基础设施配套和重点项目的建设。目前，各大项目进展顺利并已初具形象。
第三篇：独家新闻的五大特征
独家新闻，是首家媒体抢先发表，新闻价值较高的独特新闻。采写独家新闻是记者們的共同追求，写好独家新闻是记者們的共同愿望。独家新闻虽然囊括了消息、通讯、故事、特写等多种体裁，但归纳起来还是有它自身特征的。大体不外以下五点：
一、事实的重要性。独家新闻一般都是对群众影响较大，甚至会引起社会震动的要闻。它所报道的事实大都是爆发性、导向性、权威性较强的新闻事实，是广大群众关心的热点、新点、焦点或难点，它本身大都具备了事实的重要性。
二、报道的及时性。独家新闻的又一特征是既快又新，它的发表一般都在第一时间。因为它报道及时，抢先与读者或观众见面，会让受众感到新奇、独特、不可多得。
三、导向的鲜明性。独家新闻素以要闻居多。它的发表大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利益、思想意愿、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经营上、消费上、防范上，都有着明显的指导倾向。虽然记者都在报道事实，但透过事实折射出来的潜台词却倾向明显，这就又构成了导向鲜明的一大特征。
四、背景的独特性。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是有前因的。新闻事件也是一样。它的背后都有一定的因果与关联，这就形成了新闻背景。新闻背景一般包括历史背景、地理背景、人物背景、事物背景等。有经验的记者，大都会巧妙地发掘、选用其中与新闻事实密切相关的背景，在作品中进行衬托、说明、对比与注释，让作品显得更加独特、浑厚、新颖、有力。
五、角度的新奇性。“新闻是常事不说，异事说”。这说明受众都有较强的求异心理，诸如好奇心理、对比心理、求知心理、受益心理等等，独家新闻在写作角度的选择上恰恰迎合了受众需求，以作者的独到见解、超前意识、极力求新、求异、求热、求趣、求知、解疑，这就使独家新闻产生了又一鲜明的特性，角度的新奇性。
第四篇：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十大特点
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十大特点
时间:2007年03月27日 00时11分 作者: 王悦 赵海利 张璞 张利 冯婷婷 林小强 陈明杰 吴
银 张浩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搜集近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３０００余起典型职务犯罪案例，建成职务犯罪信息库，开展专题调查研究发现——
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十大特点
□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研究”课题组
图表一：办一案带出一片
图表二：作案持续时间比例图
图表三：处级以上官员权钱交易高发领域分析（此类案件统计
人数为１３４８人）注：柱型图依次代表工程项目和土地批租 608人；买官卖官 216人；贷款 120人；推销 95人；改制 67人；其他 242人
图表四：商业贿赂高发领域分析
图表五：渎职犯罪情况分析（统计渎职犯罪案件５２６件）
图表六：贿赂也讲究包装
图表七：贪贿类犯罪共犯情况分析（统计共犯为３３０人）
图表八：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出现三种新动向
图表九：财会人员作案情况分析
为了更好地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高预防工作的针对性和专业性，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搜集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３０００余起典型职务犯罪案例，初步建成了职务犯罪信息库。在《检察日报·廉政周刊》的支持协助下，去年以来该院组成一个专门的课题组，运用归纳与分析的方法，研究信息库中的这３０００多起案件，深刻剖析职务犯罪的发案原因、犯罪手段及体制管理等方面的漏洞，力求探索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预防对策。现将他们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当前职务犯罪的十大特点”予以发表，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反腐败机构和专业人士，以及所有关心中国廉政建设的人们，积极参与进来，共同研究讨论。群体效应：办一案带出一片
最近几年，中央加大反腐力度，查办了一批包括一些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内的高官职务犯罪案件。在对这一类犯罪案件进行分析后发现：一名官员落马，往往会带出一批官员甚至是高级干部，即所谓的“群体效应”（见图表一）。在这３０００余起职务犯罪案件中，涉及官员的串案窝案有５５２起，占案件总数的１８％，涉案人数达９３３人。
群体效应来源于权力效应，来源于钱权交易形成的犯罪网络。如２００１年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原主管信贷工作的副行长丁志国因经济问题被审查，牵出绥化市委原书记马德的受贿问题，继而带出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卖官案、绥化市原市长王慎义行贿、受贿案，接着又牵出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整个绥化市有５０多个单位的“一把手”共２６０多名干部牵涉其中。这一串案窝案被称为近年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不仅犯罪数额巨大，而且牵涉人数众多。
还有两个案例也很典型：福建省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受贿东窗事发后，带出了福建省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荆福生。荆福生被查办后，又带出了２０多名处级以上官员。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等腐败窝案，就是由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原主任李树彪腐败案带出来的。
串案窝案的形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主要领导腐败导致下属纷纷效仿，结果“全军覆没”。广东省江门市人民医院腐败窝案就是典型一例。原院长方机利用购买药品吃回扣达１８５万元，由于他的带头腐败，全院２００多名医生有１４０名医生收受贿赂。
《廉政周刊》点评：这种“群体效应”是腐败在深层次蔓延的体现，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往往会严重影响一个地区、一个系统的稳定和发展。这种现象足以让人警醒：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捉住一个，就能逮住一窝。长久腐败：有的人边腐边升
据统计，在３０００余起案件里，持续作案５年以上的占２６％（见图表二），其中最长的为１６年，“代表人物”是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他从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５年受贿２９４次７０４万元，另有８１０余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被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死缓。
更让人吃惊的是，长时间作案者往往边作案边提升，带“病”上岗。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杨志达，从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０４年受贿２９５万元，另有２６０多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与他受贿相伴相随的是他的职务一路升迁，从最初一个路桥建设总公司下属分公司的技术员，一直升到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
一些贪官之所以能长期作案，并不是因为手段高明，他们中的一些人曾被群众多次举报，或被其他案件牵涉其中，但靠着厚厚的保护层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屡屡化险为夷。还有的是靠着身上的光环掩人耳目，掩盖犯罪。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在任海南省铁矿矿长期间，就因收受贿赂被多次举报，但他照样官运亨通，一路升至海南省副省长和湖北省副省长，直到１９９９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廉政周刊》点评：由于作案时间长，不被及时查处，作案者
往往滋长了侥幸心理，更加肆无忌惮地疯狂作案。只有及时发现和查处犯罪，才能制止犯罪。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群众举报，及早严肃查处违法犯罪。如果对群众举报不及时查处，不仅会严重挫伤群众与腐败斗争的积极性，而且会助长腐败者的侥幸心理，使他们变本加厉地作案。权钱交易：涉及工程犯罪多
近年来，一些贪官大搞权钱交易，其中插手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最为突出。不仅犯罪人数多，而且涉案金额大。在这３０００余起职务犯罪案件中，由于插手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而收受贿赂的约占３９．２％（见图表三）。如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利用职权，采取直接干预项目招投标工作，为他人承揽工程，从中收受贿赂１００４万元；广东省交通厅原厅长牛和恩，在高速公路发包过程中，收受贿赂人民币２５０余万元、港币２６．２万元、美金１．９万元；山东省青岛市规划局原局长张之光，利用审批房地产建设规划项目的职务之便，先后６次非法收受３８个单位和个人钱财８６０余万元。
官员涉及工程犯罪，往往容易形成串案窝案，这是因为工程建设从立项审批、招标投标、大宗采购到检查验收、款项拨付等每个环节都容易产生权钱交易。同时往往一个行贿人向多人行贿，而一个受贿人又会收受多人的贿赂。如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原副书记刘强，从２０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０５年１月，在芙蓉区政府大院建设工程、荷晏路工程和火车站广场扩建工程等项目过程中，在工程发包、验收、付款中，收受多名行贿者送的人民币１３８万多元、港币２１万元、美金４０００元。
发生在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既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也有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既有建设单位的主要领导和基建管理、建筑材料设备采购、财务等部门人员，也有施工企业的经理、工程技术人员；既有金融部门的信贷人员，也有与建设项目相关的土地、规划、设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
《廉政周刊》点评：由于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市场不规范，行情上涨，竞争激烈，一些开发商为得到土地、承揽工程，千方百计去寻租权力，一些掌握权力的官员就成为开发商们“进攻”的目标。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市场投资大、利润高，因而开发商们往往出手大方，不惜以巨资行贿，打通关节。那些掌握实权的人又往往会利用权力，轻而易举地得到高额回报。权力进入市场，就会“点石成金”，破坏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因此，要规范建筑市场和土
地批租市场，推行“阳光工程”，同时严禁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防止权力进入市场，才是治本之策。商业贿赂：潜规则大肆横行
在这３０００余起案件中，发生在经济往来中的贿赂犯罪最多（见图表四）。进药得回扣、放贷得分成、审批收“红包”，这似乎已成司空见惯的潜规则。在这些潜规则的驱使下，一些人开始心安理得地受贿敛财。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利用购进疫苗的职务之便，５年收受回扣１１１８．５万元；柳州铁路局财务处原副处长甘培，多次暗示包工头给他好处，先后收受贿赂１１３万多元„„
商业贿赂的背后，往往是国家财产、人民利益的巨大损失。当权者收受贿赂后，要么羊毛出在羊身上，把贿赂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损害消费者利益，要么慷国家之慨，损失国家利益，让国家为他们的犯罪行为“买单”。这些行为不仅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且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
《廉政周刊》点评：潜规则的盛行，并非“一日之寒”。只有腐败蔓延到一定程度，才会有这样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潜移默化地腐蚀着人们的思想，推波助澜，致使商业贿赂盛行。而商业贿赂盛行，又为潜规则不断开“绿灯”。由此看来，治理商业贿赂，要用明规则挑战潜规则、遏制潜规则，乃至最终消灭潜规则。渎职犯罪：不落腰包的腐败
渎职犯罪，被称为“不落腰包的腐败”，其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贪污、贿赂犯罪所带来的损失。据对３０００余起职务犯罪案件的分析，渎职案件平均个案案值为５００万元，而贪污贿赂平均个案案值为６０万元。在５２６件渎职案件中，还造成了死亡５４８人、重伤３４４人的严重后果。
尽管渎职犯罪被称为“不落腰包的腐败”，但它往往是由贿赂引发的。一些领导者往往因为接受贿赂或贪图蝇头小利、顾及私情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导致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在渎职犯罪案件中，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约占３２％，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约占２２％。其中，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渎职案件居首，主要表现为玩忽职守、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见图表五）。北京市公安局原民警曾岩利用侦查北京市商业银行中关村支行原
行长霍海音涉嫌经济犯罪的便利条件，多次将移动电话提供给霍海音与外界联系，并私自会见多名证人，指使证人作伪证，导致涉案约５亿元的国有资产流失。
尽管渎职者造成损失严重，但他们容易得到人们的宽容，如“好心办了坏事”等，这种说法往往成为为渎职者开脱罪责的理由。同时又由于现行法律对渎职犯罪设定的刑罚偏低，造成对渎职犯罪处罚偏轻。据统计，在渎职犯罪案例中，被判缓刑的约占５６％。在判实刑的案例中，往往也只是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廉政周刊》点评：职责不容亵渎，人民生命财产不容儿戏。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严惩这种“不落腰包的腐败”。以礼代贿：贿赂也讲究包装
现如今，行贿受贿披上了礼尚往来的面纱（见图表六）。据统计，有６０％的贿赂犯罪案件是以“红包”、感谢费、过节费等名目出现的。在“这是正常的人情交往”的掩饰下，贿赂行为往往容易得逞。有了这层礼节性的包装，又与感情投资相结合，就容易掩盖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等丑恶罪行。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协副主席李铁成，受贿的途径主要是在自己手术住院、三个子女结婚，再加上逢年过节等时候。他用这些“人情往来”的幌子，掩饰受贿的实质，然后再大肆卖官。
《廉政周刊》点评：礼尚往来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但不能成为贿赂犯罪的伪装。在法律面前，任何伪装都无法掩盖贿赂犯罪的本质，这种礼节性的伪装实质就是包裹着砒霜的“糖衣”，到头来，只能是害人害己。贪官蜕变：与生活作风有关
一些贪官的蜕变，往往与色情腐败有关，而从权色交易到与情人互相勾结、共同犯罪，更说明色情腐败的严重危害（见图表七）。常见的是，贪官幕后操纵，情人台前收钱；贪官收钱后交给情人享用或共同挥霍；由情人出面牵线搭桥、招揽生意，贪官用权换钱。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与其情妇李平共同受贿４０００余万元案，就是由李平出面“揽活”，收取钱财，成克杰则在幕后“点石成金”。江苏省连云港市卫生检疫局原局长田宗庆与女副局长朱本美成为情人关系后，利用职权联手捞财，把９２万元公款装入了自己的腰包。
《廉政周刊》点评：这种权色交易的腐败，是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最近几年披露的高官犯罪往往都有权色交易，这种犯罪不仅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还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污染了社会风气。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对构成犯罪的依法查办。同时，要加强监督，尤其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及时查处，不可以视为生活小节、作风问题而置若罔闻或者不了了之。
对官员来说，色情腐败并非生活小节。从放纵小节到权色交易，从权色交易到共同作案，一些贪官的堕落轨迹再次为人们敲响了警钟：贪官蜕变往往与生活作风不良有关，而放纵欲望就是放弃自由甚至生命。金融腐败：出现三种新动向
金融系统一直是职务犯罪的高发区，目前呈现三种新动向（见图表八）——
团伙作案。据统计，团伙作案为２４３件，占统计总数的６１％，并且呈逐年增加之势。由于金融系统管理的特殊性，制约环节多，监管相对严格，单个作案不容易得逞，因此，一些利欲熏心者，或拉拢腐蚀有关人员，或相互串通，内外勾结，侵吞、挪用国家资产。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工作人员与社会上一诈骗团伙相勾结，私刻印章，伪造凭证，骗取银行贷款３．２８亿，该行包括原行长在内的３０多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携款潜逃。在携款潜逃的职务犯罪案件中，金融系统以人数多、数额大居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金融腐败分子往往经过周密策划，或早将家人移民国外，或将财产非法转移国外，一旦时机成熟或一有风吹草动，便逃之夭夭。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相互勾结，相互掩盖，相继运用各种手段，共盗取４．８３亿美元逃往美国和加拿大（２００５年，余振东被遣返回国）。
利用高科技手段作案。随着金融信息化的发展，利用信息网络等科技手段作案的问题也日渐突出，此类案件约占金融系统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２２％。有的是盗取系统密码，非法转移账目资金；有的是伪造金融凭证，盗取客户账目资金；有的是修改交易数据，非法转移客户保证金。与高科技手段犯罪相伴随的是，犯罪人员年轻化、智能化，且高学历者和一线操作人员居多。
《廉政周刊》点评：预防和遏制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必须对重
要岗位、重要人员加强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他们的“免疫力”。同时，要完善和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强化监督制约，实行重要岗位轮换制、任职回避制；强化技术监管，堵塞管理漏洞，对重要岗位的技术人员加强监督，对重要金融凭证、信息密码加强管理，防止失窃和盗用。会计犯罪：手段多为做假账
在３０００余起职务犯罪案件中，涉及财务人员犯罪的有２３０件２７６人，涉案总金额高达１１．４８亿元。统计资料显示，这类人员大多拥有高学历，具有作案手段隐蔽、持续时间长、涉案金额大的特点（见图表九）。他们的作案手段大都是利用职务之便做假账。
收款不入账或少入账，这是最简单而又常见的作案手段。此外，虚列伪造账目支出，少支多报，重报支出；篡改账目、伪造票据、调账平账方法侵吞公款，这种手段较为隐蔽，犯罪不易被发现。这两种作案手法也是财务人员较常采用的。还有一种就是，把公款通过转存入个人账户挪用或直接侵吞库存现金，此种手段风险大，所以多为一次性作案。
财会人员之所以敢把手伸向单位或客户的钱，除了他们心中的贪欲、管理中的漏洞外，和单位领导与之同流合污不无关系。在这期间，单位领导和财务人员构成了利益共同体，互相包庇。如震惊四川的巴中市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原两任局长魏林森、曹忠诚伙同单位财会科原科长陈鉴、原税收会计张红英贪污挪用巨额税款１５０２万余元窝案，就是典型一例。
《廉政周刊》点评：财会人员利用做假账作案，手段隐蔽，不易被发现，因而作案持续时间长，犯罪数额大。一个假字的背后，无不是巨额资产的被侵吞和挪用。假账不仅滋生着腐败，而且还败坏着社会风气。因此，治理和预防财会人员犯罪，应从治假、打假入手。村官腐败：侵吞土地补偿款
农民以土地为本，土地补偿款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却利用职务之便，伙同土地管理部门人员打起了土地补偿款的主意。侵吞土地补偿款占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６０％以上。
这样的案例有很多，如：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３年，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庄村两委班子１１人多次采取虚列、冒领或虚增补偿金等手段侵吞土地补偿款近千万元，又先后１７次套取８０余万元土地补偿金，秘密私分。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石佛办事处大理村原村委会主任金明池，将收取拨下来的土地补偿款后隐瞒不报，从中贪污６７万元、挪用４６万元。辽宁省沈阳市新城子区道义镇郭七屯村原支部书记邢仲凯多次将村集体土地转让补偿款２００万元非法占有。
《廉政周刊》点评：由于土地补偿款发放不规范、价格波动大，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没有知情权和监督权，这就为少数村干部暗箱操作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必须捅破这层不透明的“窗户纸”，推行村务公开，实行阳光操作，将土地补偿款的发放标准、数额以及款项发放、管理、使用等情况公布于众，接受群众的监督，才能堵塞各个环节的漏洞，让暗箱操作者失去市场，让失去土地的农民得到应有的补偿，以保障农民利益，维护农村稳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防止权力与贪欲结合
□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检察长 李宏民
职务犯罪信息库从一个侧面发现了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一些特点、规律、手段，也反映出在思想教育、制度管理、监督制约和惩治等方面的漏洞，为有效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资料。一个个贪官的蜕变轨迹，也能使我们受到深刻的警示教育。
腐败的实质是钱权交易，是权力和贪欲的结合。分析表明：腐败在当今社会滋生和蔓延并非偶然。一方面，新旧体制的交替，思
想教育、法律制度等方面存在的漏洞，监督的缺失，容易使权力失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使一些人民公仆理想信念丧失，人生观、价值观发生错位，容易滋长贪欲。
因此，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构筑起牢固的思想防线。而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更是必不可少，要以防止和避免钱权交易为重点，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尤其是对领导干部权力的运作实行有效的规范和监督，使人事权、司法权、审批权、行政执法权等权力的运行都置于监督之下，防止权力与贪欲的结合。
同时，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土地批租市场、金融市场、政府采购市场、医药市场等，大力推行信息公开，全面实施“阳光工程”，防止隐形市场和暗箱操作。
检察机关则要针对职务犯罪的新动向，在新经济领域、资金高密度领域、垄断性行业开展预防，帮助他们堵塞管理漏洞，加强对人、财、物的管理，遏制职务犯罪的高发势头。
（本文执笔人：王悦 赵海利 张璞 张利 冯婷婷 林小强 陈明杰
图表制作：吴银 漫画：张浩
第五篇：当前社会矛盾问题的主要特征
当前社会矛盾问题的主要特征
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问题是在特有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出现的，表现出和其他国家很不相同的一些特征。
第一是民生需求重于政治诉求。
有调查显示，中国民众最感兴趣的问题，前六位都是民生问题，而且是基础性的民生问题，一般是社会保障、通货膨胀、医疗、公共卫生、教育问题、养老保险问题，还有一些地方对环境生态特别关注。原因很简单，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民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中国现在的主要矛盾问题，80%以上根源于民生问题。民生解决不好的话，会诱发各种各样的矛盾。
第二是劳资矛盾非第一矛盾。
调查发现，社会矛盾排在第一位的是官民，第二位是贫富，第三位是劳资，这与马克思时代很不一样。那时，劳资矛盾是第一位的。官民矛盾，一个原因是民众对于政府有一种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民众对于政府有些不满，另一方面，又离不开政府。民众对于政府有着一种心理和行为上的惯性依赖，有事不找法院，什么事都找政府。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定位的错位、缺位、越位。现代政府的定位应该是公共服务型政府，而我国在毛泽东时代是全能型政府，改革开放后实际上定位为经济型政府。现在，无论是胡锦涛总书记还是温家宝总理，都强调公共服务型政府，但我们政府这个公共服务型组织角色扮演的还不是很好，甚至缺位，民众的需求得不到一定的满足。另外，有些官员在具体工作时，直接侵害了民众的利益。本来民众对政府就有很多要求，对政府很依赖，现在既满足不了他的一些要求，还损害他的利益，官民之间肯定会产生矛盾。而且有些地方的政府理念没有转过来，甚至有的时候跟民众对立起来，直接引发了官民之间的纠纷、矛盾和冲突。
第三是个案问题容易演变成群体化的矛盾。
在实际中，50%的群体事件原本是很简单的个案问题，但由于处理不好，最终演变成了一种地区化的、规模化的、群体化的社会矛盾冲突。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2005年6月，安徽池州的一起普通交通事件，就是因为传言政府袒护“老板”，进而引发了一起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有调查证明，中国的群体事件有个特点，卷入群体事件的绝大多数人往往与诱发群体事件的导火索无关。这说明，现在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很好改善，主要群体有弱势化的趋向，人们心里不满，需要发泄，找到机会就借机宣泄、借题发挥。所以，有学者把这种现象叫做无直接利益冲突。
第四是利益诉求方式（抗争方式）总体上相对温和。
和别的国家比，在中国现阶段，民众抗争方式总体而言以温和的方式为主，激烈的利益诉求方式只是少见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上访、静坐、集体“散步”等方式。马克思时代工人运动是捣毁机器、捣毁工厂，更进一步的是拿起枪支走上街头，推翻现有政府，成立了巴黎公社，与政府有激烈的冲突。而现在我们国家不是，这跟民众的理性行为方式的选择有关。
中国民众总体上是比较理性的，普遍会考虑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性价比。一方面要扩大影响，引起上级的重视并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要避开违法的嫌疑，以不被界定为违法行为为出发点，减小自身的风险，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于是，种种温和的方式就成为他们的首选。从历史上看，引发激烈暴力行为有几种可能性。一个是极端的生存危机出现，容易引发暴力事件。而这种情况在大部分国家出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除此以外，还有三种容易诱发激烈冲突的因素，而这三种因素在世界各地仍然存在，在中国或是一去不返，或是压根没有历史基础和民众基础。哪三种因素呢？
第一种容易引发激烈冲突的因素是极端意识形态。当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陷入到极端意识形态中，那就意味着势不两立，不同的群体就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我们国家曾经经过这个时期，即“文革”时期，一个民族陷入了疯狂。
第二种因素是极端的种族主义。中国在这个因素上既没有意识基础也没有现实基础。史上最典型的极端种族主义代表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中华民族是一个宽容、包容的民族。在汉族成长的过程中，汉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混血民族，是上百个民族融合而成的。中华民族的包容性也是空前的，他不排斥任何一个民族。当希特勒打击犹太人时，犹太人往各个国家跑，别的国家都拒签，可是一个中国领事就发了几万张签证，一大批犹太人跑到中国来，到上海去了。所以，犹太人对中国非常感恩。
第三个因素是极端的宗教意识。极端的宗教意识把异教徒甚至是本宗教中不同的派别视为敌人。中国从历史上来看，极端宗教意识是没有基础的；从现实来看，也没有民众基础。所以，在中国没有极端宗教意识膨胀的可能性
第五是解决问题处两难境地。
中国复杂的社会矛盾此起彼伏，按下葫芦浮起瓢。比如，房价太高了，但打得太低也不行，打得太低会让大批中等收入人群的财富严重缩水，而我们很重要的目标是要造就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再比如说劳动权利的维护。如果把劳工标准提得很高，那么企业成本就会提高，而我们国家现在大多数制造业利润都不高，出口产品是微利，人力成本增加，加上人民币又在升值，那产品怎么能卖得动。尤其企业一旦倒闭，对民众影响就更不好了，大批的人会失业，连工资都挣不到，这就是两难。
第六是社会矛盾生长空间较大。
从社会矛盾演化的角度看，现在只能说社会矛盾刚开始不久，生长空间较大。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新的一轮城市化“大跃进”所带来的新的社会矛盾问题。各个地方正在或准备开展新一轮的城市化“大跃进”，我们中国有一百八十多个地级市提出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这是很吓人的，美国也没有这么多的国际化大都市。这个“大跃进”一旦开始，大量的征地拆迁，新的矛盾就会形成了，围绕着强行征地拆迁就会形成新一轮的社会矛盾。
二是以往历史遗留问题的“倒找”。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因为没有相应配套法律，就“摸着石头过河”，很多做法往往没有法律依据，现在，人们法律意识增强了，倒过来一看不对，这也引起了很多社会矛盾问题。
三是劳资矛盾和纠纷将会大幅度上升。劳资矛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城市化在推进，城镇人口越来越多，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劳资关系覆盖面越来越大，几乎覆盖所有的领域。而且劳资关系的特点是集中程度高，组织纪律性强，在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别的地方可能联合性地作出反应。另外，现在民众维权意识、平等意识开始增强，但现有《劳动法》又有偏差。不出意外的话，劳资矛盾未来几年将会超过官民矛盾，跃居第一。中国未来是否能够和谐、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资矛盾如何解决。无论是从一个层面还是从主体的角度来讲，劳资矛盾都将占据着压倒性的位置。有两个数据能证明这个问题：从1997年到2006年这10年间，中国 GDP 每年增长幅度在10%左右，而劳资纠纷案件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而2008年这一年劳资争议案件比前一年上升了98%。对这个问题必须有前瞻性考虑，一些政策调整和安排应尽早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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