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当前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呈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大全]
当前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呈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基层组织在干部选拔任用和换届选举工作中呈现出更多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当前一些带有普遍性和倾向性的问题,要引起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高度重视。
一是竟选目的日益多元化。大多数人竞选乡镇(村)干部是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和公益事业,为群众谋福利,但也有少数人出于“私利”而参与竞选。特别是在村级换届选举过程,有的为了出名,村干部是一个“官”,能光宗耀祖、风光一时;有的为了利益,到上级部门好办事,方便承包工程,集体资产能动用;有的为了“争口气”,你选村干部我不服气,就要与你争高低、拼死活。一些人竞选村干部主要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当上村干部后,不仅可以拿到工资和补贴,甚至还可能有比工资更高的“隐形收入”。这种情况在经济相对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别是在城乡结合部有土地征用的村表现尤为突出,如某镇东村、东北村、西南村等城镇化发展较快的几个行政村,就有村民反映极个别村干部参选动机不纯,参选目的私有化。二是拉票贿选愈演愈烈。在以往换届选举工作过程中发现,存在用钱交易,请客送礼花钱拉票等不正当现象,1
尤其在一些有重大项目或土地开发的乡镇、村表现较突出,如某村村干部在每次选举前,都要采取请吃、送烟和送少量现金等不正当行为进行拉票贿选,而且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陋习”,形成了一种不良的“风气”,而且呈现出愈演愈烈趋势,严重影响着基层组织换届选举的公正性。
三是势力干扰不断渗透。由于乡镇和村级组织掌握的公权力,使换届选举成为各种力量博弈的焦点,特别是在村级组织换届选举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是宗族宗派势力影响选举,如某乡在以往选举中近50%的村存在宗族、宗派势力发生作用的情况;二是个别地方村霸、地痞流氓等黑恶势力采用威胁、恐吓甚至暴力手段干扰选举,导致有的因为选票分散、达不到“两个过半”无效,有的矛盾尖锐无法形成村级组织,有的由大族控制选票、挑选本族候选人而排挤外族的优秀人才。
四是选举程序违规现象比较突出。一些村选举委员会和乡镇工作人员不能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具体指导和操作。有的不进行民主推选,直接内定候选人,有的责任心不强,导致重大失误,甚至推倒重选,造成了不良影响和工作被动,还有一些村故意简化程序,违规操作,甚至有少数村,村民根本没投票就直接上报选举结果,从中舞弊,弄虚作假,导致选民对选举结果不满意,出现联名上访、越级上访等事件。如某镇栗树脚村在换届选举工作中,部分工作
人员非法剥夺他人选举权,导致全村180多人没投票,村民对选举程序正当性产生异议,引起上访,县纪委及时组成调查组进行了调查,并对相关人员进行立案查处。
五是换届选举后的问题和矛盾比较突出。由于利益冲突或者上届班子成员对新当选的班子成员不满等原因,有的村出现拒绝移交公章甚至恶意毁坏集体财务账册、工作档案、土地承包合同等文件资料的情况,严重影响了新一届班子工作的开展。个别乡镇(村)落选、卸任的干部与新任班子成员之间矛盾激化,换届后双方互相告状,落选干部质疑选举的公正性,新任干部拿上届和历史遗留问题做文章,有的甚至组织人员上访,影响了当地的生产发展及和谐稳定。如某镇一副镇长在换届选举中落选后,穿着印有“我是共产党员,我要讲真话”字样的衣服,在集市上大肆宣传,影射党委政府在换届选举工作的存在不公正行为,在当地造成了较为恶劣的影响。
(报送单位:永州市纪委办公室)
联系电话:0746-8358534***
第二篇:浅谈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浅谈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农村基层组织换届是关乎农村基层发展头等重要的政治大事,也是关乎农村稳定、健康发展的头等大事,更是关乎党在基层的领导地位能否得到巩固的头等大事。组织好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是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扎实推进农村又快又好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政治保障。但是目前农村基层组织换届仍然存在了不少困境和问题,探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是急迫的、必要的,也是不断完善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问题,对策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和政府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斗堡垒。认真做好农村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保证。
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是基层政权建设的一件大事,事关基层政治、经济和社会大局的稳定,事关党在基层领导地位的进一步巩固,事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贯彻落实。做好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是确保农村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关键,是维护党在广大农村地区执政基础的重要保障,更是维护人民当家做主地位不动摇的重要核心工作。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总体上是积极的,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和矛盾,在实际操作中也出现了新的困惑。探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是急迫的、必要的,也是不断完善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的必然选择。
一、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存在的难题
1、合适人选难确定。一是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多,在村人员青壮年少。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发展,加快了区域之间的人员流动,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在农村的以老年人、妇女和小孩为主,党员更出现严重的年龄老化现象,缺乏年龄党员力量成为制约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更是造成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缺乏人才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农村干部队伍老龄化严重,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农村现有干部队伍平均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较低,知识结构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出现脱节现象,而受过较高水平教育的党员进入基层党组织较少。三是后备干部缺乏,年轻干部锻炼较少。农村基层基本上都没有建立后备人才库,后备干部缺乏,而年轻干部往往缺乏经验,或受到其他干部的排挤,得到的锻炼机会较少,造成年轻干部成长缓慢,接手较慢。四是原任干部工作欠细致,难获群众信任无法连任。有些村干部由于工作不够细致,或在工作中以权谋私,伤害了群众,失去了群众的信任,造成经验丰富的干部无法在选举中获得连任。
2、宗族影响难消除。农村长期存在的宗族矛盾,在换届选举中如果引导不力,将会造成严重的宗族争端和派别对峙,甚至引发更为严重的矛盾冲突和暴力事件,给农村的稳定带来恶劣的影响。而这种宗族势力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消除的,在选举中往往表现出不同家族、宗派、姓氏房界之间不是推选真正服务基层的优秀干部,而是推选出各方利益的代言人。于是明争暗斗、相互攻击、互拉选票等现象层出不穷,严重影响换届选举的依法顺利进行。
3、选民热情难调动。农村基层选民由于整体素质不高,文化水平较低,对民主选举的认识不够,参与政治的热情不高,对待选举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参选的积极性不高。有些村的村民由于对某些村干部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而对选举产生麻木、失望的情绪,以“谁当选与我无关”的心态对待选举。有些村的村民则表现出对选举的“过分关注”,“热情过高”,甚至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或往届村干部堆积下来的问题搬到选举当中,纠缠不清,以此作为扰乱选举的“筹码”,企图达到破坏选举的目的。
4、遗留问题难解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农村建设的进一步推进,财务、农村土地纠纷、旧村改造、工程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矛盾和问题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妥善的解决和处理而不断积累。这些矛盾和问题在换届选举中会被某些人所利用,作为扰乱选举和破坏选举的“工具”,从而使得矛盾和问题不断激化,在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时便集中爆发,对换届选举工作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甚至造成换届选举活动进展停滞不前、选举失败。
5、“两委”工作难协调。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受阻,其中的原因不能忽视村“两委”的不协调。有些村“两委”矛盾突出,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造成工作难以开展、“党政分家”;有些村“两委”干部各自的“支持派”在基层组织换届选举中会出现“各自保帅”的情况,竞争“白日化”甚至竞争趋向不当、违法,严重者还出现斗殴的情况。“两委”干部的不默契,工作分工不明确,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得不到发挥,严重削弱了党组织的战斗力。
6、各方利益难平衡。目前,随着土地征用补偿收入和山地池塘等集体资产的投标、租赁,以及其他集体资产的迅速增加,或者是由于姓氏、宗族观念的影响,又或者是一些村由若干个自然村所组成,基层农村被人为地分割成为不同的利益群,不同的利益群之间互不相让,恶性竞争,甚至为争夺利益不惜大打出手,长期以来形成利益群之间的对峙僵持。在党组织换届选举时,不同利益群为推出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而使矛盾尖锐化、复杂化,从而使换届选举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
7、干部待遇难改善。长期以来,农村基层由于集体经济较为薄弱,农村基层干部的待遇较差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工资拖欠成为“家常便饭”,许多农村干部不得不为生计另谋“第二产业”,另找“副业”。于是出现干部“离岗”,不正常上班的现象,形成了“走读干部群体”,有些在外务商的干部,长期在外,很少回村,只能靠“遥控指挥”。而这种现象,造成基层干部不了解村情,不熟悉民情,对新情况、新问题没能及时发现和有效处理,对一些突发性事件更无法及时处置,导致干群关系紧张,拉大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而渐渐失去民心。
8、参选目的难调控。在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中,参选人的参选目的日益多元,难以控制,其中当然不乏一些人品好、素质高、有文化、有能力、懂管理的人想当村干部,想为集体作贡献,想以自己的能力改变农村的面貌,为村民、百姓干点实事,但也有一些村民为了私欲而参加竞选。他们中有的为了“名”,有的为了“利”,有的为了“脸”,有的为了“权”,有的为了“一口气”,有的为了“一个官”。竟选目的不同,致使一些村干部当选后,在村务工作中,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纪律松驰,作风飘浮,脱离了群众,损害了党群干群众关系。
9、贿选行为难杜绝。虽然以往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一直存在贿选现象,但由于这种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从之前的“地下活动”转向了“光天化日”。有的竟选者为了如愿当选,不惜采取送钱送物、请客送礼、组织人员游说等手法拉票;利用亲戚、朋友、宗族的关系相互拉票;乱承诺许愿、开空头支票,蛊惑人心,甚至威慑、恐吓拉拢选票。现在农村贿选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宴请和送礼,借人情往来之名,行贿赂选举之实。而中间派和拥有较多选票的家庭成为贿选的重点对象。
10、年轻干部难“上马”。农村基层组织换届,年轻人往往难以进入班子,年轻干部难以“上马”,很多老支部书、老干部往往凭着老资格、老权威顺利当选,而年轻干部由于不被群众所认识而缺乏竞争力。有些干部甚至倚老卖老,担心年轻干部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而对他们进行排挤、打击,有能力、高学历、素质高的年轻干部难以进入基层组织,造成基层组织年龄老化,后继无人。
二、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农村基层后备干部不足,年轻干部奇缺。目前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年龄老化问题十分突出,长期没有建立基层干部后备队伍,干部队伍缺乏新鲜血液,新老交接成为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年轻干部的缺乏,优秀人才的流失,回乡大学生没有受到重视,干部对年轻干部的培养意识淡薄等诸多的原因,造成现在农村基层后备干部的严重不足。加之农村工作环境相对艰苦,工资待遇相对较低,发展空间相对狭小等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导致农村基层难以吸引人才、难以留住人才的现实状况。许多农村地区连本地成长起来、培 养起来的大学生都没有足够重视和吸纳,外地人才又因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排斥而难以立足,本地人才流失、外地人才失利,从而造成农村基层年轻干部奇缺。
2、群众民主法制观念淡薄,综合素质较低。农村基层常住人口受教育程度相当较低,多为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甚至有不少文盲,观念保守落后,跟不上时代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步伐,民主法制观念相对淡薄,对民主自治、民主选举认识不高,在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当中往往表现得更加明显。具体体现在:一为“跟风投票”,对选谁当基层组织的干部没有自己的主意,随大众、逐大流,出现“墙头草”的现象;二为“意志不坚强”,特别是面对贿选,更是“抵挡不住诱惑”,为了眼前的一点小利益而不对自己手中的选票负责,有的甚至出现谁给的钱多就投谁的不健康心理;三为“亲情投票”,不管贤能与否,只选自己的家族和宗派。
3、群众当家做主意识不强,政治热情冷淡。在基层农村的很多地方,有不少群众对待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十分冷淡,对谁能当选表现出漠不关心,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处之。群众当家做主的意识不强,对法律赋予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不重视,许多人表现出重经济不重政治的心态,他们只是关心自己口袋里的钱能否越装越鼓,对于让谁来当自己致富的带头人满不在乎。正是由于他们当家作主的意识不强,没有农村基层建设的主人翁精神,对政治的热情低迷,觉得手中的选票“并不值钱”,才让那些投机倒把、胡作非为的贿选分子有机可乘。
4、干部为民服务意识较弱,遗留问题累积。在农村基层,很多人都把村干部当作是“官”,不少干部依然以发号施令、“下命令”来布置工作,对群众摆官架、显官威、打官腔,对群众爱理不理,甚至粗鲁对待。农村基层干部缺乏为民服务的意识,使不少工作都处于被动和孤立状态,群众对工作不配合,对干部意见大,有些村干部滥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和亲戚谋私利,侵蚀集体资产,贪污腐化,从而丧失民心,形成了相当大的民怨、民愤。加上农村因土地、补偿款等历史遗留问题的累积,在换届选举中会形成一个集中爆发点,给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增加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影响换届选举的正常、顺利进行,不利于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和发展。
5、“两委”班子关系缺乏协调,交叉任职率低。现在农村基层大部分还是“党政分家”,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的比例相当而言还比较低,这种情况的存在有其历史的原因,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不少村“两委”班子关系紧张,“各自为政”,“两委”之间缺乏沟通,合作意识较差,协商配合较少,“两委”干部交叉任职率低,干部队伍臃肿,缺乏战斗力和工作激情,工作出现推诿拖拉,严重影响各项工作的开展。有些村委会主任以为自己是村民大会选举出来的,便对村中事务我行我素,村委会说了算,脱离党的领导搞“自治”,特别是财务管理,党支部更是缺乏监督手段,导致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难以发挥。
6、关系复杂利益冲突突出,缺乏大局意识。农村基层关系错综复杂,特别是集体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乡村,各利益群之间为争夺利益而争端不断,有些利益群会把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当做是争夺利益的“最好时机”,以为当上村干部之后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自身以及本利益群谋取利益。在换届选择中各利益群为争“第一把交椅”而激烈竞争,花钱买选票、请客吃饭、拉拢人心等不当的竞争手段层出不穷,严重破坏选举的正常秩序和公平公正的选人原则。这些参选人缺乏大局意识,为自身利益而不惜牺牲农村的未来和希望,片面短浅地看待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将其视为“捞财谋利”的渠道,而非真正为农村的发展出谋划策、推荐人才。
7、农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干部待遇较差。大部分农村基层地区经济欠发达,没有成行的企业扶持,没有成规模的乡镇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边远、老区、山区等偏远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更是薄弱不堪,有的甚至出现入不敷出、无法维持正常的办公运转,村干部工资待遇相对较低,工资拖欠情况严重。而基层干部的工作量相对较重,低收入与高工作量之间的严重矛盾冲突,造成一些有能力、有胆识、有才干的年轻人对农村基层干部缺乏信心,这也是农村基层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造成个别村出现“一官难求”情况的重要原因。
8、相关法律法规贯彻不力,贿选屡禁不止。农村基层群众法律意识淡薄,缺乏法律知识,一些村干部自身法律观念不强,不知法、不懂法,甚至可以称之为“法盲”。而对于法律法规的宣传手段有限,宣传力度不够,导致换届选举的相关法律法规得不到很好的宣传,群众对相关的法律制度不知晓,对相关的法律程序不了解,对违反法律法规的处罚不知情,从而使换届选举工作出现有法不遵、有法不依的现象。农村基层对法律法规的宣传不到位,贯彻不够力,落实不到位,使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出现了一些法律的漏洞,贿选现象屡禁不止,花样百出。
9、干部培养意识明显不够,能力难以发挥。由于农村基层长期以来形成的宗族观念和本位思想,导致许多农村基层干部缺乏大局意识,担心年轻干部对自身的地位构成威胁,因而对年轻干部的培养意识低,培养力度不够,培养热情不高,使大部分的年轻干部得不到全方位的培养,能力难以得到发挥。甚至有的基层党组织限制发展年轻党员,长期不发展党员,导致基层党组织缺乏新生力量,给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不少后顾之忧。
三、解决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问题的对策
1、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要解决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首先必须加强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在换届选举中发挥领导作用,规范党组织的工作职责和制度,加强与基层党组织的联系,为基层党组织的假设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扶持。其次应该明确责任。基层党组织必须明确自身所负有的责任,切实担负起组织赋予的职责,教育好、管理好、培养好党员,负责好农村基层干部的教育、培养、考核和监督,带领广大党员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挥积极作用,带领广大群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释放最大的能力。再次应该加强建设。基层党组织必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思想、组织和作用建设,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后备人才队伍建设,为基层党组织的健康、活力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2、广泛宣传,加强教育,提高农村群众素质。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前期的宣传是十分必要和关键的,要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广泛发动宣传,充分发挥舆论的作用。在农村可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如白话戏、木偶戏、电影、谜语等多种途径,着重宣传《组织法》《选举法》等与选举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让换届选举的法律法规家喻户晓,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热情,为换届选举造势。对外出的村民和党员,可以采用发信函、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将换届选举的相关情况及时告知他们,让他们及时了解选举的进程。对干预选举的宗族、帮派,应加强正面教育,灌输法律知识,避免在换届选举中出现极端行为。同时加强对群众的教育力度,提高群众的综合素质,增强群众的自主意识、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让群众珍惜法律赋予的权利,投好手中神圣的一票,行使好手中的投票权。
3、多办实事,多出实绩,积极推行惠民政策。农村基层党组织应该加强自身队伍建设,加强组织建设,多为民办实事好事,以实绩和成果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在换届选举中获得支持提供实际保障;以业绩和成绩赢得群众的赞誉和肯定,为在换届选举中赢得票源提供有力保证;以满意的答卷回报群众的选择和信任,为在换届选举中争取连任提供有利条件。在获得支持竞选成功之后,应该将此作为工作的动力,全面推进基层组织的各项建设,积极推行惠民政策,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不允许将基层党支部作为谋取私利的平台和“升官”的跳板;不允许将基层党支部当作收刮民膏的渠道和横行霸道的媒介;不允许在换届前大肆许愿发誓、大开“空头支票”,当选后一事无成、“占着茅坑不拉屎”。要把改善民生、改变农村面貌、改造农村环境当成己任,并将其作为参选的目标来看待,切实为基层组织建设和农村建设加油出力。
4、转变观念,深化改革,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基层党组织应转变观念,深化基层组织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基层党组织服务农村建设的意识,建设服务型、学习型党组织,摈弃官本位思想,改善干群关系,转变群众对干部的畏惧心理,拉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实现群众对干部的信赖和支持。信赖来自于群众的认同,支持来自于群众的肯定,只有真正为民服务的政府才能赢得群众的好评,只有真正为民服务的干部才能赢得群众的拥 护。随着农村发展和改革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农村正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倘若基层党组织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满足不了农村的发展要求,又谈何能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呢?这种违背《党章》,违背民众意愿,违背时代发展要求,违背社会变革需求的基层党组织又如何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呢?这样的干部队伍又如何能在换届选举中赢得支持呢?
5、明确分工,理顺条块,逐步实现“一肩挑”制。在基层换届选举中经常会出现“两委”矛盾激化的现象,具体表现在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难以得到发挥,村委会以为自身是村民选举出来而不接受党支部的领导。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基层党组织弱化,“两委”分工不明确所导致的。解决这个问题,“两委”必须明确分工,理顺条块,而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逐步实现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以彻底消除“两委”“各自为政”的情况。各村应根据自身的村情,逐步实现“一肩挑”制,这有利于各项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减少“两委”意见不合、矛盾激化的可能性,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同时也可以避免在 “两委”换届选举中出现过多的派别和宗教冲突。
6、理顺关系,平衡利益,增强顾全大局意识。农村基层相对比较复杂,在换届选举前期,应做好各参选对象各方面情况的调查摸底,如竞选目的、综合素质、家族关系等方面。及时理顺各方关系,平衡各方利益,协调各方矛盾,化解各方冲突,将各方的矛盾激化扼杀在萌芽状态,避免将换届选举当作是矛盾爆发的“战场”,以实现换届选举的顺利进行。增强各方的大局意识,鼓励各方以博大的胸怀面对换届选举,避免将换届选举推向复杂化、尖锐化,应树立集体观,把真正有能力、高素质、有干劲、有威望的人选进基层干部队伍,优化基层组织队伍,提高干部队伍的水平,真正使换届选举成为选“才”的途径,而非矛盾激化的场所。
7、发展经济,夯实基础,逐步提高干部待遇。农村要发展,关键在经济;农村要人才,经济是前提。只有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才能为农村“招才引才”提供强有力的物质支撑。农村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发展特色产业,吸引外来投资,夯实经济基础,逐步提高农村干部的待遇,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有技术专长的年轻人留在农村发展,吸引更多有能力、有冲劲、有方法、高素质、高水平、高学历的人才进入基层干部队伍,优化农村基层组织队伍结构,为基层组织培养新生力量,充实后备人才队伍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和保障。
8、完善法制,健全机制,保障基层组织换届。法律保障是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顺利完成的根本保证,是确保基层组织建设的坚强后盾,是保证农村稳定、健康发展的前提基础。只有形成一套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才能够保证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也才能保证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依法依规、合法有序进行。应修订和完善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过程中所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适时调整和完善各项法规,广泛征求意见,积极采纳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尽可能地将法律漏洞堵死,避免让一些心怀不轨的人钻了法律空子。应建立健全机制,优化用人选人机制,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推选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严明纪律,以铁的纪律确保基层组织换届选举风清气正。
四、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的几点建议
1、延长农村基层组织任期,由原三年一选改为五年一选。目前农村基层组织任期为三年一选,三年一届,时间相对短促,第一年新当选干部要熟悉情况,第二年集中精力抓工作,第三年准备选举的相关事宜,实际上用在工作上的时间很短,这不利于基层组织长远的发展。一是容易造成“短期效应”。三年的任期,容易让农村干部产生“一年看、二年干、三年等着换”的心态,其制定目标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缺乏长远规划。二是容易造成“财政危机”。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选举成本较高,经费难以筹集,往往会加剧农村的经济负担,造成债务高筑、旧债未还又添新债的情况。三是容易加剧“宗族比拼”。农村基层的很多地方,每一次换届选举都会引发不同宗族之间的一次“比拼”,频繁的换届选举,使不同的宗族竞争在较短的时间内一次次激化,容易加剧矛盾,增加冲突的机会。因此建议延长基层组织任 期,由三年一选改为五年一选,能够较好地解决以上三方面的问题。
2、干部连选连任不超两任,确保基层组织永葆青春活力。目前农村基层的很多地方,党支部成员的任职时间相对较长,很多都是任职15~20年,有的甚至是20年以上,造成基层组织长期缺乏新鲜血液,而且容易形成倚老卖老的情绪,以“老资格、老权威、老威望”的姿态示人,严重影响新一届干部工作的开展,制约着年轻干部的“上马”和“放开手脚”工作的勇气。虽然老干部拥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有较高的威信,但同时,很多年纪偏大的干部的知识结构和科学文化素养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工作缺乏创新和冲劲。因此建议干部连选连任不超过两任(即十年),同时吸收优秀的年轻人才进入干部队伍中,确保基层组织永葆青春活力。
3、强力推行农村“三务公开”,以实现制度化系统化规范化。农村“三务公开”,即党务、村务、财务公开,是农村基层民主进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使农村基层党情、村情、财情逐步实现透明化、发挥党员群众监督检查的重要窗口。农村基层必须强力推行“三务公开”,特别是换届选举前期,务必让党务、政务、财务公诸于众,让党员群众将票投得清楚、理性、合理,让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在阳光下进行。强力推行“三务公开”,实现农村基层党建的各项工作和管理制度化、系统化、规范化,是工作的迫切需求,也是党员群众的迫切需要。让党员群众选得明白,让选举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实现“三务公开”是关键。因此建议农村基层组织应重视“三务公开”工作,定期、定时将“三务”进行公开,有利于减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中的杂音,确保选举顺利进行。
4、积极推行干部下派制度,确保农村基层机构运转顺利。农村基层组织换届选举时,有些支部缺乏人选,特别是女干部,倘若仍坚持在支部挑选,符合条件的人选十分有限,就有点“矮子队里挑将军,养老院里选壮丁”的感觉了。因此,在缺乏人选的支部换届选举时,可以考虑下派干部,特别是下派女干部,以补充基层组织的机构和干部队伍配置,从而确保农村基层机构的顺利运转。但是,下派干部只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切不可作为一种长久之计来抓,在下派干部之后,应着重培养年轻干部,以“干部培养干部”,从而实现基层组织新老交替的顺利过渡
第三篇:当前社会矛盾呈现五大特征
当前社会矛盾呈现五大特征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最重要的特征和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它把市场化、工业化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三类重大的社会转型浓缩在了同一历史时空,从而构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
具体来说,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特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社会矛盾显形化。社会转型期利益的分化与利益群体的形成,导致利益冲突频发。这种利益冲突成为当今社会矛盾产生的内在根源。社会利益矛盾的关联多极化、复杂化,导致在转型期一点小事,或一个小的矛盾都有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造成一系列的后果。
——矛盾冲突群体化。转型期矛盾个体交往组织化程度和群体性交往频率增加,矛盾趋向激化并有诉诸冲突的可能,突发性和未可预期性大为增加。随着利益的分化与调整,矛盾个体在利益选择面前,往往会为共同的利益集聚起来,使社会个体矛盾演变为群体矛盾。同时,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往往也由于利益的相关性,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形成社会矛盾群体化的心理基础。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不同利益群体,特别是利益受损群体形成较强的凝聚力和较大的抗争能量。
——矛盾博弈政治化。转型期以前的矛盾表现相对平稳有序,社会转型期突发矛盾明显增加。在这一增量中,矛盾博弈政治化倾向表现突出。以往社会矛盾一般属于经济社会问题,相对比较单一。但是,转型期一个简单的问题往往会演变为复杂的社会问题。矛盾个体往往不直接要求解决自身问题,而将问题与转型期的腐败、人权保障等政治问题相挂钩。
——矛盾冲突异质化。随着转型期体制变革的进一步深入,社会利益出现了较大分化,社会矛盾也日趋复杂。群体结构的分化、身份的可变性的增加,使社会异质性增大,各个社会成员的利益阶层属性也出现很大不同与分化。在这种分化过程中,利益分配在各个阶层中出现严重不均,利益冲突和矛盾较为普遍,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矛盾。最终形成转型期社会经济结构多样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局面。
——矛盾解决复杂化。转型期社会矛盾波及范围大,影响人员多,社会影响广,涉及的主体利益差别甚至超过很多人的心理承受度,形成稳定共识的难度进一步增大。转型期社会矛盾往往关系到某一群体或多个群体的共同利益,涉及的范围和人员较为广泛。一件偶发的社会矛盾事件,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出现“交叉感染”,引发多起社会矛盾事件。
第四篇: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十大特点
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十大特点
时间:2007年03月27日 00时11分 作者: 王悦 赵海利 张璞 张利 冯婷婷 林小强 陈明杰 吴
银 张浩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搜集近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3000余起典型职务犯罪案例,建成职务犯罪信息库,开展专题调查研究发现——
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十大特点
□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研究”课题组
图表一:办一案带出一片
图表二:作案持续时间比例图
图表三:处级以上官员权钱交易高发领域分析(此类案件统计
人数为1348人)注:柱型图依次代表工程项目和土地批租 608人;买官卖官 216人;贷款 120人;推销 95人;改制 67人;其他 242人
图表四:商业贿赂高发领域分析
图表五:渎职犯罪情况分析(统计渎职犯罪案件526件)
图表六:贿赂也讲究包装
图表七:贪贿类犯罪共犯情况分析(统计共犯为330人)
图表八: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出现三种新动向
图表九:财会人员作案情况分析
为了更好地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高预防工作的针对性和专业性,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搜集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3000余起典型职务犯罪案例,初步建成了职务犯罪信息库。在《检察日报·廉政周刊》的支持协助下,去年以来该院组成一个专门的课题组,运用归纳与分析的方法,研究信息库中的这3000多起案件,深刻剖析职务犯罪的发案原因、犯罪手段及体制管理等方面的漏洞,力求探索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预防对策。现将他们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当前职务犯罪的十大特点”予以发表,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反腐败机构和专业人士,以及所有关心中国廉政建设的人们,积极参与进来,共同研究讨论。群体效应:办一案带出一片
最近几年,中央加大反腐力度,查办了一批包括一些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内的高官职务犯罪案件。在对这一类犯罪案件进行分析后发现:一名官员落马,往往会带出一批官员甚至是高级干部,即所谓的“群体效应”(见图表一)。在这3000余起职务犯罪案件中,涉及官员的串案窝案有552起,占案件总数的18%,涉案人数达933人。
群体效应来源于权力效应,来源于钱权交易形成的犯罪网络。如2001年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原主管信贷工作的副行长丁志国因经济问题被审查,牵出绥化市委原书记马德的受贿问题,继而带出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卖官案、绥化市原市长王慎义行贿、受贿案,接着又牵出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整个绥化市有50多个单位的“一把手”共260多名干部牵涉其中。这一串案窝案被称为近年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不仅犯罪数额巨大,而且牵涉人数众多。
还有两个案例也很典型:福建省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受贿东窗事发后,带出了福建省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荆福生。荆福生被查办后,又带出了20多名处级以上官员。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等腐败窝案,就是由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原主任李树彪腐败案带出来的。
串案窝案的形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主要领导腐败导致下属纷纷效仿,结果“全军覆没”。广东省江门市人民医院腐败窝案就是典型一例。原院长方机利用购买药品吃回扣达185万元,由于他的带头腐败,全院200多名医生有140名医生收受贿赂。
《廉政周刊》点评:这种“群体效应”是腐败在深层次蔓延的体现,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往往会严重影响一个地区、一个系统的稳定和发展。这种现象足以让人警醒: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捉住一个,就能逮住一窝。长久腐败:有的人边腐边升
据统计,在3000余起案件里,持续作案5年以上的占26%(见图表二),其中最长的为16年,“代表人物”是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他从1990年至2005年受贿294次704万元,另有810余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被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死缓。
更让人吃惊的是,长时间作案者往往边作案边提升,带“病”上岗。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杨志达,从1994年到2004年受贿295万元,另有260多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与他受贿相伴相随的是他的职务一路升迁,从最初一个路桥建设总公司下属分公司的技术员,一直升到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
一些贪官之所以能长期作案,并不是因为手段高明,他们中的一些人曾被群众多次举报,或被其他案件牵涉其中,但靠着厚厚的保护层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屡屡化险为夷。还有的是靠着身上的光环掩人耳目,掩盖犯罪。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在任海南省铁矿矿长期间,就因收受贿赂被多次举报,但他照样官运亨通,一路升至海南省副省长和湖北省副省长,直到1999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廉政周刊》点评:由于作案时间长,不被及时查处,作案者
往往滋长了侥幸心理,更加肆无忌惮地疯狂作案。只有及时发现和查处犯罪,才能制止犯罪。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群众举报,及早严肃查处违法犯罪。如果对群众举报不及时查处,不仅会严重挫伤群众与腐败斗争的积极性,而且会助长腐败者的侥幸心理,使他们变本加厉地作案。权钱交易:涉及工程犯罪多
近年来,一些贪官大搞权钱交易,其中插手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最为突出。不仅犯罪人数多,而且涉案金额大。在这3000余起职务犯罪案件中,由于插手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而收受贿赂的约占39.2%(见图表三)。如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利用职权,采取直接干预项目招投标工作,为他人承揽工程,从中收受贿赂1004万元;广东省交通厅原厅长牛和恩,在高速公路发包过程中,收受贿赂人民币250余万元、港币26.2万元、美金1.9万元;山东省青岛市规划局原局长张之光,利用审批房地产建设规划项目的职务之便,先后6次非法收受38个单位和个人钱财860余万元。
官员涉及工程犯罪,往往容易形成串案窝案,这是因为工程建设从立项审批、招标投标、大宗采购到检查验收、款项拨付等每个环节都容易产生权钱交易。同时往往一个行贿人向多人行贿,而一个受贿人又会收受多人的贿赂。如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原副书记刘强,从2001年1月至2005年1月,在芙蓉区政府大院建设工程、荷晏路工程和火车站广场扩建工程等项目过程中,在工程发包、验收、付款中,收受多名行贿者送的人民币138万多元、港币21万元、美金4000元。
发生在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既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也有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既有建设单位的主要领导和基建管理、建筑材料设备采购、财务等部门人员,也有施工企业的经理、工程技术人员;既有金融部门的信贷人员,也有与建设项目相关的土地、规划、设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
《廉政周刊》点评:由于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市场不规范,行情上涨,竞争激烈,一些开发商为得到土地、承揽工程,千方百计去寻租权力,一些掌握权力的官员就成为开发商们“进攻”的目标。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市场投资大、利润高,因而开发商们往往出手大方,不惜以巨资行贿,打通关节。那些掌握实权的人又往往会利用权力,轻而易举地得到高额回报。权力进入市场,就会“点石成金”,破坏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因此,要规范建筑市场和土
地批租市场,推行“阳光工程”,同时严禁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防止权力进入市场,才是治本之策。商业贿赂:潜规则大肆横行
在这3000余起案件中,发生在经济往来中的贿赂犯罪最多(见图表四)。进药得回扣、放贷得分成、审批收“红包”,这似乎已成司空见惯的潜规则。在这些潜规则的驱使下,一些人开始心安理得地受贿敛财。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利用购进疫苗的职务之便,5年收受回扣1118.5万元;柳州铁路局财务处原副处长甘培,多次暗示包工头给他好处,先后收受贿赂113万多元„„
商业贿赂的背后,往往是国家财产、人民利益的巨大损失。当权者收受贿赂后,要么羊毛出在羊身上,把贿赂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损害消费者利益,要么慷国家之慨,损失国家利益,让国家为他们的犯罪行为“买单”。这些行为不仅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且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
《廉政周刊》点评:潜规则的盛行,并非“一日之寒”。只有腐败蔓延到一定程度,才会有这样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潜移默化地腐蚀着人们的思想,推波助澜,致使商业贿赂盛行。而商业贿赂盛行,又为潜规则不断开“绿灯”。由此看来,治理商业贿赂,要用明规则挑战潜规则、遏制潜规则,乃至最终消灭潜规则。渎职犯罪:不落腰包的腐败
渎职犯罪,被称为“不落腰包的腐败”,其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贪污、贿赂犯罪所带来的损失。据对3000余起职务犯罪案件的分析,渎职案件平均个案案值为500万元,而贪污贿赂平均个案案值为60万元。在526件渎职案件中,还造成了死亡548人、重伤344人的严重后果。
尽管渎职犯罪被称为“不落腰包的腐败”,但它往往是由贿赂引发的。一些领导者往往因为接受贿赂或贪图蝇头小利、顾及私情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导致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在渎职犯罪案件中,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约占32%,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约占22%。其中,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渎职案件居首,主要表现为玩忽职守、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见图表五)。北京市公安局原民警曾岩利用侦查北京市商业银行中关村支行原
行长霍海音涉嫌经济犯罪的便利条件,多次将移动电话提供给霍海音与外界联系,并私自会见多名证人,指使证人作伪证,导致涉案约5亿元的国有资产流失。
尽管渎职者造成损失严重,但他们容易得到人们的宽容,如“好心办了坏事”等,这种说法往往成为为渎职者开脱罪责的理由。同时又由于现行法律对渎职犯罪设定的刑罚偏低,造成对渎职犯罪处罚偏轻。据统计,在渎职犯罪案例中,被判缓刑的约占56%。在判实刑的案例中,往往也只是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廉政周刊》点评:职责不容亵渎,人民生命财产不容儿戏。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严惩这种“不落腰包的腐败”。以礼代贿:贿赂也讲究包装
现如今,行贿受贿披上了礼尚往来的面纱(见图表六)。据统计,有60%的贿赂犯罪案件是以“红包”、感谢费、过节费等名目出现的。在“这是正常的人情交往”的掩饰下,贿赂行为往往容易得逞。有了这层礼节性的包装,又与感情投资相结合,就容易掩盖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等丑恶罪行。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协副主席李铁成,受贿的途径主要是在自己手术住院、三个子女结婚,再加上逢年过节等时候。他用这些“人情往来”的幌子,掩饰受贿的实质,然后再大肆卖官。
《廉政周刊》点评:礼尚往来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但不能成为贿赂犯罪的伪装。在法律面前,任何伪装都无法掩盖贿赂犯罪的本质,这种礼节性的伪装实质就是包裹着砒霜的“糖衣”,到头来,只能是害人害己。贪官蜕变:与生活作风有关
一些贪官的蜕变,往往与色情腐败有关,而从权色交易到与情人互相勾结、共同犯罪,更说明色情腐败的严重危害(见图表七)。常见的是,贪官幕后操纵,情人台前收钱;贪官收钱后交给情人享用或共同挥霍;由情人出面牵线搭桥、招揽生意,贪官用权换钱。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与其情妇李平共同受贿4000余万元案,就是由李平出面“揽活”,收取钱财,成克杰则在幕后“点石成金”。江苏省连云港市卫生检疫局原局长田宗庆与女副局长朱本美成为情人关系后,利用职权联手捞财,把92万元公款装入了自己的腰包。
《廉政周刊》点评:这种权色交易的腐败,是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最近几年披露的高官犯罪往往都有权色交易,这种犯罪不仅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还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污染了社会风气。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对构成犯罪的依法查办。同时,要加强监督,尤其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及时查处,不可以视为生活小节、作风问题而置若罔闻或者不了了之。
对官员来说,色情腐败并非生活小节。从放纵小节到权色交易,从权色交易到共同作案,一些贪官的堕落轨迹再次为人们敲响了警钟:贪官蜕变往往与生活作风不良有关,而放纵欲望就是放弃自由甚至生命。金融腐败:出现三种新动向
金融系统一直是职务犯罪的高发区,目前呈现三种新动向(见图表八)——
团伙作案。据统计,团伙作案为243件,占统计总数的61%,并且呈逐年增加之势。由于金融系统管理的特殊性,制约环节多,监管相对严格,单个作案不容易得逞,因此,一些利欲熏心者,或拉拢腐蚀有关人员,或相互串通,内外勾结,侵吞、挪用国家资产。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工作人员与社会上一诈骗团伙相勾结,私刻印章,伪造凭证,骗取银行贷款3.28亿,该行包括原行长在内的30多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携款潜逃。在携款潜逃的职务犯罪案件中,金融系统以人数多、数额大居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金融腐败分子往往经过周密策划,或早将家人移民国外,或将财产非法转移国外,一旦时机成熟或一有风吹草动,便逃之夭夭。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相互勾结,相互掩盖,相继运用各种手段,共盗取4.83亿美元逃往美国和加拿大(2005年,余振东被遣返回国)。
利用高科技手段作案。随着金融信息化的发展,利用信息网络等科技手段作案的问题也日渐突出,此类案件约占金融系统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22%。有的是盗取系统密码,非法转移账目资金;有的是伪造金融凭证,盗取客户账目资金;有的是修改交易数据,非法转移客户保证金。与高科技手段犯罪相伴随的是,犯罪人员年轻化、智能化,且高学历者和一线操作人员居多。
《廉政周刊》点评:预防和遏制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必须对重
要岗位、重要人员加强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他们的“免疫力”。同时,要完善和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强化监督制约,实行重要岗位轮换制、任职回避制;强化技术监管,堵塞管理漏洞,对重要岗位的技术人员加强监督,对重要金融凭证、信息密码加强管理,防止失窃和盗用。会计犯罪:手段多为做假账
在3000余起职务犯罪案件中,涉及财务人员犯罪的有230件276人,涉案总金额高达11.48亿元。统计资料显示,这类人员大多拥有高学历,具有作案手段隐蔽、持续时间长、涉案金额大的特点(见图表九)。他们的作案手段大都是利用职务之便做假账。
收款不入账或少入账,这是最简单而又常见的作案手段。此外,虚列伪造账目支出,少支多报,重报支出;篡改账目、伪造票据、调账平账方法侵吞公款,这种手段较为隐蔽,犯罪不易被发现。这两种作案手法也是财务人员较常采用的。还有一种就是,把公款通过转存入个人账户挪用或直接侵吞库存现金,此种手段风险大,所以多为一次性作案。
财会人员之所以敢把手伸向单位或客户的钱,除了他们心中的贪欲、管理中的漏洞外,和单位领导与之同流合污不无关系。在这期间,单位领导和财务人员构成了利益共同体,互相包庇。如震惊四川的巴中市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原两任局长魏林森、曹忠诚伙同单位财会科原科长陈鉴、原税收会计张红英贪污挪用巨额税款1502万余元窝案,就是典型一例。
《廉政周刊》点评:财会人员利用做假账作案,手段隐蔽,不易被发现,因而作案持续时间长,犯罪数额大。一个假字的背后,无不是巨额资产的被侵吞和挪用。假账不仅滋生着腐败,而且还败坏着社会风气。因此,治理和预防财会人员犯罪,应从治假、打假入手。村官腐败:侵吞土地补偿款
农民以土地为本,土地补偿款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却利用职务之便,伙同土地管理部门人员打起了土地补偿款的主意。侵吞土地补偿款占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60%以上。
这样的案例有很多,如:2000年至2003年,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庄村两委班子11人多次采取虚列、冒领或虚增补偿金等手段侵吞土地补偿款近千万元,又先后17次套取80余万元土地补偿金,秘密私分。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石佛办事处大理村原村委会主任金明池,将收取拨下来的土地补偿款后隐瞒不报,从中贪污67万元、挪用46万元。辽宁省沈阳市新城子区道义镇郭七屯村原支部书记邢仲凯多次将村集体土地转让补偿款200万元非法占有。
《廉政周刊》点评:由于土地补偿款发放不规范、价格波动大,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没有知情权和监督权,这就为少数村干部暗箱操作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必须捅破这层不透明的“窗户纸”,推行村务公开,实行阳光操作,将土地补偿款的发放标准、数额以及款项发放、管理、使用等情况公布于众,接受群众的监督,才能堵塞各个环节的漏洞,让暗箱操作者失去市场,让失去土地的农民得到应有的补偿,以保障农民利益,维护农村稳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防止权力与贪欲结合
□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检察长 李宏民
职务犯罪信息库从一个侧面发现了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一些特点、规律、手段,也反映出在思想教育、制度管理、监督制约和惩治等方面的漏洞,为有效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资料。一个个贪官的蜕变轨迹,也能使我们受到深刻的警示教育。
腐败的实质是钱权交易,是权力和贪欲的结合。分析表明:腐败在当今社会滋生和蔓延并非偶然。一方面,新旧体制的交替,思
想教育、法律制度等方面存在的漏洞,监督的缺失,容易使权力失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使一些人民公仆理想信念丧失,人生观、价值观发生错位,容易滋长贪欲。
因此,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构筑起牢固的思想防线。而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更是必不可少,要以防止和避免钱权交易为重点,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尤其是对领导干部权力的运作实行有效的规范和监督,使人事权、司法权、审批权、行政执法权等权力的运行都置于监督之下,防止权力与贪欲的结合。
同时,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土地批租市场、金融市场、政府采购市场、医药市场等,大力推行信息公开,全面实施“阳光工程”,防止隐形市场和暗箱操作。
检察机关则要针对职务犯罪的新动向,在新经济领域、资金高密度领域、垄断性行业开展预防,帮助他们堵塞管理漏洞,加强对人、财、物的管理,遏制职务犯罪的高发势头。
(本文执笔人:王悦 赵海利 张璞 张利 冯婷婷 林小强 陈明杰
图表制作:吴银 漫画:张浩
第五篇: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对基层组织建设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采取了许多新的举措。诸如“五好支部创建”、“双培双待先锋工程”、“无职党员设岗定责”、“流动党员管理”等等。这些活动的开展,为基层组织建设开辟了新的天地,注入了新的活力,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支部的凝聚力得到了加强,战斗堡垒得以巩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以发挥,为稳定农村形势、加快农村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纷纷出现,农村工作面临着新一轮的严峻挑战。在某些地方,个别支部、个别干部身上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因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使之适应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容忽视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从事农村基层工作近三十年,现从村级的班子建设、党员队伍建设、支部活动开展以及制度建设等四个方面就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谈点粗浅的认识。
一、班子建设方面
1、村党总支书记难选
村级班子建设首先是人的建设,尤其是班长——总支书记的配备。一个优秀的总支书记要求政治素质过得硬,发展经济有思路,群众方面有基础,可是目前农村这样的人才少之又少。村总支书记的选拔成为村级班子建设中最大的难题。原因是:(1)现任村书记个人综合素质达不到上述的三个要求。前些年,在选配支部书记时,往往侧重于行政管理型,能把化解民事纠纷、完成上级各项任务方面等事干好,就是好干部。但这些干部往往缺乏带领群众发展经济的能力。不能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村干部,已无法再干下去。现在相当一部分村总支书记文化程度不高、思路不广、办法不多、争先进位意识不够,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一线的能力不强,群众对此反响比较强烈。(2)具备条件的不愿意干。众所周知,现在村干部工资待遇较低。尤其是村级负责人,他们得到的报酬和他们的付出远远不成比例,与“按劳分配”严重脱节。而且由于多方面原因,他们工作风险大,容易得罪人,有时候即使是为群众办好事,但也未必能得到承认和理解。这些都使得一部分优秀人才对“村官”望而却步。(3)选拔配备的范围有限。大多只能局限于本村,跨村当村官缺乏群众基础,再有才能的人也很难开展工作。
2、村班子难配。
原因是:(1)由于农村干部岗位缺乏应有的吸引力,素质稍高的农村青年通过参军、外出务工经商等渠道离开了本村,致使有的村选拔干部只能是“矬子里拔将军”,因此村级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与农村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相距较远。(2)选举出来的干部不一定能胜任工作。应当承认,目前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还没有高到没有私心的地步,村干部选举往往被大家族势力、经济实力等左右,同时受干部的结构、选举条件(如:年龄、文化、性别等等)的影响,会导致选上不能用,管用的选不上。有的人动机不纯,从当干部那一天起他就不是想如何为群众办点实事,而是为了个人的发家致富,或者是为了本家族的利益。此外小村并大村后,群众小村概念根深蒂固,干部分配还要兼顾到各个小村,这样就会出现选上的没有好职位,没选上的得安排好职位。(3)不靠选举不行。这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靠行政命令指派任命村干部是违法的。这就造成了有的人为了选票,工作没有力度,怕得罪人失票,选上后因曾有求于人拉不开手脚,因而完不成任务,尤其是计生手术之类的硬任务。
3、村干部难管。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物质财富得到了极大的充实,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改善,但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价值取向,和几千年来的封建残余思想和观念,给村干部的人生观、价值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金本位、等价交换等思想和意识开始在一些干部的头脑中产生,干工作论报酬、做事情讲“实惠”,造成对村干部的管理越来越难。这是因为:(1)由于决定某个村干部能不能干的主要是是群众,党委政府对其任免决定权严重削弱。因此他们在开展工作遇到难题的时候,宁愿得罪上级而倒向群众。因为得罪上级是一时的,下次选举还可以东山再起;但是一旦得罪群众是就一世的,他就有可能永远当不上村干部!这时候一些政策的落实就会遇到来自村干部自身的阻力。(2)村干部待遇低。有的人是为了面子当村干部,有的是碍于情面干的,当前的村干部报酬对其无太大吸引力,无论政治还是经济的。(3)当前农村的工作形势、环境都不大好,村干部压力大,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4)村干部的整体素质还达不到现实农村发展的需要。绝大多数村干部还没有从旧的工作理念中转变过来,工作方法陈旧,“官老爷”思想严重。有的人见到利益就容易产生私心,处理问题时有失偏颇,缺乏公平。也有的缺乏气度,心胸狭窄,工作时只想到家庭家族利益、小团体利益。
二、党员队伍建设方面
1、支部缺乏凝聚力
一个组织,没有凝聚力,就没有战斗力。当前我们的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应当说是不够强的。原因有三个:(1)大环境使然。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一个转型期。行政部门乃至村级组织的工作方法正由过去的指令慢慢的转向指导,职能也应由过去的领导逐步转向服务。而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基层党组织在这种转变中速度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速度,工作方法老一套,缺乏活力,成效不显著,很难吸引党员群众参与到党的组织建设中来。(2)小环境决定。相比较而言,我们整个皖北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基础薄弱,各方面的发展落后于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手中无米就唤不来鸡。相当一部分村无集体经济来源和积累,无钱办事问题突出,党组织活动经费严重不足,对老、弱、病、残、困难党员关心帮助不够,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明显,党员群众有意见。我们不能抱怨党员群众功利心强,因为飞蛾具有趋光性,动物具有趋食性,人都具有趋财性。特别是经常在外务工的党员群众见惯了苏浙的发达,回到家再看到本地的落后,他们从心里就对当地的基层组织有一种无形的抵触心理。(3)社会发展转型中村干部各方面素质跟不上,基层组织服务能力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不能给群众带来什么,群众求干部不如干部求群众的时候多。
2、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得不够
受经济观念转变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党员专注于自己发家致富,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的不够。普通党员自身的优越感、荣誉感不强,和一般群众相比没有什么优先权,他们担心发挥模范作用影响自己致富。有能力高素质的农村党员大多外出务工经商了,留在村里的党员本身素质就不高,年龄老化,知识退化,能力弱化。年龄偏大,难以发挥带头作用。能力偏弱,无力发挥带头作用。
3、发展党员难
这方面原因有四个:(1)党组织吸引力减弱。过去党票是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换来的。现在农村发展党员要靠分指标,给任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党员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只有责任没有报酬。各级组织对普通党员,尤其是农民党员只提要求,不给关怀,付出与回报严重失衡。(2)个别村干部尤其是基层组织负责人心胸狭窄,怕有能力的入党后,在群众中威信超过了自己,担心这样的人将来会夺自己的“权”。为达到长期任职的目的,当这些人想入党时,不是举贤荐能,而是百般刁难,极力压制,优秀年轻人被他们拒在党的大门外。(3)有些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宗族观念、小团体观念严重。发展党员大多是“圈子里的人”或听话的人。对那些想入党但平日跟自己关系不好或一般的人,怕将来选举时驾驭不了,不和自己站在一条线上,因此控制这样人入党。(4)发展党员观念陈旧、方法落后。一些村党支部书记认为,入党必须主动申请,组织没有必要去动员农民入党。同时,不少农村青年认为,如果组织不授意,自己不能冒然写申请,时间一长,一些农村优秀青年在消磨中便放弃了入党的念头。也有一些村支部书记思想落后、观念守旧,总是以老眼光、旧标准来衡量入党积极分子,总是看不到人家的长处和潜力,求全责备,不给那些不够成熟、但有潜力的青年以培养锻炼的机会,使一些思维活跃有经济头脑的青年难以在支部大会上通过。
我在下村调研时,曾经有个村书记这样说:农村想入党的主要有两种人,一是自己想当干部,或亲属亲信想当干部的人。另一种就是“少脑子的人”。这句话虽有偏颇之嫌,但也道出了当前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村党员发展的尴尬。
三、党组织活动开展方面
面对农村基层党建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不少基层党组织仍然没有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思维定势的影响,党组织活动开展不正常。主要因为:
1、无人组织。村干部报酬待遇偏低,与一些迅速富起来的农民相比,经济上差距较大,“付出”与“受益”不均衡。加上对村干部各种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建立健全。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村干部开展组织活动的工作积极性,甚至“在其位,不谋其政”。
2、无处开展。普遍缺少标准的、现代化的能够适应当前形势需要的活动场所,阵地建设步伐缓慢。
3、无钱办事。农村村级集体经济薄弱,活动经费严重不足,影响党组织活动的正常开展。比如学习沈浩同志,想组织党员干部到凤阳小岗去切身感受他的先进事迹,但经费从何处来。
4、无人参与。部分普通党员对开展活动没兴趣,参加组织活动不仅不能给自己带来收益,而且参加多了会影响自己发家致富。党员流动量大给活动开展也带来一定的难度。有的村有一半以上的党员在外务工经商,有时党员大会一年也难开上一次。
5、活动方式老化,缺乏创新。受条件、组织者的能力水平限制。现在农村党组织活动还大多是开开例会、读读报纸、看看专题片等,形式内容都没有新意。有的仅仅是应付上级检查,没有把组织活动作为党组织的一项经常性任务;有的过分突出实用科技活动,弱化了政治理论教育;有的没有根据农村党员的文化层次,盲目照搬外地先进经验,操作性差。除非是硬性任务,一般情况下,没有党员乐于参加这样的活动。
四、制度建设方面
近年来,各级党组织对党员管理出台了很多的制度,凡事都强调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事实上制度不仅有而且全,但是坚持的不多、落实的不够。很多制度成为“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说在嘴上、收在盒子里”的摆设,大多只是为了应付检查,真正落实到位的太少了。这是因为:
1、有的制度标准定的太高。不要说普通党员,就是干部党员也做不到。世上没有不吃草的马,有些制度却“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如“无职党员设岗定责”:这些党员之所以没有职务、没有外出务工经商,应当说他们本身各方面能力、觉悟就很有限,我们却要把他们应推到一线办事管事,而且只给责任,不谈报酬。再比如“党员联系户”:按照当前农村实际情况,一个普通党员要联系20至30个农户,试问:普通党员有这些能力和精力吗?
2、有的制度千篇一律,不切实际。好多是上级在办公室统一弄好下发的,根本不考虑各支部的现实状况,城镇和偏远农村情况不同,支部的任务怎么可能一样呢?为什么要用同样的制度来管理呢?
(3)缺乏落实制度的必要的政治、经济保障和相应的监督措施。村级组织目前以自治为主,宗族势力普遍比较严重,受农村党员素质低、经费不足、监督机制不到位的限制,一些制度落实起来往往流于形式,没有实际效果。
意见和建议:
1、严格落实村干部的“一定三有”,解村干部的后顾之忧。要让他们:(1)工作有保障---目前急需解决没保障、缺安全的问题以及待遇问题、保险问题(既要给政策又要给钱才行)、反对者无中生有的诬陷上访问题。(2)干好有希望。目前国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村干部报酬转财拨,从优秀村干部中选拔公务员等,这可以说是曙光初现,希望能够迎来更加灿烂的阳光,让我们的村干部在工作中得到组织上更多的政治关怀。(3)退休有所养。有几人真正能干到退休呢,应切实解决好离职后的问题。
2、积极为村干部松绑、减负、降压。现在好多部门行政行为、商业行为事事都让我们村干部去做,往往还用评比等机制来给他们加压,有时有的村一个月要迎接一两起来自上面的检查。上面千根线(文化、土地、综治、卫生、安全、计生、公安、民政等等),下面就一个小小的村委会的那么几个人,村干部工作负担太重、压力太大,这怎么能够让他们有心思搞好新农村建设,带领群众发家致富呢?
3、适当增加办公经费。2000年定的标准至今一直没变,随着物价的上涨,这已经远远满足不了村级组织正常活动的需求了。
4、加大对村干部的培训、教育、管理和监督的力度。同时也要加大对普通党员和群众的教育力度,增强其集体主义观念、大局观念、长远意识。结合农村工作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让党员干部在活动中发挥作用,受到教育。可利用各种资源加强培训,创新培训模式,不要把培训局限在教室里,要把活动更多的安排在田间地头,农家院落、种养基地。通过各类培训途径,积极为党员干部“补脑”“充电”,切实提高他们的素质。
5、出台相关政策。让普通党员有荣誉感,得到与其付出相应的回报。支部是核心,周围是党员,外围才是群众。核心发出的光和热,首先感觉到的应该是党员,其次才能是群众,若跨过党员直接给群众会出现“夹冷层”形成“夹生饭”(有违自然规律)。用政策、用光和热促进先进人物积极入党,让普通党员争做奉献。积极创造环境,激发普通党员的参政、议政热情。
6、在坚持和完善选举制度的前提下,进一步改善村干部的选拔任用政策。让真正有能力的人愿意当村官,争着当村官。
7、提高农民基本素养,让“八荣八耻”深入民心。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还受农民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素养不够高这一因素的制约。群众的各方面觉悟不高,使农村的各种工作落实起来阻力非常大。要通过各种有效手段逐步提高广大农民的道德素养、科技素养。给基层党组织、给基层党员干部创造一个和谐、舒心的工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