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难问题

第一篇：执行难问题

如何破解“执行难”

作者： 何林 发布时间： 2006-04-25 14:07:33

当事人打官司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实现自己的权利。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是实现当事人实体权利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在执行程序中支持、鼓励自觉执行、自行和解，试行悬赏执行，但不允许私力执行，视私力执行为违法行为。而法院执行机构事实上存在执行力度小，执行制度不完善，导致执行不力。法院的执行不力使权利人对法律公正、执行公正丧失了信心，从而出现了“执行难”的现象。这种现象出现的历史根源和具体原因？怎样才能解决“执行难”？笔者结合多年来的执行工作经验，从源头进行分析，并谈谈破解“执行难”的对策。

一、什么是“执行难”

现在社会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认为打官司赢了执行不了，无异于打了张“法律白条”。这种说法似乎给人一种认识：“执行难”是因为法院没有作为而造成。这种观念已成为一种习惯思维。其实这是对“执行难”认识的一个误区，这种观念对于法院执行工作会产生负面影响，影响法院形象和司法权威，亟待纠正。

“执行难”的原因很多：

1、由于商业风险等原因造成的“执行难”；

2、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干扰造成的“执行难”；

3、由于司法权威没有树立而造成的“执行难”；

4、由于有关法律制定不科学、不完备而造成的“执行难”；

5、由于法院对执行工作不够重视，个别执行人员执行不力甚至违法执行而造成“执行难”等等。

市场经济刚刚建立的时候，由于“重审判、轻执行”思想的影响，最高法院和多数高级法院没有专门的执行机构，不少中级、基层法院没有设立执行机构，造成执行工作的被动局面。这几年来，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执行工作，健全了各级执行机构，建立执行工作新机制，加强了执行措施，加大了执行力度。但是，执行难依然存在，全国各地法院的执行兑现率仍然只有30—40%左右。

那么原因究竟何在？我们不得不反思“执行难”的观念问题，避免“执行难”认识误区，科学、全面地认识“执行难”，从而找到解决的办法。否则，“执行难”问题不但依然得不到解决，反而会损害本来就薄弱的法院“司法权威”。总之，我们应该把“执行难”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去考量，不仅仅是人民法院要进一步改进执行工作，更重要的是当事人要有市场经济的意识，社会应当进一步培育法律意识，法律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如果上述问题不解决、观念不改变，不但“执行难”问题不可能根本扭转，反过来，必将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执行难”的表现形式及成因

（一）“商业风险”与“执行难”

“商业风险”是一个经济概念，从经济学角度去认识“执行难”，我们会发现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一些必然联系。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初期，社会缺乏诚信意识，许多经济交往从一开始就孕含着巨大的风险，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出生率高，关闭率也高。欧美企业的平均寿命是40年，而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8年。在中关村注册的企业有6000家，寿命已经超过8年的不到3%。而由于人们的经营风险意识不强，一些当事人贪图利润，同一些信誉、资产状况差的企业甚至“皮包公司”做生意，结果是，账面利润是有了，但最后不能兑现。于是就诉至法院，当然胜诉是胜诉了，但执行就根本不可能。这样当事人就把自己原本的经营风险转嫁到法院的身上，说法院为当事人打“法律白条”，法院难道要成为“皮包公司”骗局的埋单人？

（二）“人权”与“债权”的对抗

“执行难”还有一个表现形式是：被执行人找到了，但是被执行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所谓“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一些被执行人家徒四壁，上有老，下有小，仅仅靠摆小摊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计，甚至是吃低保、享受社会救济维持生活，如果法院执行了他和家人赖以生存的房屋和生活必需品，将使被执行人生活陷入困境甚至绝境，把问题转嫁给社会和政府，从而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又如何去执行？因此，我们在法律上应当遵循一个原则：生存权大于债权。

我们不能因为实现申请人的债权而牺牲被执行人的生存权。生存权是优先于债权的，因为生存权是人权中的基本权利，这也是法律精神中人道主义的体现。因为“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被执行人也是社会中的一员，我们同样要保障其基本的生存权。还有就是现在的市场经济发展，外出打工人员增多，笔者所在的山区小县是一个农业县，农村人口占85%以上，农村中的青壮年大部份外出打工，有相当一部份被执行人欠债后，因无法还债就外出打工，家中留下一些老人和孩子看守几间破草房，法院也不可能因为几百元或一、二千元的案件到全国各地去寻找被执行人，即使找到了也没有条件执行。

反过来说，如果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执行而使申请人的生活陷入绝境怎么办？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此类案件中申请人、被执行人往往均属生活困难群体，无论是加大执行力度，还是暂缓执行，均会引起当事人强烈不满，矛盾都集中到法院身上，执行工作非常被动。笔者认为建立、完善这方面的法律制度，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

我国处于市场经济初期，面对社会资源配置中的突出矛盾，难免在追求地方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中产生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是执行中的拦路虎。我国国家公权划分的不尽合理、权力制衡中的不够协调以及权力交叉运行状况的存在，必生部门保护主义，且常以行政机关强大的公权力对抗执行，使个案执行之难难于上青天。这种经济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带来的是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法院院长是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经费是由同级政府财政拨款，法院基建、物质装备建设等都有求于当地政府部门，在执行的时候难免遇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

（四）“执行难”与司法权威的树立

在“执行难”的问题上，除了行政干预外，还常常出现暴力抗法案件，这表明在中国存在法院司法权威没有得到应有尊重的情况。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为什么被执行人常常会主动履行法院判决，因为在一个法治传统十分强有力的国家，一般民众和企业都以尊重法院、服从法院为光荣的事情和应尽的义务。西方发达国家有发达健全的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有颇具权威的司法，法官由社会的精英群体构成，具有很高的公信度，人们法制观念和信誉意识都比较强。

一般来说，即便当事人不同意裁判结果，他也认为裁判是应当履行的。但是也有例外，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联邦法院作出要求消除种族隔离的判决，而这些生效判决在南方各州受到白种人以及州长们和官员们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抵制，黑人学生仍然无法进入专收白人的学校。后来联邦法院向联邦政府提出要求，美国总统派出了联邦军队执行联邦法院判决。荷枪实弹的军人让黑人学生理直气壮地进入学校校园，而白人和州长们只有遵守联邦法院的判决。

显然，西方国家政府在产生司法信任危机的时候，无条件地支持法院判决，无疑增加了判决的权威，在全社会树立了“法律至上”的神圣信仰。所以西方国家把选举“国家总统”等决定国家命运的政治事件产生的纠纷，也通过司法途径给予解决，可见法律在公众、政府和社会上的权威。在我国市场经济建立初期，制假售假、合同欺诈等社会失信现象时有发生。这导致案件不断上升，法院生效裁判大量增加，而另一方面由于有的当事人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淡薄，不履行法律义务，采取软拖硬抗，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甚至以死相要挟，这和我国社会信誉制度和法治社会还没有真正形成是有关系的。

（五）“执行难”与法律规定的不完备和法官素质

我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篇仅有30条，约占执行程序应当立法规范内容的十分之一，大量的程序操作无法可依；近几年陆续出台的关于执行方面的司法解释也未能有效地填补空白。由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还在逐步完善中，不讲信用的行为被发现和追究责任的可能性还较低，对失信行为的惩罚程度还不够严厉，失信成本远没有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

另外，法官素质等法院、法官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是导致“执行难”的一个原因，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执行依据是生效法律文书，包括法院制作的民事、行政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支付令、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仲裁机关制作的裁决书、公证机关制作的公证债权文书和行政机关制作的决定书。其中实体处理错误时有发生，再加上执行队伍先天不足，后天培训乏力，调整、调配困难，严格依法执行的水平不高，对实体上的错误往往又因法律障碍不能纠正而继续执行，必然最终导致错误执行。这种违规执行，作为执行队伍的内伤，虽已在整治，但其加剧执行难的负面影响远没有消除。

三、破解“执行难”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了“执行难”的表现形式和产生的主要原因，那么，怎样才能解决“执行难”这个问题呢？下面笔者就自己在工作中的实践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不对之处，请大家指正。

（一）进行执行机制改革 在司法改革这样一个系统工程中，执行改革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1999年7月，中共中央转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报告》，党的十六大报告又郑重地提出“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这都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执行工作的高度重视。

人民法院还需要不断加大对执行工作的改革力度。调整执行机构，改变各级法院执行机构互不隶属、力量分散、装备落后的情况，实行各高级法院对本辖区执行工作统一管理和协调的新体制。组建一支统一领导，统一调度，统一指挥的执行队伍。充分采取提级执行、交叉执行、指定执行等方式，努力将执行管理体制、执行机构、执行权运行机制和执行方式方法的改革推向新阶段。这样首先就要求执行机构的经费由上一级财政划拨，像交警部门一样，不受地方财政的管理，才能突破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这样就解决了“执行难”中的一个最大的难题，使有执行条件的许多政府部门自觉履行。

（二）进行审判方式改革

提高裁判的公信力，从源头上防止错误的裁判进入执行程序。应当说，过去的部分法官由部队退伍或转业直接分配到法院工作，个人业务素质不高，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下日新月异的审判、执行工作和法官职业化的新形势，极个别法官利用审判权和执行权谋取私利，枉法裁判，败坏了法院形象。为此，就要求审判法官必须要经过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加强审判和执行法官队伍的业务学习，不断进行知识更新，实行优胜劣汰，适应新的形势，努力建立一支业务素质高、思想政治作风强的法官队伍，并装备必要的执行手段，才能解决案件“执行难”的问题。

（三）加强执行立法和司法解释工作，尽快出台强制执行法，改变政出多门的现行体制。

“执行难”是一个信用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是法律机制的完善和运行问题。要解决“执行难”问题，除了法院加大自身执行力度外，充分运用社会和国家的其它权力，尽快改变司法机关从属政府编制，凡事受行政掣肘的现状。

由于我国国家构成体系的特殊性，各个中央部门均有制定部门规章的权力，从而造成了政出多头的尴尬局面，各部门为了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在制定规章时将自身利益纳入其内，很难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法律适用标准。所以应尽快出台完整的强制执行法典，以期对各部门均有约束力，用以解决“执行难”。在强制执行法中，笔者认为有这样几个有关执行的法律规定亟待完善：一是申请执行期限。国外关于申请执行时效，短则五年，长则二十年。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当事人为了避免超过法定的申请执行期限，即使明知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也不得不向法院申请执行。这类案件不是法院、当事人想执行就可以执行得了的，结果只能造成执行存案越来越多，导致人们对法院乃至整个法制制度的失望和不满。

第二，现行民事诉讼法尽管增加了执行编，但全编仅有30个条文，且整体上纲多目少，过于原则而可操作性不强，无法解决当前执行工作中纷繁复杂的实际问题。

第三，加大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行为的惩罚力度。虽然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而实践中执行不坚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被判刑的很少，大多是对被执行人实行司法拘留。

第四，修改我国破产法。国际上通行的破产标准是无力偿还到期债务，而我国规定企业破产的标准是资不抵债，这样对企业的信用要求标准显然很低。

（四）加大执行工作的法制宣传

试行诉讼和执行风险告知制度（有的地方已经在进行），增强当事人的诉讼风险意识，对金钱给付案件提醒当事人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以免裁决后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等。废除执行费用预收制度，采取先执行后收费，暂无条件执行的案件进行备案登记，耐心做好教育宣传工作，执行用语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执行人员在做疏导工作时，要使自己的语言感动别人，那必须在其中注入自己的满腔热情。针对被执行人的具体情况，适时调整好感情，用真情打动被疏导者，以提高执行和解率。

（五）建立执行威慑机制

执行法院与银行等有关金融业务的部门及工商、国土、房地产管理部门联系，对进入执行程序后恶意躲避，对抗法院执行，有严重失信行为的被执行人进行公告，并不得在银行贷款，不得办理房地产和国有土地登记手续，不得进行高消费。这样必然促使被执行人偿还债务。

(作者单位：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

第二篇：关于执行难问题的调查报告

关于执行难问题的调查报告

执行难是各级法院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被执行下落不明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下面我对法院执行案件中的这一情况作一简要调查、分析。

某人民法院是基层法院，每年的执行案件受按量在黑龙江省同级法院中位于中等水平，在所受理的执行案件中未能及时执结的有很大一部分是被执行人下落不明的案件，被执行人下落不明，导致案件无法全部或部分不能执行。寻找下落不明的被执行人成为法院工作的一大难点，主要原因为；

一、被执行人普遍存在侥幸逃避责任的心理，对于履行法院的裁判，能逃则逃，能躲则躲。被执行人逃避责任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被执行人具有履行能力但为了逃避执行，变更住址。这种情况多见于公司等靠租赁场所经营的被执行人。二是被执行人确实没有履行能力，鉴于对法院执行部门或申请人的畏惧远走他乡打工生活，这多见于一些农村村民或城市无固定工作和收入的被执行人。三是被执行人在外打工或躲避法院执行偶尔回家，法院执行人员并不能长期蹲守一个被执行人，所以在法院得到消息后，被执行人又逃之夭夭。

二、人口流动加剧，企业、公司变更频繁。近年来，城市和农村人口流动都在不断加剧，公司、企业大量产生，又不断注销。一些公司、企业因为商机等原因也在不断变换住所。这种变化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给执行工作带来困难，往往因为找不到被执行人，而使案件得不到执行。

有关部门对于目前的人口流动或者公司住所随意变更缺乏有力的监管，往往农民一旦走出村庄，就成了社会“散户”，没有组织可以尽到监管义务，公司在工商部门的住所登记也往往名不副实。

三、社会征信制度不完善。目前，社会征信制度还不完善，被执行人的逃避债务的行为并不能通过社会征信系统向社会公布，也不会对被执行人的日常生产、经营、社会活动造成制度上的威胁，社会上的很多个人、团体、机关并不能通过社会征信系统了解某个人、某个单位的诚信状况，所以这些人在逃避债务后还能够正常的工作或经营。随着新《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这种状况将有望有所改变。

四、对逃避债务行为法律监督与制裁措施缺失。对于被执行人逃避债务的行为，对被执行人的逃避的后果，法律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裁。被执行人与法院执行人员在玩捉迷藏的游戏，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游戏规则，只要法院找不到，被执行人就可以逃避履行债务。这样的情况下，被执行人用较小的代价就成功的逃脱了本该承担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逃避债务。

五、对被执行人“下落不明”一词的认识模糊。“下落不明”是一个法律术语，在民法中对“下落不明”有明确的时间、概念界定。但是在执行实践中，“下落不明”的概念比较模糊，被执行人经几次查找或几次传唤不到庭就往往被认为是“下落不明”，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和规范，因而被执行人处心积虑的逃脱而无法执行的案件增多。

对如何改变“被执行人难找”这一困境的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进一步加大法院的执行力度和执行效率。要不断加大对执行工作的投入，壮大执行队伍，加大执行软件、硬件建设，提高执行效率。法院可以通过加快执行效率，加快反应速度，通过不同的方式寻找被执行人，对被执行人下落不明的案件安排专人长期“关注”，增加找到被执行的机率，从而减少此类案件的数量。

二、通过多种威慑渠道加大对被执行人的威慑力度。建议通过征信系统，与法院、公安、工商、银行等部门的信息系统的接轨，制约某些被执行人的逃债随意性。如果在法院系统执行中存在不良记录的，可以相应的反应在其他的系统上，其他部门以此为依据考察被执行人，给被执行人将来的就业、信贷等带来障碍，那么被执行人的逃避债务的不良记录将公之于众，曝光于社会公众面前。

三、加强与工商、公安等部门的配合，建立有效的查找被执行人途径。鉴于目前人口流动，公司住址变动频繁的现状，单靠法院执行部门的寻找力量是不够的，我们在查找被执行人下落时，可以协调公安、工商、银行等部门的查询系统、工商登记、银行存款记录等进行寻找。因为被执行人不会生活在真空中，他们要参加社会活动，就会在不同的部门留下记录。如果我们能够充分的利用这些记录，执行工作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加强立法，完善制度，进一步明确“被执行人下落不明”以及法律后果。因为法院执行部门的执行力量有限，在找不到被执行人可供 执行的财产，被执行人又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如果此类案件长期搁置，势必不断累积增加，进而造成法院对于此类案件管理上的失控，和对本院执行工作量的估算模糊。这种无序状态最终使这一类的案件在有条件执行的情况得不到真正的执行。法院执行部门可以将这类案件进行相应的制度建构，建立专门的执行档案，并统一编号，由专门的执行人员负责跟踪统计和监督，一些执行案件在法院长期找不到被执行人的情况下，经过所规定的查找过程和次数之后还找不到，被执行人又没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就可以将这类案件归入特殊的档案统一编号备案。负责监督的人员督促执行人员对这类案件进行定期的梳理，及时清理。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促进这类案件的有效执行，不会因为长期的搁置、执行人员的变动等问题而怠于执行，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这些案件与执行人员进行合理的剥离，使执行承办人员全身心投入到其他案件的执行中。当然这种剥离并不是永久的，在定期梳理后，如果认为有执行可能的，原承办人员必须继续执行。因此建议，执行程序中的“下落不明”应在立法中予以确定，如，在法定执行期限内，首先在被执行人户口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查找被执行人，其次经过公告寻找，仍无下落，这些案件应当中止执行；中止期限超过2年，可以由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判决下落不明的，案件终结执行。

第三篇：浅谈民事执行难的问题

浅谈民事执行难的问题

摘要：民事执行难已成为司法之“顽疾”，该“顽疾”产生有其独特的“病因”，通过对病因的分析，才能找到治疗该“顽疾”的良方妙药。这也是本文试图去阐述的内容包括执行难的成因和对策，以期达到“妙手回春”之“疗效”。关键词：

执行难的成因

执行难的对策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对于民事执行来说，民事执行使得法律具有生命。民事执行是在法律实行中，最广泛涉及当事人民事权利、最直观体现民事法律生命力的表现形式。通过民事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民事权利得以实现，民事执行是民事法律实现的重要形式，它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实现，还是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程序包括民事审判程序和民事执行程序，审判程序是执行程序的前提，执行程序是审判程序的继续。民事执行指人民法院的执行组织依照法定的执行程序，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以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的司法活动[1]。民事执行的作用是民事执行产生的社会效应，也是民事执行功能发挥出来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事执行使应然法律效力变成实然法律效力。如果义务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那么这份生效法律文书就毫无效力可言。第二，民事执行能够确保司法权威与尊严。司法权威与尊严决不允许任何法律判决因义务人的拒绝履行而失去效力，只有法律判决得到切实的履行，司法才能体现出其权威性。第三，民事执行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发展。司法是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底线。它是众多法律纠纷解决机制中最具权威和终局性的纠纷解决机制，因此在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也表现的更为突出。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复合因素和执行过程中涉及到的深层次的错综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直接影响了执行，造成许多已经生效裁判文书无法得到执行，从而造成了司法之“顽疾”----执行难。

所谓执行难是指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但债权却不能通过执行而得以实现的情形[2]。民事执行难的危害表现为损害债权人的权益、降低了司法公信力以及危害社会和谐等。因此本文从执行难的成因入手试图找到造成执行难的症结所在从而“对症下药”找到应付对策。

一、执行难的成因

1、当事人法律意识薄弱造成的执行难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3]。法律意识在属于思想上层建筑领域，渗透到法律调整过程中，成为法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法律制度的实施和有效实现离不开法律意识的支撑。西方的法治文化在近代传入中国，因此这种法治文化植根于我国还需时日。因此不可能期望我国民众的法律意思达到西方国家的水平。薄弱的法律意识对民事执行的影响体现为阻碍了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例如被申请执行人恶意隐藏财产、公然抗拒法院的强制执行、执行人员怠于行使执行权或滥用执行权等。

2、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造成的执行难

地方政府和有些部门单位为了保护地方和部门利益，不惜违背法律以不正当的方式干扰执行人员的执行活动。深层次原因可能是落后的宗族观念、乡土意识和小农思想的影响。本质原因都可以归为地方和部门利益所致。例如当“执行”影响到当地纳税大户时，各部门很可能有组织或无组织地形成一股对抗外来执行的力量；当“执行”涉及到当地的经济建设或其它利益时，当地法院很难依法积极地执行外地法院委托的案件等等。

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阻碍外来“执行”的结果是以牺牲地方长远利益来换取眼前利益，是一种短见的思想和行为。任何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无论是作为执行的相对人还是第三方，对法律判决的执行都必须予以配合，这是宪法和行政法价值的必然要求，也是民事诉讼法使命应有之义。

3、立法上的缺陷

目前执行实践法律依据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相关部门的联合发文，层次偏低，不利于执行工作的全面开展和改革的继续深化；另外，由于受到立法条件的局限，现有的相关法律规定也太过笼统、抽象，有的执行制度只是在民诉法中作了原则规定，缺乏具体实施细则，可操作性不强，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系统性，因此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执行措施在客观上是无法解决执行难问题的。

4、法院和当事人的原因

不同法院之间和法院内部审判与执行人员之间配合、协助不力。有的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只注意考虑案件本身的处理，没有综合考虑案件审结后的执行问题。有的案件本应及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或先予执行而没有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或先予执行，导致判决、裁定、调解书等生效后，被执行人的财产早已被隐藏、转移或变卖等，给后期的执行工作带来极大困难。而执行人员有时对法律文书的实体内容审查不足，对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不了解，也影响了案件的执行。从申请执行人方面看，有的当事人的商业风险意识不够强，选择交易伙伴不够慎重，对对方当事人的资信状况等没有主动了解，没有防范准备。从被执行人方面看，有的被执行人履行能力受到限制或故意不履行。在有些案件中，被执行人缺乏诚实信用商业经营理念，借签订合同为名进行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有的认为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是有法律效力的，必须执行，而民事判决书等法律文书没有强制性，遂故意不履行；有的被执行人对判决结果不满意，对强制执行抵触情绪大，故意不执行，甚至暴力抗法[4]。

二、解决执行难的对策

1、提高全民法律意识

提高全民的法律意思，对于民事诉讼和执行来说重点在于教育当事人树立举证意识和诉讼风险意识，民事判决的执行是民事风险的延伸。判决执行不了，并不全部是法院本身的问题，商业风险不是司法救济本身能完全解决的。所以人民法院在立案时，就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可能出现的风险问题对当事人进行提醒，实行“诉讼风险告知制度”，使当事人对其存在的诉讼风险有所了解，并对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有思想准备。这样就使当事人在诉前就对诉讼前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在诉前就应当依法、及时收集证据，在诉讼过程中积极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以支持自己的主张，实现自己的诉讼目标[5]。

2、建立统一协调的执行运行机制

建立独立的、上下垂直的组织结构，使人民法院直接与当地政府脱钩，使其人事任免权、活动经费均由国家统一管理，解除当地政府对人民法院的制约。这个问题如果能够彻底解决，落实宪法赋予人民法院的应有地位，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才能有效地抵御和排除地方保护主义，从源头上解决“执行难”这一顽疾。改革现行的执行体系，建立统一的执行中枢机构，实行至上而下的垂直领导和分级管理，及时研究和解决法院执行组织之间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问题。其次，健全异地委托执行制度，抽调专人负责委托执行工作，建立相应的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最后，尽快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多层次、严密规范的执行信息网络系统，利用高科技手段，协同作战，冲破地方壁垒，形成强大的执行力量[6]。

3、完善立法

“执行难”在某种程度上与执行立法上的诸多缺陷有关，完善执行立法、加大执行力度已成为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践工作者的共识。目前，《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已出，后期主要是进行必要的修改和整理。这无疑将对强化民事执行具有重大意义。

在《民事强制执行法》的制定中，基于我国强制执行理论欠发达的现状，应充分借鉴国外的理论成果和立法经验，对执行的主体、客体、执行名义等作出明确规定，针对金钱债务、财产交付请求权、作为或不作为等不同执行标的确定不同的执行程序和方式；借鉴国外“执行令”、“执行令状”的做法，改革执行法律文书的体例，以强化强制执行的威慑力。同时，针对现行执行立法中存在的缺陷，进一步严格执行中止、终结的条件和程序，明确执行案件的执行期限，加大对不履行或拒不履行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的被执行人和负有协助执行义务案件人的处罚力度，以维护强制执行的权威[7]。

4、健全执行监督机制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执行监督机制，执行工作透明度不高，基本上是“暗箱操作”。当事人在提交了申请执行书后，对执行的具体工作便不再过问，也无权过问。对于自身权益能否被实现，他们毫无把握；对于自身权益如何被实现，他们也毫不知情。权力不受监督制约必然导致权力被滥用。执行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加剧了执行工作的不规范和随意性，因此，要通过舆论督促执行。另一方面，要侧重于执行机构自身的监督机制，将法律规定和执行程序公开，告知当事人有关执行诉讼规则及注意事项，必要情况下可邀请申请人随同执行，让其充分了解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及执行工作的有关详细情况。

三、总结

执行难的形成有其法律原因，除此之外还包括社会原因，因此执行难不仅是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观念问题、和体制问题。执行难的最终解决在于法治社会的确立，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公众法治意识的提高。上述措施如提高全民的法律意思、健全执行监督机制等等可能不能从根本上剔除执行难这一顽疾，但是至少能够恢复民众对司法的信心。

[1] 魏洁来：《论民事执行难的成因及相关对策》，法学研究2009年第三期

[2] 雷宝根：《民事执行难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3] 孙国华：《法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4] 吴国平.当前“执行难”问题解决对策之研究[J].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4).[5] 张道许,冯江菊.关于法院判决“执行难”的原因与对策研究[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6] 何皓.民事案件“执行难”的成因与对策[J].陕西经贸学院学报,2000,(5).[7] 孙连勇：《执行难”与民事执行制度的立法完善-----关于制定强制执行法和执行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载北大法

律

网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2918

第四篇：民事执行难问题探究

刘秀军

民事执行难问题探究

一、执行的含义

又称民事强制执行，是指国家执行机关依照债权人的申请，根据执行文书，遵循执行程序，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制债务人履行义务，以实现债权人民事权利的活动。

二、执行的重要意义

司法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 司法的尊严来自司法判决的执行。若司法判决未被执行或未被完全执行, 这道屏障则如薄纸般形同虚设, 司法的尊严也就无从体现。

三、执行现状

一是被执行人及其财产难找；二是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三是涉及党政机关的案件难以执行。

如果被执行人是普通老百姓的绝招可以对付基层法院的执行不停地上访；如果有关系、有特殊背景，就傲慢、强硬地对抗甚至谩骂殴打执行人员；如果被是地方党政机关，就用手中的权力对基层法院施加压力干扰法院的执行。

四、原因探究

执行难有被执行人有意不履行司法判决的因素, 也有被执行人因各种原因无法履行司法判决的因素, 更有执行人因违法或执行不当造成被执行人内心抵触的因素。

基层法院公信力和权威性不高: 人们信“访”不信“法”，法院办案要向党政机关汇报、请示，法院执行没有党政部门的支持和配合无法进行。

五、解决方案

完善立法。程序实体、双管齐下

“执行难”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执行难”的存在有多方面的原因，执行立法不完善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立法具体有：

1、申请

2、异议

3、复议

4、提级执行制度

5、申请执行人选择管辖申请变更执行法院的权利

6、案外人异议问题可以通过专门诉讼解决

此外还可以建立诚信体系和机制 变强制为主动。

我国现有的执行手段与外国无太大区别但其法院的生效判决绝大多数是由当事人自动履行，当事人如果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所付出的代价就很大，不能够信贷，不能够置产，不能够出境等等，甚至直接影响其市场经营活动和日常的生活消费，从而在客观上促使其自动履行法律义务。

将执行案件信息予以公开，并通过将该系统与金融、工商登记、房地产、交通、出入境管理等部门以及其他社会信用体系网络相链接，逐步从法律、经济、政治、生活、舆论等方面对被执行人进行制约，促使其自动履行义务。

当然执行过程当中也会遇到种种问题

世上无绝对的自由对任何一项权利也必须进行限制否则就导致权利的滥用 下面具体阐述：

1、执行效率问题

异议和复议等保护了被执行人的权益，同时影响法院执行效率, 也不排除执行当事人或案外人中的某些人恶意上诉、故意拖延正当的执行

解决主要是审查期间原则上不停止执行。

2、限定提级执行的条件

地方保护主义嫌疑的;执行法院存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回避情形而没有回避的;执行当事人认为执行法院在法定期间内未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或采取的执行措施不力, 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执行终结的等。

3、管辖的复杂化问题

有必要明确相应规则，防止重复立案；对已经出现的重复立案，规定相应的解决办法。

4、案外人异议问题通过专门诉讼的性质确定

第五篇：“执行难”问题文献综述

“执行难”问题文献综述

10365051 张文

在6月1日下午，我有幸参加了法律实务课的课堂讲座，听到了东莞市的一名青年法官周兢有关当前中国法院判决“执行难”问题的讲座，觉得受益匪浅。后来我又查阅了法院判决“执行难”问题的相关资料，发现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在东莞这个城市，而是在中国普遍存在，而且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实在值得我们法律人深思。

我们致力于打造法治国家，这不应该只是精英阶层或者专业人士的任务，而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任务。树立法院的威信，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一环，而“执行”这个过程的难易，可以说是衡量法院工作效率的一个指标。法院判决执行难，必然导致法院工作效率被拖慢，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导致法院威望的流失。解决“执行难”问题，是人民法院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执行难的问题包括执行不能、无财产可供执行、被执行人抗拒、逃避执行等多种情况。不止一个法院的工作总结中提到过这个问题。据统计，广西钟山法院2002年共受理执行案件442件，标的2374.53万元，执结164件，未执结案件占62.9%（包括部分执行、中止、终结的案件）；执行标的人民币789.7万元，尚有1534万元未能执行，未能执行标的占66.7％【1】以三门法院为例，2004年执行收案数为1104件，加上2003的旧存未执结案515件，共应执行案件计1619件。虽然全年执结案件共1468件，执结率达90.67%，但是执结案件中以程序性终结和再执行凭证方式结案的就有382件，占执结案件的26.02%，新收案件执结865件，执结率只有78.49%。【2】包括在讲座上周法官所在的东莞市人民法院在内，可以说无论哪个法院都不能避免这样那样的“执行难”的问题。

周法官在讲座上说了不少亲历的，或者同事工作中碰到的“执法难”的事件。在听到某些被执行人如何刻意刁难执行人员的事情，或者法院内部工作的不协调等等后，同学们都发出哄堂大笑。但是我随即又明白，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执法情形，并非夸张的描述，这正是当前中国执行法律判决所面临的困境。可以说，人民法院在个案执行中遇到抗拒、阻碍、干扰执行的问题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有的肆意撕毁法院的查封令、扣押令，擅自处置被执行的财产；有的恶意串通，搞假破产、假抵押，逃避债务；有的将法院依法扣押被执行人财产当作“抢劫”案件处理，或者重复查封、扣押、冻结法院执行的标的物，划拨法院冻结的款项；有的具有法定协助执行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不配合、不协助、刁难执行，甚至为当事人通风报信，帮助当事人藏匿、转移财产；有的暴力抗拒执行，殴打、围攻、非法关押甚至杀害执行人员等等。【3】综上所述，执行难的表现主要可以概括以下几种：

一、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二、一些部门、单位、个人不协助执行，甚至阻碍执行。

三、法院之间的配合、协助不力，甚至发生“内讧”。

律师们引用法律、互相辩驳，法官在庭上居中裁判、不偏不倚，这些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画面，这些是法治社会应有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把目光投向那些实际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和人们的生活关系更加密切，非法律专业人士更容易从这些问题上面去看待我国的法律制度。只要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我们就不能说我们已经成功地建设了法治社会。

关于“执行难”的原因，目前尚未有形成统一的观点，而且因为各个地方情况不同，所以也很难形成一个适用全国范围的观点，我通过阅读相关资料，发现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一、“法院本身不守法”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法院本身、法院工作人员对法律就不够尊重，不够严谨，无法在人们中树立威信，自然不能顺利执行法院判决，具体体现在：

（一）、有法不依。某些法院执行过程中，往往从自身的利益考虑，乐于看地方行政官员的脸色行事。把地方行政官员的一个电话、一张纸条、谈话中的小小的暗示都能当成执法行动的指南，把实现地方行政官员的意图，置于体现法律至上的原则之上，没有完全考虑法律的规定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这些原因自然造成了“执行难”。【4】

（二）、执法不严。既然法律赋予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执行的权力，并为之提供了相应的法律强制手段，不但有财产冻结、划拨等强制权；修改后的刑法也规定了对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的，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这更加体现出法治的威严。在具体执行中反映出来的“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查、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执行难的现象，有哪些法院依法让制造执行难题的被执行人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又有哪些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的被执行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执法环境差”的说法：

这种观点指出，执行难，难在它是全社会的共同问题却由法院唱独角戏；难在制度不健全，机构太简单；难在力量薄弱、人员偏少、装备匮乏、资金短缺；难在手段简单、措施薄弱；难在队伍不稳定，素质待提高；难在工作方式方法未能尽善尽美。【5】其具体体现在：

（一）“执行难”不仅仅是法院所面临的问题，更是全社会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执行体制尚有待完善，执行机构尚有待充实扩大，联动保障机制还显弱化。

（三）执行手段还显单一。目前法律支撑的强制措施还显薄弱，不足以控制、限制、震慑拒不履行法律生效文书的当事人。

（四）执行力量薄弱，人员偏少，资金不足，装备老化，硬件保障难以到位，尚不能适应和保障执行工作的良性运转。

（五）执行工作队伍还不太稳定，执行人员的素质还有待于提高。

（六）片面注重调撤诉率的提升导致矛盾纠纷无法得到实质化解。

造成“执行难”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有识之士都在努力寻找一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而“强制执行”所有途径里都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经过深入的总结、分析和研究表明，要解决“执行难”问题，至少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形成共识。

首先，强制执行是形成法治社会的不可愈越的阶段。在一个法治社会，人们都具有较高的法律意识，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人人都应该而且必须遵守。解决各类纠纷求助于法律的公正裁决，对生效的裁决自觉地履行，因而，不必再求助法院强制执行。从这个意义上看，强制执行制度与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紧密相关，强制执行的案件越多，反映一国的法治水平越低。反之，强制执行的案件越少，就反映一国的法治水平越高。在一个法治国家，法院的绝大多数判决及法律文书能得到自动履行，需要强制执行的案件为数很少，从事强制执行的人员也自然不多；相反，如果有很多的专门人员为强制执行而奔忙，那么这个国家的法制状况就令人担忧。【6】现在，我国就是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各级人民法院的专门执行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专门的执行人员从少到多，执行装备从弱到强，各种投入越来越大，但实际的执行效果却与人们的主观努力相距甚远，这种情况表明我国正处在强制执行高峰期，解决“执行难”的根本出路在于我国法制水平的提升和法治社会的、健全和发展。这个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就决定了解决执行难问题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其次，强制执行与司法行为有密切联系，是司法机关实施的一种行为。从本质上讲，强制执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行为。从国际实践看，强制执行并非完全由法院实施，如英、美国家是由地方司法行政官员负责执行，在德国是由独立于法院的执行员执行，而在法国、日本等国则是由执行员与法院分工共同执行。另外，强制执行不是解决争议的行为，而是当事人间就其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后，所实施的实现债权人债权的行为。在执行的内容上看，强制执行不具备司法行为的解决争议的特征。再者，执行行为无论是依当事人申请而开始，还是依职权开始，都不能证明强制执行是司法行为。【7】以上分析表明，强制执行不是一种解决争议的行为，并且不一定完全由法院实施，说明强制执行与严格意义上的司法行为不同。但是强制执行仍然与司法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某些方面也有一定的司法行为属性。正因为强制执行中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司法行为，因而在所有国家中，包括英美法系国家都需要有法院对执行程序的控制，法院至少需要对执行中发生的争议享有唯一的裁判权。因此，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执行工作的现状，仍然必须坚持法院实施强制执行，保障审判与执行的高度统一，提高案件办理工作效率，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

再次，在强制执行高峰期，做好该项工作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为强制执行立法，即制定强制执行法。强制执行法是关于执行机关实施执行行为程序的法律规范，其内容包括：执行机关的组织、权限，执行当事人的能力、资格，执行措施的种类、适用程序和执行程序的开始、结束等。在本质上强制执行法是公法，是规定国家机关的组织及其运用执行措施的程序的法律。强制执行法又是运用于国家辖区内所有公民、法人及一般事项的普通法律。强制执行法是程序法，它是关于实现当事人已确定的民事权利的程序的法规。强制执行法还是强行法，即其规定执行机构，执行措施都必须执行，不许依当事人的意见而变更。当然强制执行法的效力在国内，因而又是国内法。强制执行法的性质要求制定该法时必须体现以下指导思想或原则。第一，当事人不平等主义。指债权人与债务人地位不平等，双方的权利义务有差别。执行的目的就是为迫使债务人履行义务，迅速实现债权人的权利；第二，当事人申请主义为主，职权进行主义为辅的原则；第三，分配主义原则，这是在同时有数个无法定优先权的债权人，而债务人的财产又不能全部清偿所有债权时，清偿债权的方法；第四，不再查封原则，即对于已开始实施强制执行的债务人财产，其他债权人不得再申请采取查封等强制执行措施；第五，属地原则，等等。制定强制执行法还要明确强制执行法的对人的效力、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我国现行的有关强制执行的规范性规定，主要是民事诉讼法有关执行程序部分，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及其他有关规定，显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强制执行工作的需求，因此，加快强制执行立法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最后，就是严格执法。强制执行法是双刃剑，一方面它规范和约束法院的强制执行工作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即所谓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也要追究其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就是保证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得以执行，保障法院的正常活动不受干扰和阻挠。在这里不存在因不懂法“法盲”而不执行法院的判决、裁定的问题，所有不执行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都是对法律的藐视，一切同执行工作相对抗的行为都是对法律和国家的挑战，因而都必须受到法律的追究，罚当其罪，严惩不贷，而不是简单地说服、教育，更不存在任何宽容和迁就，以致放纵。国家应动用其权威和力量全力以赴地保障法院强制执行的推行，既使在某些方面、某些时期付出一点代价，也在所不惜。我们坚信有立法基础，又有国家政权的支持，法院的强制执行工作就有了根本保障，解决“执行难”也就不是什么“难”的问题，强制执行工作定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参考文献：

【1】倪家文 任水庆：《对法院执行难问题的调查》 【2】莫启荣：《当前法院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 【3】莫启荣：《当前法院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 【4】王继学：《法院“执行难”，难在哪里？》 【5】王猛：《关于当前执行难问题的思考》 【6】陶庆：《当前执行难原因 及对策的研究》 【7】陶庆：《当前执行难原因 及对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