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伤逝》

第一篇：有关《伤逝》

有关《伤逝》

一直都不是很热衷于鲁迅的作品，一半是因为他写的太好了，读起来压力大；一半是因为他写的太难懂了，读起来不通。这次迫于论文的压力，我只好硬着头皮拿起鲁迅的作品集开始读。在浏览目录的时候，我被“伤逝”这个题目吸引住了。以前就听说过这篇文章，因为她是鲁迅唯一一篇以青年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

第一遍读完《伤逝》后，觉得心里很郁闷，觉得涓生非常狠心，觉得很同情子君，除此之外没什么别的感受。

又第二遍读《伤逝》。之前先上网搜索了一些关于当时的背景和鲁迅的情况，当时正值“五四”年代，恋爱和婚姻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问题，鲁迅此时正处于和许广平的热恋中，或许他把自己和许广平的恋爱感受写进了文章中来，不过这仅仅是我个人的主观猜测。我的想法一经提出便立即遭到了室友的反对，文中子君与涓生冲破家庭阻拦私自结合，到后来迫于生活压力而分开，甚至是结束生命，这一系列的情节就鲁迅而言是不曾体验过的，所以有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基础，我大致上认为是空想出来的。

又第三遍读《伤逝》。这次我注意到了几个方面。其一，小说通篇是以第一人称“我”即涓生的角度进行叙述的，这倒也符合小说的副标题——“涓生的手记”，而对于女主角子君，她的话语描写却是少之又少，只有“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我们„„”“没有什么，什么也没有”“是的。但是，„„涓生，我觉得你近来很两样了。可是的？你，你老实告诉我”这样简单的四句话，不得不让人产生疑惑，作者这样安排有何意义？其二，小说多次描写了子君的眼色，“孩子一般的眼色”，文中对于子君的心理活动和对话描写不多，但却对子君的眼色进行了多次呈现，这又是何意？其三，这也是我最想知道的一点，当涓生决绝地说出“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此时此刻的他真的不再爱子君了吗？他们义无反顾地结合，最终难道就以一句“我已经不爱你了”而宣告终结了吗？其四，子君和涓生会走到这一步，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当时的社会，还是他们自己的原因？

对于提出的几点疑惑，自己又好好地思考了一下，也翻了翻书，查了查网上的评价。针对第一个问题，我想以《伤逝》的小说结构，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特别的，整篇文章就像是一个人在面前细细絮絮地诉说、忏悔，还时不时的抹眼泪。涓生就是这样一个诉说者，从头到尾不断的在诉说，也或许是作者让他这样说的，毕竟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隐含了作者的身影。那鲁迅为什么只让涓生不断地诉说，而不让子君有更多的说话机会呢？我想这也许和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有关吧。就算是到今天，到21世纪，我觉得中国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男尊女卑的思想，时至今日，男权仍然在中国占有强有力的地位，更别提那个还在摸索前进的“五四”年代。当时，对于爱情和婚姻这个敏感的话题，虽然女人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和自主，但是有资格为自由恋爱和婚姻讲话、为社会制造舆论的人还是男人。女人们不会没有想法，也不会闭口不言，但是群众最终能听间的声音，莫过于像涓生这样男人们的声音。这样想来，对于子君的少言寡语也是可以理解的。鲁迅刻意不让子君说话，而把说话的机会都给了涓生，大概也有这里面的原因，那些在“五四”年代刚刚解放思想的年轻人，尤其是男人，涓生的诉说中也包含了许多他们对于自由恋爱和婚姻的想法吧。

针对第二个问题，我仔细数了一下，小说中用“孩子般的眼色”来形容子君的共有5处（包括用“稚气”形容的）。第一处是在两人搬到吉兆胡同之前，还在破屋子里住的时候，涓生不断地说，子君只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就如文中所说，此时的子君“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对于涓生所说的和自己所做的、所要面对的一切，充满了期待和憧憬，这大概也是恋爱中的女子对幸福和美好爱情的向往。我想这时子君眼里的稚气是纯粹的。第二处是同居几个月后，子君在面对涓生的求爱和回想自己和涓生的幸福片段时表现出来的，此时的两人俨然如蜜月期，虽然子君“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仍然能够体会她眼里的稚气是纯粹的。第三处是两人已经搬到吉兆胡同，并且生活出现危机，冷战持续进行时。涓生的冷漠，子君间或温暖的神情，“眼里忽而又发出久已不见的稚气的光来”，我想这时的稚气已经不纯粹了，里面已经夹杂了生活的艰难和涓生的不满所带来的痛苦。第四处是涓生说出自己已经不爱子君的时候，“瞬间便又苏生，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样的时候，子君眼里的稚气仍然没有去尽。第五处是二人分开后，涓生独自一人想着子君，“灰黄的脸，睁了孩子气的眼睛”。一直到两人分手，子君也没有摆脱自己身上的“孩子气”，也许这就暗示了她是个悲剧人物，眼里的稚气决定了她对待爱情的态度是盲目纯真的，即使面对生活的压力、旁人的指指点点，甚至是涓生的不满，子君始终没有真正从旧思想里摆脱出来，缺少对生活的冲劲，只是沉溺于爱情之中，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行不通的。

针对第三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涓生是爱子君的，连他自己也说“我爱子君”。整篇文章读下来，并没有叙述两个私自结合的年轻人之间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没有山盟海誓，没有卿卿我我，似乎一切都发生的非常平淡，或许平平淡淡才是真吧。子君是真爱涓生的，她开始为他操持家务，还卖掉了自己唯一的首饰，只为了给自己的窝“加入一点股份”。而涓生也慢慢适应了两人的生活，和子君一起养油鸡、养叭儿狗阿随，一起度过“宁静而幸福的夜”。可惜再高的山顶也有它急转直下的一面，蜜月期已过，两人之间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涓生对子君的不满和冷漠日益增多，油鸡、阿随都成为两人之间不合的标志。子君面对这即将冷却的爱情，既没有反思反省，也没有据理力争，她只是默默深受着，默默守着心理最后一道防线，直到涓生喊出那句“我已经不爱你了”，这最后一道心理防线轰然倒塌。子君本来就是因为爱才和涓生结合的，现在既然没有爱了，那么结合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所以她选择了离开，也许是永远的离开。可怜这两个人，匆匆为了爱而在一起，在一起之后发现自己其实还没有学会如何去爱。

有人说真正打败爱情的不是任何人的阻挠，而是现实。曾经看过这样一篇文章，同样是一对年轻男女，在不顾家庭反对的情况下携手私奔，然而仅仅一年后，两人归来，并且形同陌路，爱意不再，而导致分手的原因竟然是女孩不满男孩总是把马桶圈尿的湿乎乎的。只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现实，就能使得曾经美好的爱情一去不回。同理可得子君和涓生的悲剧。都说“距离产生美”，当距离不再，是否美亦不再？涓生仅仅用三个星期的时间就“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之后不满情绪渐渐高涨，满屋堆砌的碗碟、弥漫的油烟也成为他冷漠的接口。面对日益压迫的现实，涓生甚至开始反感子君倾注全力的操持家务。而子君呢，和涓生一起后，似乎渐渐淡忘了自己还有生存这一任务，每天也只是做饭、饲鸡、喂狗，“连看书和散步的时间也没有了”，起初那个果敢、进步的子君仿佛不复存在，现在的她只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或许她认为自己所追求的已经达到了，所以才止步不前，从此沉溺于生活琐事。这样一来，涓生对于子君的好感也是岌岌可危，他最欣赏的就是子君的反抗与上进，既然这两样已经没有了，那么他对子君的欣赏也逐渐没有了。曾经炽热的相爱在历经现实的磨练之后终究归于平实，子君和涓生也在这熙熙攘攘的世间擦肩而过。

读完《伤逝》，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果然是“伤”，为子君伤，为涓生伤，为爱情伤。只是亡者已然逝去，那留在活人心目中的“伤”是否能够逝去？何时才能逝去？都说时间是治疗创伤最好的药，但愿那些受伤的人能在岁月的流逝中做到真正的“伤逝”！

第二篇：《伤逝》

《伤逝》：质疑现代女性解放神话

一.“娜拉出走”与鲁迅的质疑

大家大概会记得茅盾在论及《彷徨》(涓生是他的重要论据)时说过的一段话：‚《彷徨》呢，则是在于作者目击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的‘分化’，一方面毕露了妥协性，又一方面正在‘转变’，革命的力量需要有人领导!然而曾被‘新文化运动’所唤醒的青年知识分子则又如何呢? ——在这样的追问下，产生了《彷徨》。‛

如果剥离茅盾论述中社会学层面的阶段论色彩，不难看出他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彷徨》所寓示的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现代性理念内在矛盾的反思：启蒙者“转变”了，启蒙的价值理想失落了，被唤醒者不是如子君死于“无爱的人间”，就如涓生那样陷于无地彷徨的“虚空”。这是因为“铁屋子”的万难毁坏? 或是启蒙理想的内在缺陷? 许多当代学者也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点，比如汪晖在《反抗绝望：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中论及《伤逝》时写道：“爱情、觉醒这类‘希望’因素乃是先觉者得以自立并据以批判社会生活的基点，恰恰在‘希望’自身的现实伸延中遭到怀疑。这种怀疑很可能不是指向新的价值理想本身，而是指向这一价值理想的现实承担者自身：‘我’真的是一个无所畏惧的觉醒者抑或只是一个在幻想中存在的觉醒者?!因此，觉醒自身或许只是一种‘虚空’?!在这里，‘绝望’的证实也绝不仅仅是‘希望’的失落，不仅仅是爱情的灭，而且包含了对‘觉醒’本体的忧虑。”但是，汪晖在准确地指出了《伤逝》蕴涵的对觉醒本体的忧虑的同时，却令人遗憾地将《伤逝》包孕的对新的价值理想的怀疑排除了自己的视界。他从生命哲学的层面开掘《伤逝》的形而上意义和现代性体验时，却遮蔽了它们的历史内涵及其价值谱系。对《伤逝》终极价值意义的揭示，往往沦为普泛的人生体验，从而丧失了历史维度和现实旨归。如果沿着他们的研究继续往前，联系鲁迅走出“铁屋子”的犹疑，质疑和反思“娜拉出走”这样一个现代性的女性解放神话，就成为它的一个重要价值旨向。

1.娜拉形象：“我只对我自己负有神圣的责任”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20世纪初已开始，到20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一段时期内达到高潮。其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扮演了至为关键的角色。1918年，胡适翻译易卜生《玩偶之家》，娜拉随之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成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象征。按照当时流行的理解，一个中国娜拉对自己的基本责任就是应该有爱的权利。【比如凌淑华的《酒后》中她的形象】

然而，当时“女性解放”这一现代性价值理念的虚妄性、乌托邦色彩和男性中心主义的诱惑性，并没有被充分清醒地给予认识到。鲁迅在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发表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以出走后的娜拉“不是堕落，便是回来”的悲惨境遇，向这一现代性价值理念及其推行者、实践者提出深刻质疑：倘若没有强大有力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的保障，觉醒者娜拉经不住物质、现实和众数的沉重压力与打击，最终结果只能是要么回去、要么堕落。

他早在1920年所写的《头发的故事》里，借主人公N先生之口，尖锐质疑“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诸多现代性价值理念的虚妄性和乌托邦色彩：‚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痛苦一生世!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因而，可以说，在1925年9月创作《伤逝》，以寓言化的小说境遇意识，形象化地展现“娜拉出走”这一现代性命题的幻想性特征和乌托邦色彩。因此《伤逝》不仅是写新一代知识者的精神追求和现实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还是写娜拉们的出走充其量是一种时髦的姿

态和浪漫的实验。“娜拉出走”只预设了“爱”这一至善至美的虚拟目标，却导致子君们死于“无爱的人间”。正如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发出的颇为矛盾和虚无的警告：‚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警醒他。‛《伤逝》所展现的“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的生命体验，恰恰是对一切乐观主义的人生期待的深刻怀疑，是对现实的无可希望或绝望状态的证实，从而也是对“娜拉出走”这一现代性命题虚妄性的深刻反省。

二.对男性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的批判

鲁迅在《伤逝》“真实”与“虚空”的对立紧张的矛盾叙事和结构中，还看到了男性价值世界在制造“娜拉出走”这一历史乐观主义女性神话中所起的助纣为虐的作用，看到了男性中心主义文化霸权对它的终极价值目标釜底抽薪的势能。

从性别文化的视角解读《伤逝》者不乏其人。认为鲁迅在营造《伤逝》的现实环境的同时，显示了男女性别意识的差异、以及理想与沟通的困惑；或者认为其悲剧是“新时代难以避免的两性悲剧”，两性危机是人性的普在；还有人认为，其叙事本身呈现强烈的“男性中心化”倾向，认为“叙事者涓生的叙事话语忏悔抒情基础的虚伪，与其说是他的人格或个人品质，毋宁说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虚伪，隐含作者所以从主观的性别关怀滑入客观的性别歧视，可说是男性中心文化所具有巨大的命运般的历史无意识力量施逞威风的结果。”这后一种见解在发掘《伤逝》“男性中心化”的历史倾向时，却将批判矛头指向了创作主体。

詹明信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分析了鲁迅小说的民族寓言性质：‚第三世界文化中的寓言性质，讲述关于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时最终包含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的经验的艰难叙述。‛《伤逝》正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在展现“娜拉出走”这一现代性民族精神、民族性格集体体验的虚妄性特征时，更是集中而深刻展现了它的男性中心文化的霸权性和引诱性，展现了它对女性这一历来受压抑群体的本体性漠视，以至古老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借助它而获得了现代性面具。

在《伤逝》的寓言世界中，涓生正是“娜拉出走”这一现代性价值理念的化身和推行者。无论是在会馆还是在吉兆胡同的小南屋，他始终是两人世界的中心。涓生始终视子君为他“启蒙”的对象，自认为自己的爱情追求和人生的要义是现代的，将子君置于被动和被赐予的位置：“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相。当我指给他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

缚。”当子君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时，涓生竟然将这一私人化的爱情表态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在涓生眼中，子君是“稚气”的、“未脱尽旧思想”的，不是“无法可施”的。然而这个现代爱情的启蒙者与追求者，将自以为是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子君时，预先设想的那些居高临下的男性爱情攻略在爱情爆发的时刻竞毫无用处，“在慌张中，身不由己地竞用了电影上见的方法了。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恧，但在记忆上却偏只有这一点永远留遗，至今还如暗室的孤灯一般，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涓生的形象和姿态，深刻体现了启蒙主义现代性理念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色彩，以及它对“娜拉出走”这一现代理念所持有的双重价值标准。

男性文化霸权主义对子君们的双重价值标准的支点，具体体现为涓生两个冠冕堂皇和自欺欺人的借口：“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恰恰体现了自私、虚伪、卑鄙的男性文化道德。然而当“外来的打击”

悄然来临，他竞痛心“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将怨艾洒向子君：“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当他以“真实”和“空虚”的灵魂肉搏掩盖男性的虚伪和卑怯，以“无爱”为理由逼走子君时，竞“心地有些轻松，舒展了，想到旅费，并且嘘一口气。”他向“新的生路”跨出的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或者说只求得自己的心理安慰。所以，自从涓生这一形象诞生以来，就遭到有识之士的猛烈批判，尽管他们尚未意识到男权中心主义文化对“娜拉出走”所代表的现代性理念终极价值目标的解构作用。【始乱终弃？】

作为“娜拉出走”这一现代性观念的提倡者和受益者象征的涓生，实际上是男性文化符号的化身，代表着这一现代性价值理念众多解构之维中的重要一维——男性中心主义文化的霸权。正是涓生眼中“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的子君，代表着对“娜拉出走”这一现代性价值理念终极目标的追求。换句话说，爱情不过是涓生预设的一个诱引子君的神话而已。庐隐的作品中就经常出现欺诈与受害的主题：初出茅庐的娜拉式少女们因为对爱情的幻想，在男人主宰的社会中陷入“自由恋爱”的圈套，她们起初的叛逆往往沦为堕落，在这一理念和自以为这一理念神圣无比的“理想家”那里，他们也如“涓生”那样将“子君”置于被解放的位置。他们明知女性是一个弱势群体，却很少考虑这一弱势群体的特殊要求。这恰恰体现了这一现代价值理念在当时历史境遇中的内在歧视性。它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普遍主义的文化观念。它往往打着解放的旗号将男性的意志强加给女性，并按照自己的模式将女性塑造成没有自己本质的他者，以普遍主义的价值观遮蔽特殊群体的独异性。造成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控制。

子君在涓生说出心中的“无爱”之后，她的不出走并非不可能。她的出走似乎满足了涓生的“无爱”，但她追求的是至情至爱，对她来说，没至爱，毋宁死。这是对涓生所表征的男性霸权虚伪、卑怯与自私的蔑视。当“爱”的神话破灭后，伟大的、坚忍的、圣洁的子君没有选择“堕落”，也没有认同“回去”，而是选择了“死”的抗争。

茅盾在评论《伤逝》时，以他杰出的艺术感知力敏锐地觉察到了“娜拉出走”这一现代价值观念及实践形式对弱势女性群体特殊要求的忽视：“比起涓生来，我觉得子君尤其可爱。她的温婉，她的女性的忍耐，勇敢和坚决，使你觉得她更可爱。她的沉默多愁善感的性格，使她没有女友，当涓生到局办事后，她该是如何的寂寞呵，所以她爱动物，油鸡和叭儿狗便成了她白天寂寞时的良伴。然而这种委婉的悲哀的女性心理，似乎涓生并不能了解。”其实正是涓生所表征的男性中心主义霸权文化，一面向娜拉们预约了黄金世界的出现，一面又忽视女性群体的特殊要求，没有意识到支持娜拉们出走及生存的支点只有一个纯净的“爱”，然而正是“浪漫爱情为男性提供了一个任其玩弄感情的手段，„„对浪漫感情的认可于双方都有利，因为这往往是女性克服加于其身的更为强有力的性压制的唯一条件。”同时，也恰恰是男性中心主义霸权文化对女性的排斥和压抑，轻而易举地击碎了娜拉们的“爱”。

正是鲁迅以他博大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对女性的无比尊重与同情和冷静而清醒的现代理智，在《伤逝》中以寓言形式一针见血地指出：娜拉们面对的“无爱人间”不仅是寓指黑暗的社会，而且也是寓指鼓动她们出走的现代性价值理念的男性中心主义权利空间。“娜拉出走”这一现代性价值理念的乌托邦幻想引诱娜拉们出走，可是这一观念的男性中心主义霸权与黑暗社会合谋，宰制和压抑着娜拉们到达至善至美的爱的彼岸。

第三篇：伤逝评析

《伤逝》评析

《伤逝》是鲁迅先生发表的唯一一部反映青年男女爱情的小说，鲁迅将这一对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放置在“五四运动”退潮后封建思想依然禁锢着社会大众的背景中，描写两个觉醒的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在这样黑暗的环境中追求恋爱的自由，但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压迫下，最终以悲剧收场的故事。

《伤逝》这篇小说，是一个悲剧，原本相爱的涓生与子君，终究没能走到最后。他们凭借着精神上的契合以飞蛾扑火的姿态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希望在这个由他们构建的小家庭中寻找慰藉。精神上的共鸣是他们生活的唯一支撑，可是在社会和生活的双重压迫下，两个人都产生了变化，都暴露出了性格上的弱点，子君原先的勇气在一点一点消磨，涓生很失望，对着子君竟也带上了虚伪的面具。以至于他们连最初的精神交流也中断了，这似乎在无形中预示着，涓生与子君走到了尽头。对生活的绝望也将子君逼上了绝路，留给涓生的，只有无尽的悔恨和悲哀。

在爱情中，双方应该怎样做，才能让爱情获得圆满和永恒，从鲁迅先生在这篇悲剧小说里所表达出的观点，给了人们很多思考和指导。

第一，个性解放和勇敢追求是获得爱情的思想基础和前提条件。“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坚定地喊出了这一口号，她原是一个封建家庭的小姐，受父亲和胞叔的严格管教，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喊出这样的口号，说明她的思想已经获得了一定的解放，鲁迅先生对此也是予以肯定的。可是，她的这点觉悟似乎只是因爱而生，是爱情给予了她勇气，让她勇敢起来，但如果没有爱情，她断是没有这层觉悟的，在破屋里，涓生像一个教育者，“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她不好意思看雪莱半身像，涓生也感觉得到她还没有完全摆脱旧思想的束缚。所以，从开头就可以感受到，这段爱情的悲剧色彩，当他们的激情被日常生活冲淡，爱情渐渐淡去，子君这个依靠爱情存在的人物，也是以悲剧收场。

第二，经济条件是爱情成长的物质基础，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爱是有条件的，只有牛奶是不够的。涓生和子君的在封建社会里追求恋爱自由，与当时的社会制度产生了矛盾，他们虽然同居了，在一起了，却没有理想中的甜蜜，子君与家人断绝了联系，她的叔子不认她这个侄女了，涓生觉得走在街上，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他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他们很困难的才找到栖身之所，涓生又丢掉了工作，生活失去了依靠，爱情也渐渐岌岌可危，子君在这样的日子里也产生了变化，变胖了，变世俗了，除了操劳家务，已经没有时间读书散步，这一切冲击他们爱情的原因，便是经济原因，而导致他们产生经济危机的源头，便是那愚昧的封建社会，人们愚昧的思想，不能容忍恋爱自由，假使把涓生和子君放到现代社会，我相信，生活下去是不成问题。所以要维持爱情，必须有经济基础，要想取得经济权，就必须推翻愚昧落后的社会，取得社会解放。

第三，爱情必须保持新鲜。人生活在社会中，人的感情是会变的，无论是朝哪个方向改变。所以，爱也是会变的，要想让爱往好的方向不断发展，人就要学会在爱里面成长，保持爱的新鲜。小说中，涓生与子君同居后，在生活的压迫下，两人的性格弱点慢慢的暴露了。涓生觉得子君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子君对于这空虚却并未自觉。不仅外表偏向世俗化，并且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她养鸡，养狗，做家务，与小官太太暗斗，不再思考生活还需要什么以及生活的问题处在了哪里，与一般的市井妇人已没有区别，此时，涓生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站在子君的角度，涓生也与以前相比两样了，他对子君带上了面具，虚伪了，他让子君决然舍去，说已经不爱她了，以此告终，结束他们勇敢的爱情。

第四，爱情是平等的。主人公追求爱情，追求平等，但是从开始，两人就是不平等的。一开始，子君便是抱着一种崇拜的态度来对待涓生，她以好奇的稚气的目光仰望侃侃而谈的男主人公；涓生向她表白，求婚，她有惊喜，同时也有怀疑，有惶恐，如同心中可望而不可即的偶像忽然之间与自己靠的太近般无所适从；他们去租房子，子君卖掉自己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想入一点股份，想追求到一点平衡、平等。自始自终，涓生都处于主导地位，子君依附着他活着，没有想过改变过这一现状，这旧式的夫妻模式对于受“五四”思想影响的人来说，是不能持久的。

这篇小说，语言不想鲁迅先生以往的小说语言那么犀利，柔和一些的语言更能表达爱情的美，同时也更能表达悲凉的情绪，但并不影响他的讽喻性，深刻的揭露黑暗的社会给青年人带来的伤害。

这篇小说创作于1925年，在《孤独者》完成的第四天，鲁迅先生与许广平确定恋人关系的第二天，鲁便完成了这篇小说，虽然鲁迅曾在非正式场合否定涓生与子君的形象来源于他的生活，但是仍可以感受到小说中反映的困惑、矛盾，与当时他的生活有密切联系。鲁迅先生也受过封建思想的伤害，他的第一段婚姻完全有名无实。鲁迅与许广平勇敢的在一起，也被迫离开北京，生活困窘，他把自己已经遇到的和可能遇到的困难在小说里展现的淋漓尽致，与小说不同的是，许广平甘心为鲁迅洗衣做饭，同时也不忘自己的追其，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一起奋斗，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

鲁迅先生是一个真正有远见的人，在当时许多作家一味鼓吹男女平等，恋爱自由的时候，在一般作家写男女未得到爱情苦苦挣扎的时候，他的《伤逝》重在于把沉溺在爱情中的男女引领出来，王子和公主的结合都不一定会得到幸福，更何况是受封建礼教束缚的人们呢，所以，鲁迅引领青年人在追求爱情过后，更要思索爱情的真谛和生活的内涵，要把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结合在一起，才能有真正的恋爱自由。

鲁迅先生提出来的观点，深刻揭露了腐败、封闭的社会，指出了人性的弱点，正确的指引青年人，要大胆的追求，而不是盲目的追求，不要在盲目的追求中迷失了方向而沉溺于爱情当中，同时要承担起社会的责任，把个人和社会结合起来，解决了国民和社会的根本问题，才能获得个人的权利、利益，社会解放，才能得到个性的解放，这不仅是对当时黑暗的社会有指导意义，同样值得现代社会的人们去思考，不要只容纳小家，也要把大家放在心中，有大家，才有小家。

第四篇：《伤逝》论文

鲁迅作品研究2015 从《伤逝》看妇女解放的虚妄性

摘要：《伤逝》是鲁迅唯一的一部反映爱情故事的小说。它叙述的是发生在新旧文化冲突年代的爱情故事，塑造了典型的时代女性的形象，反映了封建文化还是在社会上根深蒂固的情况。《伤逝》所描写的情况不是年代的缩影，它是一直都存在着的和我们一起活着的东西，鲁迅仿佛看到了中国人的本性。这篇文章将从《伤逝》出发去研究那个年代提出的妇女解放（主要是胡适等在“五四运动”时提出的“个性解放”）的虚妄性，并将其与毛泽东的妇女解放理论对比来具体说明。

关键词：鲁迅；《伤逝》；“个性解放”；毛泽东妇女解放理论；

引言：罗家伦说:“‘什么叫妇女解放?’就是因为世界上可怜的妇女, 受了历史上社会上种种的束缚, 变成了男人的附属品——奴隶——现在要打开这种束缚, 使她们从‘附属品’的地位, 变成‘人’的地位;使她们做人, 做她们自己的人。”[1]

封建社会妇女的地位问题：研究妇女的解放我们就要来看看封建社会的妇女的地位。尽管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胡适都意识到了妇女解放的重要性，但是不同解决方法带来不同结果，我们要理解毛泽东成功的原因就要去追根溯源去看看古代封建社会的妇女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妇女地位的改变主要和儒家文化在中国成为主流文化有莫大的关系。直到今天我们还深受其影响，比如现在的道德准则、礼法。封建社会的妇女，可以说没有任何地位，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任人宰割。她们不但不能拥有和男子一样的社会地位，还要担负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封建中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将她们紧紧围住。如在封建社会中妇女没有婚姻的权利，都以买卖和包办婚姻，父母之命不可不从，丈夫死了只能守寡，担负着一辈子的屈辱。改嫁就是失节，在这个社会中她将永远都不能被他们所容纳，连作牛作马的权利都没有了。

我们先看看古籍的有关说法,东汉女学者班昭著《女诫》七篇系统地阐扬男尊女卑的观念、夫为妻纲的道理及三从之道、四德之仪，从此男尊女卑观念深入全社会，广泛表现在观念形态及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给妇女带来深重的压迫、歧视及无穷的痛苦，如“夫有再娶之义，妇夫二适之父，故曰夫者天也；” “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斋告先君，明当主继祭祀也。”[2]（也就是说让她睡在床下面，将织布用的瓦砖给她当玩具，（男子则是睡在床上，将卿大夫用的圭璋给他当玩具）并将生女之事斋告宗庙。睡在床下，表明女子应当卑下柔弱，时时以谦卑的态度待人；玩弄瓦砖，表明女子应当亲自劳作、不辞辛苦；斋告先祖，表明女子应当准备酒食，帮助夫君祭祀。）。我们可以看出，这影响中国社会2000多年的理论给妇女带来了多大的摧害，男尊女卑的思想决定了妇女在那样一个社会永远无法出头，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就是在封建社会影响还存在的新旧文化冲突中生存的妇女形象。我们来看下子君身上的封建社会残留，“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3]子君的微笑就是古代社会女子应该的表现，而“不好意思”更是封建文化的残留。可见当时在“五四运动”后封建思想仍然残留，妇女解放要面临的仍然是2000年来的封建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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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品研究2015

“个性解放”：个性解放是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最重要的人文精神之一。作为对中世纪封建神权的反叛, 个性解放不仅催生了资产阶级意识并使之日臻成熟, 而且引导着新兴资产阶级走向阶级的独立与自由。个性 解放的核心是人本主义, 是人作为一个自然人与生物人的确立, 是人的独立意识的萌生与自我意识的苏醒, 是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追求与实现, 是人在整个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中个人地位的确认。伴随着西方文明的传播和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人本主义” 等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开始传入中国, 并逐渐成为冲击封建专制政治思想的潮流。然而,“个性解放”真正成为一个时代主题, 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实事求是地说, 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 仍然处在专制统治之下。鲁迅小说中的那个年代的妇女解放思想的核心是“个性解放”。“个性解放”主要就是由胡适等新文化人士提出的，具体就是包括形体和精神两个方面：形体上，女性不应被视为玩物而加上种种缠足、束胸、穿耳等要求，这是女子解放的初步；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解放，要破除旧的压制妇女的伦理道德观念，如女子不可为后嗣论、女子责在间内说和男友有别“防闲道德沦”。就是说“个性解放”在说明从妇女本身去解决妇女解放的问题。让妇女知道平等，自由等词的含义，从而解放妇女。我们可以从那个时代的许多新文化运动者的身上看到这样类似的话语，比如胡适的“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独立之女子”。他认为解决妇女问题的先决条件，是要使人类社会添一倍的“人”，并不单是造就贤妻良母。他认为中国妇女都朝着“贤妻良母”方向发展，缺乏自由独立的思想，还不能说是完全独立的“人”；贤妻良母只是狭隘的家庭观，对推动社会的发展意义有限，社会的进步，每个人都有平等参与的权利，留美七年，胡适在美国所接受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他与不少人格独立又极有思想的女性朋友的交往，使他在“如何对待女人”这个问题上，有了更开阔的认识。新文化人注意到妇女问题的并非胡适一人，李大钊、鲁迅、陶孟和都是胡适“同一战壕的战友”，但李大钊谈的只是节烈问题，鲁迅谈的只是女子参政的问题，陶孟和则着重从社会问题的角度讨论妇女问题，只有胡适是从人的解放、“个性解放”这一最为普遍的意义上讨论女子问题，是与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精神、人文精神 最协调的一种立场。如果说，前者关注的是妇女当下的处境，并致力解救处于困境中的妇女，那么胡适的妇女解放论除了立足于当下解放，还展望了未来，放眼于妇女自立、自强的新人格的建成，为困境中的中国女子指出了一条解放之路。

李大钊曾经看到过中国的现状:“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 所谓纲常, 所谓名教, 所谓礼义, 哪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 哪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 哪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封建伦理道德“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 而“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就是要革除这种束缚个性发展、抑制自主人格的封建礼教,“社会上种种解放运动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 是打破父权(家长)专制的运动, 是打破夫权(家长)专制的运动, 是打破男子专制社会的运动, 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夫主义、顺夫主义、贱女主义的运动”。他还说:“一切解放的基础, 都在精神解放”,“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大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 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 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 去发展他们的个性, 享有他们的权利”, 认为文明人的标准就是“务使环境听命于我, 不使我听命于环境”。并断言:“人类的二分之一, 女性的身心被摧残、才智受压抑、人格被剥夺的社会, 是畸形的、‘半身不遂’的社会。”、“没有妇女平权的社会, 就将是一个‘半身不遂’的社会。我很盼望不要因为世界上有我们中国, 就让这新世纪的世界文明仍然是‘半身不遂’的文明。”[4] “个性解放”强调的是妇女自己主动地加入社会事件去努力实现自己解放自己。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的原因及这个观点的局限性，“个性解放”没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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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我们将把子君结合实际去详述，对比得出具体原因。由于妇女解放的成功必须要谈到毛泽东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经过实践证明，毛泽东的理论是正确的。所以下面把毛泽东的妇女解放和“五四”妇女解放理论（“个性解放”）对比，找出“五四”妇女解放理论的不足之处。

1、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

这是妇女解放不能成功的最大原因。妇女解放不是社会解放，单纯的妇女解放不能实现，也不会长久。１９１９年１１月，长沙青年女子赵五贞被父母强迫出嫁，反抗无效，在迎亲花轿中用剃头刀割破喉管自杀。此事发生后，毛泽东在１２天半内连续发表９篇文章，指出婚姻问题是个社会问题，赵五贞之死根源于社会，并号召人们向吃人的旧社会发动进攻。这里，赵的死说明她追求的是解放，但是也恰恰说明了旧社会的可怕。如果不能完成旧社会的改造，一切的解放都是空谈，都是不稳定的。实现阶级解放和社会发展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妇女运动必须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毛泽东指出，“劳动妇女的解放，与整个阶级胜利是分不开的。只有阶级的胜利，妇女才能解放。”妇女解放运动是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来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5]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解除了妇女深受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使得妇女和男子一样，获得了历史性的解放。实践证明了妇女解放没了社会解放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

2、妇女经济独立 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子君是完全没有经济独立能力的，或许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感觉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可是放在当时就是那么正常。没有经济独立的妇女谈何解放？经济不能独立就意味着不能独立生存，这是妇女解放的实际问题。尽管在“个性解放”中也提到了经济独立的问题，可是经济独立不是空谈可以解决的。首先，我们知道男子的劳动能力是大于女子的，这让男子在进行社会生产的时候会比女子占有优势，而且，在那个年代适合女子的工作很少。

就这样去谈女子经济独立是不可能实现的。且不说工厂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抉择，就是工资公平的问题都可能得不到保障。所以，必须要使用某些手段去为女子经济独立做铺垫。比如，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立了妇联等组织，并颁布了相应的法律，这样国家就从基本上肯定了妇女的地位，为她们的经济独立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经济独立还有个方面就是让妇女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国家建设，从相夫教子中解脱出来，只有真正接触到这些工作才能开阔视野，才能从实际解决经济独立问题。妇女解放中国妇女与西方妇女的不同之一，在于西方妇女是在完成了由封建家庭向产业工人的转化之后，也就是在实现了与近代大工业的结合之后，才走向求平等的道路的。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妇女的大多数，仍生活在闭塞的农村，置身家庭四壁，为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所包围。因此，对中国妇女来讲，实现由国家奴隶向生产主人的转化，乃是男女平等的客观要求。因此，引导妇女走出家门，实现妇女与社会生产资料的结合，便成为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所以我国的妇女必须真正加入社会大生产中才能实现解放的目标。

说到这，我想你也注意到了。无论是妇女思想解放还是经济解放都没有脱离革命——去摆脱旧社会。可以说不能颠覆封建社会的阴影，就无法实现妇女解放。所以谈及妇女解放就要先解决基础的条件，就是要实现社会的全面解放。仅仅去谈“个性解放”是不可能有成果的，没有先决条件的铺垫，所成的都是海市蜃楼。

3、妇女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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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品研究2015 在此，我就谈谈毛泽东在这方面是如何做的。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毛泽东这样说“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现在打日本，要妇女参加，生产要妇女参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6]所以毛泽东一开始就肯定妇女的地位。然后在具体的社会组织上，毛泽东带头建立了妇联。并鼓励妇女积极参加国家建设。1956年10月，毛泽东在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曾指出“在中国，参加政府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妇女毕竟是少数„„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占17%。在北京、上海、天津三个中央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占20%。他认为提高妇女政治地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提出“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50%。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坏处。”在毛泽东以及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中国妇女运动曾实现了50年代县县都有女县长，乡乡都有女乡长的发展目标，促成了50年代妇女政治参与的高潮。妇女参与之深之广都使西方妇女羡慕。[7]毛泽东历来十分注意用法律的形式保障妇女的权益，在他主政期间，从土地法、婚姻法、劳动法、选举法到宪法，都明确规定了女子与男子均有平等的权利。于是，在全国政协等重要的国家机构都出现了我们广大妇女的身影。而“个性解放”不会接触到这些。若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和认知程度都足以担任政府机构人员，但是没有相应的政策、文件、法规保护妇女的参政，妇女又如何实现平等呢?

总结：“个性解放”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说社会条件的不稳定性，而是在于整个社会没有解放，矗立在其上的各种解放的目标都没有实现的可能，即使短期出现了一定的成果也只能说是昙花一现不会长久的。毛泽东的理论取得成功是其进行了彻底的革命，将旧社会推翻，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妇女有了能解放的条件，再加上毛泽东对于妇女解放工作的重视，所以妇女解放得以实现。不过，就现实社会的情况看，国民的思想中关于儒家妇女思想的成分还是存在的。我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真的能实现中华另一半天的完全解放。我们不能说某种思想的正确与否，只能看到和实际社会情况结合的某种理论的诞生，“个性解放”思想在没有毛泽东这个革命者出现的时候也是能改善女性社会地位的比较好的方法。好的思想总是在各种思想出现冲撞的时候体现出来的，不得不说，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和“个性解放”结合真正将中国妇女解放。

[1] 《妇女解放新潮》罗家伦 [2]《女诫》班昭 [3]《伤逝》鲁迅

[4]《李大钊选集》李大钊 人民出版社, 1959 [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毛泽东主席论妇女》

[7]《论毛泽东妇女观在中国妇女运动中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黄菊；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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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解读《伤逝》

解读《伤逝》

——《伤逝》到底写了些什么

《伤逝》是一篇及其独特的作品。之所以称其独特，是因为这是鲁迅先生所有作品中，最能反映鲁迅先生内心世界的作品。它的独特不仅在于它的气氛，还在于它的内容，《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以青年的婚恋为题材的情感类的小说，因此给人的感觉是独特的。

小说以男主人公涓生手记的形式通过倒叙以及插叙的手法呈现出来，虽无自我辩驳的特点，但有知识分子的自忏自省；另外，《伤逝》也充满了对人的生存困境的追问。《伤逝》存在着多层底蕴，如果只说它是写爱情故事本身及其意义的，我认为是不全面的。我们深挖下去，会发现作品中写了很多内容。

隐藏在绝望中的希望。鲁迅先生是冷峻的，一方面是由于他对害人者无情的揭示与批判，一方面也是对于被害者一种深深的冷笑。他冷笑浓浓的眉毛之下是一双深邃的眼睛，有一丝绝望在其中深藏。

对于害人者与被害者，他都看不到希望。在他笔下，被害者没有丝毫可以选择的余地，没有作与不作，只有悲凉的运命在等着他。没有选择，这就是他的冷峻。然而在《伤逝》中，我们发现了例外，原因在于涓生。涓生这个人物形象很有意思。在《伤逝》中涓生是害人者还是被害者？子君是被害者，虽然她也有自己的缺憾，但她被害者的地位是无疑的。但是涓生，从这场婚恋的角度看，他当然是被害者，但从他与子君的关系看，他又是害人者。正是这种身份的双重性与不确定性，使我们在《伤逝》中发现了在鲁迅作品中隐藏极深的绝望中的希望。

虽然有论者指出，如在《故乡》结尾，那一轮金黄的圆月的描述，同样也体现了鲁迅作品中绝望中的希望，是反抗绝望的表现。但这其中人为、虚幻的成分太重，即使鲁迅先生指着说：那是希望，我们也不会信。但《伤逝》中绝望中的希望却是无意的、自然的流露。涓生多次说到：“生活的路还很多”，这让我们到了真实的希望所在。知识分子的愧疚与自责。《伤逝》通篇是一种心理的记录，通过涓生的回忆，我们了解了故事的一切。通读全篇，我们一再读到涓生的愧疚，自责。与其他鲁迅小说不同的是，这种愧疚、自责，也可以看作是害人者的愧疚、自责。在文中涓生一再地述说，如果我不将真实说给子君，如果我有勇气负着虚伪的重担……子君便不会死。这就提供了种可能性。也就是说，虽然子君的死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丝可改变性。即，子君曾经有过可以生的希望，这就与孔乙己、祥林嫂有了根本的不同。虽然细小，但那沉沉的害人者所组成的黑幕终于被撕裂了一个小口，里面透出一丝光亮。

对涓生来言，所必须面对的自我审判是双重的：说出真话，使自己获得了真实，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了曾经给予自己以巨大的爱的她，让她独自承担面对真实所必须付给的代价，这自然应该受到道德、良心的谴责；而同时提出的，是自己是否有负着虚伪的重担也即独自承担虚伪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勇气？而现在必须面对的事实，却是自己在这两个方面都是卑怯者，而且必须承受惩罚：为摆脱空虚选择了真实，却换来了更大的空虚。

这就是说，无论说与不说，选择真实还是说谎，同样逃避不了虚空，并且都要付出道德和良心的沉重代价。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子君的命运是悲剧性的，而涓生的处境却具有荒诞的意味。虚空或绝望不仅是一种外部的情境，而且就是主人公自身；他的任何选择因而都是虚空与绝望的。这种虚空与绝望是内在于人的无可逃脱的道德责任或犯罪感，也就是说，困惑是存在于人的存在本身的。

人生困境中的人的困惑。我们必须注意到《伤逝》的写作时间，是1925年10月。这时于鲁迅来说，并不是平常的时期。如果说他写作《彷徨》的1924年-1926年，是他苦闷、彷徨、失落的时期的话，那么，写作《伤逝》的时候，也正是这种情绪达到顶点的时候。这之前的一段时间，先是和周作人的兄弟失和，又大病了一场。8月，他又被教育部解聘，整个夏季，他都抽烟、喝酒很多。可以说，此时的鲁迅，也正在思索他自己未来的道路。何去何从，从他周围的环境，他看不到他的去路，他彷徨。以他的习惯，他只能埋头著作，以稍解苦闷。关注自身的命运占了先，因此他写知识分子的情感。而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候，鲁迅先生才来余暇以严肃认真地审视自身，来寻找自己可以摆脱困境的方法。很显然，在作品中，他加入了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他对社会已经绝望，但他对自己身列其中的知识没有绝望，也不敢绝望。因此他注入了一丝希望。这也就是《伤逝》这类作品之所以写于此时的内在原因。之前之后，他都再没有写过此类的作品，这一丝的光亮迅即地被他冷峻的面容所遮掩。写涓生，就是在写鲁迅先生他自己。只是鲁迅先生巧妙的用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来打了一个漂亮的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