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界会议长征途中的一次重要会议

第一篇：俄界会议长征途中的一次重要会议

俄界会议长征途中的一次重要会议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两个关键。长征亲历者、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写道：“整个长征，我觉得有两个关键：一个是上面说的遵义会议，另一个是红

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正确地开展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的斗争。没有这场斗争的胜利，就没有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以后我们党在西安事变时就起不了那么大的政治作用，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也不可能很快就打开那么大的局面。”俄界会议就是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对最终战胜张国焘的右倾分裂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主张西进

红军一、四方面军的分裂是长征途中最严重的事件，制造分裂的罪魁祸首就是张国焘。

1935年6月，历尽千辛万苦的红一方面军在雪山脚下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会师时，中央红军还剩两万多，人困马乏，枪支弹药很少，衣着也不整齐。而红四方面军号称十万人，实际战斗人员是八万多人，兵强马壮，是三支主力红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张国焘因此产生了非分之念。他在四方面军的高级军官会议上攻击周恩来，攻击朱德，甚至公开否定遵义会议，说什么遵义会议不能算，我是政治局委员，我没有参加，要重新开会。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写道：四方面军是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是党的财富，但张国焘却把它看成个人的资本，瞧不起穿得破破烂烂的中央红军，瞧不起党中央。

红一、四军会师后，热烈气氛还没有消散，在战略方针上两方就发生了分歧。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却主张西进。张国焘主张西进有两方面原因。其一，经验主义作祟。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受挫，不得不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向西突围。英勇的红四方面军转战三千里，屡历险境终于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不但保存了有生力量，而且在川北站稳脚跟，开辟川陕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张国焘却由此得出错误的经验：向西进军，向人烟稀少的地区进军，就能成功。其二，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张国焘认为主力红军已经退出原有根据地，很难恢复元气。革命处在低潮，应该躲开敌人，主动到川西和西康地区保存实力，休养生息。然而，川康地区人口稀少，粮食困难，深山穷谷，地形不利，缺少回旋余地，难以发展。不仅如此，在全国抗日救亡的热潮迅速高涨的形势下，共产党和红军若龟缩在西康地区肯定很难成大气候。张国焘的西进主张是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表现。

针对张国焘的错误，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还在两军会合的前夕，毛泽东就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通过电报进行了讨论，两军会合之后更是大力宣传北上方针。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发言：

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

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

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

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

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两河口会议经过三天讨论，通过北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也勉强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

6月28日，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此后，为了使更多的人的支持与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几乎逢会必讲北上。

“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拥兵自重，政治野心毕露，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党和夺权活动：如策动川陕省委向中央“建议”以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取代周恩来为红军总政委，要中央批准四方面军的九名干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提拔新干部”、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为借口，步步紧逼，向党要权。

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党中央同意对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给予适当的安排。6月2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不久，毛泽东和党中央征求张国焘的意见，请他到中央来负责党的工作。张国焘表示不愿意，说没有那个意思，实际上他是要抓军权，要改组军委。朱德总司令是不能变的，周恩来本着相忍为党的精神，主动提出把总政委的职位让给他。

7月18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会议同意将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中革军委当天发出通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21日，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兼参谋长。然而，张国焘仍不满意。红一方面军的一些干部也不能理解毛泽东的良苦用心，不愿意这么迁就张国焘。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这么两件事：一件是在两河口会议上，博古等几个同志不讲方法和策略，挖苦张国焘的西进主张是“麻雀飞进阴沟里，进得去出不来”，只有死路一条。自以为资格老又有实力的张国焘一下就跳起来，气势汹汹地质问：你说我是麻雀，你博古懂得什么？你把中央苏区这么大块根据地都丢掉了；你们打了败仗，不能说要由李德负责，他是外国人，你们都要负责。另一件是张闻天写了一篇叫《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内容是阐述行动方针的，说北上是正确路线，南下川康没有出路。文章还没有念完，陈昌浩就拍桌子大骂，话说得非常粗鲁，还说你要是敢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发动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来斗你。闻天同志虽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为了避免冲突，还是把文章抽了下来。

8月下旬，中央和张国焘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也不出席。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写道：毛主席后来多次对我们说：张国焘那时找个肚子疼的借口，躲在四方面军的后勤部，不到会，实际上是躲会、逃会。他有什么意见，中央派周恩来同志去问他，再把中央的意见带给他。周恩来竟成了联络员。恩来同志后来说过：同张国焘那时的关系，就好像延安时代同蒋介石的关系差不多。政治局会议这样开法在党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所以毛主席说：同张国焘的斗争，实际上是在党内搞“统一战线”。

对于张国焘的错误，毛泽东出于团结的目的，不断地进行批评帮助。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再次强调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的决议》，重申北上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针对张国焘军阀主义，会议强调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决议还指出，在红军中必须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错误。

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针对张国焘坚持西进青海、宁夏和新疆的主张，补充决定指出：“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央教育和各方压力下，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了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但当部队到达阿坝地区后，他自恃控制武装力量，拒不服从中央关于北上的命令，顽固地坚持其退却路线，甚至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9月9日晚，毛泽东同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和病中的周恩来等人召开了紧急会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并保障中央的安全，会议决定连夜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同时，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严肃地指出：“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出发北上前，发布毛泽东写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粮食缺乏，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通过。“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可是张国焘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率左路军和右路军一部重过草地。两大主力红军就此分裂。

俄界会议上公开批判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

红一、四方面军分裂后，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一部继续北上，由川北进入甘南。1935年9月11日，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到达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这是一个很小的藏族山寨，只有十来间房子。9月1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藏民居住的一个临时棚子里召开。当地藏民用干牛粪作燃料，所以棚子里壁上贴满了牛粪饼子，所以与会者管它叫“牛屎房子”。当年红军从四川带来的翻译误将“高吉”读为“俄界”，政治局作会议记录的同志便将“俄界”记下了，由此，在高吉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将错就错地成了“俄界会议”。

俄界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史料记载，当时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何凯丰、刘少奇、邓发7人。列席会议的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李维汉、李德（共产国际顾问）、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青等。会上，毛泽东做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首先强调必须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毛泽东说：张国焘反对中央这个方针，主张向南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团也拉上这条绝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破坏，使一、四方面军不能共同北上，因此一方面军主力之一、三军团应该单独北上。

俄界会议召开之际，正是中国革命最困难之时：已经分道扬镳的红一、四方面军能否再次会师，什么时候会师，都是未知数；与红二方面军早已失去联系，不能指望互相援助；当时还不知道陕北红军的存在；毛泽东、党中央所能指挥的部队仅有8000多人。

根据新情况，必须提出新的方针。毛泽东指出，红军总的方针是北上，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严重削弱了北上红军的实力，在目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一、三军团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从地形、敌情、居民等各方面条件看，实现这个新方针，无疑是可能的。毛泽东历来主张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尚不知陕北有红军与根据地的情况下，依据一、四方面军分开后的新情况，改变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无疑符合客观实际的。

张闻天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新方针，他指出：我们目前战略方针改变了，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力量是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改变。在陕甘创新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是较少可能，所以目前战略方针，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关系。

俄界会议公开批判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改变了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确定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对于克服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与军阀主义，保证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贯彻实施，有着重大的意义。历史，把这场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转折点定格在了川甘交界处的一个古老的村寨里。

“我们需要团结，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部迅速北上，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进入甘肃南部的小镇哈达铺。在那里，毛泽东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当天，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到陕北去。27日，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会议还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错误。由于张国焘与党中央的分歧己经无法弥合，对张国焘的批评、教育、挽救又不见成效，因此只能与之作坚决斗争，揭露和批判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指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中央曾作出过北上的决议，中央常委决定了向北发展的方针。张国焘反对这个方针。中央同张国焘作过许多斗争，但没有结果。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到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关系到右路军中一方面军干部的安全，我们还要尽力争取四方面军北上。

与会者同意毛泽东的报告，纷纷发言，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退却主义、军阀主义和分裂党、分裂红军错误，指出：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方针，是给胡宗南吓怕了，完全丧失了建立根据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我们同张国焘的分歧，不仅是战略方针的分歧，而且是两条路线的分歧。在讨论中，许多人义愤填膺，杨尚昆和叶剑英等甚至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则有更深的考虑，他说：“还是希望他们出来。你们这样就做绝了，开除了张的党籍，后面没有文章可做了。要知道，他虽然已经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了，但还控制着四方面军啊。”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指出：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将来可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并再次强调：“我们需要团结，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会议还决定将北上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并成立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五人团，这就大大加强了党对红军的直接领导，从组织上保证了长征的胜利完成。毛泽东当时指出：“特别是有中央直接领导我们，这是我们胜利的保证”。会议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报告正式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揭露和批判张国焘逃跑主义错误，指出“张国焘错误的严重性和与之展开斗争的必要性”，“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为了教育并挽救张国焘，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并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决定》仍称张国焘为“同志”，也没有给他什么处分，并且规定“这一决定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没在党内传达。《决定》为以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最后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给张国焘重新回到革命队伍留下希望。

第二篇：毛泽东长征途中四次“落泪”

毛泽东长征途中四次“落泪”

一代伟人毛泽东意志如钢，平时不轻易流泪。即便爱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他也未在公开场合落泪。然而，在那漫漫长征路上，毛泽东却数次流下了滚滚热泪。

（一）乌江南岸，毛泽东挥泪送衣给“干人”

1934年年底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主力损失过半。在危急时刻，毛泽东力挽狂澜，指挥主力红军避实击虚，向敌人兵力空虚的贵州开进。

红军进入贵州后发现这里的穷人分外贫困，被形象地称为“干人”，因为他们的血汗已被各种苛捐杂税榨得一干二净。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到处都是向他们求乞的“干人”。这些“干人”一个个衣不蔽体，骨瘦如柴。此情此景震撼了每个红军指战员，许多人不禁掉下了眼泪。尽管湘江之战后，红军自身也很困难，但他们都倾其所有，解囊相助。

在红军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人们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子寒冬里仍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行进中的红军指战员们立即围了上来。此时，毛泽东从后面走来，见前面围着很多人，急忙问发公文有约编辑生了什么事。一位红军战士答道：“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前几天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她没有活路，只好和小孙子四处讨吃的，因为今天太冷，从早晨到现在还没有吃一点东西，又冻又饿，浑身没有力气，就跌倒在这里了。”听到这儿，毛泽东已是热泪盈眶。

他当即脱下身上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连同毛线衣一起送给老婆婆。他蹲下来，亲切地对这位绝望的老人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穿上毛线衣的老人感动地直点头，嘴里连声念叨：“红军，红军„„”领着她的小孙子，颤巍巍地走了。

望着老人远去的背影，毛泽东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他为中国的命运担忧，为中国革命的命运担忧，为红军的命运担忧。在不久后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中国革命开始扭转乾坤。

（二）云贵交界，毛泽东险失妻子贺子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不负众望，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再往前走，就将进入云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他的妻子贺子珍头上。

1935年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安排伤员隐蔽。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炸弹。贺子珍头上、胸脯上、臂膀上，到处鲜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经医生检查，发现她身上17处负伤。贺子珍苏醒后，对大家说：“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说完，又昏迷过去。

目睹此状，大家十分难过，特别是毛泽东专门派来负责照顾贺子珍的警卫员吴吉清焦急地问：“怎么办？怎么办？”战友们一面急忙把血泊中的贺子珍抬上担架，一面急派骑兵飞奔红军总部，通知毛泽东。

不一会，村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身披大衣、一脸风尘的毛泽东一跳下马，就快步走到贺子珍的身旁，弯下腰仔细端详着不省人事的妻子，拉着她的手连呼：“子珍！子珍！„„”想着爱妻在革命中经历的种种磨难，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统帅不禁轻轻捧着贺子珍的头，抽泣起来。

由于军情紧迫，为了尽快赶回总部，决策西进云南、北渡金沙的大计，他被迫告别了昏迷不醒的妻子，握别送行的战友，赶往总部。不久，数万人的红军即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巧渡金沙江，将数十万人的敌军远远地抛在了金沙江以南，彻底粉碎了蒋介石要将红军消灭在云贵高原的美梦。

（三）二郎山旁，毛泽东恸哭警卫班长胡昌保

毛泽东在指挥红军飞渡天险大渡河后，于1935年6月上旬的一天，亲率军委纵队翻越二郎山附近的甘竹山。他和警卫员一起艰难地往山上爬。途中，毛泽东不时地讲故事和笑话，逗得大家直笑。走到半山腰的开阔地时，他说：“歇歇脚吧！”说着，就在一块光溜溜的石头上坐了下来，大家也围着他坐下。

正在说笑之际，忽然，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胡昌保摆手示意大家停下。这时，大家才听清头顶上响起了嗡嗡的马达声，抬头一看，从东南方向来了几架敌机。毛泽东急忙让大家隐蔽，可来不及了。人们还没来得及跑开，敌机便俯冲下来，扔下了几颗炸弹。呼啸的炸弹成群落地开花，爆炸声震耳欲聋。其中一颗炸弹落在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眼疾手快的警卫班长胡昌保大喊一声“主席——”，随即猛地向毛泽东扑去，趁势将他推向一边。瞬间，毛泽东刚刚休息的地方腾起了烟柱。大家不顾一切地围了过来，只见胡昌保双眼紧闭，浑身是血，倒在地上。所幸毛泽东没有受伤。

满身尘土的毛泽东蹲在胡昌保身旁，一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一边轻轻地呼唤着：“小胡，昌保同志„„”在毛泽东的呼唤下，胡昌保缓缓地苏醒过来。他微微睁开双眼，看到毛主席就在身边，忙问：“主席，您受伤没有？”“没有，小胡，我很好！”胡昌保脸上露出放心的笑容。毛泽东连忙喊卫生员给胡昌保包扎。

“主席，我不行了„„还是留给„„”“昌保，你会好的！”毛泽东哽咽地说。

胡昌保躺在毛泽东的怀里，深情地望着他，说：“主席„„我不行了。我没有什么牵挂的，只是不能再给您当警卫员了。您要„„多保重！我不能跟着您„„到达目的地了！”他双眼充满了泪水，滴滴滚落下来。停了好一会，他又转过头，望着围在身旁的警卫班战友们，缓缓而吃力地说：“同志们，不要难过！你们替我保卫好主席吧！” “班长，请放心！我们一定尽职尽责，保卫好主席！” 胡昌保看着大家，然后慢慢地闭上眼睛，头一歪，倒在毛泽东怀中。“班长！班长！”任凭战友们怎样喊叫，却再也喊不醒他了。

毛泽东把胡昌保轻轻放下，叫人取来一条毛毯，盖在烈士遗体上。面对为保护自己而牺牲的战士，他再也抑制不住悲痛，泪水从宽公文 有约编辑阔的脸颊上不停地流下来。良久，毛泽东缓缓站起来，低下头，默默地站在烈士身旁，深情致哀。随后，他又吩咐战士们：“把他好好掩埋起来，在坟前立个牌子，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

大家遵照毛主席吩咐，噙着泪水，一锹锹地用土把胡昌保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接着，毛泽东又从战士手中接过锹，亲自为胡昌保的坟培土。当毛泽东告别长征路上这座亲手建立的新坟继续前进时，他还不时回头望望，怎么也舍不得这位从江西苏区就跟随着他的警卫班长。

（四）陕北吴起镇，毛泽东痛哭红军子弟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率先到达陕北吴起镇。为迎接新的伟大斗争，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走上讲台，首先看了看在座的红军将士们。目睹眼前这些衣衫褴褛、憔悴疲惫、面黄肌瘦的红军干部，他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流出了悲喜交加的泪水。他含泪说道：“我们虽然丢掉了中央根据地，遭到了失败，但到了陕北，毕竟还是胜利了！我们的队伍少了许多人，损失是惨重的。但走过来的同志经过千锤百炼，都是革命的种子！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前途是光明的。现在我们要从头做起！„„”

毛泽东是意志如钢的革命伟人，平时轻易不流泪，当着如此众多的人流泪还从来没有过，而这次，这么多红军干部看到了毛泽东这么伤心地流泪。

第三篇：一次重要会议的班主任经验交流发言

班主任经验交流演讲稿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 大家好！实话说在这里发言压力很大，不是怕大家犀利的眼神，主要是怕自己言行不一，没有 或者不能做到自己说的话。我不知道是哪个专家说，没有犯错的学生，只有犯错的老师，总感觉是站着说话不腰 疼。既然学生都没错了，哪里还需要教育呢？当 2 班班主任一年来，我最大感受是根本不是 我们教育学生，而是学生教育我们。他们通过成绩或者语言或者态度告诉我，我的方法不对 所以我得改。但是我也在不断告诉他们说他们的态度不对得改。所以学生是会犯错的，老师 有时候也犯错。就是在双方的力量博弈中，老师和学生都得到了进步，这就是教学相长吧。在做班主任的收获上，我主要有以下两个体会。

一、理顺师生以及教官与学生的关系。古语说，亲其师才能信其道。我第一天在 2 班组 织班会就被雷到了，我才说了一句话，下面 46 个女孩子嘀嘀咕咕说了十几句话来。文科班 啊，女孩子多，晚上在宿舍与教官吵架一吵就是半个小时以上，扣宿舍分解决不了问题，召 集吵架主力成员开会，我还没开口，主力成员们已经开开心心的聊到一边去了。苦口婆心的 大道理没用，晚上接着上演口水大战。课余对老师们，她们也是品头论足，有的学生上课就 光顾着照镜子。我说要拿麻袋来装没收的镜子，有的女生是收一块，她买一块。连续印了将近20 篇励志的文章和处理人际关系祝你成功的文章给他们，发现四分之一的文章被丢进了 垃圾桶，二分之一的文章被拿来做数学的草稿。我以为这些人没救了，都想着放弃呢，可是 奇迹发生了，一个半月之后，她们竟然大有改观，晚上不跟教官闹了，绝大部分科任老师反 映讲课很顺畅。早上能有一半同学 6 点 30 分之前能到教室读书。后来私下问他们怎么变规 矩了，她们说一半的人是因为怕我的，因为我不声不响的把一个女同学的桌子搬走了，而事 实是那个女同学退学了，忘了告诉他们。还有一半人真的是因为被那些文章感动了。

二、与级组紧密配合，充分运用级组的力量。有点细节不得不提，每次我叫学生家长 来都会提前跟李级长沟通，介绍学生的情况，家长来了之后，级长都会过来看看当面肯定我 班的成绩和班风，我这个小细节很重要，那就是很明确的告诉那个学生和家长，班级是没有 任何问题的，你有错就赶紧改。以前周一到周五我在学校的时候，请假的人很少。到了周末 一看到我不在办公室了就找级长还不忘了抱怨班主任咋又偷懒呢？有的学生还是蛮调皮的，明知道我在休息还要摆我一刀。级长会当学生面给我打电话问下情况

第四篇：重新整理 长征途中的感人小故事

第一个： 13岁的小姑娘

红军长征路上，发生了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我读过一个故事叫《一袋干粮》。它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被水冲走了。为了让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她坚持没告诉战友们，装成没事发生一样，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让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自愿地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让我们看到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大人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可她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沉默，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轻松地自己上路，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每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女孩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队伍的优良品质了。

第二个： 邓小平

一九四五年秋天，红军进入了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能吃饱呢？班长眼看着他们瘦了下去，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鱼跃出水面，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的鱼，喝上了鱼汤。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吃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第三个：张思德吃毒草救人的故事

部队进入草地后，由于环境、气候非常恶劣，使得草地行军十分艰难。而更要命的是缺衣少食，不少红军就因此长眠在了草地上。

眼看掉队、牺牲的同志越来越多，朱总司令令人将自己的坐骑也杀了，分给通信班、警卫班的同志做口粮，还向身边的同志发出了“尝百草”的号召，以使大家在茫茫草地上，寻找出一些无毒、可以食用的野菜、野草，渡过饥饿的难关。然而，要尝出一种能吃的野草、野菜，是要冒中毒的危险的。张思德在“尝百草”活动中，总是抢在他人之前。

据张显扬回忆：“有一回，部队在一片水草丰盛的沼泽旁宿营。一个小战士来到水塘旁，突然高兴地叫起来：„野萝卜！野萝卜！‟张思德过来一瞧，果然，离水塘不远的地方长着一丛丛野草，叶子绿，形状跟萝卜叶子差不多。那个小战士兴冲冲地跑过来，拔起一棵就往嘴里送。张思德忙赶上去。一把夺过来，先放到自己的嘴里，细细嚼了嚼，味道又甜又涩。不一会儿，张思德感到有些头晕脑胀，全身无力，紧接着，他肚子一阵绞痛，大口呕吐起来。他急忙对小战士说：„这草有毒，快，快告诉……‟没等把话说完，张思德就摔倒了，一时失去了知觉。半个多小时以后，张思德慢慢醒来，模模糊糊地看见小战士端着瓷缸蹲在跟前，他急忙说：„不要管我，快去告诉其他同志。‟”张思德就是这样把生的希望让给同志们，把牺牲的危险留给自己。很快，这件事被朱总司令知道了，他表扬了张思德。

第五篇：毛泽东长征途中的故事

毛泽东长征途中的故事

其一，长征初期，毛泽东为了党和红军的生存和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他不顾自己因患疟疾尚未康复身体，在长征途中对党内高级干部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大多数领导者支持正确意见。他同王稼样、张闻天等同志分析了当时中央领导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的军事指挥错误，改变行军方向，甩开了原来尾追和堵击的敌军，使红军在遵义得到了12天的休整时间，在遵义重新轻装和整编，扔掉了原来笨重的行李，精简了庞大的军委纵队和后方机关，补充了战斗部队。这就保证了后来红军能机动灵活地适应各种局面。在毛泽东等指挥下，红军在转战中灵活机动，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驰骋于川、黔、滇三省之间的广大地区，声东击西，忽南忽北，生龙活虎，所向披靡，四渡赤水河，巧妙地调动敌人，使敌军扑朔迷离，疲于奔命，招架不暇，被动挨打。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惊恐万分，急调滇军增援“保驾”。毛泽东指出。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滇军一被调出，红军乘虚奔袭云南，又佯攻昆明，使敌人削弱了金沙江的防备。这时，红军以一天走120里路的速度，又突然向北急进，摆脱敌军。5月上句，红军用七只小船，经过九天九夜，全部渡过金沙江。至此，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跳出了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长征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正当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四渡赤水，巧渡天堑金沙江，继续胜利前进的时候，林彪却散布流言蜚语，埋怨毛泽东在川、黔、慎地区实行的战略战术是走“弓背路”，“造成疲劳”，“拖垮部队”，说毛泽东“指挥不行”，要“撤换领导”，并且还给中央写了信。红军过金沙江到达会理后，5月12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同志看了林彪写给中央的信，严肃批评了林彪的错误。会上，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在这个时候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是必要的。红军抢渡金沙江成功，证明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他还建议红军迅速抢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革命根据地。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理会议后，红军进入川西大凉山彝族地区。为了顺利通过这个地区，在红军出发前，毛泽东派先遣队调查了彝族的风俗习惯，并对红军干部战士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红军进入彝族地区时，毛泽东带头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纪律。刘伯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率领先遣队广泛宣传和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还同彝族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执行歃血为盟。因此，使红军得到了彝族人民的信任和支援，顺利通过了大凉山彝族地区。

接着，毛泽东领导红军向大渡河安顺场挺进。安顺场是大渡河南岸的一个险要渡口。蒋介石知道红军要到安顺场时，猖狂叫嚣“要使共军成为石达开第二”。根据万分紧急的敌情，毛泽东和红军总部领导同志研究后，在擦罗场急令部队连夜向安顺场出发，并且命令每人携带两根毛竹，准备在大渡河架设浮桥过河使用。毛泽东带头执行命令，自己带了四根毛竹，还帮助身负重伤的战士和炊事员背枪、背米，顶风冒雨夜行军。在行军途中，毛泽东还给干部战士讲了当年石达开在安顺场渡河未成，全军覆灭的故事。强调说：“共产党人和红军是顶天立地的英雄，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他号召大家战胜强渡大渡河的困难，使蒋介石和四川军阀要把红军消灭在安顺场的幻想破灭。

为了抢在敌军援兵的前头，粉碎敌人前后夹击合围的阴谋，毛泽东和军委决定提前夺取大渡河的另一险要渡口沪定桥。于是，红军先遣队以一昼夜走240里路的急行军，赶到沪定桥，以22名战士组成突击队，冒着敌军的密集火力，攀着悬空的铁索桥，成功飞夺沪定桥，使中央红军胜利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红军强渡大渡河后，毛泽东率领部队翻越夹金山。这座山海拔四千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十分恶劣。当地群众把这座大雪山称作“神山”。毛泽东对干部战士风趣地说，“神山”不可怕，红军有志气，和“神山”比一比，一定要翻过去。他的话，给红军指战员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行军，毛泽东手拉木棍艰难地走着，坚持不骑马、不坐担架。有时警卫员想搀扶他一下，也被谢绝了。同志们劝他骑马，毛泽东微笑着说：“马，首先应该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多有一个同志爬过这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一份力量啊！”6月中旬，红军越过夹金山，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关于红军北上的战略方针，否定了张国焘的南下川康边境或西进青海、新疆的退却逃跑主张。会后，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接连翻过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仓德山等四座大雪山，于7月下旬到达四川毛儿盖地区。8月上旬，中共中央在沙窝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方针，具体阐明了到西北陕甘地区创建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有利条件，并强调党中央对红军的领导和红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批评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的错误，还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说服教育。为此，中央政治局于8月召开毛儿盖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阐明红军应向挑河以东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发展的方针，与会同志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当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根据敌情的重大变化，决定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经大草地北上甘南。

过草地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示红军，在毛儿盖等地筹备粮食，进行过草地的准备。红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广泛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守纪律，克服困难，用实际行动做了大量的感化工作，使藏族同胞不久就回来了。这时，毛泽东又指示干部战士积极帮助藏民收割成熟了的青稞麦子，组织革命政府等工作，毛泽东不仅指挥先头部队和殿后部队与敌人作战，而且还和红军干部战士一起割麦、打麦，并从一二十里以外背着几十斤青稞麦子回来。毛泽东和红军指战员们的言行，使藏族人民深受感动，纷纷前来慰问红军，支援红军。

8月21日，右路军在毛泽东等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进入大草地。毛泽东对先遣队的干部说：“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战胜敌军新的罪恶阴谋和进攻。”先遣队、右路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深人进行了过草地的政治动员，大家决心克服过草地的一切困难。毛泽东曾回忆说：“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有些同志吃野菜中毒牺牲了，不少同志因长期饥寒和重病，在草地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警卫班的戴天福，因患病体弱和爬雪山过草地太劳累牺牲了。毛泽东沉痛地对大家说：“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牺牲了。他们视死如归，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他们前进。这种精神一定会感动全国人民，感动全世界人民，来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这种正义事业是必定胜利的！”

毛泽东等人率领的右路军，经过六天六夜的艰苦行军，在8月下旬走出了草地到达巴西地区，并在这个地区消灭了敌军一个师。

9月初，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又重弹南下、西进的老调，擅自命令左路军回头南下。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毛泽东、周恩来等当晚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采取果断措施，连夜率领红一、三军团及中央纵队迅速脱离危险区，先行北上。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关于与红四方面军领导者张国焘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并通过了“关于处理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严肃批判了张国焘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此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还继续与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迫使他取消了伪中央，不得不同意北上。

俄界会议后，中央红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以连为单位上政治课，其中心内容是进入回族地区应遵守的纪律和注意事项。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红军得到了回、汉族地区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援，顺利越过了岷山，到达甘南的哈达铺。此时，蒋介石反动派又急忙调集二三十万大军，准备在渭水一线堵截红军北上。9月22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强调要慎重对付敌军，继续克服困难，同陕北红军会合，完成北上抗日计划。他还宣布中央决定将北上的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毛泽东为政委，彭德怀为总指挥。

哈达销会议后，毛泽东、彭德怀等指挥红军突破了敌军的涓水封锁线。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强调要保卫和扩大陕北根据地，担负起中国革命中心力量的任务。紧接着，毛泽东等人又指挥红军突破了几道封锁线，战胜了敌军四个骑兵团的追击，翻越六盘山高峰，终于在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同红十五军团会师，胜利结束了中央红军的长征。1936年7月甘孜会议后，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毛泽东闻讯后极为欣慰，多次去电报给予重要指示和鼓励，并及时派聂荣臻、左权率一方面军西征，接应二、四方面军。这样，使红一、二、四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震撼世界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全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