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发展史(资料)[精选合集]

第一篇：新疆发展史(资料)

新疆发展史

新疆，古称西域，意思是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一名称自汉代出现于我国史籍，一直沿用到清朝统一新疆，之后改称新疆。近代新疆各地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还在大约距今二三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天山南北各地，诸如哈密的三道岭、七角井、吐鲁番盆的阿斯塔那、乌鲁木齐县的柴窝堡，以及木垒、奇台、伊犁、库车、巴楚、且末、于阗、皮山等地都已出现人类祖先活动的遗迹，其石器型制、打刻技术以及共存的陶器色彩、花纹与我国甘肃、内蒙、宁夏等地相近。新疆位居东西交通孔道，历史上十分频繁的民族迁徒和交往，导致了新疆古代居民错综复杂的种系族属和民族关系。西域同中原地区的交往联系源远流长。很早以前，我国的丝及丝织品便中经西域远销南亚和欧洲，古希腊人称中国为“丝国”。沿此以往，这条横贯东西的贸易通道被后人统谓作“丝绸之路”。我国古史中对于西域地理历史的真实具体记载当始自汉代，同样也在汉代，中央政府在西域各地开始设置地方政府机构，所以，自汉代以后，西域便已是我国不分割的组成部分。我国古史中对于西域地理历史的真实具体记载当始自汉代，同样也在可汉代，中央政府在西域各地开始设置地方政府机构，所以，自汉代以后，西域便已是我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至西汉初年，天山南北各地社会经济已有很大发展。西汉王朝统一西域大业是从讨伐匈奴开始的。

匈奴是秦汉之际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活动的一个实力强盛的 游牧民族，初弱，后强盛。匈奴对北方地区，包括西域的统一管辖，结束了该地区长期以来诸游牧部落不相统属的分割局面，为后来全国性的统一局面形成创造了条件。汉武帝刘彻为了打败匈奴，巩固其统治，决定“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为此他先派张骞两度出使西域，以加强同西域诸地的联系，共同对付匈奴。张骞西使加深了中原地区对西域的了解，密切了两地之间政治、经济联系，扩大了汉朝在西 域诸地的政治影响，为汉朝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张骞 第一次出使西域后不久，公元前121年汉朝大将军霍去病大败驻牧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汉朝在此置武威、酒泉两郡（后改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从而切断了匈奴同氐、羌诸部的联系。尔后汉朝同乌孙的联盟使匈奴在西域更显孤立，公元前109年，汉军将领赵破奴等率部西征攻破楼兰、姑师等西域重镇。前102年，汉军攻破大宛城（今费尔干纳），汉朝在西域各国中的威望大增。翌年，汉朝在西域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统领之。使者校尉是汉朝政府设在西域的最早的地方官员。公元前60年，驻扎西域的日逐王贤掸降汉，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中央政府统属。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诸地自此成为我们统一多民族伟大祖国的组成部分。汉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了西域同中原地区的关系。

西汉末，外戚作乱，王莽篡权，内地政局不稳天山南北各地复陷入分裂割据状态。东汉初年，匈奴南下，重新统治了西域各地.公元73年，东汉王朝派遣大军攻伐北匈奴，其中汉将窦固、耿忠等率部出酒泉，于天山一带击败匈奴呼衍王部，占据伊吾（今哈密市）。同时，窦固部将、时任假司马的班超受命顺天山南麓西行收复失地，班超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家才干，在西域各地人民大力帮助下，南征北战，有力地稳定了西域的政治局势，后受封为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在任期间，还派甘英等人于公元97年出使大秦（东罗马帝国），其使团足迹曾抵达波斯湾，使东西方之间的交往联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汉时期，随着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传播，极大地带动促进了西域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西域的农作物胡麻、蚕豆、石榴、大蒜、葡萄、苜蓿等相继传入内地，被誉作“天马”的大宛马、乌孙马、各种毛皮也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进入到中原地区。同时，原地区的丝绸和丝织品也传入西域并经此西传欧洲。此外，伴随着屯田士兵而传入西域的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农业经验，如铁铧、铁锄等铁制农具及代田法，还有掘井技术和冶铁技术等。西域的手工业，如陶器制造，毛纺织品，玉石制造业技术工艺俱有相当高的水平。汉代新疆广泛流行汉朝的五铢钱，和田马钱以及安息银币等说明了该地区蓬勃发展的商业水平。现有的石窟壁画和大量的汉文记载都说明当时西域的音乐舞蹈艺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并给内地很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出现了社会大动荡和民族大融合的局面。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昌盛的时期。唐朝统一了西域，并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以及回鹘西迁，是这 一时期西域历史上的两件大事。北宋时期，西域存在着高昌回鹘王国、子阗王国、喀喇汉王朝三个并立的地方政权。到了南宋时期，于阗王国并入喀喇汗王朝，但又出现了西辽王朝。1206年，蒙古汗国建立，1271年改国号为元。蒙元时期西域大部分地区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明代，西域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明朝中叶，东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叶尔羌汗国。元、明两代，西域各族人民为保卫和开拓祖国边疆、繁荣西域经济、发展科学文化技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清代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发展的时期。

18世纪中叶，清朝先后平定了准噶尔贵族和大、小和卓的叛乱，统一了新疆，并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治理措施，这对于我国西北疆域的最后界定，新疆各主要民族及其分布格局的形成，以及新疆各民族之间、新疆与中原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与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771年，土尔扈特人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回归祖国。乾隆二十四年（1759）后，改称西域为“新疆”或“西域新疆”，清政府开始在新疆各地置官立府，行使中央政府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管辖治理。新疆与内地的军政体制基本一致，国家的统一局面得到进一步加强。1840年是中国近代社会的重要分界，鸦片战争以后，新疆和祖国其他地区一样，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新疆各族人民反地外国入侵，反对分裂以及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任务更为繁重。新疆同祖国的命运越来越密切。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大清王朝日益衰弱，中国领土主权遭到帝国主义的践踏。位处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更深受沙俄侵吞之害。沙 皇俄国在完成对西伯利亚的扩张之后，开始蚕食侵占我国领土。1860年到1851年前，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订》和《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由于清朝衰落，就连毗邻新疆的浩罕小国都有伺机吞并我国领土的野心。一些反动和卓打着“圣战”的旗号，攻城掠地，无恶不作，给新疆人民带来沉着灾难。沙俄又借口伊犁农民起义和阿古柏势力威胁到俄国安全，打着保护和代守的旗号，公然出兵占领伊犁。新疆面临为外国瓜分侵占的危险。清政府在经过一场所谓“海防和塞防密瓜”的争论之后，西北防务生新得到清统治者的关注和重视。光绪元年（1875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受令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清军入疆顺应历史潮流，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至光绪三年底，清军已陆续收复到天山南部诸地，阿古柏的侵略政权覆没。光绪七年二月，清政府使臣曾纪泽（曾国藩之子）经过与沙俄艰苦的谈判，几经周折，双方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条约议定次年沙俄军队撤出伊犁，中国以赔款和允许俄商在新疆贸易不纳税，俄国在嘉峪关和吐鲁番设领事作为代价。1882年，伊犁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光绪十年（1884年），清政府发布新疆建省上谕，刘锦棠被任命为首任新疆巡抚。将迪化直隶州升为府，新疆军政中心由伊犁移到乌鲁齐。实行以军府制为主体的多元性行政管理体制到单一郡县制的转换，使新疆行政建置与内地趋于一致。清朝对新疆的经营，无论是规木模和范围皆远胜从前历代，社会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发展。

1、屯田戍边，农垦 5 事业规模空前。

2、移民及人口增长。

3、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4、商业贸易有一定发展。

5、兴办各种文化教育事业。清王朝进入公元20世纪后，已是穷途末路，气数临近，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日益高涨。革命党人的足迹，也踏上新疆的土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不久，新疆革命党人刘先俊等人计划于迪化城策动起义。因叛徒出卖而失败。翌年，以杨缵绪、冯特民、李辅黄为首的革命党人在伊犁起义成功。宣告清朝在伊犁反动统治的结束。之后因清朝宣统皇帝退位，袁世凯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杨增新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革命党人妥协，资产阶级领导的伊犁起义失败。但伊犁起义作为新疆各族人在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发动的旨在推翻清王朝，埋葬封建专制制度的伟大革命斗争功不可没。伊犁起义还激发了新疆各族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热情和斗志。杨增新窃取伊犁起义成果，担任新疆都督后，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制造民族不合，推行愚民政策，镇压不同意见。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在统治新疆17年后，终于死于统治集团内讧。1928年，愚昧不堪的金树仁继新疆都督，社会**进一步加深。1933年末，金树仁被迫出逃。阴险狡诈的封建军阀盛世才接任都督，开始他长达10年之久的反动统治。1933年是新疆的多事之秋。以穆罕默德·伊敏为首的大突阙主义分子妄图分裂祖，破坏国家统一，但由于人心向北，几个月后就覆灭了。盛世才是一个典型的反动政客。摆出一付积极治理新疆的虚伪面孔，积极发展同苏联的联系，妄图利用苏联人的支持保持自 己“新疆王”的独裁地位。在一些进步青年的影响和苏联的帮助下，盛世才于1936年形成“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同盛世才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0月，盛世才同意我党在迪化成立八路军办事处，滕代远任主任。随后，党中央派遣了一百多位党员来疆工作。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工作取得的成就使盛世才十分不安，1939年有意制造磨擦，冷淡关系。1941年德国法西斯发动侵苏战争，盛世才错误估计形势，公开与苏联、中共彻底决裂。制造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捕杀中共党员，残酷杀害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中共党员，抛弃六大政策，投向国民党蒋介石。新疆沦入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后，各族人民生活日益恶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加尖锐。政治局势的恶化孕育了三区革命风暴。三区革命是在国内外形势影响下，在苏联的支持和进步知识分子领导下的新疆各族人民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1943年3月，国民党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各族人民捐献一万匹军马，交不出就按就出市场价格一倍的马价交现金。1944年8月，尼勒克县牧民首先发动反对“献马运动”的武装起义。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1945年初，革命军打败国民党。同年，三区民族军正式成立。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一天《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字。国内外和平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蒋介石派张治中到新疆同三区革命政府进行和平谈判。1946年1月，双方签订11项和平条款，根据条款规定，改组新疆省政府，成 立由三区革命代表、七区代表和国民党中央代表共同组成的新疆省联合政府，张治中任新疆省联合政府主席，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任副主席，阿巴索夫任副秘书长。纠正三区革命初期的一系列错误，抛弃了“东土耳其斯坦”的旗号，团结新疆各族人民，使革命走上正确轨道。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破坏和平。导致新疆省联合政府破裂。然而，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内战，并不能阻挡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步伐。1949年，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1949年秋，党中央派遣邓力群到伊犁与三区革命政府联系，三区革命政府涌跃响应。1949年9月，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分别通电起义，新疆宣告和平解放。接着王震将军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进驻新疆。1949年10月1日，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古代中亚的一个民族,存在于公元2世纪到5世纪.他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但是被波斯萨珊王朝和西突厥联手消灭

（一）乌孙：今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察布查尔锡伯县附近几县及现哈萨克斯坦部分。是当时乌孙国的属地，但绝大部分被沙俄侵占；

（二）龟兹：今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拜城县一带；

（三）焉耆：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回族自治县；

（四）于阗：今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市一带；

（五）若羌：在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东南、罗布泊西北一带；

（六）楼兰：在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的罗布荒漠中，后改国名为鄯善（与现在的吐鲁番地区的鄯善县有别），现仅存楼兰遗址；

（七）且末：在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西南，玄奘取经曾在此停留过；

（八）小宛：在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东、车尔臣河南岸，为西域36国中最小的国。

（九）戎卢：在今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南；

（十）纡弥：在今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东；

（十一）渠勒：在今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南；

（上述四国全部在今和田地区东部一带，均已被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淹没）

（十二）皮山：今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东南的藏桂乡附近，尚有汉时皮山古城废墟；

（十三）、西夜：在今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西南；

（十四）蒲犁：在今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东一带；

（十五）依耐：今新疆喀什地区英吉莎县东南；

（十六）疏勒：今新疆喀什地区疏勒县和喀什市；

（十七）莎车：今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后被于阗吞并；

（十八）尉头：今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和喀什地区巴楚县一带；

（十九）温宿：今新疆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和温宿县一带；

（二十）尉犁：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和尉犁县，后被焉耆吞并；

（二十一）姑墨：今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一带；

（二十二）卑陆：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以北一带；

（二十三）乌贪訾：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昌吉市以北一带；

（二十四）卑陆后国：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以东一带；

（二十五）单桓：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东北；

（二十六）蒲类：今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西北；

（二十七）蒲类后国：今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西北；

（二十八）西且弥：今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东南；

（二十九）东且弥：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以西；

（三十）劫国：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东北；

（三十一）狐胡：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吐鲁番市以北；

（三十二）山国：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东；

（三十三）车师前国：现新疆吐鲁番地区吐鲁番市交河故城；

（三十四）车师后国：现新疆乌鲁木齐市及附近地区；

（三十五）车师尉都国：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吐鲁番市东南；

（三十六）车师后城国：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周围。

此外，还有大宛、安息、大月氏、康居、浩罕、坎巨提、吉宾、乌弋山离等十几个小国为西域国家，现在中亚及阿富汗、印度等国境内

第二篇：心得体会 新疆发展史

心得体会

此次培训期间，首先非常感谢地委党校选配了最优秀的师资力量，他们在这几天的培训给我带来了不仅仅是专业课程上的指导，更是对心灵上的启迪和对未来职业生涯中的灯塔。除此之外，给我感触很深的还有老师们那渊博的知识和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而这些优秀的品质都将会给我未来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离开家乡到现在，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了实施“对口援疆计划”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感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实施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带来的实惠。中央决策层启动的对口援疆政策，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支援地域最广、所涉人口最多、资金投入最大、援助领域最全面的一次对口支援，也可以说是政府对我们的全面关怀。这一举措，彰显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新疆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和特殊关照，体现了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的民生情怀。

这次对口援疆的计划使我的人生变得更有意义，是这次契机让我再次走进了神圣的象牙塔，再次更新了脑中的旧思维理念，从而进一步清理了思想认识上的误区，从根源上解开了许多工作、学习、生活中的迷茫和疑惑，视野大大地拓宽了，看待问题也是从多层面和多角度了。正所谓：聆听的是智者的声音，感悟的是知识的力量，学到的是思想的精华。在学习期间，我尽可能通过网络媒体以及各类图书拓宽了知识面，从未提高了认识水平。我认为，认识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对自我的认识，认识到自身的不足，需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管理知识和职业素养。只有自身素质的提高和综合竞争能力的加强，才能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还认识到除了提高自身素质，更应该重视团队的力量。而这个观念是在不久前的一次以增强队伍凝聚力的活动中习得的。这次活动是我明白了，在一次优秀的团队中，每一个成员都是不可缺少的战斗力量。

新疆历史上曾是欧亚大陆交通和文明交往的通道，连接古代东西方文明的著名的“丝绸之路”从这里经过。特定的地理区位，使新疆历史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多民族并存与融合、多种文化兼容与并蓄的特色。自公元前1世纪起，新疆地区就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疆的发展与进步，是新疆各族人民高举民族团结大旗共同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政策的成功实践。

今天，新疆各族人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各族人民休戚与共、和睦相处、和谐发展，是新疆发展与进步的生命线。新疆各族人民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不动摇，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不动摇，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推进新疆的发展与进步。

美丽而富饶的新疆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是崇高的，守护与建设这片土地的新疆各族人民是伟大而光荣的。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关怀和支持，有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奋斗，伴随国家的发展与进步，新疆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中国近代以来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道路，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性飞跃，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没有完全搞清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体制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整个国家实现了由封闭停滞到蓬勃发展的历史性飞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把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统一起来。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准则，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就是保障全体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创造自己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历史主动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党始终不渝地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及时地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发展权利的保障和拓展是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体现，而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目的，就是保障和拓展人民群众的发展权利。这将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热情和创造活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不竭动力。

可以说，通过这次培训，切实的增长了知识，增强了工作自信，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了管理能力。除此之外，我从中还学到了很多新的思维方法。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要带着一颗感恩的心，要更加努力的学习。

第三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 前言

公元前60年新疆纳入中国版图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自汉唐以来，纵观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屯田定西域”是历代政权统一新疆、巩固边防的一项基本国策。历史证明，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屯田，西域就安定，丝绸之路就畅通，新疆就统一在祖国大家庭中；废了屯田，西域就发生**，丝绸之路就不通，就会产生分裂。但是，如何屯田，在历史上是有教训的。由于西域地处边疆，驻军少了稳定不住局势，驻军多了粮食和其他供给发生困难，于是有了屯田。汉唐时期主要是军屯，清康熙到乾隆年间军屯和民屯并举，以军屯带动民屯。没有民屯，军屯会发生困难；没有军屯，民屯根本站不住脚。

纵观新疆历史，可以得出一个规律：屯田兴，新疆宁，屯田废，新疆乱。屯垦能为戍边提供有效的经济保障，而戍边又为屯垦提供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二者结合形成了良性互动。新疆地区的屯田始于汉代，此后历代中央政权，都曾实施，并取得良好效果。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存在和发展，是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需要，是加强战备、巩固边防的需要，是繁荣新疆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而新疆地大物博，各族人民同心协力，也为生产建设兵团提供了开发和建设的有利条件。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之际，1949年9月25日、26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包尔汉通电和平起义，占全国国土六分之一的新疆和平解放。10月中旬，王震率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部及第2军（1953年3月撤销番号，军部整编为南疆军区）第2兵团的第6军(11月转隶第1兵团，1953年5月撤销番号，军部合编为西北军区空军)7万余人由甘肃省酒泉、玉门、安西地区分别以空运、车运和徒步向新疆进军，11月6日，第1兵团机关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与“三区民族军”（1.4万人，1950年1月10日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1954年撤销师番号，军部改编为伊犁军区）和在新疆起义的国民党部队（7万余人，1950年12月授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番号，1950年9月25日整编改造完毕授旗授印，1954年10月第22兵团番号撤销）胜利会师。11月6日，第1兵团机关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并于12月下旬兼新疆军区机关，截至1950年3月底，第六军进驻北疆哈密、吐鲁番、迪化、伊犁等地；第二军进驻南疆库尔勒、阿克苏、喀什、莎车、和阗等地接管政权，解放了新疆全境，并接管了千里边防，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天山、阿尔泰山和帕米尔高原。

1949年12月底，人民解放军全部基本进驻新疆指定布防区域后，坚决执行毛泽东主席“到新疆要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的指示，发扬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和工作队的光荣传统，选派4 000多名干部，同地方干部一起开展地方工作，接管和改造旧政权，发动和组织群众，维护社会治安，发展生产。1950年2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决定成立南疆、迪化和伊犁三个区党委。南疆区党委在喀什，由第二军党委兼任；迪化区党委由第六军党委兼任；伊犁区党委在伊宁，由第五军党委兼任。各师、团按照自己驻地区划，从1950年至1952年先后派出8 480余人（其中干部4 418人），组成工作队帮助各地建政。第二军第四师负责喀什专署、莎车专署以及各县建政工作；第五师负责阿克苏、和田两个专署的工作，师党委兼阿克苏地委，第十三团负责库车、沙雅、新和三县建政工作，第十四团负责温宿、拜城两县建政工作，第十五团负责和田专署及所辖七县的建政工作；第六师负责焉耆专署及所辖八县的建政工作。第六军第十六师负责哈密专署及所辖六县的建政工作，并抽调干部支援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建政工作；第十七师负责迪化专署的建政工作，第十七师第五十团负责伊犁专署及所辖七县的建政工作。所抽调的干部，开始以工作委员会的名义进行工作，以后则作为组建各级政权机构的干部基础。新疆和平解放后，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粮食问题，原美国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副领事马克南在离开新疆时，曾叫嚣：“共产党的军队好进不好出。我要亲自看到他们一个一个渴死、饿死、葬身于黄沙旷莽之中”。

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国共双方部队共17万多人，一年所需粮食10万吨。号称面积中国第一的新疆，却无力供应。当时新疆人均占有口粮不足200千克，除去地租、口粮和种子外，所剩无几。民生之凋敝，可见一斑。从内地调运或从苏联进口粮食，要么运费奇高，是粮价的8～10倍，要么必须动用大量的外汇。解放之初，军区后勤部每月都要派飞机赴京去运大量银元回来购粮。一次，军区后勤部长又去向周恩来总理要银元，总理签付后，神情凝重地说：“人民解放军要驻守边疆，保卫边疆，长期靠别人吃饭，自己不生产是不行的。” 可见，国家也是不堪重负。

为了动员全军开展大生产运动，从根本上解决粮饷问题。1949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针对新疆军区发布了《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外，应当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藉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建设”。还特别强调：“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而其重点，则在于以劳动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财富。因此，各军区首长，必须指导所属，从1950年起，实行参加生产建设工作，藉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节省一部分国家的开支。”

为了响应党中央关于部队参加生产建设的号召，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50年1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发布新产字第一号命令：“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不得有任何人站在劳动生产之外”，“全疆部队除担任祖国边防警卫和城市卫戍勤务外，必须发动11万人到开垦种地的农业生产战线上去”。要求当年“开荒种地4万公顷”，“部队生产须有长远打算，有计划地建设军垦农庄，号召各部队为发展农业生产，应大力兴修水利，以造福于人民”。《命令》颁布后，驻疆广大指战员在天山南北按师团布点，就地驻防，就地屯垦，迅速掀起了大生产运动。1950年共有11万军人投身到开荒屯垦的大生产运动中去，1951年 1月，新疆军区政治部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广泛深入地开展以“在边疆长期安家立业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教育运动”，号召全体指战员树立“屯垦军”、“劳动军”思想，“安家落户，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到1952年，新疆军区实现主副食全部自给，并建立一批军垦农场和一批工厂，奠定了新疆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的基础。

1952年2月中央军委发布《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号召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站在国防的最前线，经济建设的最前线，协同全国人民，为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继续奋斗！”，“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命令部队于1953年进行了整编，毛泽东主席在命令中称：“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当时，新疆军区的部队没有区分国防部队和建设部队，所有部队都一律参加生产建设，不利于巩固国防、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了更好地巩固国防、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国防建设与加强经济建设，必须把国防部队与建设部队区分开来，国防部队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国防，建设部队的基本任务是生产建设。1953年５月，新疆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命令，将驻新疆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国防部队统一整编为1个二级军区，2个三级军区，8个军分区，1个国防师和4个独立骑兵团，由第二军四师师部和第六军、第五军的部分步兵团合编为国防第四师驻南疆喀什，汽车第四团和独立汽车营编入国防部队；将第一兵团的第二军、第六军，由新疆民族军改编而成的第五军大部，以及第二十二兵团全部编入生产部队，其中第二十二兵团部暂保留国防部队序列，驻石河子，仍用原二十二兵团的番号来领导全疆包括二、五、六军的生产部队，整编后生产部队人数15万人，专门从事生产建设。为了管理生产部队，新疆军区成立生产管理部，生产部队的军政工作和后勤供应，分别由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负责，生产任务由军区生产管理部管理。1953年新疆军区编入生产部队的单位有：

第二军第五师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一师，驻阿克苏。

第二军第六师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二师，驻焉耆。

第五军第十四师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三师，驻伊犁。

第五军第十五师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四师，驻巩留。

第六军第十六师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五师，驻哈密。

第六军第十七师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六师，驻五家渠。

第二十二兵团第二十五师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七师，驻沙湾县炮台。

第二十二兵团第二十六师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八师，驻石河子。

第二十二兵团第二十七师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九师，驻焉耆。

第二十二兵团骑兵第七师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十师，驻绥来县（玛纳斯县）小李庄。

第二十二兵团骑兵第八师编为工一师，驻石河子。

师一级单位还有军区建筑工程处和军区运输处。并以第六师第十六团、骑兵第七师第二十团、第二军工程大队、骑兵第七师第二十一团分别编为建筑工程独立第一团、二团、叁团、四团。以原汽车第五团、六团、南疆军区运输处分别编为汽车第二团、独立汽车第二营、独立汽车第三营。

1954年，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掀起了学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高潮，国家已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军队即将实行义务兵役制和军官军衔、工薪制。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为了使驻新疆的十几万生产大军真正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屯垦戍边，在新疆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把部队生产纳入国家计划，需要成立一个新的领导机构，以便统一集中领导新疆的生产部队。1954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新疆军区分别给西北局、西北军区、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发电，提出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及其领导机构、名称的请示报告。8月6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复电新疆军区：同意二十二兵团与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撤销二十二兵团的番号，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954年10月7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军区将生产管理部与二十二团合并组成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成兵团的部队有人民解放军二、六军的４个师，二十二兵团全部和五军的一部。10月30日 新疆军区发布新队组字第十五号命令，《公布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机构及所管辖部队番号》。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下辖南疆生产管理处、石河子生产管理处、农业建设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师，以及建筑工程第一师、建筑工程处、运输处及９个直属团和９个企事业单位，共计17.5万余人，其中指战员和无军籍职工10.5万人（注:个人估计其余7万人员，应是建国初期“三反五反”中的调疆劳改犯人，新疆军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1950年开始先后从陕西、湖北、河南、安徽、四川、上海、浙江等省运进劳改犯人并延续至今,由于劳改犯人的增多，1955年兵团政治部专门成立了劳改工作处）。由第二十二兵团司令部与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组成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领导机关，驻乌鲁木齐，于11月1日正式开始办公。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１２月５日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于乌鲁木齐市隆重举行成立大会。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代政委王恩茂宜读了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命令，并颁发了中央军委授予生产建设兵团的印鉴。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下辖单位有：

南疆生产管理处（驻喀什，1955年初撤销，人员及直属单位并入农一师）。

石河子生产管理处（后改为石河子管理处）。

农业建设第一师（驻阿克苏，辖第一团、三团）。

农业建设第二师（驻焉耆。1960年迁库尔勒，辖第五团、六团）。

农业建设第三师（驻绥定，1954年底撤销师番号，所辖第七团、九团改为兵团独立农场和兵团独立牧场。1956年划归农四师）。

农业建设第四师（驻新源肖尔布拉克，1956年迁伊宁市，辖第十团、十一团、十二团）。

农业建设第五师（驻哈密，1963年迁博乐，辖第十三团、十五团）。

农业建设第六师（驻米泉县五家渠，辖第十六团和八一农场、猛进农场、五O农场。1956年五O农场划归农四师）。

农业建设第七师（驻沙湾县炮台，1958年迁奎屯，辖第十九团、二十团、二十一团和小拐农场）。

农业建设第八师（驻石河子，辖第二十二团、二十三团、二十四团和石河子机耕农场）。

农业建设第九师（驻焉耆。1955年撤销建制，所辖第二十五团、二十六团由南疆北调合并为第二十五团并人农七师。第二十七团改为农四团划归农二师）。

农业建设第十师（驻玛纳斯县小李庄，1955年撤销建制，师部及第三十团并入农八师，所辖第二十八团远在阿勒泰由兵团直属，1959年恢复，迁至阿勒泰）。

建筑工程第一师（驻石河子，1954年底撤销师番号，所属部队属兵团基建处，1955年成立玛纳斯河水利工程处）。

建筑工程处（原新疆军区工程处，驻乌鲁木齐市。）。

运输处（原军区运输处，驻乌鲁木齐市。）

此外，兵团直属单位有：八一农学院、被服厂、皮革厂、卫生学校、第一医院（乌鲁木齐市七道湾）、第二医院（石河子）等企事业单位。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标志着新疆生产部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兵团成立后加强了统一集中领导，加快了正规化国营农场建设。兵团成立初期，党政工作属新疆军区和中共中央新疆分局领导，生产工作受新疆省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初期，受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领导，1956年6月，中国农垦部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受农垦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双重领导，正式撤销生产部队原有部队番号，脱离军队系统，退出军队序列，此后不再参加军区党的组织系统，而变成了国家的农垦企业，由原军垦农场开始逐渐转变为正规化国营农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企业经营性生产代替原军队自给性生产。从此兵团不属军队系列，但其性质仍是一支不穿军装、不吃军粮、不拿军饷，并保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传统的军垦部队，继续发挥着人民解放军的“三个队”作用。

根据部队当前思想情况，为了不引起思想波动，安心生产，有个过渡；同时也为了更好的招收内地大批知识青年、支边青壮年以及接收大批转业复员军人参加边疆建设，仍然采用带有军事性质的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该番号沿用至1975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撤消兵团建制及各师建制，成立新疆农垦总局，管理全疆国营农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六军各两个师、第二十二兵团全部和第五军大部集体转业而组成的，驻新疆人民解放军大部就地转业，开发水利，建立国营农场，经营农牧业生产，为新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1954～1961年这个时期，兵团制定了以发展农业为中心，以水利建设为先行，以新疆北疆地区为重点，结合水利建设的进度逐渐扩大耕地面积的方针。1955－1957年，兵团着手正规化国营农场建设，大规模地进行土地勘测规划工作，并对垦区内零星农牧民土地进行调整，从而使农场土地连片成大面积。1958年，兵团实施了开发新垦区的战略方针，各师也作出了向新垦区进军和扩大老垦区的部署，一个垦荒造田和大兴水利的高潮在天山南北迅速兴起。开发的重点是南疆的塔里木河流域、北疆的玛纳斯河流域，同时在伊犁、阿勒泰、博乐、塔城、奇台等垦区进行。到1960年底，又经三年奋战，累计开荒造田57万公顷，修建了一大批水利工程，实灌面积39.4万公顷，基本保证了农业灌溉用水；耕地面积猛增到69万公顷，农场由59个增加到166个，此期兵团工农业生产发展规模是新疆农垦发展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基本上奠定了兵团事业的规模和战略布局。

由于受当时机械化水平的限制，扩大耕地主要是靠劳动力的增加，且各行各业百业待兴，急需劳动力。此后，安排大批知识分子、转业战士、支边青年陆续进疆（计划性迁移，俗称 “支边”），吸收因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原因自流来疆人员（自发性迁移，俗称“盲流”），接收历年各类运动中被迫来新疆改造的“右派”、“黑五类”、内地劳改犯人（从1950年开始先后从陕西、湖北、河南、安徽、四川、上海、浙江等省运进劳改犯人至今）及刑满释放人员留场就业等（其他类型迁移，俗称 “流放”或“充军”），并安置以上几类迁移人员的配偶、子女和父辈，迁移人员开始成为兵团经济建设的骨干，使这支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仅在1956年自第一批河南支边青年来新后的安徽、江苏、四川、广东、湖北等省区的支边青年，在1959──1961年即净迁入兵团达43万多人，其中仅在1959年一年中竟来疆人员达20多万人，在“大跃进”和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形成人口自流入疆的高峰，甘、豫、川、皖等省农民构成自流移民的主体。至1960年末，总人口已达72．41万人，为1954年兵团成立时的4.1倍；到1961年底，新疆兵团人口总数已达50.3万人，总人口为86.6万人；到1966年末，总人口增至148．54万人；直到1971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人口突破了200万人。这其中以政府组织的计划性迁移为主要形式，但从人员数量上看，自发性迁移则占据了大多数。兵团乃至新疆在这期间的迁移人口规模之大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以致于新疆的汉族人口所占比例与以往相比有了质的变化。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幅员辽阔，人口稀少，资源丰富，又是祖国西北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尚待开发的一块宝地，有广阔的发展前途，为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是党中央加强边疆经济建设、巩固祖国边防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它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

新疆位于祖国西北边陲，东北、西北分别同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接界，西南同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毗连，有5 400多公里长的国境线，在国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随着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在新疆，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更为直接，经常派遣情报人员和秘密警察到新疆搜集情报，制造边境摩擦，挑起边境冲突。在1960年7月，苏联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苏联边防军以越界放牧为由，追打中国牧民，驱赶牧群。“博孜艾格尔山口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苏两国间的第一次边境冲突事件，中苏边境地区便无安宁之日了，仅1960年当年，类似事件就发生了上千起。接着苏共无视中国主权，利用我国经济困难，以其驻中国伊宁的领事馆为核心，通过其驻新疆各地州的苏侨协会，大做 “跨境民族”等问题，非法发放护照，登记发展侨民，大量策划、煽动甚至强迫中国边民去苏联，最终导致1962年4～5月间发生大量中国边民非法越境的“伊塔事件”，并公开支持印度反华，不断在中国西北边疆制造事端。

“伊塔事件”震动了共和国最高层，为稳定新疆局势，防止苏联的渗透破坏，周恩来总理责成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党委，由兵团负责组织民兵速赴边境布防，维护边界治安。根据中央的要求和自治区党委的决定，兵团立即选派干部810名，工人16750人组成高素质工作队，分赴边境第一线指定地点执行任务，稳定边境秩序，对边民外逃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工作实行“三代”（代耕、代牧、代管）。同时，新疆兵团立即组编了6个独立营，共21个武装值班民兵连，开赴中苏边境展开布防，迅速建立起82个哨卡和巡逻点。其中，农一师抽调一个营共三个连，布防于阿克苏一线边境；农四师抽调二个营共八个连，布防于霍城至昭苏一线边境；农五师主力由哈密移防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并抽调一个营共三个连，布防于博乐一线边境；农七师抽调一个营共四个连，布防于塔城一线边境；农十师（1953年组建，1955年撤销，1958年恢复）抽调一个营共三个连，布防于阿尔泰一线边境。从1962年5月5日起，兵团的基干民兵全副武装，开始昼夜不停地进行沿国境线巡逻，有效地劝阻了边民非法越境，保卫了边境各县人民政权，并在塔城、裕民、额敏三县边境地带设立了８个边防检查站，5月21日，根据新疆军区指示，兵团决定年底以前按照军区指定的地点又在中苏边境建立19个边防工作站，填补了边防空隙，加强边防力量，边民外逃行动基本上被制止，中苏边境“有边无防”的局面从此得以改观。1962年11月，“三代”工作结束了，在通过外交努力遣返外逃人员无望的情况下，中央要求兵团成立边境团场，划定边境国营农场带，“三代”人员留在当地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和守卫边疆。兵团根据中央决定和自治区安排，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结合起来，把民兵建设与开发边疆结合起来，两年内在伊犁、塔城、博乐、阿勒泰等地长达2019公里、纵深10公里至30公里的边境线上，抽调三万多人建立了58个边境农场带，控制着9处与邻国有争议的地区，并组建了300个齐装满员的生产完全自给不用国家军费民兵值班连，亦称兵团值班部队，对苏联蚕食中国领土的行为进行了上百次斗争，并以此作为镇守西北边疆的国防屏障，全力巩固祖国的战略要地，捍卫领土完整，使我国西北边疆安全有了可靠的社会基础和军事基础，从此结束了我国西北部边界有边无防的状态。

三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组成部分，是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兵团自成立以来，忠实地履行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赋予的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为建设新疆、保卫边疆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为新疆经济建设、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巩固的重要力量。1965年周恩来总理来新疆视察时，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这个题词给生产建设兵团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67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十二条规定指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不是一般的农垦部队，而是一支武装的生产部队。” 1969年，“3·15珍宝岛事件”和“8·13铁列克提事件”的发生，使中国西北边疆安全局面迅速恶化，新疆已由大后方演变成武装冲突前线，中苏边境对峙局面更加紧张，战争迫在眉睫。当时，广为流传的是“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口号，新疆兵团作为准军事组织有着巨大兵源潜力，其武装值班连和基干民兵成为新疆军区抵御侵略重要的力量，中央军委命令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员额6000人的50个现役步兵连，各项规章制度按军队现行制度执行，但不列入军队定额，除武器装备外各项经费均由生产兵团自负，作为兵团武装力量的骨干和战时扩编成野战部队的基础。1969年6月12日，兵团党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下发《关于组建兵团现役部队的决定》，以现有警卫连为基础开始组建。截止1969年8月底，除兵团后勤部所属（哈管处）一个连队外，其它都如期完成编制的50个现役步兵连的组建任务，当时，连排干部由新疆军区各部队抽调，战士则由兵团从内部各师征集，均按现役军人待遇。

为了迟滞苏军，担负袭扰入侵苏军的任务，1969年12月16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指示，为适应边疆建设和战备要求，将生产建设兵团划归新疆军区建制，又恢复了兵团与新疆军区的隶属关系，受军区党委的组织领导，全面由现役军人担任兵团各师团主要领导。为了加强新疆兵团的武装力量，1971年2月，这些50个现役连队又扩编成12个步兵团、1个工程团、2个独立步兵营近2万人的兵团现役部队。团领导、司政后机关干部从沈阳、南京、昆明等军区抽调，战士则从兵团和内地省征集。步兵团每团编4个步兵连、1个特务连、1个机枪连、1个炮兵连，另编卫生队、修理所、运输排、仓库、军马所。2个独立营直属于兵团司令部和后勤部管辖。步兵团和工程团由兵团及各农业（建工）师双重领导，各部队执行国防军现役制度，兵员补充列入新疆军区征集计划，但不列入军队定员。部队经费除武器装备外，仍均由兵团自负。

兵团现役部队的番号如下，农一师到农六师组建的现役步兵团番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步兵第一、二、三、四、五、六团；农七师组建的现役步兵团番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步兵第七、八团；农八师组建的现役步兵团番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步兵第九、十团；农九、十师组建的现役步兵团番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步兵第十一、十二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道路工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独立营(独立团3个现役连与兵团司令部独立营合并)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后勤部独立营，边防一线步兵团执行1081人编制，其它步兵团执行1029人，道路工程团编制5000人，独立营编制为578人和739人，共计2万余人，亦称兵团现役部队，并依次代号称疆字901部队~~915部队，番号代号从一九七一年四月一日执行。

1963—1965年，新疆兵团的模式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首先在西北被推广。根据新疆兵团已有十个农业师的建制，甘肃、宁夏、青海、陕西等地新建的农业建设师被续称为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师。“文革”中，新疆兵团的经验开始在全国推广，从1968年开始到1970年，全国新组建黑龙江、内蒙古、兰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云南、山东、湖北等11个生产建设兵团和三个生产师。

这些兵团虽然在“文革”中对稳定当时的局势和巩固边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1972年开始，各地兵团先后被撤销，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30多年来，它经历了艰苦创业、发展壮大、遭受严重破坏、被撤销解体和恢复发展的曲折道路。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6年末，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职工总数已达80.86万人，总人口增至148.54万人，农牧团场发展到158个，独立核算工矿企业发展到112个，耕地面积达80.86万公顷，粮食总产72.03万吨，棉花总产2.49万吨，粮食、棉花、甜菜也分别占自治区的21．8%、31%和99%，工农业总产值占自治区的三分之一。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兵团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生产不断下降。“文化大革命”时期，兵团各项工作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导致领导体制不顺，流通渠道不畅，农牧业经济出现大面积亏损。进入70年代，由于“文化大革命”新疆各项工作均遭到严重破坏，兵团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1975年 1月3日 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联合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上报《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改变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肯定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建20多年来成绩，同时认为应改变兵团体制解散兵团，更有利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有利于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有利于加强反修战备，有利于经济建设的统一规划”。

报告陈述撤销兵团的理由是：“兵团问题很多，主要是领导上思想政治路线不够端正，政策不落实，领导班子，特别是党委常委内部不团结，经营方向有问题，没有认真贯彻勤俭办企业的方针，生产上不去，粮食不能自给，亏损越来越多等等。”并说“存在这些问题，同兵团的体制问题有很大关系”。

1975年3月2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以中发[1975]11号文件，批转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的两个报告。即《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改变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请示报告》和《关于调整兵团体制问题的请示报告的安排》。中央11号文件规定：

一、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机构，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垦总局，主管全疆国营农牧场的业务工作。师机关并入所在地（州）机关，成立地（州）农垦局，主管本地（州）范围内的国营农牧团（场）的工作。

二、兵团和师的工矿、交通运输、建工队伍，商业、文教、卫生等企业事业单位，分别归自治区和地（州）各有关部门统一领导和管理。

三、团（场）归所在地（州）领导。团（场）的全民所有制不变，生产资料不动，干部和职工的政治待遇、生活福利不变。各团（场）要坚决贯彻以农业为主，多种经营、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继续办好直接为农牧业生产和职工生活服务的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和小型工矿、运输企业。

四、设置石河子地区，成立石河子地区革命委员会，统一该地区的领导。

五、兵团现役干部是1968年以来为加强兵团建设调去的，他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做了大量工作，有很大成绩。兵团体制改变后，这些干部由新疆军区按中央军委对全军干部安排的有关规定统一妥善安排。其他干部归自治区党委和各地（州）党委统一管理，合理使用，妥善安排。

六、兵团现役部队归新疆军区建制领导。武装值班连改称武装基干民兵连，继续搞好“三落实”。

4月25日至5月7日 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党委召开贯彻中央11号文件会议，制定有关接交工作的具体方案。生产建设兵团撤销后，所属各师（管理处）机关并入所在地、州机关，各师所属工业、交通运输、建筑行业、商业、文教、卫生等企事业单位，按行业分别划归自治区及所在地、州有关部门统一管理，兵团现役部队及训练、生产基地、划归新疆军区领导。

5月23日 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党委联合发出《关于改变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体制有关接交工作的具体方案的通知》，即日起开始移交，8月底基本结束。

1975年3月25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建制被撤销。这对整个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兵团建制也被撤销，农牧团场和工矿企业交由地方进行管理，极大地削弱了新疆经济建设的力量。同时，屯垦戍边、维护新疆稳定的特殊作用明显削弱，为日后新疆社会局势的稳定埋下了重大的安全隐患。其

一、边防力量大为削弱。兵团一直是新疆国防的后备力量，而且兵团58个边境农场驻守着2000多公里边境线。当时中苏两国边界尚未划定。撤销兵团使国防后备力量大大削弱。其

二、兵团农场人心涣散，思想混乱。人心思迁，干部调地方，工人回老家，五六十年代的城市支边青年、复员军人等“一江春水向东流”，屯垦戍边神圣使命的感召力凝聚力大大削弱。其

三、农垦经济大滑坡。1974至1977年财务亏损甚至超过“文革”后期。到1977年，增加了44个团场的农垦总局，粮、棉产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2亿公斤、1244万公斤，工农业总产值由1974年的9．4亿元下降到1977年的5．7亿元，财务亏损总额达6．6亿元，平均每年2．2亿元，占全国农场亏损的一半。1978年后，农垦经济步履艰难，亏损严重。那种撤销兵团就能把经济搞上去的想法，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浅薄的。其

四、维护新疆大局稳定的力量大大削弱，“三股势力”乘机抬头，破坏国家统一、危害社会稳定的群体性闹事接连发生。

兵团撤销后，屯垦戍边、发展经济、维护民族团结和新疆稳定的特殊作用明显削弱，加上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执行民族政策的失误，新疆多地，尤其是南疆的喀什、叶城、阿克苏地区多次发生群众闹事、上街游行、民族纠纷，破坏民族团结，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甚至是反革命**事件，狂呼反动口号，冲击党政机关，大搞打砸抢，震惊了全国。如：1980年4月9日，阿克苏 “4·9事件”，1981年1月叶城“1· 13事件”，1981年5月“伽师反革命武装暴动”；1981年10月喀什“10·30事件”。这直接威胁着中国西大门的国防安全和国家的统一，引起中央的特别关注。因此，尽快恢复兵团，就成了发展新疆经济、维护边疆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委派王震同志分管新疆工作，使新疆局势很快得到扭转。1980年9月到1982年5月，王震先后四次到新疆视察，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后，气愤难平，指出“解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完全错误的”。面对兵团撤销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恢复兵团已成了加快新疆经济发展，维护新疆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情况逐渐好转，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恢复兵团体制又提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1981年6月30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向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提出恢复兵团的建议。当年8月中旬，邓小平在王震、王任重等同志的陪同下，亲赴新疆考察，听取各方面意见，指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确有必要，组织形式与军垦农场不同，还是党、政、军结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稳定新疆的核心”。认为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恢复和重建这一党、政、军结合的特殊组织，充分发挥国营农场的战略预备队的作用。1981年 12月3日，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1981】45号文件《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决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以农垦系统现有建制为基础，做适当调整，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并将恢复后的兵团划归农业部领导。

兵团恢复后，隶属关系已不在国防序列，名称也由撤销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而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81年8月邓小平同志视察新疆时对此解释说：“生产兵团恢复起来，这是稳定的力量，不要用解放军的名义……解放军不要搞得太复杂了，如用解放军的名义，搞军衔就要轮到它，几万人不好办”。

1982年6月1日，乌鲁木齐召开了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庆祝大会，王震亲临大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兵团在恢复过程中，将原有的一大批骨干工交建商企业无偿留给了地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其建设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1990年3月13日，国务院正式下达《国务院关于调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管理体制和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按行业纳入国务院有关部门计划，实行单列”。

1997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通知》再次重申兵团是中央直属单位，并对兵团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明确规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履行屯垦戍边使命的，实行军、政、企合一的特殊组织，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双重领导，享有省级的权限。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实行国家计划单列，纳入国家一级预算。兵团的党务和税收事务由自治区分管，而行政、司法、经济、财政等则由中央政府管理，并依照国家法律自行管理内部的行政、司法事务。为了适应经济建设新形势的需要，对外称“中国新建集团公司”，享受国家大型企业集团试点的各项政策，并作为独立核算单位享有企业法人资格。

1998年7月，江泽民再次视察兵团，他说：兵团“三个队”（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和“四个作用”是其他任何组织难以替代的。他还说：“要把兵团屯垦戍边的工作放到边疆的历史长河中，放到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放到新疆稳定和发展的大局中加以观察，其深远意义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1998年12月29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设置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决定》，标志着兵团的管理体制进一步向法制化迈进。现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从组建初期的17.5万人发展到260万人，其中汉族人口约230万，少数民族人口30万人。兵团共有土地面积7.43万平方千米，耕地103.52万公顷，插花地分布于自治区全境，位于１９５０年以前的荒地，占新疆总面积的4.47%，约占全国农垦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是全国最大的垦区之一。在过去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上兴建了五个功能较为齐全的新城（石河子、奎屯、五家渠、北屯、阿拉尔），其中，石河子市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二十一世纪全世界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

兵团所辖边境垦区与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接壤，管辖的国界线共计有2 019千米。其中，与蒙古国交界571千米，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交界1448千米。兵团70多个边境农场，绝大多数分布在北疆的中哈、中蒙边境一线的中国领土上，历史上长期担负着守卫中国西北边疆的重要战略任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辖编14个师（其中包含１个建筑工程师）及185个农牧团场（其中包含11个建筑工程团），近500个独立核算工业、建筑、运输、商业企业，有较发达的科研、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金融、保险等社会事业，是国内最大的农工商经济联合体。如今，兵团以占全疆1/7的人口，生产新疆1/5的粮食、2/5的棉花和1/3的棉纱、布匹、食糖，并缴纳1/5的税金。更为重要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已成为维护新疆地区社会局势稳定、保卫中国西北领土完整的重要力量。在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国际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即“三股势力”）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和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

近年来，特别是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期以来以农业为主体、农业经济在兵团占有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发生了重大变化。兵团工业和服务业发展速度加快，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迅速增长，兵团已经从以农业经济为主转变为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继续使用农业师的名称与新形势下兵团的发展特点明显不相适应。

2012年10月，经中央批准，兵团13个农业师的名称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师”更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师”。2012年12月24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乌鲁木齐举行兵团农业师更名暨揭牌仪式。兵团农业师名称的演变过程，真实地反映了兵团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进程和历史沿革，标志着兵团进入到新时期新阶段，对于兵团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更名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兵团发展思路的肯定，体现了自治区党委对兵团事业的大力支持，也进一步指明了兵团及各师的发展方向，更有利于巩固提升兵团的地位和作用，为更好履行使命、推进“三化”建设、发挥“三大作用”创造了条件。

现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师名称、土地面积及驻地如下：

第一师：1953年成立，土地总面积2943平方公里，下辖16个团场，主要分布于阿克苏地区境内的四个县市，师部驻阿克苏市，拥有阿拉尔市。前身是第一兵团第二军步兵第五师，最早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和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以“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闻名。

第二师：1953年成立，土地总面积5164平方公里，下辖17个团场，分布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7个县市，师部驻库尔勒市，拥有铁门关市，前身是第一兵团第二军步兵第六师。

第三师：1966年成立，总面积4115平方公里，下辖18个团场，分布于喀什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境内境内10个县市，师部驻喀什市，拥有图木舒克市，前身是第一兵团第五军步兵第十四师。

第四师：1953年成立，总面积5972.5平方公里，下辖21个团场，主要分布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原伊犁地区境内，师部驻伊宁市，前身是第一兵团第五军步兵第十五师。

第五师：1953年成立，总面积3093平方公里，下辖11个团场，主要分布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的3个县市，师部驻博乐市，前身是第一兵团第六军步兵第十六师。

第六师：1953年成立，总面积3278平方公里，下辖19个团场，主要分布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境内，师部与五家渠市师市合一。前身是第一兵团第六军步兵第十七师，即西北野战军新四旅。

第七师：1953年成立，总面积3073平方公里，下辖10个团场，主要分布在奎屯附近，师部驻奎屯市，拥有奎屯市奎北新区，前身是第二十二兵团第九军步兵第二十五师。

第八师：1953年成立，总面积5085平方公里，下辖18个团场，主要分布在石河子附近，师部驻石河子市，师部与石河子市师市合一，前身是第二十二兵团第九军步兵第二十六师。

第九师：1962年成立，总面积36777平方公里，下辖11个团场，主要分布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北部边境地区的4个县市，师部驻额敏县，前身是第二十二兵团第九军步兵第二十七师。

第十师：1959年成立，总面积3820平方公里，下辖11个团场，主要分布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境内，师部驻北屯市，师部与北屯市师市合一，前身是第二十二兵团骑兵第七师。

第十二师：即原乌鲁木齐农场管理局，1982年成立，2001年改为现名，总面积2542平方公里，下辖6个团场，主要分布在乌鲁木齐市境内，师部驻乌鲁木齐市。

第十三师：即原哈密农场管理局，1982年成立，2001年改为现名，总面积1985平方公里，下辖12个团场，主要分布在哈密地区境内，师部驻哈密市。

第十四师：即原和田农场管理局，1982年成立，2001年改为现名，总面积5583平方公里，下辖3个团场，主要分布在和田地区境内，师部驻和田市。

建筑工程师：1953年成立，以工业、工程施工为主，师部驻乌鲁木齐市，前身是第二十二兵团骑兵第八师。

二二二团：1959年1月19日创建，其前身是兵团农六师干部大队，地处举世闻名的新疆天池脚下，团部北亭镇距乌鲁木齐市中心72公里，距阜康市中心18公里，吐—乌—大高速公路通过团场附近，交通十分方便。全团土地总面积32.6万亩，现是兵团唯一的直属团场。结束语

从以上可以概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一是兵团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成立的，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二是兵团履行中央赋予的屯垦戍边特殊使命，主要分布在新疆的“两周一线”；三是兵团实行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体制，是社会实体、经济实体、准军事实体；四是兵团在国家实行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单列，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在所辖垦区内自行管理内部的行政、司法事务；五是兵团既是中央的直属单位，又是自治区重要组成部分，受中央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双重领导。

近代以来，真正被中央政府实施有效直接治理其实也就是晚清左宗棠、刘锦棠建省以后，之前基本都是由其各部落族长管理日常民政事务。后来，1940年代，国民党从盛世才手中接管新疆，由于政府腐败，再加上苏联的作用，在伊犁、塔城和阿山三地发生所谓的三区事件，1946年英国驻迪化（现在的乌鲁木齐）领事到伊犁考察发回的报告里有关于当地政府和军队的内容，原文是：“该地区所有的汉族官员都被清除掉了，所有的汉族军队也被清除掉了，实际上连所有的汉族人口都被清除掉了”。因此，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凭借当时国共产党强大的底层动员能力，才在整个新疆建立了真正有效的基层组织体系。

如果对南疆的喀什和北疆的伊犁历史有了解的话，特别是对清朝和卓叛乱的经过和民国1933年之南疆大头棒、1944年之伊宁事变有了解的话，就知道兵团这样一种组织化的力量还是不可少的，否则光靠军队警察，平时的社会基本面很难控制；而且一旦有事，无组织的松散汉人社会在短期内是很难形成战斗力，对于这一点没有必要去装什么安定团结的面子，因此兵团这样一种组织化的体系是有必要的。我们不能按照在内地惯常的思维来进行分析推导当地的情况，这样很可能会出现南辕北辙的状况，因为极端分子和分裂分子所关心的根本不是民主和民生。虽然有些代言人和民族精英热衷于批评政府，质疑兵团，似是而非地谈论公平、民主、平等，混淆一些政治概念，其本质还停留在简单的二元对抗逻辑，根本没有中国意识和公民意识。通过细心观察，仔细分析，如果不报偏见，就会发现他们真正的倾向和意图是什么，只要不是很蠢的人都会看出来。当然，随着中国社会全面进入市场经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本身属于一个计划体制和意识形态的高度控制的产物，兵团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时期拼命去扩张，形成一个集党、政、军、企为一体的“大而全”、“四不像”、无所不包、无所不有，游离于军队和地方几者之间的超大规模组织。在当下市场经济时代，兵团经济靠收取高昂的土地使用费或土地承包费（地租）和强卖强买赚取农产品价格差（设卡封路，农产品只许交售给农场）来承担兵团巨大的费用开支，如何长久发展？又如何能稳定兵团职工队伍和把兵团子女留在兵团？虽然随着农业现代化和大规模喷灌实施，兵团也可以不需要那么多人，甚至可以将土地承包给非兵团劳务工种植，一样可以收土地使用费或土地承包费，但问题是没有稳定的年轻力壮和高素质的队伍又如何“屯垦戍边”？ 没有了“屯垦戍边”使命，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存在的意义在哪？

“老军垦老了，小军垦飞了，临时工来了，劳务工安家了，新引进的大学生跑了，老年人多了，懂科技的人少了。”就是当前兵团团场情况的真实写照，如果没有更好的措施，这种情况很难从根本上得以改变，靠以空洞的“屯垦戍边”、“稳定新疆”的大局这类口号，再发一套没有军徽和领章的军装来组织动员和吸引高素质人员也不可能，这跟建筑工地的临时工也没啥区别。因此，如何适应经济市场化和利益多元化的格局，更好地起到稳定新疆的核心作用？这可能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中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

内容摘要: 张仲瀚（１９１５～１９８０），是新疆军垦事业的创建人之一。随着大泉沟、大海子等数十座水库以及一万多公里引水干渠的相继建成，玛纳斯河流域垦区的粮棉连年丰收，很快发展成为新疆的粮棉基地。张仲瀚（１９１５～１９８０），是新疆军垦事业的创建人之一。他出生在河北沧县一个官宦家庭，１８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组建冀中抗日武装，历任河北民军司令员，冀中军区津南抗日自卫军司令员，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南下支队第三支队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独六旅旅长。１９４９年随王震、王恩茂进军新疆后，任解放军二十二兵团九军政委，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第二政委和党委第二书记，新疆军区副政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国家农垦部副部长。“文革”结束后，被任命为解放军炮兵顾问。

“如果说我一生中有过最伤心的事的话，那就是被迫离开了新疆”

张仲瀚的秘书罗承瑛在张仲瀚去世以后，经过多方努力，最终找到了张仲瀚生前绝笔《忆新疆》手稿。十年浩劫，张仲瀚遭受林彪、“四人帮”长期迫害，被监禁八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仍然念念不忘新疆，不忘兵团。１９７９年，张仲瀚卧病在北京３０１医院。他预感到生命不会太长了，决心抓紧时间撰写一些文章来总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经验体会。他还以顽强的毅力，抱病上书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陈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建议及早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据罗承瑛回忆，张仲瀚在解除监禁后，曾多次对前来看望他的战友说：“如果说我一生中有过最伤心的事的话，那就是被迫离开了新疆。”“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恍如回到了新疆，看到了那里的山山水水和各族人民，看到了那里的劳武结合、改天换地的军垦战士。”１９７９年８月，乌鲁木齐军区为纪念进军新疆３０周年，约请张仲瀚写一篇文章，他欣然应允，选题为《忆新疆》。文章一开头写道：

我在新疆从事过军垦，和那里的各族人民并肩工作，一起度过了１７个年头。在我的一生中，有这么长一段时间为新疆工作，使我感到幸福。

我离开新疆已经１３年了，如果同什么人谈起新疆来，至今我还习惯地说“我们新疆”。如果有人说新疆不好，我很不高兴，几乎是本能地立即加以反驳，并且滔滔不绝地向他们解说新疆的好处，新疆之大，以及新疆如何重要。为反映人和自然的斗争，显示人的卓绝毅力，往往提到新疆的大沙漠、大戈壁、大风暴、零下几十摄氏度等恶劣条件。但那些东西不是新疆的全貌，也不是主要方面。

新疆有广袤无边的可垦荒地，有水，有草，有绿洲，有海洋般遍地出没的牛羊，有极其丰富、宝贵的矿藏，即使是那些大沙漠、大戈壁的底下，到底蕴藏着什么无价之宝，我敢说，我们才知道了一小部分，而大量宝贝，还有待今后若干年的勘探才能知道。新疆是鱼米之乡、瓜果之乡、歌舞之乡，是各族人民团结互助、欢乐聚居之乡，是我国西部边疆的重要屏障。新疆的事业，鼓舞和吸引着全国各地的青年人，即使是去过１０年、２０年、３０年以至终生最艰苦的生活，也甘愿奔向她！建设新疆，是我们祖国的富强之路。只有敌人，才害怕新疆的建设。

今天，为纪念进军新疆３０周年，想起我在新疆写过的一首五言诗，名《老兵歌》。因我从不写诗，知我者必不苛责。中间几十句写于１９６１年，后在１９６５年作了修改和补充。不是一气呵成，但可看出生产兵团在新疆曾经做了些什么，是向一个什么目标前进。

兵出南泥湾，威猛不可挡。身经千百战，高歌进新疆。

新疆举义旗，心倾共产党。干戈化玉帛，玉帛若金汤。

各族好父老，喜泪湿衣裳。争看子弟兵，建设新故乡。

放下我背包，擦好我炮枪。愚公能移山，我开万古荒。

务农畜为贵，苜蓿草中王。肥多田增产，粮足六畜强。

田在畜身边，畜在田近旁。欲求田畜旺，场队办五坊。

五坊何所指？油酒粉豆糖。渣滓皆饲料，粪便变棉粮。

遍野棉絮白，精心育蚕桑。飞来长江鱼，殖满清水塘。

整地平如镜，凿渠万里长。引来天山水，为我灌禾秧。水库如棋布，水吼电辉煌。晴阴无旱涝，保产先保墒。

护田林成带，条田宜为方。四周森森树，万堵绿城墙。

工厂连栉起，机鸣日夜忙。商店陈百货，自办大学堂。

人称新疆好，地阔天无疆。远山蜃楼动，平沙海市映。

壮士五湖来，浩浩慨而慷。君有万夫勇，莫负好时光。

江山空半壁，何忍国土荒。荒沙变绿洲，城乡换新装。

乡人离乡去，十年未还乡。归来惊不识，指问此何方。

恪守农轻重，步调勿颠宕。一业得成功，百业自兴旺。

负重从大局，发愤誓图强。兴建新社会，岂只蓺稻粮。

多种经营好，主次切衡量。各业农为主，谷物粮为纲。

农业有宪法，八字放光芒。字字都办好，年年红满堂。

似军又似民，衣杂帽无章。坚持“三个队”，队队意深长。

各族同水乳，情深似海洋。愿偿历史债，共谱新篇章。

青年当有志，立志在四方。祖国需要处，皆是我家乡。

老兵带新兵，一浪接一浪。新陈自代谢，后来应居上。

回首创业初，当兵自种粮。手舞坎土曼，地窝做营房。

将士齐上阵，三军酣战忙。处处南泥湾，江南到北方。

节衣复缩食，集资建工商。今日机械化，当年手挽缰。

万事开头难，念念奠基章。甘将苦为荣，建国是康庄。

白纸绘新图，立足促边疆。严戒前门虎，谨防后门狼。

未战早备战，年丰多储备。莫待临战时，举措顿仓皇。

巨手翻天地，大胆易沧桑。前人业未竟，不怪左宗棠。

兵团多健儿，未离手中枪。边关烽烟起，重新上战场。

令人惋惜的是，张仲瀚病情不断恶化，心绞痛发作的周期在缩短，但他全然不顾。医生催他休息，他反而开玩笑似的说：“我这是在打仗啊，一个战役没打下来是不能休息的。”１９８０年３月９日１２时３５分，张仲瀚端坐在写字台前，突发严重的心肌梗死，与世长辞。

文中的五言长诗《老兵歌》，全诗３２节，６４０个字，既讲述了历史，描绘了现状，又憧憬着未来，以精练生动的诗体语言总结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三个队”（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四个力量”（经济建设、安定团结、增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重要力量）的成功经验，以此展开了气势磅礴的篇章。

“这千古荒原，我们守定了，坐定了，干定了”１９４９年２月１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原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被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军。王震任第二军军长兼政委，后由郭鹏任军长，王恩茂任政委。原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所辖的独四旅改为解放军步兵第四师，三五九旅改为解放军步兵第五师，独六旅改为解放军步兵第六师。

９月２６日，兰州刚刚解放，彭德怀在布置下一步解放大西北的任务时，明确提出：“我们还有一个计划，就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今年一定要进军新疆，为明春开荒生产作好一切准备。”他指着一张西北地图说：“大家看看，西北有多大一块地方啊！地大物博，却人烟稀少，极度贫困，还十分荒凉，需要我们从现在起就开始搞建设。„„我们要解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改变大西北的面貌，这就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义不容辞的任务。”张仲瀚全神贯注地听着彭德怀的讲话，心里已把屯垦戍边、建设大西北视为己任，开始筹划了。１０月１３日，张仲瀚把六师主力部队交由政委熊晃率领，自己带着３名团职干部（十七团副团长谢高忠、十六团参谋长肖耀武、十八团副团长黄云卿）和他们的警卫员、４个技术人员及３０多个从酒泉起义人员中选出的测量队员，穿过河西走廊，闯过终年大风的安西，越过甘新边界交汇处的星星峡，在千里无垠的戈壁大漠上，风驰电掣般向目的地进军了。在一个名叫库米什的小镇，遇到了持陶峙岳亲笔信从迪化（今乌鲁木齐）赶来迎接的新疆水利局局长王鹤亭、地质所所长王恒升和一些农、林、牧、水利技术人员。１１月５日，这支队伍到达南疆古城焉耆。第二天清晨，张仲瀚就带着这支队伍进入了茫茫草原，到开都河岸和南北疆山隘要道的铁门关踏勘去了。

谢高忠是张仲瀚的老部下。他１５岁投身革命，自津南自卫军与七一九团整编合并后，就跟随张仲瀚南征北战。来到新疆后，谢高忠再没离开过，他的记述真实感人：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５日，我随从张仲瀚率领的一支先头部队到达南疆古城焉耆。我怀疑这里算不算一座城市，满目破败、衰落、荒凉的景象。

开始的几天中，我一言不发，但我的心里却想得很多。出得城来，便是荒滩连着草原，一望无际。脚下只有牛羊踏出来的羊肠小道。寒风吹来，芨芨草像海水一般摇荡起连天的白浪。我寻思着大部队抵达之日如何安营扎寨。

然而，张仲瀚却兴奋地对谢高忠说：“老谢，高兴吧！比南泥湾棒多了！天助我也。夺取政权搞建设是最高的目的，这千古荒原，我们守定了，坐定了，干定了，有多少劲也能使得上。”这时，张仲瀚对开荒造田，向土地要粮已经是迫不及待。他说：“自己养活自己，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给自己创造一块建国立家的经济根据地。”“军令在身，任何犹豫、迟疑、等待都与我们的身份不相称。没有休整的机会了，你明天就和我一道去踏勘定点。”

在踏勘中，遍地是牛羊粪肥，张仲瀚号召全师指战员挑起筐拾粪积肥，作春耕准备。这条指示不胫而走，成了当时的一大新闻，也感动了驻在当地的起义部队二十七师的官兵。二十七师师长陈俊为此专门拜访了张仲瀚，说：“将军此举不亚于给我一面镜子。陈某思之再三，夜不能寐。扪心自问，惭愧惭愧。”陈俊的来访，引起张仲瀚的沉思。他对谢高忠说：“我压根儿没想到拾粪这件事会弄得满城响。看来当兵只管吃粮的思想毒害人们太深。”“我得感谢南泥湾大生产，那是对我的一次委实重要的洗礼。今日重操农事，让部队拾粪积肥就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这说明拾得太少了，永远拾下去就变得平常又正常。”

１９５０年３月，张仲瀚调到由起义部队改编的二十二兵团九军任政委，后任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兼九军政委，对团结、教育这支部队做了大量工作，使这支部队感受到了共产党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策，感受到了共产党的伟大。

同年春，张仲瀚、陶峙岳陪同王震在玛纳斯河流域勘察了五天，初步了解到那里有可垦荒地约４００万亩，有玛纳斯河、奎屯河及部分泉水流经其间，宜农宜牧。王震当即与大家商量，决定以此作为二十五师、二十六师的垦区。同时，按照彭德怀的指示，为妥善安置起义部队，决定二十二兵团的领导机关也进驻石河子，建设一座新兴城市，作为垦区的领导中心。当时玛纳斯河大桥正在抢修，他们只好徒步前进，徒步过河。张仲瀚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我们是一同携手过玛纳斯河啊！”

他们掌握了玛纳斯河流域和石河子地区大量第一手资料，经反复研究，确定北疆首先开发以炮台、石河子为中心的两大垦区，拟订了初步规划。九军二十五师、二十六师受命进驻炮台、石河子垦区。

石河子地区过去被认为是植棉的禁区。１９５１年，张仲瀚在考察时发现，一个连长从老家带来棉种种在菜地上，亩产皮棉１２０斤。虽然产量不高，但说明这里能种棉花。张仲瀚十分兴奋，连夜与陶峙岳商讨，第二天就报告了王震。他们都为这一发现和可能建成一个大棉花基地而激动不已。经过讨论，并和技术专家签订合同，决定在１９５２年试种两万亩高产棉花的计划。结果，获得亩产皮棉1０２斤的好成绩。这是一大创举，走出了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正是从这里开始，才有了今天石河子垦区和整个北疆地区几百万亩的国家棉花基地，棉花总产量占全国的１／５。

新疆气候干燥，雨量稀少，农作物几乎全靠人工灌溉。因此，开展水利建设，是发展农垦事业的先决条件。在中国最大的这块省级行政区内，由军人掀起的以现代化大农业为基础的大开发，从根本上说，是水利的大开发、大建设。

玛纳斯河，天山北坡最负盛名的母亲河。玛纳斯河西岸大渠，是玛纳斯河上的第一条人工河流，流经安集海垦区、下野地垦区，许多渠段由卵石干砌而成。玛纳斯河西岸大渠在第一代兵团水利建设者那里，被称为“将军渠”，老水利们所指的将军就是张仲瀚。这条渠凝聚了张仲瀚的大量心血。１９５２年春天，西岸大渠的建设工地上，张仲瀚头戴草帽，和数千名战士挥锹舞镐，拉开了大规模治理玛纳斯河流域的序幕。

当５０００名军人奋战在工地上、“将军渠”工程进展正酣之际，上级突然命令停工，等待国家批复。张仲瀚为此来到新疆军区，并亲赴北京，到水利部甚至政务院，极力陈情。后经中央派出的水利工作组调查论证，工程终于获批，又热火朝天地上马了。

与此同时，与人工引水渠配套的流域水库规划建设方案，也摆上了张仲瀚的办公桌。由于流域的首座水库——蘑菇湖水库定址在玛纳斯河流经安集海冲出的一片自然洼地上，该方案遭到了苏联专家的否决。苏联专家的理由是：在这里建平原水库必然会造成水位上升，周边土地盐碱化，以致成为不毛之地，造成居民迁徙的严重后果。因此，苏联专家力主一步到位，在水源源头修建山区水库。问题是，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国家负担不起，加之面临着无起吊设备、无工程技术人员、无符合要求的建筑材料等诸多困难；而解决２０万驻疆部队的口粮供应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与苏联专家持不同意见的张仲瀚，在一次会议上将精心准备的资料翔实、依据充分的实施方案和盘托出，并诚恳而又耐心地解释道：“山区水库是我们的首选，但目前它还是一个美丽的远景。待我们手中有了粮食，有了自己的水泥厂、钢铁厂，一旦条件成熟了就上马。到那时，在玛纳斯河干流与清水河交汇的肯斯瓦特，巧借山石岩体，建设水利枢纽工程，那就不仅仅是一个农业灌溉水资源的调节了。它集灌溉、发电、调峰于一体，充分利用水能，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经过一番言之有据的论述，终于使苏联专家心悦诚服了。

然后，张仲瀚又说服王震，接受由他主持制订的玛纳斯河流域垦区的水利开发、建设分两步走的总体规划。规划上报水利部后，张仲瀚又说动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促使其带领由有关方面的科技人员组成的专家组，来到蘑菇湖调研论证。经过现场办公，专家们被张仲瀚的求实精神所折服，都对他的方案表示肯定。最后，傅作义当场表态：按张仲瀚的方案实施，条件具备后，吸取苏联专家的建设性意见。

随着大泉沟、大海子等数十座水库以及一万多公里引水干渠的相继建成，玛纳斯河流域垦区的粮棉连年丰收，很快发展成为新疆的粮棉基地。

１９５０年夏，新疆军区党委决定：在玛纳斯河西岸、天山北麓的石河子芦苇荒原上，建设新疆第一座“戈壁新城”，作为生产部队建设新疆、保卫边疆的指挥中心。１２月，石河子建城工程处成立，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赵锡光兼任处长，张仲瀚兼任政委。

有个小故事很快流传开了：在石河子建设前，几位领导借老百姓的房子住。工作人员要挖个地窝子住，张仲瀚也参加挖。他说：“干这个我是内行，你们没有赶上南泥湾挖窑洞，今天赶上了天山脚下挖地窝，非常好！明天的高楼大厦就从地窝子开始吧！”

1952年，由张仲瀚领导，重新编制了石河子城市规划。随后，张仲瀚又用了六个年头，在实践中对这个基本方案反复修改，于1958年正式形成了石河子新城规划，使石河子发展成为享誉中外的一颗“戈壁明珠”。

１９５４年８月，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电令新疆军区将生产管理部与二十二兵团合并组成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成兵团的部队有二、六军的四个师，二十二兵团全部和五军的一部。１０月３０日，新疆军区发布《公布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机构及所管辖部队番号》的命令。兵团司令员陶峙岳，政委王恩茂（兼），副司令员程悦长、赵锡光，副政委张仲瀚。下辖南疆生产管理处，石河子生产管理处，农业建设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师，以及建筑工程第一师、建筑工程处、运输处等。兵团保持军队的组织形式，实行农工商学兵相结合，党政军一体的特殊体制。

由于不再将生产建设兵团列入国防军编制，兵团实行集体转业，一些同志很不理解。当时正值部队实行军衔制，兵团转业不再评军衔，对大家影响很大。有的发牢骚，说“军不军民不民，二转子，还不如解甲归田回老家”。为此，张仲瀚作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并写了一首诗：“雄师十万到天山，且守边疆且屯田。塞上江南一样好，何须争入玉门关？”这首反映张仲瀚人生抱负的诗，也使同伴和部下深受感染，有些想走的人又留了下来。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标志着建设正规化国营农场的开始。此后，部队创办的军垦农场逐渐变成农垦职工管理的正规化的国营农场，军队的自给性生产变成了纳入国家经济计划的企业化生产。各农场制订了规划，实行企业化管理，改供给制为工资制，贯彻多种经营的方针，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实行科学种田，扩大职工队伍。

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１５日，在中国共产党新疆军区首届代表大会上，讨论并批准了张仲瀚所作的《关于新疆军区生产建设部队五年计划草案》（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的报告，提出以发展农业为中心，以水利建设为先行，以北疆地区为重点，加快国营农场建设。同年，兵团抽调一批干部和后勤人员，同西北荒地勘测设计队、新疆部分勘测设计人员合编为新疆荒地勘测设计局，从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５７年对兵团老场进行补测规划，对新场进行勘测规划，对国营农场正规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１９５６年，兵团在土壤详查和地形勘测的基础上，拟订了在北疆准噶尔盆地南缘开发莫索湾的方案。开发莫索湾是兵团开发史上最壮丽的一个乐章。１９５７年冬，农八师党委派肖风瑞率领先遣组进驻莫索湾。随后，抽调４５００余人组成先头部队，抢修公路、水库，为开荒创造条件。肖风瑞１９３８年参加革命，一生打了无数次仗，他对战争的理解是：战争是为了和平，和平是什么？和平就是生产呀。１９５８年，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兵团开荒２．４万公顷，播种１．２万公顷，实现了当年开荒、当年生产、当年盈利。

“似军又似民，衣杂帽无章。坚持‘三个队’，队队意深长。”

“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张仲瀚牢记毛泽东的教导，从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之日起，就坚定不移地按照毛泽东“三个队”的指示建设兵团，实行以农业为主，农工商学兵并举，劳武结合，亦农亦工亦商亦学亦兵的方针。他常说：我们兵团“三个队”的任务次序、侧重可以有不同，比如现在我们把“生产队”摆在第一位，然后是“工作队”和“战斗队”。重点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但“三个队”必须并存，必须结合，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缺一不可。“似军又似民，衣杂帽无章。坚持‘三个队’，队队意深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支“生产队”。它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农业为基础，农工商学兵相结合，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的方针，大力发展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和文化、教育、科技事业。

现在，经过５０多年的建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经成为一个拥有１４个生产建设师，１８６个团场，４３９１个工业、建筑、运输、商业企业，有健全的科研、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金融、保险等社会事业和司法机构，总人口２５６．７万人，在岗职工９８．８１万人，成为新疆经济发展的一支不可替代的力量。兵团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新疆的经济建设发挥着“生产队”的作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支“工作队”。它具有极其重要的内容和极其深远的政治意义。它是中央支援地方，汉族支援兄弟民族，维护民族团结的一种成功的有效的形式。兵团的全体人员从进疆开始，就坚持不懈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把毛泽东关于“要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的指示，作为开展一切工作的指针，把帮助兄弟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各方面的工作进步当做自己光荣的历史使命。

各族群众热烈欢迎解放军工作队，亲切地称呼工作队是“毛主席的队伍”，是“毛主席派来的干部”，以表达他们的热爱和敬意。解放后的四年间，新疆人民走完了平常历史需要好多年才能走完的行程。各族人民对共产党、毛泽东、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充满了热爱和感激。各族人民向往北京，很多人把到北京去见毛泽东作为最大的愿望。绥定县70多岁的老汉乌拉木拉洪逢人便说：“我翻身了，要努力生产，多种粮食，下一年我一定要打上两塔合（口袋）馕，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感谢他解放我们的恩情。”

“各族同水乳，情深似海洋。愿偿历史债，共谱新篇章。”张仲瀚从走进新疆的第一天起，就一直以毛泽东对进疆部队的教导“以替历史上压迫少数民族的汉族反动统治阶级还债的精神在那里工作”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一个“工作队”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和增进民族团结。他认为兵团的汉族人数占新疆汉族人数的将近一半，新疆的民族团结，首先是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团结，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生产建设兵团同当地各族人民的团结上。

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支“战斗队”。它将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同自己的历史特点、组织特点以及生产建设特点结合起来。它是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反对霸权主义的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是驻新疆解放军的一支强大的后备力量，在剿匪、平叛、支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兵团多健儿，未离手中枪。边关烽烟起，重新上战场。”１９６２年４月，中苏边境发生边民外逃事件，张仲瀚挺身而出，说明真相，劝阻边民。周恩来在召见张仲瀚时，同他一起分析了斗争形势，明确了兵团民兵在边境中的任务、方针、政策和策略，要求对边民外逃地区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工作，实行“三代”（代耕、代收、代管）。此后，兵团在中苏边境一带，抽调三万多人建起５８个边境农场带，以加强边防。同时，兵团以不脱产的民兵形式，建立起在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上相当于正规军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值班部队。其特点是：生产完全自给，不用国家军费，只由国家装备武器，以民兵为形式。毛泽东听说后很是称赞，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了情况能打仗！我看有希望。”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印边境发生紧急情况时，张仲瀚指挥值班部队参加反击，有一万多人和４００辆汽车参与运输物资和抢救伤员，有力地支援了对印自卫反击战。

张仲瀚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结合起来，把民兵建设与开发边疆结合起来，到１９６５年，兵团已在中苏、中蒙的１３００余公里的边境线上，建成了一个劳武结合的包括几十个农场、纵深宽达几十公里的边境农场带，筑成一道屯垦的国防屏障。

５０多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全体干部职工发扬南泥湾精神，艰苦创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一切都是与以王震、张仲瀚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军垦人正确贯彻毛泽东的屯垦戍边的战略思想，创造性地继承、发扬延安精神分不开的。他们以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从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高度来建设兵团，教育兵团，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的屯垦新路，成为新疆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安定团结的重要力量，增强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巩固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重要力量。

“似军又似民，衣杂帽无章。坚持‘三个队’，队队意深长。”（责任编辑：李雪）（完）

“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张仲瀚牢记毛泽东的教导，从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之日起，就坚定不移地按照毛泽东“三个队”的指示建设兵团，实行以农业为主，农工商学兵并举，劳武结合，亦农亦工亦商亦学亦兵的方针。他常说：我们兵团“三个队”的任务次序、侧重可以有不同，比如现在我们把“生产队”摆在第一位，然后是“工作队”和“战斗队”。重点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但“三个队”必须并存，必须结合，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缺一不可。“似军又似民，衣杂帽无章。坚持‘三个队’，队队意深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支“生产队”。它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农业为基础，农工商学兵相结合，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的方针，大力发展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和文化、教育、科技事业。现在，经过５０多年的建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经成为一个拥有１４个生产建设师，１８６个团场，４３９１个工业、建筑、运输、商业企业，有健全的科研、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金融、保险等社会事业和司法机构，总人口２５６．７万人，在岗职工９８．８１万人，成为新疆经济发展的一支不可替代的力量。兵团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新疆的经济建设发挥着“生产队”的作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支“工作队”。它具有极其重要的内容和极其深远的政治意义。它是中央支援地方，汉族支援兄弟民族，维护民族团结的一种成功的有效的形式。兵团的全体人员从进疆开始，就坚持不懈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把毛泽东关于“要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的指示，作为开展一切工作的指针，把帮助兄弟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各方面的工作进步当做自己光荣的历史使命。

各族群众热烈欢迎解放军工作队，亲切地称呼工作队是“毛主席的队伍”，是“毛主席派来的干部”，以表达他们的热爱和敬意。解放后的四年间，新疆人民走完了平常历史需要好多年才能走完的行程。各族人民对共产党、毛泽东、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充满了热爱和感激。各族人民向往北京，很多人把到北京去见毛泽东作为最大的愿望。绥定县70多岁的老汉乌拉木拉洪逢人便说：“我翻身了，要努力生产，多种粮食，下一年我一定要打上两塔合（口袋）馕，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感谢他解放我们的恩情。”

“各族同水乳，情深似海洋。愿偿历史债，共谱新篇章。”张仲瀚从走进新疆的第一天起，就一直以毛泽东对进疆部队的教导“以替历史上压迫少数民族的汉族反动统治阶级还债的精神在那里工作”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一个“工作队”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和增进民族团结。他认为兵团的汉族人数占新疆汉族人数的将近一半，新疆的民族团结，首先是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团结，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生产建设兵团同当地各族人民的团结上。

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支“战斗队”。它将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同自己的历史特点、组织特点以及生产建设特点结合起来。它是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反对霸权主义的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是驻新疆解放军的一支强大的后备力量，在剿匪、平叛、支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兵团多健儿，未离手中枪。边关烽烟起，重新上战场。”１９６２年４月，中苏边境发生边民外逃事件，张仲瀚挺身而出，说明真相，劝阻边民。周恩来在召见张仲瀚时，同他一起分析了斗争形势，明确了兵团民兵在边境中的任务、方针、政策和策略，要求对边民外逃地区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工作，实行“三代”（代耕、代收、代管）。此后，兵团在中苏边境一带，抽调三万多人建起５８个边境农场带，以加强边防。同时，兵团以不脱产的民兵形式，建立起在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上相当于正规军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值班部队。其特点是：生产完全自给，不用国家军费，只由国家装备武器，以民兵为形式。毛泽东听说后很是称赞，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了情况能打仗！我看有希望。”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印边境发生紧急情况时，张仲瀚指挥值班部队参加反击，有一万多人和４００辆汽车参与运输物资和抢救伤员，有力地支援了对印自卫反击战。

张仲瀚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结合起来，把民兵建设与开发边疆结合起来，到１９６５年，兵团已在中苏、中蒙的１３００余公里的边境线上，建成了一个劳武结合的包括几十个农场、纵深宽达几十公里的边境农场带，筑成一道屯垦的国防屏障。

５０多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全体干部职工发扬南泥湾精神，艰苦创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一切都是与以王震、张仲瀚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军垦人正确贯彻毛泽东的屯垦戍边的战略思想，创造性地继承、发扬延安精神分不开的。他们以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从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高度来建设兵团，教育兵团，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的屯垦新路，成为新疆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安定团结的重要力量，增强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巩固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重要力量。

第四篇：第一章新疆油田发展史

毛泽东指出：“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

甘肃的玉门、陕西的延长、新疆的独山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经开采的三大油矿

1954年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联合公报

1955年1月1日，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苏联股份移交中国

1954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六次全国石油勘探会议的决定，在黑油山（克拉玛依）地区钻第一口油井

1955年6月14日，一支由8个民族36名青年职工组成的独山子矿务局钻井处1219青年钻井队，在钻井队长（技师）陆铭宝、副队长（副技师）艾山带领下，来到黑油山东南方向5.5公里处，承担起钻凿黑油山1号井的任务 1955年7月6日启动钻机开钻，于10月29日，钻至620米处完井出油。黑油山（克拉玛依）1号井的出油，标志着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的发现，也同时揭开了新疆石油工业大发展的序幕。

1号井，其出油的关键性作用，不仅仅因为它作为一口参数井（预探井）意外出油带来的惊喜振奋了新疆石油工业的士气，更因为它证实了黑油山地区是有希望的含油聚集带，而非过去普遍认为的黑油山油藏已基本散失；对新疆石油工业来说，则标志着一扇走出困境通往新天地的大门已经敞开。它是让后人瞻仰的标志性井位。

1956年4月23日，位于南黑油山两个局部构造之间的4号井出油，从而证实了黑油山确有不受背斜控制的油藏存在，也为关于黑油山地区的学术辩论画上圆满的句号

时任石油部部长助理康世恩果断决策，提出了中国石油史上著名的“撒大网，捞大鱼”的勘探部署

1956年2月，新疆党政领导王恩茂、赛福鼎·艾则孜视察克拉玛依油田时，指示“黑油山”名称应改为“克拉玛依”。1956年5月1日油田正式定名为“克拉玛依油田”，曾有“喀拉玛依”、“克热玛依”等不同的写法

1956年8月起，克拉玛依油田开始试采，当年新打井21口，生产原油16424吨 1957年，投入试采井74口，当年产原油70271吨，超过独山子油田建矿以来最高年产量（1953年70241吨），克拉玛依油田是一个储量丰富、潜力巨大的油田被实践证明

1953年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0年9月30日中苏石油公司成立 中苏石油公司合营4年，做了许多工作，为新疆石油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① 恢复和发展了独山子油田的生产

新疆解放时，独山子油矿已奄奄一息，只有两口出油井，② 积累了地质资料

8个地区进行了构造钻井，在9个构造上钻了探井，找到了71个地质构造，查明其中的26个有含油希望，为进一步勘探提供了重要地质资料。③ 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

钱萍、余萍、曹进奎、张毅、王炳诚、张家达、张恺、陆铭宝等同志都是在那一时期锻炼成长起来的，学到了苏联的一些石油工业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 1956年4月，成立克拉玛依钻探处，由公司副总经理秦峰兼处长 参加勘探建设的人员从四面八方调来：有鞍山调来的浅钻队；玉门、延长、四川、宝鸡等石油厂矿调来的技术工人；从上海、湖南、湖北、四川来的不少知识青年。到1956年底，克拉玛依已有近5000多名职工，组织起26个钻井队和相应的生产、生活队伍

1960年达163.6万吨，占当年全国天然石油产量的39% 2002年克拉玛依油田成为中国西部第一个千万吨级大油田

独山子千万吨炼油、百万吨乙烯工程正式竣工投产,工程入选“建国60周年百项经典工程”

193号井1958年4月8日开钻，8月29日完钻，井深2275.73米，最高日产原油达到260吨，为当时全国绝无仅有的高产井 193号井被誉为“王牌井”、“英雄井”

1958年9月12日，朱德亲临193号井生产现场观看了喷油盛况

193号井的历史价值在于：它的高产进一步证实新疆具有丰富的油藏储量和广阔的勘探前景，是新疆油田蓬勃发展的历史见证。

早在19世纪末期，独山子就以石油矿藏闻名，能称得上规模开采的，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新疆省库尔喀喇乌苏县政府在县城内设立劝工所，创办劝工场，在独山子用土法采炼石油，具体方法：一是直接收集渗出地表飘在水面的石油；二是根据油泉涌露方位，先掏横洞，在横洞挖若干竖井（坑），捞取渗出的石油。

1906年俄国商人（阔阔巴夫）向新疆地方政府申请租赁独山子石油矿藏的开采权，遭到了拒绝

1909年，新疆省政府筹银30万两，从俄国购买了1架顿钻钻机，在独山子开掘了第一口油井。

1913年，新疆省（督军杨增新下令）恢复石油生产，招商包采、包运独山子等地石油，交迪化（今乌鲁木齐）工艺厂炼制

1936年，新疆省政府与苏联达成口头协议，共同开发独山子石油资源。同年4月，新疆省政府派员与苏方人员联合组成独山子石油考察团，在独山子地区进行石油勘察； 10月，新疆省政府将原设在安集海的炼油厂并入，改称独山子炼油厂。

1937年1月14日，独山子第一口浅井完钻出油，井深200多米，日产原油10吨左右

1943年5月17日，苏联政府停止独山子油矿开采及炼油工作，召回专家，并将自有设备运回

1944年8月8日交由甘肃油矿局负责开采，先后启封修复11口出油井，其中7口井能正常生产，单井日产量最高为4吨，油矿日产量10吨左右。同时，在不能自喷的油井上，利用天然气进行“气举”采油获得成功

1945年9月，三区革命军接管独山子油矿（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政府主管）

1942年下半年，独山子油矿采取在不能自喷的油井上安装抽油机，用30或50匹马力电动机带动抽油机抽油，当年原油产量达到70321吨，为新中国成立前独山子油矿最高年产量，这也使得独山子油矿成为了同玉门、延长齐名的解放前中国三大油矿之一。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949年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宣告新疆和平解放 1950年9月30日，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宣告正式成立，总部暂设独山子（1953年1月1日迁至乌鲁木齐，时称迪化）新中国石油工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交给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基本任务是：查明新疆石油资源情况，增加石油产量，满足新疆地区需要，并且要大力培养石油工业干部

1951年5月，独山子油矿恢复勘探和生产，第一口探井50号井和开发井38号井开钻 1960年，新疆石油管理局原油产量达到166.23万吨，全国原油产量419.62万吨，克拉玛依油田原油产量占当年新疆原油产量的98.46%，占到当年全国原油产量的39%。

克拉玛依，新中国唯一一座以石油命名的城市

1957年1月2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成立由自治区直辖的克拉玛依市（县级）

3月18日，国务院同意成立克拉玛依市筹备委员会，进行建市筹备工作 6月20日，克拉玛依市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

1958年4月2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向国务院呈报《关于建立克拉玛依市的请示报告》，认为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基本具备了建市条件，并提出了具体建市方案

1958年5月29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七十七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克拉玛依市的决定》，决定设立克拉玛依市

1958年6月17日，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通知：克拉玛依受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直接领导，市人民委员会设在克拉玛依，市下设独山子和乌尔禾两个区，并在克拉玛依、大拐、中拐、小拐等地设立三个街道办事处，并且要求迅速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1958年7月25日，克拉玛依市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委员，宣告克拉玛依市正式成立。

从50年代末起，新疆石油管理局就开始向四川、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辽河、河南、江苏等油田和石油物探、管道、科研、设计、炼油化工等单位以及中国海洋石油企业输送了大批精兵强将。

1958年11月13日，由时任新疆石油管理局局长张文彬率领的包括钻井、采油、工程地质等百余名技术骨干组成的参战队伍，赴四川川中参加石油会战。

1959年3月，为支援松辽、华北石油勘探，新疆石油管理局派出385人参加会战。

1960年-1961年，新疆石油管理局抽调5600余名职工参加大庆石油会战，是主力队伍之一。1964年-1966年，新疆石油管理局先后派出1336名干部和技术工人支援到胜利、四川、大港、青海等油田以及兰州炼油厂。1967年-1970年，新疆石油管理局抽调4995名职工，参加江汉油田会战和长庆、辽河、华北油田勘探开发工作以及湖南长岭炼油厂建设。其中独山子机械厂迁湖北天门县建立石油工业部第三石油机械厂，乌鲁木齐石油技工学校迁河南南阳组建石油工业部第二石油机械厂。

1975年，新疆石油管理局抽调2576名职工支援辽河、长庆、江苏等油田和石油管道局。

克拉玛依油田还投资建设了乌鲁木齐石化厂、依奇克里克炼油厂和泽普石化厂

1936年8月，新疆省与苏联政府合作，成立独山子石油考察厂。10月，原安集海炼油厂并入，改称独山子炼油厂

1956年，独山子炼油厂进行扩建，1958年第一期扩建完工，年加工能力提高到40万吨，1959年第二期扩建完工，年加工能力提高到100万吨，1960年第三期扩建完工，年加工能力提高到120万吨。到1965年，炼油厂共有生产装置17套，可生产60种产品。

1989年10月，年加工能力100万吨的第二套常减压装置建成，原常减压装置加工能力扩大到150万吨

20世纪90年代，独山子炼油厂步入快速发展时期，先后建成催化重整等多套装置，原油产品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产品品种增加到200余种 1995年9月，独山子炼油厂一次原油加工能力达到600万吨。

2005年2月8日，独山子石化公司1000万吨炼油、120万吨乙烯工程项目获国家批准，总投资272亿元，包括22套炼油装置和12套化工装置 1959年3月20日，克拉玛依炼油厂开始动工兴建

1959年8月，常压蒸馏装置建成投产；1961年加工能力12.5万吨；1980年，年一次加工能力达到50万吨

1970年，经国家计委批准，新疆石油管理局着手筹备兴建乌鲁木齐石油化工厂。1971年1月，工程正式动工，计划达到100万吨。但于1973年初停建，1975年4月，乌鲁木齐石化厂工程在米泉县铁厂口新址开工。1978年第一期炼油系统工程全部建成投入试生产。1981年9月1日，大化肥项目正式开工。1983年3月，原隶属新疆石油管理局的乌鲁木齐石化总厂划归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1987年4月正式移交。

1958年10月，依奇克里克油田宣告发现。1987年已无法正常开工，于当年5月全面停产封存

1983年9月27日，康世恩建议开发柯克亚油气田，并建设年加工能力15万吨炼油厂、年产6万吨合成氨中型化肥厂、年产1万吨液化石油气厂，合称泽普石油化工厂。建厂期间简称“泽普三项工程”。国家计委将泽普石化厂三项工程列入1984年国家基本建设重点项目

1986年5月1日，举行泽普石化厂形式典礼

1987年5月提出“三项工程，三年建成，五亿投资，一流质量，一次试车成功”的33511建厂奋斗目标。1989年6月5日，胜利完成“33511”的建厂目标

1999年7月，随着原隶属新疆石油管理局的塔西南勘探开发公司移交给塔里木油田公司，泽普石化厂也一并移交

“两降一升”（产量下降、油层压力下降、油气比升高）

克拉玛依低凝固点原油资源

①油田地质研究及开发调整规划的编制

②钻井、采油工艺技术的发展和完善（A）钻机井架整体搬迁；

（B）大直径岩心取岩心和分析工艺技术；（C）小井眼钻采工艺技术；（D）修井技术的完善；（E）老井下尾管工艺；（F）适合低注水量的注水流程工艺；（G）层工艺技术；（H）热力采油试验。

③石油产品的炼制与开发

1966年，已能够生产6大类72个品种的石油产品，有力支援了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

①水渠建设

20世纪50年代，玛纳斯河——克拉玛依管线给水工程的修建

1961年2月，百（口泉）——克（拉玛依）水渠终于竣工，克拉玛依历史上的第一条人工水渠

1967年，白杨河引水工程开始筹备

1997年，引水工程正式实施，2000年8月1日，总长400多千米的引水工程全面竣工。每年8月8日的克拉玛依水节

②电力建设

克拉玛依油田勘探开发初期采用柴油发电机组； 1958年在市区建成中心电站，总装机容量3200千瓦

1960年，开始修建白碱滩火电厂，1961年建成两台1500千瓦的汽轮发电机组 1962年，开始筹建60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1964年9月和1965年第一、二台机组先后投产，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7480千瓦。

③原油储运

1959年1月10日，克（拉玛依）—独（山子）输油管线正式投产，年输油能力53万吨

1959年建成第二条输油管线，年输油能力50万吨（后由于施工质量不高，投产后问题较多，于1964年拆除）；

1962年，第三条输油管线建成投产，年输油能力85万吨。1959年开始，克拉玛依原油运往内地。

1959年1月19日，第一批东运原油用汽车运到当时兰新铁路的终点红柳河，装上铁路槽车东运兰州炼油厂。

1964年在乌鲁木齐王家沟建成包括30个装车鹤位的装油台和长4.5千米的火车专用线

④农副业生产

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末，新疆石油管理局在距住地较近的安集海、新源、阿克苏、乌尔禾、百口泉、艾里克湖以及乌鲁木齐黑山头垦荒，办起了7个农场 1960年迅速扩展到霍城、塔城、库车、乌苏县四棵树、克独管线四泵站等地。1963年，耕种土地面积最高曾达33853亩。1962年年底，共有40多处农业生产点

艰苦创业（1955年——1959年）：1955年10月29日，1号井，标志着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的发现和诞生，1958年9月11日，朱德副主席视察克拉玛依时赞扬道：“三年时间，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建立起一座4万人口的石油城市，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也是一个动人的神话”

迎难而上（1960年——1977年）：1960年，原油产量达到163.67万吨，占当年全国原油产量的39%，1977年，原油产量达到306.8万吨

改革发展（1978年——1999年）：1990年跃居全国陆上石油工业第四位，1999年原油产量达到906.2万吨。1992年，彩南油田投入开发，第一个百万吨级带装沙漠油田诞生，实现了新体制、新技术、高速度、高水平、高效益的目标。1995年，石西油田投入开发，第二个百万吨级整装沙漠油田建成，其管理主体工艺技术、天然气处理工艺、自动化采集探制处理应用达到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1998年7月6日，江泽民总书记在新疆视察时欣然挥笔题词：“加快准噶尔盆地勘探开发，再现克拉玛依油田辉煌！”

历史跨越（2000年——2007年底）：2001年，陆梁油田投入开发，当年日产上千吨，第三个百万吨级整装沙漠油田亮相，树立了勘探开发一体化、新区高效快速开发两个典范。2002年12月22日，成为中国西部第一个千万吨大油田，新的起点（2008年至今）：奋斗目标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油气并举，又好又快建设现代化大油气田。

1950年9月30日，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成立，总部暂设独山子，1953年1月1日迁至乌鲁木齐，时称迪化。

1955年1月1日，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将公司业务管理和属于公司的全部财产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燃料工业部新疆石油公司。

1956年7月1日，新疆石油公司更名为新疆石油管理局，于1962年3月从乌鲁木齐迁驻克拉玛依。

2000年1月1日，新疆石油管理局重组改制为新疆油田公司和新疆石油管理局。

2008年1月1日，新疆油田公司和新疆石油管理局重组整合为新疆油田公司

第五篇：烟草行业发展史资料

我国古代没有烟草种植也没有关于吸烟的记载。中国人吸烟是由外邦传入的，故有“洋烟”之称。据考证，烟草传入中国在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初的明朝万历年间，路线有4条。第一线是经菲律宾，中转台湾，传入福建、广东地区，再由福建等地传至江苏、湖北等中原地带；第二条线路始于明朝天启年间，是从南洋一带进入广东境内，再往北传；第三条线路则从北方“侵入”——由日本到达朝鲜，再转辽东半岛；最后以条线路是从俄国传入新疆，这条线路开始的时间稍晚于前三条线路，大约在18世纪下半夜，兴旺于20世纪初。

烟草传入中国的时候，名称很多，如淡巴姑、相思草、烟酒、金丝烟、仁草、八角草等。从史籍记载，广泛叫烟草、烟丝的，大约是到清代以后

烟草的中国政治：“吃烟”与“吃燕”

明末崇祯帝，曾多次下达过禁烟令。崇祯十二年（1639）年，上谕严禁吸烟，违者处死。次年，有会试举人，指使其仆人携烟进京，被近卫军查获，第二天，这个仆人就被押至西市,斩首示众。崇祯师六年，皇帝又颁布了严禁私贩烟草，违者处死的禁令。崇祯癸未（1643）年，再度规定民间私种烟者，被抓获后要流放到不毛之地去服苦役。

崇祯禁烟并未讲明吸烟的危害，而是出于“吃烟”与“吃燕”谐音，北京是燕地，崇祯认为吸烟兆头不好，不吉利。禁烟令既然不能以理服人，当然也就禁而不废了。再加上当时明朝统治正摇摇欲坠，朝不保夕，大量南兵北伐，生活不习惯。他们感到吸烟可驱寒避瘟，解闷提神，日不可缺，后经蓟辽总督洪承畴请求，最后开禁。从此吸烟又以“熙朝瑞品”的雅号重新流行起来了。到崇祯末年，竟发展到“虽三岁童子，莫不食烟”的地步。

禁烟、禁税，与生俱来的难题

清人入关以前，清太宗也曾下令禁烟，但却是禁百姓，不禁皇族。主要是禁止出境货买烟草，规定贩运烟草一斤以上者先斩后闻，一斤以下者处以徒刑。但是在清庭上层贵族内，吸烟已成风气。到清统一全国时，烟草的种植与吸食，已从福建、浙江、江苏扩展到南北各地，朝廷遂重新颁示严禁，“不许种植，不许贩卖，违者与通番同罪”。但由于种烟有利可图，民间自然趋之若。烟草又是清王朝的一大税源，光绪年间税务大臣称，纸烟一项，日销四百兆厘。所以烟草在清朝并未真正禁绝，而且随着清末殖民侵入和民族资本工业的兴起，烟草工业在中国得到大规模发展。

“强盗烟”

1902年美国烟草公司、美商英尔坎迪勒烟草公司分别在上海、香港建立卷烟厂，从而揭开了中国卷烟工业的序幕。随后，外资、官民合股、私营的各种烟草企业在中国建立。虽然烟草在中国在这一时期广为流行，但出现了局部的卓有成效的禁烟活动。譬如（piru）,清末的一位广东巡抚，下令所属各县官吏在处死强盗前，必须赏“强盗牌”香烟给犯人席。这一奇特的命令实施后竟收到了奇效。

许多吸烟者纷纷戒烟或者从此不再吸“强盗牌”香烟。后来尽管外国烟商胁迫清政府解除了这个命令，但“强盗牌”香烟仍然是无人问津的死货。

天国的禁烟运动

太平天国时期，出于对殖民主义的反抗，在反对鸦片的同时也反对烟草。太平天国《天条论》明确规定：“凡吃洋烟（鸦片）者斩首不留”；“凡吃黄烟（泛指水烟、旱烟）者，初犯责打一百、枷一个礼拜；再犯责打一千，枷三个礼拜；三犯斩首不留”。这种规定，一度是坚决执行。可惜，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领导集团逐渐腐化，在禁烟一事上也是禁下不禁上，因此，太平天国的禁烟也并不彻底。

烟草专卖开端

特定的时期，民众处于爱国情感自发的组织控烟运动。1911年各地民众纷纷自发劝戒香烟，呼吁香烟权益不能外溢。是年海关进口香烟比1910年减少21%。另一方面，由于烟草税的高额诱惑，政府也颁布一系列措施加强烟草税的收取和管制。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全国烟草公卖暂行简章》和《烟酒公买栈组织法》，设全国烟酒公卖局（后改为全国烟酒公卖办事所），各省设立烟酒公卖局，这是中国第一次实行烟草专卖，实际上是一种“商专卖制”。即国家及各地层层设立烟酒公卖机构，由国家公卖机构酌定公卖价格，通告各地执行，公卖收入归属中央财政。

80年代烟草报告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先后开展烟草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的研究。和西方反烟浪潮几乎同步，中国也开始计算烟草带来的损失。1989年，一份烟草报告称，我国因吸烟导致的经济损失达270.76亿元，超过当年国家由卷烟生产获取的240亿元税收。其中用于治疗吸烟患肿瘤、心脑血管病及慢性肺部及病患者的直接医疗费为69.42亿元，因吸烟导致劳动力丧失带来的损失为25.81亿元，被动吸烟损失近9亿元。此外，研究报告中指出，我国目前用来种植烟草的耕地达150公顷以上，如果从其中拿出30%用于粮食生产，按每公顷产粮7。5吨计，每年可节约进口粮食的外汇5.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0亿元。根据我国烟草消费量迅速增长和居民开始吸烟年龄提前的状况，研究报告还推断，2000-2030年，我国每年因吸烟而患病死亡人数，将由116万上升到317万。而中国目前的烟民数量约为3.2亿，约占世界吸烟总人口的1/3。香烟的第三种态度

在烟草工业和反烟运动数百年的角力中，人们认识到吸烟和反烟代表不同的权力，它同样是种意识形态，而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支持与反对之间寻找着第三种态度。1982年1月和1984年1月分别成立中国烟草总公司和国家烟草专卖局。1991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用国家立法的形式进一步确立和强化了国家烟草专卖制度，自1992年1月1日起施行。1997年7月3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根据《烟草专卖法》及《实施条例》的规定，卷烟、雪茄烟、烟

丝、复烤烟叶、烟叶、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烟草专用机械，均属烟草专卖品。国家烟草专卖局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口贸易及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依法实行烟草专卖管理。1996年12月30日开始实施的《烟草广告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禁止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期刊发布烟草广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于2005年2月27日在中国正式生效。

全球四次控烟浪潮15、16世纪，第一次浪潮

1492年，哥伦布发现阿拉韦克人，并接受了馈赠的烟叶。哥伦布的船员拉齐奥·吉雷兹注意到原住民点燃烟叶，并吸入产生的烟。他亲自尝试了一下，并由此成为欧洲第一位确定得吸烟者。回国后，邻居们对他嘴里冒烟惊讶万分，并肯定他是魔鬼附身，宗教法庭把他投入了监狱。这是第一个寓禁于刑的案例。在那个神权、君权横行的年代，烟草被视为魔鬼的象征，吸烟、贩烟则被视为异端。

最初人们只是把烟草当作观赏植物，后来人们发现吸烟对鼠疫、霍乱和脑膜炎等死亡率很高的传染性疾病，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因而医疗界曾经把烟草当作“万灵妙药”加以颂扬。16实际，烟草再欧洲很多国家还是悄然流行开来，上流社会的一些贵族甚至把它当作标志身份的时髦物品。随之而来的是一场让鲜血流淌半个世纪的惩罚。1604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亲自起草并颁发了《扫除烟草运动》一书。文中说：“你应该毫无羞愧的抛弃这污秽玩意儿，接受它是不可饶恕的愚蠢，使用它使天大的过错。它是一种伤目、刺鼻、害脑、坏废的丑恶东西”。同时，将烟草的进口税由原来的200%提高到4000%，下令禁种、禁买烟草、禁止从西班牙、葡萄牙输入烟草，并派人捣毁了烟店和烟田。此后，俄罗斯、奥地利等国国王都明令禁止吸烟。土耳其甚至颁布了一道禁令：凡吸烟者，杀无赦。一个月后，在伊斯坦布尔市中心，100人因吸烟被处决，其后每月处决一批，禁烟四年，处死者近万人。

18.19世纪，第二次浪潮18、19世纪的国王有了更多其他的烦恼，对于烟草禁控有所松动，烟草得以发展。伴随着蒸汽机的轰鸣，烟草开始大规模的种植、加工。19世纪出现了雪茄烟，19世纪下半叶由发展了手工卷烟，随后是机制卷烟，使吸烟者更为方便。由于具有一定药物作用，两次世界大战中，烟草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二战”后，卷烟工业机械化急速发展，吸烟率上升更快。20世纪50年代，在16岁以上的男性中，吸烟率高达75%，这一时期的好莱坞电影中也充斥着手执香烟的西部牛仔。这是历史上吸烟之风最盛的时期。

1934年，中国学者吕富华发表了《关于家兔涂布烟草焦油致癌的研究》论文，这是世界上首次通过动物实验的出“烟草有致癌性”的科学报告。另有实验证明：吸烟20年后，年龄45岁的人，要比不吸烟的人群患肺癌者高10倍以上。此后，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烟草危害健康的证据越来越多。于是，在20世纪初叶至中期，越来越多的人出于健康的考虑投入控烟运动。

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浪潮

基于大量对吸烟导致疾病的研究，1969年，WHO下属的泛美卫生组织指导委员会美洲区域委员会及欧洲区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控制吸烟的决议，控烟运动翻开了第三个新的篇章。决议内容包括：吸烟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禁止在世界卫生组织开会的场所吸烟。1983年第5届“吸烟与健康”国际会议上规定，含有20毫克/支以上焦油的卷烟，在世界范围内停止生产与出口。所有卷烟及烟草制品应注明“吸烟危害健康”的警告，并明确标出焦油、烟碱、一氧化碳的含量。1989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关于卷烟焦油量的限制》草案中明确规定：“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销售的卷烟从1992年12月31日起，最高焦油量限制在15毫克/支以内。到1997年12月31日，最高焦油量限制在12毫克/支以内。”此草案得到欧洲及共同体国家法律上的认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还实施了烟草危害赔偿法。1999年4月，俄勒冈州法院裁定菲利普·莫里斯公司须向一名患肺癌死亡的卷烟消费者家属赔偿8100万美元，这是历史上单一卷烟消费者所获得的最高金额的赔偿。1988年4月7日是WHO成立4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成为第一个“世界无烟日”。在以后的每个世界无烟日，WHO都向全球发行专题材料，提供控烟的基本信息和建议。从1989年起，“世界无烟日”改为5月31日。在WHO的号召和推动下，到1995年，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办公室成为无烟环境。从1996年7月1日起，国际民航组织开始在国际航班禁止吸烟。20世纪末21世纪初，第四次浪潮

第四次控烟浪潮是以落实“缔结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构想为标志掀起的。1998年，WHO新任总干事布伦特兰博士提出了作为内阁两大新项目之一的无烟倡议行动，并将制定《烟草控框架公约》作为任期目标。1999年第52节卫生大会通过了WHA52.18号决议，决定着手制定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及相关议定书，同时将成立由所有成员国参加的政府间谈判机构和框架公约工作组。2003年5月21日，在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上，经过历时4年6轮的谈判，世界卫生组织的192个成员国通过了第一个限制烟草的国际性公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它标志着烟草控制已经走向以国际法为依据的全球控烟，控烟运动的形式已由个人、组织或国家的行为提升成为全球范围内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行为，第四次反烟浪潮正在席卷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9期）作者： 顾森森

烟草的起源

烟草进入人类社会生活始于拉丁美洲的原始社会。当时拉丁美洲的当地居民（印第安人）还处于以采集和狩猎为主要生产活动的时期，人们在摘尝植物时，尝到的烟草辣舌味，闻到醉人的香气，能提神解乏，于是把它当作刺激物来咀嚼，烟草迈出了进入人类生活的第一步。咀嚼烟叶演变成吸烟，与原始社会的祭祀有关。在人类学的著作中，前苏联柯斯的《原始文化始纲》和美国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都曾指出，美洲印第安人早在原始社会时代，就有吸烟嗜好。

当地居民吸食烟草，据说主要是为了祛邪治病，颇有迷信色彩，后来慢慢成了一种癖好。

烟草“祛邪治病”的神话是个古老的传说。在很早很早以前，在美洲印第安人的部落里，有一个大首领的公主死了。按照传统习俗，她被抬到野外天葬，等待“飞鸟”啄食。过了几日夜，公主不但没有被“飞鸟啄食，反而复活回来了，大首领差人探其原因，发现天葬时公主身边有一种茎肥大并带一种特有辛辣气味的植物，公主就是凭借着种植物的特别辛辣气味避开“飞鸟”和走兽并且得以苏醒过来的。古代美州印第安人从此把烟草视作能祛邪治病、使人死而复活的“神草”。

原始印第安人部落在每年召开的各部落尊长会议的时候，照例都要举行隆重的敬烟仪式。仪式开始，司仪人把手制烟卷折纳入烟管，用火点燃后，连续喷烟三次：第一次喷天空，表示感谢圣明的“天神”在过去一年里保佑他们的生命；第二次喷向大地，感谢哺育他们的“兹母”生产各种食物，恩赐他们生活美好幸福；第三次喷向太阳，表示感谢阳光永远普照人间大地，使人间万物生长不息。接着，把烟管依次递给每个与会酋长然后才正式开会议事。每当印第安人部落之间发生纠纷，甚至武斗的时候，为了解决争端，双方酋长先坐下来吸“和平烟”，然后各诉原委，再由第三者、另一酋长作出解决争端的裁决。此外，当陌生人进入部落村社，也要先敬“和平烟”，表示欢迎和友好。这，可能是人类以烟敬客习俗的起源。

随着通往美洲航道的开通，欧美大陆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烟草和烟草种子被带进了欧洲，并且传播到了其他其他地方。后来，人们发现烟草有毒，有麻醉作用和其他药用功能，传播日趋广泛。

有一位名叫尼古特的法国人，住在葡萄牙的里斯本（一说是驻葡萄牙大使），对美洲的植物很感兴趣，其中有些植物和欧洲的差异很大。他听人说烟草可以解乏提神，可以止痛和治疗疾病，尤其是对治头痛病更有疗效。约在1560年，尼古特从别人送的礼物中得到烟草种子，精心的栽培在自己的花园。果然，烟草生长茂盛，收获其叶试吸，感觉很好。人们为了纪念尼古特，把烟草碱称为尼古丁。

历史学家推断：烟草在16世纪中期就从中南亚传入中国。1543年，西班牙殖民者沿哥伦布走过的路来侵略菲律宾，烟草也随之在菲律宾种植。这时，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实际上是与西班牙人的交易。不久，烟草传入与之相近的台湾、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