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制度优势-张伟宁-2

第一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制度优势-张伟宁-2

湖南商学院

课程研究性学习报告

学习课程 报告题目

撰写者姓名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制度优势

张伟宁、李鑫、康煦、李诗娃、蒋俊

学号手机

140410321 *** 140410307 *** 140410288 *** 1405200***003 140410287 ***

会计1405班

李菁 *** 2016年4月9日 专业班级 指导教师 联系电话 报告日期

湖南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制

2016年4月

摘要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60多年的历史中，虽遭受过种种挫折，但最终总能够转危为安，并不断巩固执政地位，特别是20 世纪末，在一些老党、大党纷纷失去政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却能有所作为，并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二是能够有一套不断更新完善的优良严密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和逻辑表明, 政治制度改革创新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一大政治优势, 也是其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源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治制度；长期执政；政治优势

目录

一、背景介绍...................................................1

二、中国共产党政治制度的五大优势...............................2

（一）有效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2

（二）保持政治独立并拥有最终的决策权........................3

（三）高效的执政和强大的学习、纠错能力......................4

（四）中国政府是一个更负责的政府............................5

（五）在转型时期中国对腐败的有效遏制........................5

三、分析总结...................................................6

（一）中国政党制度经得起西方质疑............................6

（二）中国共产党开拓更高政治制度文明........................7 参考文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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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制度优势

一、背景介绍

新中国1949年成立以来，在时代需求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不断进行着党政体制改革，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这种特色，与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美国驴象之争），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

中国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渐进、内生性演变的结果。今天的中国，人才全国性选拔的适用范围已扩展到最高领导层。最高权力的更替具有以下特点：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异地任职、年龄限制、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差额选举、定期更替。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异地任职”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差额选举、定期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

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地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不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还能避免大众贪欲，差额选举、年龄限制、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中国的确是个一党制的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不实行西方意义上的选举。按照当代主流的政治理论，人们据此可以生成三个判断，即这个体制在体制上一定是僵化的、政治上是封闭的、道德上不具合法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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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论断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一党制具有与时俱进的能力、选贤任能的体制、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这些是确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

二、中国共产党政治制度的五大优势

（一）有效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

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向来都是国家一项大事，因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如何从偌大的中国选出辅佐统治阶级，为统治阶级卖命的人才成为国家之大事。汉代时中国选人看品德，魏晋时期采取监察制，到了隋唐时期科举制开始盛行。到现代，选拔人才更多的是看中个人魅力及个人素质。从中国人才选拔制度的发展可以揭示出中国民主制度的进步，中国的领导阶层，大多数是从平民阶层产生的，通过摸爬滚打，才能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当然这与中国选拔人才制度的优越性是密切相关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制度的优势之一是，建立在能力为基础之上的全国性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年龄的限制、定期的更替、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差额选举。以新一届领导人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例，他们均经历过长期的基层任职考验，并于2007年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因为对国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所以可以立即开展针对性的施政措施，根本没有西方新领导人至少长达半年的熟悉情况的阶段。

相反，西方国家所普遍推崇的大众选票制度，看似民主且似乎每个国民都享有民主权利。但领导者的个人素质所占比重却被边缘化。例如，众多因素影响到选举的结果，如金钱，种族，宗教信仰，家族，社会人脉，作秀和演讲水平等。像当今世界强国-美国。奈何21世纪初才诞生美国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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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很好的解决，从人才选拔机制这个层面上就可以很好的反映出来。中国不存在西方式的宪政空窗期。在西方假如出现换人或换党，新的领导者必须等上数月就职后才能展开施政。而一些议会制国家，假如选举出现争执或者无一党占据优势，则往往长期无法组成政府。

虽然都是从全国选拔人才，但由于制度原因，西方却不能从全国的层面使用人才。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更造成政策的非连续性。而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则完全不存在西方这种体制性弊端。所以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

（二）保持政治独立并拥有最终的决策权

中国所采取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一个文件的确立往往需要多方机构的认证。它的程序是由共产党提出，后经国务院草拟，然后来年经过两会通过后，最后上升为国家意志。2013年中国召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了大部制改革，铁道部也在其内。由于历史的原因，铁道部对国民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003年和2008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也曾试图对其进行调整，在种种阻力下未果。但铁道部最终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走进历史。

连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试图解决“控枪”这一美国的老大难问题。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震惊全美的枪击案。于是，奥巴马把控枪与移民改革定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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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民众通过选票获得了对政治的控制权，而普选导致的高成本又为资本提供了影响政治的空间。至此，政治权力成为弱势，民权和资本的权力事实上主导了西方各国。目前的中国，虽然三种权力的博弈日益激烈，但至少在全国一级，政治权力仍然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一些很困难的决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都能够执行。至少从现实角度看，一个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导的制度和一个以追求福利为核心的民众主导的制度，其合理性、有效性要远远低于相对中立的政治权力主导的政党制度。

（三）高效的执政和强大的学习、纠错能力

大多数政治学家断言，一党制天生缺乏自我纠错能力，因此很难持久。但历史实践却证明这一断言过于自信。中共已经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连续执政60多年，其政策调整的幅度超过近代任何国家。从激进的土改到“大跃进”运动，再到土地“准私有化”;从“文化大革命”到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更进一步，主动吸纳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入党，而这在毛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实证明，中共具有超凡的与时俱进和自我纠错能力。

而反观民主政治制度低效率一向被认为是其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却是不仅有低效率带来的弊端，其最终决策由于受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妥协的影响，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无法阻止入侵伊拉克，没有办法防范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无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经实行了100多年的对财团政治捐款的顶额限制。

在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后，即使进行修正，也无法消除其后果，更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状态。目前来看，更深层的危机是这种政治制度也阻碍新科技的产生和应用。比如，奥巴马上任伊始就决定发展高铁，结果到现在依然没有实现。在佛罗里达州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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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大部分费用，但由于高速公路和航空利益集团的反对，最终化为泡影。批复的加州高铁，论证（实是各利益集团博弈）竟然长达8年，而建设周期更是长达20年。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恐怕等到建成之日，已是技术淘汰之时。显然，一个不被财团绑架和影响的政党政府才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决定。

（四）中国政府是一个更负责的政府

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辞。这是意识形态的想当然，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例证）。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在西方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责任是前者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的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项便是砍掉了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而这个登月计划已累计耗资91亿美元。

在西方国家，许多官员是选上来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违法，即便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都不影响任期做满。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算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被追究。而在中国，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

（五）在转型时期中国对腐败的有效遏制

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的民主，以选举为前提，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政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如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等，但这种开支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要的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上任后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腐败进行钱权交易的刚性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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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的腐败之所以相对于其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现行政治体制下，有能力对腐败现象进行打击。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期内，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

对腐败的有效遏制，根据西方的经验有三条。一是经济发展，可以高薪养廉、建立完善的银行监控体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钱权交易的合法化。放眼全球，据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可以得出，最腐败的国家往往都是最贫穷的国家，而比较廉洁的则是富裕国家。一向不被西方视为民主国家的新加坡，亚洲廉洁度名列

湖南商学院研究性学习报告 的任何问题都会被过度聚焦和放大。

信息时代的来临，也起到类似的作用。特别是互联网和手机的高度普及，以其无所不在的优势和开放性、快捷性、低成本的特点，成为社会所有成员监督和表达意见的平台。同时，网络也可以令中国任何一地的问题迅速曝光，高效处理，有效强化了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

衡量不同政党制度的标准实际就是三个方面：是否能够产生优秀的领导人、是否能够充分了解国情、是否能够排除资本的制约而做出有效、符合长远利益的决策。从这三方面来讲，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政治制度文明要远远优于西方。

（二）中国共产党开拓更高政治制度文明

西方这种党政制度发展到今天已弊病丛生，日益无法适应全球化的挑战。西方目前的民主制度有两个难以解决的困境和普遍面临的种族与宗教的挑战。

一是西方的政策受制于普通的选民。选民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对于事关长远、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务并不关心，也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在西方这种政党制度模式下，民众可以通过选票迫使政治人物接受并非理性、甚至完全不合理的诉求。

二是西方的政治还受制于财团。西方的选举民主，决定了必须有巨额的选举资金，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只有财团。虽然最后是选民在进行投票，实际上投票开始前，资本已经进行了“初选”。那些获得财团青睐的候选人才可能脱颖而出。他们胜选后，当然必须进行回报。金钱不仅在选举时介入政治，更重要的是对政治日常运作的渗透和影响。

最后，西方民主政党制度模式正普遍面临种族和宗教的严重挑战。在某一种宗教或种族占主体的国家，民主政党制度已经没有多少存在的意义：选举结果早已决定。就算美国这样强大和富有的民主国家也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政治制度文明充满生命力的崛起将是21世纪人类最伟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变革。今天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重新走向富强

湖南商学院研究性学习报告 的同时，也将再一次为人类开拓出更高的政治制度文明。参考文献：

[1]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 宋鲁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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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g/2013/1223/320976.shtml，2013-12-23.[3]李世默.两种制度的传说.http://news.ifeng.com/a/20140625/40893378_0.shtml，2014-06-25.[4]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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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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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nku.baidu.com/link?url=ybOgyg6Cq8cd4gdC8MWtUKmmK64B2g9SIf2QzEJvu0nMyMmBd2zY9-6BK9mUzhXZ8-Pn1ebqRIK8v9BgYyHJw9XanxhRDujzCimA8phWgcu.[5]杜艳华，贺永泰．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之政治优势[J].理论探讨,2012，165：120-123.[6]贾绘泽.论中国共产党的五大政治优势[J].求实,2013.2，14-17.[7]倪豪梅.论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和优势[J].湖湘论坛,2011,136:73-75.[8]刘树友,宋建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2006,1:38-40.[9]范志轩.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思想政治工作[N].自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57）.[10]杨建中.政治动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3，26（1）：67-68.

第二篇：中国政治制度的五大优势

中国政治制度的五大优势

宋鲁郑

新中国1949年成立以来，在时代需求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不断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这种特色，与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美国驴象之争），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

中国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渐进、内生性演变的结果。今天的中国，人才全国性选拔的适用范围已扩展到最高领导层。最高权力的更替具有以下特点：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异地任职、年龄限制、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差额选举、定期更替。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异地任职”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差额选举、定期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

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地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不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还能避免大众贪欲，差额选举、年龄限制、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中国政治制度的五大优势

1.有效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

中国的制度优势之一是，建立在能力为基础之上的全国性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年龄的限制、定期的更替、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差额选举。以新一届领导人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例，他们均经历过长期的基层任职考验，并于2007年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因为对国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所以可以立即开展针对性的施政措施，根本没有西方新领导人至少长达半年的熟悉情况的阶段。相反，在耗资巨大、通过大众投票方式产生领导人的西方，能力往往不是第一位的。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如宗教信仰、性别、种族、形 象、是否会做秀和演讲、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等，而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像奥巴马，唯一的从政经历是州和联邦的参议员，连一天的市长都没有做过，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

中国不存在西方式的宪政空窗期。在西方假如出现换人或换党，新的领导者必须等上数月就职后才能展开施政。而一些议会制国家，假如选举出现争执或者无一党占据优势，则往往长期无法组成政府。虽然都是从全国选拔人才，但由于制度原因，西方却不能从全国的层面使用人才。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更造成政策的非连续性。而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则完全不存在西方这种体制性弊端。所以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

2.保持政治独立并拥有最终的决策权

2013年中国召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了大部制改革，铁道部也在其内。由于历史的原因，铁道部对国民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003年和2008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也曾试图对其进行调整，在种种阻力下未果。但铁道部最终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走进历史。连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试图解决“控枪”这一美国的老大难问题。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震惊全美的枪击案。于是，奥巴马把控枪与移民改革定为其第二任期的两大施政重点。之后，奥巴马为“控枪法案”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政治资源，参与对国会议员的游说工作，而且做了重大的妥协。然而，鲜活的生命抵不住严酷的政治现实，最终，这个已经打了折扣的禁枪法案胎死腹中。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体制很鲜明的特点是一直保持了政治的独立性和最终的决策权。在西方，民众、资本和权力三种力量博弈的最后结果是以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民众通过选票获得了对政治的控制权，而普选导致的高成本又为资本提供了影响政治的空间。至此，政治权力成为弱势，民权和资本的权力事实上主导了西方各国。目前的中国，虽然三种权力的博弈日益激烈，但至少在全国一级，政治权力仍然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一些很困难的决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都能够执行。至少从现实角度看，一个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导的制度和一个以追求福利为核心的民众主导的制度，其合理 性、有效性要远远低于相对中立的政治权力主导的制度。

3.高效的执政和强大的学习、纠错能力

低效率一向被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却是不仅有低效率带来的弊端，其最终决策由于受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妥协的影响，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无法阻止入侵伊拉克，没有办法防范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无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经实行了100多年的对财团政治捐款的顶额限制。

在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后，即使进行修正，也无法消除其后果，更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状态。目前来看，更深层的危机是这种制度也阻碍新科技的产生和应用。比如，奥巴马上任伊始就决定发展高铁，结果到现在依然没有实现。在佛罗里达州规划的第一条短线高铁，尽管是由联邦政府承担大部分费用，但由于高速公路和航空利益集团的反对，最终化为泡影。批复的加州高铁，论证（实是各利益集团博弈）竟然长达8年，而建设周期更是长达20年。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恐怕等到建成之日，已是技术淘汰之时。显然，一个不被财团绑架和影响的政府才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决定。

4.中国政府是一个更负责的政府

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辞。这实是意识形态的想当然，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例证）。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在西方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责任是前者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的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而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91亿美元。

在西方国家，许多官员是选上来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违法，即便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都不影响任期做满。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被追究。而在中国，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

5.在转型时期中国对腐败的有效遏制

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等等，但这种开支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要的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上任后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腐败进行钱权交易的刚性原由。

当然，中国的腐败之所以相对于其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在现行体制下，有能力对腐败现象进行打击。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期内，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现在名列亚洲廉洁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纪70年代腐败严重，当时的港英殖民政府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打击，竟然引发香港警察暴动，将廉政公署占领。

对腐败的有效遏制，根据西方的经验有三条。一是经济发展。可以高薪养廉、建立完善的银行监控体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钱权交易的合法化。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败的那些国家都是最贫穷的国家，而做到比较廉洁的都是富裕国家。一向不被西方视为民主国家的新加坡，亚洲廉洁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在一党制没有腐败刚性的前提下，也同样会达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全球领先的廉政水准。

中国制度经得起西方质疑

中国以不同于西方的模式成功崛起，对西方最大的威胁不是经济竞争而是政治制度。冷战结束二十多年后，一方面是中国成功崛起，另一方面西方却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中。西方在不得不承认中国制度有效性和合理性的同时，也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制度发难，特别是从根本上对中国的制度提出两个尖锐的质疑：中国模式无法解决权力的和平交接、中国模式无法避免政治强人和个人独裁的出现。而中共十八大使中国再度实现了制度性和平权力传承，以无可辩驳的说服力验证了中国制度的成功和成熟。

中国建立了现代的监督体系。如，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监督;以行政监察监督、行政复议监督和审计监督为核心的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以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监督 为核心的司法监督;以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及纪律检查委员会为核心的党内监督;以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监督为核心的社会监督;以日益开放、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媒体为核心的新闻监督。诚然，中国的监督体系仍然处于完善之中，与民众和社会的期待还有距离。然而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来临，则有效弥补了中国现行监督体系的不足。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并通过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成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令中国成为全球特别是西方特别关注之地。中国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会被过度聚焦和放大。

信息时代的来临，也起到类似的作用。特别是互联网和手机的高度普及，以其无所不在的优势和开放性、快捷性、低成本的特点，成为社会所有成员监督和表达意见的平台。同时，网络也可以令中国任何一地的问题迅速曝光，高效处理，有效强化了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

衡量不同制度的标准实际就是三个方面：是否能够产生优秀的领导人、是否能够充分了解国情、是否能够排除资本的制约而做出有效、符合长远利益的决策。从这三方面来讲，中国创造的制度文明要远远优于西方。对于中国制度的表现，这里引用即将离位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干事帕斯卡·拉米在2013年6月底接受法国《快报》杂志专访时所评论的：自从邓小平在1979年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呈现出很多优点，中国是40年来在经济领域犯错误最少的国家。中国经济体制主要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中国的贫困人口在过去的40年大幅减少。

中国开拓更高制度文明

西方这种制度发展到今天已弊病丛生，日益无法适应全球化的挑战。西方目前的民主制度有两个难以解决的困境和普遍面临的种族与宗教的挑战。

一是西方的政策受制于普通的选民。选民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对于事关长远、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务并不关心，也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在西方这种制度模式下，民众可以通过选票迫使政治人物接受并非理性、甚至完全不合理的诉求。

二是西方的政治还受制于财团。西方的选举民主，决定了必须有巨额的选举资金，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只有财团。虽然最后是选民在进行投票，实际上投票开始前，资本已经进行了“初选”。那些获得财团青睐的候选人才可能脱颖而出。他们胜选后，当然必须进行回 报。金钱不仅在选举时介入政治，更重要的是对政治日常运作的渗透和影响。

最后，西方民主制度模式正普遍面临种族和宗教的严重挑战。在某一种宗教或种族占主体的国家，民主制度已经没有多少存在的意义：选举结果早已决定。就算美国这样强大和富有的民主国家也是如此。

中国制度文明充满生命力的崛起将是21世纪人类最伟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变革。今天的中国，在重新走向富强的同时，也将再一次为人类开拓出更高的制度文明。

第三篇：从中外政治制度的比较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

从中外政治制度的比较看中国共产党的

政治优势

比较：

一、首先是两种制度的性质不同。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的。这一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而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则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其声称是“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不论采取民主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实质都是资产阶级掌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维护和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它与西方国家的阶级关系、政党制度、私有制经济基础相适应，实质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工具。

二、其次代议制机关组成人员的阶级基础不同。

西方国家的议员通常来源于三种途径---选举，任命和特殊身份者可获得议员资格。虽然包含有民主,平等的选举理念，其实选出的议员多数是有产者，或者是有产阶级的代理人和辩护士。从表面上看，议员都是由选民选举的，似乎是民主的，但实际上是有钱人的民主，是一种金钱和权力的交易。选举中，受到资产阶级政党的控制和操作，受到资产、教育和文化的限制，受到民族歧视的影响，哗众取宠，贿选横行，特别是高额的竞选费用，一般选民很难当选，是少数人的民主和天堂，劳动人民是被排斥在外的。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民代表机关的组成人员则都是根据人民意志选举出来的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来行使国家权力。

三、此外政党制度不同。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它是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我国革命和实践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才能得以正确、有效的发挥。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在西方国家，实行的是两党制或多党制，议员的选举，议会以及政府的组成、活动都受政党操纵。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领袖，或当选的总统，负责组织政府掌权的政党为执政党，未参加政府的为在野党（反对党、少数党）。虽然两党或多党轮流坐庄，一个在朝，一个在野，有时也互相攻击，但实质目的都是一个，为某个资产阶级集团服务，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统治，都是假民主的骗局。

四、另外两者的组织结构不同。

在中国，人大内部结构分为两个层次，县级以上代表大会下设常委会。由于代表大会由数量众多的非专职代表组成，所有往往每年只能开一次会，而且会期较短，主要决定国家或地区最主要的那些问题。为了弥补由于兼职代表过多而不便经常开会的不足，由代表大会产生一个常委会，作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权力的机关，常委会对代表大会负责，受代表大会监督。常委会成员不得兼任行政、司法工作，并且正在向专职化的方向发展。西方国家议会议员都是专职政治活动家，直接由选民选举产生，所以它的议会内部不存在常务委员会。但西方许多国家的议会有两院，它们各自分工，结合起来行使议会权力。中国议会是一院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是代议制民主结构，但它只是各党、各界的政治协商机关，而不是立法机关。

五、最后就是二者的职权不同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当今世界最民主的制度。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了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和各国家机关分工合作，协调一致地工作，充分发挥国家机构的职能作用，完成人民和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而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总统（政府）、议会、司法三权分立，矛盾很多，难以统一。现在西方有些国家三权分立也有名无实。看起来争争吵吵，很热闹，实际上国家大权向总统和政府手上转移，议会成了“清谈馆”、“表决器”。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从以上中外代议制度诸多方面的异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还是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都客观地反映了各自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发展模式和自身特色，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我们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与此同时，科学借鉴西方议会制度中的人类共同文明为我所用，在健步走向法治的征程中，积极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优势：

一、有效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

中国的制度优势之一是，建立在能力为基础之上的全国性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年龄的限制、定期的更替、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差额选举。以新一届领导人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例，他们均经历过长期的基层任职考验，并于2007年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因为对国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所以可以立即开展针对性的施政措施，根本没有西方新领导人至少长达半年的熟悉情况的阶段。相反，在耗资巨大、通过大众投票方式产生领导人的西方，能力往往不是第一位的。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如宗教信仰、性别、种族、形象、是否会做秀和演讲、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等，而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像奥巴马，唯一的从政经历是州和联邦的参议员，连一天的市长都没有做过，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中国不存在西方式的宪政空窗期。在西方假如出现换人或换党，新的领导者必须等上数月就职后才能展开施政。而一些议会制国家，假如选举出现争执或者无一党占据优势，则往往长期无法组成政府。虽然都是从全国选拔人才，但由于制度原因，西方却不能从全国的层面使用人才。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更造成政策的非连续性。而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则完全不存在西方这种体制性弊端。所以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

二、保持政治独立并拥有最终的决策权

2013年中国召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了大部制改革，铁道部也在其内。由于历史的原因，铁道部对国民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003年和2008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也曾试图对其进行调整，在种种阻力下未果。但铁道部最终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走进历史。连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试图解决“控枪”这一美国的老大难问题。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震惊全美的枪击案。于是，奥巴马把控枪与移民改革定为其第二任期的两大施政重点。之后，奥巴马为“控枪法案”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政治资源，参与对国会议员的游说工作，而且做了重大的妥协。然而，鲜活的生命抵不住严酷的政治现实，最终，这个已经打了折扣的禁枪法案胎死腹中。与西方相比，中国的体制很鲜明的特点是一直保持了政治的独立性和最终的决策权。在西方，民众、资本和权力三种力量博弈的最后结果是以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民众通过选票获得了对政治的控制

权，而普选导致的高成本又为资本提供了影响政治的空间。至此，政治权力成为弱势，民权和资本的权力事实上主导了西方各国。目前的中国，虽然三种权力的博弈日益激烈，但至少在全国一级，政治权力仍然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一些很困难的决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都能够执行。至少从现实角度看，一个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导的制度和一个以追求福利为核心的民众主导的制度，其合理性、有效性要远远低于相对中立的政治权力主导的制度。

三、高效的执政和强大的学习、纠错能力

低效率一向被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却是不仅有低效率带来的弊端，其最终决策由于受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妥协的影响，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无法阻止入侵伊拉克，没有办法防范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无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经实行了100多年的对财团政治捐款的顶额限制。在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后，即使进行修正，也无法消除其后果，更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状态。目前来看，更深层的危机是这种制度也阻碍新科技的产生和应用。比如，奥巴马上任伊始就决定发展高铁，结果到现在依然没有实现。在佛罗里达州规划的第一条短线高铁，尽管是由联邦政府承担大部分费用，但由于高速公路和航空利益集团的反对，最终化为泡影。批复的加州高铁，论证（实是各利益集团博弈）竟然长达8年，而建设周期更是长达20年。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恐怕等到建成之日，已是技术淘汰之时。显然，一个不被财团绑架和影响的政府才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决定。

四、中国政府是一个更负责的政府

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辞。这实是意识形态的想当然，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 的严重腐败就是例证）。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在西方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责任是前者 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的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而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91亿美元。在西方国家，许多官员是选上来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违法，即便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都不影响任期做满。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被追究。而在中国，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

五、在转型时期中国对腐败的有效遏制

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 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 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等 等，但这种开支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要的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上任后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腐败进行钱权交易的刚性原由。当然，中国的腐败之所以相对于其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在现行体制下，有能力对腐败现象进行打击。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期内，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现在名列亚洲廉洁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纪70年代腐败严重，当时的港英殖民政府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打击，竟然引发香港警察暴动，将廉政公署占领。对腐败的有效遏制，根据西方的经验有三条。一是经济发展。可以高薪养廉、建立完善的银行监控体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钱权交易的合法化。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败的那些国家都是最贫穷的国家，而做到比较廉洁的都是富裕国家。一向不被西方视为民主国家的新加坡，亚洲廉洁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在一党制没有腐败刚性的前提下，也同样会达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全球领先的廉政水准。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研究

摘要：中国共产党90年发展历程表明，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取得“三大成就”，是这一政治优势的有力证明，同时也是密切联系群众基本立场的深刻反映。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法宝，做好群众工作是党发挥政治优势的实践要求。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应进一步发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大的政治优势，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密切联系群众 综述：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

《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忠实代表，在全国人口中只占极少数，无论是过去搞革命，还是而今搞建设，为了实现“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目的，就理所当然地把广大人民吸引到自己的运动中来，使自己的运动成为“绝大多数人”的运动。共产党如果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无法体现自己的领导作用，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和参加，自己也就成不了“先锋队”。无产阶级运动的性质和共产党的性质，都决定了共产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斯大林曾经打过一个很好的比方，说：希腊神话中有一个无敌英雄安泰，只要他脚踩在大地母亲的身上，他就能得到源源不断的力量，战胜任何敌人。但最终他还是被对手打败了，那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对手知道了他力量的来源，诱使他双脚离开了大地。斯大林最后说：共产党人好比安泰，人民群众就是大地母亲。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之源，离开了人民群众，党就会一事无成。唯物史观为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90年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成立时，13名平均年龄28岁的党员代表，代表全国53名党员，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大，90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经超过７７９９·5万，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的特色和巨大政治优势。在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像我们党这样，集中了那么多的先进分子，组织的那么严密和广泛，为中华民族做出那么多牺牲，同人民保持着那么密切的联系，在前进中善于总结经验，郑重对待自己的失误，形成并坚持正确的理论和路线。这些政治优势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风风雨雨中能够应对复杂局面、抵御各种风险，能够焕发出并且今天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之所在。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苦苦探索，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地主阶级改革派外抗夷敌、内求变革的思想，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农民阶级平均主义的诉求，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维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三民主义，都没能救中国。这些斗争和探索，每一次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都没有改变中华民族的屈辱地位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推翻了“三座大山”，废除了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中华民族任人宰割、任人奴役的历史从此结束。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昭示人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

二、中国共产党是用先进理论武装的党。中国共产党９０年来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所以能够带领人民创造举世瞩目的伟业，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９０年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指引党和国家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行动指南。

三、密切联系群众，赢得民心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是经过磨难，被群众考验的党，是密切联系群众，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不断奋斗并做出最大牺牲的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善于组织群众、宣传群众、联系群众。

从基本的执政理念看，党执政的指导思想、价值取向是为人民，我们党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等，都表达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价值取向。从基本历史看，中国共产党90年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始终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从基本制度看，中国共产党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从基本政策看，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哪一条政策都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从基本态度看，中国共产党对危害群众利益的各种腐败现象，历来都是态度鲜明，绝不手软。从执政能力看，中国共产党不负众望，不负人民对于执政党的要求和期望，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不断给执政能力增添新的内容和要求，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

四、中国共产党培育和造就了无数具有献身精神的优秀分子。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党员素质和质量的建设，要求共产党员应当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以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服从群众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关心自己为重。强调通过严格的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全面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各项工作能力，通过强化党的每一个细胞，建立整个党组织的坚强肌体。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应当成为“民族的阶级的英雄”，应当“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要求共产党员在领导人民群众前进的过程中，应当站在斗争的最前列，“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我们党的精心培育和革命领袖的率先垂范，造就了一大批富有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的优秀党员，至今我们耳熟能详的英模人物，如张思德、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邓稼先等，为我们国家民族的强盛复兴，无私奉献，甚至献出生命。王进喜为了拿下大油田，把中国贫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他宁愿少活20年，王进喜仅活了47岁。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党涌现出了孔繁森、吴登云、郑培民、史来贺、张云泉、沈浩、李向群、方永刚等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的光辉榜样孔繁森用“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精神，书写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新篇章。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人民医院原院长吴登云，30年为群众无偿献血30多次，先后从腿上取下13块皮肤，贴在柯尔克孜患者群众的身上。优秀共产党员模范基层干部，安徽小岗村的党支部书记沈浩，一心为民，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小岗村的男女老少无不称他是大好人。正是这些奉献在社会行行业业的优秀共产党人，牢记宗旨，一心为民，开拓进取，踏实干事，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用他们的行动践行了我们党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用他们高尚的人生境界和人格魅力，树立了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展示了我们共产党先锋队的风采，他们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纽带和桥梁。

五、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我们党和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一贯坚持不结盟、不当头、不称霸，也不屈服任何大党大国的压力，不受制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完整、领土完整，坚定不移地保护国家核心利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党革命建设始终坚持的指导方针，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力量。我们党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都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的集中体现。

小结：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科学理论、崇高理想、群众基础、组织骨干、思政工作、创造精神和自我改善能力等政治优势 ,是中国共产党伟大而成熟和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决定着中国共产党无愧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充分发挥这些政治优势 ,坚持“三个代表” ,中国共产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 2 1世纪写下新的光辉篇章

研究遇到的问题和不足：对于本课题我们所了解的并不多知识面不广无法正确而直接的研究我们团队协作能力并不强没有做到人人有事干而是懒懒散散的马虎了事

参考文献：中国知网

第五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

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

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

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用好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大优势，警惕脱离群众的最大危险，找准教育实践活动的着力点，带领人民，为实现中国梦汇聚正能量。

一、群众观点是我们党最基本的观点

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主体地位观点：把人民群众当作实践主体，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业；把人民群众当作认识主体，认真总结群众经验，善于集中群众智慧，领导群众不断前进；把人民群众当作利益主体，始终坚持为民宗旨，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把人民群众当作权力主体，始终坚持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当作价值主体，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全部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把是否践行党的宗旨作为检验领导干部党性是否坚强、作风是否优良的首要标准。

9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把群众观点作为根本立场，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需要中成就党的事业，人民群众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当前，面对改革中的险滩和硬骨头，更需要我们牢固树立群众观，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获取战胜困难的无穷力量。

二、发挥最大优势，警惕最大危险

我们党在西藏这片高天厚土上，经营和执政60多年，真正代表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血肉联系，带领各族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如今，我们要继续完成发展稳定的艰巨任务，更需要党团结和带领全区各族人民，用好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大优势，不断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最大的危险。一般来说，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外在环境的压迫，党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才能生存和发展。成为执政党后，一方面，我们党有了联系群众的更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执政党的地位，容易使一些人对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逐渐淡化，染上官僚主义习气。与执政前相比，脱离群众的现实危险大大增加了，而且执政时间越长，越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倾向。新形势下，脱离群众的危险更加尖锐突出地摆在全党的面前，这需要引起全党高度警惕。我区地处边疆，十四世**集团始终在与我们争夺群众。因此，我们一定要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脱离群众的严重危害，时时刻刻警钟长鸣，采取相应措施，把危险降到最小程度。

联系群众如鱼得水，脱离群众似树断根。西藏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要求我们进一步密切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依靠人民

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前进。我们一定要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的蓬勃激情，用好我们的最大优势，克服最大危险，团结和带领全区各族群众汇聚起推动科学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强大力量。

三、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

密切联系群众，重在行动，贵在落实。全区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要按照教育实践活动的目标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安排部署上来，确保活动不虚、不空、不偏，体现实践特色，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西藏和平解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族群众对过上美好生活的要求也在增强，对加快解决民生领域突出问题的期盼也在提高。在这次活动中，全区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要把群众的期待作为自己的责任，团结带领各族群众，把握好方向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锁定目标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为实现同步小康而奋斗。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就要时刻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发生在群众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在他们看来都是大事、急事、难事。如若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就会牵动他们的情绪，影响他们的生产生活。在这次活动中，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把百姓的冷暖安危挂在心上，把涉及群众利益的事做好做实，做到百姓的心坎上。把群众当亲人，始终与各族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使党与群众形成水乳交融、鱼水相依的密切关系。

始终把作风建设作为联系群众的桥梁。作风关乎党的形象，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人民群众也正是从党员、干部表现出来的作风来认识党，进而决定对党的态度的。从总体上看，我区党员、干部的作风是好的，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领导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发挥是好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还有个别党员、干部在作风上不同程度存在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同时在政治立场和作风漂浮懒散方面，极个别党员、干部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作风问题如若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势必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解决作风问题，就要以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反分裂斗争教育，着力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自治区党委规定，坚决反对 “四风”，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突出重点，将其扎实贯彻落实到

教育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狠抓作风建设，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谱写好中国梦的西藏篇章汇聚磅礴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全部活动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条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在党的群众工作中的运用，它既是我们的根本工作路线、党的生命线，又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组织路线。群众路线指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是我们党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基础。

把群众路线作为根本工作路线，是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的重要载体，是落实治边稳藏的现实需要。全体党员、干部要在“真”字上下功夫，自觉践行群众路线，真正解决一些党员、干部在党性观念、联系群众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活”字上求突破，结合各自的实际，创新活动载体和方式；在“实”字上找着力点，说实话、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在“廉”字上做文章，既要干净做事，更要干净做人；在“准”字上找切入点，把准群众的脉搏，从群众最盼处做起，从群众最怨处改作风；在“久”字上建制度，建立起一套密切联系群众的体制机制，推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长效化、常态化，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上下功夫，在改进群众工作方式上下功夫，在密切联系群众上下功夫，逐步扎实地把活动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