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民主集中制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

第一篇：浅议民主集中制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

浅议民主集中制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

作者：空集

历史不是铜镜，历史是眼睛。读万卷经史才看得清皓月繁星的光辉，较千年风云才感得到唯物辩证的真谛。以近代中国的历史背景和唯物辩证作为立足点，基于研究探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民主集中制的关系的同学少之又少的背景下以及在关注近代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之时，我组为了更进一步的探讨在“实现中国梦”的前提下的民主集中制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的关系撰写了这篇报告。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对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机构来说，民主集中制主要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在社会物质生活诸条件中，只有生产方式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结构、性质和面貌【2】。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3】。由于中国近代的具体历史背景，早期的中国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却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它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三重压迫，工资低、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受剥削最深，革命性最强，而且它还有组织纪律性强、集中、团结、与广大农民有着天然联系等特点，因此是近代中国最革命的阶级。中国革命最大部分的目标在于使农民得到解放，农民如不得解放，国民革命断不能完成【4】。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国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基础及其特点导致了民主集中制在中国的有效实施，也决定了国民党一些政策的不适用。在建设革命根据地时期，广大的农民获得了以前所不具有的权利，也获得了土地。虽然广大农民不识字，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豆子（相当于现在的选票）参加政治活动。这极大地调动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这也保证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革命政权”这一伟大战略的最终实现。中国有句老话“得民心者得天下”。笔者认为中国广大工农群体的支持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大最大的政治优势，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本上的优势。其他的一切都是为了加强或更好地运用这一优势而存在。民主集中制正是加强这一优势的最强工具。坏的制度会让人人都成为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对旧中国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的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他有段话节选如下“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态度是随波逐流和无动于衷。我们的人民一盘散沙对国家利益漠不关心。富人穷奢极欲而穷人地位低下，肮脏，在黑暗中探索。【5】”与蒋的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淮海战役后陈毅元帅曾说：“我们的胜利是用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前线和后方的解放区人民，节衣缩食，想方设法为子弟兵筹集粮食、碾米磨面、运送粮草。”

前文说过民主集中制主要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笔者认为如要客观地评价一套制度就不得不把它与别的制度进行比较。下文笔者将会把民主集中制与中国古代皇帝制，西方议会民主制进行对比以求客观公正全面。皇帝制的权利来源于“天”，所以中国皇帝都爱说“奉天承运”。就算是后来“民主”这个词进入中国，中国皇帝的态度也还是你们是“民”，朕是“主”【6】。但专制有个好处那就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如中国的长城，埃及金字塔还有吉尔伽美什的城墙。西方民主议会制的权利来自于民。这最大程度地解决了公平问题，但仍有弊端。一人一票的议会民主制只有在人民面临多项选择但能理性选举时方可实现良性运作。一人一票是种非常困难的治理方式，有时产生的结果是靠不住的。人民可能会贸然为了追求某种新鲜而改变现状【7】。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希特勒的纳粹党是德国人选出来的，这跟日本法西斯的军事政变不同。而民主集中制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两者的优点同时避免了两者的一些缺点。实行民主集中制，在遵循在中央统一领导和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能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和主动性。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性，在于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和群众路线的实践经验。民主集中制的合理性，在于广大群众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可以直接或间接向任何一级组织和政府反映自己的意见。民主集中制的高效性，在于决策办事的快捷和较高的正确率。当然，任何政策在实施落实的过程中都会有一点点偏差。笔者收集整理后列出了几条。第一，监督不够有力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一把手”的权力过于集中。第二，对民主集中制学习不够会导致在执行中出现偏差。第三，分工不明确会导致制度的可操作性不强。个人分工负责与集体负责界定不够具体，会导致工作中难以把握，不好执行。***提出的“中国梦”是全中华儿女的梦，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那么民主集中制对“中国梦”有何助力？

一、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经济上的进步将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

二、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

三、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是确保我国长治久安的需要。

民主集中制绝不仅仅是靠几行孤零零的法律条文和政治口号能够支撑的，是通过十几亿个中国公民的政治活动的实现。它如同众多支流的汇聚，最终成为汪洋大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并不存在什么字面上抽象的“民主集中制”，它现实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思考与行动中，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民主集中制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确保了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实施。不论你是否对政治制度感兴趣，请记住只有在国家稳定的前提下，你的个人权利才会得到保证。民主和集中本身也是对立统一体。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没有集中就谈不到民主。只有国家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中国政局稳定，政治制度良好，中国人才有实现“中国梦”的机会，中国人才有了勇于追梦圆梦的途径和可能。

资料来源：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李秀林，王于，李淮春 3，《中国共产党章程》 4，《对农民宣言》毛泽东 5，《穆斯林的葬礼》霍达 6，《丑陋的中国人》柏杨 7，《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美】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研究

摘要：中国共产党90年发展历程表明，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取得“三大成就”，是这一政治优势的有力证明，同时也是密切联系群众基本立场的深刻反映。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法宝，做好群众工作是党发挥政治优势的实践要求。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应进一步发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大的政治优势，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密切联系群众 综述：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

《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忠实代表，在全国人口中只占极少数，无论是过去搞革命，还是而今搞建设，为了实现“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目的，就理所当然地把广大人民吸引到自己的运动中来，使自己的运动成为“绝大多数人”的运动。共产党如果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无法体现自己的领导作用，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和参加，自己也就成不了“先锋队”。无产阶级运动的性质和共产党的性质，都决定了共产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斯大林曾经打过一个很好的比方，说：希腊神话中有一个无敌英雄安泰，只要他脚踩在大地母亲的身上，他就能得到源源不断的力量，战胜任何敌人。但最终他还是被对手打败了，那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对手知道了他力量的来源，诱使他双脚离开了大地。斯大林最后说：共产党人好比安泰，人民群众就是大地母亲。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之源，离开了人民群众，党就会一事无成。唯物史观为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90年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成立时，13名平均年龄28岁的党员代表，代表全国53名党员，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大，90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经超过７７９９·5万，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的特色和巨大政治优势。在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像我们党这样，集中了那么多的先进分子，组织的那么严密和广泛，为中华民族做出那么多牺牲，同人民保持着那么密切的联系，在前进中善于总结经验，郑重对待自己的失误，形成并坚持正确的理论和路线。这些政治优势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风风雨雨中能够应对复杂局面、抵御各种风险，能够焕发出并且今天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之所在。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苦苦探索，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地主阶级改革派外抗夷敌、内求变革的思想，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农民阶级平均主义的诉求，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维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三民主义，都没能救中国。这些斗争和探索，每一次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都没有改变中华民族的屈辱地位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推翻了“三座大山”，废除了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中华民族任人宰割、任人奴役的历史从此结束。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昭示人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

二、中国共产党是用先进理论武装的党。中国共产党９０年来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所以能够带领人民创造举世瞩目的伟业，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９０年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指引党和国家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行动指南。

三、密切联系群众，赢得民心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是经过磨难，被群众考验的党，是密切联系群众，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不断奋斗并做出最大牺牲的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善于组织群众、宣传群众、联系群众。

从基本的执政理念看，党执政的指导思想、价值取向是为人民，我们党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等，都表达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价值取向。从基本历史看，中国共产党90年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始终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从基本制度看，中国共产党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从基本政策看，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哪一条政策都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从基本态度看，中国共产党对危害群众利益的各种腐败现象，历来都是态度鲜明，绝不手软。从执政能力看，中国共产党不负众望，不负人民对于执政党的要求和期望，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不断给执政能力增添新的内容和要求，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

四、中国共产党培育和造就了无数具有献身精神的优秀分子。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党员素质和质量的建设，要求共产党员应当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以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服从群众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关心自己为重。强调通过严格的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全面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各项工作能力，通过强化党的每一个细胞，建立整个党组织的坚强肌体。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应当成为“民族的阶级的英雄”，应当“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要求共产党员在领导人民群众前进的过程中，应当站在斗争的最前列，“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我们党的精心培育和革命领袖的率先垂范，造就了一大批富有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的优秀党员，至今我们耳熟能详的英模人物，如张思德、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邓稼先等，为我们国家民族的强盛复兴，无私奉献，甚至献出生命。王进喜为了拿下大油田，把中国贫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他宁愿少活20年，王进喜仅活了47岁。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党涌现出了孔繁森、吴登云、郑培民、史来贺、张云泉、沈浩、李向群、方永刚等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的光辉榜样孔繁森用“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精神，书写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新篇章。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人民医院原院长吴登云，30年为群众无偿献血30多次，先后从腿上取下13块皮肤，贴在柯尔克孜患者群众的身上。优秀共产党员模范基层干部，安徽小岗村的党支部书记沈浩，一心为民，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小岗村的男女老少无不称他是大好人。正是这些奉献在社会行行业业的优秀共产党人，牢记宗旨，一心为民，开拓进取，踏实干事，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用他们的行动践行了我们党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用他们高尚的人生境界和人格魅力，树立了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展示了我们共产党先锋队的风采，他们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纽带和桥梁。

五、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我们党和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一贯坚持不结盟、不当头、不称霸，也不屈服任何大党大国的压力，不受制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完整、领土完整，坚定不移地保护国家核心利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党革命建设始终坚持的指导方针，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力量。我们党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都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的集中体现。

小结：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科学理论、崇高理想、群众基础、组织骨干、思政工作、创造精神和自我改善能力等政治优势 ,是中国共产党伟大而成熟和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决定着中国共产党无愧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充分发挥这些政治优势 ,坚持“三个代表” ,中国共产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 2 1世纪写下新的光辉篇章

研究遇到的问题和不足：对于本课题我们所了解的并不多知识面不广无法正确而直接的研究我们团队协作能力并不强没有做到人人有事干而是懒懒散散的马虎了事

参考文献：中国知网

第三篇：从中外政治制度的比较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

从中外政治制度的比较看中国共产党的

政治优势

比较：

一、首先是两种制度的性质不同。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的。这一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而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则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其声称是“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不论采取民主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实质都是资产阶级掌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维护和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它与西方国家的阶级关系、政党制度、私有制经济基础相适应，实质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工具。

二、其次代议制机关组成人员的阶级基础不同。

西方国家的议员通常来源于三种途径---选举，任命和特殊身份者可获得议员资格。虽然包含有民主,平等的选举理念，其实选出的议员多数是有产者，或者是有产阶级的代理人和辩护士。从表面上看，议员都是由选民选举的，似乎是民主的，但实际上是有钱人的民主，是一种金钱和权力的交易。选举中，受到资产阶级政党的控制和操作，受到资产、教育和文化的限制，受到民族歧视的影响，哗众取宠，贿选横行，特别是高额的竞选费用，一般选民很难当选，是少数人的民主和天堂，劳动人民是被排斥在外的。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民代表机关的组成人员则都是根据人民意志选举出来的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来行使国家权力。

三、此外政党制度不同。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它是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我国革命和实践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才能得以正确、有效的发挥。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在西方国家，实行的是两党制或多党制，议员的选举，议会以及政府的组成、活动都受政党操纵。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领袖，或当选的总统，负责组织政府掌权的政党为执政党，未参加政府的为在野党（反对党、少数党）。虽然两党或多党轮流坐庄，一个在朝，一个在野，有时也互相攻击，但实质目的都是一个，为某个资产阶级集团服务，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统治，都是假民主的骗局。

四、另外两者的组织结构不同。

在中国，人大内部结构分为两个层次，县级以上代表大会下设常委会。由于代表大会由数量众多的非专职代表组成，所有往往每年只能开一次会，而且会期较短，主要决定国家或地区最主要的那些问题。为了弥补由于兼职代表过多而不便经常开会的不足，由代表大会产生一个常委会，作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权力的机关，常委会对代表大会负责，受代表大会监督。常委会成员不得兼任行政、司法工作，并且正在向专职化的方向发展。西方国家议会议员都是专职政治活动家，直接由选民选举产生，所以它的议会内部不存在常务委员会。但西方许多国家的议会有两院，它们各自分工，结合起来行使议会权力。中国议会是一院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是代议制民主结构，但它只是各党、各界的政治协商机关，而不是立法机关。

五、最后就是二者的职权不同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当今世界最民主的制度。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了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和各国家机关分工合作，协调一致地工作，充分发挥国家机构的职能作用，完成人民和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而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总统（政府）、议会、司法三权分立，矛盾很多，难以统一。现在西方有些国家三权分立也有名无实。看起来争争吵吵，很热闹，实际上国家大权向总统和政府手上转移，议会成了“清谈馆”、“表决器”。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从以上中外代议制度诸多方面的异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还是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都客观地反映了各自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发展模式和自身特色，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我们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与此同时，科学借鉴西方议会制度中的人类共同文明为我所用，在健步走向法治的征程中，积极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优势：

一、有效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

中国的制度优势之一是，建立在能力为基础之上的全国性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年龄的限制、定期的更替、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差额选举。以新一届领导人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例，他们均经历过长期的基层任职考验，并于2007年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因为对国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所以可以立即开展针对性的施政措施，根本没有西方新领导人至少长达半年的熟悉情况的阶段。相反，在耗资巨大、通过大众投票方式产生领导人的西方，能力往往不是第一位的。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如宗教信仰、性别、种族、形象、是否会做秀和演讲、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等，而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像奥巴马，唯一的从政经历是州和联邦的参议员，连一天的市长都没有做过，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中国不存在西方式的宪政空窗期。在西方假如出现换人或换党，新的领导者必须等上数月就职后才能展开施政。而一些议会制国家，假如选举出现争执或者无一党占据优势，则往往长期无法组成政府。虽然都是从全国选拔人才，但由于制度原因，西方却不能从全国的层面使用人才。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更造成政策的非连续性。而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则完全不存在西方这种体制性弊端。所以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

二、保持政治独立并拥有最终的决策权

2013年中国召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了大部制改革，铁道部也在其内。由于历史的原因，铁道部对国民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003年和2008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也曾试图对其进行调整，在种种阻力下未果。但铁道部最终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走进历史。连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试图解决“控枪”这一美国的老大难问题。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震惊全美的枪击案。于是，奥巴马把控枪与移民改革定为其第二任期的两大施政重点。之后，奥巴马为“控枪法案”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政治资源，参与对国会议员的游说工作，而且做了重大的妥协。然而，鲜活的生命抵不住严酷的政治现实，最终，这个已经打了折扣的禁枪法案胎死腹中。与西方相比，中国的体制很鲜明的特点是一直保持了政治的独立性和最终的决策权。在西方，民众、资本和权力三种力量博弈的最后结果是以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民众通过选票获得了对政治的控制

权，而普选导致的高成本又为资本提供了影响政治的空间。至此，政治权力成为弱势，民权和资本的权力事实上主导了西方各国。目前的中国，虽然三种权力的博弈日益激烈，但至少在全国一级，政治权力仍然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一些很困难的决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都能够执行。至少从现实角度看，一个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导的制度和一个以追求福利为核心的民众主导的制度，其合理性、有效性要远远低于相对中立的政治权力主导的制度。

三、高效的执政和强大的学习、纠错能力

低效率一向被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却是不仅有低效率带来的弊端，其最终决策由于受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妥协的影响，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无法阻止入侵伊拉克，没有办法防范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无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经实行了100多年的对财团政治捐款的顶额限制。在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后，即使进行修正，也无法消除其后果，更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状态。目前来看，更深层的危机是这种制度也阻碍新科技的产生和应用。比如，奥巴马上任伊始就决定发展高铁，结果到现在依然没有实现。在佛罗里达州规划的第一条短线高铁，尽管是由联邦政府承担大部分费用，但由于高速公路和航空利益集团的反对，最终化为泡影。批复的加州高铁，论证（实是各利益集团博弈）竟然长达8年，而建设周期更是长达20年。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恐怕等到建成之日，已是技术淘汰之时。显然，一个不被财团绑架和影响的政府才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决定。

四、中国政府是一个更负责的政府

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辞。这实是意识形态的想当然，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 的严重腐败就是例证）。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在西方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责任是前者 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的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而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91亿美元。在西方国家，许多官员是选上来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违法，即便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都不影响任期做满。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被追究。而在中国，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

五、在转型时期中国对腐败的有效遏制

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 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 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等 等，但这种开支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要的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上任后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腐败进行钱权交易的刚性原由。当然，中国的腐败之所以相对于其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在现行体制下，有能力对腐败现象进行打击。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期内，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现在名列亚洲廉洁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纪70年代腐败严重，当时的港英殖民政府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打击，竟然引发香港警察暴动，将廉政公署占领。对腐败的有效遏制，根据西方的经验有三条。一是经济发展。可以高薪养廉、建立完善的银行监控体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钱权交易的合法化。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败的那些国家都是最贫穷的国家，而做到比较廉洁的都是富裕国家。一向不被西方视为民主国家的新加坡，亚洲廉洁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在一党制没有腐败刚性的前提下，也同样会达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全球领先的廉政水准。

第四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优势

党的十七大报告高度概括了坚持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点，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要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涵和特点，增强坚持这条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我国人民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些民主制度，是人民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实现民族平等、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重要政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民主理论的基本原则，又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优势。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核心。无论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是通过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实现的。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建立人民政权，就是要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这是我们党执政的根本目的和可靠基础。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社会主义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根本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们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归根到底也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二是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和保障的民主和政治权利的主体。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和专政的统一。一方面，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依法制裁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贪污贿赂和渎职等各种犯罪行为，维护法律秩序，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

三是坚持民主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选择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形式。在国体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保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在政体上，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在政党制度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民族关系上，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各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和利益；在民主结构上，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同时，实行基层群众自治，保障城乡基层广大人民的直接民主权利。这些民主制度，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同中国国情的统一，内容真实性与形式多样性的统一，民主与效率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四是坚持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党和国家保障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正确集中各方意见，协调不同利益，集体行使权力，科学作出决策，保证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实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在深化改革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自我完善和发展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加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七大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对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强调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七大部署，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深化和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的要求，坚定不移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党的领导制度的完善，对于完善整个政治体制具有全局性影响。要始终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立足于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建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基础上，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完善同党的执政方式的完善同步推进，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和人大、政府、政协、群众团体的关系，支持各方依法履行各自的职责，总揽不包揽，协调不代替。要善于把党的主张上升为法律，主要依靠法律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使国家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决策规则和程序，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保证决策和决策实施符合客观规律和人民利益。

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我国广大人民是当家作主的主人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不仅可以通过国家立法机关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使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在本质上达到内在统一，而且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促进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要适应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的要求，通过体制创新，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不断扩大和保障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断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

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按照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不断推进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保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贯彻落实。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善于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按照宪法、法律和法规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因此，决不能照搬西方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那一套。要抓住制度建设这个重要环节，努力使政治建设适应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反映时代要求，在制度创新方面取得新进展，创造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新途径新形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协调发展，从制度上保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政治参与要求。

第五篇：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李琦 学号111300657）

政治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执政党所面临的永恒的主题。所谓政治合法性，是指社会公众在合乎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对政治系统的自愿认同、服从和支持状况。

[1]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马克思·韦伯在社会学领域中提出，并构建了三种理论模型来分析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即“传统型”（traditional）、“个人魅力型”（charismatic）和“法理型”（legal-rational）。政治合法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体特性层面，即制度、权力和社会基本信仰、价值取向的内在一致性制度；另一方面是客体认可或认同方面，即权力的委托对对现实制度和权力的支持、认同和忠诚程度。”[2]美国的政治学学者李普塞特对政治合法性这一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合法性是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3]总之，政治合法性这一概念涉及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一个政权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关系到社会秩序乃至国家政权的稳定。

一、政治合法性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许多外国学者认为，与世界上其他政党一样，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场新的革命：“期望值上升的革命。”各种政体下的公民都会问他们的政府“最近你为我们做了什么”。[4]因此满足不断上升的期望，保持政治合法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条件。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或者政府如果缺乏必要程度的合法性，那它很快会土崩瓦解。

中国共产党是由革命获得执政合法性的，所以，它的执政合法性，首先来自人民对统治集团的反抗，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人民反抗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因这种作用而得到人民的支持和认同。[5]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和执政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绩效又对于巩固和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合法性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苏东剧变表明以苏联模式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

[2] 杨宏山，《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发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林尚立，《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美]马丁·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 沈大伟著，佚名译，《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国际视角》，《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

[5] 王长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1

得到了人们的认同。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极其深刻的转变：一是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社会的逐渐转变；二是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转变，从传统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向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体制逐渐转变。[6]完成了这两个转变，我们才会建设成为真正的现代化国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经历90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对自身的转变和面临的挑战也有了清晰的认识，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政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7]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巩固和提升其执政的合法性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笔者认为主要有四点：一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公平正义受损；二是政治腐败，廉洁程度降低；三是社会群体事件不断发生，干群关系不和谐，执政权威受到挑战；四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民主所体现和强调的平等、竞争、参与的政治理念，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带来了挑战。

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让我们知道一个执政党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人民有权授予也就有权收回。政治权力的运用和行使要以维护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作为唯一和最终目的。

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高低强弱，取决于党实现对人民群众承诺的程度。这意味着，在经济上，共产党必须通过推动发展来提高自身合法性。计划经济无法为它提供这种合法性，市场经济成为必然选择。在政治上，共产党必须把人民当家作主真正落到实处，继续用包打天下、包办一切的方法来执政已经无法赢得支持。为此，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体制和机制，来反映和体现人民和执政党授权和被授权的关系。[8] [6]

[7] 胡鞍钢，《中国发展前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 王长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

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出要继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已经深知自己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来巩固政治合法性，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真正地加强民主法治建设。近些年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外国学者对中共的改革和发展有不同的见解，但是自从十七届四中全会结束以来，几乎所有的外国学者都认为：三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改革出现了停滞和退步，中共正在变的被动、没有安全感和不自信。[9]

因此，在“内部监督不力，外部制衡缺失”的执政大环境下，必须要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首先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从制度和机制上保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尊重和维护，避免权力寻租，有利于执政党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其次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离不开法治建设，因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建设，而民主政治建设离不开法治建设”。[10]只有加强法治建设才能保障依法执政，使得民主监督、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有法可依，保证人民群众享有宪法规定的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第二，建设完善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我国在转型的过程中，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旧的体制逐渐丧失约束力，新的体制尚未形成，制度的短缺和权力约束的真空，导致党内腐败频发。在每年中国民众最关心的十大问题中，腐败问题每年都位居前列。据历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及相关资料统计显示，1979年至2008年间，国家检查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腐败、渎职侵权类职务犯罪125万件。其中，1979-1987年间共查处253225件，1988-1997年间共查处610670件，1998-2008年间则查处了386798件，[11]平均每年增长22%，“中国腐败的速度超过了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12]。另据资料显示，1979至2008年间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腐败官员达到390余万人，而1992-2002这两个五年间分别处分党员669300人和846150人。[13]

腐败现象的蔓延，毒害了社会风气，降低了执政党的执政权威和政治合法性。[9] 沈大伟著，佚名译，《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国际视角》，《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

杨海坤，《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法治论坛》，2006年第4期。

[11] 宋为，佘廉，《新时期我国腐败现象与网络反腐探讨》，《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2期。

[12] 郭强华，《廉政审计》，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

[13] 王寿林，《权力制约和监督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10]

只有加强廉政制度建设，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腐败不断蔓延的势头。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建立准则规范和法律制度，相继颁布修改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等规章，着力制定和完善监督法规，增强相关实体法的效用性、力求做到宽严相济，严格遵守程序法、切实依法反腐，并以预防腐败为新焦点加快相关立法。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以宪法、法律、法规为核心，党的纪律规定与之相互补充、协调统一的廉政法制体系。[14]

同时，也应高度重视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在反腐倡廉中的重大作用。公民有 权向检查机关、政府监察部门和反贪局等机关举报、检举涉嫌腐败问题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并可将其批评意见、申诉以及控告通过媒体特别是网络途径公开表达。舆论监督也更有效的实施监督权，真正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意见。

第三，遏制分配不公，促进社会公平。胡鞍钢在其著作《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中指出，社会分配不公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纠正社会不公平现象已经不仅是伦理问题，也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危及国家政权稳定的政治问题。[15]如何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解决弱势群体和社会贫富分化问题，都极大地考验着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正如亨廷顿所说：“经济增长不仅会用一种速度改善人们的物质和福利，还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社会挫折感。”[16]国家发改委200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从1988年到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2006年，我国常年救助贫困人口城市222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1900多万。虽然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但在“马太效应”作用下，这种差距扩大化的趋势仍然没能得到有效遏制。[17]

因此实现社会公平，中国共产党需要提高社会整合的能力，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以巩固党执政的绩效基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体结构和利益机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带来了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和无秩序，中国共产党要提高社会利益整合的能力，化解社会矛盾。利益整合是指通过多种有效的方式和途径，在保证各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群体各个部分组合起来，达成[14]

[15] 亓光，《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3期。肖光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研究现状及其评价》，《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2004年第5期。

[16] [美]萨缪尔·亨廷顿著，刘军宁译，《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17] 杨爱杰，《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与执政党利益整合的路径选择》，《理论月刊》，2011年第3期。

利益共识，构成利益共同体。[18]也就是一个对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使之逐步走向有序和谐的过程。

社会和谐的核心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和谐。[19]公平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也是执政党进行利益整合的根本原则。[20]因此逐步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分配和保障体系，这是我国新时期经济上进行利益整合的关键所在。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并且要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真正的让全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此外要构建利益表达、利益分配、利益矛盾处理等的利益整合机制。

同时要发扬民主，确保党的政策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发扬民主在现阶段的国情下，笔者认为比较可行的是逐步扩大差额选举，以增强党内民主的竞争性。在今天的中国，差额选举是有必要的，因为“差额选举必然包含着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性，为了使这种竞争性有一个制度化的轨道并符合选举制的基本价值，应该让候选人有机会进行政策意向的表达，使党内选举的重心由‘人’逐渐转向政策”[21]所以差额选举是将政策作为选举的对象和内容，凡是能充分综合和表达人民利益的政策就是符合人民意愿的政策，也就是在差额选举中能够获胜的政策。这样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从而能够有力地整合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实现社会利益的和谐。

与此同时，建立各种利益整合机制要求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的有效性，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所谓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按照公民意志组织起来的以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

[22]建立服务型政府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战略举措，中国共产党必须努力推行政府运行“在管理理念上树立以民为本的思想；在管理方式上实行民[18]

[19]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杨爱杰，《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与执政党利益整合的路径选择》，《理论月刊》，2011年第3期。

[20] 李朋，许东雪，《论党的利益整合功能》，《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4期。

[21] 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2] 刘熙瑞，《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7期。

主管理；在管理目的上追求公共利益；在管理责任上推行可问责制”。[23]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深刻意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的不等于永远拥有。党要承担起人民和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必须认真研究自身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领导改革发展中不断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24]也就是说，“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25]因此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有利于党巩固执政地位，也使人们深入认识和把握我国政治发展的实质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从我国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合法性的根本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切实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26]因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政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基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进行领导和执政，才能实现长治久安。[23]

[24] 蔡平，《从企业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行政论坛》，2006年第2期。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5] 《中国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9-27。

[26] 王宝林，《论政治合法性的二元张力：兼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选择》，《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