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第九节遵义会议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第九节遵义会议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一.党内民主与民主集中制的意义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民主主要是指一种政治制度,其基本含义是“人民做主”和“多数人的权力”,其最基本最核心的原则是多数原则。党内民主是指全体党员基于党自身的生存、发展和使命,依照多数和一律平等的原则,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管理党内一切事务的一种制度安排。马克思思格斯在创建工人阶级政党的实践中,将民主的原则引入到党内生活中来,形成了明确的党内民主思想。其要点是:党内民主的主体是全体党员;平等是党内民主的基本原则之一;党内民主发展必须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党内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是党内民主健康稳定发展的根本途径等。列宁在缔造和领导布尔什维克党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内民主思想。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党从1921年成立开始,就把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精神写入了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个纲领经三分之二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意始得修改”;一九二七年六月,党的第五届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决案修正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第十二条就提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注意:这里提的是“指导原则”;一九二八年七月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第七条为:“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一样,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里就成为“组织原则”,比“指导原则”要求更为严格。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实质和首要一条是“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它是党的根本的组织纪律,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全党在重大问题上的统一行动,即集中统一。
二.遵义会议与民主集中制 但是,在遵义会议前的许多年中,党内民主集中制却很不健全:一方面是党内严重缺乏民主,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陈独秀、李立
三、王明的家长制、一言堂、宗派主义等思想作风盛行,使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遭到排斥和打击;另一方面是不能做到有效集中,正确意见不能进入中央决策,致使革命陷入严重危机。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第十三条指出:“××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稍,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会议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通过激烈辩论,认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终于取得一致意见,形成正确的集中。
(一)遵义会议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群言堂”
遵义会议召开时,当时“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还束缚着一些人,博古作的《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把红军失利归于敌人力量强大等原因;周恩来说明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是战略战术上的错误,由此伴随着指挥上的错误,周恩来作了自我批评,并批评了李德和博古的错误;毛泽东则用充足的数据与事实驳斥了博古的报告,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敌强我弱不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李德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表现,同时批评博古只找客观因素,不找主观原因。
毛泽东的发言,博得与会者的大力支持与赞同,大家踊跃、激烈的发言,本身就是直指违背民主集中制的作法,对李德、博古“左”倾路线长时期奉行官僚主义,主观武断、一意孤行,压制民主的行为作了尖锐的批评,着重指出造成错误的重要原因是极端恶劣的个人包办、忽视和削弱集体领导,也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和实行集体领导的极端重要性。《遵义会议纪实》上关于遵义会议上大家发言的情况描述为: 毛泽东„„说:“华夫同志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这完全是瞎指挥。” 王稼祥„„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 洛甫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对问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以说言之成理.顺理成章。他对指挥五次反‘围剿’三个阶段的分析归纳,我很欣赏,指出问题症结之所在。” 朱德严肃地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么洋仗。” 聂荣臻接过朱德的话说:“毛泽东指出华夫同志是瞎指挥,我完全赞成,这,我深有所感。华夫同志对什么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 彭德怀他思潮汹涌,难以平息,他说:“创造根据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就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刘伯承操着一口四川话说:“五次战争,诚如毛泽东所分析,我们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不再重复了。这些错误、其实过去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就是反革命。这项帽子吓死人啊。” „„
除了畅所欲言进行批评之外,大家还展开了积极的自我批评,除了博古作了检讨、周恩来作了自我批评之外,大会决议认为:“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的领导是非常不够的。书记处与政治局最大部分的注意力是集中于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物质供给方面,因此在这些方面,得到了空前伟大的成绩。然而对于战略战术方面则极少注意,而把这一责任放在极少数的同志身上,首先是××同志与华夫同志。我们没有清楚的了解,战争的指挥问题,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绩化为乌有。政治局对于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自己应该承认的,书记处的所有同志,在这方面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有些重要的决定或战略计划是经过书记处批推的。” 遵义会议的这种通过说理分清是非的做法,成为后来党内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严格遵守的重要原则,在这次会议上,党员的民主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党的民主集中制得到了具体体现,党的集体领导体制得以最终确立,不同政见者的意见得到尊重和保护。遵义会议成功地实现了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又促进了党和人民事业的蓬勃发展。
(二)遵义会议取得成功是充分发扬民主,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集中的结果
遵义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的职务,增选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领导者。会后不久,常委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真正开创了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制度,大大发扬了党内民主,使党内生活走上了正常化轨道。正是由于在遵义会议上开创了集体的领导并在以后坚持了集体领导,党才战胜了以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这是遵义会议给我们留下的重要经验。“历史经验证明,是否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说到底,就是是否承认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地位和作用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问题。党把自己的宗旨定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既是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体现。”
第二篇:第九节 遵义会议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第九节 遵义会议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一.党内民主与民主集中制的意义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民主主要是指一种政治制度,其基本含义是“人民做主”和“多数人的权力”,其最基本最核心的原则是多数原则。党内民主是指全体党员基于党自身的生存、发展和使命,依照多数和一律平等的原则,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管理党内一切事务的一种制度安排。马克思思格斯在创建工人阶级政党的实践中,将民主的原则引入到党内生活中来,形成了明确的党内民主思想。其要点是:党内民主的主体是全体党员;平等是党内民主的基本原则之一;党内民主发展必须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党内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是党内民主健康稳定发展的根本途径等。列宁在缔造和领导布尔什维克党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内民主思想。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党从1921年成立开始,就把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精神写入了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个纲领经三分之二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意始得修改” ;一九二七年六月,党的第五届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决案修正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第十二条就提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注意:这里提的是“指导原则”;一九二八年七月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第七条为:“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一样,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里就成为“组织原则”,比“指导原则”要求更为严格。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实质和首要一条是“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它是党的根本的组织纪律,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全党在重大问题上的统一行动,即集中统一。
③
②
①二.遵义会议与民主集中制
但是,在遵义会议前的许多年中,党内民主集中制却很不健全:一方面是党内严重缺乏民主,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陈独秀、李立
三、王明的家长制、一言堂、宗派主义等思想作风盛行,使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遭到排斥和打击;另一方面是不能做到有效集中,正确意见不能进入中央决策,致使革命陷入严重危机。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第十三条指出:“××同志特别是 ①
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
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3.
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5-36. ②③
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稍,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会议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通过激烈辩论,认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终于取得一致意见,形成正确的集中。
(一)遵义会议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群言堂”
遵义会议召开时,当时“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还束缚着一些人,博古作的《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把红军失利归于敌人力量强大等原因;周恩来说明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是战略战术上的错误,由此伴随着指挥上的错误,周恩来作了自我批评,并批评了李德和博古的错误;毛泽东则用充足的数据与事实驳斥了博古的报告,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敌强我弱不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李德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表现,同时批评博古只找客观因素,不找主观原因。
毛泽东的发言,博得与会者的大力支持与赞同,大家踊跃、激烈的发言,本身就是直指违背民主集中制的作法,对李德、博古“左”倾路线长时期奉行官僚主义,主观武断、一意孤行,压制民主的行为作了尖锐的批评,着重指出造成错误的重要原因是极端恶劣的个人包办、忽视和削弱集体领导,也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和实行集体领导的极端重要性。
《遵义会议纪实》上关于遵义会议上大家发言的情况描述为:
毛泽东„„说:“华夫同志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这完全是瞎指挥。”
王稼祥„„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
洛甫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对问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以说言之成理.顺理成章。他对指挥五次反‘围剿’三个阶段的分析归纳,我很欣赏,指出问题症结之所在。”
朱德严肃地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么洋仗。” ①①
②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共中央档案馆编辑.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
石永言.遵义会议纪实[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97-100. ②
聂荣臻接过朱德的话说:“毛泽东指出华夫同志是瞎指挥,我完全赞成,这,我深有所感。华夫同志对什么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
彭德怀他思潮汹涌,难以平息,他说:“创造根据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就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刘伯承操着一口四川话说:“五次战争,诚如毛泽东所分析,我们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不再重复了。这些错误、其实过去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就是反革命。这项帽子吓死人啊。”
„„
除了畅所欲言进行批评之外,大家还展开了积极的自我批评,除了博古作了检讨、周恩来作了自我批评之外,大会决议认为:“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的领导是非常不够的。书记处与政治局最大部分的注意力是集中于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物质供给方面,因此在这些方面,得到了空前伟大的成绩。然而对于战略战术方面则极少注意,而把这一责任放在极少数的同志身上,首先是××同志与华夫同志。我们没有清楚的了解,战争的指挥问题,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绩化为乌有。政治局对于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自己应该承认的,书记处的所有同志,在这方面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有些重要的决定或战略计划是经过书记处批推的。”
遵义会议的这种通过说理分清是非的做法,成为后来党内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严格遵守的重要原则,在这次会议上,党员的民主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党的民主集中制得到了具体体现,党的集体领导体制得以最终确立,不同政见者的意见得到尊重和保护。遵义会议成功地实现了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又促进了党和人民事业的蓬勃发展。
(二)遵义会议取得成功是充分发扬民主,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集中的结果
遵义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的职务,增选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领导者。会后不久,常委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真正开创了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制度,大大发扬了党内民主,使党内生活走上了正常化轨道。正是由于在遵义会议上开创了集体的领导并在以后坚持了集体领导,党才战胜了以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这是遵义会议给我们留下的重要经验。“历史经验证明,是否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说到底,就是是否承认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地位和作用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问题。党把自己的宗旨定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①
①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共中央档案馆编辑.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22.
务,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既是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体现。”①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注重事实,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处理党内事务、指挥中国革命、批评错误的路线时,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原则——民主集中制。正如毛泽东所认识到的,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全党和全国人民积极性的调动和发挥,“而这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遵义会议始终是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和谐气氛中进行的,遵义会议给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做出了很好的表率。② ①
潘建,才忠民,金力军.遵义会议永放光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J].求是杂志,2001(11):5-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29. ②
第三篇:第八节 遵义会议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八节 遵义会议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极为重要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历史经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是遵义会议给我们留下的最根本的经验,后来成为我党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
按我们今日的通俗说法就是:“实事求是”指从实际对象出发,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事物的本质。通常指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办事。“实事”指客观存在的现实,“求”就是努力去寻找,“是”就是正确的结论和方法。
“实事求是”是一个经学和考据学的命题,也是中国古代学者治学治史的座右铭。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原本指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实事求是”一词,源于1900多年前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文中对西汉景帝第三子河间献王刘德写道:“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朝颜师古注解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务得事实”,指务必得到客观事物的事实情况,“每求真是”,指不断追求事物内在的本质和特点。明朝王阳明在宋代朱熹“格物便是致知”、“理在事中”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因此,在中国古代,实事求是本意是指严谨好学、务求真谛的一种认真的治学态度。
“实事求是”这一用语,并不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实事求是”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毛泽东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在总结我党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批判地吸收和继承了我国前人的优秀思想成果,对“实事求是”赋予了它新的涵义。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从现实事物本身引出固有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规律性,作为人们行动的向导。这样,毛泽东使“实事求是”上升为一个普遍的哲学命题,并亲自为中央党校题写“实事求是”校训,后来被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概括表述。直到现在,全国各级党校甚至一些高等学校都以此作为校训。
毛泽东崇尚实事求是,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毛泽东的家乡湖南,是楚湘文化的发生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重视经世致用的楚湘文化,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其讲堂正门就挂有“实事求是”四个字的横匾。毛泽东曾就读于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经他的伦理学老师杨昌济介绍,毛泽东曾利用假期入岳麓书院寄读。这块匾额自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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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75.
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有:“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这么一条。清代唯物主义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的学说,都影响着毛泽东。毛泽东本身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造诣,再加上又处于这样一种教育环境之中,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养成了注重实际的思想方法。他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实践。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时起,根据中国国情这个“实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功地组织了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和军阀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成功地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党的六大以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鉴于攻打大城市没有成功,说明苏联的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毛泽东等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带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中国革命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条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曾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了模范的执行,形成了提倡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洗刷唯心精神等宝贵思想,连蒋介石也承认“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这些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结晶。
但是,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党中央的领导连续出现“左”倾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摒弃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根本无视中国国情这个“实事”,完全照搬共产国际和苏共经验的教条。他们把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势力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把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同反帝反封建并列,从而失去了广大的同盟军,孤立了自己。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则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土地政策,要在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严重破坏了生产力,使农业生产衰退。在军事指挥上,消极防御,被动应付,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苦心经营六七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转移。就是说遵义会议之前,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党和红军面临灭顶之灾。遵义会议,就是在血的代价面前推倒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
遵义会议在这一紧要关头召开,其最本质的特征和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提倡和坚持实事求是。以下几个事例可以说明:
第一.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实事求是的反映
遵义会议不是红军长征之初或中间计划中的会议,而是湘江之战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之后,根据局势相继通过湖南通道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贵州黎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贵州瓮安县猴场的政治局会议才决定的:通道会议暂时否定了李德北出湘西的行军路线,勉强采纳了毛泽东的西入贵州的“转兵”建议、黎平会议正式作出了“转兵”决定,但最初设想在川黔边以遵义为中心创建新根据地、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
议的决定,并决定适时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讨进军路线,同时把李德、博古军事指挥权收回中央政治局。这就为遵义会议召开作了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这说明,遵义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举动。
第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较量贯穿于遵义会议
首先,遵义会议之前的通道、黎平和猴场会议,就关于行军路线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李德、博古坚持要去湘西会合二、六军团,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改变行军路线,是他经过详细的调查和缜密的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也是实事求是的佐证之一:毛泽东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的《中央日报》有一则消息:‘赣匪窜扰湘西,黔省一片惊恐,黔省主席、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氏四处求援’、‘共匪一旦犯黔,黔军毫无抵抗能力必将弃城失隘。恳请政府速遴派国军大员入黔剿匪’”,而这两则新闻与红军总司令部二局侦察的情报有些默契。毛泽东在路上遇见军委总司令部二局的侦察参谋,曾经详细地询问过湘、黔、川、桂诸省敌军的兵力、部署以及目前的态势等情况。他了解到的情况是:贵州较之川、湘、桂诸省,防御力量差,兵单力薄。结合敌人的消息报道,毛泽东坚定了他的主张:坚决不能北上会合二、六军团,日前,刻不容缓的战略方针是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这样,野战军才有一条生路。”说明毛泽东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梳理出有用的信息作为建议的依据。
其次,在遵义会议上当博古在“主报告”中过分强调客观困难,为“左”倾军事错误路线辩解时,周恩来在副报告中,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就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经过较长时间酝酿和磋商的“反报告”,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从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出发,以井冈山斗争时期正反两方面的事实为依据,高屋建瓴地阐释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一针见血地指出“三人团”在军事上的错误,激烈地批评了博古、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方法。“毛泽东根据他在一年来搜集到的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上刊登的材料,结合上午博古与周恩来的报告,又参照了洛甫的讲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同志在上午的报告里,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我以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阶段,其第—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这种用“数据与事实”说话的方式,因为摆事实、讲道理,很有说服力,为与会人员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才博得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形成了大多数人要求纠正错误的意见和正确及时的决议。①①②
石永言.遵义会议纪实[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23-24.
石永言.遵义会议纪实[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95. ②
以上事例说明,实事求是是遵义会议战胜“左”倾错误最锐利的思想武器。第三.遵义会议的直接成果,处处体现实事求是的原则
首先,在军事路线上,遵义会议鉴于当时的形势,放弃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向西北转移,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又是根据实际情况,对通道、黎平和猴场会议决定的改变,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军事路线。
其次,在组织决定上:“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无疑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成功领导前几次反“围剿”和遵义会议上他根据事实慷慨陈词,体现了毛泽东的能力,他进入常委,意味着进入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层,保证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整体能力得以提升,也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组织基础;取消三人团,就是解除了博古、李德的决策权,避免了他们继续给红军造成损失。
还有,在遵义会议后的苟坝会议上,鉴于每一次的军事行动,都要召集20多人开会,极不利于战争环境中的红军指挥、作战这样一种实际情况。采用了毛泽东建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忍来、王稼祥组成的3人小组,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指挥红军军事行动,也是实事求是之举。
再次,在会议《决议》上,遵义会议最后指派张闻天根据会议决定的、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后并于2月8日在扎西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客观而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领导和指挥上的错误,表明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成为党中央和红军工作的指导思想。
最后,遵义会议实事求是的成果还表现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中国共产党能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自主解决问题,首次表明党完全具备自己决定重大问题的能力。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处理政党间和国家间关系的重要表现。后来的历史表明,我们党在遵义会议上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
所以,可以说,遵义会议最本质的特征是实事求是,遵义会议是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也为今后明确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遵义会议,党的路线回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使中国革命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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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28.
第四篇:《国家与国际组织》 专题四 民主集中制
·国家与国际组织常识【专题四】基础知识: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1)含义:
广大人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选出人大代表,由他们组成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统一行使
国家权力,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决定全国和各级地方的一切重大事务,并由权力机关产生行政和司
法机关,各司其职,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各项权力。
2.民主集中制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和活动原则
1)地位及含义:
实行民主集中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区别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鲜明特点。民主集中制原
2)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国家权力运行中的体现:
从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的关系看:一方面,各级人民代表受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监督,选民或原选举从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看:一方面,其他国家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单位有权罢免自己选举出的代表。另一方面,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
责,受它监督。另一方面,在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下,其他国家机关依照法定分工依
法行使各自的职权。
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看,一方面,地方必须服从中央。另一方面,在保证中央统一领导的同时,充
3)必要性。☆
我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和人民、整体和部分之
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我国国家权力的运行,不能采用资本主义国家那种权力分立制衡的制度,而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
4)怎样坚持民主集中制。
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正确认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一方面,民主是
集中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另一方面,集中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和
保障。离开必要的集中,民主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只有在集中的指导下,才能有健全的民主生
活。
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和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正确行使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动员了全体人民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了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1)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根
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沃土,产生于中国共产党
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伟大实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我国人民
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成为中国特色的政权组织形式,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和人民能够经得起各种风浪、克服各种困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
进的可靠保证,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靠保证。
3)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区别。
经济基础的不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西方议会民主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则是指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原则。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4.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绝不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模式。
制度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上。
阶级实质不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维护和实现两者权力运行方式不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按照三权两者实施效果不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又避免权力过于分散、相互消耗牵制资产阶级的利益。分立原则建立。而导致低效率;西方以后民主制度下国际权力由不同国家机关掌握,难免相互消耗牵制,降低了效率。
5.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措施。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坚持和改善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加强人大的自身建设。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要更好的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反对照搬西方的议会制和三权分立制。
第五篇:浅析民主集中制与行政首长负责制
浅析民主集中制与行政首长负责制
吴仲强
在日常工作中,时有“我们这里是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局长说了算”的说法。对此,有必要搞清楚民主集中制与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一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一个地区、一个单位,民主集中制坚持得好,那里的党组织就有战斗力,领导在群众中就有威信,反之,如果民主集中制遭到践踏,专断之风盛行,那里的党组织就形不成整体合力,那里的工作就没有起色。叶剑英同志在党的十二大讲到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时说:“今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要这样做,以保证党的正常生活和正确领导,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并指出:“希望大家把这个治党治国的根本原则坚持下去,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正在从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党的坚强领导,而要实现党的坚强领导,就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集中制则是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组织保证。因为,只有实行民主集中制,才能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才能集中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正确地执行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可见,民主集中制贯彻得好不好,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二
为了弄清民主集中制与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关系,有必要搞清楚这两个概念。现行党章总纲部份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就是党员和党组织的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就是全党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一致”。这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有机结合和统一制度。
所谓行政首长负责就是行政首长个人对其所在的国家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事负有处理的全权,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民主集中制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关系,总的说来,民主集中制普遍适用于包括国家机制在内的各级各类组织,正如我国宪法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制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国家机构的具体体现:一是在国家权力机关与人民之间,人民属于主导地位。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人民普选的基础上产生的,选民或原选举单位有权随时撤换不称职的人民代表,保证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活动符合人民的利益。二是在各级国家机关之间,权力机关处于主导地位。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通过的法律及一切决议,其他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执行,任何个人和其他国家机关都无权干涉国家权力机关行使职权。三是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职权划分上,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原则。在上级和下级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上,下级必须贯彻执行上级国家机关的指示,并接受上级的领导、监督。既防止中央统得过死,忽视地方和下级的要求和利益,又防止和反对分散主义,各行其事。四是在国家机关内部,实行集体领导和个负责相结合的原则。根本各个国家机关的特点分别实行集体领导制和个人负责制。这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领导制度中的具体体现。五是在国家机构的一切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的原则。现行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从以上民主集中制在国家机构的具体体现可以看出,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我国国家机构是适用的。但是,根据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乡(镇)以上人民政府直至国务院都实行行政首长制,对此有必要弄清两者的关系。两者是有区别的,其主要是:一把手承担的责任大小有所不同,民主集中制的委员会制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一把手同委员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在讨论决定重大问题时,一把手的意见被否决后,必须执行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但决不因此抹煞一把手在委员会中的重要作用。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出的决定,如出了问题,一般不过多地追究一把手的责任;而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单位,尽管一把手在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前也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但不必进行表决,由一把手作出决定,并对此全权负责。同时两者适用的范围也不尽相同,民主集中制普遍适用于各级各类组织,主要适合于议事和决策机构,而行政首长负责制原则上适用于指挥和执行机构及生产经营单位,而不能普遍适用于各级各类组织。
民主集中制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共同点主要是:者不允许个人擅自决定重大问题,都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委员会制,实行集体决策,是为了防止个人专断,避免决策失误,以致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是为了防止因借口集体领导议而不决而影响工作效率,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实行民主集中制和行政首长负责制都不允许个人专断,尽管我国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所属部门是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但国家行政机关也建立有相应的会议制度,如局长办公会、县政府全体会议、县政府常务会议,以便集思广益,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由首长个人作出决定。可见,行政首长负责制也体现了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制的有机结合。三
既然民主集中制原则普遍适用于我国各级各类组织,为什么要在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呢?这是因为,行政机关担负着繁重的行政工作任务。行政工作以执行法律、实放具体措施,处理实际问题,应付突发事件为主,客观上要求行政机关的工作,必须迅速果断,职责分明,富有效率,决不能议而不决,无人负责。国家行政机关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提高行政效率所必须的。如前所述,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普遍适用于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在内的各级各类组织,那么,在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单位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呢? 第一,要充分发扬民主,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作主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民主就是人民群众的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发扬民主就是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让他们畅所欲言。对其中正确意见要加以采纳,对不正确的意见要加以引导,对一时还难以达到要求的,要向职工作解释。总之,要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实行正确的集中。
第二,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自学接受群众监督。作为行政首长,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遇事同群众商量,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才能防止个人专断,要建立相应的会议制度,让群众参与决策,才能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制度化、科学化。
第三,行政首长负责制必须同依法行政的原则相结合。行政法是调整和规范行政权的法律。它要求行政机关的活动必须遵守法律,一切行政活动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严格遵守法律对行政权的有关规定,违法者,则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作为行政首长贯彻民主集中制,就要坚持依法行政,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决不允许滥用职权,侵犯他人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原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四,行政首长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服从、执行党的集体决定。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作为党员行政首长,首先要考虑自己是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原则。在以行政首长身份出现时,也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精神,按照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要求办事。非党行政首长更要注意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综上所述,民主集中制是治党治国的基本原则,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建设本身的需要,是增强党的战斗力的需要,是党的事业的需要。它适用于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在内的各级各类组织。因此,坚持民主集中制,要做到认真抓、经常抓、严格抓,务必把民主集中制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