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英国社会保障思想的变迁[精选]

第一篇：战后英国社会保障思想的变迁[精选]

战后英国社会保障思想的变迁

刘波 周敏凯

2013-4-15 13:54:13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济南)2005年01期

【作者简介】刘波，宁波大学讲师，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2002级博士研究生；周敏凯，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战后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其思想理念所推动的，战后英 国不同时期社会保障思想来源不同。英国的福利国家制度是在争论中产生、发展和变化 的。战后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以凯恩斯主义和《贝弗里奇报告》为两大理论基石，在其 以后的发展中贯穿着新左派和新右派的争论，第三条道路的福利思想则是其最新发展。

【关 键 词】英国社会保障/思想基础/福利观

任何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变革都需要为自己寻找行动合理性的思想依据。社会保障制度 的生成与扩展本身是一种渐进式的社会变革，它同样需要一种理论的支持。纵观战后英 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英国战后不同时期社会保障思想来源不 同。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变化是制约英国福利制度发展方向及改革的重要因素。

一、理论基石

(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与国家干预思想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早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推理。在《就业、利息和货 币通论》(1936年)一书中，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以及相应的国家干预经济的 思想。根据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理论，国家应该采取主动措施，甚至通过赤字财政政 策，大幅度提高生活福利，包括提高工资标准和扩大社会福利，即采取“普遍福利”政 策，抑制经济危机。这就是英国等西方国家，把凯恩斯主义作为执行“普遍福利”政策 的理论基础的主要原因。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控制着整个经济学领 域，支配着英国等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但是，70年代之后石油危 机所引发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性的经济滞胀困境，又开始打破了这一新教条。随之，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调整改革之路。

(二)《贝弗里奇报告》中的福利国家思想

在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贝弗里奇报告》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文献，它所提出的建立“福利国家”的基本思想不仅决定了战后英国社会发展方向，同时影 响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轨迹。战后英国正是在这一报告的思想基础上率先建立起一 整套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使得英国成为第一个“福利国家”。此后，英国“福利国家” 的社会实践一再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仿效，并相继建立起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1941年贝弗里奇受战时内阁委托，负责起草有关战后福利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的报告。1942年11月正式出版的以《社会保障及有关服务》为标题的贝弗里奇报告，具有两个 十分显著的意义，一是该报告把各种改革者的不同愿望融进了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框架中，是当代福利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二是该报告确立了战后英国福利体系重建的基本框架，标志着福利国家思想开始由理论转变成现实。

贝弗里奇报告确立了战后英国福利体系建设的4条基本原则：(1)普遍性原则。社会保 障应是普遍而非选择性的(即只针对穷人)。(2)满足最低需求原则。社会保障应旨在维 持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收入并防止贫困。(3)充分就业原则。贝弗里奇认为，一个没 有维持充分就业以防止大规模失业的社会保障计划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一再强调，社 会保障必须与充分就业联系起来。(4)费用共担原则。社会保障计划实行由雇员、雇主 和财政部三方共同承担社会保障费用的原则。贝弗里奇报告还确立了战后英国社会保障 计划的基本结构。“国家所组织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的目的是保证以劳动为条件获得 维持生存的基本收入，即保证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国家最低生活标准。”[1](p111)至于有些阶层要求的保障超出了最低生活标准的需要，可以通过参加私人举办的自愿 保险去解决。因此，社会保障应采取3种方式：“满足基本需要的社会保险；对特殊情 况的国民补助；作为补充基本补助的自愿保险。”[1](p118)

按照这些原则，贝弗里奇设计的社会保障计划涵盖了养老、疾病、残疾、死亡、工伤、失业和家庭津贴等7大保险项目。虽然该报告并非处处闪耀着独创的光辉，但是饱受 战乱之苦的人们却将它看成是战后重建更公正、更合理的社会的象征和福音，“福利国 家”一词在贝弗里奇报告发表后不胫而走，并且很快成为战后英国以艾德礼首相为首的 工党政府的施政方针。

贝弗里奇报告是一幅较为完整的现代福利国家的蓝图。贝弗里奇报告的问世，标志着 英国福利国家思想的发展已完成了由理论向实际政策的过渡。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里，人 们更多地是围绕具体福利政策的争论，而不是提出和确立新的原则，社会保障的研究也 由此转入专业化的技术性分析阶段。

二、福利国家的建设及其争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建立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堪称典型的福利国家。福利国家、混 合经济和需求管理成为战后较长一段时期内英国保守党和工党各届政府的共识。但从20 世纪60年代起，福利国家受到了左右两方面的进攻。

(一)英国新左派的福利观

“新左派”是20世纪50、60年代在英国形成并发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学术和思想流派，该派根据20世纪特别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变化，对工党的传统观念进行了“修正”，提出了自己有关福利发展、福利目的和福利功能的见解。

“新左派”的成员成分复杂，有些是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有些是政治家，有些是社会 福利实践者。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地位、意识形态和知识结构不同，但具有共同的假 定：

一、认为国家附属于民选政府的意愿，也就是说，国家在社会政策发展过程中，在 限定政策目标和功能方面，没有独立或制衡的作用，只是起草和实施政府政策的工具；

二、政府关于国家干预社会福利的决定是对广泛社会共识的反应，不管这种共识如何产 生；

三、国家干预福利有利于社会发展。

尽管“新左派”有共同的核心假定，但在对福利的具体解释方面有所不同，形成两个 分支，一是社会良心论，二是公民权理论。

社会良心论者认为，国家干预社会福利的发展可以理解为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上层和 中产阶级社会良心日积月累增长的结果：社会各阶层有意识地致力于改善那些需要帮助 者的境遇，导致国家福利水平的提高。国家福利意味着个人有责任帮助其他贫困者，这 是由于他们承认，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彼此是一个社会的成员[2](p308)。因此，社会 良心论者将社会福利的发展看作是日积月累、不可逆转和积极的过程。

在社会良心论者看来，在国家福利的发展中，理性和道德占重要地位。一个多世纪以 前，国家之所以很少或不干预福利，是因为国家不了解社会问题存在的程度和原因。20 世纪初，随着一些社会工作者如布思等人的调查报告的发表，穷人的被剥夺和亟需帮助 的状况曝光，穷人被鼓动起来反对不可容忍的社会条件，以往对贫困问题的无知得到启 蒙，上层和中产阶级产生了改善不利者条件的社会职责感。20世纪初在维持收入、义务 教育和健康照顾方面的社会政策，是国家对这种理性和道德共识的最初反应。“教育被 提供，是因为有知识是好事，无知识是坏事；疾病被治疗，是因为健康比疾病值得向往 ；维持收入是因为贫困是一种邪恶。”[3](p40)国家社会政策的发展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使社会利他主义机制化：使用国家的力量，由国家提供资金并由国家加以控制。

至于国家活动扩大为福利国家，社会良心论者认为是政府和国家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进 一步深化的结果。贝弗里奇的社会保障计划是政府对贫困常常由意想不到的收入中断引 起的认识的反应[4](pp11-12)；对这一计划的进一步改进，如60年代末引入的与收入相 联系的补贴，是对失业、工作或技术转换是个人不能控制因而不应使之陷入贫困这种认 识的反应；国民保健服务是政府和国家对普遍需要全面健康照顾体系，在必要时应对每 一个英国人免费提供这种服务这一认识的反应；1965年的中学全面重组则是对1944年后 的教育体系未实现大多数英国公众希望的教育平等这一舆论的反应。

社会良心论者认为社会福利的目的和功能是为一些缺乏福利的社会成员提供保障，使 他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具体地说，社会福利有三大目的：

一、防止贫困、过早的死 亡和社会疾病；

二、保护病人和脆弱者不受他们无法抵御的危险和压力的威胁；

三、促 进社会和个人的利益[3](p93)。他们认为，在阻止个人不幸与满足社会需求之间不存在 矛盾和冲突，因为社会具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和共同的目标，个人与社会亚体系交织在 一起，是实现社会功能的前提条件。因此，个人和社会需求基本上是相似的。尽管如此，甚至在一个基本上和谐和公正的社会里，也会产生贫困和疾病问题，这些问题源于暂 时的社会功能错乱，国家福利的目的是保障这些缺乏福利者。总之，在社会良心论者看 来，政府和国家创设福利国家的过程是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的。在这一过程中，各社会 阶级和社会团体，政府与国家机制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

公民权理论也视国家干预福利是由社会共识发展而来，但认为社会共识是由一个包含 冲突的过程产生的。T.H.马歇尔最全面地构筑了该理论关于国家福利发展的解释模式。这一模式以19世纪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假定为前提，即有一种与社会所有成 员相联系的人类平等。在T.H.马歇尔看来，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拥有三种公民权，这就是 民权(关于个人自由的那些权利，包括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以及公 正的权利)、政治权(即参与政府政治过程的那些权利，如选举或被选举的权利)和社会 权(包括从少量的经济保障权利到分享文明社会遗产和生活标准的所有权利)。

这种公民权模式在克罗斯兰的《现代的社会主义》中被赋予实质性内容，克罗斯兰将 全面中学教育置于马歇尔的公民权模式中。他认为，“这代表强大的不可逆转的对英国 社会扩展公民权的压力。在过去300年中，这些权利首先被扩展到个人自由，然后是政 治民主，最后是社会福利。现在必须进一步扩展到教育平等。”[5](p194)总之，有关 社会权利的共识扎根于民主传统，它由斗争和冲突发展而来，但一旦这种共识被建立，政府就不可避免地要对不可逆转的舆论作出反应，国家机器要支持实现社会权。

公民权理论尽管强调权利平等，但未导致国家社会福利的目的是通过再分配实现物质平等这一逻辑结论。相反，该理论认为，每个人都享有公民权这种平等的社会身份，导 致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中固有的经济不平等合法化。在马歇尔看来，国家福利的目的和功 能包括：吸收所有人为社会的成员；改善社会最过度和最明显的不平等。克罗斯兰也认 为，社会平等不是社会服务的最终目的。在他看来，国家福利的目的是减少社会不幸，满足社会需要，不平等会由此减少，创造平等至多是辅助性的目的[6](p148)。在他看 来，在40年代建立福利国家时，国家福利的目的是减缓不稳定，改善过度的不平等，而 不是促进平等。总之，公民权理论认为国家福利起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减压阀和 避震器的功能。

由于“新左派”对战后福利国家及其形成机制的讨论建立在对具体社会现象分析的基 础上，而不是抽象的社会理论，其解释具有特别的力量。但“新左派”将社会共识作为 国家采取福利行为的唯一源泉，夸大了社会价值的作用和社会共识的范围。80年代后随 着福利国家的改革调整，“新左派”的主导地位发生动摇，“新右派”成为撒切尔夫人 当政时新的正统。

(二)英国新右派的福利观

新右派是60、70年代形成并在80年代发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学术和思想流派。它既包括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样的巨擘大匠，也包括其信徒什尔顿、波韦尔、鲍森、桑普森、哈 里斯和约瑟夫等。作为对战后国家干预活动的反对，该流派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发展、福 利目的和功能观及福利处方，其观点成为撒切尔夫人改革的思想基础，对其他西方国家 也产生重大影响。

新右派视国家福利的发展为不幸的事。早在福利国家刚刚建立时，新右派预言家就指 出，人的自然状态是不受国家调控的[7]，这种自由以及个人主义会导致在社会中存在 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但自由和规定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之间是矛盾的，要自由就要牺牲平等[8](pp26-64)。既然国家干预普遍地被视作干预自然秩序，这些新右派理论家又是如 何解释国家干预的发展呢?在他们看来，福利国家是由善意的和富有同情心的人创造的，或者说，“福利国家是由好心的但误人歧途的改革者创造的，他们利用了无知的公众 的愿望”[9](pp3-6)。实际上，绝大多数新右派理论家认为，国家福利的发展是由于公 众对福利赞同者的集体主义意识的一种易感性[10](p259)，或者是由于集体主义思想(即国家通过福利调控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合理性)在压力集团和工会而不是在具体的个人 中有市场。总之，他们认为，这种集体主义思想之所以能俘虏公众是因为“尽管集体社 会主义的独特方法的辩护者在西方已为数不多，但其追求的最终目的仍然具有吸引力” [11](p256)。一旦公众被福利吸引，本身也是集体主义产物的国家就会在一个系统的、甚至更大的福利供应网络中将国家福利机制化。

在新右派理论家看来，国家福利是一种秘密的国家专制和秘密的社会主义，它干扰和 影响市场经济的自然运转，刺激国家无法对付的需求，剥夺个人的自由和职责。新右派 认为，国家福利的目的与功能不利于保护选择自由，不利于工业、商业和公共生活，不 利于形成个人对自己行动负责的社会。国家福利造成社会分裂、资源浪费、经济无效率 以及个人自由的消失，国家福利是走向奴役的一步，尽管不是惟一的一步[12]。在新右 派看来，国家福利侵蚀人们的经济和精神创造性。“(福利)国家是一个邪恶的国家，它 为其公民做了他们自己能做的事：这种福利国家废除了其人民的所有选择和职责，使他 们像吵吵嚷嚷的母鸡，将产生不负责任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无人忧虑、无人节 俭、无人操心。当国家殚精竭虑从积极、成功和节俭的人那里拿钱来给懒惰、不成功和 不负责的人时，他们又会怎么样呢?”[13](p9)因此，国家在收入维持、健康、教育、住宅和个人服务领域的供应有消除自由和职责以及减少激情的双重作用和影响。

这种福利观必然导致一系列新的国家福利的处方：即大大减少国家对福利的干预，在 存在干预的地方使之改向。他们希望通过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和国民财富的增加，以 阻止极端的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他们认为，有效的市场企业体系无需国家干预，个人 和社会能够并且应该提供私人福利，并为之提供财政资助。他们主张对国家福利供应进 行激进改革，尤其是减少社会服务的范围，减少国家财政补贴水平，主张由地方而不是 中央控制福利，福利服务私有化。总之，这些新右派理论家设计了对收入进行审查、由 地方进行管理的福利国家[14]。

他们的福利处方包括诸多具体建议。他们认为，英国在战后相当长时间内之所以出现 住房短缺是由于将价格降低到供需水平规定的房价以下，或由于房租控制和住房补贴使 一些人服从其他人的决定而引起的[15](p344)。新右派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是鼓励房主 所有权，使市场成为供需调控者；另一个办法是提供房贴时应更有效地对收入进行审查，使只有条件很差的人才能从国家干预住宅的政策中获得好处。同样，国家提供的教育 和健康服务也有问题，由于取消这两方面的价格机制，导致国家提供的健康和教育服务 质量低，造成人们税负加重，阻碍工作和创造激情，减少消费者的消费自由。因此，新 右派提出，在健康服务方面，废除由国家提供的普遍健康服务，代之以强制保险计划[1 6](p76)。在教育方面，国家应提供财政以保证义务教育的覆盖面，但也应通过由父母 选择学校的体系保证消费者的选择自由[17](p8)。简言之，新右派的福利观是主张取消 政府在福利供应方面的主导作用，使之仅起补充作用。

新右派的福利观与其在其他领域的观点一样，成了战后英国有关福利的政治辩论的一 部分，这种在传统上被视作同正统政治观点相悖的观点，在撒切尔夫人当政时成为新的 正统。同其他探讨国家福利的流派如“修正派”、“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及“工业与国 家学派”相比，新右派的论述更接近英国战后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因而也更具说 服力。诚然，新右派的许多政策目标未能实现，但新右派重新设定了政治程序，其力量 足以替代战后凯恩斯主义共识，甚至工党也采用新右派的许多概念。

三、第三条道路的福利思想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就是“第三条道路”的兴 起。传统的福利模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使推行“福利国家”模式的老工党陷入困 境，而以“积极的福利社会”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条道路”却使布莱尔的工党政府绝处 逢生。以布莱尔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提出了一系列福利改革的新思路、新观念。

1、观念上的调整——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

“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是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座右铭，也是这条道路最鲜明的特征 之一。“第三条道路”认为，责任是健全社会的基石，它是个人的，又属于社会。社会 行动的目的不是要用社会或国家的行为代替个人责任，而是通过改善社会来促进公民个 人自我完善的实现。与此相应，作为个人都要积极回报社会的关爱，为社会和他人承担 义务，真正实现基于现代意义的社会公正——“有予有取”，即机会、权利共享，风险、义务共担[18]。

2、政策上的改革——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

“第三条道路”主张改革福利政策，但不是为削减而削减，而是变福利政策为投资政 策，通过在经济、教育、培训等领域的政府投资和个人投资，建立一种使福利可以维护，但享受者具有相应责任与风险的积极福利政策。

(1)就业导向的转变。“第三条道路”主张应改变过去固守的传统观念，转变就业机制，把过去追求平等的目标的就业导向转向“创造平等的机会”，强调要以更多的协调、更多的改革来创造更多的就业，制定能够鼓励工作自立、放弃依赖社会的政策，推行积 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为人们创造更大的经济活动空间，使每个公民既愿意行使劳动的 权利，又有发展的机会。为有劳动能力者提供工作条件，让他们自食其力，而不是让他 们躺在福利的摇篮里甘当“食利者”而成为懒汉，是工党政府福利改革的一大特点。解 决失业问题的重点不再是简单发放救济金，增加失业补贴，而是变社会支出为社会投资，变被动的恩惠式福利为主动的进取式福利，变事后补救性福利为事前预防性福利。

(2)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第三条道路”针对结构性失业、享乐性失业和各种新型风 险提出了机会和风险平衡、风险和机会转换的理念，强调在福利国家改革中利用风险资 源，建立“积极福利”。养老金支付是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的重要领域。“第三条道路” 从积极福利理念出发，主张改革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废除福利国家发明的按固定年龄强 制退休制，把老年人视为一种尚能承担责任的资源而不是只知享受权利的负担，延长他 们的退休年龄，给他们以用武之地，能工作的继续工作，停止正式工作的也仍旧尽心尽 力地为社会服务。在养老金来源问题上，将养老保险私有化和社会化，鼓励建立社会性 的养老保险公司，提倡个人向其投保，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主张企业、个人、整个 社会也都参与，必要时甚至还借助国际力量，使国家甩掉包袱，推动经济增长。

(3)福利对象的扩大。“第三条道路”认为，福利制度不仅要为那些不能工作的人(特 别是穷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和必要的技能培训，还应关注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不仅 是因为生态恶化等新型社会风险影响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减少环境污染就是一种跨阶 级的普遍性福利，而且因为“只有一种造福于大多数人口的福利制度才能够产生出一种 公民的共同道德。如果‘福利’只具有一种消极的内涵而且主要面向穷人(如美国的福 利制度)，那么它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化”[19](p112)。因此，应该给中产阶级的中下层 以抗拒风险的信心，关心其中的上层对非物质方面生活质量提高的要求，并引导其给社 会整体以更多的关爱。

从福利国家到社会投资型国家的转变，体现了“第三条道路”对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 国家功能的重新定位，认为国家仍然对重大事务负有责任，但解决的方式是通过发挥政 府及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来完成。尽管构建社会投资型国家的改革理论遭到来自各方 的批评，但是，正如布莱尔所承认的那样，它表明了一种新的开明态度，即在变化了的 环境中采取灵活有效的作法，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和政策调整。

综上所述，福利经济学及凯恩斯主义强调国家干预的思想对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及福利国家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新右派等各种反福利思潮及新保守主义经济学 强调市场机制作用的主张，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改革。因此，英 国福利国家的发展方向及福利制度的改革必然要受到各种福利思潮的影响。英国社会保 障思想的变迁和争论贯穿于英国福利制度建设和改革的始终。英国的福利制度就是在这 种争论中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英国福利制度的改革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述意 识形态的论争的结局或论争各方力量平衡的倾向。

【参考文献】

[1]陈晓律：《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H.Penelope,The Social Service of Modern England[M].London,1952.[3]K.Slack,Soci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itizen[M].London,1966.[4]B.Rodgers,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M].London,1969.[5]C.A.R.Crossland,Socialism Now[M].London,1974.[6]C.A.R.Crossland,The Future of Socialism[M].London,1956.[7]F.A.Hayek,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M].London,1949.[8]R.Mishra,The Welfare State in Crisis[M].Hempstead,1984.[9]V.George,P.Wilding,Ideology and Social Welfare[M].London,1985.[10]A.V.Dicey,Law and Public Opinion in England[M].London,1962.[11]F.A.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M].London,1960.[12]F.A.Hayek,The Road to Serfdom[M].London,1944.[13]R.Boyson,Down with the Poor[M].London,1971.[14]T.H.Marshall,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A].Sociology at the Crossroad [C]London,1963.[15]F.A.Hayek,1980s Unemployment and the Unions[M].London,1980.[16]R.Harris,Choice in Welfare[M].London,1971.[17]C.A.R.Crossland,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A].R.H.S.Crossman(ed).New Fabian Essays[C].London,1952.[18]王坚红：《托马斯·迈尔谈第三条道路》，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1 期。

[19][英]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版。

第二篇：中国社会保障三十年变迁（精选）

中国社会保障三十年变迁

1，“前二十年变迁：从“国家——单位保障制”走向“国家——社会保障制” 从改革开放至1985年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前的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及各项制度都处于起步阶段，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如国家重新设立民政部，主管全国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等。民政部在八十年代中期是推动社保制度建设与改革的重要力量。

同时这一时期有一个重要的转变，即个别地区开始尝试改进传统的国家-单位保障制度。

2,后十年评价：由单项突破变为综合改革。

1998年，这对于中国社保制度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社保制度也从这一年开始，由被动的配套转为基本的社会制度，独立于经济制度之外。1998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1998年机构改革后成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开始有了统一的管理部门。

3，展望

任何国家搞社会保障都有财力不足的问题，所以主要应当考虑国民收入的大分配格局，在国家持续高速发展三十年后，通过社会保障制度解除全体人民的生活后顾之忧并增进国民福利，应当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继续促使国家发展的重要手段。

对于社会保障的投入，首先是公共财政要增加投入，其次是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再次是动员社会资源。

4，对这三十年社保发展的反思

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诸多漏洞，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加以分析。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相关知识加入其中。将理论研究与实际发展水平较好的结合起来。一切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真正从社会需要的角度出发完善社会保障各个工作措施。

我们对于社会保障30年的发展的研究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建立真正有利于社会，益于大众的社会保障体制。

第三篇：坎坷与辉煌：中国社会保障变迁之路

坎坷与辉煌：中国社会保障变迁之路

（一）2010-3-4 摘要：中国社会保障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同其他任何制度体系一样，中国社会保障也经历了从产生、发展，到“文革”时期的重挫，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恢复与重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结合国情与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地改革与整合，从而获得了快速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以民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引导下，以社会保障为主体的社会建设得以全面推进。中国社会保障的未来指向应该是城乡一体，全民覆盖的小康福利社会。

关键词：中国社会保障，城乡一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社会保障即国家和社会依法对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是社会成员因年老、疾病、失业、伤残、生育、死亡、灾害等原因而失去劳动能力或生活遇到障碍时，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它的基本功能是保障公民的生存权，进而为实现个人的发展权提供基本条件。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发展及变革的历史，展示了中国社会保障60年来坎坷的历程、辉煌的成就，同时亦揭示了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发展趋势。

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沿革

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从产生、发展，到变革与完善，期间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与挫折。在1978年以前的前30年里，可以说是与计划经济基本相适应的保障模式。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受经济发展形势影响，中国的社会保障也随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65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进入初创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战争年代解放区供给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当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而资源又十分匮乏的局势下，国家采取了优先发展工业、保障城市供给的策略，因此其面对的主要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部分内容还涉及城镇居民。

195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这实际上以宪法的形式对公民的基本保障权利进行了明确，而且已经蕴含了社会保障的内容。

1951年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使用了“劳动保险”而未使用国际上惯用的“社会保险”，原因是保险制度针对劳动者，而没有涉及其他社会成员。《条例》规定的内容包括：疾病、工伤、生育、医疗、退休、死亡待遇等项目。《条例》还对保险费的征集、管理和支配、保险项目及标准、保险实施范围、执行和监督等进行了明确规定。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费用由财政支付，由财政部和人事部管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由企业支付，由全国总工会管理。由于当时达到退休条件的老人很少，缴费率（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占月工资总额的比例）仅为3%，养老金工资替代率（相当于养老金占退休前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为50%～70%。

1955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等4个文件，使机关、事业单位的劳动保险制度得以确立。根据1952年公布的《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预防实施办法》、《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患病期间待遇暂行办法的规定》，使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得到了较好的医疗保障，且范围比《劳动保险条例》较广，待遇也稍优厚。

当时，劳动部是全国劳动保险工作的最高监督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全国劳动保险事业的最高领导机构。劳动保险金一部分由企业直接支付，一部分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统筹。

对于农村社会保障，主要是依据1956年6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的有关规定，确立了面向乡村孤老残幼的“五保（吃、穿、住、医、葬或教）”制度。医疗问题则靠刚刚兴起的农村合作医疗来解决。

到1956年，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国家为责任主体、城乡单位共担责任的社会保障政策。因此说，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不太成熟和完备，但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2.“文革”期间社会保障制度的弱化

从1966年至1976年，属于“文革”十年**时期。这期间，社会保障制度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国家劳动部受到严重冲击直至被撤销。主管救灾救济、社会福利等事务的内务部亦被撤销。负责劳动保险事务的工会组织被停止活动，退休费用社会统筹被取消，企业社会保险工作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1969年2月，随着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财务工作中的几项制度的改革意见（草案）》的发布，社会保险金的征集管理和调剂使用制度亦被停止，国营企业一律停止提取劳动保险金，退休金、医疗费和其他劳保开支改在营业外列支，使社会保险变成了“企业保险”。这样，原有的国家一单位保障制的重心由国家转向单位，不但使企业职工失去了保障，也造成了企业的社会负担越来越重，企业之间的负担畸轻畸重。

在此情况下，大批具备退休条件的人员待遇不能及时得到解决，即使后来勉强得到了解决，待遇亦十分低下，难以保障退休后的基本生活。这个时期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自建立以来遭遇的最重大的挫折时期，其负面影响甚至波及本世纪初仍未消除。

3.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保障制度的调整与完善

（1）社会保障制度的恢复和重建（1978-1983）

“文革”结束后，尤其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国家重设民政部，主管全国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事务；劳动部门的工作亦开始恢复正常。社会保障制度开始恢复和重建，并随之把社会保障制度的整顿、修订和改革作为重要任务来抓。1978年《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颁布，对从事危险工作的工人退休条件有所放宽，鼓励提前退休。养老金替代率提高到60%～75%。缴费率从1978年的2.8%增加到1985年的10.6%。到1980年代中期，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社会保障系统。由企业负责资金的筹集、发放和管理，属典型的国家-单位保障制，保障水平较高，覆盖面主要是国营企业。组织上、制度上的一些举措，为继后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作了重要的准备工作。

（2）适应市场经济形势要求，进行初步改革探索（1984-1991）

到1984年，部分地区开始探索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在国有企业和大部分城镇集体企业中推行了养老金统筹，实行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个人缴费制度。一些地区还大胆探索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在试点基础上，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建立了劳动合同制工人的养老保险制度。之后，《国务院关于发布改革劳动制度四个规定的通知》把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范围扩大到劳动合同制工人，其费用来源是企业和个人缴纳，企业缴费率15%（包括医疗、丧葬、抚恤等），个人交纳标准工资的3%以下，并开始在县、市级实行统筹。1991年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使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决定》肯定了社会统筹的方向，提出了社会统筹基金实行部分积累模式，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与社会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费用等一系列原则。这时，全国已经有96%的市县实行了养老保险统筹，标志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坎坷与辉煌：中国社会保障变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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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亦在探索之中。1986年，“全国农村基层社会保障工作座谈会”召开后，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开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1991年6月，原民政部农村养老办公室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并从1992年1月3日起在各地公布实施。但是，由于诸多因素制约，特别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银行利率不断下降，养老基金失去了保值增值功能，也就失去了支付能力。因此随着推广范围的扩大，不少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出现了参保人数下降、基金运行难度加大等问题，甚至陷入停顿状态。

与此同时，对医疗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的尝试，逐步改革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的资金筹集办法，使职工少量纳费，提高他们的费用意识，目的是减少国家财政支出、企业经济负担和医疗资源浪费。于是劳保医疗、公费医疗逐步过渡到社会医疗保险。在农村，运行多年的合作医疗制度则处于大面积萎缩状态。

在试点基础上，国务院1986年颁布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确定由企业缴费建立待业保险基金。随后，还考虑了失业保险的享受条件、失业津贴标准和享受期限、建立失业保险基金等，并逐步把失业保险制度建立起来。这说明，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过程中，劳动者暂时失去工作（即失业）是难以避免的这一新观念逐步确立起来。

1992年劳动部、卫生部、全国总工会联合颁布了《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逐步建立了工伤社会保险基金。在生育保险制度改革方面，1988年，国务院颁布了《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产假由56天增加为90天，产假期间工资照发。

在农村，主要是变革土地经营制度，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规模开发式扶贫。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农业生产力大大提高、农村普遍性的贫困问题得到明显缓解、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时，那些自然条件较差、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贫困问题日益凸现出来，地区差距逐渐拉大。为适应当时采取的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政府对农村的扶贫开发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这一时期农村扶贫开发的主要特点是把解决贫困地区人口温饱问题与对贫困地区进行全面开发结合起来，在农村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主要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形势，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做了多方面具有积极意义的探索，从而使城镇社会保障有了雏形，农村贫困现象大大缓解。

（3）社会保障制度及管理体制进一步规范化（1992-1998）

1992年3月，邓小平南巡重要谈话的发表，神州大地春风拂面，再次掀起改革开放的热潮。7月，《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颁布，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形成氛围，落实企业自主权势在必行；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明显推进。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推向高潮。

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也第一次明确把深化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四个重要环节之一。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了建立新型社会保险制度的目标、原则，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社会保障社会化自此成为改革追求的主要目标，并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改革的实践中。社会保障制度被确认为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维系机制而被称为市场经济体系的五大支柱（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之一。按照国务院[1995]6号文件《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精神要求，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现了由企业保险到社会保险再到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三步跨越，广覆盖、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基本形成。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主要是贯彻1994年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劳动部、卫生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职工医疗制度改革的试点意见》，按照“统账结合”的模式进行试点。作为全国第一困难行业的煤炭行业从1995年起，开展省级统筹。失业保险制度改革与企业改革紧密结合，进一步扩大了覆盖范围，强化了失业救济与再就业的双重功能。

199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全面部署20世纪最后7年的扶贫开发工作，力争到2000年底基本解决当时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国务院于4月15日颁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限的扶贫开发行动纲领。从此，中国农村的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

1998年是中国社会保障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两个确保”成效明显，如期完成再就业服务中心建设、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中心和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发放的目标。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养老保险实现了向全国统一制度的过渡并轨，完成了对行业养老保险的接管，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失业保险以贯彻《企业职工失业保险条例》为重点，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医疗保险在继续抓好试点的同时，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为医保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实行统账结合后，退休人员能够按时足额领到养老金，解决了其后顾之忧，提高了生产积极性，维持了社会稳定。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为解决退休人员和下岗人员的安置问题，为企业精简机构和压缩编制创造了良好环境，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总体上讲，这一阶段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步伐加快而加快，主要是为市场经济服务，呈现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改革为重点的特色。尤其是各项规章制度的出台和颁布，使社会保障制度更加规范有序。

（4）社会保障制度框架体系基本确立并日臻完善（1999至今）

1999年，国务院发布《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和《失业保险条例》，规定城镇各行业人员都必须参加社会保险，既包括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也包括外商、港、澳、台商投资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及私营企业的全部职工；要求大力拓展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在1999年上半年基本实现社会保险全覆盖。

2002年，街区劳动保障平台建设取得积极进展，社会保障的具体业务延伸到社区，离退休人员及下岗失业人员真正实现了社会化管理。做好“三条保障线”的衔接，使符合条件的下岗职工及时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使符合“低保”条件的失业人员及时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衔接。

残疾人社会保障及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得到加强。1990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首次将残疾人权益保障问题上升到法律高度。2008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就如何加强残疾人服务体系建设作了明确要求和具体部署。内容涉及社会保险、残障康复、医疗卫生、教育就业、文化体育以及无障碍服务设施建设等。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亦于2008年7月1日实施。随着残疾人事业的不断发展，残疾人社会保障的对象也由城市残疾人扩展到农村残疾人；残疾人社会保障的项目，也由单一的生活救济逐渐拓宽为劳动就业、文化教育、社会服务、医疗康复以及改善住房条件等综合保障。

全民医保体系初步形成。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已经覆盖了1.3亿名城镇职工；在农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也对农民医保有了制度安排，但是游离于上述群体之外的城镇个体工商户、无业人员、职工家属、农民工、在校学生等成了医保制度的“真空地带”。为填补这种“真空地带”，按照“国家补助一点、地方安排一点、个人掏一点”的原则建立了无缝对接的全民医保体系，并选择一批地区从2007年下半年先行试点，2008年总结试点经验继续推广，2009年则全力推进全国性的全民医保方案，医保制度覆盖全国13亿人口，真正实现全民医保。

国际金融危机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关于应对金融危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被称为4万亿元人民币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十项措施从教育、医疗、住房到就业、社保、救助等众多民生议题。加快推进医疗卫生改革、提高养老金标准、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社保覆盖面、改善中小学教师待遇、强化对零就业家庭及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援助、强化对农民工转移就业的公共服务、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低保水平等政策措施悉数推出。

坎坷与辉煌：中国社会保障变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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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成就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实现了由国家一单位保障制到国家-单位-社会保障制的初步转型；以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及生育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城乡社会救助、“五保”供养、扶贫开发等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亦取得明显成效。这一切都为维护社会稳定、深化国企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和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1.有力地支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86年以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有力地支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在城镇，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一项牵动全民的重大社会变革工程，从启动到深化再到基本结束，总体上没有发生大的社会波动，这都要归功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改革与完善。比如，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由于企业的停产甚至破产，或者为了减员增效等原因，释放了大批富余人员，产生了大批下岗失业职工；已经离退休的人员养老金出现严重的拖欠。在此情况下，中央及时做出“两个确保”的决定，保证了上述两类在改革中遭受冲击最严重的群体的基本收入和基本生活，从而也就保证了社会大局的基本稳定。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而完善起来的，也必将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必不可少的重要制度安排。

在农村，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广大农民得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开展多种经营来增加收入。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后来的新农合）的实施，解决了广大农民长期以来缺医少药问题。“五保”供养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解决了农村少部分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问题。对于那些老、少、边、穷单靠自身无法脱贫致富的地区，采取开发扶贫的方式加快其脱贫致富的步子。大规模的扶贫运动使乡村绝对贫困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比重从1985年的30.7%下降到2000年底的3%。明显减少了贫困人口数量，降低了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

2.成功实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转型与并轨

以城镇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为重点，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为框架的社会保障体系得以确立；国家主导、责任共担、社会化、多层次的国家-单位-社会保障制正在成为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并走向全面代替原来的国家负责、单位包办、板块分割、封闭运行、全面保障、缺乏激励的国家一单位保障制时期，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保障制度变革的重要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而且，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也得以理顺。1998年以前，社会保险各项目管理过于分散和混乱，劳动、人事、民政、铁路、交通、煤炭、银行等多家部门都有一定份额的业务职能。正是所谓的“八仙过海”、“多龙治水”，导致政出多门、管理失范。1998年在国家机构改革中成立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一管理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事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体改委等有关部门负责对全国统一的养老、医疗、失业等主要社会保险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这大大加速了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步伐，使长期存在的政策、机构不统一问题很快得到解决，过去长期存在的行业统筹与地方统筹条块分割的矛盾也得到了解决。

3.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城乡特困群众的生活。《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农业合作社对于社内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应当统一筹划，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他们生养死葬都有指靠。”从此，人们便将吃、穿、烧、教、葬这五项保证简称“五保”，将享受“五保”的家庭称为“五保户”，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的雏形。从上世纪50年代起，各地相继兴办了敬老院，将部分“五保”对象集中供养，逐步形成了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相结合的五保供养模式。

1994年1月，国务院公布施行《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规定五保供养的主要内容是“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孤儿保教）”，供养标准为当地村民一般生活水平，并明确规定“五保”供养为农村集体福利事业，供养经费从村提留或者乡统筹费中列支。1997年3月，民政部颁布《农村敬老院管理暂行办法》，规范了农村敬老院建设、管理和供养服务。这两项法规规章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开始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管理轨道。

2000年以来，随着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农村“五保”供养资金渠道随之调整。取消农业税及附加后，供养经费又调整为主要从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和地方各级财政预算中安排。

综合上述60年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取得的成就可以断言，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改革与发展，没有对以社会保障为主体的社会建设事业的巨大投入，就没有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平稳、快速发展，也就不可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因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抑或是将来，于国、于民、于家，社会保障制度功不可没，须臾不可或缺。

三、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近年来，虽然我国社会保障及社会建设事业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由于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社会前进的步伐相比仍明显滞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仍面临不少的困难和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社会保险体制性、制度性的问题仍较突出

在二元结构的影响下，城乡社会保险两大体系是按照两个不同模式来设计的，在缴费基数、缴费年限、补贴办法、给付标准等思路与操作上相去甚远，致使二者很难衔接。同样在城镇，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养老制度的双轨制，造成企业离退休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差异巨大，且目前该问题已经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主要因素之一；各统筹地区社会保险基金节余很不均衡，影响社会保险统筹层次的进一步提高；恶意拖欠社会保险费现象仍很严重，社会保险基金支付压力巨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等边缘化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亟须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由于补报模式所限，使很多农民还不能从中得到预期的实惠，导致参合农民满意度低，新农合有大面积缩水的危险。近两年，虽然农村低保覆盖面和保障标准都有所提高，但是要想较好地解决所有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做到“应保尽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人情低保、权力低保现象也普遍存在。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止步不前，已经不能适应农村老龄化形势需要

国际社会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数的10%，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数的7%。据此，我国上世纪90年代即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农村的老龄化程度还要比城镇严重得多。另据农村调查发现，由于家庭积蓄大都用在子女读书、建房造屋或家事应急上，农民年老后留给自己的养老钱极少或者根本没有，以致在晚年仍不得不从事生产体力劳动以维持生计。在传统的家庭养老、土地养老功能日益削弱，而针对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普遍不足，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后农村老弱人群的基本保障问题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和老龄服务体系建设已迫在眉睫。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养老机构设施更是残缺不全，这与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与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形势格格不入。

3.农村贫困人口总量大，灾害频繁，救灾任务十分繁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作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市场主体，面临着市场竞争和自然灾害的双重风险。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尤其是近期以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大批农民工离开务工地回到家乡而处于游离待业状态。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尤其创业与就业问题都亟待解决。还有受出口形势影响，大量的农副产品因滞销而积压。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甚至也成了他们返贫的致因；另一方面，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也影响农民脱贫致富。我国山地多平地少，旱地多湿地少，东西南北跨度大。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使得自然灾害频繁，常受干旱、洪涝、风雹、病虫害、霜冻等灾害的侵袭，其中主要灾害干旱、洪涝的成灾面积占全部灾害成灾面积的70%左右。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在，我国都是一个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的地区。

另外，艾滋病致孤致困人口较多，且呈现区域聚集分布，救助任务繁重。

因此，上述多种因素导致我国的贫困人口十分庞大，贫困程度十分深重。这种严峻的局面，既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起到很大的制约作用，同时也是一种促进。

坎坷与辉煌：中国社会保障变迁之路

（四）2010-3-4

四、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既然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运用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对劳动者和公民提供物质帮助和社会服务的一种制度，那么其中的劳动者和公民应该指全体劳动者和全体公民，而不应该是城乡有别的。因此，对目前社会保障制度的整合与改革，一定要坚持城乡统筹的原则，力求城乡协调、均衡发展。当务之急，就是创造条件探索实现农村和城镇基本养老关系转移接续办法，逐步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1.社会保障建设要总体向农村倾斜

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逐步改变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保障制度差别过大、城乡劳动者的境遇很不平等的状况。要按照城乡社会保障项目基本一致、资金管理原则基本一致、政策法规基本一致的要求，加快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制度，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的接轨，最终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社会保障财政支出要向农村倾斜，加大对农村地区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支出的相对均衡；二是农村社会保障各项制度设计应以全体农民为保障对象，公平地对待每个农民并确保其享受到相应的社会保障权益，逐步健全保障项目、扩大覆盖范围、提高保障水平，最终形成没有漏洞的社会安全保护网；三是制度实施过程要公开、公平，比如在低保实施过程中，力戒权利低保、人情低保等。

2.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抓紧制定指导性意见，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我们应抓住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前的有限时间，建立以基本养老保险为基础，社区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自愿储蓄养老保险为补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快建立政府组织引导、农民自愿参加、个人账户为主、保险关系可转移、待遇调整机制健全的完全积累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保障农民的养老金能够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有效流转，能在不同保障方式之间进行有效接转，且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保值增值。创造条件探索实现农村和城镇基本养老关系转移接续办法，逐步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保险费缴纳标准应按照预期领取的养老金不低于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不高于本县（市）上一年城镇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平均水平确定，原则上将来的保障水平应达到低保标准的120%以上。采取农民缴费为主、集体补助、财政补贴的办法筹集保险金。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使“三方共担”的原则具体化，尤其要明确政府的财政责任；集体补助，就是村集体应当从经济积累和农村集体资产经营收益中预留一定的资金，用于缴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费，集体补助比例控制在缴费总额的10%～30%；财政补贴，就是政府对参保人员按照最低缴费标准的20%～40%给予补贴，并适当提高对农村义务兵、独生子女父母和有困难残疾人的补贴标准。

在为那些适龄农村居民办理社会养老保险的同时，对于已经进入老龄阶段的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发放老龄津贴，无论经济状况、家庭背景等情况，无条件为每人每月发放100元不等的养老津贴。财政状况较差的地区可以从70岁老人开始执行。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鼓励有能力、有意愿的农户举办家庭集中养老，政府可以对这些农户进行奖励或补贴。这样可以集居家养老和社会机构养老为一体的优点。

3.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整统筹模式，提高补偿比例

鉴于当前农村居民的医疗开支主要还是非住院的老、慢病，因此，在筹资额度增加的情况下，应调整补偿方案，适当提高小病、慢病的补偿额度，来提高农民获益程度。建议广泛开展“院内直补'32作，即参合农民患者在治疗结束出院时，在医院直接办理补报手续。这样既可大大方便参合农民，又可避免以往手续烦琐带来的各种违规及权力寻租行为，从而确保基金的安全使用。对于农村特困群体就医时，要采取医院先垫后报的办法，确保他们能看病、看好病。在一些新农合基金沉淀较多的地区，开展”二次补偿“的做法不应提倡，因为它更增加了制度的不公平性，这很容易使那些平时注意保护身体而不至于生病住院的人产生不平衡的心理，从而产生一种”负激励"效应。

4.把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通道

要探索把失地农民纳入城市社保体系，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体系，从根本上解除农民对失去土地后的养老之忧，以减少因养老问题产生的城市化阻力；由于失地农民最终要纳入城市居民范畴，为他们提供养老保障，有利于城乡养老保障的顺利接轨，铺通建立城乡一体化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道路。根据一些试点地区的经验，在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方面，可模仿城市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方式，由政府、集体、失地农民个人共同出资、合理负担。政府承担的部分从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和增值收益中列支以及安排专项财政拨款；集体承担部分从土地补偿费和集体经济积累中提取；失地农民个人缴纳的部分可视其具体经济状况在安置补助费中扣除。养老保险费的交纳标准和养老金的发放标准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作相应的调整，使失地农民既履行应尽的义务又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5.加快专业社工人才队伍的培养，并为其提供必要的岗位

随着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和快速发展，不同的利益及思想必然发生激烈摩擦、碰撞。在面临经济、工作、生活、家庭等多方面的压力下，就很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涉及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婚姻家庭、残障康复、心理干预等诸多领域。在传统的工作方式无法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的情况下，积极引入社工理念，采取专业方法则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以经济、物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逐步建立和完善的同时，再辅之以精神及服务为主要方式的社会工作，是未来社会保障发展的基本方向（服务及精神保障已经被列入社会保障的范畴）。目前，我们国家的社会工作刚刚起步，我们要依托高校，积极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在民政、卫生、劳动保障、司法、工青妇等部门设立适量岗位使之充分发挥专长，将为我国的社会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

综上所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仍有诸多不完善、不成熟之处，还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几代人艰苦的努力方能完成。但是，我们的发展目标既定，就是要通过未来几十年的努力，在本世纪40年代末，即新中国成立国100周年之际，基本形成保障全面、水平适当、城乡一体、全民共享的福利体系。

第四篇：英国议会主权的变迁（范文模版）

摘 要 英国议会主权经历了早期的实践，在与王权的斗争中得到确立和完善。《欧共体法》和《人权法》及地方分权的实践都未对议会主权造成根本性冲击。本文试梳理英国议会主权的变迁来阐释英国议会主权的代表性。

关键词 英国 议会主权 变迁

中图分类号：d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6.212

英国作为议会主权的代表国家，其议会主权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议会主权”强调议会与主权的密切联系，议会立法在一国国内具有最高的地位。笔者试从英国议会主权的发展沿革及特点来阐释英国议会主权的代表性。

一、英国早期的议会实践

英国的议会制度最早起源于中世纪国王与封建诸侯的斗争之中。在英国议会制度的早期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在国王与诸侯的激烈矛盾中，约翰王不得不签署了规定国王与贵族权利义务关系的《大宪章》。《大宪章》使以前形同虚设的议会逐渐向具有实权的议会转化，同时奠定了英国议会制度的发展基础。“牛津条例”是《大宪章》之后的另一重要政治和法律文献。“牛津条例”首次提出了政府主要大臣要对委员会负责并要求定期召开议会。亨利三世认为这会使得议会成为最高立法机构，将严重削弱自己的权力，不愿接受，因而发动了内战。在内战失败后，亨利三世在西蒙的挟持下召开了扩大会议，并且被迫同意原本社会地位低下、不得参加议会的市民进入议会，这也被视为英国下院的起点。1332年的《约克法令》进一步强化了议会的权力，规定了“议会中的王室”的原则。

总结来看，中世纪英国议会制度的发展旨在限制王权，从而实现政治上的平衡，国王试图利用议会立法为自己披上合法的外衣。

二、英国议会主权的确立与完善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对于英国的权力结构进行了重构，议会取代了国王，集行政、立法、司法于一身。1688年“光荣革命”后，国王重新回归，不过这一次是以虚权元首的身份回归，王权的范围变为礼节性、名义上的。《权利法案》正式确立了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也使得议会成为了主权者。《权利法案》规定，“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终止法律生效和废除法律。只有得到议会同意，国王才能征税。和平时期在王国范围内维持常备军也需得到议会同意。议会实行自由选举。议会召开中有言论和辩论的自由。”《权利法案》以宪法性文件的形式对王权进行了法律上的限定。从这开始，也极大地影响了法庭的态度。在“光荣革命”之前，议会立法在英国的法律渊源中的地位并不突出。国王的命令、习惯法规则、自然法的效力都要高于议会立法，在冲突时会被优先采用，法庭并对议会立法的效力做出裁判，法庭即具有今天意义上的违宪审查的权力。“光荣革命”之后，法庭的做法得到了适时的变更。法庭不再对议会的立法做出效力性审查，并且承认议会至上，这在司法上使议会主权得到了必要的承认。同时在议会与法庭的关系上衍生出特定的规则：

（一）法庭尊重议会立法的有效性，并不对议会立法的效力做出审查

这一规则由许多判例所确立，比如pickin诉英国铁路委员会一案中，法官明确表示，法庭适用议会的法律是自身的责任。法官可以有解释法律的权利，但却没有讨论法律是否应当出现在议会卷宗上的权利。在1983年，manuel诉总检察官一案中，当时负责此案的robert megarry爵士在裁决中表示，既然议会将某一法案通过为议会法律，没有法庭可以拒绝遵守其效力。同时该案还创造性地确立了议会至上的效力即在于议会立法这一原则。

（二）议会后法对前法的“含蓄废除”

因为议会不能对未来立法，所以会出现议会立法的新法与旧法的冲突。法庭通过对后法的适用，含蓄的排除议会受前法立法的限制，保证现在的议会主权。

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进一步削弱了国王的权力，使得国王操纵议会不再可能，“凡担任任何隶属于国王的有报酬职务或职位者，以及向王权领取抚恤金者，均不能成为平民院议员。国王的赦免对下院弹劾案无效。一切法案只有经议会同意才具有法律效力，国王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来治理国家。”

对于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所确立的王权与议会权力的结构模式，法学家们作出了不同的解读。法学家霍布斯尽管主张“君主主权”，但在他看来的君主主权，是不同于君权神授意义上的君主主权，他认为“君主制发端于人民的权力，即源于人民的权力的让渡。”也就是说，人民保留了反抗暴君的权利。

洛克则认为，君主不具有绝对的权力，要受到法律的制约，因而立法权是最高权力。洛克认为立法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而立法权在洛克看来又一定要由人民来掌握。这样在洛克的理论体系架构中，“两种核心权力”并存，一种是立法权，由议会掌握，从而实现议会主权；另一种则是人民所掌握的根本意义上的权力，而这两种权力在本质上又是相融共通的，即由人民来掌握主权，由人民授予议会立法权，议会主权发源于人民主权。洛克的分权理论将行政权和司法权置于立法权之下，同时议会又具有监督执行权的权力，从而确认了议会的至高无上性。

完全意义上的议会主权确立是在1832年议会改革后实现的。在这之前，国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议会的构成、首相的选择、内阁的态度等方面。1832年的议会选举改革使得议员和内阁摆脱了国王的控制，加之那时议员的决定不必与其所属党派保持一致，因而经常出现执政党议员与反对党议员联合反对由执政党组成的内阁，即“倒阁权”的反复行使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议会主权的深入。影响议会主权发展的另一个因素则是英国现代政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这一因素使得议会选举逐渐向政党政治转化，使国王在选举中不再成为影响因素。在政党政治之下，由政党控制议会进而控制内阁，从而把自身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议会取得了对国王的最终胜利。

《欧洲人权条约》与英国议会主权的关系和前述的《欧共同法》的情形较为类似。1953年《欧洲人权条约》正式生效，英国作为条约的起草国和原始缔约国应履行“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义务。英国直到1998年的《人权法》才将《欧洲人权条约》的内容转化为国内法，并在该法第六条规定了“公共权力机构行为与公约所规定之权利冲突时即为违法”，但又在第二款中明示排除了公共权力机构对于议会立法的执行行为，并在第三款中将议会从“公共权力”机构中排除。可见《人权法》并未对英国议会主权造成冲击。

值得一提的是，该法第四条开创性地规定了法庭对于议会立法宣布与公约相抵触的权力，但是，该法又在第六款强调这种宣布“对于议会立法的效力与实施并无影响”，即修改议会立法的权力仍然由议会掌握。英国政府的白皮书也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进一步阐释：若赋予法庭以宣布议会立法无效的权力或者允许法庭不适用议会立法，将会造成司法机关有凌驾于议会之上的权力，这将对我们的议会主权造成冲击。并无证据表明司法机关需要这种权力，而且公众也并不期望看到这样的状况。

而最近一次的对于英国议会主权的冲击是地方分权。1997年新工党取得大选胜利，并进而进行一系列宪法性改革，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地方分权。地方分权的宪法性改革方案在英国尤其是苏格兰得到了非常广泛的支持。在当时的公投中，有近百分之七十五的苏格兰选民支持建立苏格兰议会，并要求英联邦授予更大的自主权（当时有百分之六十三的苏格兰选民要求税收浮动权）。在地方分权思想的指导下，1999年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相继成立并开始运行。苏格兰因在与英格兰合并前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苏格兰人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和独立意识，并且苏格兰具有独立的法律制度，所以分权对于苏格兰是具有极大宪法意义的。《苏格兰法》对苏格兰议会授予了刑事法律、教育、科研、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税收浮动（三便士/一磅）等方面的一系列立法权限。但是根据《苏格兰法》第二十九条和附件五，英国议会仍然保留了核心立法权，即与宪法有关的宪法性问题的立法权。《苏格兰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了英国议会为苏格兰立法的权力，这种权力不受地方分权的影响。在从根本意义上讲，英国议会是完全可以通过立法来限制苏格兰议会的权力的。同时，《苏格兰法》在程序上也对苏格兰议会可能存在的立法越权等情形做出了事先预防的规定，比如在法案通过后和女王签署前之间的“滞留期”及法庭对“地方分权”问题的裁判权，等等。因而地方分权依然不能撼动议会主权的核心地位。尽管近年来苏格兰独立公投事件使关于苏格兰独立对于英国议会主权模式冲击的讨论甚嚣尘上，但是笔者认为苏格兰公投事件仍然是在英国议会主权模式下地方权力再平衡与重构的一部分，并不会对英国议会主权原则造成根本性冲击，在现有的英国宪法秩序之下仍然可以保证议会主权模式的不可动摇性。

总结来看，英国议会主权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成为英国法律体系乃至政治体系的核心特征。正如戴雪在《英宪精义》开篇的概述“议会主权，是我们政治体系的主导特征。”英国议会主权经历了早期的议会与王权的斗争，并因阶级结构变动而带来的改革走向完善。《欧共体法》和《人权法》关于公约优先效力的规定似乎对英国议会主权造成了冲击，但是从法庭的判例及司法实践来看，司法机关仍然不具有裁判议会立法效力的权力，公约内容的适用可能性及优先效力也是因议会的意志而产生，即议会具有至上的权力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地方分权和苏格兰独立公投事件似乎对于议会主权造成了威胁，但是无论从立法技术和措辞上的限制还是政府白皮书的态度来看，英国议会主权仍然不可撼动。不可否认的是，英国议会主权模式在英国法律体系乃至政治体系中仍然是居于核心地位的。

第五篇：关于经济特区思想变迁的论文

上个世纪50、60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党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最初的探索。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受“左”的错误的影响，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探索遭受了严重挫折。这一时期的探索虽然正确与错误皆有，成功与曲折交织，却为后来的“重新探索”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时期。也是我们党在中断十多年后重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我们党的“重新探索”实际上有两个起点：一是以支持和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二是建立和发展经济特区。对于选择“重新探索”的这两个起点的艰难和重要意义，相比较而言，应该说我们对农村改革这个起点的体会和认识是比较到位的。（以往这方面也宣传得比较多）其实另一个起点即建立和发展经济特区也是非常艰难的，其意义也是非常深远的。像邓小平这样一生经历了戎马生涯、“三落三起”的老一辈革命家，却用“杀出一条血路来”比喻建立经济特区，其难度、风险是可想而知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人们对“重新探索”的两个起点的认识轨迹是不一样的。对于农村改革大家看到，同样是那么多的地，同样是那么多的人，种的同样是庄稼。但是，用不到五年时间就解决了几十年未能解决的我国农村的温饱问题。邓小平赞叹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但是，对建立经济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认识。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流传的关于经济特区的“警句”至今难以忘记。比如，“深圳除了五星红旗的颜色没变，其它都变了”。面对国内外种种议论，于是就有了邓小平1984年的经济特区之行。他走一路、讲一路。并且在同年的1月26日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l月29日为珠海特区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2月9日为厦门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事非经过不知难。关于对经济特区的议论，并没有因为邓小平的这次视察而消失。上个世纪80、90年代，先是东欧剧变，而后是苏联解体。于是又发生了关于姓“社”和“资”的争论。在这次争论中经济特区又成了热点问题。什么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东西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等等。邓小平严肃指出，“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归根结底是有利社会主义的。”邓小平在时隔8年之后于1992年又来到深圳、珠海等地。邓小平在视察中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邓小平得出结论：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邓小平上述对经济特区反反复复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党重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起点是何等艰难。由此产生的意义也就更加重大。1995年12月，卡斯特罗参观深圳后感叹，“只有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创造如此奇迹”。

经济特区建立和发展的经验是邓小平提出并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实践依据

众所周知，邓小平提出并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的独创性贡献。邓小平提出并形成市场经济理论实际上有他的逻辑思路。邓小平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既然现阶段是多种所有制经济，那么就不能只采取计划经济的办法，需要也可以采取市场经济的办法。邓小平在1980年1月16 日所作的《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使用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而支持邓小平提出和论述市场经济的逻辑思路的重要依据，就是经济特区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丰富而新鲜的实践经验。1987年6月邓小平指出，“深圳搞了七八年，取得了很大成绩，”深圳“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就是说能够变成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场。”“深圳的同志告诉我，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指出，建立经济特区后，外资就进来了。我们可以从外资中得到税收、劳务等方面的益处。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因为“三资”企业受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得更加清楚，农村改革的成功并推动城市改革的过程是国内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提出和实施对外开放的过程是把国内市场推向国际市场即与世界市场体系相衔接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建立和发展经济特区这引领作用来实现的。当然，这一过程还包括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沿边沿江地区的开放

和建设海南省最大经济特区以及开发上海浦东等等。

十四大报告第一次在党的文献中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初步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轮廓。十四大召开之前即1992年6月12日，江泽民同志向邓小平报告十四大将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市场经济理论框架。邓小平表示完全赞成并且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前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经济特区建立和发展的丰富经验是邓小平提出并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实践依据。

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和平崛起道路的缩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这条道路已愈来愈被世界上的有识之士和不怀偏见的人所认可。我们要十分重视对我国和平崛起道路的总结和推动。总结，也就是要总结和分析这条道路的成功经验和特点。推动，就是要在总给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继续沿着这条和平崛起的道路走下去。当我们对这条道路进行全面和深入的总结时，我们看到中国和平崛起道路最宝贵的经验和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坚持独立自主。而我国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则是这一经验和特点的缩影。邓小平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初衷就是使经济特区成为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建立经济特区这一窗口可以看成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起步。但是，这一起步对于我们封闭了几十年的国家和民族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没有这个起步，也就没有进一步的对外开放；没有这个起步，也就没有今天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局面；（加入wto是我们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标志）没有这个起步，也就没有今天我们对西部大开发的强大力度和支持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的物质基础。邓小平指出，“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础，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邓小平认为，在有了建立和发展经济特区的经验后，我们可以加快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在我国经济特区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我们也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即我们头脑清醒，坚持为我所用，发展自己。邓小平在回答建立经济特区和实行对外开放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提问时说，“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有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但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而且会取得更大的发展。”因为在邓小平看来，无论怎么开放，归根结底我们还是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经济特区发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中国执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邓小平并不否认实行对外开放会有风险，会带来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坚定地指出，“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因为在邓小平看来，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消极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一般寓个别之中，个别体现一般。我们从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坚持独立自主，这浓缩了中国和平崛起道路经验的精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还告诉我们，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行了20多年之后，回顾我国建立和发展经济特区的过程及其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倍加体会邓小平提出这个决策的英明和深远意义，倍加体会“争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是新世纪新阶段赋予我国经济特区的新的使命。我国经济特区一定会不辱使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走在前列，在继续拓展中国和平崛起道路和率先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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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特区的崛起，是同一个伟人紧密相连的。这个伟人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他不仅是创办经济特区的主要倡导者、决策者和支持者，而且以洞察风云的世界眼光和辩证思维推动着经济特区的发展。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的历史演进

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要想发展，就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创办和建设经济特区，就是邓小平同志为使我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同胡厥文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他还在一份香港厂商要求到广州开设工厂的《内部情况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1979年2月，谷牧副总理主持召开特别会议，商议交通部招商局提出的在蛇口地区开设工厂的问题。谷牧说：“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1979年4月，邓小平同志与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广东省委领导习仲勋、杨尚昆、王全国等同志谈话时指出：“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

1984年1月至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分别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1987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改革的步子要加快》的谈话中明确指出：“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1988年1月，他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上批示指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1988年6月，邓小平同志发表《要吸收国际的经验》的谈话，指出：“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1990年3月，他指出：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1991年1月至2月，他在视察上海时指出：“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指出：“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的主要内容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

经济特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1986年，邓小平同志指出：“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1989年，他指出：“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1992年，他又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还告诫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邓小平同志看来，经济特区主要是在经济方面不同于其他地区，在区内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经济管理体制和灵活的经济措施。在政治上，经济特区同其他地区一样，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不存在特有的社会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