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诗经》中生态环境思想与环境变迁（五篇）

第一篇：透视《诗经》中生态环境思想与环境变迁

透视《诗经》中生态环境思想与环境变迁

——以《邶风》为例

摘要：经典名作《诗经》中蕴含着丰富的先秦时期生态环境的信息。本文仅就《诗经·邶风》篇中所折射的环境信息来探讨诗经时代的生态环境思想、经济文化生态环境及地理环境变迁，藉此以窥当时的生态环境。

关键词：诗经

邶风

生态环境 失衡

《诗经·风·邶风》一共19篇，篇数仅次于《郑风》。邶，周代诸侯国，子姓，周武王灭商之后，为安置殷商遗民，将商王畿之地分为邶、鄘、卫三地，封商纣王子武庚于殷地，称邶国。《说文解字》中：“邶，故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①，即位于原商都朝歌以北，淇水以东，古黄河道以西。范围在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一带。邶风就是指邶这个地方的歌咏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民歌。

《诗经》是一部诠释生命主题的生态史诗。《邶风》中蕴含着诗经时代邶地先民朴素的生态环境思想，诗中歌咏表现现实生活的意象物如太阳、月亮、花草树木、动物、山川、河泽等，折射着先民对所生活的地域范围内的生态环境的深刻认识与理解，蕴情感于大自然，将情感物化于意象物中，书写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生态景 ① [汉]许慎 撰，[宋]徐铉 校《说文解字》卷6下，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33页。

观，却又显现着一种对自然既崇拜又敬畏的情怀，深深的承载着先民的殷切的希望与寄托。诗中的这些意象物与先民的经济文化生产活动息息相关，花草树木的歌咏叙写了先民在早期社会的经济生活背景，洋溢着浓厚的饮食信息。正所谓“四经皆史”，《诗经》里隐藏着丰富的历史地理环境信息，通过解读这些史诗来揭开诗经时代的地理环境变迁之谜。

一、朴素的生态环境思想

黄河与其支流是中国文化衍生繁荣的生命之河，是构成中国文化渊源的地理生态基质。也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的发生，精密言之，并不依赖于黄河本身，他所依凭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之两岸和其流进黄河的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却是中国文化之摇篮”①，淇水正是这样的支流，淇水即今天河南境内的淇河，位于汤阴县东南。原是南流注入古黄河，属黄河流域，因于“汉建安九年，魏武王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漕运”②而成为白沟的一部分，为今海河水系卫河的支流。

西周邶国原为商代的王畿之地，此地区的开发可以说是离不开淇水的。据有人统计《诗经》里有关淇河“淇”字的出现平率仅次于黄河的“河”字。淇水两岸曾是殷商四朝帝都所在地，这里的特殊的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灿烂多姿的文明，先民们将生产生活融入大自然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思想，书写了一首美丽的创业史诗。有文人赞美道“淇河是一条文化河，被誉 ①②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4页。

王国维校：《水经注校》卷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3页。

为史河、诗河、爱情河、生态河”。是淇水孕育了邶风独特的文化内涵。

《邶风·柏舟》篇中“日居月诸，胡迭而微”，与《邶风·日月》中的“日居月诸，照临下土„„，日居月诸，下土是冒„„，日居月诸，出自东方„„，日居月诸，东方自出„„”。古人认为太阳、月亮有自己运行的规律，以便来照亮大地万物，其实这就是象征着人类生命不息，一代接着一代传下去的生命传递规律。在他们看来，太阳和月亮的光照是无私奉献的，认为“日居月诸”是一种自然变化规律，同时暗示了人们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要遵循自然规律。太阳月亮犹如自己的父母一样无私的养育下一代，作为下一代要有回报之心，同样对大自然也就不能只是一味的索取，要懂得回报，即保护赖以生存的环境。先民们已经认识到了以太阳、月亮为代表的大自然赋予了人们美好的生存条件和环境，人类才得以生生不息，子孙才得以繁衍，人类文明才得以传承，自然才得以恢复和发展。此诗彰显了古人朴素的生态环保思想和对其所生存的环境的一种朴素的认识。

在先民的思想观念里，人类与大自然中的鸟兽、花草树木、山川菏泽共同连结成一条生生不息的生命链，正是这种朴素的观念，《诗经》中所歌咏的意象物就是人类自己生命的真实写照，借意象植物的生长和存在状态及其本身的属性来表达对生命的敬意，将自己的情感物化为实实在在的生命实体。《邶风·旄丘》一诗中“旄丘之葛兮，何诞之节兮？”，描写了葛的生长环境、存在状态和自身的属性，蕴

意着先民长长的思念和深深的祝福。

在人类早期社会里，先民们面对自然的种种情怀，将自己的情感物化于意象植物、动物、山川，表达了他们对自然的敬意和崇拜，或者说是畏惧。到底怎么面对自然，先民们逐渐经历了从先前的畏惧到崇拜，然后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诗中歌咏动植物山川表达了先民朴素的自然认识观。《终风》中出现了“暴”、“霾”、“曀”、“阴”、“雷”等，诗中没有说是对大自然表现出了一种畏惧，而是和人们的思想情感联系起来，从而表达一种“中心是悼”、“悠悠我思”、“寤言不寐”的苦苦思念情怀。也就出现了人们对“习习谷风，以阴以雨”这种风雨交加的自然气候现象的理解，进而歌咏“雝雝鸣雁，旭日始旦”的殷切美好的希望，对未来美好生活充满着无比的自信。

二、经济文化生态环境

《诗经·邶风》篇中出现了一些植物，深深的透露着诗经时代邶地先民的生活饮食内容和饮食结构，同时也暗含着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邶风·凯风》中“凯风自南，吹彼棘心，„„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棘”指的是酸枣树，这是北方一种至今常见的一种果树，在当时可能还是一种野生的果树种，可以食用。所结的果称之为酸枣，未熟时带有酸涩，熟后味甘酸。

《邶风·匏有苦叶》：“匏有苦叶，济有深涉”，“匏”：即匏瓜，是葫芦科的一种，这种匏瓜在嫩小时可以用来入菜。

《邶风·谷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葑”：蔓青，叶和根、茎都可食，味苦；“菲”：芜菁类植物。“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荼：荼菜，一种苦菜，味辛苦。荼还有一种意思是特指茶，但在此诗句意境中应该理解为苦菜。“荠”：荠菜，味甜。这几种野生植物在民间多是作为食物，尤其是贫苦的下层民众。

《旌丘》中的首句“旌丘之葛兮，何诞之节兮？”，“葛”：葛根，又叫甘葛，是多年生藤本豆科植物，多生于山坡草丛中。可以食用，药用价值高。

《简兮》：“山有榛，隰有苓”，榛树，属桦木科榛属植物，又称山板栗、尖栗、棰子等。果实榛子可以食用。“苓”：一说是茯苓，为药材；一说是莲，即莲藕。在此应该取莲这个意思。根据《诗经·卫风·氓》中“淇则有岸，隰则有泮”和《诗经·郑风》中“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诗句意境和对仗来理解，隰这种低湿的洼地因该是很大的，才有可能种植莲藕。且茯苓还有指寄生菌类植物的意思，所以在此不应该理解成茯苓。枚乘的《七发》赋中有“蔓草芳苓”，其中“苓”就是指莲，明代梅膺祚编纂的字典《字汇》中有这样的解释：“苓读连，古莲字”。都说明苓指的是莲藕，从当时的食用的角度来说都应该是莲。

以上篇章诗句中有着丰富的采集渔猎方面的资料，如《邶风·新台》：“鱼网之设，鸿则离之。”凸显了那个时代的农业经济生活状态。诗经里提到180种左右的植物，能作为食物的近占半数，其中大部分是野外生长的食物，虽然《诗经》其他诗文中有很多关于农业种植作

物的描写。但以《邶风》中出现的食物来说，基本上是野生的，且均是可食用的。诗经时代邶这个地方农业生产水平还很低，尤其是在铁器尚未广泛应用，铜石并用的时代里，生产技术低，耕地面积有限，农作物产量低，采集食物应该说是占据着很大的比例，特别是普通民众的日常食物结构中，来源自然中的野生食物可以说是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野生食物来源广泛且较为容易获取，比起农业种植食物来说，野生食物来源可能不稳定，但对于处在黄河下游河患旱灾等自然灾害多发区的先民来说，野生食物是维持生命的重要物质。这说明作为原始经济部门的采集仍在西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虽说黄河流域土壤肥沃经济较为发达，农业种植生产活动应该要占主导地位，事实上表明，此时期的农业还处在一种初始发展的游离状态，种植农业还未真正的从原始经济部门里分离出来。明显的能看出农业经济发展正从商代过度到周代的痕迹。但是不得不肯定的是，原始的采集活动是中国农业种植开发的始端，是构成中国经典文化生态的最原始基质。

有人说商代是因酒误国，而周代引前车之鉴禁酒。说明就在那个时代酒早已经走进了人民的生活中。《邶风·柏舟》：“微我无酒，以敖以游。”《邶风·简兮》：“赫如渥赭，公言赐爵。”酒的出现表明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较以前有了提高，且有了剩余粮食来酿酒。但在此笔者想说的是，虽然《诗经》中提到有关“酒”的诗很多，出现次数多达63次，却多在《雅》、《颂》中，饮酒者多是贵族（或者已死的祖先），由此可知酒在当时特别名贵，是一种奢侈品。有关劳动人民的

诗歌《风》160篇中极少出现“酒”相关的记录，出现次数仅7次，这就说明酒在一般普通民众的生活中是非常少见的。透出的本质问题是当时整体的农业生产水平不是非常平衡的，且技术含量较高的大部分生产技术被上层贵族垄断，不对下层传播，尤其是先进的生产工具掌握在上层社会中，一般的民众则只能过采集渔猎的原始生活。因此《诗经》中出现很多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类是很正常的了。

三、地理环境变迁

在人与自然相处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先民所处的环境因相互影响而在变迁着，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环境，历史时期的环境地理，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及人类活动的影响，相应地发生着一定变化，而这种变化看起来又对人类产生新的，不同于原始地理环境的影响，反反复复，人类和环境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人类活动的作用下，环境或多或少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邶风》篇中就隐藏着这样一些环境变迁的信息。

《诗经》时代的历史地理环境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现在一般主要是通过考古学手段来分析得知，由于时代的久远，基本上很难通过文字史料来获知，但《诗经》中却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地理环境线索。诗中的动植物、山川、陂泽、气候等意象物的描写，为我们较深入地了解西周春秋时期动植物地理分布、地区植被状况、水文环境、气候、地形地貌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从《邶风》里流露出 的点点滴滴，我们可窥见淇水流域或者其他地区的环境状况。

（一）和谐的生态环境

《邶风》开篇《柏舟》：“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说明淇水水量充沛，可用来泛舟。能利用柏树来造船说明当时淇水流域内柏树很多，生态植被良好。《燕燕》：“燕燕于飞”《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心„„，睍睆黄鸟，载好其音。”《雄雉》：“雄雉于飞，泄泄其羽。雄雉于飞，上下其音。”《击鼓》：“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谷风》：“采葑采菲，„„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旄丘》：“旄丘之葛兮，何诞之节兮。”《简兮》：“左手执龠，右手秉笛。山有榛，隰有苓。”《静女》：“静女其鸾，贻我彤管。自牧归荑„„”从这些诗句记载来看，在西周乃至春秋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淇水流域内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并且把一些植物的生长习性和存在状态描述出来，注意到了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共生的一面，从而说明此时期该地域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生态环境良好。《匏有苦叶》：“有弥济盈，有鷕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雝雝鸣雁„„”，给我们描绘的是一幅济水滔滔、野鸡鸣叫、秋雁高飞的和谐生态景观，说明这一地域的生态环境非常的良好。

（二）人为主导下的生态环境失衡

历史的车轮在向前滚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独特的生态环境孕育了绚烂多姿悠久的华夏文明，伴随着人类的发展，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或呈现和谐或局部开始恶化。这种

变化也因人类自身生存需要的持续增长而对自然的开发利用程度加大，作用力越来越大，恶化愈来愈明显。生态环境的逐渐失衡，在先民的生产生活中流露出来，《邶风》中这样的记载描述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环境是否恶化提供了非常有力的佐证。

1．“终风且霾”看当时气候环境的变迁

全新世以来，中国气候经历了寒暖往复交替变化的波动，殷商时代是全新世暖湿期的最后一个时段，自此之后总的气候趋势是变冷、变干，虽说有暖湿气候的出现，但持续强度越来越弱。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研究表明西周、春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寒冷期①，寒冷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气候干旱。虽较今天温暖潮湿，此时的寒冷期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邶风·谷风》：“习习谷风，以阴以雨”说明气候环境较为湿润，这诗应该是描述商代后期的气候状况。然而《邶风·终风》：“终风且暴，„„终风且霾，„„终风且曀，不日有曀。曀曀其阴，虺虺其雷”出现了气候恶化的状况。诗文中说整天刮狂风暴，整天刮风又扬土，而且还整天阴沉沉，雷声阵阵。“霾”在《说文解字》里解释为“风雨土也”，根据甲骨文记载研究后，也是指沙尘暴。由此可推测商代后期至西周春秋时代，邶地经常发生尘暴天气，这说明该地区的环境出现了恶化，且呈现干旱的状态。我们在此还可以从以下篇章诗句中得到印证，《大雅·召旻》：“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大雅·旱麓》：“瞻彼旱麓，榛楛济济”《大雅·云汉》：“旱既大甚，蕴隆蟲蟲。”“旱既大甚，则不可推。”“旱既大甚，则不可沮。” ① 参看 竺可桢：《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 第1期。

《召旻》、《旱麓》、《云汉》都是整篇描述旱灾发生的铁证。这些信息说明当时的气候出现了干旱，且伴随着生态环境的破坏恶化。

2．“泾以渭浊，湜湜其沚”看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失衡 《邶风·谷风》：“泾以渭浊，湜湜其沚”有关到底是泾水浊还是渭水浊的问题争论由来已久①。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了详细有力的论证，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本人较赞同史念海先生的观点：“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不同，两河的清浊也就有了显著的差异，不能一概而论”。但笔者认为他们的研究结论无一不在证明一个问题：那就是黄土高原在那个时代就出现了环境恶化，良好的生态植被开始人为的遭到大肆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才致使发源于且流经黄土高原的泾水浊亦或是渭水浊。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和中国历史文明发展的主线是一致的，因为中国的古老文明最早就是发端于黄河流域的，正好印证了早期先民农业开发的历史背景。由于开发最早，那么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影响也就最明显。以黄河为主的各自支流区域，由于开发不合理造成了一条“黄”河，因此“泾渭分明”也就成了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典型力证。

另外，众多学者围绕这个问题的论述都是局限于泾渭河流域，但他们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忽略了《诗经·邶风·谷风》创作背景、和地域。我们知道邶风中的诗歌采自与邶地的民歌，而这些地域都是曾经商代的主要活动范围，那么这一地区的开发势必早于泾渭流域，① 参看以下学者论述，史念海：《论泾渭清浊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延军平，孙虎延：《“泾渭分明”的现代特点分析》，《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第5期。钱正英：《在陕西研究西部大开发中有关水资源问题的讲话》，《中国水利》2005年第5期。凌朝栋：《泾浊乎，渭清乎，泾渭何所指？－对<诗经•邶风•谷风>的诗句歧解辨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33卷6期。

那么人们对环境的影响也就更深更早，环境变迁也就更为明显，诗歌的创作者是否有借泾渭清浊来暗比淇水和黄河，我认为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从诗的意境来说，描写邶地的诗怎么会突然出现相隔甚远之外的地理环境现象，从诗经的描写手法来说是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史念海先生在其论文里也只是说春秋时期是“泾清渭浊”，并未说西周时期泾渭河流是什么样的状态。况且当时的环境恶化现象应该只是局部地区出现，总体上来说生态环境是良好的。因而可能是用来暗指淇水流域的生态环境受到了破坏，进而醒示人们保护生态环境。

四、余论

《诗经》中丰富的历史地理环境信息为我们再现诗经时代的生态环境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资料，是我们了解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经典著作。《邶风》诗篇的解读使我们认识了诗经时代生态环境的冰山一角，那个时代有着朴素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和朴素的自然认识观。从歌咏的意象物中我们获取了一些先民经济文化状况，采集的野生食物仍然是当时饮食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始的采集活动是中国农业种植开发的始端，是孕育和构成中国经典文化生态的最原始基本特质。也由此意识到当时的人与自然生态环境既有和谐发展的一面，也有因环境破坏而恶化的一面。《诗经》是我们全面认识了解诗经时代的生态史诗、百科全书。

参考文献：

[1]竺可桢：《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29-38页。

[2]王国维校：《水经注校》卷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4]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

[5]王玉德，张全明等《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6]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7]周振甫：《诗经译著》，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8]周书灿：《<诗经>的历史地理价值新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 第41卷 第4期 第28—33页。

[9]刘毓庆：《<诗经>地理生态背景之考察》，《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 第2期 第107—112页。

第二篇：浅谈《诗经》中的思想与艺术

中国古代文化专题选讲

浅谈《诗经》中的思想与艺术

10东会计3班 邵纯虹 学号：10851515 电话：*** 《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一部现实主义的诗歌总集，它收录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年即公元前1100-600年左右的诗歌305首，其中6首为笙诗，只有题目，没有诗，故又称“诗三百”。按用途和音乐分“民间歌谣（风）、士大夫作品（雅）、祭神的颂辞（颂）”三部分，其中的《诗经》的主要表现手法是赋（直陈其事）、比（譬喻）、兴（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物）。《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诗经》多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

我国文学的光荣起点和现实主义文学代良传统的源头就是《诗经》。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伟大成就都充分说明我国文学历史悠久，发达很早，对后也文学的重大影响决定了它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应该享有的崇高的地位，《诗经》奠定了我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在发展上一些带规律性的基础，无论在诗歌史文学史或文化史上其影响之大使它以后任何一部作品无可比拟。

一、思想内容

《诗经》中的作品，内容十分广泛，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等，在其中都有形象的表现。其主要内容有：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农事、诗宴诗、怨刺诗、战争徭役诗、婚姻爱情诗等。

《诗经》中的内容远不止以上六类。总而言之，《诗经》的内容十分丰富。它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极少超自然的神话。祭祀、宴饮、农事诗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怨刺诗、战争徭役诗、婚姻爱情诗则是当时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形象画卷。《诗经》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主义的诗歌，奠定了我国现实主义的传统。

（一）劳动人民集体口头创作

《诗经》中价值最高的主体部分是《国风》、《国风》绝大部分是来自民间的公民歌，其次是小雅，小雅中也收入了许多的民歌，《诗经》的“十五国风”的大部分和“小雅”中的一部分作品，原来是流传在人民口头的作品，它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诗》的出现确立了劳动人民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意味着劳动人民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综观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文人及创作也就是屈原及《楚辞》，屈原的《楚辞》与《国风》有深厚的血肉关系，他在学习楚歌民歌的基础上吸收中原文化的精神，创造了他的骚体诗，《九歌》基本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加工改造的，这以后汉魏乐府直接继承了《国风》的优良传统而深刻影响了建安文学。汉魏乐府可说《国风》影响下的直接产物，而魏晋五言诗是汉乐府学习的结果，六朝的歌谣与《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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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乐府一脉相承，推动唐诗的发展，形成了我国诗歌史上的鼎盛的一页达到光辉顶点、唐五代诗人学习民间曲子词促进词的发展，五代以来的词，曲对无杂剧的影响都是这种关系的继承和发展，“倾”、“大雅”对统治者的歌功颂德直接影响汉代大赋。

（二）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中的作品广泛而真实地描写了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特别是其中的“国风”和“二雅”里来自民间的部分，更是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当时社会中不同的阶级，阶层人民的思想感情，思想内容主题广泛，几乎包括上当时社会上所有重大问题，有对劳动、爱情的讴歌，有对被压迫被剥削痛苦生活的描绘，有对黑暗现实政治的揭露讽刺和批判，也有对神权统治的怀疑反抗，广泛性真实性特别体现在国风当中，成为国风反映现实生活的两大特点，大至阶级矛盾小到家庭生活，展现了广阔的生活画面，从本质上讲，正确地反映了阶级关系，“诗”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推动后也至今天诗人作家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民歌所以是现实主义，因为它是人民讴歌自己的生活，思想感情在生活中扎根很深，有极其雄厚的生活基础，无论政治深远还是歌倾劳动热爱生活的乐观诗，还是表现劳动妇女悲惨生活的诗，都是人民生活的写照，是他们极为悲愤或欢乐迸出的诗，创作是现实主义《诗经》奠定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基础，初步建立了我国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

二、《诗经》的艺术特点

《诗经》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特色，无论是在形式体裁、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一）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

在前人研究《诗经》的著作中对赋、比、兴有种种解释，朱熹《诗集传》写道：“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在今天看来，赋比兴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太师》把它与风、雅、颂台为“六义”其实这二者之间有区别：风、雅、颂就其思想内容，写作来历，作品作用以及配乐类型的不同而划分出来的基本种类。因此，风、雅、颂是分类名称，而赋、兴是根据这些作品思想内容创造出来的不同表现方法。《诗经》在使用它们时，往往是交叉的。赋是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赋中用比，或者起兴后再用赋。另外，比兴也常常分不开，比中有兴，兴中有比，它们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

赋就是陈述铺叙之意，或是敷陈，直截了当地抒情、叙事，《诗经》的雅，颂诗中多采用这种方法，风诗中较少，但也有以此见长者，如《七月》所谓“比”就是譬喻比拟，使作品形象更鲜明，如《硕鼠》以鼠拟人来比喻统治者可憎，可鄙，以突出其贪婪狡黠的本质，借以加强讽刺的力量，《相鼠》、《氓》用桑树由繁到落来比喻夫妇爱情的变化，《离黍》用酒醉来比喻人内心的惶惶惚惚借以把抽象的事物形象化，还用比来丑化仇人如《南山》揭露黑暗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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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其基本含义，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开头，“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作用只是为了引起下文，使诗歌曲折、委婉，不给人突兀的感觉。《诗经》中更多的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说比是托物喻志，那么兴就是触景生情，《诗》中的兴除几个别的例外，都用在一首诗的发端，兴在古代，现代歌谣中最常见的手法，在《诗》中用兴的地方比用经的地方还要多，赋、比、兴三者，赋是大量的，常见的，构成了《诗》、表现手法的主体，比、兴的运用虽然是《诗》民歌特色，但只在修饰上起作用，兴与诗正文的关系来看，基本分两类：

1、意义上与正文无联系，只是借来开头，从韵脚、语势、情调上引起下文。

2、与正文有意义上的联系，其中有的起到了比喻的作用，如《美睢》：“关关睢鸠之州”（有兴而比也之说），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花”起兴，茂盛的桃枝，艳丽的桃花和新娘的美貌，婚礼的热闹喜庆互相映衬，而桃树开花（“灼灼其花”），结实（“有蕡其实”），枝繁叶茂（“其叶蓁蓁”），也可以理解为新娘出嫁后多子孙，家庭幸福昌盛的良好祝愿。兴中有比，“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髦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夭只，不识人只”。兴是《诗经》中比兴手法的运用，创造大大丰富了后代诗歌创作，它一直被继承和发展了下来。

（二）句式和章法（包括句式、重章、叠字、叠句等）。

（三）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的不同。

第三篇：环境变迁与中华文明

气候变迁与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国的地理环境演变的历史密切相关 ,近年来 ,对自然环境演变研究和中华文明演变研究的大量科学积累 ,充分显示中国的地理环境及其演变与中华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之间确实存在着多样而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

气候变迁是影响中华的其中之一。

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迁，既表现出暖湿联姻、干冷相配的特色，同时也表现出暖湿与干冷交替出现的波动式变化过程。这种自然生态环境，对不同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天时地利、冷暖干湿的自然气候因素，已经限定了人类本能和自我创造的先决条件。

在中国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气候变迁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推进与消极影响之间的巨大反差，简直可以用“难以想象”来形容了。而经济是一切人类文明的基础，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气候变迁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与消极影响。

从经济发展进程来看，中国近几千年来的气候虽是冷暖交替出现，但总的趋势是暖湿期越来越短，温暖程度一个比一个低，干冷期则越来越长，寒冷程度也一个比一个强。这种自然生态环境，直接影响到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决定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不可逆转的由黄河流域南迁到长江流域的走势。

古代社会，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落后，即使有所改进和提高，也是很缓慢的，因此气候的好坏以及由此导致的自然灾害的有无多少、农作物病虫害的有无多少等自然因素，就成了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乃至决定性因素。有研究表明，温暖湿润的气候在总体上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而寒冷气候则引起农业萧条，从而直接导致整个经济的衰退。因此从理论上说，暖湿期也就应该是国家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时期。

气候变迁特别是气候变冷，导致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几次大规模南下，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政局的演变。

除了对经济发展和政治进程的影响外，气候变迁也造成了较大空间范围内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当然气候变迁对中华文明进程的影响，不仅仅只是这些。

如果可以用优劣来评价的话，那么可以看出，就中华文明进程来说，温暖湿润的气候对文明的发展是有着积极地推进作用的，而干冷的气候则正好相反。但这也只是就古代历史时期来说的。

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来，气候变迁引发的人类生存环境的变迁，是无法再重新恢复或逆转的，而且气候暖湿也并不是对所有事物的发展都有利。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度控制人为因素引起的增温进程。

第四篇：国际竞争的环境变迁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国际‚典型道路‛ 

80年代初，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来中国考察结构问题时，曾拿出一个多国模型来作为参照系，这使中国的经济工作者大开眼界。所谓多国模型就是由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与赛尔奎因以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的历史数据为样本，所作出的一整套回归指标，它标明着一个国家在各个人均收入水平上的结构参数。尽管每一个国家都与这个‚标定的增长结构‛有一定差异，但与这一级指标体系相接近的区域被人们称之为发展的‚典型道路‛。

中国的结构与‚典型道路‛对比之后，当时令我们大为吃惊：中国的工业比重远高远于典型道路，甚至高于样本中的所有国家，包括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于是有人开始谈论中国是‚非典型国家‛，走的是‚非典型道路‛。换言之，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对我们并不适用，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它们没有可比性。如第三产业比重，中国就比国际平均水平低得多。然而，认为中国可走一条非典型道路的人恰恰以为这是中国应保留的特色。

许多中国的经济学者是相信‚典型道路‛的科学魅力的。十几年过去，我们可以确切地看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在大踏步地迈向‚典型道路‛。例如，按照世界银行的口径，中国的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从1980年的21％，提高到1994年的32％，农业的比重则由1980年的30％，降到1994年的21％，与‚标定的增长结构‛的差异缩小了。

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还未真正迈入‚典型道路‛的区间。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世界发展报告（1996）》，中国工业占GDP的比重仍高达47％，仅比1980年下降了两个百分点，目前几乎仍高居世界第一（除两、三个海湾国家和个别独联体国家）。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低于人均720美元），工业比重平均为32％，如果除去其中的中国（人均530美元）和印度（人均320美元），低收入国家的工业比重仅为21％，中等收入国家（人均770－8260美元）工业比重为36％。很显然，我们的工业摊子过大，高于正常值。再看投资占GDP的比重：中国1994年为42％，也大大高于低收入国家的30％，中等收入国家的26％。我们的工业占用的资源太大，投资效益大低，仍未摆脱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的发展路子。目前，我们自己已发现中国经济重复建设严重，各地结构雷同，企业效益低下，中央已下大决心要调整经济结构，这也印证了‚典型道路‛坐标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古人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现在还可以试添一句，‚以洋为镜，可以知结构‛。我们应当重视国际发展的经验，加强国际结构变化的对比研究，自觉、主动、先导性地引导我国的经济结构变化，使我们进一步从‚典型道路‛中得到启迪。 

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功能 

目前不少人认为经济结构调整、企业资本重组就是抓住那些盈利企业，放开那些亏损企业，这样就彻底改变了国有资本的结构。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看法。

我们是应当对国有企业实行资产重组，优化其资本结构，但目前是否盈利不应是衡量国有企业的唯一标准，还要看它是否发挥了功能。盈利并不是国企的唯一目标，换言之，我们搞国有企业并不仅仅是因为盈利，否则其他所有制的企业亦可盈利，有什么必要搞国有企业呢？

应当看到，国有企业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的。首先，国企对中国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发展起着基础支撑的功能。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有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设施与上游工业的低价产出对整个经济的刺激作用和国际竞争力的加强都是十分明显的。其次，是国企对国民经济的先导作用。在国民经济中存在着这样的一些部门，它们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并能带动整个经济的科技水平和竞争力，而这些部门往往在成长阶段需要大量的投入，并且回报周期长、风险大。国企在此方面责无旁贷。第三，国企在中国还要发挥产业组织的功能。中国不像发达国家，产业组织不够发达，即便是我国的台湾地区，市场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大企业的比重在国际上也是低的。现代市场经济呼唤大企业，否则在国际竞争中就处于不利地位。国企凭借着它的优势，可以克服中国民营企业组织规模偏小的弱点。第四，某些公共工程、福利部门和某些自然垄断部门。这些部门或产出的公共产品，不易收费，或不易盈利，或可以凭借垄断地位无限涨价。对此，政府需要用国企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最后，国企还发挥着国家财政税赋主要来源的功能。目前国企上交的税收还占着全社会税收2/3的比重。但上交利润已是逐年下降，数额较小了。即便是税赋来源的这一功能以后也会发生变化，因为国企产值占全社会比重仅为1/3，而税收占全社会2/3比重。这是一种不合理的不能长久的比例关系，说明国企负担过重，税收结构滞后于经济发展。因此，从长远看，国企的前三项功能是更重要的。

既然国企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中是有独特功能的，那么我们衡量国企是否搞好，就要看它们是否发挥好了自己的功能，而不仅看它们是否盈利。当然，非盈利或低利的国企也有一个如何提高效率的问题。有些企业由于功能所决定，恰恰不能有多少盈利，正是它的低利，保证了整个经济的高效高利。像这样的企业，国家当然不能放掉。而反之，有些企业确实盈利，但它完全不能发挥国企的功能，也就是说，它的其他所有制同行与它没有任何区别。那么，国家仍然不应抓，要通过各种形式放开、改制。

市场应对我国的资源配臵发挥基础作用，价格－－利润机制应成为企业的基本动力结构，但这并不是我国经济政策和战略的全部。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日本乃至东亚的‚政府参与型市场经济‛，就无法理解欧洲国家颇为可观的国有经济。要看到，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18世纪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如果说在计划经济全盛时期，孙冶方提出‚企业要利润挂帅‛是需要学者的勇气的话，那么，在人们对市场还有某种浪漫情绪的今天，我们也应有勇气不把利润指标作为判断国有企业好坏的唯一标尺。

诸侯经济是结构调整的最大障碍 

反对重复建设，强调全国一盘棋并不始于今日。几十年来对重复建设的讨伐不绝于耳，近年来中央关于制止重复建设更是三令五申。但各地的重复投资、重复引进、重复上项目屡禁不止。在各地制定的远景规划中，有22个省市将汽车作为支柱产业，电子、机械、化工、冶金也被大多数的省市列为重点部门。

是各地不知道中央的精神吗？是人们不知重复建设的危害吗？抑或仅仅是项目设计时的信息迟滞？都不是，重复建设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痼疾，自然有着它深层的原因，那就是‚诸侯经济‛格局。

多年来，地方政府成为经济运行中极其活跃的利益主体，特别是在投资、上项目方面，它们成为了比企业还重要的角色，有时看起来是企业的搞投资、上项目，其实也是被地方政府所命令的，因为大多数国有企业（90％以上）都是隶属于地方政府的。而着眼于本地区的经济利益，寻求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布局的完整是地方的天然倾向。只要一天地方政府还是投资、上项目的主要决策者，中国的重复建设、结构雷同就不会消失。另外，一些行业性的部门在投资时也会过分追求部门利益，致使经济效益低下，低水平重复，它们与地方政府在封闭割据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要想根治中国目前的结构病，不改变这种运行的主体格局是不行的。

重塑利益主体格局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大企业从地方政府和专业部门的条块束缚中解脱出来，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国家对大企业的关系应主要体现投资人的权责，属地和部门的行政隶属关系应尽快弱化，以求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国家在搞跨省市的大企业集团时，要进行正确的行业选择，凡社会化程度高，规模效益明显的行业，都宜于跨省、跨地的集中；那些社会化程度低的，可以归属地方经济，但在地方也要冲破小的行政区划和部门切割。企业不是政府部门，追求经济效益是它的最高目标。当我国的投资从目前的由各级政府主导转变成由大公司、大企业集团主导时，我们便会迎来一个具有内在合理化倾向的全新的国民经济结构。这应居为这次结构调整的真正目标。2 3 下一页

国际经济环境与结构调整 

国际竞争的压力是我们这次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原因。应当看到，我们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随着‚冷战‛的结束，整个世界市场更加连成一个整体，跨国公司在已有的雄厚实力的基础上，90年代又取得了飞速的增长。目前跨国公司的总产值已相当于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超过全世界各国的进出口总额。90年代在发达国家又掀起了一场新的企业兼并浪潮。1995年美国的企业兼并的资产达至3500多亿美元，预计1996年这一数额将会更高，欧洲、日本也在旋风般地实施着企业兼并。一些被人们所熟知的‚庞然大物‛，如大通－曼哈顿银行，富士银行、东京银行，如AT&T、克莱斯勒、美国广播公司（ABC）、贝尔公司等着名大公司或购并别人、或被别人购并，进一步成为‚超级的庞然大物‛。最近美国的波音与麦道宣布合并，成为世界航空业的巨人。在这些大物面前，世界市场是有限的。它们对世界市场的抢占与渗透不留任何空白，中国市场当然不例外。事实上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市场争夺已十分激烈了。

Domain|www.xiexiebang.com 口口卡盟 more|gs3g3swk 面对着这一新的国际竞争形势，我们的回应是怎样的呢？应当说是很不充分的。多年来由于经济体制、思想认识和实践经验方面的原因，各地区、各部门忽略了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配臵资源，片面追求各自地区、部门的发展，盲目上项目，铺摊子，重复建设、重复投资，导致了先进的大企业过少，集中度过低，较落后的中小企业过多，过于分散化。更为严重的是，如不加以调整，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发展。我国现在已有汽车制造厂几百家，是美国、日本的几十倍，但全国的汽车产量不到200万辆，还不如国外的一个汽车企业产量，而IBM一家的产值就比我国的电子工业全部产值还高。

我国的这种规模偏小的企业不仅无力与跨国公司争夺海外的市场，而且连国内市场的份额也难以保持。这一方面是因为对现代大工业而言，规模效益越来越成为竞争的主要手段。产品的质量、产品的成本，特别是产品的价格－－性能比都要在规模效益上找出路。汽车、石化、机械、材料等行业离开了规模，一切便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因为大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使它们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电子工业最为典型，在日新月异的电子产品的开发中，如果我们不能占领制高点，那么只能作别人换代产品的垫脚石。现在我国有不少好的企业被迫与外国在不利于自己的条件下合资，就是因为缺乏下一步新产品开发的能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跨国大企业的包括广告在内的市场开拓能力，这一点在日常消费品方面尤为突出。

在当今的世界上，开放是一个国家振兴的必由之路，我们并不能更不应由于国际竞争的激烈而关闭已开的国门，甚至稍许的退缩犹豫。改革开放的路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世贸组织我们还要积极争取加入。换言之，我国的经济开放度还要进一步提高。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听任这种经济分散化，市场割据化，结构重复化，企业小型化的趋势继续下去，民族经济的发展是不堪设想的。

正确的作法是，从国际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实施大公司战略和资产重组。

首先国际竞争的残酷性决定了调整的力度。人们比较熟悉和理解以往的那种短缺造成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知道如果不调整，社会经济生活就会出乱子。但我们更应清醒地认识到，国际竞争的残酷性所造成的后果绝不会比以往的问题更轻，它甚至是关系到我们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这次经济结构的调整应在深度、广度、内容、范围上超过以往，在措施上应更加坚决，在时间上更加紧迫。

应以国际竞争的标准来实施大公司战略，要看到当前中国最大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仍是小企业，要把关系国计民生的有国际竞争能力或潜力的大企业从现行的行政框架中解脱出来，让它们真正成为经济运行中包括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一个主体。让它们把自我发展作为内在的目标，绝不可再作行政机构的附属物。

要实施大公司战略就必须加大资产重组的力度，资产重组是形成中国大公司的基本途径。这里主要涉及国有资产的重组，因为中国的大企业绝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要坚决反对将国有资产部门化、地方化，国家应从现代国际竞争的角度，组建中国的汽车巨人、石化巨人、电子巨人、食品巨人、纺织巨人等等。

[摘 要]文章从追溯‚文化产业‛的诞生历程入手,通过引用多个国家的统计数据,指出了‚文化产业‛研究中存在的理论推崇与实际绩效的矛盾,并从经济理论上加以佐证,文章最后提出了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反思.[关键词]经济危机;文化产业;经济拉动

自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性经济衰退,中国也未能幸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中国GDP季度增幅依次为10.6%、10.4%、9.9%、9%,到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幅剧减至6.1%,二季度稍好,也仅7.1%,形势不容乐观.2009年初的‚两会‛期间不断有代表呼吁:将‚文化产业‛作为‚金融危机时期新的经济增长点‛[1]。此前,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的赞美之词一直络绎不绝,诸如‚文化产业是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新兴产业,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P1)、‚文化产业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展示了自己作为‘朝阳产业’的无穷魅力,并迅速成为21世纪的支柱产业‛(P3)、‚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点和支柱产业‛(P1),诸如此类的话语在其他论述中亦屡见不鲜。文化产业真的能够有效拉动经济增长,甚至成为一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吗?对此,本文持有异议,并拟从外国与中国、理论与实践的层面,指出前述命题中存在的值得商榷之处.一、突如其来的‚文化产业‛

1947年,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在其专着《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将商业化和标准化了的大众文化称为‚文化产业‛,并批评了‚文化产业‛的平庸、强迫性与单一性。此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尽管得出了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结论,但采用了同样的‚理论-意识形态‛研究范式.1994年,澳大利亚发表了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创意国度》,强调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至此‚文化产业‛,开始纳入政府施政纲领。《创意国度》的发表,标志着人们对‚文化产业‛的态度由原来的理论性思辨转向了现实生活中的倡导与扶持。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澳洲的经济与文化实力并不占优势,因此其政策主张并没有引起世人太多的关注,直到1997年情况才为之一变.1997年7月,工党赢得了英国大选,为了应对当时的经济衰退,工党政府进行了机构重组,成立了‚文体传媒部‛,力图将‚文化产业‛①作为振兴经济的突破口,并组建了一个‚创意产业专家组‛,进行创意产业界定、创意产业纲要拟订、创意产业成果计量等工作。1998年和2001年,‚文体传媒部‛分别公布了当年的《文化产业行动纲领》,把‚文化产业‛看作增长最快的部门之一,认为应纳入国家的政治议程。在英国的鼓噪下,其他国家也纷纷跟进,宣布发展自己的‚文化产业‛。一时间,‚文化产业‛声名大振.但是英国政府似乎没有从根本上搞清什么是文化产业,以至于它的后继者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2000年,奥地利新任命了一位负责艺术管理的国务卿,他宣称:在未来的文化和经济政策中,文化产业是最有前途的行业。在当时的奥地利,没人真正知道他在谈论什么,甚至,连这位国务卿本人也不知道‚文化产业‛到底是什么。虽然‚文化产业‛已被纳入了奥地利文化政策争论的核心,但并不意味着人们已经搞清楚‚文化产业‛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增长、艺术进步或文化发展.在笔者看来,所谓的‚文化产业‛不过是从现有的各产业———主要是‚第三产业‛下属的各行业中抽取一部分,组成一个‚新‛的产业形态,使之成为继一、二、三产业之后的‚第四产业‛。‚文化产业‛仍然属于传统的三大产业的范畴,只不过在重新排列组合后具有了新的性质与功能。由于各国/地区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存在很大偏差,各国/地区所抽取的‚文化产业‛的范围也互不相同(表1)(P53).表1 各国/地区文化创意产业范畴比较分析表由于各国/地区在‚文化产业‛的界定上难以达成共识,那么我们有理由质疑:既然各国/地区的‚文化产业‛外延各不相同,所得到的统计数据就难免缺乏可比性,那么所谓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支柱产业‛的说法就值得慎思明辨了.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各国/地区在‚文化产业‛的范围上存在分歧,但仍有很大一部分处于各方外延的重叠之处。大卫〃所罗斯比分析了几种‚文化产业‛的分类模型,发现在确定‚文化产业‛的范围时,各方对以下部门没有疑义:广播、电影、电视、戏剧、舞蹈、音乐、音像、电子游戏、视觉艺术、广告、摄影、手工艺、出版。事实上,这些达成共识的部门占据了‚文化产业‛外延的大部分,从而使各国的‚文化产业‛统计数据又具有了一定的可比性.二、‚文化产业‛之经济拉动作用的经验验证

世界各国中,英国在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作方面一直处于前列,因此我们决定‚管中窥豹‛:以英国作为典型,通过英国‚文体传媒部‛的统计数据透视文化产业的经济作用.1 2 3 下一页

在英国,政府和学术界高调宣扬文化产业的重要性,给人一种任何地方都能发展‚文化产业‛的幻觉,似乎‚文化产业‛成了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各个地区纷纷宣称要建立本地的‚创意中心‛或‚文化产业区‛,将‚文化产业‛当作一个应当大力扶持和培养的部门,全然不顾各地不同的工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历史传统。另一方面,‚文体传媒部‛提供的数据表明:在英国各大产业中,‚文化产业‛的经济重要性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大.以2004年为例(图1),在产生的增加值总额①(GVA)中‚其它服务业‛,的贡献超过了2/3,稳居第一主力的位臵;其次是制造业,其GVA占全部GVA的比重超过10%;剩下的农业、采矿、建筑、旅游和文化产业所产生的‚增加值总额(GVA)‛占总体增加值的比例都不大,均低于10%,属于‚第三梯队‛的行列.只有在‚第三梯队‛里面,‚文化产业‛才算得上贡献最大的行业,但从宏观来看,‚文化产业‛对整体经济增加值的贡献仍然有限。当然,我们不排除未来英国的‚文化产业‛将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图1 2004年英国各行业增加值占全部经济增加值的比重

资料来源:英国文体传媒部

另一方面,从1997~2006年的十年间,英国‚文化产业‛所产生的增加值在全部经济增加值中的比例一直不高,始终在5%~7%之间徘徊(图2),虽然有增长的迹象但速度缓慢。依此趋势,要使‚文化产业‛成为推动经济成长的重要因子,还需待以时日.资料来源:2009年1月英国‚文体传媒部‛的《创意产业经济统计公报》

不但英国的‚文化产业‛在经济总量中处于次要地位,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也大抵如此。图3来自于英国‚文体传媒部‛的统计,刻画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五个重要成员国的‚文化产业‛对本国GDP的贡献,即使贡献率最高的英国也不过6%左右,其余四国大都在3%~4%之间。很显然,这样的态势难以证明‚文化产业‛对宏观经济成长的重要意义。考虑到各国‚文化产业‛统计口径的差别,我们再选取我国香港和台湾地方政府对主要国家‚文化产业‛的统计数据(表2及图4),作为审视‚文化产业‛的经济意义的参照。如果说图3反映了英国人的视角,则表2出自香港人的视角,我们可以从表2得出与图3相似的结论:美国和台湾省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6%以上,其余国家都在3%~5%之间。这样,无论是欧洲的英国还是亚洲的香港,其统计数据都支持我们的假设:‚文化产业‛在发达国家/地区经济总量中的比例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但表2也同时表明:‚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一般产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可观的增长潜力,这恐怕是世界各国看好‚文化产业‛的主要原因了,但良好的发展前景并不等于现实,何况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规模在宏观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偏低.图4所选取的样本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亚洲,同时也包含欧、美、澳洲的国家,显得更有代表性。在图4中,美国和英国文化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例最大,在5%~6%之间;澳大利亚、韩国、香港、台湾的‚文化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在3%~4%之间,只有新西兰最低,仅1.7%。图4同样表明:‚文化产业‛在各国/地区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更不是‚支柱产业‛!表2 创意产业经济价值———所选国家/地区概览

三、‚文化产业‛之经济拉动作用的理论探讨

无论在哪个国家,‚文化产业‛涵盖的部门都多种多样,从‚影视出版‛、‚演艺经纪‛到‚广告设计‛、‚文化遗产‛……不一而足。就行政管理来说,上述行业分别由不同的政府机构管辖。发展‚文化产业‛,要求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政府机构彼此协调,涉及的机构越多,协调的难度就越大,有时难免出现互相扯皮、互相拆台的现象;从学术研究来看,无论电影、电视、戏剧、广告、网络游戏,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但我们缺乏适合各个部门的通用研究方法。各个部门的赢利能力也千差万别,网络游戏、影视节目能够轻易地赚取大把钞票,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主要依靠政府拨款,赢利性差。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谈论‚文化产业‛的经济带动作用,而应按赢利性的大小分别探讨.[摘 要]文章从追溯‚文化产业‛的诞生历程入手,通过引用多个国家的统计数据,指出了‚文化产业‛研究中存在的理论推崇与实际绩效的矛盾,并从经济理论上加以佐证,文章最后提出了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反思.[关键词]经济危机;文化产业;经济拉动

自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性经济衰退,中国也未能幸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中国GDP季度增幅依次为10.6%、10.4%、9.9%、9%,到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幅剧减至6.1%,二季度稍好,也仅7.1%,形势不容乐观.2009年初的‚两会‛期间不断有代表呼吁:将‚文化产业‛作为‚金融危机时期新的经济增长点‛[1]。此前,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的赞美之词一直络绎不绝,诸如‚文化产业是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新兴产业,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P1)、‚文化产业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展示了自己作为‘朝阳产业’的无穷魅力,并迅速成为21世纪的支柱产业‛(P3)、‚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点和支柱产业‛(P1),诸如此类的话语在其他论述中亦屡见不鲜。文化产业真的能够有效拉动经济增长,甚至成为一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吗?对此,本文持有异议,并拟从外国与中国、理论与实践的层面,指出前述命题中存在的值得商榷之处.一、突如其来的‚文化产业‛

1947年,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在其专着《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将商业化和标准化了的大众文化称为‚文化产业‛,并批评了‚文化产业‛的平庸、强迫性与单一性。此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尽管得出了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结论,但采用了同样的‚理论-意识形态‛研究范式.1994年,澳大利亚发表了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创意国度》,强调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至此‚文化产业‛,开始纳入政府施政纲领。《创意国度》的发表,标志着人们对‚文化产业‛的态度由原来的理论性思辨转向了现实生活中的倡导与扶持。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澳洲的经济与文化实力并不占优势,因此其政策主张并没有引起世人太多的关注,直到1997年情况才为之一变.1997年7月,工党赢得了英国大选,为了应对当时的经济衰退,工党政府进行了机构重组,成立了‚文体传媒部‛,力图将‚文化产业‛①作为振兴经济的突破口,并组建了一个‚创意产业专家组‛,进行创意产业界定、创意产业纲要拟订、创意产业成果计量等工作。1998年和2001年,‚文体传媒部‛分别公布了当年的《文化产业行动纲领》,把‚文化产业‛看作增长最快的部门之一,认为应纳入国家的政治议程。在英国的鼓噪下,其他国家也纷纷跟进,宣布发展自己的‚文化产业‛。一时间,‚文化产业‛声名大振.但是英国政府似乎没有从根本上搞清什么是文化产业,以至于它的后继者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2000年,奥地利新任命了一位负责艺术管理的国务卿,他宣称:在未来的文化和经济政策中,文化产业是最有前途的行业。在当时的奥地利,没人真正知道他在谈论什么,甚至,连这位国务卿本人也不知道‚文化产业‛到底是什么。虽然‚文化产业‛已被纳入了奥地利文化政策争论的核心,但并不意味着人们已经搞清楚‚文化产业‛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增长、艺术进步或文化发展.在笔者看来,所谓的‚文化产业‛不过是从现有的各产业———主要是‚第三产业‛下属的各行业中抽取一部分,组成一个‚新‛的产业形态,使之成为继一、二、三产业之后的‚第四产业‛。‚文化产业‛仍然属于传统的三大产业的范畴,只不过在重新排列组合后具有了新的性质与功能。由于各国/地区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存在很大偏差,各国/地区所抽取的‚文化产业‛的范围也互不相同(表1)(P53).表1 各国/地区文化创意产业范畴比较分析表由于各国/地区在‚文化产业‛的界定上难以达成共识,那么我们有理由质疑:既然各国/地区的‚文化产业‛外延各不相同,所得到的统计数据就难免缺乏可比性,那么所谓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支柱产业‛的说法就值得慎思明辨了.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各国/地区在‚文化产业‛的范围上存在分歧,但仍有很大一部分处于各方外延的重叠之处。大卫〃所罗斯比分析了几种‚文化产业‛的分类模型,发现在确定‚文化产业‛的范围时,各方对以下部门没有疑义:广播、电影、电视、戏剧、舞蹈、音乐、音像、电子游戏、视觉艺术、广告、摄影、手工艺、出版。事实上,这些达成共识的部门占据了‚文化产业‛外延的大部分,从而使各国的‚文化产业‛统计数据又具有了一定的可比性.二、‚文化产业‛之经济拉动作用的经验验证

世界各国中,英国在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作方面一直处于前列,因此我们决定‚管中窥豹‛:以英国作为典型,通过英国‚文体传媒部‛的统计数据透视文化产业的经济作用.1 2 3 下一页

在英国,政府和学术界高调宣扬文化产业的重要性,给人一种任何地方都能发展‚文化产业‛的幻觉,似乎‚文化产业‛成了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各个地区纷纷宣称要建立本地的‚创意中心‛或‚文化产业区‛,将‚文化产业‛当作一个应当大力扶持和培养的部门,全然不顾各地不同的工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历史传统。另一方面,‚文体传媒部‛提供的数据表明:在英国各大产业中,‚文化产业‛的经济重要性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大.以2004年为例(图1),在产生的增加值总额①(GVA)中‚其它服务业‛,的贡献超过了2/3,稳居第一主力的位臵;其次是制造业,其GVA占全部GVA的比重超过10%;剩下的农业、采矿、建筑、旅游和文化产业所产生的‚增加值总额(GVA)‛占总体增加值的比例都不大,均低于10%,属于‚第三梯队‛的行列.只有在‚第三梯队‛里面,‚文化产业‛才算得上贡献最大的行业,但从宏观来看,‚文化产业‛对整体经济增加值的贡献仍然有限。当然,我们不排除未来英国的‚文化产业‛将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图1 2004年英国各行业增加值占全部经济增加值的比重

资料来源:英国文体传媒部

另一方面,从1997~2006年的十年间,英国‚文化产业‛所产生的增加值在全部经济增加值中的比例一直不高,始终在5%~7%之间徘徊(图2),虽然有增长的迹象但速度缓慢。依此趋势,要使‚文化产业‛成为推动经济成长的重要因子,还需待以时日.资料来源:2009年1月英国‚文体传媒部‛的《创意产业经济统计公报》

不但英国的‚文化产业‛在经济总量中处于次要地位,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也大抵如此。图3来自于英国‚文体传媒部‛的统计,刻画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五个重要成员国的‚文化产业‛对本国GDP的贡献,即使贡献率最高的英国也不过6%左右,其余四国大都在3%~4%之间。很显然,这样的态势难以证明‚文化产业‛对宏观经济成长的重要意义。考虑到各国‚文化产业‛统计口径的差别,我们再选取我国香港和台湾地方政府对主要国家‚文化产业‛的统计数据(表2及图4),作为审视‚文化产业‛的经济意义的参照。如果说图3反映了英国人的视角,则表2出自香港人的视角,我们可以从表2得出与图3相似的结论:美国和台湾省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6%以上,其余国家都在3%~5%之间。这样,无论是欧洲的英国还是亚洲的香港,其统计数据都支持我们的假设:‚文化产业‛在发达国家/地区经济总量中的比例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但表2也同时表明:‚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一般产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可观的增长潜力,这恐怕是世界各国看好‚文化产业‛的主要原因了,但良好的发展前景并不等于现实,何况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规模在宏观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偏低.图4所选取的样本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亚洲,同时也包含欧、美、澳洲的国家,显得更有代表性。在图4中,美国和英国文化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例最大,在5%~6%之间;澳大利亚、韩国、香港、台湾的‚文化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在3%~4%之间,只有新西兰最低,仅1.7%。图4同样表明:‚文化产业‛在各国/地区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更不是‚支柱产业‛!表2 创意产业经济价值———所选国家/地区概览

三、‚文化产业‛之经济拉动作用的理论探讨

无论在哪个国家,‚文化产业‛涵盖的部门都多种多样,从‚影视出版‛、‚演艺经纪‛到‚广告设计‛、‚文化遗产‛……不一而足。就行政管理来说,上述行业分别由不同的政府机构管辖。发展‚文化产业‛,要求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政府机构彼此协调,涉及的机构越多,协调的难度就越大,有时难免出现互相扯皮、互相拆台的现象;从学术研究来看,无论电影、电视、戏剧、广告、网络游戏,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但我们缺乏适合各个部门的通用研究方法。各个部门的赢利能力也千差万别,网络游戏、影视节目能够轻易地赚取大把钞票,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主要依靠政府拨款,赢利性差。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谈论‚文化产业‛的经济带动作用,而应按赢利性的大小分别探讨.

第五篇：从《共产党宣言》透视中国美学思想中的“善”（精选）

摘 要：哲学与美学的关系可谓是紧密依存，相互促进。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美学思想更是随处可见。那么，《共产党宣言》中有吗？一定是有的，还很深刻。《共产党宣言》旨在建立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人终将成为自己的社会的主人，即自由的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显然，马克思十分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社会中所有人发展了，社会才能进一大步。这一点引发了笔者对于传统中国美学思想的思考，中国传统美学发展以来，就非常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发展关系，只有人与人之间友善相处、团结互助、发挥个人的自由意志、每个人要为他人为社会谋利益，这样一来我们的国家、社会才能为每个人提供更好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种提法，我们称之为“善”。

关键词：自由发展;共产主义;中国美学思想;“善”

中图分类号：b8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093-02

《共产党宣言》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在百年之后直接影响了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政治方针，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其重要地位及深远影响不用过多描述。虽然当今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寥寥无几，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频发，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彰显，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必然的。我们通过《共产党宣言》看到也找到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根源，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过程，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那么，怎么样努力？什么样的努力方法能够使得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进步？我想，《宣言》里已经清楚地阐述过，其深刻思想还需要我们自己去细细品味。

一、《共产党宣言》论人的自由发展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有一句名言：“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显然，马克思十分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且将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统一起来。从语义上看，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条件，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最终目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马克思论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的劳动生产物也就为资本家占有。工人由于自己不占有生产资料，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本家，为资本家劳动，变成现实资本增值的一个要素。这段话意在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没有独立性，是机器的附属物，即：物――支配人。而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里，由于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资本的增值而是工人自身在内的整个社会的需要，工人不再是机器的附属，而是机器的主人，即：人――支配物。因此，新的社会制度使得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的。

马克思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就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全人类的解放也就是要不断解放个人，给一切个人更多的发展空间和自由。任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当牢记马克思的教诲，坚决反对假借集体的名义侵害个人合理的发展权利和自由，防止特权集团以“集体利益”为名谋求小集团的私利，要在给予个人尽可能的自由发展的权利和空间的基础上，促进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二、研读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善”与人性的自由发展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善”总是和美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常认为达到“善”的高度，才是更高境界的美。这就使中国美学经常把审美境界同人的高尚精神品质和道德情操联系在一起。在哲学上看，“善”历来是中国哲学家们讨论的深刻问题。

关于“善”，在这里我要说两个人物――孔子和孟子。

儒家美学的创始者和重要代表是孔子。孔子从他的“仁”学角度来解释美与善的关系。孔子的思想是世俗的，他只关注于现实世界的政治秩序，他的美学思想是要服务于他的“仁”学理论。孔子认为社会政治秩序应该是建筑在“仁”的基础上。美就是人与人之间有亲疏差等的互助互爱，也就是植根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普遍的内在心理要求得到满足以后体现出来的东西。因此在孔子心目中，美是从善流溢出来的东西，是善的外在形式。这是儒家美学最为显著的一个伦理特征。孔子认为艺术和道德是同源的，审美是和价值评判结合在一起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认为艺术价值不能高于其伦理价值，如果一个人不仁那么“乐”就对他没有意义了。另外，在孔子看来，尽善的东西也一定是尽美的：“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艺术和道德归根结底都是服务于现实政治：“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样一来，美、善、仁就成为政治秩序的共同标志了。

孟子思想是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它直接继承孔子的思想而来，但又具有不同于孔子的新特点。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孟子的性善论思想上。孟子从人性本善出发，提出充实之谓美的命题，高扬人的主体力量，表现为一种内在充实的人性之美。孟子的美学思想代表了一种积极肯定个体人格的自由和力量，富有进取性和批判性，是中华民族基本的民族文化精神。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人们就已经有了要发展和肯定个人自由发展和个性解放的先见，其进步意义在今天来说也是值得赞叹的。

三、二者关系窥探

不论是《共产党宣言》里的自由发展，还是中国传统的“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社会发展离不开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个人的个性解放又促进社会更好地向前发展。关于“善”的说法，笔者想起了很久之前温家宝同志在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即兴发言，其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我们讲‘善’，就是要在为了中国的光明未来而追求真理的进程中，与人为善，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德为善政，政在养民’，这是《尚书》里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论语》里的话，都是讲‘善’。我们今天强调‘善’，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友善相处、团结互助、讲信修睦;就是提倡每个人要为他人、为社会、为人民谋利益，树立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道德规范;就是鼓励充分发挥人的自由意志，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的话。其实，早在中国传统美学方面（主要是审美经验上），儒家就认为美必须具有仁义道德的内在品质。并且最终，外在形式转化为内在心灵的愉悦和满足。在这里不仅是把“美”看作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更是一种内在心灵的感悟。那么，这个感悟从个体审美经验来说，就是重视审美者自身个性的发展。即鼓励人的自由意志的发挥，这种自由发展于艺术于人生于社会构建都具有极好的推动作用。《共产党宣言》中肯定了马克思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即：共产主义不仅不否定个性，而且将其视为未来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可将共产主义定义为平等地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充分保障的社会。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指控，恰恰是它用单一的尺度（例如：金钱）去衡量人的价值，因而必定扼杀了绝大多数人的个性自由发展。这段话同样可以解释上段温家宝同志的发言。善是带有一定社会功利性目的的，愉快的根底潜伏着人民的利益。它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和满足一定社会集团或一定阶级的利益，而后不断地被人类改造和实践着，发展成为了现今的美的标准之一。所以说，我们今天强调“善”，要求人与人之间友善相处，最终目的就是充分发挥人的自由意志，从而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四、从中见出的现实意义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客观地描写出了这样的事实：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资本，出现了对立阶级利益的斗争，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斗争。除此之外，《宣言》不仅辩证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根本矛盾和最终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同时还为国际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创立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明确指出只有无产阶级，利用革命的手段，才能推翻资本主义旧的制度，从而创立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新局面。这种理论即便是放在今天，仍能凸显出它的现实意义。目前，我们国家消灭了阶级剥削的制度，建立了全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局面，面对日新月异发展的世界生产力发展水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阶级斗争早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大力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成为了我们现阶段发展任务的重心。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凝结起最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力量，建设全体劳动人民和谐共济、和睦相处、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最大限度地推进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因此，只有每个人自由发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禀赋和才智，才能建立一个促进每个人良好自由发展的社会环境。在这种共产主义社会里，由于人们的根本利益和目标都一致，每个人的发展不仅不妨碍别人的发展，而且能起到彼此鼓励和相互促进的作用。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共产党宣言》中的个性自由发展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善”的提法用意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历来注重个人的修养与道德，而这种境界是和社会功利关系紧紧相连的，个人与社会历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从美学的角度来说，也正好体现了美学思想的创新之处，即追求人的个性解放。

随着时代机器的不停运转，我国的经济从改革开放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却还是会面对种种不和谐的因素和矛盾，而今是全世界的和平时代，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以斗争化解斗争，以暴力带动革命解决问题，而是应该努力找到这种致使社会不和谐的因素，纠正当中不科学的做法。美好光明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社会要给予个人尽可能的自由发展的权利和空间，我们每个人也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热情，为建设更美好的国家而努力，为给下一代创造一个更舒适的环境而奋斗！

因此，怎样尽可能多地促进每个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呢？怎样调动自身的热情建设国家，而非停留在短暂的利益面呢？这还是一个值得我们长期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