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行为理论

第一篇：理性行为理论

理性行为理论(TRA)与计划行为理论(TPB)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又译作“理性行动理论”，是由美国学者菲什拜因（Fishbein）和阿耶兹（Ajzen）于1975年提出的，主要用于分析态度如何有意识地影响个体行为，关注基于认知信息的态度形成过程，其基本假设是认为人是理性的，在做出某一行为前会综合各种信息来考虑自身行为的意义和后果。TRA的理论模型，如下图：

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行为意向合理地推断，而个体的行为意向又是由对行为的态度和主观准则决定的。人的行为意向是人们打算从事某一特定行为的量度，而态度是人们对从事某一目标行为所持有的正面或负面的情感，它是由对行为结果的主要信念以及对这种结果重要程度的估计所决定的。主观规范（主观准则）指的是人们认为对其有重要影响的人希望自己使用新系统的感知程度，是由个体对他人认为应该如何做的信任程度以及自己对与他人意见保持一致的动机水平所决定的。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便产生了行为意向(倾向)，最终导致了行为改变。

理性行为理论是一个通用模型，它提出任何因素只能通过态度和主观准则来间接地影响使用行为，这使得人们对行为的合理产生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该理论有一个重要的隐含假设：人有完全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但是，在组织环境 下，个体的行为要受到管理干预以及外部环境的制约。因此，需要引入一些外在变量，如情境变量和自我控制变量等，以适应研究的需要。

X

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是由多属性态度理论（Theory of Multiattribute attitude）与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Ajzen& Fishbein,1980;Fishbein & Ajzen,1975）所结合发展出来的，由于理性行为理论假设行为的发生，皆能够由个人的意志所控制；可是实际的情况下，个人对行为意志控制往往受到许多其它的因素所干扰，而大大的降低了理性行为理论中对个人行为的解释力。因此，Ajzen（1985,1991）便将理性行为理论加以延伸，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期望能够对个人行为的预测及解释更具适当性。[编辑] Ajzen的计划行为理论的五要素 计划行为理论的几个因素

（一）行为意图

Fishbein和Ajzen（1980）认为行为意图（behavior intention），就是个人想要采取某一特定行为之行动倾向，也就是指行为选择之决定过程下，所引导而产生是否要采取此行为的某种程度表达，因此行为意图是任何行为表现的必需过程，为行为显现前的决定，Peter和Olson（1987）提出对行为意图的测量，可用来预测实际行为的产生，可应用于营销市场对消费者行为作预测。

（二）行为态度

行为意图第一个决定因素：实行某项行为的态度（Attitude towards the Behavior）对于态度的说法，并不一致。根据期望─价值理论﹙Fishbein& Ajzen，1975﹚指出态度乃个人对特定对象所反应出来一种持续性的喜欢或不喜欢的预设立场，也可说是个人实行某特定行为的正向或负向的评价，他们认为态度的形成可从个人实行某特定行为结果的重要信念（salient beliefs）和对结果的评价（outcome evaluations）两个层面解释。即

Ab= BBiOEi

Ab=执行某项行为的态度（Attitude towards the Behavior）

BBi=行为信念（Behavior Beliefs）

OEi=结果评价（Outcome Evaluations）

i=显著信念的个数

（三）主观规范

行为意图第二个决定因素：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它是由个人在采取某一特定行为时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的认知。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可以说是个人知觉重要的他人或团体（salient individuals or groups）认为他应不应实行某一特定行为的压力。所以主观规范是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和依从此普遍性社会压力的依从动机（Motivation to Comply）的积和。即

SN= NBjMCj

SN=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

NBj=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

MCj=依从动机（Motivation to Comply）

j=规范信念的个数

（四）知觉行为控制

行为意图第三个决定因素：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亦即个人预期在采取某一特定的行为时自己所感受到可以控制（或掌握）的程度。因此，可能促进或阻碍行为表现的因素之个人能力评估（Control Belief）和这些因素重要性考虑的便利性认知（perceived facilitation）的积和。即

PBC= CBkPFk

PBC=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CBk=控制信念（Control Belief）

CFk=便利性认知（perceived facilitation）

k=控制信念的个数

知觉行为控制常反映个人过去的经验或二手信息或预期的阻碍。Ajzen和Madden的知觉行为控制（1986）与Bandura的自我效能（1986）与Bandura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和Triandis的便利条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概念类似。基本上，知觉行为控制(PBC〉是包括了内在控制因素，如个人的缺点、技术、能力或情绪等，以及外在控制因素，如信息、机会、对他人的依赖性或障碍等（Notani，1998）。

第二篇：交往行为理论

《交往行为理论》读书笔记

《交往行为理论》的作者哈贝马斯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 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哈贝马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转向交往行为理论研究,他深受西方哲学语言转向以及胡塞尔、洛维兹、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的思想的影响。他批评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反对主客体分离的意识哲学。他分析和批判了工具理性所导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以及现代工业文明中意义丧失、自由丧失等交往异化现象,并力图通过交往合理化的实现来构建一个合理社会。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于在当今社会创造一种平等、自由、自觉的交往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在全球化时代处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具有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 1． 交往行为概念的内涵及其实质。

哈贝马斯首先对行为类型进行了分析，行为分为四类：一是目的性行为即“劳动”；二是规范调节性行为；三是戏剧行为；四是交往行为。交往行为所涉及的至少是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至少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动，遵循着一定的规范，借助语言媒介，通过对话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而这四种行为侧重于不同的世界：目的性行为主要考虑客观世界；规范调节性行为与社会世界相联系；戏剧行为涉及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特别是社会世界的关系，其关键是自我表现；交往行为导向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并且交往行为本质上更具有合理性的要求，因为它把各种不同经验导向合理的协调和发展。交往行为组成的世界，也就是人们的日常语言所支撑的世界，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

2．交往行为是以理解为核心的行为。

“理解这个词是含混不清的，它最狭窄的意义是表达两个主体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达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哈贝马斯认为，理解是一种展开于主体之间的交互性的意识活动，要真正实现“理解”就必须借助于语言媒介。在目的性行为中，语言是许多媒介中的一种，行为者通过语言试图影响他人，实现行为者对于客观世界的意图。在规范调节性行为中，语言首先是一种可以提供文化价值、取得意见一致的媒介，它主要是帮助人们建立规范和行为导向，建立社会世界的合法关系。在戏剧行为中，语言是自我表现的媒体，表现行为者的认识和情感，再现行为者的主观世界。在上述三种行为中，都只注重了语青的一种功能，而没有同时注意到语言的所有功能。只有在注重相互关系的交往行为中，语言才同时承担陈述并判断事实的功能，使行为者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承担帮助人们达成共识的理解媒体的功能，使行为者与社会世界发生联系，并承担表达者表现的功能，使行为者展示自身的主观世界。哈贝马斯认为，通过参与者在相互作用中达到他们相互提出的有效性声明的交互主体性的确认，这样理解才以协调行动的动机发挥作用。他认为，现代理论注重意义的追问，人们在语言的交往活动中会达成共识。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普遍共识是一种理想化的过程，即交往理性。为了有效沟通，哈贝马斯认为在交往过程中需要遵循三项语言学规范要求：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哈贝马斯认为，目的性行为涉及真实性要求，规范调节性行为涉及正确性要求，戏剧行为涉及真诚性要求，而交往行为与这三个要求有关联。交往行为同时可以满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三个有效性要求，所以交往行为才是最合理的社会行为。

3．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双层理论架构。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会和个性三个层次构成。“我所说的„文化‟，指的是可随时动用的知识储备——在这种储备中，交往的参与者，当他们对属于某一个世界的事物相互交换看法时，最大限度地做出他们的解释。我所说的„社会‟，指的是那些合法的秩序——借助于这些秩序，交往的参与者调整着他们的隶属于社会群体的成员，并因而保证他们之间的团结一致。我所说的„个性‟，指的是主体由此获得言语和行动的功能的那种能力和资格。”由此观之，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在本质上是由知识构成的。

与“生活世界”相对应的是“系统”概念。其一，系统是一种方法，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重视其结构和功能层面；其二，系统是作为社会的制度和组织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系统机制的产生必须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达到相应程度为条件，系统产生的目的是服务于生活世界的。在货币和权力得以通过法的形式组织起来以前，生活世界合理化已经达到了很成熟的程度。这两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又反作用于那些使他们自身成为可能的、合理化了的现代社会生活形式。在一定的程度上，金钱化和官僚化已经渗透到生活世界的核心领域。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严重分离。现代社会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系统控制了生活世界，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作为现代文明系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官僚政治体制，凭借货币和权力这两个媒介，侵蚀原本属于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使之金钱化和官僚化，从而引起了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被金钱和权力所摄控，生活世界的意义和价值丧失，交往行为的社会整合作用被抵消。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服务于生产的发展，现代文明放逐了早期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公正这些思想，文化世界荒芜化。既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病因、现代文明的危机在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那么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拯救现代文明的途径也就在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重新协调，其关键在于交往理性的重建。

4．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路径探索

第一，共同的规范标准。哈贝马斯认为规范标准的普遍化原则应该能够为大家普遍接受和遵循。为了论证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必须由共同的、普遍的规范标准来指导，他提出了商谈伦理学。商谈伦理学试图向现代社会提出一个相互理解并为各个交往共同体成员所同意的规范道德体系。

第二，选择恰当的语言。在哈贝马斯看来，凡是有交往的地方就会有言语行为的出现，凡是言语行为受到阻碍和被歪曲的地方就不会有合理的交往。人们之间的交谈交往，无非涉及实情、人情和心情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都得通过相应的语言加以表现，通过语言使交往者、交谈者达到相互理解。语言是交往行为的杠杆和促使交往合理化的关键。为了顺利达到协调行为的目的，在进行对话的时候，对话双方必须选择一种能够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正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

第三，进行对话活动。交往必须对话，对话就是交往。在对话活动中，交往双方的利益才能被考虑到，交往双方提出的各种要求才可以成为讨论的对象，在民主、平等、和谐的协商氛围中，人们才能在没有任何外在强迫的氛围中充分论证自己的观点。对话是人们达成统一共识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和最为便利的途径。

第三篇：领导行为理论

领导行为理论：寻求有效的领导行为模式

1、勒温等研究者领导作风分为：专制型、民主型、放任型等三种类型，力图科学地识别出最有效的领导作风。

专制型靠权力和强制性命令。特点是独断专行，亲自设计工作计划，靠行政命令和纪律，很少参加群众社会活动。成员之间攻击显著，服从领导，表现自我多，推卸责任，无人监督就热情低，无责任感。（X型假设+机械式组织）

民主型权力定位于群体，以理服人，以身作则。集体决策，分配工作看能力兴趣，工作自由度大，非正式权力和权威，参与团体活动。成员间友好，团队精神，团结解决困难，领导在不在一样，满足感高。是工作效率最高的作风，积极主动，创造性强。

放任型：权力定位于成员，工作无计划无检查无制度，效率最低，只有社交效果，不能完成目标。

专制型重视任务，不关心员工，心理距离大；民主型注重团队成员需要，应高民主平等气氛，心理距离小；放任型团队绩效低，人际关系冷漠。就绩效而言，放任型低于专制型和民主型，并且民主型领导的群体的工作质量与工作满意更大。

2、领导行为四分图理论

两个基本的领导行为维度，分别称为关系组织和关心人，同创立结构和关怀体谅。

关心人只是领导者重点强调建立互信的气氛，尊重下级的意见与员工的感情，关心他们的利益和需求，鼓励部下发表意见等。关心组织是指领导者重视组织设计，明确职责和关系，确立组织、群体与个人的工作目标，建立明确的组织形态、信息沟通渠道及工作程序方法。两个相互独立的维度即领导行为可分为四种类型。（１）低关心人而高组织的领导；（２）高关心人低组织的领导；（３）低组织低关心人的领导；（４）高组织高关心人的领导。一般来说，高组织高关心人的领导较好。当然，哪种最好或最差，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第四篇：西蒙《管理行为》中的理性

第四章管理行为中的理性

赫伯特A·西蒙是美国著名的经济组织管理决策大师，他的研究领域广泛，著述甚多，包括同他人合著的在内共有20多部。其中，《管理行为》一书是西蒙的代表作。本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有限理性”和“满意解”，二是决策理论过程。本文主要针对其中的“管理行为中的理性”一章，分析其基本思路、主要内容以及本章的地位和意义等。

一、基本思路

管理决策的正确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它选择适当的手段来达到指定的目的就是正确的。理性管理者主要关注如何选择有效手段。要建立一种管理理论，必须进一步考察理性的概念，尤其要彻底澄清“选择有效手段”的含义。因此，本章的目的是，从建立一套分析术语和一个分析框架对管理决策进行实际研究的角度，对决策进行剖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本章对抉择的目标环境进行了考察。这个环境就是一系列备选行为方案，每种方案都会导致确定的预期结果。西蒙首先分析了手段和目的的层级结构，认为这一结构缺乏完整性，不能完全整合在一起。由手段—目的分析结构的局限性引出决策的客观环境，也就是备选方案的选择，并分析了影响备选方案选择的几个主要因素。而在备选行动方案的选择过程中，理性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西蒙最后论述了理性的概念、分类以及理性与情感的关系等问题，并初步提出了有限理性的原则。

二、主要内容

本章主要考察决策的客观环境，以及做出抉择的实际后果。抉择只要是理性的并且其客观条件是可认知的，它就是从多个备选方案中选出其中一个的过程。由于各备选方案的实施后果不同，所以对决策客观环境的分析，主要就是指研究抉择的各种可变的后果。具体内容如下：

（一）手段和目的问题

“事实和价值”同“手段和目的”有关系。在决策过程中，只有具有达到预期目的的适当手段的方案才能入选成为备选方案。但是目的本身，往往只是帮助更远大目标的实现。因此，就出现了目标系列或目标层级的概念。而理性必然同构建这种手段—目的链有关。西蒙认为，即使发生在生理层次上，手段—目的关系也是起到整合行为的作用。在个人层面上，人的行为总是有一定的目的性的。比如肌肉张力的协调是(一种手段)为了执行简单的生理动作，如行走，伸手拿一样东西。这些简单的动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和自动进行的。但是迈步或抓住某个东西，这些动作本身通常又是达到下一个目的的手段。在组织层面上，组织的活动也是为了实现组织的目标。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组织就要采取一定的手段。如果说实现组织的总体目标或者说最高目标是组织中最高层管理者的职责的话，那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手段就成了组织中下一层次的管理者的目标。为了实现下一层次管理者的目标，又需要采取一定的手段，而这个手段又成了更下一个层次的管理者的目标。这样往下不断进行分解，一直到组织的总体目标能通过现有的行动计划或其它具体的方法手段的实施而实现为止。这样，在组织中就形成一个不中断的目标链，或者叫目标层级系统。这个目标层级系统与组织中形成的不中断的等级链是相吻合的。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层次的目标（手段）既是目标又是手段。

因此，某些目标必须依赖于其他一些更远大的目标才能发挥作用。这个事实导致目标的层级式结构，每一层相对于其下层都是目的，相对于其上层又是手段。通过目的的层级结构，行为得以保持完整性和一致性，因为每个备选行动方案都使用综合的价值尺度即“最终”目的来权衡。

但是西蒙又分析，真实行为几乎达不到高度自觉的整合。因为有意识动机的结构不是单一的分支层级式，而通常是错综复杂的网络式。无论是对于个人行为还是对于组织行为来说，手段—目的层级结构一般都不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整合链。组织活动和最终目标之间的关系往往很模糊，要么这些最终目标没有完全形成，要么在最终目标中或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中，存在内在的冲突和矛盾。例如政府在进行社会财富分配的时候，就必须同时考虑效率和公平这两个目标，因此使得其决策复杂化了。

由此，西蒙得出结论，手段—目的分析结构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如果不考虑其他行动方案可以达到的目的，那么我们对选择某特定行为方案能达到的目的的陈述就会是片面的、错误的。其次，在真实的情形下，往往无法将手段和目的完全分离，因为对于各种可行手段的评价并不是中性的。最后，手段—目的术语一般会掩盖时间要素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因此，在使用目的和手段的术语是应该相当谨慎。从这里我们可以用另一套术语来更清楚地说明问题，这就是备选方案和后果。

（二）备选方案和后果

西蒙认为，使用备选方案和后果术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手段和目的术语的不足。行为主体或多个行为主体组成的行为组织，任何时刻都要面临大量可行的行为备选方案。决策就是在某个时刻选择将要执行的其中一种行为备选方案的过程，而策略就可以认为是确定一段时间里的行为的决策序列。选定的策略所产生的所有结果都对评价该策略的正确性很重要。

决策的任务包括以下三步：（1）列举所有备选策略；（2）确定执行每个备选策略所产生的所有结果；（3）对多个结果序列进行比较评价。但是，个人显然不可能知道所有备选方案或每个备选方案的所有结果，这其中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时间因素

如果不考虑时间因素带来的影响，行为主体或行为组织在起初选择了某种策略，那么他随后完全可以选择另一种不同的策略。但是由于时间因素的存在，一旦某项方案开始执行，对后续行动方案的选择已经产生了影响，导致后续的选择范围缩小。因此，个人或组织可以坚持特定的行为路线，而不是完全放弃已经执行的那一部分。

策略的这种时间限制特性应该受到高度的重视，因为它至少能够给行为带来一丝理性，不然行为就会变得不可思议。所以，时间因素缩小了个人每时每刻必须考虑的备选方案的范围，是理性的必要条件。

2、知识因素

知识在决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就是确定哪个被选策略会产生哪些结果。知识的任务就是从可能结果集里选出一个限制更多的子类，在理想的情况下，甚至是为每个策略选出与之相关的唯一一组结果。行为主体所要做的，就是形成对未来结果的预期，这些预期值是以已知的经验和关于现状的信息为依据推断出来的。

在这种分析框架下，行为主体如果希望完全理性地采取行动，就必须完整地描述每个备选策略所产生的各种结果，并对这些结果进行比较。他必须从各个层面上了解他行为的变化可能导致的变化，必须使用无限延伸的时间、无限扩展的空间和无穷的价值观来探究各种行为结果。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幸，经验规律的发展趋势通常大大简化了抉择问题。两种备选行为方案的差异化结果只可能发生在很短的时间范围和有限的描述区域范围内，使得理性行为变得可能。

3、群体因素

如果决策人不止一个，决策问题就更复杂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制定个人决策时，还必须考虑其他人的决策。也就是说，每个人为了确定自己行动的结果，必须了解他人所采取的行动。

群体因素里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合作模式，一种是竞争模式。在合作模式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者拥有共同的目标，而且每个人都完全了解别人下一步的行动，所以能够制定正确的决策。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团队合作”。通常用“合作”这个词来表示参与者拥有同一目标的活动，用“协调”表示向每个参与者通知团队其他成员的行动计划的过程。因此，如果没有协调，合作一般是无效的，也就是无论参与者有什么意向，都达不到目标。而竞争模式中不存在一种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理性而最优的一种策略。因为对某个人来说是最优结果的，对其竞争对手来说却不是最优。所以竞争性活动会表现出某种不稳定性，每个人如果发觉其对手的意向，就会重新调整自己的行为，作为防止对手发觉自己意向的防御战术。

4、价值因素

在决策制定过程中，价值因素也尚待研究，就是确定各种结果的优先顺序，这个过程也可以称之为评价。由于体现在各种备选方案中的价值观数量较多，种类各异，所以个人在选择其偏好的方案时必须对它们一一权衡，从中选择合适的价值观。

西蒙在这里又探讨了价值、经验和行为之间的关系。

事实要素是对环境及环境的作用方式的某种描述（信息）。这种描述是否准确，可以凭经验进行观察、判断，或通过实验加以验证。决策总是涉及到某种事实要素。从这个角度来说，决策是从事实要素引伸出来的。

价值要素是关于管理者对某种事物喜好的表示，表明重在对该事物的某种判断。即管理者对该事物的“态度”反映出的价值标准。西蒙认为，价值要素不是以客观的事实证明其是或非的，即不是能以经验证明其正确性的。价值要素既具有事实的内容，同时又具有价值判断的内容。价值要素反映的是管理者根据事实要素表现的情况，按自己的价值标准所做出判断、看法的表示，而这种看法是不能以事实来评价对错、优劣的。

一条手段—目的链就是将某种价值同实现该价值的情境联系在一起，然后再将这些情境与产生这些情境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预期。它既是上一层次目标的手段，又是下一层次手段（活动）的目标。在这个系统中，人们所从事的活动实际上都是一种决策活动，这种决策活动主要是要解决两个问题：即目标的确定和目标的实现。西蒙把这两个问题分成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问题。他认为就决策导向最终目标的选取而言，应该把决策称为“价值判断”；就决策包含最终目标的实现而言，应该把它称作“事实判断”。

因此，“手段和目的”与“事实和价值”虽然没有完全一一对应，但是在这两套术语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联系。手段—目的链就是包括从实际行为到行为产生的价值在内的一系列有因果关系的要素。链上的中间目的可以充当价值指标，利用这些价值指标，我们不需要完全了解各方案在内的最终目的（或价值），就可以对各行动备选方案进行评价。

（三）、关于理性

1、概念

西蒙认为，理性就是要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行为方案。在《现代决策理论基石》中，西蒙对理性做了更为概括的定义“广义而言，理性指一种行为方式，它适合实现指定目标，而且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之内。给定条件和约束的改变决定了各种不同的理性。”

另外，根据依据不同，理性可以分为客观理性与主管理性，自觉理性与刻意理性，个人理性与组织理性等等。

2、“有限理性”思想

这里涉及到西蒙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有限理性”思想。他从心理学出发，论证了人类行为的理性是在“给定”环境限度内的理性，有限理性是由人的心理机制决定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的两个致命缺陷导致从个体角度看人的行为是毫无理性可言的，原因是人们受到其注意的广度、知识的局限等因素影响。西蒙的有限理性则是从群体行为角度出发，认为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组织的人，人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人。人的一般行为是人与人、人与组织相互影响、整合的结果。

西蒙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了行为的整合机制。这种机制可以分两类：

持久机制—指注意力和行为一旦被引向某一特定的方向，便趋向于在相当的时间内保持该方向的机制。从这种机制出发，西蒙后来提出了宏观决策是微观决策的积分的论断。

引导机制—引导行为朝向某一方向的机制。西蒙认为，主要是心理学问题，即个体的整合问题；人的行为不论多么简单，本质上都是有目的的。

3、理性与情感

人们必须同时面对许多需求，还要努力实现许多目标。人们必须学会分配时间来处理繁杂的事物。所以必须建立一些机制，让人们在特定任务之间分配注意力，但是出现紧急任务时，又能迅速转移注意力。而动机和情感都是负责注意力分配的机制。

人类行为的理性和情感存在着相反的冲突：情感流露时，行为就容易缺乏理性，甚至连有限理性也没有；而理性也常常阻止我们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但是，情感和理智并非天生对立：情感是动机的主要来源，它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目标上。并且情感会有助于对其激起的目标进行积极的相关思考。

因此，在考虑情感与组织管理以及组织决策的关系时，最有效的做法就是把情感当成有助于指导实现目标行为的一股力量，建立情感与理智之间的合作关系。

三、本章的地位及重要意义

本章所论述的内容，主要围绕“理性”一词展开，其中不乏西蒙思想的闪光点。

首先，手段—目的结构的提出，与理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考虑到手段—目的关系的不完整性和现实中的非连接性，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完全地整合自身的行为。但是，行为中的理性，恰好就体现在那种不完整的，有时还不一致的层级中。因为这样才使得人们使用理性思考去考虑更多的备选行动方案以及各个方案可能产生的后果。

其次，将价值要素与事实要素进行区分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西蒙认为通过这样的区分，可以排除价值要素，将其归结于组织目标，即决策的前提。这样在决策过程中就是处理纯粹的事实关系，是完全可以由经验来判明其真伪的。

第三，决策的外部环境，即备选方案的提出，可以看做是理性决策的任务。对手段—目的的反对意见使得人们运用理性思考，在进行决策时要列举备选方案，确定每个备选方案产生的结果，并对结果进行评价，形成了决策的程序和任务。

第四，“有限理性”的提出，是西蒙决策思想的重要方面。“有限理性”的要点就是现实生活中，作为管理者或决策者的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要用“满意”代替最佳。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是他借助于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对作为决策外部环境的组织和主观因素的理性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他对决策科学做出的重大贡献所在。“有限理性”理论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处理、市场经济、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之，本章以理性作为出发点，并贯穿于整个章节的论述之中，系统地引出了对理性的初步思考，为西蒙深入论述“有限理性”思想和决策过程理论奠定了基础。

第五篇：交往行为理论1

《交往行为理论》选译之一：合理性问题导论

哈贝马斯 著 曹卫东 译

意见和行为的合理性（Rationalit?t）是哲学研究的传统主题。甚至可以说，哲学思想就是源自对体现在认识、语言和行为当中的理性（Vernunft）的反思。理性构成了哲学的基本论题【1】。哲学一开始就试图用原理从整体上解释世界，解释多元现象的同一性。哲学所使用的原理必须到理性中去寻找，而无须与彼岸世界的上帝打交道，甚至也不用对茫茫宇宙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刨根问底。古希腊思想所追求的既不是神学，也不是广大普世宗教所理解的伦理宇宙学，而是本体论（Ontologie）。如果说哲学的各种学说相互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在于它们都想通过解释自身的理性经验，而对世界的存在和同一性（Einheit）进行思考。

我这样说，实际上使用的是现代哲学的语言。但是，只要哲学传统还能够催发出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它就值得我们加以追问【2】。今天，哲学已经无法再把整体知识意义上的世界、自然、历史和社会当作一个总体来加以观照。世界观的理论替代物之所以失去了意义，不仅仅是由于现实中经验科学取得了进步，更多的还是因为，伴随着这一进步而出现了一种反思意识。有了这种反思意识，哲学开始回过头来做自我批判；在追问反思力量在常规科学范围内还能有何作为的过程中，哲学思想变成了元哲学【3】。在此过程中，哲学主题一方面有所变化，另一方面则又保持了稳定。围绕着比较固定的核心主题，当代哲学，包括逻辑学、科学理论、语言理论和意义理论、伦理学和行为理论乃至美学等，展开了一种较为一致的论证，而它们在论证过程中所关注的是认知、语言理解和行为的合理性在日常生活、经验方法层面乃至系统话语中的形式前提。论证理论在此具有了一种特殊意义，因为，论证理论的使命在于对某种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行为的形式实用主义前提和条件加以重构。

如果上述判断思路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后形而上学思想以及后黑格尔主义哲学果真在共同朝着合理性理论的核心努力，那么，社会学又如何能够承担起对合理性问题的责任呢？

看上去，哲学思想在放弃了总体性关怀的同时，似乎也失去了其自足性。无论是想从本体论的角度，建立具有实质性内涵的自然理论、历史理论、社会理论等，还是想从先验哲学的角度，对非经验的类主体，即意识的内在结构进行先验重建，其目的都不是要对合理性的条件作形式分析。一切终极论证的尝试都还在坚持源始哲学思想，因而都未能取得成功【4】。在这种情况下，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轮廓。正如科学理论和科学历史所表明的，对合理性条件的解释形式，同对合理性结构的现实形态和历史发展的经验分析，实际上是相互一致的。现代经验科学理论，无论它们是沿着哪条路线，逻辑经验主义路线也好，批判理性主义路线也好，方法结构主义路线也好，它们都提出了一种既具有规范意义，同时又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是本体论哲学或先验哲学的基础主义假设所无法满足的，只有反面例子的自明性才能对它进行检验。它最终所要说明的是，重建理论能够揭示出科学历史的内在层面，并能够和经验分析一道，对社会发展语境中建立在叙事基础上的实际科学历史作出全面解释【5】。象现代科学这样一种关于认知理性的复杂体系，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形态的客观精神，也就是说，同样也适用于表现认知--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以及审美--实践理性。

当然，这种类型的经验研究的基本概念必须十分牢靠，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参与从合理性的角度重建意义语境和解决问题【6】。认知主义的成长心理学在这方面堪称典范。比如说，皮亚杰理论传统认为，狭义上的认知发展，包括社会认知发展和道德的发展，都是认知潜能逐步发展的结果，对于这一结果，我们可以从内部加以重构【7】。相反，如果行为理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对解决问题、合理引导行为以及学习水平等所依据的有效性要求加以篡改和否定的话，那么，合理性结构的外现过程严格来讲就不能说是学习过程，最多只能说是适应能力有所增长而已。

在社会科学范围内，社会学是最早使用其基本概念去介入合理性问题的学科。把社会学和其他学科进行比较，我们就会看到，社会学这样做既有科学史的原因，也有一些具体的原因。我们先来看看政治学（Politikwissenschaft）。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政治学曾经把自己从理性自然法（Naturrecht）中解脱了出来。但现代自然法的出发点依然还是欧洲古代的观念，它们认为社会表现为一个靠政治建构起来，并用法律规范加以整合的共同体。不过，现代资产阶级成文法概念，为社会结构的设计程序和从常规角度把法律--政治制度建设成为一种合理的机制提供了可能【8】。具有经验倾向的政治学必须彻底摆脱这些资产阶级成文法概念。政治学把政治看作是社会的一个分支系统，因而无须承担从整体上把握社会的使命。从科学的角度把道德-实践的合法性问题置之度外，或者认为它们只是一些合法性信仰的经验问题，用描述就可以解决掉；政治学这样做和自然法的规范主义背道而驰，从而也就和合理性问题失之交臂。

政治经济学（Politische ?konomie）的情况则所有不同。到了18世纪，政治经济学才和理性自然法之间形成紧张关系，并且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行为体系；维持这个行为体系，起初所依靠的是功能（Funktion），而不是规范（Norm）【9】。经济学就其作为政治经济学而言，最初还是一种危机理论（Krisetheorie），所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经济学感兴趣的问题是，经济系统的动力是如何对靠规范整合起来的社会系统产生作用的。这就和专业经济学区别了开来。时至今日，专业经济学还把经济当作社会的分支系统加以研究，而对合法性问题不闻不问。从这样一个片面的角度出发，合理性问题就会被分解成经济平衡问题和合理选择问题。

相反，社会学（Soziologie）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出现就是要解决政治学和经济学在迈向专业学科的过程中所抛弃了的问题【10】。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在于：由于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分化，古代欧洲社会结构中所出现的社会整合的变迁。社会学成了彻头彻尾的危机学（Krisenwissenschaft），它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传统社会制度消亡和现代社会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失范方面（anomische Aspekte）【11】。当然，即便在这样前提下，社会学也可以集中研究某个社会亚系统。从科学史上看，宗教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一直都是这门新学科的核心。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请允许我暂时不作进一步的解释，先把帕森斯所提出的功能图式拿过来加以运用，（从图1中）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各学科和社会亚系统之间的对应关系：

图 1

当然，也不乏有人努力想使社会学成为一门专治社会整合的专业学科。不过，我在本书中将要讨论的这些社会理论大家，说到底都是一些社会学家，这与其说是一种巧合，不如说是一种征候。社会学是唯一一门坚持关注整个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同时也一直都是社会理论，因此，它不可能会象其他学科那样回避、篡改乃至肢解合理化问题。之所以会如此，我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同时涉及到文化人类学（Kulturanthropologie）和社会学。

把一些基本功能和社会亚系统搭配起来，这样做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对于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以及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互动领域，决不是象经济学、政治学等行为领域中的互动那样专业化。无论社会学，还是文化人类学，所面对的都是整个社会行为的现象世界，而不是相对明晰的行为类型；考虑到政治权力的利益最大化问题或政治权力的继承和使用问题，行为类型可以说是目的理性行为（zweckrationales Handeln）的变种。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这两门学科所探讨的是生活世界语境中的日常实践，因此，它们必须把所有的符号行为趋向形式都纳入到自己的考察视野当中。解决行为理论和理解意义过程中所做的分析的基本难题，对于它们来说也不再是那么轻而易举。它们在克服难题过程中遇到了生活世界的结构问题，而生活世界的结构又是其他功能更加特殊、在一定意义上分化得更加厉害的亚系统的基础。至于“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抽象范式之间存在着怎样一种互动关系，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做深入探讨【12】。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研究社会共同体和文化不象研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那样可以完全甩开社会科学基础问题以及生活世界范式。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之间的牢固联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对情况作进一步的了解，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为接手合理性问题而做好充分准备的是社会学，而非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是作为市民社会理论而形成的；其使命是对前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及其失范现象作出解释【13】。这种从客观历史情境下出现的问题，构成了社会学处理其基础问题的起点。社会学在元理论层面上所选择的基本概念，是用来阐明现代生活世界合理性的增长过程的。古典社会学中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试图建立其行为理论，以便用它的范畴来解释从“共同体”（Gemeinschaft）向“社会”（Gesellschaft）转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各方面内容【14】。如何通过意义理解而进入符号对象的客观领域，这样一个问题在方法论层面上也相应地得到了处理；对合理行为趋向的理解构成了理解一切行为趋向的前提。

行为理论范围内的元理论问题（a）所依据的是行为当中具有合理内容的方面；意义理解理论的方法论问题（b）是要对意义和有效性（对符号表达的意义进行解释和对其内在有效性要求所持立场）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阐明；（c）元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之间的这种联系最终和这样一个经验问题又是紧密相关的，即社会现代化能否和从何种意义上能够从文化合理化、社会合理化的角度加以描述。【社会现代化和文化合理化、社会合理化之间的】这种联系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清楚。韦伯对行为概念的等级划分主要是依据目的理性行为，其他所有行为都可以划作目的理性行为的特殊倾向。韦伯通过分析意义理解方法后认为，比较复杂的情况可以放到目的理性行为的理解的临界点上：对具有主观目的的行为的理解，同时也需要（根据合理性的正确性标准）作出客观的评价。围绕着基本概念和方法论所作出的上述判断与韦伯理论的核心问题--即如何才能解释清楚西方理性主义--之间的联系最终也就一目了然了。

当然，这种联系也有可能是偶然的；它可能仅仅表明，韦伯对这样一个问题比较关注，而这种从理论角度看具有偶然性的兴趣对其理论结构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只须把现代化过程从合理化概念中解脱出来，并把它放到其他的视角上，就可以一方面把行为理论的基础同行为合理性的内涵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则可以使意义理解的方法论摆脱有效性问题对意义问题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本身就是成问题的。针对这样一些疑问，我想亮明我的观点，在我看来，韦伯从理性行为角度所探讨的是西方理性主义的问题，亦即现代性的意义问题和由于必然原因首先发生在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的原因和后果问题。西方理性主义问题具有历史偶然性，起码从研究心理学角度讲是这样。我想提出的观点是，韦伯著作中关于合理性的三个论题都有其全面的根据。我这样说是想借以指出，任何一种带有社会理论要求的社会学如果想进行较为彻底的研究，就必须同时把合理性问题放到元理论、方法论和经验等三个层面上。

我将（1）、首先探讨合理性概念，然后（2）、再把这个概念放到关于现代世界观形成的进化论视角当中。在完成这些预备性研究之后，我想从两个角度对合理性理论和社会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阐明；（3）、一方面从元理论的角度，为此，我揭示出今天比较流行的社会学行为概念的合理性内涵；（4）、另一方面则是从方法论的角度，为此，我认为，相似的内涵可以根据社会学对客观领域的意义理解而得出。这样一种提纲挈领式的论证应当能够说明，我们如果真想接手韦伯以来社会学专业范围内所讨论的历史难题，那么，一种交往行为理论是必不可少的。

注释：

1.施乃尔（B．Snell）：《精神的发展》（Die Entwichklung des Geistes），Heidelberg，1946；伽达默尔（H．G．Gadamer）：《柏拉图和前苏格拉底学派》（Platon und die Vorsokratiker），载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III，Tübingen．1972，第14页以及下两页；以及《神话与理性》（Mythos und Vernunft），载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IV，Tübingen．1977，第48页以及下两页；莎德瓦尔特（W．Schadewaldt）：《哲学的希腊起源》（Die Anf?nge der Philosophie bei den Griechen），Frankfurt am Main，1978。

2.哈贝马斯：《哲学何为？》（Wozu noch Philosophie？），载其：《哲学政治巨擎》（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Frankfurt am Main，1981，第15页以及下两页。

3.R．Rorty（Ed．），The Linguistic Turn，Chicago 1964，及其：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N．Y． 1979，德文版，Frankfurt am Main，1981．

4.关于源始哲学的批判问题，请参阅阿道尔诺（Th．W．Adorno）：《认识论的元批判》（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载其：《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第5卷，Frankfurt am Main．1971；有关反对意见，请参阅：阿佩尔（K．O．Apel）：《从先验语用学的角度来看哲学的终极论证问题》（Das problem der philosophischen Letztbegründung im Lichte einer transzendentalen Sprachpragmatik），载：卡尼特施耐德（B．Kanitschneider）（编）：《语言与认识》（Sprache und Erkenntnis），Innsbruck，1976，第55页以及下两页。

5.参阅围绕着库恩（Th．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Die Struktur wissenschaftlicher Revolution，Frankfurt am Main，1967）所展开的讨论，主要有：I．Lakatos，A．Musgrave，Criticism and the Grouth of Knowledge，Cambridge，1970；狄特里希（W．Diederich）（编）：《历时性科学理论论文集》（Beitraege zur diachronischen Wissenschaftstheorie），Frankfurt am Main，1974；布伯纳：《研究逻辑的辩证法因素》（Dialektische Elemente einer Forschungslogik），载其：《辩证法与科学》（Dialekt und Wissenschaft），Frankfurt am Main．1973，第129页以及下两页。库恩（Th．Kuhn）：《新的起源》（Die Entstehung des Neuen），Frankfurt am Main．1977。

6.奥维尔曼（U．Oevermann）：《关于教化过程力量以及社会化研究策略的纲要性思考》（Programmatische Ueberlegungen zu einer Theorie der Bildungsprozesse und einer Strategie der Sozialisationsforschung），载：胡莱尔曼（K．Hurrelmann）：《社会化与生活经历》（Sozialisation und Lebenslauf），Heidelberg，第34页以及下两页。

7.丢伯特（R．Doebert），哈贝马斯，诺恩纳-温克勒（G．Nunner－Winkler）（编）：《自我的发展》（Entwicklung des Ichs），K?ln，1977。

8.亨尼斯（W．Hennis）：《政治与实践哲学》（Politik und praktische Philosophie），Neuwied，1963；迈尔（H．Maier）：《古代德国国家学说》（Die ?ltere deutsche Staats-und Verwaltungslehre），Neuwied，1966；哈贝马斯：《政治学与社会哲学的经典关系》（Die klassische Lehre von der Politik in ihrem Verhaeltnis zur Sozialphilosophie），载其：《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Frankfurt am Main．1971，第48页以及下两页。

9.约纳斯（F．Jonas）：《何谓经济学理论：前古典思想与古典思想》（Was heisst ?konomische Theorie？Vorklassisches und klassisches Denken），载：《施默勒年鉴》（Schm?llers Jahrbuch），78，1958；诺伊恩道夫（H．Neuendorff）：《兴趣概念》（Der Begriff des Interesses），Frankfurt am Main．1973。

10.约纳斯（F．Jonas）：《社会学史》（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第I-IV卷，Reinbek，1968-69；R．W．Friedrichs，A Sociology of Sociology，N．Y． 1970；T．Bottomore，R．Nisbet，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N．Y． 1978。

11.哈贝马斯：《社会学的批判使命与保守使命》（Kritische und konsevative Aufgaben der Soziologie），载其：《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1971，第290页以及下两页。

12.参阅本书第VI章，第2卷，第173页以及下两页。

13.诺伊恩道夫（H．Neuendorff）的“社会学”辞条，见《天主教国家词典》（Evangelisches Staatslexikon），Stuttgart，1975，第2版，第2424页以及下两页。

14.关于古典社会中的这“一对概念”，请参阅哈贝马斯：《技术和科学作为意识形态》（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Frankfurt am Main．1968a，第60页以及下一页；米尔斯（C．W．Mills）：《社会学思维方式批判》（Kritik der soziologischen Denkweise），Neuwied，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