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及其评析

第一篇：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及其评析

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及其评析

作者:李树

一、行为经济学及其形成动因

所谓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顾名思义，就是指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它通过观察和实验等方法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的研究。与20世纪80年代初走红的理性预期学派一样，行为经济学大量采用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的方法，对人们的经济行为进行研究，它以现实为基础构造理论，从而摆脱了传统理论以抽象的假设并且常常是脱离实际的假设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的束缚，给经济学研究注入了生机与活力。行为经济学认为，主流经济学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将其理论建立在一种呆滞的假设基础上，即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其实人也有生性活泼的另一面，即人性中也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观念导引的成分。人类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表明，利他主义、社会意识、公正追求等品质和观念也是广泛存在的，否则无法解释当代志愿者、环保运动等社会现象，无法解释许多超额奉献和献身精神，无法解释人类生活中许许多多的“非物质动机”或“非经济动机”。人本身就不是那么“理性”的，经济活动因此也不是那么“理性”的。例如，股票市场并不是对公司的现实，而是对投资者的情绪作出反应，而人的“表象”思维、心理定势、环境影响往往导致并不理性的错误。行为经济学家们认为，事实上，从李嘉图、马克思到凯恩斯，几乎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把复杂的心理学纳入自己的思维之中。

对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可以追溯到斯密的古典经济理论。斯密曾运用这种方法分析“经济人”的行为，但却简单地把个人的经济行为理解为赚钱或谋利。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政府只需调整税收和财政政策，就可以稳定经济、结束衰退，但却制造出一个新的名词：滞涨(stagflation)。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无论是货币主义者的断言，还是理性预期学派，或是后凯恩斯主义都有一套时髦的理论，但现实的试验结果也未能如愿以偿。即使是供给学派以拉弗曲线(Laffer Curve)为依据预言，降低税率就能消除赤字，但这一预言还是落空了。

为什么传统主流经济学会面临如此困境呢？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对人类行为认识上存在的偏差，对人类行为的简单化、机械化、空壳化的定位。传统经济学究经济问题时，往往把人的行为看作是机械的，或者只是着眼于对资本、资源、市场、价格、利息和失业等因素进行定量分析，而忽视对经济现象中人的行为及其心理作用的研究。著名心理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卡尼曼(D.kahneman)教授和斯坦福大学的特韦尔斯基(A.Tversky)教授强调指出，人们的行为不仅受到利益的驱使，而且还受到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如本能、偏见、歧视和嫉妒等

(M.Levinson,1985)。但这些因素在传统经济学中被有意无意地抽象掉了，因此现实中存在许多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同时经济预测也常常出现较大误差。在此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们为了使理论更好地符合现实，只得另辟蹊径。一批西方经济学家把研究视角投向经济现象背后，试图发现牵动经济现象的活的主观因素和心理因素。于是，以心理分析和经济运行规律的有机结合为基础的行为经济理论便脱颖而出。

实际上，行为经济学的异军突起并非偶然。在传统经济学思想里，行为分析就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如新古典经济学中“效用”概念，就是一个心理与行为科学术语；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之基石的“三大心理定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边际投资倾向递减、灵活偏好）就是纯粹的心理学与行为科学范畴。李斯

(A.Rees,1968)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与社会寻求物质满足需要及欲望的社会科学。”罗宾斯(L.Robbins,1962)认为：“经济学把人类行为纳入目标与具备多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中加以研究。”马歇尔(A.Marshall,1962)指出：“关于欲望的研究，人们可以从行为的研究中得到许多借鉴。”斯蒂格勒

(E.J.stigler,1987)也强调，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因素是人，是那些反过来受到我们分析的实践和政策影响的人。”在这种思想认识下，又正值传统经济学困难重重，行为分析以空前的魅力吸引了众多的学者，使得行为经济学得以产生和发展。[pagesplitxx]

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行为，所谓经济行为，在经济学家看来应该是“指人在两种稀有资源之间进行决策和选择以达到满意利用的决策行为和选择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定义略显狭窄。尽管行为经济学家承认“确定人的行为的一般原理是很重要的一环”，但“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理解和预见在特定情况下特定时间内发生的经济过程”，研究兴趣在特定经济行为，即特定条件下具体的生产、分配、消费等经济行为。

1、消费行为。传统经济学提出“消费支出是收入的函数”，同等收入条件下，人们将支出相同比例的收入，收入一旦确定，就可以对消费总量作出精确预测。行为经济学认为，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消费支出不但受收入量的制约，而且还是消费意愿的函数，受消费动机、消费态度的影响。比如，在心情愉快时，人的行为活动就要积极一些，能动性就要强一些，其消费动机也就增强。其实，“积极情绪对人的活动有增力的作用，消极情绪对人的情绪有减力作用”这是行为科学规律，心理学教科书上已经描述得很清楚。因此，只要是人的消费不是受预算的硬约束，那么消费行为就应受消费动机和消费态度的影响。行为经济学立足于行为科学来解释消费行为是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的。

2、广告行为。广告的目的在于改变消费者的消费态度，控制消费意向，促进消费。行为经济学目前主要研究改变消费态度是情感、认知二因素相互作用的问题。目前，广告业界把理性广告与情感广告结合起来的广告行为，把理性诉求和情感诉求结合起来的广告策略，以此来获得更好的广告效果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行为经济学研究成果应用的具体表现。

3、企业家行为。目前研究重点是决策行为。传统经济学把企业家视为具有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提出“以最小耗费获得最大价值”的决策原则。行为经济学则采纳了西蒙(H.A.Simon)的“有限理性”的思想，认为企业家活动的现实行为环境特点是不确定性和不完全竞争性，不可能获得最大价值、最小耗费的信息，只能在有限信息基础上寻求价值与耗费的最大差距，即寻求满意决策。

4、投资行为。投资行为属于风险性行为，无论企业或个人心理上都倾向于回避风险、追逐稳定，只有在选择的货币期望值大到足以弥补风险代价，或结局直接危险或损害企业或个人利益这两种情况下，冒险行为才可能发生。对此的研究涉及到投资动机与行为偏好。不同投资动机推动下的投资行为，其具体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行为偏好在投资中主要表现为对风险的态度，每个投资者都有自己的行为偏好，而且投资者之间的行为偏好往往都是不相同的或者有差异的。由此，可以分为风险爱好、风险厌恶和风险中性，这三种投资者的具体投资行为操作是不一样的。因此，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投资既是利润的函数，又是经济心理的函数。

5、储蓄行为。传统经济学认为，储蓄量在经济繁荣、收入提高时增加，经济萧条、收入降低时减少。Katona等人发现，储蓄动机在低收入、经济萧条时期更强，经济繁荣时人们反而倾向于购买耐用消费品、旅游、度假和满足其他享乐性需要，增加消费、减少储蓄。他们发现，持币量与储蓄量之间缺乏绝对的正相关联系，并非储蓄能力越强，储蓄数量一定就越多，对储蓄行为起决定作用的除持币量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的行为及心理因素，即：(1)储蓄动机。研究表明，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具有更强烈的储蓄动机；老年人比青年人具有更强烈的储蓄动机。(2)对社会经济状况的理解与预期。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储蓄动机一般高于经济繁荣时期，因为萧条的经济通常带来普遍的社会恐慌，预期未来收入会减少，人们急切需要一个能够帮助自己抵御风险、渡过难关的经济缓冲器——一笔足够保障当时及今后一段时期基本生活需要的储蓄金。而经济繁荣时期通常乐观主义情绪占上风，各种欲望喷涌而出乃至极度膨胀，更多的资金被转向用于满足物质、文化与享乐的需要，储蓄量则相对减少。

6、税收行为。传统经济学通常认为，税收与消费是一对矛盾，削减税收势必会带来消费量增加，增加税收则必然导致消费量减少；且二者呈等量变化，即税收增加的量就是消费减少的量。卡托纳等人在研究了社会纳税心理后发现，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情形，即在增税情况下，人们减少储蓄维持消费，原生活水平不变；减税情况下，则增加储蓄，节制消费，原生活水平依然不变。税收无论是增是减，人的自主调节使消费不受影响。他们认为，税收变化最终带来的是刺激消费还是遏制消费取决于消费者的经济心理因素，其核心因素是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和满意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人们对政府税收政策的态度、评价和预期：肯定还是否定，积极还是消极，乐观还是悲观，不同的心理会导致对税收变化的不同反应。

7、通货膨胀。行为经济学在此领域研究的主要兴趣在于：(1)通货膨胀的社会知觉特点；(2)通货膨胀与消费、储蓄、投资等经济行为之间的制动关系。行为经济学注意到这样一个社会经济现象，即虽然大多数美国人视通货膨胀为恶魔，但当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通胀降临时，却并不急于购买，而是持币观望。研究发现，人们对通货膨胀的行为反应受心理预期的支配。若价格已经上涨且人们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小幅上涨时，往往维持消费，或降低消费，增加储蓄；若价格已经上涨且人们已经预计未来还将大幅上涨，人们才会用囤积和储藏来保护自己。[pagesplitxx]

三、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传统经济学是通过理论抽象和假设，再利用数学工具构造数理或计量模型。随着理论研究的发展，许多模型已变得非常复杂。而且经济学家需要寻找现实中的数据来检验他们的理论，但是进行全面统计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而政府提供的数据不够全面，也没有足够的可信度。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十分低廉的观察和实验去检验经济理论的方法就诞生了。行为经济学通过借鉴与引入心理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结合经济学的传统研究，主要运用观察、调查和实验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这些方法的使用使得行为经济理论更具客观性与有效性。

1、观察法。观察法是经济行为研究的一般方法，它指的是研究者在未经控制的日常生活条件下，有目的、有计划、系统地观察纪录经济行为人的外部表现，从

而分析、判断其行为及心理活动的一种方法。由于人的各种经济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经济需求和动机支配下进行的，因此，研究者有目的、有选择地在自然发生的条件下对被观察者进行细致的观察，并作详细的记录和分析，这样所获得的结果就比较客观。经济活动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它牵涉到人们的切身利益，敏感度很大，在大多数场合，是不宜加以人为的干预和控制，比较适宜于通过自然观察的方式来进行研究，以确保研究具有较高的“自然生态效度”，其结果能反映客观经济现实。

2、调查法。行为经济学常用的另一种研究方法就是调查法。调查法也是对未加控制的研究客体进行了解取证的方法。但调查的含义比观察要丰富得多。首先，调查者可以通过语言交流的形式来了解被调查者的心理及行为，如开个座谈会，请与会者畅谈一下对某个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等。其次，还可以通过书面的形式进行调查，如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公众意向。例如，在迪希特学派的动机研究中，有一种被称为“深入谈话法”，除了通过与消费者深入地交谈外，还通过其它的一些间接技术的辅助，如用罗夏测验、文字联想测验、“配套或配对测验”、“戏剧游戏”手段、“角色游戏”手段和群体讨论来分析消费者行为。调查法的长处在于可以在十分广泛的范围内展开调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3、实验法。这是行为经济学研究较之传统经济学研究在方法上最重要的创新。实验法是对研究客体所处条件加以有意识调节控制的方法。这种方法与观察法、调查法一个较明显的区别是，观察法通常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不能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要想知道“为什么”的问题，就有必要采用实验法，因为它是以某些条件不变为前提的，它可以比较清楚地找出两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验方法的主要优势集中体现在其基本特征上，即“可重复性”和“可控制性”。可重复性是指其他研究者是否能够重新进行同样一个实验，并由此证实单独发现。通俗而言，即“你是否看到我所看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缺乏可重复性是一切非实验性的观察所固有的弊端。对于经济学研究而言，此点更为明显，因为从自然发生过程中记录下来的数据随着现实背景的变化特别是一些未加观察因素的变化，它一般是独一无二的，而且经济数据的收集和单独证实通常也意味着极为高昂的成本。因此，花费相对低廉的成本，亲自进行能够重复的实验查证，对于职业经济学家来说，无疑是一种富有激励性的研究方法。[pagesplitxx]

四、行为经济学评析

行为经济学的出现，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应。许多学者积极欢迎，并认为它是“回归理智”的科学；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不屑一顾，认为它没有多大发展前途。从总体看，行为经济学的影响还在不断扩大：诸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名牌学府都相继开设了“行为经济学”的正式课程；伊里诺斯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也开始了行为经济学研究；工商界对行为经济学也颇感兴趣，把它应用于广告、促销活动以及养老金计划。纽约著名的万全证券

(prudential securities)公司还别出心裁地聘请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给投资者们分析股市走势，结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显然，行为经济学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而且越来越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关注与重视，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kahneman)和维农·史密斯(V.Smith)因在行为经济理论和实验经济学方面的杰出研究而获得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在更早的1978年，认知心理学家西蒙(H.A.Simon)由于在“企业组织的决策行为”研究中所作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已没有理由怀疑行为经济学的存在价值与学术地位了。

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言，行为经济学在西方国家受到学界的关注，主要与主流经济学的无能有关。这是行为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同传统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相比，行为经济学显得格外谨慎，它并没有立刻提出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主张和治国良方，它只是在长期被忽视的领域（人类行为）向传统理论发起攻击。即便如此，它仍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以观察和实验等实证性的方法，把几十年来一直在数学公式里兜圈子的经济学领回到它所研究的实际生活中来，并迫使那些不现实的理论家正视现实。这就是行为经济学最大的贡献；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枯燥乏味的经济理论研究有了令人兴奋的转变，使经济学研究增添了应有的“人本主义”精神与“人文主义”气息。

著名行为经济学家卡托纳(George Katona)等人认为，现代经济与古典经济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经济活动的立足点发生了根本变化，物的经济为人的经济所替代，人从被收入、价格等经济提线牵动的经济木偶一跃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过程中的任何一种现象性浮出都不外乎是社会个体（或群体）的经济行为或聚合或沉淀的产物。用卡托纳的话讲，“正是这些行为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创造了经济”。因此，现代经济现象在本质上已经成为一种人文现象，经济分析所要做的也“不再是研究产品的数量和价格之间、储蓄和流通之间抽象的关系，而是发现人的经济行为的特点和规律”。行为经济学的崛起表明，“人及其行为”正在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主题，倡导并注重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为现代经济学建构了一个“充满人性和人类价值”的理论框架，使经济学成为人的科学，人成为经济学的主体。这里所说的“人是主体”有着不同于常识认知的特殊含义，系指：(1)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由人类主体有目的的经济活动构成的；(2)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说到底是人类主体有目的的经济活动的规律；(3)社会经济发展的态势最终取决于人类主体自身发展的文明程度以及人类主体对其自身在经济活动中自主作用的自觉意识水平；(4)人的欲望及需要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5)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与归属。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尽管经济学研究涉及资源配置与财富创造，表面上似乎是“物”的经济，实质上是人在“配置资源”与“创造财富”，人在经济活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经济学研究应以人为本，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即研究人在特定情况下的“经济决策行为、投资行为、储蓄行为、消费行为与市场行为”，经济学的人本化应是经济研究的必然趋势。行为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正是顺应了这一趋势。[pagesplitxx]

其实，“行为”理论一直是美国人文科学中的一大分支，在当今社会中，各种学科的交汇也是一种潮流。因此，行为经济学的出现也是势在必然。行为经济学的出现正是这一背景在经济学领域的一种反射。行为经济学的形成可以认为是经济学上的“行为革命”，它正促使经济学逐步走向人性化发展。在将于今年出版的一本行为经济学论文集的序言中，其中三位经济学家——卡内基—梅隆研究所的乔治·洛文斯坦、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科林·卡梅勒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马修·拉宾写道：“我们的预见是，一切经济学都将被视为行为经济学。”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C.S.Becker,1980)认为，经济学研究已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即传统市场学。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已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也就是研究货币交换关系。现在的第三阶段，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以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策。按照这种观点，行为经济学就是第三阶段经济学的骨干理论。当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行为经济学还存在着某些不足，如(1)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2)有关学者没有足够的心理及行为科学知识，或者缺乏经济研

究所需要的数学基础。(3)没有严格的理论逻辑。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H.A.Simon)认为，目前的行为经济学“不是单一的特定的理论，而是对人类行为新古典假设的实证检验，并根据检验结果进一步修正理论。”不过，随着研究的发展深入，行为经济学应该会发展完善，在经验中验证传统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建立新的能够正确描述人类经济行为的经验定律，并且形成特定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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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缺陷

2011-04-16 03:28:22 来自: Rothbardian(人类的的斗争是个体与制度之争)

作者:张红凤、高歌 来源:《理论经济学》2004年第7期

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方法上更具有现实性、社会性和历史性而挽救它，并据之提出私有产权安排对经济效率有决定性意义，最近30年来它逐渐成为热门的研究领域。英刊《资本与阶级》2002年秋季刊上发表了题为《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史》的文章，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提出了批判，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并不能解决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一方面，经济学仍旧是非历史的；另一方面，当涉及历史、社会关系和现实的矛盾时，经济学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不同的文化和政府为中心的解释。因此丹尼尔·安卡鲁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不是进步的研究方法，而只是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工具的退化的一个征候而已。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导言

“制度”已成为近年来政治和科学领域讨论的关键词.它反映了这样一种普遍的认识：一个功能良好的市场经济是以有效的制度框架为前提条件的。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也认识到没有“良好制度”和有效政府的经济发展是天方夜谭。

对制度的关注引发了许多有趣的问题。首先，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自生自灭，它是一种需要设计和支持的社会制度。其次，它已经非常关注资本主义发展史。

然而，另外有许多难以说清楚的问题暴露出来：比如，如果市场不是整合社会中个体力量的“看不见的手”，而需要来自社会的制度支持，那么市场有何特别的好处？如果资本主义市场不构成社会生存的基础，而是需要制度的支持，为什么社会制度应该支持市场?这样的分析能很好地将我们引向资本主义的基本的问题。

在经济学中，对市场资本主义的维护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它认为市场能自发形成供求均衡，并能提供协调、自由和效率。然而，该理论已经因其缺乏现实性、非社会特征和非历史性而遭到批判。

由于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性，新制度经济学已经获得持续、切实的影响，尤其在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的问题上。因为它试图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方法上更具有现实性、社会性和历史性。它试图在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的同时通过制度分析来推进它。此外，主要由于诺思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史中解释市场资本主义出现与演进的传统观点。

本文的第一部分阐述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框架和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同；第二部分勾勒出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批判；第三部分主要以道格拉斯·诺思的工作为重点说明新制度经济史；第四部分通过对经济学内工具主义的批判来批评实施“好像经济史”(指对经济史的解释似是而非，违背事实。——编写者注)的可能性；第五部分是结论，主要总结新制度经济学失败的原因。

新制度经济学从新古典正统理论那里继承了市场、供求、边际主义、生产要素等概念，但同时又力图延伸微观经济学的范围和预测力。

1.有限理性

新制度经济学基本抛弃了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的“不现实”假设，而主张“有限理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最初来自于哈伯特·西蒙(HarbenSimon)。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由于不确定性、信息问题、交易成本等问题的存在，当事人难以收集全部的信息去解决市场的最优问题。因此，个体往往只能具有有限的理性，而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均衡是无法实现的。为了减小不确定性问题，经济当事人必须设计思想和行为的规则以作为决策的基础。这些规则非常固定，不会随机改变。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一个有限理性的个体倾向于最大化，但是发现这样做代价很大。”

2.交易成本

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成就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它起源于科斯1937年的关于企业的论文。科斯认为建立企业的原因在于使用价格机制存在一个成本，即交易成本。这个概念很难理解，至今仍有争议，其定义也在不停变动。例如诺思将交易成本定义为“界定、保护、实施产权的成本”；威廉姆森引用阿罗的观点，将“制度运转的成本”类比作“物理中的摩擦”，等等。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场和价格不能充分创造新古典均衡，并进而认为交易成本已经渗透进每个经济体系的所有经济体中。交易成本是一个社会和经济制度结构的关键。从新古典意义上说，在一般均衡状态下，产权分配对于解决市场的均衡问题是不重要的，但是考虑到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产权的最初分配对经济效率有决定意义。为了保证私人产权的独占性，必须很好地对私人产权加以界定和实施，最好的实施者是政府。假如产权能轻易地被政府界定、保护和实施，那么交易成本就会很低，新古典市场观点中的交易所固有的获利就会实现。就像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中一样，在新制度经济学里市场交易是增长的原因，但现在它要依赖于政府的运行以及产权和制度的运作方式来降低交易成本。

3.制度

制度是“人们设计用来约束人类行为的”。由于这个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在方法上接近了一些现实。它的奠基人科斯认为：“现代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现实中的人，即将人置于真实制度的约束之内。”制度是“非正式约束”(风俗、文化、禁忌等)和“正式约束”(法律、产权等)的总和。制度是经济中的游戏规则，组织(游戏的参与人如企业等)的出现是对制度结构的回应。诺思解释说：“制度和组织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经济中的制度演进。”承认新古典均衡不会在现实中出现，以及产权结构、社会制度演进决定了经济行为，诺思得出如下结论：历史在起作用，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能从过去有所收获，而是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靠社会制度和过去连接成一个整体的。

有了概念和理论创新，新制度经济学试图使新古典经济学更加现实。关于这一点的典型例子是将人类行为的假说修正为“有限理性”的概念，后者更接近真实的人类行为。有了“交易成本”和产权的概念，新制度经济学把经济学引向了更社会化的方向，指出制度和政府支持对市场运行的重要性。

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理论问题

“交易成本”的理论问题

交易成本概念的问题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密切相关，该概念并非解释资本主义制度起源和演进的有益工具。

1.交易成本和新古典经济学

交易成本是使用市场机制的成本或价格。而市场和价格的概念之间又发生无穷的同义反复。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行方案是把交易成本看成是不通过市场价格来反映的或看不见的成本。这种认识要求必须承认一个并非完全主观的和依赖于个体选择的成本即受制其他的非主观逻辑的成本的存在。简而言之，要求一个不由市场决定、也不反映在市场上的客观成本理论。如果我们遵循交易成本的这种定义，那么就必须把它定义为由其他力量而不是单个经济人的成本—收益核算所规制的成本和潜在的制度。这就得出了结论：制度影响选择。

如果潜在的成本和制度扮演了基本角色，那么去研究这些制度的结构确实似乎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而不是从消费者选择、经济核算和市场价格开始。确实如此的话，在既定制度框架以外的理性和选择概念看起来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框架岌岌可危。

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认识到了价格机制的局限。如果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会遇到对市场和个人选择的正统理论的另一个主要挑战。逃避价格机制有局限这一问题的惟一办法似乎是证明经济当事人在对价格毫不知情甚至根本不存在价格的情况下仍能进行成本一收益核算。这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拓展和补充了正统价格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承认价格并不能充分传递理性选择所需要的信息。惟一能保全这种观点即经济当事人能够根据制度安排和产权结构的成本收益作出理性选择的方法，是描绘出这些个人在未使用价格机制时也能作出理性选择。这就意味着价格机制不是理性经济核算的必要条件。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之一的价格机制就面临冲击。

2.交易成本和制度的历史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构建于世界充满交易成本、信息问题、非均衡的认识之上。然而，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却来自于正统的均衡论：这是一个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其中制度是不存在的。但是交易成本是如何从无制度和无摩擦的构架中产生的呢?制度如何从没有制度的地方出现并改进的呢?当制度缺乏的时候，真实的个体是如何行动和创造制度的呢?这些当然是与历史研究相关的问题。

我们可以放宽严格的条件，假定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实际上是存在制度和组织的世界，但其中制度有效率与否则无关紧要。由此，出现了如下问题：如果我们认为一个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充斥制度和组织，那么我们必须承认通常意义上的交易成本不是制度和组织的原因。在一个带有制度的零交易成本的世界，一条制度的存在与否和效率即所谓的科斯定理无关。但是如果我们想根据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解释制度在历史上变迁的方向，制度结构就不可能是无关的。一般而言，这是摆在新制度经济学面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即如何解释制度变迁的方向及其在经济增长、衰退和效率中的作用。

交易成本被认为是有益于解释历史中的制度，但反过来前者又依赖于后者。因此，用这个概念来解释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似乎并不理想。

为什么没有市场?

新制度经济学似乎不能解释市场的起源。相反，它假定市场存在，并且从已经存在的市场引出这样的问题，如为什么有其他的制度和组织存在。从这样一个主张出发，一切其他的配置体系都被作为市场的偏离和约束而解释为无效的，或者至多只在市场失灵时引入。

诺思、托马斯等人力图证明，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产权、领地体系、开放地体系等，从新古典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理性和有效率的。尽管这些主张考虑了一些历史事实，仍然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假设能依据产权结构和随后的选择作出成本—收益核算。根本的前提仍旧是市场是已存在的可供选择的产权结构。如果经济当事人没有选择它，那是因为给定的约束条件、交易成本等使得其他的产权结构更加有效。然而，从历史观点来说，很难看出，像产权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有不同产权结构已提供好以供经济当事人进行独立的选择。简而言之，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市场即使是在缺失的情况下也是被描述为存在的。然而，毕竟市场是历史演进的结果而不是初始就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一旦我们承认了制度和产权结构影响了选择，这些制度和产权结构就不能被和市场一样的核算和选择所解释。假如同样的理性和效率的观点被用来解释制度的存续和变迁，那么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存在市场，那是因为效率；如果市场不存在，那也是因为效率。

经济学的消失

新制度经济学的范围日益扩大，近几年当诺思试图通过吸收意识形态、心理模型、法律、政府等来扩展他的制度主义时尤其是如此。诺思已经认识到经济增长和衰退是由非正式约束和政府决定的，因此并非由传统意义上的交换和市场领域决定。然而，他在这条路上走得越远，经济领域就越消失于他的新制度经济学模型中。一旦承认新古典经济学是静态的框架，历史上社会变迁的动力必定来自于其他地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概念的主要理论功能。但是，新制度经济学越试图更具现实性、社会性、历史性，它就越远离新古典经济学。

尽管诺思在著作中一再重复交易成本的概念仅仅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概念旁边对解释性变量提供补充，但传统变量，如价格、市场、技术、生产，却越来越被推向一边。相反，心理模型、意识形态、法律和政府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试图用经济术语解释政策和政府。但通常在政治市场上，没有自愿性合约、没有产权的交换、没有根据价格信息的经济核算。如果有交换，那也是和市场交换大相径庭的。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

在通过向这些领域扩展市场和交换的概念时，冒着失去它们的概念曾有的特别解释力的风险。这种做法不能拯救新制度经济学，却使它走向穷途末路。新制度经济学现在要同时支付放弃和依附新古典经济学的双重代价。

三、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史：诺思的工作

通过诺思对新制度经济学工具的持续不断的应用，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史领域已获得了影响。他最初关于经济转型方面的突破性的分析是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变迁(和罗伯特·托马斯合著)。他认为领主制是有效的，因此被经济当事人选中。农奴被迫向地主和保护人提供服务，因为商品交易中涉及了极高的交易成本，而领主制这种合约与其他的合约相比，更能保证经济当事人付出较小的交易成本而获得较多的收益。因此，封建领主的“奇特”组织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困扰诺思经济史的问题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制度和特殊的人性特点在资本主义到来以前就被设定为已经存在了。在他的模型中，制度的演进是通过微观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对相对价格变化进行的理性反映。但诺思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由个人是资本主义市场的结果。在诺思的理论中，这些个人没有历史，这个新古典理论的问题成为诺思标榜“历史重要”的计划的严重缺陷。

在诺思看来，土地对劳动力的比例的改变影响经济系统和它的潜在逻辑，使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变迁。但反对者认为这些变化不能调整为价格变化和微观经济的选择中介，除非土地和劳动力已经是商品了。但诺思在他的封建主义的定义中，劳动力和土地都不是商品。因此只能选择一条路：要么资本主义来自于某个不同的经济体系，要么它是无处不在的。在第一种情况里，必须按照非资本主义的本来面目来描述这个前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逻辑；在第二种情况下，前资本主义经济史就必须修正为资本主义史。

诺思和托马斯试图用“不明确和约”来解决这个困境。不幸的是，诺思接着就遇到了在交易成本分析中的挑战：封建时代的被假设为选择最有效率的产权的人，是如何根据不明确信息作出核算的?如果没有市场，他们如何想象和有效地利用它?考虑到农奴制的存在，即使个人能够在不存在市场的情况下进行核算，那么他们将如何根据这种核算行动?农奴对地主的依附束缚了劳动力的流动，这就意味着，即使有市场机会，劳动力也难以利用它们。

非历史的假设和解释构成诺思工作的一根前后一致的亮线。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诺思始终坚持：所有制度框架的运行都好像根据资本主义的微观理性原则运行，即使当他知道并不如此时也这样做。为使其工作在理论上解释得通，他必须秘密偷运进他知道是谬误的历史假设。我将此做法称为“好像经济史”。

四、对经济史中“好像”方法论的批判

既然新制度经济学使用不真实的假设作为基础，那么它还有可行的换救办法吗?因为逃离现实就等于采取了工具主义的“好像”策略。这里可以参照弗里德曼的观点，他说：“虽然我知道极少有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学的行为假设准确反映了人们的行为，但他们的确相信这样的假设对于构建经济学中的市场行为模型是有用的。”弗里德曼的方法论中的主要观点是，虽然假设是错误的，但跟随“好像”理论后的预测是正确的。他最著名的例子是树上的叶子

当然不会核算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享受阳光，但如果我们观察那些叶子就会发现它们“好像”是这样做的。

可是新制度经济学中与经济史相关的问题能像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解决吗?回答是否定的。首先，从弗里德曼的观点来看，倘若科学的检验和目标是预测性，那么社会当事人的动机和行动是无关的。为了拥护历史的观点，我们必须坚持认为历史研究的目标是描述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但既不考虑人们的动机，也不考虑人们实际上是如何行动，这是十足的荒谬。其次，历史研究的检验和目的不是预测，即使我们认为它可能是其他科学研究的目标。作为历史学家，我们不想用某些人为创造的行为假设和谬误预测人类史中已经发生的事情。相反，我们宁可解释过去历史的发展，或者至少去描述它们。

五、结论

新制度经济学在试图为新古典经济学创造一个在方法上更具现实、更具社会性、更具历史性的形式时面临一个基本矛盾。制度的概念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时提出的。因为新制度经济学试图保留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要素，所以公认的非现实性、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基础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又重现，成为其通向成功的主要障碍。另一方面，当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它的制度分析转向现实、社会和历史的方向时，它的新古典经济学基础显得多余，甚至有些矛盾。这种窘境的解决是通过秘密地引进在历史上周知的谬误和错误的历史起点，如“在开始就有市场”和观察历史采取“好像”的理论假定，而不是通过理论的系统阐述来整合历史研究。历史是根据现实理解的，而不是相反。简而言之：新制度经济学中有经济学之处几乎没有历史，有历史之处几乎没有经济学。因此，正统经济学的问题不是解决了，而是被遗留下来了。新制度经济学不是一项进步的令人振奋的研究方法，而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退化的证明。

上述的结论表明，新古典经济学未能为资本主义市场提供充分理论依据，新制度经济学也同样不能。新制度经济学不是对问题的解决，而是对问题仍然存在这个事实的一个确实的证明。

第三篇：组织行为学理论综述

心理变化与行为规律

一、引言

组织行为学是研究在组织中以及组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人们从事工作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反应规律性的科学。组织行为学是一个研究领域，它探讨个体、群体以及结构对组织内部行为的影响，它是由共同知识体系构成的一门独立的专业知识领域。尤其对现代社会的组织——企业的管理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同时提高企业管理者在企业遇到问题时的引导、决策的能力，以实现组织的最终目标。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得到了不断地壮大和发展，企业职员的工作环境也得到了大的改善。员工在企业中的思想和行为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企业员工在解决了生活的物质问题以后，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也逐渐的提高。由于当今社会的竞争趋于白热化阶段，企业员工自身的压力不断加剧，员工的心理问题极大地影响着企业的绩效及个人的身心健康。因此，应注重员工心理问题，消除导致心理问题的因素，促进员工心理健康，降低管理成本，提升企业文化，提高企业绩效。近年来，对企业员工的心理辅导和有效的疏通，也成为企业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在一些企业内部，企业的最高决策者往往把大部分的经历放在如何更快更好地发展，忽视了一些对员工必要的关心和爱护，导致一部分企业的职工由于一时的心理变化而导致行为上走了极端，对企业和其家庭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结果，也使中国社会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员工的心理特征是员工本质的、经常出现的心理特点。它是指在人的认识、情感、言语、行动中，心理活动发生时力量的强弱、变化的快慢和均衡程度等稳定的动力特征。稳定的心理是员工做好工作的前提，是保证企业效益的前提。有效的员工管理，对整个人力资源管理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企业管理者了解员工心理特征、培养员工多种才能、激励下属制定目标等对员工开始阶段做的努力会在之后得到加倍的回报。

通过对企业员工职业心理变化与行为规律的研究，了解企业员工在职业发展中，其心理、生理、贡献等等方面的变化规律，进而能够对企业人力资源的配置、流动及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出合理构想和方案，对企业员工的激励及其激励方式、手段、时机等一系列人力资源管理问题进行关注。也为企业能够更加合理的配置员工结构提供一定的见解，为现代企业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管理更有预见性和针对性提供某种理论支持。

二、国内外的研究

我国在对企业员工的心理变化和行为规律上没有直接的研究，只是在局部的区域进行了相关性的研究。在管理学理论——主要是组织行为学、管理心理学等方面对企业员工的心理变化进行了一部分的研究和阐述，在心理学理论中也对该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说明。出于对自我意识的扩展和人类职业前景的扩展，越来越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对该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关

注和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并没有将行为规律与心理的变化相结合的研究，主要还是侧重于心理变化的研究。目前，在各类心理学的研究中，虽未直接研究企业员工的心理与行为的问题，但是它们在人的心理与行为上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已经间接地涉及到企业员工心理与行为的发展机制和动因问题，为后来人的研究奠定基础。

在西方，早期的心理学研究便直接指出了人的心理对行为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著名的天文学家萨根曾经写道：“强烈的心理情感下，我们很容易愚弄自己。”这表明，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心理变化和行为规律是相互适应的，展现出你的一些心理变化，并且表露出来，不利于你对自己行为规律的约束。美国的米德在对人的心理变化和行为规律的研究中表示：“人类的某些心理变化导致情绪上的起伏波动，从而最后采取过激的行为，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能力的一种表现。”这个表明了心理上的变化已经产生巨大的控制力，能够代替人的意识去控制人的行为。加拿大的心理学家、麦吉尔大学教授德比·莫斯考维茨曾作过一个有趣的研究，根据人一周的行为规律画出了一幅一周工作节律图，她认为，人的一周是有规律性的。周一到周五，工作节律大不相同，一周的前半部，人的精力旺盛，态度和行为比较激进;一周的后半部，人的精力逐渐下降，却也更易通融。大部分医生也认为：一般说来，星期一这天能力最低，表现为精神欠佳，情绪低落，意志消沉，心绪不宁，之后逐渐恢复，精力充沛，体轻手巧，情绪乐观，思维敏捷，到了星期一，又转向衰退。这个研究说明了每个人的心理节律、工作节律各不相同，如果留心，你总可以找到适合你一周的周期规律，应时而动，从而将效率发挥至极致。选择在恰当的时间找恰当的人办恰当的事。

三、实例分析

2010年1月23日，19岁的富士康员工在富士康华南培训处的宿舍死亡；2010年3月17日，富士康龙华园区的一名女子从宿舍楼跳下摔伤，本人表示跳楼的原因“活得太累”；2010年4月6日下午3时许，富士康观澜工厂C8栋宿舍一名未满19岁的江西籍饶姓女工从宿舍楼7楼坠楼，目前仍在医院治疗，该员工进厂才28天，是公司的一线作业员，跳楼后在空中被树枝挡了一下，当时保住了性命；2010年3月29日凌晨3时，富士康龙华园区一名从湘潭大学毕业的23岁湖南籍男工，被发现死在宿舍楼J1楼一楼过道，后被警方认定为“生前高坠死亡”；2010年4月7日下午5时30分许，富士康观澜工厂一名18岁云南籍女工从厂外宿舍楼坠亡，目前厂方已报警并通知家属。同时当天租住在观澜樟阁村的一位富士康男员工被和他一起住的父母发现不省人事；2010年5月6日凌晨4时30分，富士康再现 跳楼悲剧。一名年仅24岁入职不到一年的男性员工从富士康龙华总部招待所6楼房间阳台纵身跳下，结束了年轻的生命；2010年5月11日晚上7时许，在深圳宝安区龙华街道水斗富豪新村11巷某栋住宅楼，一名租住在该楼的女子突然爬到8楼的楼顶，然后一声不吭地就往下跳，摔到地上一动不动，后经赶来的120急救人员现场确认，该女子已经死亡；2010年5月14日，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北大门附近的福华宿舍，晚间富士康一名梁姓员工坠楼身亡，安徽籍，21岁；2010年5月21日4时50分 富士康发生今年“第10跳”，死者为21岁男性员工；2010年5月25日凌晨，富士康科技集团观澜园区华南培训中心一名员工坠

楼死亡。这是今年以来该集团第11宗员工坠楼事件；2010年5月26日晚11时32分接到富士康一叶姓员工电话，称其10分钟前在富士康龙华园区D2宿舍楼宿管办门口，见到一男子倒于地上，现场已被封锁。富士康媒体办向记者证实，富士康当晚确有一名员工坠楼身亡；2010年5月26日晚11点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大润发商场前发生第12起员工跳楼事件，现场尚存血迹。死者是C2宿舍一位男性。

以上就是2010年发生的震惊全中国的富士康跳楼事件。事件发生后，全中国的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会使这些年轻的生命瞬间“陨落”？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这些年轻人的心理发生了极大的扭曲，心理的变化导致了行为上的极端。这件事情应该对去中国的企业管理者都是一次心灵上的震撼，也为一些盲目施压、不顾员工个人利益的私企业主敲响了警钟，应该懂得去思考如何去掌握企业员工的心理变化，定时去关心慰问，从而来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企业管理者管理企业员工的第一大任务，应该是运用各种手段，提高每一个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挖掘他们的潜能，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为企业创造出高效业绩的同时使每个人在职业上都能得到良好的进步、发展和自我实现的机会。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了解员工的动机、需求、自我目标，还有就是要了解员工的思想、感情、心理、生理的变化规律，要了解影响员工工作热情、积极性、创造性等各类因素——特别是内在的动力。而其中的基本原则是承认和尊重员工的选择、需求、自我实现、自我设计和自我目标。这些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到员工在工作中的行为决策以及工作态度、工作业绩，对企业的利益息息相关。然而，在我国的企业管理中，长期对员工个人的需求、自我实现、自我设计、个人目标持否定态度的，甚至认为这是个人的不健康行为。将企业目标与个人目标完全对立起来，将个人行为与企业行为完全对立起来，其目的是期盼员工“大公无私”，全身心投入企业的发展和产品的盈利之中。虽然近些年来，一些企业的管理者也意识到人性化管理的重要性，提出要尊重员工的自我完善行为，并认为这种行为对企业是极其有利的，但许多人涉及员工心理、行为、个人需求等问题，又一片茫然，或持否定态度。这种违反人的基本特性、违反人的行为规律的管理，一方面使许多员工丧失了自我和自我意识，在工作中感到茫然，觉得没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转而选择离开企业，这样久而久之也会使企业的人才匮乏，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许多员工丧失了行为目标和行为的内驱动力，反而会滋生其内心厌恶的情绪，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会对其行为作出错误的引导，最后导致悲剧的发生，这样会对员工的个人以及家庭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企业必须定时关注员工的心理变化和情绪状态，并作出有效的疏通和引导，这样有利于员工自身，也对企业的发展带来好的影响。

企业管理者要了解员工的心理特征，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让员工在工作中寻找到快乐的感觉，使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心情舒畅。管理着时常去关心员工的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也会让员工感到领导对自己的关爱，会加倍努力地去工作，这样一来，企业的效益也会随之上涨。企业管理者也应该适当提高员工的薪资待遇，当他们觉得对企业的贡献与自己的收入成正比关系，也会让他们感到自己在企业中所实现的个人价值，也会激励他们更好地工作。

四、心得体会

通过《组织行为学》课程的学习，使我加深了对组织行为学知识的了解和认识，对富士康员工发生的事件作如下的认识和体会：

随着社会竞争日益加剧，人们生活工作的节奏加快，压力加大必然会对员工心理造成一定影响，企业员工容易出现心理紧张、挫折感、痛苦、自责、丧失信心等不良心理状态。例如企业裁员、并购以及机构的改变都会使员工产生弥散性心理恐慌。没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员工很难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亚健康的心理会引起如疲劳、沮丧、记忆力差等多种消极反应导致员工创造性、工作热情下降，甚至还可能产生各种身体反应以及行为规律上的直接影响。员工的压力、情绪和个人心理问题无疑极大地影响着工作效率，也会影响组织效率，必然会对企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企业的效益问题，而且还会对企业的人才引进及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直接的影响。我觉得企业应该对员工的关怀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经常开展专题调研走访和关爱活动，及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心理方面的最新动态，帮助他们解决和克服思想上、工作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改善生活的质量，尽量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能够让他们专心地为企业工作。

2、加强民主管理，通过民主恳谈会、厂务公开，班务公开、厂领导接待日、中高层班组活动周活动和职工信箱、“职工心声”等多种方式，搭建干群之间以及员工之间的沟通平台，畅通员工意见或建议的反馈渠道，并认真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解决职工反映的问题，推动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建立。广泛开展员工的素质工程，全面提高员工的抗压能力。

3、走访慰问困难职工，切实帮助员工解决个人难以解决的困难，加大帮扶力度，化解家庭矛盾，增强抗压能力。尽量不要让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不顺心带回家中，最后导致恶果的发生。

4、开展工会干部与困难和特殊群体职工结对子活动，针对性地进行一对一的帮扶或心理疏导。通过工会干部对下属的关怀，让他们感到企业对他们的关心，减少他们的心理负担，也可以减少他们的心理变化，从而防止因心理变化而导致行为规律的失衡。

5、利用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体，广泛宣传《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会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知识，进一步加强广大职工的法律意识，使职工能够依法、理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让他们懂得利用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减少因不懂法而发生的悲剧。

跨前一步，提高员工心理关怀的主动性；健全机制，将员工心理关怀经常化；抓好结合，找准员工心理关怀的切入点；以人为本，将员工的心理关怀融入日常管理中；坚定信心，持之以恒地推进员工心理关怀。作为一名管理者，关注员工心理的变化，适时采取措施，防止其心理变化而促成行为规律的变化。为此，人员管理有一套正确的机制，企业内部应建立正常的公开的信息渠道，让员工多接触、多交流、有意见正面沟通。各种各样的激励理论和激励手段为了留住人才、鼓励人才应运而生，管理者应掌握好细节，了解员工的气质和性格差异，对不同特质的人要采取不同手段激发员工的潜能。当然，从员工的角度出发，员工自身

也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凡事应该多角度的去考虑问题，减少“钻牛角尖”的做法，保护企业和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失。

五、参考文献

[1] Stephen P.Robbins，Timothy A.Judge著.李原，孙健敏译.组织行为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20，216-239，568-576.[2] 吴银龙，李焓.企业员工心理压力研究的新进展[J].商场现代化，2011，637，122.[3] 杨利，陈忠琏.科研单位减员过程中员工心理变化的实证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1999，5，8-10，19.

第四篇：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与中国高等教育创新

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与中国高等教育创新

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与中国高等教育创新范文

潘懋元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巨大贡献不仅在于他开创了高等教育学这个新的学科领域,还在于他丰富的教育理论和高等教育思想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研究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可以更全面系统地理解和领会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理论及其思想体系,避免因片面理解而产生的错误认识,同时对促进高等教育经济学的发展、促进高等教育科学的多学科研究是非常有益的。

一、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高等教育经济学是研究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是高等教育经济学所必须研究的核心问题。从潘懋元先生的大量著作中,我们可以充分地领会到这一点。在他创造性地提出教育的两条规律(即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和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中,他将正确处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作为教育的外部规律的重要成分之一详加论述,并以此贯穿于他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中。

他提出,“教育必须与社会相适应:一方面,教育要受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所制约;另一方面,教育对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起作用,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在这里,他将经济置于政治、文化之前,表明了他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的新认识。就高等教育发展而言,“最基本的制约因素是生产力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因素。……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专业的设置与课程的选择、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的教学内容、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无不直接受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所制约。”而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教育,要求教育为其服务。事实上,教育本身具有巨大的经济功能。“教育的最基本功能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把可能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把一般劳动力培养成为具有一定的生产知识、劳动技能、有觉悟、有文化素养的特殊的劳动力,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

通过对二战后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和经济关系的比较研究,潘懋元先生认为,职业性、应用性、技术性的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起直接作用。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的起飞和加速发展,得力于这类高等教育所提供的人才资源。他对“文革”期间教育的极其浓厚的政治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当时的教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批评所谓„白专道路‟,忽视教育要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这就违反了教育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以致教学质量下降,不但不能很好地培养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也不利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他非常赞赏“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教育发展方针,强调教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是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的形式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是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这些人才将直接走向经济部门担任专门工作,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因此,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应持积极态度,而不应囿于将教育看作是纯粹消费事业的传统观念。

但另一方面,他反对将教育的经济功能扩大化,反对“教育商品化”。他认为,“教育商品化”是只看到商品经济对教育的积极作用,而忽视其消极影响,整个教育实践偏重于经济效益(姑且不论经济效益如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既有产品性的一面,但又有社会性的一面,而“教育的商品化”是将教育的社会性的一面也商品化了,这是应该反对的。不应该将“教育商品化”等同于“教育产业化”。无论是“教育政治化”还是“教育商品化”,由于未能把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因此都必然会影响教育的综合效益,不利于教育多种功能的发挥。如何正确处理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呢?根据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潘懋元先生富有创见性地提出了两条基本的原则:(1)要全面适应不要片面适应;(2)要主动适应不要被动适应。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中心工作,但是教育与社会适应不能局限于教育适应于经济的发展而忽视适应其它方面的发展。“教育与社会发展适应是全面的适应,任何只强调某一方面的适应而不顾其它方面是否适应,这种片面性的所谓„适应‟,必将走向全面的不适应。”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适应不是盲目的“紧跟”形势,不是不加批判适应一切,尤其是那些不利于教育事业发展的消极的、落后的、有偏差的、错误的东西,而是“对积极面的适应,抓住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凡符合教育自身规律,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有利于提高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改革的,一般说是积极的、正确的;否则,可能是消极的、错误的。”他提醒人们:“教育的失误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纠正过来,不但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最终必将危及经济及社会的进步。”

分析潘懋元先生有关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述,我们可以深刻领会到他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创造性。其一,他认为研究和处理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不能脱离高等教育与社会的政治、文化发展的关系,用纯经济学的观点难以全面、科学地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其二,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他强调,在探讨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时要将高等教育与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关系联系起来考虑,将科学技术融入经济中共同与高等教育发生关系。这一点是以往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中所普遍忽视的问题。高等教育所培养的是高级专门人才,如果现代经济发展中科技含量不足,势必影响经济对高级专门人才的吸收能力,既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又影响经济的繁荣。

知识经济的兴起进一步佐证了他有关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点,同时更激发了他深入探讨高等教育与知识经济关系的热情。他认为,“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成为生产力内在要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积累与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创新知识的高等教育(大学),也就从经济社会的边缘走进经济以至整个社会的中心。”“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从经济社会边缘走进社会中心,体现了知识经济的本质特点,也体现了知识经济与大学之间内在的关联性和一致性。”在知识经济中,“知识是经济的最基本的资源和生产的最核心要素……知识驱动经济,知识创造财富。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沿着两大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经济的知识化趋势,另一方面是知识的经济趋势……在某种意义上,大学所从事的活动,也可以说是一种经济行为。以知识为中心的经济和以知识为中心的大学教育,发生了许多重合。二者统一于知识这个共同的基础之上”,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由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两者可能融为一体。“从理论上讲,在知识经济时代拥有知识优势的大学,应当是一方首富。”我们坚信他的这一宏伟构想能在不久成为现实。

二、高等教育体制与经济体制

自本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如何适应经济体制的改革与经济的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对此,潘懋元先生作了系统而又科学、精辟的阐述。他认为,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挑战,主要作用于教育体制,通过体制改革以促进教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是教学改革的前提与保证,体制不改革,教学改革很难展开……一切体制改革工作,必须围绕着(教学)这个核心”,而其中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受到的冲击最大。针对理论界有关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的种种议论,潘懋元先生明确指出: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具有客观必然性,是由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所决定的。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决定了他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科技的关系比基础教育更为直接、更为密切,因此,高等教育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就更为尖锐,更为深刻,高等教育要想独立于市场经济之外是绝不可能的。他认为,“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作用,具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两重性,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够使高等教育领域引进竞争机制和效益原则,能够激励高等教育不断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但是,在价值观方面,市场经济所遵循的是价值规律,而其驱动力是逐利思想,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实施。“在运行机制方面,市场经济是按价值规律和供求变化来进行市场调节的,这种调节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发的、盲目的,市场行为的短期性、速效性、波动性非常突出,与教育的周期长、稳定性、滞后性、长效性等特点相冲突。”为了克服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消极影响,发挥其积极作用,潘懋元先生提出,高等教育必须全面、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参见第一部分),扬长避短,促进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共同发展。

由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非公有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对原来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高等教育提出了巨大挑战。潘懋元先生敏锐地抓住这一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强大因素和动力,率先提出了在我国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富有战略性和超前意识的观点。早在80年代末,潘懋元先生就指出,“30多年来,我国不复存在私立高等教育体制,乃是经济体制决定的”。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更由于这些经济成分在生产水平上的提高,民办高等学校的出现与发展就有其必然性。”民办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有利于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集资办学,广开财路,增办高校”;“有利于调整高等教育结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引进竞争机制,促进教育改革的深化”;“有利于开发智力资源,征聘所需师资”,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降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运作成本。所以,尽管民办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某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如质量问题、盈利问题等,但是只要政府在目标质量上严格管理,在人事、财务上不要干涉过多,允许其自主经营,确认其社会地位,将民办高校纳入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并给予适当的资助,那么,民办高校一定会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迄今,民办高校已逾千所,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他的倡议、参与和指导下,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也蓬勃展开。鉴于潘懋元先生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巨大贡献,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授予他“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创业奖(理论奖)”的崇高荣誉。

三、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

按照传统的教育经济学的理解,经济的技术结构决定教育的层次结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决定教育的专业结构。潘懋元先生突破了这种传统的思想,另辟蹊径,根据现代社会经济、科技的各种状况,将经济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联系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分析经济结构对高等教育结构的影响。“从层次结构看,中国的产业结构大量的还是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需要大量的专科层次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趋向低重心”。所以,他非常赞赏高等专科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培养专科层次人才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在经济改革与发展中,高等专科教育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他反对将专科划入低于本科的一个层次中去,“高等专科教育与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或称第三级教育)系统中的同一个层次的两个并列的子系统。它们基本区别在于培养目标与规格,不在于年限与水平。”

在经济发展中,职业的种类日趋多样化,与产业结构、部门行业结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职业结构对高等教育专业结构的影响引起了潘懋元先生的高度关注。一方面,对于依据社会的热门职业而设置的热门专业,如经济信息、文秘、广告、证券交易、房地产经营等,他给予了充分肯定:“由于市场经济起调节作用,专业课程、教材往应用方面倾斜,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高等教育脱离社会需要的弊端。”另一方面,对其中出现的某些偏颇,如自然科学人才的数量与质量的削弱、师范院校的不被重视,表现了一定的忧虑,并希望在发展中加以克服。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启示我们: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规模。这就决定了我国在高等教育发展中不能搞一刀切,而要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制约高等教育各种水平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国各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将要走的是发展区域经济与地方经济的道路,“如果说,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教育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对于具有明显经济功能的高等教育来说,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就更为重要。”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之一是发展区域与地方经济,因此,必须实行高等教育地方化,使高等教育适应地方经济发展,为地方经济服务,成为地方的文化科学中心;使高等教育管理的权限属于地方,并以地方财政拨款作为办学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他和邬大光教授看来,“高等教育地方化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能够作出较为敏感的反应,可以部分地满足地方经济的需求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集资办学”,“有利于深化高等教育内部改革”,使高校与地方经济发展保持最密切联系,促进高等学校潜力的充分发挥。

就农村而言,随着农村经济、特别是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高等教育需求,潘懋元先生及时、敏锐地预见了这种需求,率先倡导并开展高等教育如何通向农村问题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忘记农村的现代化建设;„科教兴国‟战略不能不包括„科教兴农‟战略;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也不能不包括广大的农村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并在农村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乡镇企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存在着对高等教育的极大需求。……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和需求,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高等教育通向农村问题,是一个带战略性的问题。”在他的指导下,一名博士研究生完成了以“高等教育通向农村”为题的博士论文。他们认为,“以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并不是主张把大学办到农村,而是在人才培养规格、专业课程设置等方面,考虑农村经济发展需要,高校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社会服务等也要面向农村经济;要建立和健全促使大学毕业生乐于到农村工作的机制。同时,要探索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的制度化教育形式。”可以预见,这些思想和建议,对我国高等教育今后的改革和发展,必将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

四、高等教育投资与经济效益

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反映了国家、个人、社会等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一个国家的政府,对于教育事业的重视如何,与其看他那庄严的誓言,不如看它的教育经费预算;教育事业计划能否实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拨款。潘懋元先生认为,国家是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因为教育的经济效益,虽然不能直接、立即体现在市场经济交换过程中,却存在于社会之中;教育不仅有经济效益,而且是国家的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各国教育经费,主要由政府承担是合理的。但是,教育经费主要由政府承

担并不等于只能由政府承担。实践证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高等教育经费,全部依靠政府财政拨款,这种单一的投资体制,大大限制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此情形下,“如果高等教育发展过快,势必挤占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的经费,影响义务教育的普及和职业教育的发展。”面对上述困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种种矛盾问题,潘懋元先生提出,“改革教育投资体制,多渠道筹集资金以充实教育经费。在中国当前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这是必然的选择,也是人们所能理解的。”他认为,高等教育是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投资体制应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多种渠道集资为辅,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对不断提高的学费额标准和奖学金受益面低、款额低的状况,潘懋元先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强调,“向大学生收学费,要充分调查研究一般家庭的承受力,不应只着眼于少数富裕家庭的收入。否则,许多有才能的优秀青年,将被排斥在大学门之外。”当然,民办高等学校的学费可以略高一些。

鉴于民办高等学校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潘懋元先生呼吁政府从财力上扶持民办高校。他指出,民办高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办学者的捐赠、学生的学费以及学校自身的收入。但在办学过程、尤其在发展过程中,似乎不应理解为政府不给予必要的资助。因为在中国,“当前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公有制以外的社会财力,远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财团资财雄厚,个人的财力更为有限;收学生学费,则必须考虑一般工资收入者的承受力。所以,政府有一定的资助是必要的。”对于民办高校的营利性问题,他是这样看的:中国的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得以营利为办学宗旨”,这是符合教育事业的社会性质的。但是,教育又有产品性的一面。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私人及私营企业投资办高等教育,可否以营利为目的,尚值得研究,不宜过早下结论。在另一方面,“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不等于学校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公立高等学校,尚且可以通过营利活动筹集经费,何况私立高等学校。

在高等教育发展中,投入了一定的教育经费,是否就一定能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呢?潘懋元先生不以为然。他回顾本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在西方流行时,许多国家受其影响,大量投资发展高等教育。但大规模的投入并未能产生预期的经济效益。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由于高等教育规模膨胀过快,一方面国家财力不胜负担,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尚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严重。”也就是忽视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其它社会条件,忽视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非经济功用。在他看来,单纯追求教育的经济效益,也许在某一历史时期或某种特定条件下,有暂时的效果,但是最终将影响教育整体功能的发挥。与经济效益相比,教育的其它效益,往往表现为隐性的。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隐性的非经济效益将逐步发展为显性的联系,并将起着更为深远的作用。在他的倡导下产生了“高等教育的综合效益观”之新思想:“教育的效益不只是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政治上、道德上、文化上以及社会的其它诸多方面。……社会进步,是社会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因而教育的效益也是综合的”。

他认为,高等学校自身的经济效益要讲,但更要着眼于社会效益,要讲国家的经济效益,以培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作为衡量学校工作的准绳。他强烈呼吁,“必须高度重视教育的整体功能与综合效益,建立可以评价的综合指标体系,使教育决策与教育实践有所遵循,这是摆在我们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五、高等教育供求关系与高等教育大众化

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反映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需求和个人需求的适应状况。实现高等教育的供求平衡是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客观要求。潘懋元先生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对应用性人才的需求量增大,必然要求与社会发展有着直接联系的高等教育在专业结构、培养目标和规格、课程教材上都趋向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是任何高校所无法回避的。在学习他的有关著作时,我们可以发现,下述思想显得尤为突出。第一,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科技等意义上的需求,因而要求高等教育充分发挥其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等多种功能,满足上述多种需求。第二,应从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出发,保持高等教育供求关系的平衡。急功近利的发展观只会加剧高等教育供求的不平衡,阻碍高等教育(供方)和社会、个人(需方)的健康发展。高等教育对市场经济的“全面适应”和“主动适应”观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潘懋元先生有关正确处理高等教育供求关系的指导思想。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也日趋强烈。为此,潘懋元先生呼吁,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注意满足个体的高等教育需求。

他寄希望于即将到来的21世纪,通过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既持高等教育与个体之间的供求平衡。他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必然的趋势,而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就现实来讲,“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既不应该徘徊不前,也不应该操之过急。应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适度超前发展。”针对在我国推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潘懋元先生置之坦然:其一,“大学毕业生的职业岗位,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需要高等教育水平的职业岗位必将增加;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进步,那就不是只占据一个岗位,而可能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二,大学毕业生多了,可能出现“高才低就”,“从短期看,可能是一种浪费。但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看,未必不是好事。”

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种不同于精英教育模式的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式或新思路,因此,潘懋元先生强调指出,一方面,“不能用精英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规格、学术方向与标准……办学体制与管理体制等来规范大众化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大众化高等教育并不排斥而应包括精英教育作为它的组成部分”,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是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途径和出路。为了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的矛盾,潘懋元先生提出了颇具创意的“节支”与“增收”的方法。“节支,就是采取非精英教育的消费水平以扩大高等教育”,在保证一定比例的精英教育条件下,发展类似国外的社区学院、成人高等学校、开放大学、远距离高等教育,以减轻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资金负担。“增收,就是发展私立(民办)高等教育,以吸收法人或私人投资和学生较高的学费。”他坚信,“在21世纪,教育消费将成为国民消费强有力的增长点,投资者也看好这一教育产业。”“如果按照教育作为一种产业的性质,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投入,允许给予适当的回报,并加强立法管理,将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资金投入开辟一条重要的增收途径”,使我国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过程中顺利通过征途中的关隘。

高等教育经济学作为高等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一开始就受到潘懋元先生的极大关注。他认为,高等教育经济学起步较早,曾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近年来进展不大。他提出,研究高等教育的理论问题要从多学科角度进行,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本学科领域。否则,难以得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结论。他希望有更多的有

第五篇：在经济学理论下分析大学生就业问题

在经济学理论下分析大学生就业问题

摘要：当下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大学生就业体制市场化改革和社会整体就业形势严峻的多重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突出,已从个人问题、家庭问题、学校问题上升为一个政府乃至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针对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就我国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产业结构、社会用人单位和大学生自身方面分析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 原因 对策 经济学

一、我国大学生的就业现状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开始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相对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过快,超过了经济社会的承载力,也让老百姓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政府在高等教育的配套设施、制度建设、法制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另一方面,高校存在制度惰性,自身缺乏改革教育内容和方法的主动权、主动性同时也面临诸多的改革障碍,改革的余地狭小。面对日益复杂的就业市场,高效生产出的很多“产品”一大学生与市场需求脱节。在这种急速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供过于求,教育质量下降的情况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急剧变化,原来大学生作为稀缺资源所具备的市场优势不复存在,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就业出现困难。

目前，我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本来就大，而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三峰叠加”的态势。中国劳动力需求现状是供大于求，而这个总体格局并没有改变就业压力持续加大、就业问题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使得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环境更加严峻。

二、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经济学理论 1.劳动力供给与厂商使用劳动要素理论

厂商使用劳动力要素的原则以使其利润达到最大化为原则，即使所用要素的边际成本和相应的边际利益相等。在西方经济学中，劳动力要素的供给与其他要素的供给有着显著的不同，当工资的提高使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便会更加珍惜闲暇。因此，当工资增加到一定的高度并将继续提高时，劳动力供给量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2.产业结构中的弹性理论

在劳动者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各结构产业对于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影响劳动力要素供求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弹性理论是判断各产业对劳动力吸收能力的标准有一种有效理论依据。当弹性系数越大时，该结构产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越大，劳动力面临的就业机会也越多。因此，结构产业对劳动要素的弹性，明显影响着产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3.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即对生产者进行教育、职业培训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等的总和，表现为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随着大学教育的不断普及，获得高学历条件的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进入高等学府积累资本，这使得高学历人才的数量日益膨胀，而仅有专业技能或体力的低学历劳动者的数量相对减少，最终导致此类劳动力资源成为一种稀缺性资源。

三、大学生就业问题分析 1.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

对于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高，接受的教育较高，则劳动生产率也相应较高；反之，接受教育成度低，劳动生产率也较低。由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只能通过长期的劳动才能得到评定，所以企业在招聘时并不容易知道其程度如何，但通过学历程度却可以大致评定其劳动生产率。因而企业不会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对一个人进行长时间观察，然后再决定是否录用，增加不必要的信息交易成本。同时，获得学历信息比较容易而且是免费获得，节约了企业的信息成本，也能作为测量一个人的能力标准之一。因此，当高学历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其价值没有被损耗时，学历越高找到工作的机会也越大。在精英教育时代，大学毕业生属于高端人，并且是一种稀缺性资源，企业为了自身的发展必须吸纳高端人才，发挥其技术才能，组织生产为企业创造价值，但由于这种稀缺性资源有限，因此，一度出现大学生供不应求的现象。

因为高校与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造成大学毕业生的供给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严重失衡，追其原因是我国高校的大量扩招。其主要表现在，第一，需要无实践经验大学毕业生的单位较少，而无实践经验的大学毕业生供给多。这导致报考公务员的大学毕业生人数逐年提高。第二，社会需求结构与大学毕业生的知识结构不匹配，由于高校专业设置和专业课程的设置具有一定的刚性，而社会需求的数量和结构却在不断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导致一方面使许多大学毕业生无业可就，另一方面一些冷门专业的毕业生人数不能满足许多企业的需求，导致结构性失业人数不断增加。2.劳动力市场改革滞后

我国劳动人事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滞后导致我国劳动力市场上严重的多重分割,以户籍制度、人事制度为基础的一系列正式制度安排,使劳动力市场分割有了制度基础,它与非正式制度相呼应,形成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特殊形态。同时,我国城市内部还存在两个隐形的劳动力市场,这两个市场,一个是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用工市场, 另一个是在旧体制外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用工市场,带有完全市场化特征。这两个市场是两种用工体制,前者是体制内的,后者属体制外的。这对工资收入、劳动供给和工作流动有着重要影响。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之后的工资收入、工作条件、福利保障和升迁机会明显高于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进入后者的大学生们的知识价值的相对“贬值”,其档案和户籍关系也就被“固化”了,向上流动十分困难,流动成本高昂。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滞后还导致非市场因素的大量存在,干扰价格、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非市场因素如劳动力市场上社会资本的滥用和严重的地域歧视损害了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

总之,建设滞后的劳动力市场对大学生市场化就业机制起着反作用,一方面国家把大学毕业生推向了市场,一方面又没能造就良好的市场环境,这就对大学生的就业选择产生的负面影响,强化了“一次就业定终身”的传统观念,一些大学生宁可选择“待业”或“失业”,也不匆忙就业造成了就业的恶性竞争,从而激化了就业矛盾,加剧了就业问题。3.社会用人单位观念不正

从经济学角度看，社会用人单位是人才的需求者,是高校教育产品的最终消费者，用人单位通过对毕业生的考查考核，引入人力资本。企业引入人才是为了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力，实现企业的战略管理目标。大学毕业生是社会用人单位进行社会再生产的“原料”，用人单位将毕业生纳入到自己的行列中作为自己整体的一部分，这实际上表明社会用人单位是人才产品的消费者，通过对人才“消费”，用人单位使自己的社会生产更加有效率，社会产品的质量更高。可见大学生是企业重要的人力资本，对企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部分单位、企业的用人观念还未转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过分注重文凭。第二，生源地域歧视。第三，过分看重工作经验。4.大学生“扎堆”导致供求不均

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发展东南沿海经济特区的政策方针。使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使得东部，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带发展极其不平衡，也导致了“孔雀东南飞”的劳动力供给流动形势。紧跟经济的发展步伐，我国的高等教育也出现了“一边倒的趋势”，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沈阳等中心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主要集中了我国大部分高等院校，也因此导致了每年大学毕业生的人数众多。同时，由于大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较中小城市发展速度快，使得大量企业多聚于经济发达地区，因此，就业机会也相应增多，随之而来的便是这些地区吸引了各地劳动力来此就业。

大学生失业多是一种自动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而显性失业和非自愿性失业的少。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就存在一种“就业悖论”现象，主要表现在就业的地区结构性矛盾，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是大学生首选工作区域，环境好、收入高导致人才过剩。而西部边远地区及基层却表现冷淡，他们宁可失业也不愿选择这些地区，导致这些地区人才匮乏、缺乏竞争。

四、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对策 1.宏观经济层面的措施。

从长期坚持“经济增长优先”战略调整到“就业优先”的战略上来，从根本上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继续发挥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源的配置作用，完善大学生就业市场体系建设，重点建设各种级别、各种门类的人才市场，减少对高等院校的行政干预。

2.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

发展第三产业既是提升经济运行质量的需要，也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需要。民营经济在解决大学生就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急需高速素质的大学生为其提供智力支持，同时其灵活的管理体制与用人制度对大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家应努力调整产业布局，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并积极扶持和发展中小企业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3.深化高校改革，不断调整优化高等教育结构。

应将高等教育的重心从规模扩张转移到质量提高上来，同时还要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职业技能教育，建立与经济多元化相适应的多样化办学体制和办学模式，使人才的培养呈现出多层次性、多规格和多元化的特征，从而使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质量和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相一致，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

首先，要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就要树立科学的质量观，做到科学合理的设置专业。其次，要转变人才培养模式还应该建立并完善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4.增加制度供给。

针对各经济区域的特征，应当采取相应的就业措施，以协调各区域就业人数的不平衡。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一系列与“自主择业”模式相配套的制度，如劳动人事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就业服务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加强对西部和农村地区的经济和政策扶持力度，以优惠政策引进社会资本，加大对农村的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和就业环境；建立大学生就业扶持体系，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为创业者提供优惠政策，建立大学生就业基金会。5.树立正确的大学生就业观和企业的用人观。

大学生要注重提高自己在道德、文化、业务、身体、心理等各方面的素质，增强竞争力和自信心，要树立灵活就业的思想，淡化传统的在国家机关和国有单位工作，捧“铁饭碗”的观念或“皇粮”意识，敢于到中小企业去，到民营企业去，到个体企业去，到西部去，实现多形式多方式的就业。

同时政府应鼓励企业树立理性的用人观，建立长效的用人机制和留人机制，克服在招聘用人问题上的短视心理和浮躁情绪。不要一味地追求高学历，要使自己的人才结构达到一个合理的配置，形成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生产力要素的最佳组合。同时，企业也要重视人才储备的建设，培训更多的后备力量，使自己的企业后劲十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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