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四大理论

第一篇：行为经济学四大理论

哈喽，诶瑞巴蒂！今天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些与行为经济学有关的知识。行为经济学产生了4个重要的理论或者说4个结论：前景理论(或视野理论)(Prospect Theory)、后悔理论(Regret Theory)、过度反应理论(Overreaction Theory)及过度自信理论(Over confidence Theory)。1 前景理论

很多学者研究风险以及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提出的模型非常多，其中最常用的被接受的理性选择模型是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1953)发展的财富预期效用理论。该理论提供了数学化的公理，是一个标准化的模型(解决了当人们面对风险选择时他们应该怎样行动的问题)，应用起来比较方便。但是在最近的几十年，该理论遇到了很多问题，它不能解释众多的异象，它的几个基础性的公理被实验数据所违背，这些问题也刺激了其它的一些试图解释风险或者不确定性条件下个人行为的理论的发展。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就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一个。

前景理论认为人们通常不是从财富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输赢的角度考虑，关心收益和损失的多少。

面对风险决策，人们会选择躲避还是勇往直前？这当然不能简单绝对的回答，因为还要考虑到决策者所处的环境，企业状况等情况，我们先抛开这些条件来研究在只考虑风险本身的时候，人们的心理对决策的影响。这时候我们会得出很有意思的结论。

卡尼曼的前景理论有两大定律：

（1）人们在面临获得时，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损失时，人人都变成了冒险家。

（2）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后悔理论（遗憾理论）

遗憾理论认为个人评估他对未来事件或情形的预期反应。贝尔(Bell, 1982)将遗憾描述为将一件给定事件的结果或状态与将要选择的状态进行比较所产生的情绪。例如，当在熟悉和不熟悉品牌之间进行选择时，消费者可能考虑选择不熟悉品牌造成效果不佳时的遗憾要比选择熟悉品牌的遗憾要大，因而，消费者很少选择不熟悉品牌。

遗憾理论可以被应用在股票市场中投资者心理学领域。无论投资者是否打算购买下降或上升的股票或基金，实际上购买自己属意的证券就将产生情绪上的反应。投资者可能回避卖掉价格已下跌的股票，这是为了回避曾经做出的错误决策的遗憾和报告损失带来的尴尬。当所作选择未能达到预期结果或结果劣于其他选择时，做出错误决策的遗憾心理伴随而生。因此即使决策结果相同，如果某种决策方式可以减少遗憾，对于投资者来说，这种决策方式依然优于其他决策方式。

实质上，投资者正是有了从众心理。为避免做出错误决策带来的遗憾，投资者可能拒绝卖掉价格已经下降的股票。当投资者考虑到大量投资者也在同一投资上遭受损失时，投资者可能降低其情绪反应或感觉。所以投资者发现遵从从众心理，购买本周热门或受大家追涨的股票很容易，导致股市中“羊群效应”的产生。过度反应理论

过度反应理论是西方投资心理学的重要理论之一，该理论说明了市场总是会出现过度反应的现象，人们由于一系列的情绪与认知等心理因素，会在投资过程中表现出加强的投资心理，从而导致市场的过度反应。

经典的经济学和金融理论认为，个体在投资活动中是理性的。他们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会进行理智的分析，当股票价格低于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时，投资者开始买入股票；而当股票价格高于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时，开始卖出股票。证券市场也由此形成了一种价值投资的氛围，但事实并非如此。投资领域中存在着价格长期严重偏离其内在价值的情况，主要原因是上市公司未来的价值本身具有许多不确定性，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引发了投资者的心理上的非理性因素，投资者共同的非理性投机形成了市场的暴涨和崩盘现象。

耶鲁大学的Robert Shiller教授是这一领域的专家。他在2000年3月出版了《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一书，将当时一路涨升的股票市场称作“一场非理性的、自我驱动的、自我膨胀的泡沫”。一个月后，代表所谓美国新经济的纳斯达克股票指数由最高峰的5000多点跌至3000点，又经过近两年的下跌，最低跌至1100多点。互联网泡沫类似于荷兰郁金香、南海公司泡沫，在投资领域中屡见不鲜。为什么人们总会重犯同样的错误呢？Robert ShiUer认为：人类的非理性因素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而历史教训并不足以让人们变得理性起来，非理性是人类根深蒂固的局限性。Shiller教授曾在一个研究中发现：当日本股市见顶时，只有14％的人认为股市会暴跌，但当股市暴跌以后，有32％的投资者认为股市还会暴跌。投资者通常是对于最近的经验考虑过多，并从中推导出最近的趋势，而很少考虑其与长期平均数的偏离程度。换句话说：市场总是会出现过度反应。过度自信理论

大量的认知心理学的文献认为，人是过度自信的，尤其对其自身知识的准确性过度自信。人们系统性地低估某类信息并高估其他信息。Gervaris、Heaton和Odean(2002)将过度自信定义为，认为自己知识的准确性比事实中的程度更高的一种信念，即对自己的信息赋予的权重大于事实上的权重。关于主观概率测度的研究也发现确实存在过度估计自身知识准确性的情况。

过度自信的人在做决策时，会过度估计突出而能引人注意的信息，尤其会过度估计与其已经存在的信念一致的信息，并倾向于搜集那些支持其信念的信息，而忽略那些不支持其信念的信息。当某些观点得到活灵活现的信息、重要的案例和明显的场景支持的时候，人们会更自信，并对这些信息反应过度。而当某些观点得到相关性强的、简洁的、统计性的和基本概率信息支持的时候，人们通常会低估这些信息，并对这些信息反应不足。

人类倾向于从无序中看出规律，尤其是从一大堆随机的经济数据中，推出所谓的规律。Amos Tversky提供了大量的统计数据，来说明许多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由于运气和偶然因素的结果，而人类有一种表征直觉推理(representative heuristic)特点，即从一些数据的表面特征，直觉推断出其内在的规律性，从而产生认知和判断上的偏差(biases of cognition and judgment)。投资者的归因偏好也加重了这种认知偏差，即将偶然的成功归因于自己操作的技巧，将失败的投资操作归于外界无法控制因素，从而产生了所谓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的心理现象。过度自信是指人们对自己的判断能力过于自信。投资者趋向于认为别人的投资决策都是非理性的，而自己的决定是理性的，是在根据优势的信息基础上进行操作的，但事实并非如此。Daniel Kadmeman认为：过度自信来源于投资者对概率事件的错误估计，人们对于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产生过高的估计，认为其总是可能发生的，这也是各种博彩行为的心理依据；而对于中等偏高程度的概率性事件，易产生过低的估计；但对于90％以上的概率性事件，则认为肯定会发生。这是过度自信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参加投资活动会让投资者产生一种控制错觉(illusion of contro1)，控制错觉也是产生过度自信的一个重要原因。

投资者和证券分析师们在他们有一定知识的领域中特别过于自信。然而，提高自信水平与成功投资并无相关。基金经理人、股评家以及投资者总认为自己有能力跑赢大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Brad Barber和Terrance Odean在此领域做了大量研究。男性在许多领域(体育技能、领导能力、与别人相处能力)中总是过高估计自己。他们在1991年至1997年中，研究了 38000名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将年交易量作为过度自信的指标，发现男性投资者的年交易量比女性投资者的年交易量总体高出20％以上，而投资收益却略低于女性投资者。数据显示：过度自信的投资者在市场中会频繁交易，总体表现为年交易量的放大。但由于过度自信而频繁地进行交易并不能让投资者获得更高的收益。在另一个研究中，他们取样1991年至1996年中的78 000名投资者，发现年交易量越高的投资者的实际投资收益越低。在一系列的研究中，他们还发现过度自信的投资者更喜欢冒风险，同时也容易忽略交易成本。这也是其投资收益低于正常水平的两大原因。

第二篇：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及其评析

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及其评析

作者:李树

一、行为经济学及其形成动因

所谓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顾名思义，就是指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它通过观察和实验等方法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的研究。与20世纪80年代初走红的理性预期学派一样，行为经济学大量采用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的方法，对人们的经济行为进行研究，它以现实为基础构造理论，从而摆脱了传统理论以抽象的假设并且常常是脱离实际的假设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的束缚，给经济学研究注入了生机与活力。行为经济学认为，主流经济学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将其理论建立在一种呆滞的假设基础上，即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其实人也有生性活泼的另一面，即人性中也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观念导引的成分。人类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表明，利他主义、社会意识、公正追求等品质和观念也是广泛存在的，否则无法解释当代志愿者、环保运动等社会现象，无法解释许多超额奉献和献身精神，无法解释人类生活中许许多多的“非物质动机”或“非经济动机”。人本身就不是那么“理性”的，经济活动因此也不是那么“理性”的。例如，股票市场并不是对公司的现实，而是对投资者的情绪作出反应，而人的“表象”思维、心理定势、环境影响往往导致并不理性的错误。行为经济学家们认为，事实上，从李嘉图、马克思到凯恩斯，几乎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把复杂的心理学纳入自己的思维之中。

对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可以追溯到斯密的古典经济理论。斯密曾运用这种方法分析“经济人”的行为，但却简单地把个人的经济行为理解为赚钱或谋利。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政府只需调整税收和财政政策，就可以稳定经济、结束衰退，但却制造出一个新的名词：滞涨(stagflation)。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无论是货币主义者的断言，还是理性预期学派，或是后凯恩斯主义都有一套时髦的理论，但现实的试验结果也未能如愿以偿。即使是供给学派以拉弗曲线(Laffer Curve)为依据预言，降低税率就能消除赤字，但这一预言还是落空了。

为什么传统主流经济学会面临如此困境呢？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对人类行为认识上存在的偏差，对人类行为的简单化、机械化、空壳化的定位。传统经济学究经济问题时，往往把人的行为看作是机械的，或者只是着眼于对资本、资源、市场、价格、利息和失业等因素进行定量分析，而忽视对经济现象中人的行为及其心理作用的研究。著名心理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卡尼曼(D.kahneman)教授和斯坦福大学的特韦尔斯基(A.Tversky)教授强调指出，人们的行为不仅受到利益的驱使，而且还受到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如本能、偏见、歧视和嫉妒等

(M.Levinson,1985)。但这些因素在传统经济学中被有意无意地抽象掉了，因此现实中存在许多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同时经济预测也常常出现较大误差。在此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们为了使理论更好地符合现实，只得另辟蹊径。一批西方经济学家把研究视角投向经济现象背后，试图发现牵动经济现象的活的主观因素和心理因素。于是，以心理分析和经济运行规律的有机结合为基础的行为经济理论便脱颖而出。

实际上，行为经济学的异军突起并非偶然。在传统经济学思想里，行为分析就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如新古典经济学中“效用”概念，就是一个心理与行为科学术语；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之基石的“三大心理定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边际投资倾向递减、灵活偏好）就是纯粹的心理学与行为科学范畴。李斯

(A.Rees,1968)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与社会寻求物质满足需要及欲望的社会科学。”罗宾斯(L.Robbins,1962)认为：“经济学把人类行为纳入目标与具备多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中加以研究。”马歇尔(A.Marshall,1962)指出：“关于欲望的研究，人们可以从行为的研究中得到许多借鉴。”斯蒂格勒

(E.J.stigler,1987)也强调，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因素是人，是那些反过来受到我们分析的实践和政策影响的人。”在这种思想认识下，又正值传统经济学困难重重，行为分析以空前的魅力吸引了众多的学者，使得行为经济学得以产生和发展。[pagesplitxx]

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行为，所谓经济行为，在经济学家看来应该是“指人在两种稀有资源之间进行决策和选择以达到满意利用的决策行为和选择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定义略显狭窄。尽管行为经济学家承认“确定人的行为的一般原理是很重要的一环”，但“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理解和预见在特定情况下特定时间内发生的经济过程”，研究兴趣在特定经济行为，即特定条件下具体的生产、分配、消费等经济行为。

1、消费行为。传统经济学提出“消费支出是收入的函数”，同等收入条件下，人们将支出相同比例的收入，收入一旦确定，就可以对消费总量作出精确预测。行为经济学认为，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消费支出不但受收入量的制约，而且还是消费意愿的函数，受消费动机、消费态度的影响。比如，在心情愉快时，人的行为活动就要积极一些，能动性就要强一些，其消费动机也就增强。其实，“积极情绪对人的活动有增力的作用，消极情绪对人的情绪有减力作用”这是行为科学规律，心理学教科书上已经描述得很清楚。因此，只要是人的消费不是受预算的硬约束，那么消费行为就应受消费动机和消费态度的影响。行为经济学立足于行为科学来解释消费行为是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的。

2、广告行为。广告的目的在于改变消费者的消费态度，控制消费意向，促进消费。行为经济学目前主要研究改变消费态度是情感、认知二因素相互作用的问题。目前，广告业界把理性广告与情感广告结合起来的广告行为，把理性诉求和情感诉求结合起来的广告策略，以此来获得更好的广告效果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行为经济学研究成果应用的具体表现。

3、企业家行为。目前研究重点是决策行为。传统经济学把企业家视为具有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提出“以最小耗费获得最大价值”的决策原则。行为经济学则采纳了西蒙(H.A.Simon)的“有限理性”的思想，认为企业家活动的现实行为环境特点是不确定性和不完全竞争性，不可能获得最大价值、最小耗费的信息，只能在有限信息基础上寻求价值与耗费的最大差距，即寻求满意决策。

4、投资行为。投资行为属于风险性行为，无论企业或个人心理上都倾向于回避风险、追逐稳定，只有在选择的货币期望值大到足以弥补风险代价，或结局直接危险或损害企业或个人利益这两种情况下，冒险行为才可能发生。对此的研究涉及到投资动机与行为偏好。不同投资动机推动下的投资行为，其具体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行为偏好在投资中主要表现为对风险的态度，每个投资者都有自己的行为偏好，而且投资者之间的行为偏好往往都是不相同的或者有差异的。由此，可以分为风险爱好、风险厌恶和风险中性，这三种投资者的具体投资行为操作是不一样的。因此，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投资既是利润的函数，又是经济心理的函数。

5、储蓄行为。传统经济学认为，储蓄量在经济繁荣、收入提高时增加，经济萧条、收入降低时减少。Katona等人发现，储蓄动机在低收入、经济萧条时期更强，经济繁荣时人们反而倾向于购买耐用消费品、旅游、度假和满足其他享乐性需要，增加消费、减少储蓄。他们发现，持币量与储蓄量之间缺乏绝对的正相关联系，并非储蓄能力越强，储蓄数量一定就越多，对储蓄行为起决定作用的除持币量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的行为及心理因素，即：(1)储蓄动机。研究表明，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具有更强烈的储蓄动机；老年人比青年人具有更强烈的储蓄动机。(2)对社会经济状况的理解与预期。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储蓄动机一般高于经济繁荣时期，因为萧条的经济通常带来普遍的社会恐慌，预期未来收入会减少，人们急切需要一个能够帮助自己抵御风险、渡过难关的经济缓冲器——一笔足够保障当时及今后一段时期基本生活需要的储蓄金。而经济繁荣时期通常乐观主义情绪占上风，各种欲望喷涌而出乃至极度膨胀，更多的资金被转向用于满足物质、文化与享乐的需要，储蓄量则相对减少。

6、税收行为。传统经济学通常认为，税收与消费是一对矛盾，削减税收势必会带来消费量增加，增加税收则必然导致消费量减少；且二者呈等量变化，即税收增加的量就是消费减少的量。卡托纳等人在研究了社会纳税心理后发现，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情形，即在增税情况下，人们减少储蓄维持消费，原生活水平不变；减税情况下，则增加储蓄，节制消费，原生活水平依然不变。税收无论是增是减，人的自主调节使消费不受影响。他们认为，税收变化最终带来的是刺激消费还是遏制消费取决于消费者的经济心理因素，其核心因素是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和满意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人们对政府税收政策的态度、评价和预期：肯定还是否定，积极还是消极，乐观还是悲观，不同的心理会导致对税收变化的不同反应。

7、通货膨胀。行为经济学在此领域研究的主要兴趣在于：(1)通货膨胀的社会知觉特点；(2)通货膨胀与消费、储蓄、投资等经济行为之间的制动关系。行为经济学注意到这样一个社会经济现象，即虽然大多数美国人视通货膨胀为恶魔，但当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通胀降临时，却并不急于购买，而是持币观望。研究发现，人们对通货膨胀的行为反应受心理预期的支配。若价格已经上涨且人们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小幅上涨时，往往维持消费，或降低消费，增加储蓄；若价格已经上涨且人们已经预计未来还将大幅上涨，人们才会用囤积和储藏来保护自己。[pagesplitxx]

三、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传统经济学是通过理论抽象和假设，再利用数学工具构造数理或计量模型。随着理论研究的发展，许多模型已变得非常复杂。而且经济学家需要寻找现实中的数据来检验他们的理论，但是进行全面统计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而政府提供的数据不够全面，也没有足够的可信度。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十分低廉的观察和实验去检验经济理论的方法就诞生了。行为经济学通过借鉴与引入心理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结合经济学的传统研究，主要运用观察、调查和实验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这些方法的使用使得行为经济理论更具客观性与有效性。

1、观察法。观察法是经济行为研究的一般方法，它指的是研究者在未经控制的日常生活条件下，有目的、有计划、系统地观察纪录经济行为人的外部表现，从

而分析、判断其行为及心理活动的一种方法。由于人的各种经济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经济需求和动机支配下进行的，因此，研究者有目的、有选择地在自然发生的条件下对被观察者进行细致的观察，并作详细的记录和分析，这样所获得的结果就比较客观。经济活动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它牵涉到人们的切身利益，敏感度很大，在大多数场合，是不宜加以人为的干预和控制，比较适宜于通过自然观察的方式来进行研究，以确保研究具有较高的“自然生态效度”，其结果能反映客观经济现实。

2、调查法。行为经济学常用的另一种研究方法就是调查法。调查法也是对未加控制的研究客体进行了解取证的方法。但调查的含义比观察要丰富得多。首先，调查者可以通过语言交流的形式来了解被调查者的心理及行为，如开个座谈会，请与会者畅谈一下对某个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等。其次，还可以通过书面的形式进行调查，如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公众意向。例如，在迪希特学派的动机研究中，有一种被称为“深入谈话法”，除了通过与消费者深入地交谈外，还通过其它的一些间接技术的辅助，如用罗夏测验、文字联想测验、“配套或配对测验”、“戏剧游戏”手段、“角色游戏”手段和群体讨论来分析消费者行为。调查法的长处在于可以在十分广泛的范围内展开调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3、实验法。这是行为经济学研究较之传统经济学研究在方法上最重要的创新。实验法是对研究客体所处条件加以有意识调节控制的方法。这种方法与观察法、调查法一个较明显的区别是，观察法通常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不能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要想知道“为什么”的问题，就有必要采用实验法，因为它是以某些条件不变为前提的，它可以比较清楚地找出两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验方法的主要优势集中体现在其基本特征上，即“可重复性”和“可控制性”。可重复性是指其他研究者是否能够重新进行同样一个实验，并由此证实单独发现。通俗而言，即“你是否看到我所看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缺乏可重复性是一切非实验性的观察所固有的弊端。对于经济学研究而言，此点更为明显，因为从自然发生过程中记录下来的数据随着现实背景的变化特别是一些未加观察因素的变化，它一般是独一无二的，而且经济数据的收集和单独证实通常也意味着极为高昂的成本。因此，花费相对低廉的成本，亲自进行能够重复的实验查证，对于职业经济学家来说，无疑是一种富有激励性的研究方法。[pagesplitxx]

四、行为经济学评析

行为经济学的出现，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应。许多学者积极欢迎，并认为它是“回归理智”的科学；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不屑一顾，认为它没有多大发展前途。从总体看，行为经济学的影响还在不断扩大：诸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名牌学府都相继开设了“行为经济学”的正式课程；伊里诺斯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也开始了行为经济学研究；工商界对行为经济学也颇感兴趣，把它应用于广告、促销活动以及养老金计划。纽约著名的万全证券

(prudential securities)公司还别出心裁地聘请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给投资者们分析股市走势，结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显然，行为经济学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而且越来越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关注与重视，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kahneman)和维农·史密斯(V.Smith)因在行为经济理论和实验经济学方面的杰出研究而获得2002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在更早的1978年，认知心理学家西蒙(H.A.Simon)由于在“企业组织的决策行为”研究中所作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已没有理由怀疑行为经济学的存在价值与学术地位了。

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言，行为经济学在西方国家受到学界的关注，主要与主流经济学的无能有关。这是行为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同传统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相比，行为经济学显得格外谨慎，它并没有立刻提出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主张和治国良方，它只是在长期被忽视的领域（人类行为）向传统理论发起攻击。即便如此，它仍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以观察和实验等实证性的方法，把几十年来一直在数学公式里兜圈子的经济学领回到它所研究的实际生活中来，并迫使那些不现实的理论家正视现实。这就是行为经济学最大的贡献；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枯燥乏味的经济理论研究有了令人兴奋的转变，使经济学研究增添了应有的“人本主义”精神与“人文主义”气息。

著名行为经济学家卡托纳(George Katona)等人认为，现代经济与古典经济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经济活动的立足点发生了根本变化，物的经济为人的经济所替代，人从被收入、价格等经济提线牵动的经济木偶一跃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过程中的任何一种现象性浮出都不外乎是社会个体（或群体）的经济行为或聚合或沉淀的产物。用卡托纳的话讲，“正是这些行为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创造了经济”。因此，现代经济现象在本质上已经成为一种人文现象，经济分析所要做的也“不再是研究产品的数量和价格之间、储蓄和流通之间抽象的关系，而是发现人的经济行为的特点和规律”。行为经济学的崛起表明，“人及其行为”正在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主题，倡导并注重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为现代经济学建构了一个“充满人性和人类价值”的理论框架，使经济学成为人的科学，人成为经济学的主体。这里所说的“人是主体”有着不同于常识认知的特殊含义，系指：(1)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由人类主体有目的的经济活动构成的；(2)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说到底是人类主体有目的的经济活动的规律；(3)社会经济发展的态势最终取决于人类主体自身发展的文明程度以及人类主体对其自身在经济活动中自主作用的自觉意识水平；(4)人的欲望及需要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5)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与归属。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尽管经济学研究涉及资源配置与财富创造，表面上似乎是“物”的经济，实质上是人在“配置资源”与“创造财富”，人在经济活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经济学研究应以人为本，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即研究人在特定情况下的“经济决策行为、投资行为、储蓄行为、消费行为与市场行为”，经济学的人本化应是经济研究的必然趋势。行为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正是顺应了这一趋势。[pagesplitxx]

其实，“行为”理论一直是美国人文科学中的一大分支，在当今社会中，各种学科的交汇也是一种潮流。因此，行为经济学的出现也是势在必然。行为经济学的出现正是这一背景在经济学领域的一种反射。行为经济学的形成可以认为是经济学上的“行为革命”，它正促使经济学逐步走向人性化发展。在将于今年出版的一本行为经济学论文集的序言中，其中三位经济学家——卡内基—梅隆研究所的乔治·洛文斯坦、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科林·卡梅勒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马修·拉宾写道：“我们的预见是，一切经济学都将被视为行为经济学。”1992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C.S.Becker,1980)认为，经济学研究已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即传统市场学。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已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也就是研究货币交换关系。现在的第三阶段，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以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策。按照这种观点，行为经济学就是第三阶段经济学的骨干理论。当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行为经济学还存在着某些不足，如(1)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2)有关学者没有足够的心理及行为科学知识，或者缺乏经济研

究所需要的数学基础。(3)没有严格的理论逻辑。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H.A.Simon)认为，目前的行为经济学“不是单一的特定的理论，而是对人类行为新古典假设的实证检验，并根据检验结果进一步修正理论。”不过，随着研究的发展深入，行为经济学应该会发展完善，在经验中验证传统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建立新的能够正确描述人类经济行为的经验定律，并且形成特定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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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经济学激励理论

经济学中的激励理论与人才开发

人才开发工作虽然是系统工程，但着力点主要是两个：人才挑选与激励。一个做到了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的组织，将充满活力和竞争力，会更有效地实现组织宗旨或目标。挑选和激励人才，在研究层面就构成了激励理论的主要内容。人力资源管理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人力资源招聘、培训、绩效评估、员工激励、员工薪酬等理论，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但对于新兴的经济学激励理论吸收不多。笔者认为，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吸收经济学的激励理论。如此，一方面有助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完善，一方面有助于提升企业、公共部门的人才开发工作。

经济学激励理论的贡献

在2004年去世的法国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在其巨著(激励理论——委托代理模型)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经济史中，劳动分工与交易的出现带来了激励问题。由此，他认为在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著述中就已经包含了激励思想。不过，激励理论的产生，更大的推动力来自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理革命”，即现代企业史上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现象。这一现象导致了现代企业制度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企业所有者如何挑选和激励经营者。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激励理论获得很大发展，并与博弈论、非对称信息市场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相互影响，汇成了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信息经济学流派。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中，如施蒂格勒、纳什等三位博弈论专家、莫里斯与维克里、斯蒂格里茨、斯彭斯、阿克劳夫等，都在信息经济学也即激励理论研究方面有重要贡献。

经济学激励理论中的委托代理模型，逻辑分析起点是交易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激励理论把信息掌握少的一方称为委托人，反之即代理人。现实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卖东西的人可能欺骗买东西的人而使买者遭受损失，这将导致市场失灵。经济学在理论上将信息不对称问题主要归为两类：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在人才挑选和激励层面上，逆向选择意味着选出来的并不是最优秀或合适的人；道德风险表现为选出来的人不努力工作。问题解决的思路是：其一，建立一个好的遴选机制，目的是选出合适的代理人，方法是在代理人之间形成竞争；其二，建立一个好的激励机制，目的是使代理人持续努力并符合委托人的目标，方法是使激励机制满足两个原则：参与约束原则和激励相容约束原则。参与约束原

则，指代理人参与工作所得净收益必须不低于不工作也能得到的收益；激励相容约束原则，指代理人让委托人最满意的努力程度也是给他自己带来最大净收益的努力程度。根据激励相容约束原则，如果要代理人积极努力工作，委托人就需要将风险及其收入分解，由代理人分担一部分。简言之，委托代理理论的逻辑就是：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道德风险——有效的遴选机制、激励机制。当然，严谨的委托代理理论建立了许多模型，通过演绎、推理阐述了几乎所有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构建了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

激励理论中的团队理论，针对的是工作团队中员工偷懒或欺骗、整个团队偷懒以致效率低下等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代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一方面，团队理论用改进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分配机制的思路来解决，如将原本由委托人全部承担的赢亏风险部分地分配给代理人，使代理人也享有部分剩余索取权；另一方面，提出用“团体惩罚或激励”的办法打破“预算平衡约束”，以规避团队偷懒。当然，团队理论在基础研究方面，主要解释了为何所有者(委托人)是剩余索取者，以及为何是团体惩罚的实施者。团队理论的最新发展，强调了在团队中培育合作精神对于团队效率的重要性。在团队中形成合作氛围的条件或做法包括：成员之间长时间交往、分散化决策、依赖团队成员之间的互相鼓励和监督、采用联合绩效报酬体制而不是相对绩效评价体制。

如果说上述主要观点是在委托代理关系最简单的情形——一个委托人和一个代理人的基础上得到的话，那么，激励理论的趋势是分析现实中的复杂委托代理。截至目前，激励理论提出的新观点包括：(1)多代理人或多任务模型。存在多个代理人时，委托人将可能面临代理人之间的串谋问题，如平行串谋、垂直串谋，激励理论由此提出防范串谋原理，如适当的分权机制等；当代理人承担多任务时，不同任务之间相互作用，甚至相互冲突，解决办法是把任务分离或降低对某种任务的激励。(2)委托人的道德风险和多委托人问题。不仅代理人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委托人也可能有类似以权谋私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不履行合同等现象，即委托人的道德风险。当存在多个委托人时，代理人将面临多个“婆婆”，此时，需要解决委托人之间的协调问题。(3)多阶段博弈(动态)的委托—代理模型。委托代理关系常常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多次的，这导致的积极效果是声誉效应，即代理人为了自己长期收益最大化会积极维护自己的声誉，因此不需要过多的显性激励；导

致的消极后果是棘轮效应，即“鞭打快牛”现象：在以过去的业绩为标准衡量代理人时，如果代理人意识到“努力——业绩高——新的标准——更努力”，那么就不一定努力了。激励理论由此提出，应将相对绩效报酬体系和锦标制度综合起来运用。

总的来说，经济学激励理论深化了对管理(激励)主客体之间关系的认识，帮助我们认识到信息不对称问题尤其是委托代理关系的普遍存在，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时下，对我国教育、科技、企业等领域的批评或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比如：为何没能造就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学术大师?为何优秀的中国企业家群体迟迟未能孵化出来?为何优秀的政治家、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成长缓慢?为解决这些问题，更深入的企业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干部制度改革、公务员制度改革等呼之欲出。从理论上看，这些改革的目标就是在各自领域建立一个更好的人才开发机制，尤其是人才挑选和激励机制，这意味着激励理论大有用武之地。

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经营者激励与约束

经济学激励理论的发展历史表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催生了经济学激励理论的产生；两权分离后现代企业治理中不断涌现的问题，推动了激励理论的蓬勃发展。可以这样说，以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治理理论和以委托代理模型、团队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激励理论互为表里。

企业治理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建立有效的经营者选择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因为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后，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面对的问题，一是如何挑选一个合适的经理，二是如何激励经理努力工作。尤其是后者，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目标差异，即所有者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长期性”特征与经营者追求合同期内收入最大化的“短期性”特征之间的差异，需要建立一个制度框架以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双赢”。

依托激励理论，在实践中较为有效的制度框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经营者的选择机制。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经理选择方式，是通过经理职业化和建立经理市场，形成一个以竞争为基础的经营者选择机制。结果，经理之间的竞争避免了陷入逆向选择问题，而且企业最终面临一个“买方市场”，能够挑选到最好的或比较好的经理。其次是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

这由两部分构成：(1)由年薪制、股权激励、期权激励等构成的激励机制；(2)由董事会、监事会等组成的监督机构以及相应的绩效考评、企业营利年报制度等构成的约束机制。由年薪制、股权激励、期权激励构成的激励机制的一个重要原则是高薪，这符合参与约束原则，也意味着对经理人力资本的承认。因为作为经理，其人力资本相当可观，不仅投入巨大(如读MBA)，而且要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所以高薪实际上是予以补偿。否则，没人愿意从事经理这一职业。由年薪制、股权激励、期权激励构成的激励机制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使得经理的行为或目标长期化，最终符合所有者的长远利益。如由“基薪+奖金”构成的年薪制：一方面，基薪确保收入较高；另一方面，奖金即风险收入，目的是将经理的收人捆绑在企业的年利润水平上。原因在于，技术上，以年为单位考察企业利润是比较好的时间单位；制度上，通过风险分担，促使经理在追求自身短期目标的同时兼顾所有者的长期目标。而管理层收购(MBO)、股权制、期权制等，或者使经理变成所有者之一，或者使经理具有本应所有者才具有的剩余索取权等，更多地激励经理考虑企业的长远利益。当然，光有激励也不行，还得约束。现代公司中，专门监督经理的机构如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的功能是选择和聘用经理，谁做经理，董事会说了算；监事会的功能不仅监督经理而且监督董事，董事聘用经理的权力也受到监督，所以避免了董事与经理合谋。另外，经理的业绩评定、公司营利年报等，都是约束经理的具体制度。

总的来说，这样一套经营者激励与约束制度是有效率的。美国经济相对于其他地区之所以能保持持续的繁荣，一个微观的制度原因就在于这套制度在美国公司制度中发明、运用。当然，问题总在制度之前，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安然等公司的丑闻以及此前股市“泡沫”等也暴露出期权制等的弊端，这为激励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课题，要求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经理激励与约束制度。

结语

如果从微观层面上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程，改革就是激励与约束制度的重建过程。比如，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人民公社制度，实际上就是给农民提供了一个“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激励与约束；国有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再到产权改革，一个基本目的，就是形成对企业职工尤其是企业经理的新的激励与约束；干部人事制度，引入公开招考、竞

争上岗等机制，进步尽管有限，但强化激励和约束并重的思路日渐明朗。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就国有企业改革而育，在借鉴激励理论，引进经营者选择机制、激励约束机制方面作出了新的尝试，取得了一定成绩，不过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如从国企经理选择角度看，目前仍习惯于政府任命的办法，经理职业化和市场化选择程度不高。任命固然便利了作为“委托人”的政府对国企的控制，但导致经营者“官员化”，经营者关注自己官职级别的程度甚于企业(长期)盈利等企业目标。由于经理职业化滞后，所谓经理市场、市场化选择机制，短期内也无法建立起来。再从经理激励与约束角度看，虽在尝试年薪制、MBO、股权制等，但很不规范，约束制度不健全，实际造成了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其中一部分国有资产甚至于被国企经理化为私有。2004年8月，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对国企改革的激烈批评，也是针对这些问题的。

1996年，经济学家钱颖一在《激励理论的新发展与中国的金融改革》中曾经指出：“当大家都认为经济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深层次的时候，理论上的分析也应有一个深层次的发展，超越过去的就事论事，上升到一个系统的、深刻的认识。激励理论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研究工具，可以使我们在分析改革上有很大收获。”如是斯言。当前的改革还没有走出深水区，企业、大学、政府等都准备进行更深入的改革，经济学激励理论将会得到更广泛的重视和借鉴。

(本文转摘自《人才开发》2005-2作者：王礼鑫)

第四篇：《行为经济学讲义》读后感

《行为经济学讲义》读后感

老陆

《行为经济学讲义》是由汪丁丁在北大上课的讲义汇编而来的，很多语言都是口语化表达，让人读起来很轻松。而且这种表达方式是在一种无压力，自由状态下产生的，比较容易产生一些思想的火花。自己读来也非常的喜欢。

一 何为行为？何为行动？

自己在讲授消费者行为学的课程时倒没有认真考虑这两个词的本意。或者他们本来就没有差异。汪丁丁认为，行为是生命的表征，没有行为肯定就没有生命了，而运动则不一定是生命的表征，如质子的运动等。尽管这种解释有点牵强，但可以解释行为经济学的理论的出发点。丁丁认为行为主要分为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行为来自与价值判读，价值判读的结果就是选择，而影响价值判断的因素主要来自与内因（个体的认知能力，心理状况等）外因来自与决策环境的不确定性，而选择的影响就来自消费者的约束条件。这一个逻辑框架正好阐述了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架构。一个对我来看很复杂的理论，丁丁用轻描淡写的口吻就解释清楚了，高人就是高人。

二、社会创造

丁丁引自Siddhartha Bhattacharyya and Stellan.Olilsson 2010的文献重点观点：一个社会的创造性，一方面取决于社会里的每一个体的认知能力，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结构。他认为创造从来都是个体行为，但是自由却是整体的。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创造力，是要创造出一个有利于创造的环境。他提出，目前中国不允许怀疑权威，是压制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由此，政治体制的改革远比经济体制改革更紧迫。在一个有力创造的社会中，一定要培养100万名优秀的大学毕业生，重视过程，结果就是必然回产生“爱因斯坦”式的人物，这个和哈耶克的“匿名的少数”的观点一致。有利于创造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丁丁引自爱因斯坦的观点，这个社会应该是自由的，包容的。爱因斯坦说，任何一个伟大高尚的事情无论是艺术作品合适科学成就，都源自与独立的个性，因此，最重要的宽容就是国家与社会对个人的宽容。爱因斯坦不仅是物理学家还应该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宽容是一种整体性质，没有宽容的社会，个人的自由也就消失了。中国技术进步之所以缓慢，主要原因是中国社会缺乏宽容。这个观点一下子击中了我的情感。一些单位给老师提很多教学、科研上的要求，可图书馆中像样的数据库也没有，连外出参加学术研讨会的经费也没法提供。给老师界定了很严格的行为方式。整体是自由的，而个体却是束缚的，这个是当前社会中主要的矛盾。

三、社会流动

一个社会流动路径中有三类媒介：货币，情感和权力。货币是最具有同质性的东西，它可以衡量世间万物，因此，就是货币的劣势，它导致了人类的异化。权力是有科层的，它的同质性比货币要差一点。一般社会中权力主要由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这四种类型组成。而情感也最没有同质性的媒介。几乎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关系都不相同。一般情况下，人类的情感分为原始和派生的两大类。原始的情感主要有惧怕（Fear），悲伤（Sad），幸福（Happiness）四种和愤怒（anger）四类。而派生的情感主要有希望、失望、妒忌、悔恨、悲喜交加，又爱又恨以及更微妙的复合情感。我个人倒认为这三种是充当媒介的功能，倒是促进社会流动的动力，钱能使鬼推磨，权力能让人不断的向上爬，而情感会让人依恋，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情感促进的社会流动更能使这个社会具有活力。

四、合作与生存

汪丁丁在文中开篇就提出“合作何以能？”,合作为什么会产生？他认为，合作是人类进化的原因，这是一个新的视角，这一逻辑的基本出发点是动物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只能借助合作而求得生存，而人类祖先在与其他物种的竞争中毫无个体优势，只能借助与合作才能生存下来。但合作效率比人类高得多的生物（如野狗，蚂蚁等）为什么没有进化的如此文明？汪丁丁认为这是因为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产生了情感闹和社会脑，人类就有产生了社会同情能力（利他），又有了社会认知能力，产生了“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维框架，对社会的演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五、君子与小人

君子与小人相为消长之理，君子的主要职能在于维护合作秩序，对与企业家来说，不是直接去追求企业的效率，而是要创造出一套可以满足最大多数合作参与者的公共的激励制度，最终就可以实现企业的效率最大化。套用这个逻辑，城市的市长不应该是直接追求GDP,而是设计一套城市发展的制度，让最大多数人都能从中获益，这个城市的GDP自然就会上升，因为，交易成本低了。对一个学校也是如此，只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一个城市的市长看中的社会流动的“权力”属性，因此，希望在极短的时间内权力最大化，而设计一个有用的发展之制度，是需要时间的，市长可能等不及了，同样对一个学校也是一样。因此，这一套逻辑对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最有效。

厚厚的一本书，我只悟出这几点，这也是我这凡夫俗子与神仙间的鸿沟吧！

第五篇：交往行为理论

《交往行为理论》读书笔记

《交往行为理论》的作者哈贝马斯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 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哈贝马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转向交往行为理论研究,他深受西方哲学语言转向以及胡塞尔、洛维兹、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的思想的影响。他批评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反对主客体分离的意识哲学。他分析和批判了工具理性所导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以及现代工业文明中意义丧失、自由丧失等交往异化现象,并力图通过交往合理化的实现来构建一个合理社会。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于在当今社会创造一种平等、自由、自觉的交往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在全球化时代处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具有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 1． 交往行为概念的内涵及其实质。

哈贝马斯首先对行为类型进行了分析，行为分为四类：一是目的性行为即“劳动”；二是规范调节性行为；三是戏剧行为；四是交往行为。交往行为所涉及的至少是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至少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动，遵循着一定的规范，借助语言媒介，通过对话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而这四种行为侧重于不同的世界：目的性行为主要考虑客观世界；规范调节性行为与社会世界相联系；戏剧行为涉及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特别是社会世界的关系，其关键是自我表现；交往行为导向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并且交往行为本质上更具有合理性的要求，因为它把各种不同经验导向合理的协调和发展。交往行为组成的世界，也就是人们的日常语言所支撑的世界，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

2．交往行为是以理解为核心的行为。

“理解这个词是含混不清的，它最狭窄的意义是表达两个主体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达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哈贝马斯认为，理解是一种展开于主体之间的交互性的意识活动，要真正实现“理解”就必须借助于语言媒介。在目的性行为中，语言是许多媒介中的一种，行为者通过语言试图影响他人，实现行为者对于客观世界的意图。在规范调节性行为中，语言首先是一种可以提供文化价值、取得意见一致的媒介，它主要是帮助人们建立规范和行为导向，建立社会世界的合法关系。在戏剧行为中，语言是自我表现的媒体，表现行为者的认识和情感，再现行为者的主观世界。在上述三种行为中，都只注重了语青的一种功能，而没有同时注意到语言的所有功能。只有在注重相互关系的交往行为中，语言才同时承担陈述并判断事实的功能，使行为者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承担帮助人们达成共识的理解媒体的功能，使行为者与社会世界发生联系，并承担表达者表现的功能，使行为者展示自身的主观世界。哈贝马斯认为，通过参与者在相互作用中达到他们相互提出的有效性声明的交互主体性的确认，这样理解才以协调行动的动机发挥作用。他认为，现代理论注重意义的追问，人们在语言的交往活动中会达成共识。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普遍共识是一种理想化的过程，即交往理性。为了有效沟通，哈贝马斯认为在交往过程中需要遵循三项语言学规范要求：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哈贝马斯认为，目的性行为涉及真实性要求，规范调节性行为涉及正确性要求，戏剧行为涉及真诚性要求，而交往行为与这三个要求有关联。交往行为同时可以满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三个有效性要求，所以交往行为才是最合理的社会行为。

3．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双层理论架构。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会和个性三个层次构成。“我所说的„文化‟，指的是可随时动用的知识储备——在这种储备中，交往的参与者，当他们对属于某一个世界的事物相互交换看法时，最大限度地做出他们的解释。我所说的„社会‟，指的是那些合法的秩序——借助于这些秩序，交往的参与者调整着他们的隶属于社会群体的成员，并因而保证他们之间的团结一致。我所说的„个性‟，指的是主体由此获得言语和行动的功能的那种能力和资格。”由此观之，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在本质上是由知识构成的。

与“生活世界”相对应的是“系统”概念。其一，系统是一种方法，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重视其结构和功能层面；其二，系统是作为社会的制度和组织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系统机制的产生必须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达到相应程度为条件，系统产生的目的是服务于生活世界的。在货币和权力得以通过法的形式组织起来以前，生活世界合理化已经达到了很成熟的程度。这两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又反作用于那些使他们自身成为可能的、合理化了的现代社会生活形式。在一定的程度上，金钱化和官僚化已经渗透到生活世界的核心领域。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严重分离。现代社会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系统控制了生活世界，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作为现代文明系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官僚政治体制，凭借货币和权力这两个媒介，侵蚀原本属于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使之金钱化和官僚化，从而引起了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被金钱和权力所摄控，生活世界的意义和价值丧失，交往行为的社会整合作用被抵消。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服务于生产的发展，现代文明放逐了早期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公正这些思想，文化世界荒芜化。既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病因、现代文明的危机在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那么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拯救现代文明的途径也就在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重新协调，其关键在于交往理性的重建。

4．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路径探索

第一，共同的规范标准。哈贝马斯认为规范标准的普遍化原则应该能够为大家普遍接受和遵循。为了论证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必须由共同的、普遍的规范标准来指导，他提出了商谈伦理学。商谈伦理学试图向现代社会提出一个相互理解并为各个交往共同体成员所同意的规范道德体系。

第二，选择恰当的语言。在哈贝马斯看来，凡是有交往的地方就会有言语行为的出现，凡是言语行为受到阻碍和被歪曲的地方就不会有合理的交往。人们之间的交谈交往，无非涉及实情、人情和心情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都得通过相应的语言加以表现，通过语言使交往者、交谈者达到相互理解。语言是交往行为的杠杆和促使交往合理化的关键。为了顺利达到协调行为的目的，在进行对话的时候，对话双方必须选择一种能够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正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

第三，进行对话活动。交往必须对话，对话就是交往。在对话活动中，交往双方的利益才能被考虑到，交往双方提出的各种要求才可以成为讨论的对象，在民主、平等、和谐的协商氛围中，人们才能在没有任何外在强迫的氛围中充分论证自己的观点。对话是人们达成统一共识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和最为便利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