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中国大学精神的演变——在一所大学的演讲

第一篇：丁东：中国大学精神的演变——在一所大学的演讲

丁东：中国大学精神的演变——在一所大学的演讲

发布时间:2011-11-10 11:46 作者:丁东

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谈谈大学精神的演变。

中国产生现代大学已经100多年了。清末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出现了第一批新式学堂，新政中废除科举，建立现代学制，中国兴办了更多的大学。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大学精神发生过怎样的变化？也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

这一个世纪，可以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民国，到1949年为止，后一部分是共和国，从50年代到现在。

前一部分，又可分为两小段，北洋时期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草创期，大学精神的形成期，大学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但起点很高。当时的基本格局是公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把中国大学带到高起点上第一个教育家，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不到三年，但一直影响到今天。他主张的兼容并包，网罗百家，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到现在还是我们的愿 景。他对大学的定位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 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今天也不过时。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但网罗了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网罗了辜鸿铭这样的文化 保守主义的高人。梁漱溟没有大学学历，只有中学学历，但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显示了学术水平，蔡校长就请北大教印度哲学。

蔡先生为什么能够站得高，成为开中国大学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有四个条件，第一，他是清末进士，是深通传统文化的学者。第二，他是革命元勋，光复会创始 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第三，他是先当教育总长，后当北大校长。第四，他留学德国法国。留学德国很重要。当时世界高等教育最先进的不是美国，而是德 国。19世纪，德国不但产生洪堡这样伟大的教育家，同时也出现威廉三世这样的君主，他提出了这样的理念：“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 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帝政时代的德给大学充分的财政经费，保证教授有很好的生活待遇，但绝不干预大学的自我管理和学术自由。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大学水平是最高的，诺贝尔获奖者是最多的。希特勒上台以后，迫害犹太人，犹太知识精英大批流亡，流亡到七十多个国家，美国的民间社会很发达，收留其 中的四分之一，美国给他们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天地，使他们有机会成为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电子计算机之父，把美国的大学推上了世界领先水平，从而保持国家 的领先地位。所以，李工真说，德国模式是国兴科教，美国模式是科教兴国。

北洋时期是武夫当国，领导人像走马灯一样，你上我下，政局很不稳定，民生无保障。但主政者对教育、对思想文化基本上不控制，不干预。蔡元培怎么办学，不需要请示谁。

1926年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本来是国共两党发动的政治抗议活动，但政府卫队打死了请愿的学生，段祺瑞还是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从此终生食素，表示忏悔。

1928年以后，进入国民党统治时代。蒋介石比北洋军阀强势，他主张以党治国，国民党政府主张党化教育。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大学的控制是有限 的。要求大学开设党义课，讲三民主义，大学并不认真对待。当时大学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大学的校长、教授在政府面前，没有失去尊严，放弃独立。蒋介石派罗家 伦当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留学归来，比较强势，要在学校实行军训，遭到抵制，只好走人。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教育家，他对大 学有一个著名的概括，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他尊重教授。清华大学他主政时间最长，成就最高。

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曾代表西南联大校方致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一封信，很能说明当时大学和政府的关系：

敬悉部中对于大学应设课程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 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 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 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 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 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 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 授之念，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周智于万物，人非至 圣，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然全国公私立大学之程度不齐，教部训令或系专为比较落后之大学而发，欲为之树一标准，以便策其上进，别有苦心，亦可共 谅，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请将本校作为第某号等训令之例外。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 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冯友兰的信写得比较委婉，但独立精神还是跃然纸上。

从1928年到1949年，虽然中国经常处于战争状态，大学的教学环境经常受到冲击，甚至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教授的待遇也没有保障，像闻一多这样 的名教授，为了养家糊口，还要刻图章挣钱。但这一时期大学的精神是独立的，向上的。一批大学的学术水平是很高的，出现了一代真正的学术宗师，不论是自然科 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奠基人差不多都产生于民国时代。民国时代不但有高水平的国立大学，还有高水平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南开校长张伯苓，燕京校长司徒 雷登，都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民国时代的大学精神至今令人向往。

二

后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六十多年，又可以分为三小段。

第一段是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前一半学苏联，后一半毛泽东自行实验。

建国初期，就开始院系调整。按照苏联模式，把所有的大学打乱重组。苏联模式的特点是专业教育，目的是迅速培养国家需要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而不是人的 全面发展。原来那些综合大学被拆散，变成文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等各种专门学院，专门学校。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本来 都是拔尖的，被并到其他院校，清华成了单一的工科大学。蒋南翔的指导思想是又红又专，也有人归纳为听话出活。最近，杨继绳在资中筠自选集发布会上说，我和 资大姐是校友，但你上的是清华大学，我上的是五道口工学院。因为资中筠在院系调整时毕业了，而杨继绳1960年代才入学。读了五年清华，没听说过陈寅恪，清华传统都被割断了。

院系调整使民国时代留下的一些一流大学大伤元气。至今不能恢复。国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的格局，也变成公立学校的一统天下。

思想改造运动，从最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到一般的教师学生，都要从头学习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放弃原来的世界观、方法论。毛泽东不但要做秦始皇，而且要做孔夫子，集政治领袖和思想文化领袖于一身，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专政。中国的现代社会人文科学，不论文、史、哲、经、政，都用毛泽东的观点统帅 一切。有些学科，如社会学，干脆取消。经过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特别是反右运动，一批有独立见解的教师、学生被打入另册，成为贱民，更多的人不敢再有独立 的思想。治学的天地越来越窄。御用文人成为学者的成功之道。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自成一家。他的学历是中等师范，到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受过气。他对以往大学传统有一种反抗情绪。他读书很多，但瞧不起书本知识。在战争年代，许多科班出身的军人，被他打败了。他说，读书越多越愚蠢。

中苏分裂以后，中国大学不再学苏联，成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实验田。文革中，实验进一步升级，毛泽东号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 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学在文革初期停课闹革命。71、71年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当时的口号是上管改，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 大学。大学的领导层还有工宣队、军宣队。学工、学农、学军在课程中占很大比重。阶级斗争是大学的主课，参加政治运动压倒一切。

开始，招生时还想搞一点文化考试。张铁生事件把有限的文化考试也冲掉了。大学招生全靠推荐。最初还选拔了一些工农兵当中的先进模范人物，很快成为拉关系走后门的重灾区。

当然，毛泽东时代没有市场机制，没有金钱对学术研究的腐蚀。所以人们的思想比较单纯，不敢在学术研究上弄虚作假，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出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合成牛胰岛素，发现青蒿素，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当时，所有的大中专学毕业生都由国家包分配，毕业都是国家干部。学生也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学习态度比较认真。老教授思想改造是真诚的，青年师生对于革命理想的信仰也是真诚的。

有一些校长保持传统的风骨和操守，举两个例子：

其一是马寅初，他是北大校长，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五十年代提出新人口论，受到主流的批判，周恩来劝他检讨过关。他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 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 降。”

其二是人大校长吴玉章，教师谢韬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他把谢韬保到自己家院子里住了一年。后来不得已，谢韬才被关进监狱。当时周恩来对吴玉章很 尊重。吴玉章和党委书记胡锡奎合不来，周恩来原来相中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接替习仲勋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周就把郭影秋调到人大任党委书记接替胡锡奎。

毛泽东去世以后，他的教育思想实验难以为继。这就进入第二个阶段，从7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开始拨乱反正，到80年代，中国大学精神出现了一次中兴。

中兴始于恢复高考。当时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官复原职，８月初就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武汉大学 副教授查全性８月６日放了一炮，他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键。目前这种招生办法，使大学生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中小学质量 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还是招生制度。现行招生制度有四大严重弊病：一，埋没人才。二，工农子弟很难上大学。贫下中农说：‘解放前上学靠钱，十七 年上学靠分，十一年上学靠权。’三，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但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上大学，不需文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现行招生制度必须大改，必须真正保证择优录取，打 破现在的框框，不拘一格选人才。当前正是关键时刻。听说太原招生会，目前尚有可为，迫在眉睫。我呼吁，今年招生开始就要当机立断，下更大的决心，否则又是 一二十万人的质量问题。新生质量无保证，77年教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句空话。今年至少要采取一些过渡措施，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报考招生制度，应当 体现以下精神：一，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单位，至多分配到省市一级掌握。二，要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 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可以看出学生的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三，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 专业。只要我们采取果断措施，大学新生质量就会大为改观，收到显著效果。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原 来想今年文化程度要求达到高中毕业，名额分配到县。自由报考问题，我赞成南翔同志的意见，但马上要做，还要具体化。”邓小平说：“领导批准应改为全国统一 的招生，委员会定，该委员会由教师组成。”科学院李昌说：“招生问题，只要下大决心，今年是来得及的。”沈克琦说：“完全同意查全性同志的意见，如今年不 解决，81年学生的质量无法保证。”邓小平说：“改嘛！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 万人的问题，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拿上来，又要不致引起波动。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方法应当找出来，要求质量。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允许报三 个志愿，到校后再分专业。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招生十六字方针可以改一改嘛！”温元凯说：“十六字可否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 取’？”邓小平说：“你的十六字比较好，但你的第二句话有点问题，比如他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脾气怪些，领导不同意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第二句不要。今年要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生要基本符合提高的要求。”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有５７０万人报考，只录取了２７万，２９人取１。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杨峻、储望华、崔静媛、潘一飞、左因看到考生中有大批 才俊，但招生名额太少，联名上书邓小平。邓小平在12月11日批示：“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华主席，先念，登奎，乌兰夫同志阅后 交文化部党组处理。”使中央音乐学院成倍扩大招生。

１９７８年又有６１０万人报考，原计划招生２９.３万人，实际招收４０.２万人。扩招的动力不是来自教育部，而是来自社会和地方。特别是当时担任天津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林乎加是1978年5月从上海市委书记调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的。上任后，很多人向他反映，高考中分数及格的考生很多，但天津市的招生名额太少，这些人 进不了大学。林乎加就专门召开了一次教育口会议，把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领导也请来，讨论有没有可能扩大招生，把考试合格的学生都录取下来。与会者说，主 要是校舍和宿舍容纳不下。林乎加问，有没有教师？他们说，有教师。林乎加说，可以招走读生嘛！这样就没有宿舍问题了。这个想法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大家态 度都很积极，提了很多建议，最后决定把一些中学拿出来做校舍，办公经费和教师的工资，以及必要的试验设备，由市财政负担。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属于教育部直 接管理，需要向教育部请示。教育部当时的领导不太赞成这个做法，怕不能保证教学质量。林乎加认为，这些学生是经过考试超过及格线的，与文革中推荐工农兵学 员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邓小平和彭冲访问朝鲜归来，曾在天津住了两天，对天津各项工作很支持。林乎加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明大学闲置教员很多，不能人 尽其才。市里有能力办一些分校，让更多的青年上大学，但教育部不太赞成。邓小平很快批示：这是好事情，国家财政又不拿钱，可以让他们试试嘛！得到批示后，天津就放手干起来了。依托已有的大学，天津自筹资金办了10所分校，扩招了8000名学生。

1978年10月，林乎加又调到北京任市委第一书记。当时，1978级新生已经入学。和天津相比，北京达到及格线而未能录取的考生更多，社会反映更强 烈。于是，林乎加先在市委会议上介绍了天津办分校的做法，所有的人都赞成。接着，以北京市委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所有大学校长参加的会议。林乎加说，有那么多考试合格的青年不能进学校读书，这对他们不公平。可能他们一生再也不会有机会上大学了。希望在座的校长能够支持市委办分校的决定。这个决定当即得 到了所有大学校长的支持。会后都表示，要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尽早把分校办起来。北京市委与各高校协商的结果是，由各校派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到分校主管教 学，利用本校的教学设备来解决学生的实验和实习问题。办学经费和校舍由北京市解决。市政府决定，每个城区至少腾出两所中学给大学办分校，有条件的局、办和 大企业也要尽量提供校舍。教学经费需要好几千万，北京市压缩了行政费用，还挤占了基本建设经费。当时基本建设方面的负责人曾表示为难，最后还是服从了市委 的决定。

从1978年的11月开始酝酿，到1979年2月开学，短短的三个月，北京就建起了３６所分校。１９７８年高考五门试卷的满分是５００分，凡是达到300分的北京考生都可以录取。１６８００多名青年，在１９７９年春天走进了大学课堂。

北京市１９７８年扩大招生的幅度大大超过百分之百。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次扩招的效果完全是正面的。分校毕业生与本校毕业生相比并不逊色，大多数都成为 各行各业的专业骨干，还涌现一批杰出的人才。关键是主张扩招的地方政府不但没有逐利动机，还要压缩行政开支。学生当时上学不收费，80%学生还能享受助学 金。可惜，教育部对此并不欣赏。他们倾向于限制考生年龄，让高校以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为主，有社会经验的大龄考生则分流到广播电视大学等成人教育机构。这 样做虽然减轻了高考的竞争压力，但不利于营建学生之间互相学习的氛围，使校园生态走向单调。

否定了文革，中国大学面临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回到十七年，回到文革以前，一种是和世界接轨，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回到民国。教育部想回十七年，但 也有一些有追求的教育家，想和国际接轨，最突出的是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为代表的一些教育家的探索。那个时候校长的自主权比较大，比如 刘道玉在武汉大学实行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学术假制、自由转学制、取消政治辅导员，没有请示任何领导部门，只有插班生制经过国家计委批 准。现在不行，南方科技大学想尝试走新路，第一届直接从高中二年级招生，差点在招生环节就被卡死。现在教育行政部门是自己不作为，但绝不让别人作为。

八十年代的有理想有追求的教育家出任大学校长的还有一些，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还有一批具有民国时代遗风的老教授，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比如南 京大学陈白尘，李龙云考上他的研究生，单位不同意，不让他带工资，陈白尘说，你的工资我来发。用自己的工资给李龙云发生活费。兰州大学赵俪生招研究生。秦 晖成绩很好，体检不合格，视力不行。赵俪生说，不让招秦晖，我就不招生了。秦晖眼睛不好，陈寅恪眼睛也不好，谁敢说他将来不是陈寅恪？

当时的学生，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学校的社团特别活跃。学生关心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一批学生还没有毕业，就发表了一流的学 术成果和艺术作品。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学术努力向世界前沿接轨。老的学科出现了新的观点，被取消的学科迅速恢复，涌现了新的学派。应当说，这是一个中国 大学精神中兴的时代。大学站在了社会进步的前沿。

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到现在，中国大学精神再度进入误区。有人说是大学失魂，有人说是中国大学之殇，总而言之，是出了问题。

表现之一，是以官治学，行政扩张，权力本位。在大学面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越来越强势。从人事任免权、经费分配权、招生权、学位授予权，学术经费的分 配权，学术荣誉和奖励支配权，学术职称的评审权，无不由行政部门牢牢掌握。校长的任命越来越不透明，不征求民意，教授没有发言权，完全是上级幕后勾兑。有 人曾经认为，现在中国办不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教育经费不足。我认为这个看法有问题。经费也是双刃剑。二十年前，社科院一些人曾经担心被解散。一般人也 是哭穷。高层说，让大家放心，会以项目的形式给钱。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官方这条思路的作用。现在过去将近二十年了，这条思路的作用清楚了。政治权力对学术的 既保持了强力控制，同时形成了市场条件下的新特点。毛泽东时代是以杀威棒驯服知识分子，现在在不放弃杀威棒的前提下，以胡罗卜为主。不是由权力直接扼杀学 术，而是权力通过金钱的中介来驯化学术。是通过掌控学术经费、学术职务、学术头衔、学术荣誉、学术传播渠道等方式，来掌控和笼络学术界。最终目的还是让学 术服从于、依附于政治权力。中国形成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三大强势集团联手分赃的局面。政府支配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大批知识人在经济利益的诱导 下，逐步放弃独立性，已经形成学界主流宠物化，独立学者边缘化的格局。现在财政经费多了，钱就变成了项目，变成了支配教师围着行政力量团团转的“抓手”。现在“抓手”越来越多，什么211工程，985工程，什么国家级科研项目，一级学科、文科基地，什么长江学者，名堂越来越多，来头越来越大。这些“抓手” 攥在官方手里，教师学生就必须跟着他的指挥棒转，弄得大学的普通教师越来越郁闷，失去了教学和科研的乐趣。在这种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手里掌握的钱越多，学风越坏。大楼越盖越豪华，但大师的背影离大学越来越远。图书馆越建越现代，但藏书里文化精品的比例越来越小，文化垃圾越来越多。

这些项目经费，本来都是纳税人的钱。如果这些钱到了NGO手里，可能是雪中送炭，做很多好事善事。但是，这些钱现在掌握在官僚机构手里，他们不受纳税人的监督，这块蛋糕想怎么切就怎么切，想切给谁就切给谁。在这种体制下，蛋糕越大，后果越坏。

行政力量控制学术的办法之一叫量化管理。不论是民国时代，还是八十年代，学术评价基本上是同行评价。水平高低，同行心里有杆称。评价过程不烦琐，结果 大体公正。一些高水平的学者和成果，可以破格提拔，脱颖而出。现在是数字化管理，把著作和论文按出版单位分为不同级别打分。高水平有创见的成果未必得高 分，大量生产平庸的东西照样拿高分。更荒谬的是，谁能拿到政府的社科基金项目，谁得高分。郑也夫说，农民种地还要看收成。

表现之二是盲目扩张，学历贬值。新千年扩招的动力是拉动内需。引入收费机制，学费先是每年收几百元，迅速上升到几千元。现在有的二级学院收费超万元。办学只想从家长腰包里掏钱。穷人孩子考上大学，不是脱贫，而是返贫。特别是研究生扩招，现在每年硕士生招四十几万，博士生招六万多。但是中国的人才并没有 增加，学生的创新能力甚至下降。这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局，把中国的学生和家长都装进去了，让他们的大量时间和和金钱白白地搭进去了。社会公认的看法是，现在 的博士，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硕士：现在的硕士，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本科生：现在的本科生，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专科生。本科生普遍对学术不感兴 趣，硕士生对本学科的学术动向不了解，博士生跟学术前沿不沾边。博士的学术水准和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大多数研究生，不论博士还是硕士，只对文凭感兴 趣，只对文凭背后的利益感兴趣，根本没有学术创新的冲动。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研究生和一些本科生，毕业时已经达到学术领先地位，已经是创新人才。现在 的制度安排，拉长了学生受教育的年限。过去，本科毕业，22岁左右，就可以进入专业工作岗位。现在，大批年轻人混到硕士，25岁才能工作；混到博士，将近30岁了，也未必能进入专业岗位。这就把青年人自立谋生的时间推迟了，不少青年人成了啃老族。考不上研究生很郁闷，考上研究生也很郁闷。郁闷又不能不读研 究生，因为要是不混到硕士学位，很多用人机构不要你。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用人的学历门槛越抬越高。迈不过这个门槛，就得不到体面的职业。研究生制度完全 被透支了，搞滥了。这场学历膨胀游戏的结果是：富了教育界，坑了老百姓。

大学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学历扩张的冲动，一句话，就是利益驱动。教育部把学位授予权当作教育产业链的中心环节，学科评议组、大学、教授和考生之间形成 一个设租寻租的利益链条。博士硕士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学术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急遽下滑。在这个过程当中，官员和老板两个阶层在职攻读高学位，起了特别恶 劣的作用。一些党政要员，公务繁忙，但做官求学两不误。中国的大学不独立，不论人权财权都受政府掌控，本来就要在省长、市长、部长、局长的权力下讨生活。高官稍微动用权力，就可以让大学得到实惠。有些高官虽然不是大学的顶头上司，也是他们的巴结对象。他们相信，只要接近权力，现在用不上，将来可能用得上。以至有教授私下宣称，我招研究生，达不到局级不考虑。九十年代，博士学位在中国很吃香，高官读博士便成为时髦。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喜欢博士帽，为什么不离 职读书？其实，对他们更重要的是官帽。如果不当官，大学也不会巴结他们了。高官读博士，自然不同于年轻学子读博士，对年青学子的考试要求、课程要求，对高 官都成为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条件。有的外省高官，攻读北京某大学的博士，甚至可以不来学校上课，而是提供机票让教授到外省面授。一部分高官的毕业论文，也 是秘书代笔，或枪手代笔。

第三方面的表现，就是学风败坏，弄虚作假。教授没有学术冲动，只有利益趋动。学生没有学术兴趣，只有文凭兴趣。学术论文垃圾化。绝大部分学报、学刊，成为学术垃圾场。绝大多数论文，不再是表达新思想、新观点、新发现的载体，而是学位、职称的敲门砖。办刊方以出卖版面谋求经济利益。投稿方出钱买版面，是 为了换取学位、职称，再获得经济利益。就是那些符合学术论著外在规范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普遍平庸化的趋势。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创新直面真问题，而是绕开真问题无病呻吟，做故弄玄虚的概念游戏。

一些校长、院长、名牌教授，陷入抄袭剽窃的丑闻。韩国黄禹锡事件表明，韩国对自己的学术明星没有包庇，学术环境保持着底线。而我们一些部门公然包庇一 些明显抄袭剽窃有一官半职的人。反而压制揭露者，批评者，处分揭露真相的报纸编辑记者。把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都给颠倒了，解构了。这种学术环 境，对青年一代的腐蚀极其严重。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越来越对学术失去了内心的向往，对科学的殿堂、真理的殿堂不存敬畏。求学、做论文，都是一种当下的 利益交易。互联网为抄袭和复制提供了方便。研究生教育一个茶壶不是配四个茶碗，而是配几十个茶碗，就是认真的导师也感到力不从心。况且大量的导师本来就不 具备应有的学术指导水平和学术责任感。在学术标准普遍弃守的趋势下，个别教授坚持博士、硕士毕论文应有的学术原创性，在评审时对过于低劣的论文说不，反而 视为堂吉诃德式的可笑斗士。以后再没有人请他指导或评审。

学术腐败的源头不在学界，只是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的派生物。搞腐败都是一些官产学通吃的人物。大学本来可以充当社会的净化器。民国时期，官场腐败，教 师医生还是清流，现在已经汇入滚滚浊流。我本来寄希望教育领域比照经济领域的改革，放权松绑，政府把办学的权力还给大学，把教学的权利还给教师，还给学 生，让高等教育进入良性循环。现在中国经济领域，民营经济已经超过了半边天，活力最强不是国营企业，而是民营企业。但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公立大学处于绝对 强势，民办大学处于绝对弱势。行政部门强行规定，民办大学只能做高等职业教育，不能办研究型大学。大家知道，在美国大学，排在前十名的大学，都是私立大 学。私立大学办研究型大学比公立大学水平还高。中国即使不能学美国，让私立大学领先于公立大学，能不能给民办大学和公办大学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中国的高 等教育，经过这一轮扩招，已经快到一个槛了。过去中国高等教育是高度供不应求，现在已经趋近供求平衡，等到高等教育供过于求的时候，民办大学可能就没有发 展机会了。吉利可以办成一个很好的民营汽车公司，但在中国很难办出一流大学。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大学泡沫破灭的时间不远了，因为中国持续三十年的一胎 化政策，生源迅速减少，近几年考生人数连年递减。大学供需关系一旦过了拐点，就要发生危机。

以上是我对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大学精神演变的粗略描述。我对现实的判断可能比较悲观。但是我要说，不管现实存在怎样的问题，命运的选择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大学生如果取法乎上，追求真理，追慕先贤，前途仍然是光明的。

第二篇：大学精神的演变

大学精神的演变

---丁东(男，195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有《冬夜长考》、《和友人对话》、《尊严无价》、《午夜翻书》、《思想操练》、《精神的流浪》、《教育放言录》、《文化十日谈》等书，以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主，近年致力于民间思想的整理研究和口述史学。)

中国产生现代大学已经100多年了。清末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出现了第一批新式学堂，新政中废除科举，建立现代学制，中国兴办了更多的大学。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大学精神发生过怎样的变化？也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这一个世纪，可以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民国，到1949年为止，后一部分是共和国，从50年代到现在。

前一部分，又可分为两小段，北洋时期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草创期，大学精神的形成期，大学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但起点很高。当时的基本格局是公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把中国大学带到高起点上第一个教育家，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不到三年，但一直影响到今天。他主张的兼容并包，网罗百家，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到现在还是我们的愿景。他对大学的定位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今天也不过时。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但网罗了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网罗了辜鸿铭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高人。梁漱溟没有大学学历，只有中学学历，但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显示了学术水平，蔡校长就请北大教印度哲学。

蔡先生为什么能够站得高，成为开中国大学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有四个条件，第一，他是清末进士，是深通传统文化的学者。第二，他是革命元勋，光复会创始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第三，他是先当教育总长，后当北大校长。第四，他留学德国法国。留学德国很重要。当时世界高等教育最先进的不是美国，而是德国。19世纪，德国不但产生洪堡这样伟大的教育家，同时也出现威廉三世这样的君主，他提出了这样的理念：“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帝政时代的德给大学充分的财政经费，保证教授有很好的生活待遇，但绝不干预大学的自我管理和学术自由。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大学水平是最高的，诺贝尔获奖者是最多的。希特勒上台以后，迫害犹太人，犹太知识精英大批流亡，流亡到七十多个国家，美国的民间社会很发达，收留其中的四分之一，美国给他们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天地，使他们有机会成为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电子计算机之父，把美国的大学推上了世界领先水平，从而保持国家的领先地位。所以，李工真说，德国模式是国兴科教，美国模式是科教兴国。

北洋时期是武夫当国，领导人像走马灯一样，你上我下，政局很不稳定，民生无保障。但主政者对教育、对思想文化基本上不控制，不干预。蔡元培怎么办学，不需要请示谁。

1926年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本来是国共两党发动的政治抗议活动，但政府卫队打死了请愿的学生，段祺瑞还是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从此终生食素，表示忏悔。1928年以后，进入国民党统治时代。蒋介石比北洋军阀强势，他主张以党治国，国民党政府主张党化教育。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大学的控制是有限的。要求大学开设党义课，讲三民主义，大学并不认真对待。当时大学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大学的校长、教授在政府面前，没有失去尊严，放弃独立。蒋介石派罗家伦当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留学归来，比较强势，要在学校实行军训，遭到抵制，只好走人。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教育家，他对大学有一个著名的概括，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他尊重教授。清华大学他主政时间最长，成就最高。

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曾代表西南联大校方致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一封信，很能说明当时大学和政府的关系：

敬悉部中对于大学应设课程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周智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然全国公私立大学之程度不齐，教部训令或系专为比较落后之大学而发，欲为之树一标准，以便策其上进，别有苦心，亦可共谅，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请将本校作为第某号等训令之例外。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冯友兰的信写得比较委婉，但独立精神还是跃然纸上。

从1928年到1949年，虽然中国经常处于战争状态，大学的教学环境经常受到冲击，甚至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教授的待遇也没有保障，像闻一多这样的名教授，为了养家糊口，还要刻图章挣钱。但这一时期大学的精神是独立的，向上的。一批大学的学术水平是很高的，出现了一代真正的学术宗师，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奠基人差不多都产生于民国时代。民国时代不但有高水平的国立大学，还有高水平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南开校长张伯苓，燕京校长司徒雷登，都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民国时代的大学精神至今令人向往。

二、后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六十多年，又可以分为三小段。

第一段是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前一半学苏联，后一半毛泽东自行实验。

建国初期，就开始院系调整。按照苏联模式，把所有的大学打乱重组。苏联模式的特点是专业教育，目的是迅速培养国家需要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而不是人的全面发展。原来那些综合大学被拆散，变成文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等各种专门学院，专门学校。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本来都是拔尖的，被并到其他院校，清华成了单一的工科大学。蒋南翔的指导思想是又红又专，也有人归纳为听话出活。最近，杨继绳在资中筠自选集发布会上说，我和资大姐是校友，但你上的是清华大学，我上的是五道口工学院。因为资中筠在院系调整时毕业了，而杨继绳1960年代才入学。读了五年清华，没听说过陈寅恪，清华传统都被割断了。

院系调整使民国时代留下的一些一流大学大伤元气。至今不能恢复。国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的格局，也变成公立学校的一统天下。

思想改造运动，从最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到一般的教师学生，都要从头学习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放弃原来的世界观、方法论。毛泽东不但要做秦始皇，而且要做孔夫子，集政治领袖和思想文化领袖于一身，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专政。中国的现代社会人文科学，不论文、史、哲、经、政，都用毛泽东的观点统帅一切。有些学科，如社会学，干脆取消。经过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特别是反右运动，一批有独立见解的教师、学生被打入另册，成为贱民，更多的人不敢再有独立的思想。治学的天地越来越窄。御用文人成为学者的成功之道。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自成一家。他的学历是中等师范，到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受过气。他对以往大学传统有一种反抗情绪。他读书很多，但瞧不起书本知识。在战争年代，许多科班出身的军人，被他打败了。他说，读书越多越愚蠢。

中苏分裂以后，中国大学不再学苏联，成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实验田。文革中，实验进一步升级，毛泽东号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学在文革初期停课闹革命。71年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当时的口号是上管改，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大学的领导层还有工宣队、军宣队。学工、学农、学军在课程中占很大比重。阶级斗争是大学的主课，参加政治运动压倒一切。

开始，招生时还想搞一点文化考试。张铁生事件把有限的文化考试也冲掉了。大学招生全靠推荐。最初还选拔了一些工农兵当中的先进模范人物，很快成为拉关系走后门的重灾区。

当然，毛泽东时代没有市场机制，没有金钱对学术研究的腐蚀。所以人们的思想比较单纯，不敢在学术研究上弄虚作假，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出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合成牛胰岛素，发现青蒿素，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当时，所有的大中专学毕业生都由国家包分配，毕业都是国家干部。学生也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学习态度比较认真。老教授思想改造是真诚的，青年师生对于革命理想的信仰也是真诚的。

有一些校长保持传统的风骨和操守，举两个例子：

其一是马寅初，他是北大校长，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五十年代提出新人口论，受到主流的批判，周恩来劝他检讨过关。他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其二是人大校长吴玉章，教师谢韬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他把谢韬保到自己家院子里住了一年。后来不得已，谢韬才被关进监狱。当时周恩来对吴玉章很尊重。吴玉章和党委书记胡锡奎合不来，周恩来原来相中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接替习仲勋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周就把郭影秋调到人大任党委书记接替胡锡奎。

毛泽东去世以后，他的教育思想实验难以为继。这就进入第二个阶段，从7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开始拨乱反正，到80年代，中国大学精神出现了一次中兴。中兴始于恢复高考。当时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官复原职，８月初就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８月６日放了一炮，他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键。目前这种招生办法，使大学生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中小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还是招生制度。现行招生制度有四大严重弊病：一，埋没人才。二，工农子弟很难上大学。贫下中农说：‘解放前上学靠钱，十七年上学靠分，十一年上学靠权。’三，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但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上大学，不需文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现行招生制度必须大改，必须真正保证择优录取，打破现在的框框，不拘一格选人才。当前正是关键时刻。听说太原招生会，目前尚有可为，迫在眉睫。我呼吁，今年招生开始就要当机立断，下更大的决心，否则又是一二十万人的质量问题。新生质量无保证，77年教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句空话。今年至少要采取一些过渡措施，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报考招生制度，应当体现以下精神：一，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单位，至多分配到省市一级掌握。二，要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可以看出学生的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三，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只要我们采取果断措施，大学新生质量就会大为改观，收到显著效果。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原来想今年文化程度要求达到高中毕业，名额分配到县。自由报考问题，我赞成南翔同志的意见，但马上要做，还要具体化。”邓小平说：“领导批准应改为全国统一的招生，委员会定，该委员会由教师组成。”科学院李昌说：“招生问题，只要下大决心，今年是来得及的。”沈克琦说：“完全同意查全性同志的意见，如今年不解决，81年学生的质量无法保证。”邓小平说：“改嘛！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题，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拿上来，又要不致引起波动。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方法应当找出来，要求质量。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允许报三个志愿，到校后再分专业。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招生十六字方针可以改一改嘛！”温元凯说：“十六字可否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说：“你的十六字比较好，但你的第二句话有点问题，比如他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脾气怪些，领导不同意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第二句不要。今年要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生要基本符合提高的要求。”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有５７０万人报考，只录取了２７万，２９人取１。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杨峻、储望华、崔静媛、潘一飞、左因看到考生中有大批才俊，但招生名额太少，联名上书邓小平。邓小平在12月11日批示：“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华主席，先念，登奎，乌兰夫同志阅后交文化部党组处理。”使中央音乐学院成倍扩大招生。

１９７８年又有６１０万人报考，原计划招生２９.３万人，实际招收４０.２万人。扩招的动力不是来自教育部，而是来自社会和地方。特别是当时担任天津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林乎加是1978年5月从上海市委书记调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的。上任后，很多人向他反映，高考中分数及格的考生很多，但天津市的招生名额太少，这些人进不了大学。林乎加就专门召开了一次教育口会议，把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领导也请来，讨论有没有可能扩大招生，把考试合格的学生都录取下来。与会者说，主要是校舍和宿舍容纳不下。林乎加问，有没有教师？他们说，有教师。林乎加说，可以招走读生嘛！这样就没有宿舍问题了。这个想法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大家态度都很积极，提了很多建议，最后决定把一些中学拿出来做校舍，办公经费和教师的工资，以及必要的试验设备，由市财政负担。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属于教育部直接管理，需要向教育部请示。教育部当时的领导不太赞成这个做法，怕不能保证教学质量。林乎加认为，这些学生是经过考试超过及格线的，与文革中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邓小平和彭冲访问朝鲜归来，曾在天津住了两天，对天津各项工作很支持。林乎加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明大学闲置教员很多，不能人尽其才。市里有能力办一些分校，让更多的青年上大学，但教育部不太赞成。邓小平很快批示：这是好事情，国家财政又不拿钱，可以让他们试试嘛！得到批示后，天津就放手干起来了。依托已有的大学，天津自筹资金办了10所分校，扩招了8000名学生。

1978年10月，林乎加又调到北京任市委第一书记。当时，1978级新生已经入学。和天津相比，北京达到及格线而未能录取的考生更多，社会反映更强烈。于是，林乎加先在市委会议上介绍了天津办分校的做法，所有的人都赞成。接着，以北京市委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所有大学校长参加的会议。林乎加说，有那么多考试合格的青年不能进学校读书，这对他们不公平。可能他们一生再也不会有机会上大学了。希望在座的校长能够支持市委办分校的决定。这个决定当即得到了所有大学校长的支持。会后都表示，要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尽早把分校办起来。北京市委与各高校协商的结果是，由各校派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到分校主管教学，利用本校的教学设备来解决学生的实验和实习问题。办学经费和校舍由北京市解决。市政府决定，每个城区至少腾出两所中学给大学办分校，有条件的局、办和大企业也要尽量提供校舍。教学经费需要好几千万，北京市压缩了行政费用，还挤占了基本建设经费。当时基本建设方面的负责人曾表示为难，最后还是服从了市委的决定。

从1978年的11月开始酝酿，到1979年2月开学，短短的三个月，北京就建起了３６所分校。１９７８年高考五门试卷的满分是５００分，凡是达到300分的北京考生都可以录取。１６８００多名青年，在１９７９年春天走进了大学课堂。

北京市１９７８年扩大招生的幅度大大超过百分之百。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次扩招的效果完全是正面的。分校毕业生与本校毕业生相比并不逊色，大多数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专业骨干，还涌现一批杰出的人才。关键是主张扩招的地方政府不但没有逐利动机，还要压缩行政开支。学生当时上学不收费，80%学生还能享受助学金。可惜，教育部对此并不欣赏。他们倾向于限制考生年龄，让高校以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为主，有社会经验的大龄考生则分流到广播电视大学等成人教育机构。这样做虽然减轻了高考的竞争压力，但不利于营建学生之间互相学习的氛围，使校园生态走向单调。

否定了文革，中国大学面临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回到十七年，回到文革以前，一种是和世界接轨，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回到民国。教育部想回十七年，但也有一些有追求的教育家，想和国际接轨，最突出的是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为代表的一些教育家的探索。那个时候校长的自主权比较大，比如刘道玉在武汉大学实行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学术假制、自由转学制、取消政治辅导员，没有请示任何领导部门，只有插班生制经过国家计委批准。现在不行，南方科技大学想尝试走新路，第一届直接从高中二年级招生，差点在招生环节就被卡死。现在教育行政部门是自己不作为，但绝不让别人作为。

八十年代的有理想有追求的教育家出任大学校长的还有一些，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还有一批具有民国时代遗风的老教授，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比如南京大学陈白尘，李龙云考上他的研究生，单位不同意，不让他带工资，陈白尘说，你的工资我来发。用自己的工资给李龙云发生活费。兰州大学赵俪生招研究生。秦晖成绩很好，体检不合格，视力不行。赵俪生说，不让招秦晖，我就不招生了。秦晖眼睛不好，陈寅恪眼睛也不好，谁敢说他将来不是陈寅恪？

当时的学生，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学校的社团特别活跃。学生关心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一批学生还没有毕业，就发表了一流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学术努力向世界前沿接轨。老的学科出现了新的观点，被取消的学科迅速恢复，涌现了新的学派。应当说，这是一个中国大学精神中兴的时代。大学站在了社会进步的前沿。

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到现在，中国大学精神再度进入误区。有人说是大学失魂，有人说是中国大学之殇，总而言之，是出了问题。

表现之一，是以官治学，行政扩张，权力本位。在大学面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越来越强势。从人事任免权、经费分配权、招生权、学位授予权，学术经费的分配权，学术荣誉和奖励支配权，学术职称的评审权，无不由行政部门牢牢掌握。校长的任命越来越不透明，不征求民意，教授没有发言权，完全是上级幕后勾兑。有人曾经认为，现在中国办不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教育经费不足。我认为这个看法有问题。经费也是双刃剑。二十年前，社科院一些人曾经担心被解散。一般人也是哭穷。高层说，让大家放心，会以项目的形式给钱。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官方这条思路的作用。现在过去将近二十年了，这条思路的作用清楚了。政治权力对学术既保持了强力控制，同时形成了市场条件下的新特点。毛泽东时代是以杀威棒驯服知识分子，现在在不放弃杀威棒的前提下，以胡罗卜为主。不是由权力直接扼杀学术，而是权力通过金钱的中介来驯化学术。是通过掌控学术经费、学术职务、学术头衔、学术荣誉、学术传播渠道等方式，来掌控和笼络学术界。最终目的还是让学术服从于、依附于政治权力。中国形成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三大强势集团联手分赃的局面。政府支配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大批知识人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逐步放弃独立性，已经形成学界主流宠物化，独立学者边缘化的格局。现在财政经费多了，钱就变成了项目，变成了支配教师围着行政力量团团转的“抓手”。现在“抓手”越来越多，什么211工程，985工程，什么国家级科研项目，一级学科、文科基地，什么长江学者，名堂越来越多，来头越来越大。这些“抓手”攥在官方手里，教师学生就必须跟着他的指挥棒转，弄得大学的普通教师越来越郁闷，失去了教学和科研的乐趣。在这种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手里掌握的钱越多，学风越坏。大楼越盖越豪华，但大师的背影离大学越来越远。图书馆越建越现代，但藏书里文化精品的比例越来越小，文化垃圾越来越多。

这些项目经费，本来都是纳税人的钱。如果这些钱到了NGO手里，可能是雪中送炭，做很多好事善事。但是，这些钱现在掌握在官僚机构手里，他们不受纳税人的监督，这块蛋糕想怎么切就怎么切，想切给谁就切给谁。在这种体制下，蛋糕越大，后果越坏。行政力量控制学术的办法之一叫量化管理。不论是民国时代，还是八十年代，学术评价基本上是同行评价。水平高低，同行心里有杆称。评价过程不烦琐，结果大体公正。一些高水平的学者和成果，可以破格提拔，脱颖而出。现在是数字化管理，把著作和论文按出版单位分为不同级别打分。高水平有创见的成果未必得高分，大量生产平庸的东西照样拿高分。更荒谬的是，谁能拿到政府的社科基金项目，谁得高分。郑也夫说，农民种地还要看收成。

表现之二是盲目扩张，学历贬值。新千年扩招的动力是拉动内需。引入收费机制，学费先是每年收几百元，迅速上升到几千元。现在有的二级学院收费超万元。办学只想从家长腰包里掏钱。穷人孩子考上大学，不是脱贫，而是返贫。特别是研究生扩招，现在每年硕士生招四十几万，博士生招六万多。但是中国的人才并没有增加，学生的创新能力甚至下降。这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局，把中国的学生和家长都装进去了，让他们的大量时间和和金钱白白地搭进去了。社会公认的看法是，现在的博士，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硕士：现在的硕士，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本科生：现在的本科生，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专科生。本科生普遍对学术不感兴趣，硕士生对本学科的学术动向不了解，博士生跟学术前沿不沾边。博士的学术水准和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大多数研究生，不论博士还是硕士，只对文凭感兴趣，只对文凭背后的利益感兴趣，根本没有学术创新的冲动。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研究生和一些本科生，毕业时已经达到学术领先地位，已经是创新人才。现在的制度安排，拉长了学生受教育的年限。过去，本科毕业，22岁左右，就可以进入专业工作岗位。现在，大批年轻人混到硕士，25岁才能工作；混到博士，将近30岁了，也未必能进入专业岗位。这就把青年人自立谋生的时间推迟了，不少青年人成了啃老族。考不上研究生很郁闷，考上研究生也很郁闷。郁闷又不能不读研究生，因为要是不混到硕士学位，很多用人机构不要你。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用人的学历门槛越抬越高。迈不过这个门槛，就得不到体面的职业。研究生制度完全被透支了，搞滥了。这场学历膨胀游戏的结果是：富了教育界，坑了老百姓。

大学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学历扩张的冲动，一句话，就是利益驱动。教育部把学位授予权当作教育产业链的中心环节，学科评议组、大学、教授和考生之间形成一个设租寻租的利益链条。博士硕士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学术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急遽下滑。在这个过程当中，官员和老板两个阶层在职攻读高学位，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一些党政要员，公务繁忙，但做官求学两不误。中国的大学不独立，不论人权财权都受政府掌控，本来就要在省长、市长、部长、局长的权力下讨生活。高官稍微动用权力，就可以让大学得到实惠。有些高官虽然不是大学的顶头上司，也是他们的巴结对象。他们相信，只要接近权力，现在用不上，将来可能用得上。以至有教授私下宣称，我招研究生，达不到局级不考虑。九十年代，博士学位在中国很吃香，高官读博士便成为时髦。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喜欢博士帽，为什么不离职读书？其实，对他们更重要的是官帽。如果不当官，大学也不会巴结他们了。高官读博士，自然不同于年轻学子读博士，对年青学子的考试要求、课程要求，对高官都成为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条件。有的外省高官，攻读北京某大学的博士，甚至可以不来学校上课，而是提供机票让教授到外省面授。一部分高官的毕业论文，也是秘书代笔，或枪手代笔。

第三方面的表现，就是学风败坏，弄虚作假。教授没有学术冲动，只有利益趋动。学生没有学术兴趣，只有文凭兴趣。学术论文垃圾化。绝大部分学报、学刊，成为学术垃圾场。绝大多数论文，不再是表达新思想、新观点、新发现的载体，而是学位、职称的敲门砖。办刊方以出卖版面谋求经济利益。投稿方出钱买版面，是为了换取学位、职称，再获得经济利益。就是那些符合学术论著外在规范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普遍平庸化的趋势。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创新直面真问题，而是绕开真问题无病呻吟，做故弄玄虚的概念游戏。

一些校长、院长、名牌教授，陷入抄袭剽窃的丑闻。韩国黄禹锡事件表明，韩国对自己的学术明星没有包庇，学术环境保持着底线。而我们一些部门公然包庇一些明显抄袭剽窃有一官半职的人。反而压制揭露者，批评者，处分揭露真相的报纸编辑记者。把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都给颠倒了，解构了。这种学术环境，对青年一代的腐蚀极其严重。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越来越对学术失去了内心的向往，对科学的殿堂、真理的殿堂不存敬畏。求学、做论文，都是一种当下的利益交易。互联网为抄袭和复制提供了方便。研究生教育一个茶壶不是配四个茶碗，而是配几十个茶碗，就是认真的导师也感到力不从心。况且大量的导师本来就不具备应有的学术指导水平和学术责任感。在学术标准普遍弃守的趋势下，个别教授坚持博士、硕士毕论文应有的学术原创性，在评审时对过于低劣的论文说不，反而视为堂吉诃德式的可笑斗士。以后再没有人请他指导或评审。

学术腐败的源头不在学界，只是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的派生物。搞腐败都是一些官产学通吃的人物。大学本来可以充当社会的净化器。民国时期，官场腐败，教师医生还是清流，现在已经汇入滚滚浊流。我本来寄希望教育领域比照经济领域的改革，放权松绑，政府把办学的权力还给大学，把教学的权利还给教师，还给学生，让高等教育进入良性循环。现在中国经济领域，民营经济已经超过了半边天，活力最强不是国营企业，而是民营企业。但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公立大学处于绝对强势，民办大学处于绝对弱势。行政部门强行规定，民办大学只能做高等职业教育，不能办研究型大学。大家知道，在美国大学，排在前十名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办研究型大学比公立大学水平还高。中国即使不能学美国，让私立大学领先于公立大学，能不能给民办大学和公办大学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中国的高等教育，经过这一轮扩招，已经快到一个槛了。过去中国高等教育是高度供不应求，现在已经趋近供求平衡，等到高等教育供过于求的时候，民办大学可能就没有发展机会了。吉利可以办成一个很好的民营汽车公司，但在中国很难办出一流大学。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大学泡沫破灭的时间不远了，因为中国持续三十年的一胎化政策，生源迅速减少，近几年考生人数连年递减。大学供需关系一旦过了拐点，就要发生危机。

以上是我对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大学精神演变的粗略描述。我对现实的判断可能比较悲观。但是我要说，不管现实存在怎样的问题，命运的选择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大学生如果取法乎上，追求真理，追慕先贤，前途仍然是光明的。

第三篇：中国大学学费历年的演变

中国大学学费历年的演变

这些年，中国大学收费节节攀升，居高不下，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高校收费合理与否，不仅关系到千千万万的学生及家庭，也关乎高校的社会形象与国家的形象，更关系到社会和谐、科学发展和民族振兴，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大事，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尽快加以解决。

中国大学收费的演变

从新中国成立到1988年的数十年中，中国高等教育一直都是“免费的午餐”。这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直到1989年，国家开始对高等教育实行收费，其实当时的收费也只是象征性地只收200元，但却是高等教育收费改革迈出的第一步。1994年以前，高校对按计划招收的大学生实行公费培养，毕业后按教育行政部门的计划统一分配，大学生在校学习的成本由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承担。免费上大学给多少贫困家庭的孩子带来了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机会！虽然在此其间，一些公立学校开始招生部分自费生，逐渐形成了公费生与自费生并存的“双轨制”。但在多数情况下，所谓的自费生，主要是单位委托培养，学费由单位交给学校，不由学生和家庭承担。

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学费一下子涨过了2000元，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1997年全面并轨后学费一直徘徊在3000元左右。但2000年的收费标准猛涨，普遍在1999年的基础上提高了15％左右，有些地区高达20％，学费涨过4000元，当时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

教育部门发出的通知规定：“从2000年9月新学年起，对北京地区高校学费标准进行上调，最高上限上浮20%，一般专业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为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全国高校生均学费从1995年80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5000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学生的学费则在6000元左右；住宿费从1995年的27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1000-1200元；再加上基本生活费开支等，平均每个大学生每年费用在万元以上，4年大学需要4万多元。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1998-2002年我国高校学杂费5年增长5.34倍！

从各高校的收费情况看，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指导性标准，从来低于实际的收费标准。如东北师范大学并不算名校，但它的收费标准，就已经达到了1万元的水平。

这样，高等教育收费改革踏踏实实地走完了三步曲（免费、低收费、并轨），但一直攀升的大学学费就像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没有句号，只有逗号!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在本科生大幅增加的同时，研究生招生规模也连年高速增长。1998年研究生招生规模是7.2万人，到2005年，硕士研究生计划招生人数已达31.6万人。而报考2005年硕士研究生人数比2004年增加了22.7万人，增幅为24.1%。考研热“高烧”不退，带动了“考研经济”的发展。据教育界人士估算，目前每名考生的考研费用平均不低于2500元。2000年全国考研消费约10亿元，2003年就超过20亿元，而2004年已增至约30亿元。

大学收费与国民收入

有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的教育支出在家庭所有支出中，高居第一位，其比率几乎是世界之首。1996年试行并轨收费及1997年全面并轨后，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够当时的2000多元／学年的学费。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5854元，而农村居民收入仅为2210元，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一个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只够一个学生一年的学费，农村居民则要二至三人的年收入才够。2000年学费猛涨，而相应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则不大。再加上近年来城乡居民利益格局变化较大，不少家庭或个人的工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而医疗、养老、住房等费用支出有增无减，因此城镇居民心理压力和经济压力越来越大。

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9422元和2936元，以此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

学费加上生活费等开支，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普通学生家长全力支撑——这在中国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但是，做父母的自己也要吃饭活命呀。因此，学费暴涨后，家中出了一个大学生，而父母年收入只是全国平均水平，就难以承担了。加上高中也实行收费制度，稍微好点的高中，学费和大学一般甚至更高。这意味着，孩子进了高中，又顺利考上大学的话，只有平均年收入的家庭，在长达7年的时间内，将处于负债状态。而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家庭情况则更糟。

那么，我国大城市与城镇居民的状况又如何呢？据14家调查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4座大城市”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2000年我国大城市人均月收入821元，人均年收入9850元。据专家的估算，以上数字可能比实际情况偏高。这就是说，我国2000学年的大学学费，相当于14个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达到“两亿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80—90%以上。这样沉重的负担，在社會主義初级阶段，难道说是合情合理的吗？

至于广大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状况，则比城市差得远！按照我国现行的贫困标准为：人均年收入637－882元人民币，有几个农民还能供得起大学生？如今，为子女储蓄高等教育经费已经成为很多家长从结婚之初就开始进行的一项大工程。可怜天下父母心！

据统计，1989年大学学费是200元，占城镇居民平均年收入1376元人民币的七分之一。加上生活费和其他学杂费开支，平均以每年500元计，供养一个大学生的费用占年收入的50%左右。与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和落后的）相比，这比例已经算很高，但还承受得起。十二年后，学费暴涨到5000到1万不等，涨幅为25倍到5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是6860元，比1989年增加了5484元，增长4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倍，大学学费的涨幅十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

社会评价与专家意见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与搜狐网合作进行了一项有关大学费用的调查，共有5万多名网友参与了调查，70%多的网友认为目前中国大学的收费过高。据有关媒体对中国十大暴利行业统计评选，教育行业竟赫然名列第二位。难怪有人批评称，教育是中国新时代压榨老百姓的三座大山之一。教育与医疗、住房被列为当下国内最贵的三项生活必需品。农民无法承受，城市居民也叫苦连天。人们频频发问，高校的学费难道非得那么高吗？

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SSIC)就高校学费大幅上涨后，人们有哪些看法？大学学费上涨将有哪些影响？在北京、天津、广州三地对1000位学生家长做了专项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对于高校目前出台的新学费收费标准，高达58％的被调查者表示该收费标准不合理，难以接受。研究人员指出，被调查者对于大学学费的承受能力同家庭经济能力、收入有直接关系。家庭平均月收入在3000元的被调查者中有25％的人可以接受每年4001－6000元的大学学费；而家庭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只有0.2％的人可以接受每年4001－6000元的大学学费。因此，目前出台的大学新的收费标准对高收入的富裕家庭没有过大影响，但对于占我国将近80%的农村家庭以及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家庭来说，每年4000-5000元的学费再加上数目不小的学习、生活费用，家庭的经济负担是不堪重负的，甚至是雪上加霜了。

就在中国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广州，人们对现有大学收费标准也很难接受。华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仅有7.5%的被调查者能够接受每年5000元以上的大学收费标准，调查结果显示有71.6%的广州人觉得现在的高等教育收费太高。

教育理论专家戚业国和辛海德两位先生明确指出：“在人均GDP低的国家，学费所占的比例不应该太高！”

总之，完全可以说，大学收费的飞涨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完全脱离了广大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完全背离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也是完全有害于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

中国大学收费的纵横比较

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圆，师范类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由统计数据计算出：30年代银圆1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30元。如此说来，在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约22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660元；私立大学每年约9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2700元；“贵族大学”每年约16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4800元。而私立大学或“贵族化”的教会大学，对于工农子弟来说确实是上不起的。特殊情况如清贫的青年周恩来能上天津南开大学，是因为减免学费的缘故。

可以看出，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当时的说法是，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则洋溢着“平民意识”。这足以令我们深思。

现实可行的目标是：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降低到10%以下，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这个要求，也正是回到30年代一些大中城市的水平——在历史上曾经达到过，在今天也一定可以达到的。

从世界来看，学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大致是有个谱的，比如学费占人均GDP的比一般在20％左右；在发达国家，公立大学收费的水平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美国的国民人均收入是3万多美元，每人每年5000美元的大学学费仅占年人均收入的1/6。即使是私立大学的收费也只是人均收入的一半左右。英国的国民人均年收入是1.5万英镑（2000年的数据），英国的大学学费现在是平均每人每年1125英镑，按1500英镑计算，英国的大学学费是英国人均收入1.5万英镑的1/10。即使是按照“新法案”到2006年大学学费达到每人每年3000英镑，大学学费也只是占人均收入的1/5（假设英国的人均收入仍为1.5万英镑）。按此比重计算，中国现在人均年收入是8000元人民币，大学生每年所要交纳的学费应该是在2000人民币以下。而中国一年少则五千，多则上万的学费占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80%以上，占农村人均年收入的250-300%。这还不包括杂七杂八的乱收费。

第四篇：一所最好的大学

一所最好的大学

俄国大文豪高尔基曾说过一句名言：‘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如果你能够在这里修完所有学分的话，在未来的人生，还有什么不能超越与突破呢？

文中主人公：“如果说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那我就要说，我的农妇妈妈，她是我人生最好的导师。”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大陆天津一中高三学生安金鹏，在阿根廷举行的第三十八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荣获世界第一名金牌，为大陆天津历史写下新页。这位十九岁数学奇才的成功，是因为他读了一所最好的大学。

一九九七年九月五日，是我离家去北京大学数学研究院报到的日子。袅袅的炊烟一大早就在我家那幢破旧的农房上升腾。跛著脚的母亲在为我擀面，这面粉是母亲用五个鸡蛋和邻居换来的，她的脚是前天为了给我多筹点学费，推著一整车蔬菜在往镇里的路上扭伤的。端著碗，我哭了。我撂下筷子跪到地上，久久抚摸著母亲肿得比馒头还高的脚，眼泪一滴滴滚落在地上…

我的家在天津武清县大友岱村，我有一个天下最好的母亲，她名叫李艳霞。我家太穷了。我出生的时候，奶奶便病倒在炕头上，四岁那年，爷爷又患了支气管喘和半身不遂，家里欠的债一年比一年多。七岁那年，我上学了，学费是妈妈向人借的。我总是把同学扔掉的铅笔头捡回来，用线捆在一根小棍上接著用，或用橡皮把写过字的练习本擦干净，再接著用，妈妈心疼得有时连买铅笔和本子的几分钱也要去向人借。不过，妈妈也有高兴的时候，不论大考小考，我总能考第一，数学总是满分。在妈妈的鼓励下，我愈学愈快乐，我真的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比读书更快乐的事。我没上小学就学完了四则运算和分数小数；上小学靠自学弄懂了初中的数理化；上初中也自学完了高中的理科课程。

一九九四年五月，天津市举办初中物理竞赛，我是市郊五县学生中唯一考进前三名的农村小孩。那年六月，我被著名的天津一中破格录取，欣喜若狂地跑回家。没想到，把喜讯告诉家人时，他们的脸上竟堆满愁云～～奶奶去世不到半年，爷爷也生命垂危，家里现在已欠了一万多元的债。我默默回到房中，流了一整天的泪。晚上，听到屋外有争吵声。原来是妈妈想把家里的那头毛驴卖掉，好让我上学，爸爸坚决不同意。他们的话让病重的爷爷听见，爷爷一急竟也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安葬完爷爷，家里又多了几千元的债。我再不提念书的事了，把“录取通知书”叠好塞进枕套，每天跟妈妈下田干活。过了两天，我和父亲同时发现～小毛驴不见了！爸爸铁青著脸责问妈妈：“你把小毛驴卖了？你疯了，以后盘庄稼、卖粮食你去用手推、用肩扛啊？你卖毛驴的那几百块钱能供金鹏念一学期还是两学期…？”那天，妈妈大哭，她用很凶很凶的声音吼爸爸：“娃儿要念书有什么错？金鹏考上市一中在咱武清县可是独一无二呀！咱不能让穷字把娃儿的前程给耽误了。我就是用手推、用肩扛也要给他念下。”

捧著妈妈卖毛驴得来的六百元，我真想给妈妈下跪、磕头。我太爱念书了！然而这一念下去，妈妈又要增加多少磨难，吃多少苦？那年秋天我回家拿冬衣，发现爸爸脸色蜡黄，瘦得皮包骨似地躺在炕上。妈妈若无其事地告诉我：“没事，重感冒，快好了。”谁知，第二天我拿起药瓶看上面的英文，竟发现这些药是抑制癌细胞的。我把妈妈拉到屋外，哭著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妈妈说自从我上一中后，爸开始血便，一天比一天严重。妈妈借了六千元去天津、北京一遍遍地查，最后确诊为肠息肉，医师要爸爸尽快动手术。妈妈准备再去借钱，可是爸爸死活不答应。他说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只借不还谁还愿意再借咱呀？那天，邻居还告诉我：母亲是用一种原始而悲壮的方式完成收割的，看的人直掉泪，大家也自身难保。她没有足够的力气把麦子挑到场院去脱粒，也无钱雇人帮忙，她是熟一块割一块，然后再用平板车拉回家，晚上院里铺一块塑料布，用双手抓一大把麦穗在大石头上摔打…三亩地的麦子，全她一个人，她累得站不住了就跪著割，膝盖磨出了血，走路时一颤一颤的留下血迹……不等邻居说完，我便飞跑回家，大哭道：“妈妈，妈妈我不能再读下去了呀…”妈妈最终还是把我赶回了学校。

我的生活费是每个月六十到八十元，比起别的同学的两百至两百四十，实在少得可怜。可只有我才知道，妈妈为这一点点钱，从月初就得一分一分地省，一元一元地卖鸡蛋、蔬菜，实在凑不出时还得去借个二十、三十。而她和爸爸、弟弟，几乎从不吃菜，就是有点菜也不用油拌，只舀点腌咸菜的汤搅和著吃，不知吃了多少年。妈妈为了不让我饿肚子，每个月都要步行十多里路去给我批发方便面渣。每个月月底，妈妈总是带著一个鼓鼓大袋子，千辛万苦地来天津看我。袋里除了方便面渣，还有妈妈从六里外一家印刷厂要来的废纸（那给我做计算纸的）和一大瓶黄豆辣酱、咸芥菜丝，以及一把理发的推子。（天津理发最便宜也要五元，妈妈要我省下来多买几个馒头吃。）

我是天津一中唯一在食堂连青菜也吃不起的学生，只能买两个馒头，回宿舍泡点方便面渣就著辣酱和咸菜吃；我也是唯一用不起稿纸的学生，只能用一面印字的废纸打草稿；我还是唯一没用过肥皂的学生，洗衣服总是到食堂要点碱面将就。可是我从来没有自卑过，我觉得妈妈是一个苦难、向厄运抗争的英雄，做她的儿子我无上光荣！

刚进天津一中的时候，英语课就把我听懵了。母亲来的时候，我给她说了怕英语跟不上的忧虑，谁知她竟一脸笑容地回答：“妈只知道你是最吃苦的孩子，妈不爱听你说难，因为一吃苦便不难了。”我记住了妈妈的话。我有点口吃，有人告诉我，学好英语，首先要让舌头听自已的话，于是我常捡一枚石子含在嘴里，然后拚命背英文。舌头跟石子磨呀磨，有时血水顺著嘴角流了下来，但我始终咬牙坚持著。半年过去了，小石子磨圆了，我的舌头也磨平了，英语成绩进入全班前三名。我真感谢母亲，她的话激励我神奇地跨越了这个大学习障碍。

一九九六年我参加全国奥林匹知识竞赛天津赛区的比赛，获得了物理一等奖和数学二等奖，将代表天津去杭州参加全国物理奥赛。“拿一个全国一等奖送给妈妈，然后参加世界物理奥赛去。”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把喜讯和愿望写信告诉了母亲。结果我仅得了二等奖，我一头栽在床上，不吃不喝，尽管这已是天津市参赛者中的最好成绩，可要报答含莘茹苦的母亲，实在不够啊！回到学校，老师们帮我分析失败的原因：我总想数理化全面发展，主攻项目太多而分散了精力。如果我现在攻数学，一定能上。

一九九七年一月，我终于在全国数学奥赛中，以满分的成绩获得一名，进入国家集训队，并在十次测验中夺魁。按规定，我赴阿根廷参加比赛的费用须自理。交完报名费，我把必备的书籍和母亲做的黄豆辣酱包好，准备工作就结束了。班主任和数学老师看我依然穿著别人接济的，颜色、大小不协调的衣服，打开储藏柜，指著袖子接了两次，下摆接了三寸长棉衣和那些补靪拽补靪的汗衫、背心说：“金鹏，这就是你全部的衣服啊？”我不知所措，忙说：“老师，我不怕丢人。母亲总告诉我„腹有诗书气自华‟，我穿著它们就是去美国见柯林顿也不怕。”

七月二十七日，奥赛正式开始。我们从早上八点三十分到下午两点，整整做了五个半小时的试题。第二天公布成绩，首先公布的是铜牌，我不希望听到自己的名字；接著公布银牌，最后……公布金牌，就是我！！我喜极而泣，心中默默喊道：“妈妈，你的儿子成功了。”我和另一位同学在第三十八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分获金银牌的消息，当晚便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八月一日，当我们载誉归来时中国科协、中国数学学会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此时，我想回家，我想尽早见到妈妈，我要亲手把灿烂的金牌挂在她的脖子上…那天晚上十点多，我终于摸黑回到朝思暮想的家。开门的是父亲，可是一把将我紧紧搂进怀里的，依然是我那慈祥的母亲。朗朗的星空下，母亲把我搂著那样紧…我把金牌掏出来挂在她脖子上，畅畅快快地哭了。

八月十二日，天津一中堂里座无虚席，母亲和市教育局的官员及著名的数学教授们一起坐上了主席台。那天，我说了这样一席话：“我要用整个生命感激一个人，那就是哺育我成人的母亲。她是一个普通的农妇，可是她教给我的做人的道理却可以激励我一生。高一那年，我想买一本“汉英大词典”学英语。妈妈兜里没钱，却仍然答应想办法。早饭后，为了买一本辞典，妈妈借来一辆架子车，装了一车白菜和我一起拖到四十里外的县城去卖。到县城时已快中午了，我早上和妈妈只喝了两碗红薯玉米稀饭，此时肚子饿得直叫，真恨不得立刻有买主把菜拉走，妈妈还是耐心地讨价还价，最后终于以一角钱一斤成交。两百一十斤白菜应换来二十一元，买主只给了二十元。有了钱我想先吃饭，可是妈妈说还是先买书吧！这是今天的正事。我们到书店一问书价，要十八元两角五分，买完书只剩下一元七角五分。妈妈只给了我七角五分零钱去买了两个烧饼，说剩余的一元钱要攒著给我上学花。虽然吃了两个烧饼，等我们娘俩快走完四十多里的回家路时，我已经饿得头晕眼花了。这时才想起，我居然忘了分一个烧饼给母亲，她饿了一天，为我拉了八十里路的车。我后悔打了自己的耳刮子，母亲却说：„妈没多少文化，可是妈记得小时候老师念过高尔基的一句话---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你要是能在这个学堂里过了关，那咱天津、北京的大学就由您考哩。‟

妈妈说这话的时候不看我，看著那条土路远处，好像它真的可以通向天津、通向北京一样。„我听著听著就觉得肚子不饿了，腿也不酸了…如果说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那我就要说，我的农妇妈妈，她是我人生最好的导师。‟”台下，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湿润了，我转过身，朝我双鬓已花白的母亲，深深地鞠躬……。大家如果还认为贫困不算是最好的大学，那最好的大学就是各位看倌伟大的母亲！

【后续报导】北大9年寒窗苦今朝哈佛展翅飞——记安金鹏

安金鹏平时很少有条件和机会拍照，所以当我们编辑这篇稿件的时候，因为他本人已经赴美，照片就成了难题。作者想尽办法只在他家里找到了两张他接受采访时的照片。虽不是很清楚，但仍能从他的眉宇间看到一种自信与力量。

1997年8月，《天津日报》一篇《金鹏展翅》的报导感动了许多人。报导的主人公名叫安金鹏，是本市武清区大友岱村一个贫困农家的孩子。他靠吃方便面渣、穿补了又补的衣服刻苦学习，最终夺得了第38届世界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金牌。之后，这个品学兼优的孩子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

安金鹏1997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研究院学习以来，赞扬、赞助与五花八门的传闻同时朝他涌来，但都没有动摇他独立刻苦学习的决心。今年7月，安金鹏在北大取得了博士学位。8月1日，安金鹏在哈佛大学导师的精心安排下，飞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后……

一个从天津奋斗出来的贫寒学子，是怎样飞向哈佛这所众多学子梦寐以求的知识殿堂的？他都经历了些什么？请看我们的报导——

以超强的自控能力和学习精神三年拿下本科，两年拿下硕士，四年拿下博士。

1997年9月5日，安金鹏揣著『北京大学数学研究院‟入学通知，开始了大学生活。本该4年毕业的大学本科学历，安金鹏3年就拿到了学士证书，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大硕士研究生。研究生应该满3年毕业，安金鹏用2年就拿到了硕士毕业证，又轻松顺利地考进了北大博士研究生班学习。博士研究生应该5至6年毕业，安金鹏用4年时间便戴上了博士帽。

进入大学学习，世界在每一个莘莘学子面前洞开了一个新天地。但大学校园同样存在著浮躁、虚伪和懒惰等不良风气，要实现学习和发展的最优化，学子们有好多无形的考卷要回答。大学生学习全凭自觉，不像高考冲刺那样科目多、时间紧、压力大。有些同学兴冲冲地从图书馆抱回一套武侠小说，声称要好好补补这些年的亏空。有些同学借回一摞言情小说，声称早就想好好体味缠绵悱恻的梦幻味道了，可恨高考竞争压得喘不过气……面对同学送到手里的武打或言情小说，安金鹏赶紧站起身摇著头推说自己不喜欢这些书，每天更加勤奋地攀登他的数学高峰。

安金鹏的家被称作„津门首驿‟，离北京百余里路程，乘车往返非常方便，即使这样，安金鹏在北大读书的这些年却很少回家。每年寒假，只有大年初一和初二在家过，初三就返回学校，钻进宿舍楼继续他的学业或做课题研究。暑假基本没回过家。每次回家，父母总希望儿子能多住几天说说话，但想著儿子要去赶时间学习，总是恋恋不舍地送他上路，嘱咐他要注意身体，常回家看看。今年正月初三，安金鹏又要返校，16岁的弟弟抱著哥哥不让走。望著泪水涟涟的胞弟，金鹏只好带他到北大小住几天，说是让弟弟感受北大的氛围，将来也考北大。

不少读者来信希望他努力学习，将来能成为华罗庚、陈景润式的数学家。安金鹏说：„那都是很遥远的事，是我奋斗的目标。‟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最实际的就是扎扎实实打好基础，所以他恨不得一天当作两天用，谁耽误他学习时间，他会像红了眼的牛一样很不客气。

付出就有回报，1998年第一学年期末考试，他以满分的成绩位居全班第一；紧接著又申请参加数学系大二课程考试，结果又是满分。再申请参加大三数学课内容考试时，报名期已过，只好来年再考。安妈妈告诉我，金鹏在一年内学完了大学三年的数学课程。第二学年期终考试，他英语过了6级，4年的数学主课全部以满分结业。据悉，安金鹏这几年不仅学完了数学系的全部课程，取得数学博士的学位，他还学完了物理系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鉴于他优异的学习成绩，哈佛大学不但免试录取，还向他提供全额奖学金，欢迎他来哈佛继续学习并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从农村娃一夜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面对五花八门的诱惑，他仍能排除一切干扰埋头学业。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依据《天津日报》的报导拍摄的„专访安金鹏‟播出后，这位农家小院走出的孩子一夜间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先是雪片般的读者来信令他应接不暇，最多时一天抱回200多封，这么多信，别说看，就是一封一封拆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哪！安金鹏把看不完的来信捆扎在一起，让送东西的妈妈带回去，代他拆阅并回覆。除了来信还有电话，常常是刚坐下来打开书，走廊里传来门房老师傅的声音：„安金鹏，接电话。‟一个很少接听电话的农村娃，一下子来了好多全国各地朋友的电话，有表示关切的，有询问学习、身体状况的，有要求建立联系的，他说真是忙坏了，也忙乱了，生活主线全颠倒了。安金鹏不得不离开宿舍，躲到图书馆、电脑房、甚至在校园的石凳石桌上看书学习。

最难处理的是那些登门采访者，面对面的真让人著急。有要求安金鹏建立青年朋友热线的，有邀他在报纸上开专栏的，有专程来接他去录音做专题的，也有要拉他赶回天津农村家中录像的。还有十多个来请他去家里做家教……安金鹏性格内向，不喜欢出头露面，不愿意应酬，不愿意风光无限。他清楚地知道，学生以学为主，如果乐于到处去应酬，陶醉在人们的恭维中，荒废学业，这辈子就毁了，这些年的努力也白费了。同学们帮他出主意：你就不能心狠点回绝？„哪能啊？面子一个比一个大，语言一个比一个恳切动人，根本不容推辞。‟无可奈何下，安金鹏请求系领导帮忙，所有电话都由值班员处理，所有来访都由领导挡驾。当然，公益性活动除外。

如果说应对上述情况很不容易，面对面谢绝捐助，拂人美意，对安金鹏更是考验。一家电信公司老板通过作者联系到安金鹏，想要赞助安金鹏，承担他所有大学期间费用和将来出国深造费用，不求任何回报。北京大栅栏有一位搞服装生意的温州老板按照作者电话告知的地址也找到了北大，同样遭到安金鹏的拒绝。几年来遭到安金鹏拒绝的老板有十多位。安妈妈告诉我，金鹏不喜欢别人的给予，他说：„自力更生地活著比舒舒服服享受别人的施舍更能长志气。一个人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社会的馈赠，社会的每一份给予，都等于剥夺了一个年轻人经历磨难的机会。任何一个在别人给予下成长起来的人，一旦失去这样的环境，其神经是脆弱的，其适应社会的生存能力也肯定是很差的。‟

赞扬的话多，想赞助的人多，但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议论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安金鹏的父母不止一次告诉作者，有人竟打电话问安金鹏是不是因为学习压力太大，学得成了傻子？有人说安金鹏神经出了毛病，现在北京住院治疗；还有人说安金鹏脑仁儿让外国人挖去搞研究去了。武清区不少干部和教师直接给作者打电话询问安金鹏是不是真傻了！乡镇也有不少人传说安金鹏参加数学比赛让外国人给服了慢性痴呆药，现在已失去思维能力，成了植物人在家里躺著。

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的传言弄得安家父母心神不安，他们曾放下农活，带著疑虑，乘车去北大看望儿子。安金鹏安慰父母说：„不要被无聊的传言牵著鼻子走，做自己的人，过自己的日子，走自己的路。‟

5角钱豆芽菜与5角钱土豆丝，一年四季不穿袜子，他的„象牙塔‟生活常人难以想像。2005年安金鹏以学生身份出席世界数学研究会时，一位素不相识的大学生到住处找他，认为安金鹏的腰包一定被奖金撑得满满的，他向安金鹏诉苦，请他看在同是学子的份上施以„援手‟。安金鹏向对方解释：我并非像别人传说或者你想像中的那样富有。几年前取得奥赛金牌，国家没给一分钱奖金，天津市也没给一分钱奖金，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政策规定。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报导后，读者来信不少，也有少则几十元、多则几百元的个人赞助，我基本上都寄还人家了。有些老板想赞助，我统统没有接受。还有人在电话里就问我：„你现在生活好些了吗？‟大概和我生长的家庭环境有关，我从来没认为自己生活苦过。我受的那点苦和父母吃的苦受的累比，又算得了什么？我还是过去的我，父母依然在那3亩地里刨食，妈妈仍然每天跛著腿汗流浃背地给羊割草，不停地忙碌著。

大学生的经济来源基本都是依赖父母。安金鹏从上研究生起，没要过家里一分钱。日常生活开支主要靠奖学金和帮导师做一些科目获得的报酬。

9年的北大学习生活，安金鹏属于„绝对型贫困生‟。长期的经济拮据，使安金鹏慢慢形成了„超节约‟的习惯。精打细算是他最突出的标志。东拼西凑交齐学费后，衣食住行的标准他是抠了又抠，每个双休日他都去校园图书馆和印刷厂打工，打工的钱加上国家给的每月60元副食补贴，是他吃、穿、用、买书及回家路费的全部经费。计划不好便会出现赤字。于是在学校食堂，安金鹏今天买5角钱半份豆芽菜，明天又买5角钱半份的土豆丝，转天又是5角钱半份豆腐菜。他说他很清楚，自己每天能吃上俩半份炒菜就很不错了，父母在家永远都是没有多少油星的凉拌菜。

大学是年轻人的天下，相互攀比、相互模仿的随机消费和冲动消费时有发生。但安金鹏很清楚自己那令人羞涩的钱袋，没有名牌衣服，没有MP3，没有手机，他觉得这都无所谓。他的衣服都是上网求购同学闲置的服装，也有互相交换的物品。

考上博士研究生后，校方免除了他的住宿费，每月有300元生活补助，加上连年不断的一级奖学金，这已经是最好的学习条件了。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安妈妈告诉我，已是博士的安金鹏，一年四季不穿袜子。有一双袜子是出门有活动时穿的。冬天外出也是靠旅游鞋和裤管遮著。安金鹏说穿袜子是额外浪费。冬天脚冻了、裂了，他也不声不响地盼望著春天早点到来。

为了补充自己的生活费用，安金鹏曾找校方承包每天清扫宿舍周围卫生的活儿。在这个大学生把自己视为宝贝、骄子、人才的时代，读博士的安金鹏却能拿起扫把扫地，这恐怕不是一个单纯的生活所迫！安金鹏告诉我，大学生时时处处要把自己当成一个走向生活独立的人。将来大学普及了，大学生与普通百姓没什么两样，如果大学生连普通劳动者这样的身份都认识不清，你就很难在芸芸众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9年前就接到哈佛大学的邀请，9年后哈佛大学又给他全额奖学金，金鹏终于展翅高飞。安金鹏在北大有两位指导老师，一位是北大数学研究院的张筑生教授，一位是记不清准确名字的美国哈佛大学来兼职的博士生导师。张筑生教授是1997年安金鹏在阿根廷参加国际奥赛夺得金牌时中国队的主教练。上北大后，安金鹏直接在恩师的辅导下学习，情同父子。不幸的是2002年张教授因病去世。后来这几年，安金鹏一直在这位哈佛的兼职导师辅导下学习。安金鹏研究生毕业时，导师就建议他去哈佛读博士。安金鹏征求父母意见，父母考虑家庭经济状况，坚持让儿子在国内读博士。今年7月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导师和安金鹏商量，建议他去哈佛读博士后，认为那里条件更好，更有利于学习和研究学问。安金鹏给父母打电话，父母也不懂接下来要学什么和到哪里去学更好，让儿子自己决定。

几年的教学辅导接触，美方导师早已了解了安金鹏的家庭情况。他直言不讳很喜欢这个穷不坠志的数学天才，经常带著金鹏参加校内和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引导金鹏与全国各地的优秀老师、同学乃至国际友人沟通思想，交流学术知识。他知道安金鹏的学业基础很扎实，而且在数学和物理两个领域的前途都不可限量。早在安金鹏还在准备博士答辩之前，导师已将安金鹏的全部资料介绍到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挑选人才的眼光是面对全世界的，有一套系统的情报资料网，所有参加过世界奥林匹克数理化竞赛并夺得金银牌的学生他们都有档案跟踪。9年前美方就有数学探子在奥赛结束后要安金鹏去哈佛大学学习。9年后安金鹏成了博士，美方知道这是一个到哪里都能增加光芒并潜在著无限创造力的菁英，所以愿意提供全额奖学金，同意安金鹏赴哈佛继续学业，选择读数学还是高能物理由安金鹏自己决定。

安金鹏的美方导师深为自己给哈佛推荐了这样优秀的学生而兴奋，所有出国的手续都出奇地快捷顺利，就连机票和服装都由导师包办，行期比原计划提前近一个月，使得安金鹏原计划回家小住的打算无法落实。

安妈妈告诉我，金鹏去年„五一‟节前已同一位叫巩郅帜的湖南女孩领取了结婚证。巩郅帜比安金鹏小一岁，去年在北大读完硕士研究生，先赴哈佛攻读工商管理博士。按照计划，安金鹏先直飞多伦多，然后再去哈佛大学。

从9年前的《天津日报》报导中那个„展翅‟的金鹏，到今天的哈佛菁英，一个农家子弟艰难成材的故事有了一个可喜的结局。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惊喜，也留下了一份思考：如何面对人生、面对贫困、面对诱惑，如何在任何情况下坚守心中的那一份良知、坚持自己的那一份理想……

贫困是力量不是借口

今天我们向读者讲述了贫寒津门学子安金鹏的故事，相信许多老朋友一定还记得他。安金鹏所取得的成绩令我们赞叹，他的拼搏和进取精神更让我们佩服，但这些都不是他再次走进我们视野的真正原因，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确切地讲是他对待贫困和诱惑的那颗平常心。

寒门学子贫而有志终成大器的故事，写满了历史的记忆，也是当今励志教育中最常见的素材之一。客观地说，听得太多看得太多，难免会产生一种感动疲劳。然而安金鹏给我们的感受则不同，尽管他的经历与千百万贫困学生是一样的，难得是他面对贫穷的坦然和面对诱惑的平静。我们从他的故事既读不到眼泪，也读不到炫耀，他固守著一个农家学子的希望，也固守著一个农家孩子的本分，固守得坚韧不拔，固守得心平气和。我觉得这才是他的过人之处。

贫穷不是耻辱，贫穷也不是荣耀，贫穷能磨炼人的意志，激发改变环境，改变命运的勇气；贫穷也能刺激人性中的偏执和仇恨，将人引向邪恶甚至疯狂。如何向贫穷抗争，以何种方式摆脱贫穷是人品的体现，也是社会品质的体现。一个能够承受贫穷，并能以积极向上的态度改变自身命运的人是真正的强者。一个能够正视贫穷，并能脚踏实地而不是急功近利地改变贫穷面貌的社会才是健康和谐的社会。

贫穷不是财富，更不是光荣，对国家是这样，对个人也是如此。但贫穷是一种力量，有过贫穷经历的人会增强应付困难的能力，从贫穷走过来的国家有一种奋发图强的整体意识。前者安金鹏的成长就是最好的例证，而后者是我们每个人都亲历的历史。

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贫困居然成了秀场，甚至成了商品。现今媒体炒作贫困之风盛行，社会上也流行以贫困为噱头的行为艺术。这种不健康的现象不能不令人忧虑。以新闻报导的方式展示某些人的特殊困境，呼唤社会的爱心和救援原本是媒体的功能之一，但现在这种炒作已经大肆泛滥，并且成为商业手段。最典型的是目前有一个名为„加油，好男儿‟的电视选秀节目，该节目中的一项常规内容是，每个参赛者都要诉说自己少时的苦难人生，五尺男儿们，个个一把鼻涕两行泪地讲述自己苦大仇深的生活(难保其中没有谎言和欺骗)，好像不穷就没有参选资格，难怪有人将这档节目称作苦难比赛，目的不过是增加收视率。而落网的贪官也是人人都有一部贫穷的家史，大抵也不外是想为自己的犯罪找个理由吧。

畸形的炒贫穷和过分地渲染贫困，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年轻人并无益处，会引导不择手段的乞怜行为，也会成为一种暗示，让他们误以为贫困是一种向社会讨价还价的资本。我们需要人们的善举，但善举应该是身心的双重救助。安金鹏对待人们善意资助的态度和做法，很值得大家深思，能靠自己办到的绝不向别人伸手，独立的人格是最值得骄傲的。对于初入社会的孩子，这很重要。

一个人一生要面对的困难和诱惑难以预计，如何坚守信念把握自己，是能否成功的关键。安金鹏的成功不仅仅是靠聪明才智，也不仅仅是刻苦拼搏的结果，重要的还有他那份做人的操守。

第五篇：大学精神与中国大学

【摘 要】当前，我国大学学术造假、急功近利现象突出，国际竞争力不足的问题严重。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大学精神的缺失。为此，本文阐述了什么是大学精神以及大学精神包括哪些内容，并结合大学精神对我国大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关键词】大学精神 中国大学 学术自由 自主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1）13－0031－03

当前，党和政府给予教育前所未有的重视。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号召。2010年，又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然而，我国的教育现状并不尽如人意，越来越多的优秀学子不惜重金、远涉他乡圆自己的求学梦。中国大学的国际竞争力不足已成为摆在国人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加上学术造假、诚信不好，中国的高等教育前景令人担忧。

中国大学的教育问题出在哪？不少教育界人士有一个共识：当前中国大学的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物质方面，而在精神层面。正如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所说，与70年前的西南联大相比，如今中国大学建设发展的条件、资金显然都大大超过当年的西南联大，但今天中国大学的地位和影响力仍然难以超越当年的西南联大。

那么，如今的中国大学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西南联大差距在哪？笔者认为，现今中国大学缺失基本的大学精神。

一 什么是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是什么，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理想或理念；有人认为大学精神等同于大学功能；还有人认为大学精神是大学的行为特征和精神气质，如大学精神面貌、特色、凝聚力等；我认为，大学精神应涵盖以下两点：（1）大学精神是大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自觉形成并共同遵循的一套价值理念，这些理念一直以来对大学的办学行为和大学发展发挥着指导作用。（2）大学精神类似于大学不成文的行业核心规范，对大学活动起着规范和制约作用。大学精神是大学本质的体现，它保障了大学育人、求真、服务社会等主要价值和使命的实现，引导着大学从工具意识向本体意识的回归，使大学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行，不因外界的利诱偏离方向。

概括地说，大学精神是大学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保障大学保持其本色的主要思想和原则。大学精神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思想指导和精神制约两个方面。

二 大学精神的内容

大学精神包括哪些内容？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多数人认同“学术自由和自主管理”这一点。大学是以探索和研究学问为主，同时承担着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职能的学术性组织。作为学术性组织，探寻和发现真理是大学的主旨，也是大学活动的重要内容。要做到这一点，学者们必须拥有充分的学术自由，不受限制地反复试验才有可能取得卓越的科研成果；大学只有实行自主管理，才能排除外界的干扰，创设一个自由的学术环境，保证学者们依着真理的目标前进。欧洲中世纪大学在创立之初就很好地践行了这一点。作为一个利益群体和行会性组织，中世纪大学在运行上主要依靠群体成员的自发意愿而不是依靠某种行政指令。这种运行方式充分体现了大学作为“法律体系内一个建立在精神生活自治之上的组织”的特点，其自治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在于为作为学者团体的大学提供一种制度保障，强调的是一种团体性权利。这个思想和理念被以后新成立的大学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今天的“学术自由、自主管理”精神，或称作大学的独立自由精神。

独立自由精神是大学精神的核心和基础，是大学生存的生命线。大学自身应保持和珍惜这个精神，社会各界都要认可和尊重这个精神。为此，大学要很大程度地远离社会的干扰，保持自己的独立自由；政府应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大学的独立和自由。

独立自由是大学的基本精神，但大学精神并不局限于独立自由，围绕着大学的功能、使命和发展的实际，我认为大学精神包括以下内容：

1．独立精神

梁启超先生曾指出大学在于“独立其精神，自由其思想”。正如上文所述，独立精神是大学保持学术本色的重要保证之一，是大学履行其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功能的必要条件。大学的独立精神要求大学按照自己的原则和价值标准进行活动，始终保持不为政府和其他组织左右的独立意识，不为强权和金钱改变其行为的独立思想，并为其独立性不懈抗争的精神。以创办普林斯顿高级研究中心闻名的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基于一定的价值体系，对社会风尚保持合适的批判性的抵制，有助于避免愚蠢的近乎灾难的莽撞”。“大学应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应随世俗的风尚、喜好乱转；不应像报纸和政客那样见风使舵、赶时髦”（弗莱克斯纳，大学，1930）。所以，大学与外界社会环境的关系要做到：一方面大学要适应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大学要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不应受到政治、社会风气等外界因素的干扰，偏离自己的轨迹。

大学的独立精神意义在于大学应是一切知识和事实、科学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为学者与外界之间建立了一层无形的防火墙，使大学与社会保持距离，尽可能地排除外来势力的侵入。这一距离的存在使思维更加客观、学术作风更加踏实、品质更纯真，成为维持大学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智慧之发展的客观条件。有了这个距离，大学就可以避免功利化和市场化。用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的话说：“大学要尽量成为‘乌托邦’”。

2．自由精神

大学的自由以大学的独立精神为前提，大学没有独立性就很难有自由。

自由精神首先是一种自主选择而不被追究的权利。罗素曾说：“自由的精神意味着‘一切问题都可以讨论，一切意见或多或少总有怀疑的余地’”（罗素，论自由，2007）。大学的自由精神表现为大学师生具有自主教学、自主研究、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表现为大学师生有发表、讨论学术意见而免于被处置的自由。英国红衣主教纽曼说，“大学是一个推动探索，是使轻率鲁莽也变得无伤大雅，使错误通过思想与思想之间、知识与知识之间的碰撞暴露于众的地方”（纽曼，大学理念，1852）。温柏格说，“大学里，专家和研究者是皇帝”。大学以知识创新为根本，在知识创新的过程中，学者们有权选择自己的研究方法、自己安排工作时间。在对知识合理性和准确性的判别上，学者们只受基于理性方式产生的纯学术行规与权威的制约，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是屈从外界的标准。可以说，“学者们是他们自己道德的唯一评判者”。在文明的国家里，学术自由已上升为一种工作的条件，是学者从事传授与探索真理所必需的条件，是研究最有效的环境。

自由精神对大学发展非常重要，张楚廷教授曾指出，“一所大学办得怎么样？不仅看它是否传递了真理，而且看它是否赋予了师生以自由，后者的重要性不亚于前者”（张楚廷，张楚廷教育文集，2007）。

3．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指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所显示出的精神和气质。大学作为教学科研机构，其探索和传授新知识的特点要求大学必须遵循科学精神。

大学的科学精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求真的精神；二是求是的态度。

求真精神表现为信仰真理、崇尚学术，理性地、无休止地探索未知领域的精神。

大学是研究和传播科学的殿堂，大学师生不仅是社会王国的公民，更是科学王国的积极构建者，是真理和科学的追随者。大学师生受“原始的求知欲”和“闲逸的好奇心”的驱使，执著地探求未知领域，追求真理，而不应受其他因素驱动。

求是态度是大学最基本的治学态度。大学注重学术、探求真理，必须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此，需要尊重事实、讲求实际、注重效益、捍卫真理，具有敢于怀疑的批判精神。求是态度体现在师生教学科研活动中，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讲求用数据说话、以客观事实验证假设、反复求证以及对先人理论的批判性地继承、发展。类似于《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科学精神是大学精神的重要内容，一所大学只有拥有一批孜孜以求、求真务实的知识分子队伍，学术才有希望，教育才有希望。

不仅如此，科学精神还有助于大学形成一种有益于学科发展和学术合作的价值理念和氛围，以修正大学学术间互不往来或恶性竞争的学术歧途。纽曼指出，“在大学里，一大群学识渊博的人埋头于各自的学科，又互相竞争，通过熟悉的沟通渠道，为了达到理智上的和谐被召集起来，共同调整各自钻研的学科的要求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他们学会了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帮助。这样就营造了一种纯洁明净的思想氛围”（纽曼，大学理念，1852）。

4．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指向人主体生命层面的终极关怀，体现了对生命及个人独特价值的尊重。大学是以培养“人”为天职的，它的立足点和归宿点都是人，因此，大学教育要从人的特点和发展需要出发，关心人、发展人、完善人。为此，大学教职工要把促进学生的发展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把教育教学工作的重心放在学生全面发展上，要使受教育者在人格、智能、品德方面得到最充分的完善，使学生成为适应社会的人；有文化、有修养的人；成为社会所要求的富有主体精神和创造力的人，以实现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这是大学教育的根本。

5．服务精神

大学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体现了大学服务于受教育者的服务精神。当然当代大学的服务对象不仅是学生，而且还包括政府、企业乃至整个社会。

大学服务精神表现在大学积极参与科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应用、文化传播和公民素质提升的活动，为军事技术进步、工农业生产发展等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为政府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政策咨询；为社会提供成人教育、法律援助、卫生保健等全方位服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