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旧制度与大革命》：法国历史不是中国的未来范文

第一篇：评《旧制度与大革命》：法国历史不是中国的未来范文

评《旧制度与大革命》：法国历史不是中国的未来

托克维尔在历史上有很多真知灼见，《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对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启迪。但是，历史只能借鉴而不能比附。一些人也许忘了，中国和法国是两个有着完全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两国所经历的革命也大不相同。今天中国的现状与当年法国情形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不了解法国的血缘等级制度，就不能够理解法国的旧制度，也就谈不上理解法国大革命，更不能给中国现实以启迪。最近一年多来中国政界和知识界出现了一波'托克维尔热潮'，《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成了关心中国命运的文化精英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这也不奇怪，从戊戌变法失败以来，法国大革命就是中国文化精英圈内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各种褒贬都有，而且有的评价甚为极端。由于二十世纪中国发展的主旋律是社会革命，所以，彻底、激进的法国大革命在中国知识界主流中一直具有伟大光辉的形象。康有为等人认为大革命是导致法国近代长期动荡的祸首，却被中国知识界主流视为异端邪说而大加鞑伐。近三四十年以来，英美文化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逐渐上升，对革命的反思成为潮流。由于法国大革命是西方最为激进的暴力革命，而现代中国则是以暴力革命立国，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又开始在法国革命的弊端中去寻找中国革命的弊端。随着今天中国高速发展带来的巨大进步和诸多的社会问题，各种新的比附又开始出现。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提出的社会发展悖论：革命往往会在苛政开始改善，经济相对繁荣的时代爆发。因此有人认为，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发展的中国现在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和革命的风险；托克维尔指出，统治集团只进行有限改革，而拒绝从根本上改革旧制度，所以会被革命所推翻。因此有人预测，如果今天的中国拒绝彻底改革，暴力革命终究难免；托克维尔深刻地指出了专制社会是产生暴民的温床。因此很多人担忧，中国社会今天出现的暴虐现象都是专制酿成的，中国如不从根本制度上改变，中国将被暴民摧毁。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研究历史，总是希望能够在历史的经验中找到解决当下问题的启发。但是，历史毕竟是过去了的事实，事实必须得到尊重。如果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去裁剪历史，就成了'六经注我'。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中国人把历史当做一面镜子，相信历史可以给当下的发展和未来的道路提供宝贵的借鉴。但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之道，还是必须立足于对现实的认识和了解。如果简单地用历史上特定事件的因果关系来解读现实，最后难以避免演变为一种脱离现实的自言自语。托克维尔在历史上有很多真知灼见，《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对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启迪。但是，历史只能借鉴而不能比附。毕竟大革命前的法国，和今天的中国相去甚远。法国旧制度的本质是血缘等级托克维尔本人出身贵族，但在思想上却倾向于自由主义。目睹1848年法国革命，以及路易·波拿巴政变上台的史实，托克维尔感时伤世，追思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大革命，撰写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由于托克维尔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经历，他能以比较全面的视角来考察法国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对大革命前的旧制度、革命的合理性和弊端，革命后专制主义的复活都有比较中肯和理性的评价，而没有陷入非黑即白的简单化论断。但是，这也导致他对旧制度的看法有很大局限。尽管托克维尔在很多地方批评旧制度，并为法国大革命辩护，但他始终坚持'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和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在他看来，波旁法国要比革命后六十多年后路易·波拿巴的帝国有着更多的自由，尽管这种旧制度的自由时断时续，有很大局限。但是，如果我们从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上分析，会发现大革命前的旧制度确实是一种奴役制度。这个制度的本质是血缘等级制度，普遍地存在于当时的欧洲各国，可以说是整个欧洲的旧制度。在史学界和政治学界，对大革命前法国和欧洲的血缘等级制度，已有基本共识。但是今天许多讨论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学者，却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最基本的事实。其实，不了解法国的血缘等级制度，就不能够理解法国的旧制度，也就谈不上理解法国大革命。法国的血缘等级制度首先表现在君主专制制度上。在欧洲各国中，法国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最为典型，并在路易十四时达到顶点。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封建制度不同，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度相对更完善和强大。国王通过御前会议完全掌握了中央权力。为了防止地方贵族在政治和军事上坐大，国王把最富有的三千贵族招纳入宫，让他们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但又不给他们管理国家的权力。革命前，法国地方事务基本掌握在国王派出的官吏手中。关于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谈了很多，但他更多是从中央集权制度与贵族冲突的角度来看问题，更多是为贵族受到王权的压制而惋惜。对于王权与贵族制度都依托于血缘等级制度这一关键问题，托克维尔谈得很少。这不能不说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一个缺陷。贵族制度是法国血缘等级制度的中坚。贵族不仅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王室成员，而且是构成三级会议的重要力量。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法国贵族虽然丧失了管理政府的权力，但贵族血缘制度本身还是很强大。即使在第三等级兴起后，贵族仍然凭借特权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在17世纪，法国公爵们的收入是巴黎富有资产阶级的100倍，殷富工匠的500倍。在18世纪，80%的法国贵族虽然不事生产，但仍然过着体面的富裕生活，其中大约有40%的贵族拥有仆人。从路易十四开始，法国几千最富有的贵族都集中居住在大巴黎地区，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跟普通民众的穷困形成鲜明对比。与英国贵族不同，法国贵族大约从13世纪起就获得免税特权。到了1695年，路易十四的王权达到顶峰，开始向贵族征收人头税和什一税，但贵族仍然享有很多免税特权。由于第一等级的僧侣不交税，第二等级的贵族交很少的税，法国财政出现了严重问题。路易十六希望召开三级会议来解决财政问题，却揭开了革命的序幕。与不纳税、享有封建特权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不同，由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城市贫民和资产阶级组成的第三等级占了法国人口的95%以上。尽管法国绝大多数农民已经摆脱了农奴制度的束缚而获得了人身自由，但在整个社会阶层中仍然处于最底层，而且负担国家的各种赋税和封建义务，没有任何权利。最重要的是，法国的王室和贵族垄断了上层社会的所有职位，第三等级的人无论如何勤劳富有也无发突破血缘等级的藩篱。正如西耶斯在革命前夕的演讲《第三等级是什么？》中所说：'谁是第三等级?''谁都是。''现在的政治体制下他们是什么?''什么也不是。' '他们希望什么?''不再什么都不是……'显而易见，法国这种以血缘为基础的封建等级制度构成了旧制度的基础，这个旧制度的本质就是奴役和压迫。今天人们探究法国大革命的根源，如果离开了这个基本事实，去探讨经济的繁荣、苛政的缓和等等非本质的现象，最终是不得要领的。狄更斯的《双城记》已经把法国大革命的根源讲得很清楚，很形象。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社会分裂当然，仅仅讲到法国旧制度的本质还不能够解释大革命为什么爆发，因为封建的血缘等级制度并不为当时的法国所独有，而是整个欧洲大陆共有的制度。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既把法国的封建贵族制度跟海峡对面更为开明自由的英国贵族制度做了比较，也跟欧洲中部和东部的日耳曼社会做了比较。与欧洲大陆的其它国家相比，法国毕竟基本上废除了农奴制，而在路易十六时代经济还相当繁荣。为什么在一个苛政正在减轻，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人民正在获得更多自由和财产的时代，法国竟然爆发了大革命，而在此之前更为专制和贫困的年代，在欧洲农奴制盛行的国家却没有爆发革命？托克维尔的书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回答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些人热衷于用法国历史来比附今天中国现状的最主要原因。其实，历史上大多数的革命都不是爆发在苛政最严重，民众最困苦的时代。古今中外的史学家、政治学家对这种历史现象都有论述。一般说来，民众起义或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通常都是社会发生分裂。一方面是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另一方面是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发生分裂，而这两种分裂都出现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旧制度之中。这使得法国社会形成四个对立的社会群体：王室、贵族、第三等级中的富有者与农民，这四个群体的对立使得革命前的法国社会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态。首先是法国社会中的王权和贵族的分裂。封建制度之所以能有效治理农业社会，它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在于分权。层层分封构成了一个分层式的梯田结构，所谓'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但是，法国是欧洲封建制度最先衰落，王权最强大的国家。到路易十四时，法国贵族在政治上的统治权逐渐被剥夺，贵族逐渐成为有头衔、有地位但无实权的政治贵族。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为了防止贵族重新坐大，常常以国王身份代表全国民众来压制贵族。即使在法国大革命初期，路易十六还把如何防范贵族作为重要的政治目标。如果仅仅是王权与贵族的分裂，还不足以引发革命，因为这种上层社会的分裂也可能导致贵族革命而弱化王权，像13世纪初英国贵族强迫无地王约翰签署《大宪章》。引发法国革命的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分裂，这就是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分裂。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错位与分裂，第一个表现是贵族内部的贫富分化。在大革命前，尽管王权和贵族在总体上掌握着巨额的社会财富，但贵族本身在经济上发生了分化，中小贵族开始出现贫困化。而在另一方面，第三等级中有产者的经济力量越来越大，由此形成了法国社会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分裂。在贵族继承制度上，法国和英国虽然都是长子继承制，但两国实行起来却有很大差异。英国是在贵族爵位和财产两方面都严格实行长子继承制，唯有长子才能继承爵位和全部财产。这种制度在家庭内部虽不公平，但却保证了贵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始终居于强势地位。而法国通常是次子也能继承贵族爵位，但只能继承少数财产。由于法国贵族本身并不从事生产活动，许多豪门贵族经过几代分家就会出现一些贫穷的贵族。这些贵族保持着贵族的政治地位和高傲，但却常常不得不向第三等级中的有产者借钱。由于不屑从第三等级的手上拿钱，破落贵族常常是用剑从前者手中挑起钱袋以显示自己的高傲，这种现象本身就彰显出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分裂。第二个分裂是第三等级，或者说无套裤汉中有产者的崛起。第三等级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很容易在经济领域大展拳脚。第三等级中的银行家、商人、作坊主、律师尽管在政治上没有地位，但却有很大机会迅速暴富，这些新富起来的第三等级对自身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极为不满。大革命前就流传一个故事，第三等级中的富翁有一次买了剧院豪华包厢的席位，演出刚开始，一个贵族家庭来到剧院，而剧院包厢已坐满。这时贵族发现一个无套裤汉和他的家人竟然坐在包厢内，于是叫来剧院老板命令让他们离开包厢。在政治权力的威逼下，这个无套裤汉只好带着他的家人离开，但临走时他说了一句话：'不要说你这个包厢，就是整个剧院我都可以买下来作我的马厩'。在当时的法国，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分裂已经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在这种情形下，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都不能继续照旧生活下去了。第三个分裂是法国农民的反抗。在1789年，法国绝大多数农民已不是农奴，而是自由人。但是农民却要向教会、国王以及领主缴纳多种赋税，经济状况十分悲惨。一个农民需要缴纳的税有：年贡(cens)交给领主；田租(champart)作为当年收成的一部分交给领主；杂税是为使用领主的磨坊和压榨机交税；三十年税，租地的农民每隔三十年交给领主，以证明这块地不是他自己的；土地交易税，农民可以买卖租来的土地，但卖者需向领主交纳地价的10%；继承税，租地的农民去世后，如果他的儿子想继承土地，就要向领主交纳继承税；人头税；交给国王；什一税，把收成的10%交给当地神父。所以，尽管农民与商人、银行家、作坊主、律师同属于第三等级，但他们在经济上的巨大差别决定了他们在根本利益上相互冲突。以上可看出，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国王和贵族对立，国王、贵族和第三等级对立，第三等级内部对立，整个社会已经无法继续以原状持续下去了。经济格局的变化必然要求政治格局的变化，而政治格局的变化就意味着法国血缘等级制度的崩溃，对此法国的王室和贵族都是不可能接受的。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分裂的情形下，革命已经无法避免。关于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状况，20世纪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讲得比托克维尔更为深入细致。乔治·勒费弗尔认为，早在网球场宣誓前的1788年，'法国贵族就利用政府危机，希图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夺回曾被国王剥夺了的政治权威。在搞垮了维护其至高无上地位的王权之后，贵族阶级为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城市里的群众革命和最后的农民革命开辟了道路，并发现自己亦被埋葬在旧制度的废墟下。' 乔治·勒费弗尔把法国大革命分为四场革命：贵族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城市市民革命和农民革命。这四种革命就像汹涌澎湃的江水，一浪高过一浪。这四种革命恰恰印证了革命前的法国社会已经分裂为几个相互对立的群体。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中法两国不可比附托克维尔是出身于贵族的政治家，担任过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游历过英美等国，以如此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来研究法国大革命当然有其独到之处。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研究的最大贡献是立足于经验，全面理性地分析法国大革命的根源和爆发的形式。无论是对旧制度还是大革命，托克维尔都没有采取非此即彼的两分法，这让习惯于非黑即白思维方式的中国知识界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托克维尔关于革命产生的根源与条件、社会转型与革命、革命与改革、经济繁荣与社会矛盾等问题的论述比大多数书斋里的学者更有现实感，对今天正处于转型中的中国也有很大的启迪作用。许多政界和学界人士已从不同方面探讨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今天中国的现实意义。而本文想要强调的是，中国和法国是两个有着完全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两国所经历的革命也大不相同。今天中国的现状与当年的法国差别实在太大。如果过多地用法国的旧制度或法国大革命来比附中国的现状或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可能既不能准确解读法国旧制度和大革命，也不能给中国现实以启迪。

从制度上看，法国革命前旧制度的本质是血缘等级制度，国王与贵族、贵族与第三等级在身份上是无法转化和流动。而中国大约在两千多年前就消灭了贵族，一千多年前设立科举制度，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已有上千年的时间。中法两国虽然都实行中央集权制度，但中国的中央政权远较法国的中央政府强大。即使是在路易十四时代，太阳王的权力与威望也难以跟中国古代的皇帝相比。从现实上看，今天的中国虽然处于剧烈转型中而矛盾重重，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之间仍然保持着很强的流动性，中国政界的高级官员和商界成功人士大多出于平民阶层，这从他们的出身和经历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等级制度，而是日益严重的官员腐败和贫富悬殊现象。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亟需解决既有问题，但整个社会并未像法国那样分裂为几个泾渭分明的等级，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也并未发生分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有极大空间跟社会形成良性互动。法国多米诺骨牌式的贵族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城市市民革命和农民革命很难在中国发生。从革命的性质上看，中国在上世纪爆发的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本质上是以社会革命的形式实现现代建国，这跟当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后来俄国十月革命都有根本的区别。中国革命的初始根源是来自外敌入侵构成的危机。从鸦片战争、甲午战败、列强瓜分，到日本全面侵华，中国近代一直濒临亡国边缘，救亡图存是压倒一切的历史使命。但是，谁能承担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如何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清王朝历经了两百多年的历史后，由于中央权力衰落和土地兼并，中国的上层社会已没有能力凝聚社会并承担起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当时唯有动员下层民众进行社会革命才能重新凝聚社会，这是中国革命最深刻的根源。中国在20世纪的一系列革命都离不开救亡图存、现代建国这个最基本的主题。简单地把中国革命比附于法国大革命或俄国十月革命，简单地把中国今天的问题都看成是革命的后遗症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概而言之，《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在政界和知识界引起热议，是一个值得庆幸的现象，说明中国社会正在日益走向成熟。无论是旧制度还是大革命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旧制度需要推翻，但旧制度也并非是一无是处；社会自由与经济发繁荣是巨大的进步，却可能引发民众更高的欲望和期待，这种高涨的欲望和期待极有可能引发革命；大革命是合理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但是大革命留下的并不都是积极遗产，推翻专制制度后的大革命有可能造成更为专制的制度，等等。托克维尔这些看法确有独到之处，也对中国今天的社会转型有很大启迪。但是，如果过度地拿法国旧制度来比附中国今天的现实，或拿法国大革命来比附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可能会既误读法国历史，也脱离中国现实，最后成为一种政治狂想。文/寒竹，尚道社会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第二篇：《旧制度与大革命》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旧制度与大革命》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有人说，中国和法国在传统上是极为相似的两个国家。读过《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也深切的感受到了这一点。书中所谈及的种种现象，很多都可以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找到类似的对应物。因此，该书对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托克维尔抱怨短暂的王权专制统治给法国社会风尚带来的创伤，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一直持续了两千年，它给中国带来的问题，在性质上与托克维尔所提出的问题类似。托克维尔对充满暴力的大革命没有好感，认为它反而加剧了专制制度。他说：“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这就让我想起清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争论--不管立场如何，面对类似的社会问题，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也都是一样的。

托克维尔的一大主张是反对超越社会风尚现实去谈论社会的改造。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谈到人民对法律的尊敬问题时，他认为，法国人法律观念的淡薄应该归咎于旧制度对风尚的塑造：“人们常常抱怨法国人蔑视法律；哎呀！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啊？可以说，在旧制度的人们身上，法律概念应在他们头脑里占有的位置一向是空的。每个恳请者都要求人们照顾他而撇开现行法规，其态度之坚决和威严就像要求人们遵行法规一样，的确，只有当他们想拒绝法规时才会以法规来反法规。人民对当局的服从还是全面的，但是他们遵从当局却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因为，倘若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波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而今天，人们在谈论中国的法治化，托克维尔的观点也许能够给我们以警示：在法治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风尚，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促进风尚的改变呢？

托克维尔说，中央集权制导致人民对政府权力的过度依赖：“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这些改革家们提出的目标虽然不同，他们的手段却始终一致。他们想借中央政权之手来摧毁一切，并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们看来，能够完成这种任务的，唯有中央政府。他们说道，国家力量应像国家权利一样，没有限制；问题只在于劝说它恰当地使里它的力量。” 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思考中国今天的发展问题、对于我们思考某些具体的政策问题（比如对郎咸平观点的分析和批判），都是有益的。

另外，我感觉，中国目前的城乡户籍制度，与当年法国的贵族等级制度有一点类似之处。这两者都是不平等的制度，都是出身论。从前，人们根据某些需要制定了它们，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员的流动，在今天，或者在不远的将来，在中国进城的农民工看来，户口这个东西，正如从前法国农民眼中的贵族特权一样，将会变得毫无必要而且罪恶万分。托克维尔还描述了中央集权国家首都的畸形繁荣和农村的凋敝：“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开了；他们与那些本来能够帮助他们、领导他们的乡亲们也疏远了。这些人有了知识，富裕起来，就避开农民；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下来，扔在一边。”对应中国三农的现实，我们可以发现某种惊人的相像。

最后，在结束这篇书评之前，谈一点对“保守主义”的感想。读完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后，我在想，托克维尔本人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呢？除了解释历史，他真的期望这本书能给人们带来警惕吗？作为一位“保守主义”的学者，他怎么看待一部书能在人们心中引起的改变？然后，我就发现自己原先关于“保守主义”的看法是不准确的。说托克维尔是保守主义学者，这只是说他并不像他在书中描述的哪些18世纪的作家一样，号召人们去用激进的手段追求某个理想主义的东西；这并不意味者他主张现实坚固不可改变。保守主义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向人们强调，在决定社会的发展方面，“风尚”比“制度”更加基础，更加有力，所以，要想革新一个有疾病的社会，从“风尚”入手，要比从“革命”入手要更好些。而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也就是希望能够为法国“风尚”的改变贡献一点作用吧。

第三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读书笔记

詹媛

201302405159

刚开始接触这本书时，我本以为是简单的描写法国因为陈旧的封建制度而引发的一场革命，可能因为我天分不足，加之对法国的历史并不了解，所以读了一遍下来，我并没有像大多数的学者一样为当今中国的现状而担忧，其实简单的说来就是觉得这是一本描述法国历史的一本著作而已。正当我为自己的浅薄而苦恼时，我只好耐着性子将托翁这本精华之作再细品了一遍，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本书真如王岐山先生所说的，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借鉴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于1856年出版，以“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为目标的评价历史著作。这本书着眼于对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下政治、社会生活画面的剖析，并由此阐明旧制度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同时亦是大革命后人民重新建立起来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制度原型。点明法国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摧毁封建等级制度，实现平等。

一、《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手法与内容概述。

《旧制度与大革命》分为三编。主要是采用了问答式的写作手法，就如托翁所说的，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所以从各章题目就可明了作者要解决的是那些问题。从方法论来说，这也就是后来“学鉴年派”创导的问题史学。这种写作方法是很值得我们这些初学者学习的，这样写出来的作品能使读者更好的理解作者所表达的内容。同时这样表达更能体现出文章的内容且对各方面的描写都更加全面、明了逻辑性更强。

《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一编就大革命本身特点展开探讨，颠覆了人们对大革命的一贯认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灭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是实现人民对平等的追求。在这一编中，我认为第五章是本编的重点，如托翁说的，前面所有的论述只是为了阐明主题，第五章作者基于对整个欧洲制度、社会结构的相似性的分析和比较，发现封建制度衰落的地方，民众对其仇恨越大。同时得出，法国大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企图用平等、一致的社会政治秩序来取代统治整个欧洲的封建制、贵族制的政治制度。

第二编讲述大革命得以发生的基础——旧制度的种种机制。通过对每个机制的运行、发展的阐述得出，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是所有机制如此变化、存在和运行的根本原因。而大革命的敌人--贵族统治的封建等级制度，很早就被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架空，在大革命开始前已经开始崩溃。在这一编中，我对十一章的内容感触较深，第十一章阐释了隐藏的大革命力量：人们的自由性格。一方面，政府贪婪捞钱的欲望损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权经验不足，不自信，行政风格上也受到司法习惯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专横跋扈。另一方面，虽然被大量剥夺，贵族、教士、资产者、司法机构，还都保持着一些自由的性格。它表明法国人并没有完全心甘情愿的服从于专制的奴役。当然，托翁说，这种“病态的自由”虽然有助于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国家”更难于建立了。从而旧制度塑造了大革命。

第三编主要从思想动因及其相关因素方面进行了补充性的分析阐述，进一步对革命发生的顺序、逻辑和较为浅显却直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而在第八章中，作者对大革命从旧制度种自然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并再一次阐述对于自由的热爱，并指明之追求平等的革命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平等的奴役，只有追求自由的革命才会换来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全书论述了大革命与旧制度之间的联系，即旧制度塑造大革命、大革命继承旧制度。从而揭示了大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以及其背后深刻的历史基础和历史动力。

二、法国大革命与传统的革命的时代背景比较。

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我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老百姓觉得无路可走了所以才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却不是这么回事。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历史证明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那为何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国民的私人灾难。也就是说，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无法忍受，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悄然而至。

三、思考与感悟

老实的说，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本书中我学到的知识挺多的，但我也同大多数人一样陷入疑惑当中，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到底是必然还是偶然的结果呢？为了解决我心中的疑惑，我从网上看了一些名家对这本书的见解，很多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无其必然性，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不容易，却着实激烈、彻底。正如托翁所言：“只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易，主要依据是四个稳定的阶级：国王与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农民（第三等级）。而以上阶级形态的构成，究其根源，均落脚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制度的影响。

因为贵族在遭到集权权力较为充分的剥夺后，安于守住其经济特权度日，资产阶级则在积极争取后实际掌握国王权力中心以外的大小官职和权力，并成为贵族以外享有特权最多的阶级，对现状较为安逸，他们被压迫和贫困牢牢拴在偏远的土地上，远离公共生活，从不参与政治。因此，环顾各阶级的境况，无论哪个阶级，都没有进行革命的直接动机。因此，法国大革命爆发并没有其必然性。可是，革命还是似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因为法国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各种旧制度对他们的生活、思想都有一定的限制。托克维尔有诗意的描述法兰西民族来进行解释：“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所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实属偶然，但当回望法国这片孕育革命的土壤上所发生的，又会发现其必然性。必然性首先要存在，才得以在适当的时机得以爆发。就像托翁所言：“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以史为鉴”是古人提出来学习历史最为主要的用途，所以了解过《旧制度与大革命》后，再从王岐山先生等名家将中国现状与1789年的法国相比的而发出的言论来看，当今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政府腐败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人们对于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如果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那么中国现在政府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说明中国社会也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步。因此法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政府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写完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篇读书笔记，如果单纯的只是写关于对文中的内容的话，以我现在的水平来说，可能我很多都是摘抄原文而已，所以在我的这份读书笔记可以说是借鉴网上各学者的一些观点所写的。因而望老师切勿责怪。

第四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旧制度与大革命

Why some think China is approaching a political tipping point 为什么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倾覆的边缘？

Mar 16th 2013 |From the print edition

FOR some of China’s more than 500m internet users the big news story of the week has not been the long-scheduled one that their country has a new president, Xi Jinping, who already has more important jobs running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chairing its military commission.Rather it was the unscheduled, unwelcome and unexplained arrival down a river into Shanghai of the putrescent carcasses of thousands of dead pigs, apparently dumped there by farmers upstream.The latest in an endless series of public-health, pollution and corruption scandals, 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more potent(and disgusting)symbol of the view, common among internet users, that, for all its astonishing economic advance, there is something rotten in the state of China, and that change will have to come.对中国5亿多网民中的一些人来说，本周的大新闻不是他们的国家有了个新的主席。这早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在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前，他已经担任更为重要的职务—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对这些网民来说，更大的新闻是数千头死猪腐烂的尸体，沿江而下，毫无征兆和解释的出现在上海。很明显，这些不速之客是被上游的农户丢弃的。此次事件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公共卫生、污染和腐败丑闻中的最新一桩。很难想出还有更有力的证据表明，尽管中国取得了让人惊讶的经济成就，但是在中国有些东西已经开始腐烂，改变必将到来。该观点在网民中非常普遍。

Many think it will.According to Andrew Nathan, an American scholar, “the consensus is stronger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1989 Tiananmen crisis that the resilience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in…China is approaching its limits.” Mr Nathan, who a decade ago coined the term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to describ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bility to adapt and survive, was contributing, in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an American academic quarterly, to a collection of essays with the titillating title: “China at the tipping point?” Ever since the death of Mao Zedong in 1976, foreigners have been predicting the demise of one-party rule.Surely a political system designed for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with virtually no private sector cannot indefinitely survive more or less intact in the vibrant, open new China.In 1989 China went to the brink of revolution.When reform came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satellites, for a while China seemed like the next domino, waiting to topple.很多人认为改变会到来。美国学者Andrew Nathan认为，“中国独裁政权的韧性已经接近了它的极限，这种共识比1989年的天安门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十年前创造了“独裁韧性”来描绘中国共产党适应和生存下来能力的Nathan先生，在美国学术季刊《民主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文章的标题让人感到刺激，“即将倾覆的中国”。自1976年毛泽东过世之后，国外人士一直在预计一党统治的死亡。在开放和充满活力的新中国，一个为实际上没有私营部门的中央计划经济设计的政治体系，肯定不能无限期地几乎毫发无损的生存下来。1989年当变革席卷苏联及其卫星国时，中国走到了革命的边缘，一段时间内中国好像要成为下一块即将倒下的多米乐骨牌。

But the party proved far more durable—and popular—than seemed possible in 1989.And as China’s economy soared and the Western democracies floundered, authoritarianism proved more resilient than ever.With China booming, few tried to emulate the Arab spring of 2011.They were easily dealt with by the pervasive “stability-maintenance” machinery.但事实证明，在1989看起来可能要倒台的共产党，其实更具有持久性，更得人心。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西方民主国家陷入困境，独裁主义被证明比以往更具有韧性。由于中国经济的繁荣，很少人尝试效仿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他们可以轻易地被无孔不入的“维稳”机器处理掉。

No single change explains why China might be nearer to a tipping point now.Bu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s eroding some of the bases of party rule.Fear may be diminishing.Nearly 500m Chinese are under 25 and have no direct memory of the bloody suppression of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its best to keep them in the dark about it.A few public dissidents still write open letters and court harassment and jail sentences.But millions join in subversive chatter online, mocking the party when not ignoring it.没有某个变化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可能更加接近倾覆的临界点。但是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正不断侵蚀着一党统治的基础。恐惧可能正在消失。近5亿中国人的年龄在25岁以下，他们对天安门的血腥镇压没有直接的印象：政府竭尽所能使他们对此事件一无所知。尽管一些持不同政见人士仍然写公开信，对法院不公正的判决紧咬不放。但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会选择上网，聊一些颠覆性质的话题，如果不忽视共产党的存在，嘲笑它。

“Mass incidents”—protests and demonstrations—proliferate.Farmers resent land-grabs by greedy local officials.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workers staffing the world’s workshop in eastern China are more ambitious and less docile than their parents.And the urban middle class is growing fast.Elsewhere, the emergence of this group has brought down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rough people-power(in South Korea, for example)or negotiation(Taiwan).And much of China’s middle-class seems discontented, furious at the corruption and inequality the party has allowed to flourish, and fed up with poison in their food, asphyxiating filth in their air and dead pigs in their water-supply.The internet and mobile telephony provide tools for spreading news and anger nationally.The party has to work har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do not also help unite all these atomised grievances into a concerted movement.It has a lot of hammers and a lot of nails.But it is still hard to pin jelly to the wall.“群体性事件”——抗议和游行——不断扩散。农民们憎恶贪婪的地方官员无耻地攫取他们的土地。比起他们的父母来说，在中国东部—世界工厂—工作的农民工二代们多了些野心，少了些温顺。同时城市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的成长。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一阶级的出现已经通过人民的抗争（例如，在韩国）和谈判（台湾），推翻了独裁政权。而且很多中国中产阶级人士好像，对被共产党纵容泛滥的腐败和贫富差距问题，深为不满和愤怒，对食物中的毒素，空气中令人窒息的烟尘和水供应中的死猪，感到厌烦。网络和手机为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新闻和愤怒提供了工具。共产党必须想尽办法，确保这些零碎的不满不联合成协调一致的运动。它有许多“锤子”和“钉子”，但是要想把“果冻”钉在墙上，仍然是困难的。

The other reason for expecting change is that Mr Xi and his colleagues profess to know all this and to be serious about political reform.It has been a recurrent theme at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NPC), China’s Potemkin parliament, under way this week.期待变化的另一个理由是习先生和他的同事们都自称对这些情况很了解，而且要在政治改革上动真格。政治改革一直是人民代表大会上反复出现的主题。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波特金式（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的代号）的国会，本周正在举行。

What looks like a serious purge o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by freeloading officials suggests the party begins to get it.The “streamlining” of government by merging ministries shows a new willingness to take on powerful vested interests.Mr Xi has urged the party to be brave in tackling reform: “like gnawing at a hard bone and wading through a dangerous shoal”(chewing gum while walking is for wimps).共产党对爱揩油官员奢侈性消费的严肃整顿，暗示其要开始政治改革行动。通过部门合并来“精简”机构，表明了政府要与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较量的意愿。习先生要求共产党要勇敢的面对改革问题：“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边走路边嚼口香糖，那是胆小鬼做的事）。

Reform, however, does not mean tampering with one-party rule.Rather, as Fu Ying, spokeswoman for the NPC, put it: political reform is “the self-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ut another way, it is about strengthening party rule, not diluting it.Mr Xi seems to agree.A New York-based website, Beijing Spring, has published extracts of a speech he made on a tour of southern China late last year.He affirmed his belief in “the realisation of Communism”.尽管如此，改革并不意味着要改变一党统治。恰恰相反，正如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发言人傅莹所说“政治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换句话说，政治改革是要加强党的统治，而不是消弱党的统治。看上去，习先生也同意这种观点。纽约一家网站“北京之春”登载了去年底习近平在中国南方考察中一次演讲的节选。他表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Democracy in China 中国的民主

Mr Xi also spelled out the lesson his party should draw from the failure of its Soviet counterpart: “we have to strengthen the grip of the party on the military.” He is right to pinpoint the willingness or not of the army to shoot people as the cruc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Soviet experiences.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sobriquet Mr Xi would find more insulting than “China’s Gorbachev”.From where he sits, the career of Mikhail Gorbachev is an object lesson in failure.习先生也清楚地讲明了中国共产党应该从苏联共产党的失败中吸取的教训：“我们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清楚地指出军队是否愿意对人民开枪是中国和苏联经验的关键区别，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很难想到有比“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更让习先生感到受辱的绰号了。从他的立场看，戈尔巴乔夫的生涯是一个失败的教训。

There is a vogu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for reading Alexis de Tocqueville’s1856 book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The argument that most resonates in China is that old regimes fall to revolutions not when they resist change, but when they attempt reform yet dash the raised expectations they have evoked.在中国知识界，阅读1856年托克维尔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很时尚的事情。书中最能在中国引起共鸣的观点是：旧政权由于革命而倒台，不是在其抗拒变革时，而是当他们试图改革，但却无法满足他们唤起的期待时。

If de Tocqueville was right, Mr Xi faces an impossible dilemma: to survive, the party needs to reform;but reform itself may be the biggest danger.Perhaps he will see more fundamental political change as the solution.But then pigs will no longer rot in rivers.They will fly.如果托克维尔是对的，那么习先生就得面临一个不可能的两难处境：为了生存，共产党需要改革；但是改革本身可能是最大的风险。可能他将把更根本的政治变化作为解决方法。但是到那时，猪将不再在河里腐烂了。他们将会飞。

第五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民众与旧制度和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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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别：学 院：学 号：手 机：电子邮箱：____邓余佳______________ ____ 女 ___ __________ ___人文学院________________ ____10105214105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772398594@qq,com____________

撰写时间： 2013年 5月 20 日

摘要：人民群众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动力，法国的普通民众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与法国各阶级的关系是非常微妙与复杂的，而大革命爆发的土壤正是来自于这些普通民众所遭受的新型压迫以及路易十六早些时候所推行的一系列不紧不慢的改革，以及中央集权制下的王权扩张。普通民众对这一系列的因素所产生的反应以及原因，都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一书中提出的一些耳目一新的观点。

关键词：普通民众

中央集权制

新型压迫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它不仅影响了法国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而且对世界其余地方也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自这场革命发生之后，人们对它的理解和接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着无数的冲突和分歧，并且笼罩在他们上面的争论至今未曾衰减，有些史学家把它解读为启示录似的神话传奇——一场毁灭了所有被触及的个体的事件；亦有些历史学家视其为魔幻般的写真：纯粹是一连串疯狂的事件，所有卷入其中的团体和个人都在堕落。他们常常出现两个极端，要么极端颂扬，全盘肯定，要么极端厌恶，全盘否定。而托克维尔面对这样两个极端，冷静而独到的对大革命作了观察。

托克维尔本人来自法国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事实上托克维尔一家与法国大革命有不共戴天之仇。托克维尔的曾外祖父就是在革命恐怖时期挺身而出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担任辩护律师，从而被全欧贵族奉为偶像的著名法国贵族领袖马勒歇布，辩护失败后被送上断头台，连同托克维尔的外祖父也被一同处死，托克维尔的亲生父母则在新婚蜜月期间被革命政府逮捕判处死刑，仅仅因为在等待处决时，雅各宾派专政倒台，才虎口余生。但托克维尔的母亲已经为此终生神经惊恐，托克维尔从小的家庭教育因此充满憎恨大革命以及缅怀被处死的国王的氛围当中。但托克维尔的伟大之处在于早在20岁以前，他就开始超越了自己家庭以及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狭隘贵族视野和保守主义立场，而逐渐形成了他自己认同法国大革命原则的立场而终生不渝。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以阶级分析为主要线索，通过细致的社会观察，笔走于贵族，资产者，农民，王权，文人之间，演示他们的分分合合，相互作用，从而重现了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画卷。托克维尔为了认识旧制度并发掘其与大革命的关系，他不仅重读了18世纪的名著，还研究了虽不大知名但更能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并仔细阅读了当时所有的公共公告，因为托克维尔在1838年曾出任众议院议员，而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担任制宪议会议员并参与制定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这段经历使得托克维尔能够得到一些他人从未或很少见到的的资料，从这些资料里，托克维尔发现了活生生的旧制度，而这些旧制度是大革命的土壤和源泉。在掌握并阅读研究了这些第一手资料后，面对各种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和 讨论，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它（大革命）绝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他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一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从这断话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托克维尔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的结果。那么，到底是怎样的“旧制度”呢？“旧制度”是一个特定概念，指的是大革命前18世纪的法国社会，大革命起因于“旧制度”，而在许多史学家眼中，“旧制度”作为革命的反题，是被完全否定的，而托克维尔正是从这里突破，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解释，他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和依附的时代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旧制度其实是两种制度的复合体，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正是因为这两者无法调和，才致整个社会出现了矛盾的紧张关系。

传统的观点认为，哪里的压迫愈重，哪里出现的反抗就愈激烈，但实际上情况并不如此，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当时的法国实际上并不是革命发生的典型时代，日常生活并不算穷困，统治者与下层社会的矛盾没有激化到必须改朝换代的地步，政治上也相对开明，民间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王室也在进行不紧不慢的各种程度的改革，路易十六上台后，法国面临着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很快看到了法国所面临的问题，他励精图治，任命一批有才能的大臣进行改革采取各种办法来开源节流，如取消宫廷中领取高额俸禄的一些闲职，压缩国王自己的开支，力求尽快摆脱财政危机，所以在第三篇第四章，托克维尔就指出了“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度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对此，托克维尔的解释是在革命前“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这是因为在大革命前，法国已经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变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所以，法国农民对所承受的义务就非常敏感。假如农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们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便会无动于衷；如果法国农民仍然由领主统治，那么他们便会觉得封建权利并非不能忍受，当贵族拥有特权而且拥有政权是，他们个人的权利再大，也不会引人注意，当贵族进行统治时，他们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对此，人们不以为然，但是，当贵族不再负责这些事务，不再进行政治统治时，他们的特权的分量就会显得十分沉重，甚至贵族的存在也成了问题，人们变无法忍受贵族的一切特权。托克维尔说，法国农民对土地有一种执着的追求，他们把全部的积蓄用来购买土地，可以想像，当农民终于有了一小块土地是，他还要为此付税，并不是给政府，而是给无权无势的地产主，那些地产主还要强迫他们去服劳役：地产主们守候在河流渡口，向农民勒索通行税；农民付费之后才能在市场上售粮；字食用的粮食必须到地产主的磨坊去磨面，用他们的烤炉烘面包，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心中的怨恨必然越积越深。一部分旧制度被摧毁了，剩下的那些制度更会令人憎恨。

如果说以上这些灾难在法国农民心中积聚了怨恨和嫉妒，那么下面这种新奇的压迫让他们再也看不到希望。18世纪的法国，一种奇怪的力量吸引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农民：自17世纪初，贵族便开始抛弃农村，到18世纪则成为了普遍现象，同时，资产者为了获得免税权，也抛下农村，千方百计在城里找一个栖身之地。这样，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开了，而他们本来是帮助他们，领导他们的。于是乎，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出去，扔在一边，“既无人想对他施以暴政，也无人试图开导它，为它服务。”结果就是，社会的进步虽使所有其他阶级富裕却使农民灰心丧气，文明唯独与他们作对并渐行渐远，农民虽不再承受其先辈所遭受的全部苦难，但他们却经受着其先辈闻所未闻的许多痛苦——被抛弃的痛苦。于是，托克维尔叹道：“14世纪的法国农民受压迫更深，得到的救助也更多，贵族有时对农民施以暴虐，但他们从未抛弃农民„„而现在，农民被禁锢在一道鼓励穷苦的深渊中，完全隔绝，彻底绝望。”

但与这个相比，中央集权的作用则更严重的加剧了各阶级的紧张关系。托克维尔认为：“旧制度下中央集权最为显著的特征不在于其强大或者具有压迫性，而是其无所不在：中央集权下，政府承担的不是主权者的角色，而是担当‘监护人’，中央集权实行的行政监护，国王收回了贵族的领地的自治权，废除各省的自由，把他们吸引到城市，从而取代地方权力，国家升值进入了国民的日常生活。大革命前，中央政府由国王领导下的御前会议完成日常工作，制定规章，发布命令，各地方基本上由国王排除的总监及总监任命的总监代理管理，“御前会议有时禁止在它宣布不太适宜的土地上种植某种植物，有的决议命令人们拔掉在它认为低劣的土壤上种植葡萄，可见政府已由统治者转变为“监护人”，王权的扩张逐步铲除了过去许多独立于中央的私人地方团体，中央政府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于一身，实施对全国的全面绝对控制，出现两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它意味着社会结构的扁平化，由王权—中间团体—个人的三重结构，而变成了国家—个人的两重社会结构，这会导致人们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绝对依赖，而这种依赖又很容易导致另一个极端：当中央政府不能满足人民心愿时，便产生人们对中央的极端仇恨；其次，出现了大量的个人，随着贵族衰落，第三等级的崛起，人们身份差别逐渐缩小，趋于平等，却为进一步的集权专制埋下了隐患。

再者，民众对不平等的耐受力在古今中外都是很高的。在旧制度下，在为专制政权制定的许多规章中，自由仍未死亡，贵族,资产阶级，底层教士都能通过政治的，法律的手段辩论他的公道，但“只有人民，尤其是农村人民，除使用暴力外地，对于压迫几乎始终处于无法反抗的境地。”“要想使用这些抵御手段，就必须在社会上有一个能为他人看到，声音达于四方的地位。”所以，绝大多数时候，底层民众都是忍受的，也正因为如此，民不聊生往往并不足以激起民众的集体反抗，而在减轻人民负担的时候却激怒了人民，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

而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又恰好出现了文人政治。在那个时代的启蒙思想家虽然不参与政治，但是他们领导政治的动向，他们主张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这样，使得“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了，而不仅仅下层民众如此，路易十六也受到了文人政治家的蛊惑和激荡，轻信凭借理性可以彻底对复杂，陈旧的社会进行有效的改造。这场改革从1787年开始对一切行政规则和一切行政习惯突然进行大规模革新，他“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但是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权利秩序，使得每一个公民仿佛觉得“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每个人的地位都动摇了，每个人的习惯都被打乱，每个人的职业都受到妨害，某种正规秩序继续支配着那些最重要最普遍的事务，但已经无人知道该听命于谁，办事该找谁，无人知道在那些构成每日社会的更细小的私人事务该如何行动。”这使得人心变得浮动不安，而“这些最应害怕人民发怒的人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经常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他们相互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恶，而政府的机构是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这些都激发了民众的愤怒，民众无法忍受这些口惠而实不至的改良措施，因为他们处于原始状态，他们从无助到麻木，虽已承受过比眼前更恶劣的生存境况，但一旦被某种力量召唤起，他们便无法再等待忍受下去了。

以上这些关于普通民众在推动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我认为，研究这些民众对当时旧制度的反应以及这些反应出现的原因，正是我们今天读这本书的意义所在，因此我认为在这本书中，第三编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编的第四，五章是本书的精华所在，也正是王岐山在中国当今社会推荐此书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⑴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⑵冯棠.张丽.旧制度与大革命导读.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⑶刘北成.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起因的解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⑷范峰松.另一种阶级叙事——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社会科学论坛.2008 ⑸周静.民众与旧制度和大革命.专题笔谈·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2013

⑹里景阳.张恩博.试论农民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