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法学研究：立场、方法与进路(DOC)

第一篇：民族法学研究：立场、方法与进路(DOC)

民族法学研究：立场、方法与进路

吴旭梦*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1；贵州师范大学，贵州 贵阳，550001）

摘 要：民族法学是一门规范之学、价值之学和实践之学，民族法学研究离不开民族学的营养补给，也离不开法学的方向指路。民族法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有田野调查法、史学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和价值分析法。民族法学研究要以维护国家统一、保障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为研究宗旨，以解决当前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具体问题为研究导向，以“知行合一”为研究原则。

关键词：民族学；法学；民族法学；研究方法；

作为最初接触民族法学或已经开始进行研究这门学科的人，通常会有这样的疑问：民族法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我们应该怎么去研究它？应该从何着手？这就涉及到民族法学研究的立场、方法与进路问题。之所以有以上疑问或纳闷，最主要的原因是民族法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常常与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如果我们没有搞清楚民族法学的学科本质和学科特性，肯定对其研究就会显得含混模糊。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对民族法学研究的立场、方法与进路进行进一步探讨。

一、民族法学研究的立场

民族法学是一门新兴的法学学科。是一门交叉性极强的边缘学科。[1]民族法学是一门综合性的法学学科。[2]那么，民族法学的研究到底是以民族学方法研究为主？还是以法学研究方法为主？有的人认为，民族法学是民族学的法学，法学是核心词，民族学是限定词，所以应该用法学的方法去研究民族学。也有的人认为，民族法学是法学的民族学，民族学是核心词，法学是修饰词，应该用民族学的方法研究法学。对此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认为，民族法学是以民族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3]，它的核心性质在于它的法学特性，但是，这样的特性并不代表有且只有（只能）用法学的方法去研究它，完全有必要将民族学和法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其研究，这样势必会产生别样的效果。

之所以将民族法学研究的立场界定为其核心性在于法学特性、其方法论在于民族学和法学方法的有机结合。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民族法学如同法学一样是一门规范之学、价值之学和实践之学。首先，民族法学是一门规范之学。我们知道，民族法学的理论体系主要由三 *作者简介：吴旭梦（1982年—），男，汉族，贵州遵义人，贵州师范大学讲师，法学硕士，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2015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法学。[1]吴宗金、张晓辉主编：《中华民族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民族法学的交叉性体现在既有民族学学科的性质，又有法学学科的性质。[2]熊文钊主编：《民族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民族法学的综合性体现在其法学涵括了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和诉讼法等多个法学部门的内容。[3]熊文钊主编：《民族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大部分组成，即民族法学理论、民族法律制度和民族法文化。[4]而民族法律制度[5]又是当前我国民族法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自治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关于民族关系[6]的法律制度。所以，民族法学是以规范为承载的，易言之，民族法学的研究不能脱离具体的法律规范。其次，民族法学是一门价值之学。从我国社会主义民族法制建设上看，民族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利和利益的原则、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原则。[7]这些基本原则与现代法治的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效率与秩序的价值内涵不谋而合，体现了我国民族法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总是企图追求并构建某些好的和善的东西，而这些好和善的东西就是民族法的价值。最后，民族法学是一门实践之学。众所周知，田野调查是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也正如美国著名法官霍姆斯曾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这都是说明了实践对于学科研究的重要性。民族法学从法律的实施（司法、执法和普法等）到法律效果的实现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民族法学要探究历史上曾经在民族治理中的先进做法和优秀经验也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民族法学要了解当前民族治理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以及提出对策措施也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所以，民族法学是一门实践之学。

第二，民族法学研究离不开民族学的营养补给。民族学科是以民族问题为源泉，民族法律同样是以民族特点和民族问题为依托。虽然民族法学与其他民族学科的逻辑形式和归纳方法不尽一致，但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没有民族学科的基础就没有民族法学的丰满。[8]毫无疑问，民族法学的学科渊源之一是民族学，民族学的研究的内容和成果给民族法学的研究提供了无限的滋养，因此，民族法学在其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始终要以民族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为基础，同时又为民族学的充实和发展提供丰富的材料。[9]如果把民族法学比喻成“火晶柿子”[10]的话，民族学是“枣树”，法学是“柿树”，两者嫁接结出了“火晶柿子”，虽然现在变成了“柿树”，但“枣树”依然是根，给这棵“火晶柿子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营养。

第三，民族法学研究离不开法学的方向指路。

民族法学的法律规范有的包含在各种法律法规中，如《宪法》、《立法法》、《刑法》和《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有的则是直接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呈现，如《民族区域自治法》、《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和《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在以上法律法规中，民族法学与宪法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宪法是根本大法，民族法的制定与实施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和相违背。此外，我国宪法第四条还规定：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由此可见，宪法学为民族法学的研究与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提供了保障。

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断推进与转型，民族地区的发展也呈现出一些新问题和新矛盾，如何构建富强、民主、文明和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民族地区是关键，社会转型过程中民族地区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这就需要建立 [4]熊文钊主编：《民族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5]民族法律制度指的是现行的民族法律规范有机结合而成的统一的框架体系，主要指向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类“实定法”。熊文钊主编：《民族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6]这里的民族关系包括国家与民族地区间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少数民族内部之间的关系。[7]吴宗金、张晓辉主编：《中华民族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8]吴宗金、张晓辉主编：《中华民族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9]白明政：《论我国民族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原则》，载《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4期，第54页。[10]火晶柿子是陕西临潼特产，柿子中的佼佼者，由枣树和柿树嫁接后结的果实。良好的纠纷处理机制，除了继续发扬民族地区一些良好的传统习惯和民间法的作用以外，也要与时俱进地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为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维护民族地区团结和构建民族地区和谐起到积极的作用。

综上，民族法学的研究要充分体现它的法学特性，体现它的规范性、价值性和实践性，同时要以民族学的内容为营养供给，充分吸收民族学中一些能为民族法学所效用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并结合法学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以中国法治和法学的发展为风向标，指引民族法学朝着一个科学和务实方向前进。

二、民族法学研究的方法

研究方法是一门学科发展与进步的基本前提，在学科建设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德国当代法学家卡尔▪拉伦茨所言，每一种学问都必须采用一定的方法，或者遵循特定的方式来回答其提出的问题；每一种学科的方法论都是这个学科对本身进行的情况、思考方式、所利用的认识手段的反省。[11]既然研究方法对一门学科或学问的发展如此重要，那么，为了推动民族法学学科的发展与进步，我们不得不重视民族法学研究方法的研究。鉴于当前一段时期民族法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我们认为，民族法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有：田野调查法、史学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和价值分析法。

（一）田野调查法

田野工作（Field Work）或实地研究（Field Research），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位居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12]它是民族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也是民族法学的主要研究方法。英国功能主义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是该方法的先行者和革新者，我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是该方法的践行者和杰出者，他认为，田野调查有四步：定题阶段、制定计划或方案、原始资料的收集和总结阶段。[13]具体而言，田野调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准备工作阶段，二是实地调查阶段，三是整理分析阶段。[14]

民族法学研究，尤其是对民族法文化进行研究时，要求研究者对一个社区或群体进行研究较长时间的调查，即对该人群及生活方式亲身从事长期性的调查工作，学习并使用当地人的语言，参与当地人的日常社会活动，熟悉当地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在了解当地人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研究法文化或法律问题。[15]不过，我们在对民族法学作田野调查研究时，不能把重点仅仅放在调查民族地区的法文化、习惯法和宗教信仰方面，更应该重视调查了解国家法在民族地区的实施情况，以及自治地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与实施情况，以及国家司法改革对民族地区司法制度的冲击与挑战情况等。总之，在民族法学的田野[16]调查研究不能只重视“民族学”文化属性，更要重视“法学”规范属性。

此外，我们在田野调查研究中不得不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必须充分尊重 [11]（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12]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13]费孝通著：《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17页。[14]高永久等编著：《民族学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133页。[15]吴大华主编：《民族法学》，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16]这里的“田野”不是狭义的指“农村、乡村”，在民族法学的调查研究中也可能指“城镇、城市”，比如民族乡、城市散杂居少数民族的法律问题调查研究，所以这里的“田野”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当地文化习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特有的文化习惯和宗教信仰，我们去调查了解当地的文化，就必须“入乡随俗”，就必须充分尊重当地文化，而不是去破坏文化，否则适得其反。二是不能为了调查而去调查。研究实践中，有的人为了得到一些数据，到了当地直奔主题欲调（获）取数据，这种明显夹杂着功利性的调查会引起被调查者的反感和愤怒。还有的人是已经在大脑里预先设想了自己主观的结论，随后去围绕自己的结论而反推田野调查工作的开展。这些都是不可取的。三是调查时间不宜太短。根据调查时间的长短可以把田野调查分为三种模式：经历式田野调查、体验式田野调查和蜻蜓点水式田野调查。马林诺夫斯基为了撰写《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在1914年至1918年间到新几内亚进行了三次调查，调查时间共达到两年七个月。因此，我们在民族法学的调查研究中，时间不宜太短，否则调查就不会那么深入，得出的结论就不会那么完整和准确。

（二）史学研究法

从文字层面上而言，自夏至今，我国已有四千多年的灿烂文明史，但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仅单指汉族文化，也包括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而各少数民族的法律制度和关于少数民族治理的法律制度显然也当属其中。

秦代的《属邦律》是我国目前最早的成文民族法典，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民族立法的先河，对后来历代民族立法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其中确定的诸多法律原则，如和亲通婚、民族自治、维护少数民族上层首领的特权与民族同化等，也成为日后封建王朝民族立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17]秦以后，我国历代都对民族法律规范做了相应的规定，如汉代建立的属国制和边郡制；唐代在民族地方施行的“羁縻府、州、县”制，《唐律疏议》中对“化外人”犯罪有详尽规定；元代以《至元新格》在民族地区设立了行省制和土司制；明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确立了土司制度，在藏区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清代不但在《大清律例》中明确了“化外人有犯条”的规定，而且针对一些风俗习惯不同的少数民族在不违背《大清律例》的原则下分别制定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单行法，形成了以《大清律例》为母法和适用于不同民族的单行法[18]及《理藩院则例》为子法的民族法体系。[19]

我国民族学与西方民族学（人类学）不一样，我国几千年来虽然朝代更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文字和文化从未断裂过。传统文化和老祖宗的智慧为我们今天和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指引作用。就民族法学研究而言，我们应该在古代民族法制史中寻找更多做法和经验来为今所用，尽管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20]，但就我国当前民族法制理论和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故还应该加强民族法学的史学研究。

（三）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含义比较广泛，既包括宏观比较，如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族法律制度进行整体上的比较研究；也包括微观比较，如 [17]张文山：《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民族法》，载《思想战线》，1997年第1期。[18]如：适用于北方蒙古族的《蒙古律》，适用于西北回族聚居区的《回律》，适用于西南苗族聚居区的《苗律》，以及确定西藏与中央关系的行政组织法规《钦定西藏章程》。[19]张文山：《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民族法》，载《思想战线》，1997年第1期。

[20]目前在这方面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方慧主编的《中国历代民族法律典籍：“二十五史”有关少数民族法律史料辑要》；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的《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少数民族法典法规与习惯法》；徐晓光的《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藏族法制史》、清代蒙藏地区法制研究》；邓奕琦的《北朝法制研究》；吴海航的《元代法律文化研究》；刘广安的《清代民族立法研究》等。对各民族法律之间的比较，对某一具体民族法律制度、具体法律规则的比较。既包括对现象本身的比较，如对民族立法体制、执法、司法组织和制度、法律规则的比较；也包括对外部条件的比较，如对制定、实施这些民族法律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风俗等因素的比较。既包括民族法律实践的比较，也包括对民族法学理论、观点、思想的比较。[21]

比较研究的作用一方面在于了解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是通过比较寻找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对被比较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终达到完善自我的目的。全世界目前共有2000多个民族（单亚洲就有1000多个民族），有很多民族的法律文化和制度值得我国借鉴和研究，如周边的俄罗斯、印度、泰国、越南等国都是少数民族集中的国家。在民族法学研究方面，由于研究条件（语言、空间）的限制，我们对外国的民族法制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在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中，下一步我们有必要对“一路一带”沿线国家的法律（含少数民族法律）进行比较研究。

（四）跨学科研究法

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跨学科综合研究，事实上不仅是知识的综合，也是研究思路和研究途径的综合。简单地说，跨学科综合研究法就是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经验从整体上对某种社会现象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也称“交叉研究”法。[22]

“社科法学”方法就是一种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法。所谓“社科法学”，实际是一种将法学研究纳入社会科学研究轨道的学术尝试。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集群。按理说，每一种社会科学都有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如社会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政治学方法等。研究者运用这些方法所进行是法学研究，可形成一种新的法学研究方法，如法社会学、法人类学、法经济学、法律政治学等。[23]

按理说，民族法学本身就是民族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两者的结合就是跨学科研究。但是，我们现在是把民族法学看作一个独立的学科，它还可以与其他学科结合和交叉研究，比如和经济学、政治学、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生态学、人口学等。近年来，在该研究方法上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游志能的《民族习惯法的经济分析》，该书将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法和经济学概念（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生产效率、风险分摊、资源禀赋等）引入到民族习惯法的研究中，就国内民族法学研究而言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创新。不过，也正如作者所言，由于对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法运用还不够熟练，导致文章的分析也存在一些生搬硬套之处。所以，要进行跨学科研究，必须娴熟掌握所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

（五）价值分析法

法的价值又称为法律的价值，它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增加的价值。例如，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公民的自由、社会的公共福利、经济的持续发展、善良风俗的维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等都是其体现，还有秩序、自由、效率和正义更是这层意义上的法的价值的根本体现。这种价值是法追求的理想和目的，因此又称为法的“目的价值”。第二层含义是指法的“形式价值”，它是指法律在形式上应当具备的那些值得肯定或好的品质。比如任何一种法律都应该具有逻辑严谨、简明扼要、明确性等特征。

[21]吴大华主编：《民族法学》，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22]高永久等编著：《民族学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23]陈瑞华：《法学研究方法的若干反思》，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在民族法学研究中引入价值分析方法，首先有利于良法的制定。因为法律保护哪些行为，制裁哪些行为，保护哪些权利，限制哪些权力，需要立法者根据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和价值准则进行选择和取舍，只有如此，良法才可能产生。其次，民族地区风俗习惯各异，当法无明文规定可引用或规则存在冲突时，价值分析更

[24]显重要。最后，价值分析有利于对现行民族法制进行改革。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认为民族法学是一门价值之学，法的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效率与秩序等价值体现在民族法的基本原则中，也体现在民族法的立法、司法和执法中。在民族法学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把法的价值和民族法的基本原则相结合，并作为最高纲领指导和目标追求，所有的研究要紧紧围绕实现法的价值这一目标来展开，所有的研究要以贯彻落实民族法的基本原则这一要求来体现。

二、民族法学研究的进路

（一）以维护国家统一、保障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为研究宗旨

我国《宪法》序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维护民族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宪法》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

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全党要牢记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坚持把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把各族人民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凝聚起来，同心同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所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没有国家的统一，就没有各民族团结的事业，就没有各民族的发展兴旺，就没有各民族繁荣的景象，就没有中华民族的振兴。[25]

维护国家统一是前提，保障民族平等是核心，加强民族团结是关键，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是目标。民族法学研究不能违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不能违背《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基本规定，不能有分裂国家和破坏民族平等与团结的言论。当前，随着西方所谓的“自由”与“民主”思想在国内传播与蔓延，很多国外敌对势力借此机会在国内培养与扶植了一些反党反国反民族的“公知”与“亲信”，制造分裂国家和破坏民族平等团结的舆论，这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戒备。

所以，我们在开展民族法学研究过程中一定要以维护国家统一、保障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为研究宗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好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法学学科；也只有这样，民族法学研究才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二）以解决当前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具体问题为研究导向

方法论独立存在没有意义，问题意识也无法单独陈述；写东西要有限定，要有题域、有问题；在问题的建构上包括研究什么问题，问题的来源，为什么研究 [24]吴大华主编：《民族法学》，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25]吴宗金、张晓辉主编：《中华民族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这个问题，其他人如何研究这个问题。[26]法律必须服从进步所提出的正当要求，一个法律制度，如果跟不上时代的需求或要求，而是死死抱住上个时代的只有短暂意义的观念不放，那么显然是不可取的。[27]

在民族法学研究中，我们必须要有“问题意识”，尤其要以解决当前中国在改革发展进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实际问题为研究导向，民族法学研究也要为国家的战略部署服务，既要“顶天”，也要“立地”，前者是指通过理论研究为国家在民族问题的治理与管理上提供顶层设计，后者是指我们民族学研究必须接地气，不能总是高谈阔论那些大道理，还得要通过调查研究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比如当前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决策，我们在民族法学研究中是否可以挖掘与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族法律与民族政策，为国家战略部署有效推进服务；又如党的五中全会提出了“放开二孩”的重大政策，我们是否可以调查了解该政策是否对民族地区在贯彻国家《计划生育法》方面带来一些影响；再如当前的“司法制度改革”是否对民族地区基层司法机关与人员在司法过程中带来一些冲击与挑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民族法学去探索和研究，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民族法学研究是大有作为的。

此外，民族法学研究应当以中国特有的民族问题为立足点，在遵循法学方法论的研究范式基础上，开展中国问题模式的实证调查研究、强化并丰富价值分析研究方法、拓宽跨学科式的综合研究。但无论是实证研究，还是规范研究，都应该坚持问题导向，都应该围绕解决中华民族法学面临的实际问题来开展研究。

（三）以“知行合一”为研究原则

“知行合一”是明朝思想家王守仁提出来的，是指客体顺应主体，知是指科学知识，行是指人的实践，知与行的合一，既不是以知来吞并行，认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来吞并知，认为行便是知。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冬夜读书示子聿》中写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他举个一个生动的例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28]这些观点和例子都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也强调了理论（知）与实践（行）相结合（合一）的重要性。

法学的实践性特征决定了法学教育应当走知行统一的道路，提倡在行动中学

[29]习，在解决法律问题的过程中学习法律的培养方法。民族法学无论是从民族学学科的性质而言，还是从法学学科的性质而言，都是十分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的。这就告诉我们，开展民族法学研究绝对不能仅仅是在书斋里就能完成的，也绝对不是把那些经典著作啃得滚瓜烂熟就能出成就的。[30]就当前民族法学研究的现状而言，重理论轻实践、重抽象轻具体的现象普遍严重，正如著名民族法学家吴大华说到“民族法学是一门实践性、现实性、针对性极强的学科，但当前民族法学的研究却多停留于理论探讨方面，对我国当前的民族法制建设实践的关注程度 [26]邓正来：《法学研究与问题意识》，根据2006年9月吉林大学所做讲座的内容整理。转引自杨国庆：《中日法学研究方法与视角比较分析》，载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27]（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页。

[28]毛泽东：《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转引自徐中起：《试论法学的特点和法学教育方法》，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8年第5期。[29]徐中起：《试论法学的特点和法学教育方法》，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8年第5期。

[30]当然，我们并不是反对理论研究不重要，也不是反对民族法学不做理论研究，而是强调除了理论研究外更应重视实践研究。不够，或者说当前的民族法学研究远远不能满足我国民族法制建设实践的需要。”[31]但是，如果法学家只是追思无限遥远的过去和预言无限遥远的未来，而不提供现实生活的答案，不提供有针对性的现实批判，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一定是法

[32]律实践落后于法学，而不是相反呢？

我们应该向费孝通、林耀华、宋蜀华等老一辈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学习，学习他们那种能吃苦、重实践的研究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民族法学研究的“知行合一”，也只有做到了“知行合一”，才能更好地研究好民族法学。

结语

如果我们把民族法学研究比喻成修建一栋高楼大厦的话，民族法学研究立场便是修建大厦的地基，民族法学研究的方法便是修建大厦的材料，而民族法学研究的进路便是修建大厦的技术。本文虽然对民族法学研究的立场、方法和进路进行了一些思考，但顶多算是浅尝辄止，还有待下一步做更深入的研究。同时，本文研究也是起到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期望更多的学者关注和重视民族法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为民族法学基础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为民族法学这栋学科“大厦”的建造添砖加瓦。

[31]吴大华：《我国民族法学研究面临的问题与出路》，载《贵州民族报》，2011年8月15日第B03版。[32]周少华：《法学研究方法》，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第二篇：浅谈法学的研究方法

浅谈法学的研究方法——以价值分析法为例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讲，方法就是人们为了解决某种问题而采取的特定的活动方式，既包括思想活动的方式，也包括实践活动的方式。而把某一领域分散的各种具体方法组织起来并基于理论上的说明，就是方法论。

谈到我的专业—法学的方法论，它就是由各种法学研究方法所组成的方法体系以及对这一方法体系的理论说明。一般说来呢，法学方法论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探讨。第一层次就是法学方法论的原则，它构成了法学方法体系的理论基础，并对各种方法的使用发挥着整体性的导向作用。第二个层次就是各种法学方法，它构成了法学方法体系的主干部分。在研究和解决各种司法实践活动中，只有灵活的运用各种法学方法，才能有助于迅速的解决问题。下面，我以价值分析法为例，谈一下我们专业的方法问题。

在讲述价值分析方法之前，我们有必要明确一下此种法律方法所指称的“价

值”是什么？不同时代的法学家赋予了价值以不同的涵义，归纳直来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神法；理性；普遍规律；符合人的本性的法律；原始状态下人的规律；天赋权利。价值分析方法，是一种从价值入手，对法律的适用进行分析、评价的研究方法，其追问的基本问题是“法律应当是怎样适用的？”也就是说，这种分析方法以超越现行制定法的姿态，用哲人的眼光和终极关怀的理念来分析法学问题。

（二）何时使用价值分析方法

并不是在法律适用的任何时候都用到价值判断方法的，在法官运用分析推理的场合，价值分析的适用范围就极小，或者说是大大缩小了，对业经深思的结果是否公正或对正义进行评价的范围也许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它却要受到社会制度性质的限制。当一核心含义清晰明了的法律规范可明确于某个案件的事实时，就不再需要价值判断了。因此，如果一项谋杀得到了确凿证据的证实，那么被告有谋杀罪的结论就不再需要法院进行价值判断了即使当一法律规定的含义和适用范围不甚明确的时候，价值判断方面的考虑也未必就会成为阐释和解释的一部分。例如，假定一个国家在其宪法中规定，“任何人都不得被剥夺受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当法院根据这一规定所要裁决的第一个这种案件出现时，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即该规定是否要求公正地实施法律而不考虑个人，或者除此之外它是否还要求法律本身的内容不含有差别待遇。让我们进一步假定，一条确立已久的规范规定：有关宪法解 释中的疑问，将根据制宪会议的意图加以解决。如果制宪会议就模棱两可的规定所进行的辩论明确表明，几种可能的解释中有一种解释得到了大多数会员的支持，那么法院在行使其解释职能的时候就不享有规范上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法院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得不到任何历史上的指导、先例方面指导或其他指导，那么它就不得不用自己的资源去填补宪法结构中的这一空白。如果发生这种情形，法院就不得不根据它关于正义与合理的政策的 观念进行价值判断，以确定哪一种对该条款的解释更可取。

可能我的分析和解读很显浅，但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大一新生所做的最大努力了。在查阅了教科书和一些法学理论著作后我提笔写了这篇文章，请老师指正，提出批评。

法学132班于越学号：13323042

第三篇：法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立场与经验实证方法——兼论中国法学研究方向

法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立场与经验实证方法——兼论中国法学研究方向

范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

社会科学方法给法学带来了新的思维和发展动力。随着越来越多的法学家开始自觉学习并应用社会科学的方法，使得现实主义与经验实证研究正在从边缘走向主流，这不仅会带来法学和法律职业思维的自我更新，也必将推动社会观念的转变。在转向现实主义、注重经验研究的过程中，笔者提出如下建议：首先，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和经验实证方法研究解决中国问题、改造中国法学、为中国的法治进程提供合理可行的政策和方案。其次，客观认识法律的作用及其局限性，注重法与社会的协调和法的正当性。第三，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不仅依赖宪政以及正式的法律制度和规则实现社会治理，更需注重通过法的实施与纠纷解决过程，了解社会的实际需求，寻找解决问题的合理途径。第四，科学地进行法律移植和路径选择，在制度建构过程中，认同和谐的价值，关注成本、效益和现实可能性。最后，以经验性研究方法整合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同时警惕这种方法自身的局限，特别是伪实证主义的方法，即以实证研究为标榜的非科学方法。

正文：

法学曾是一个由法学家垄断的封闭体系，这既是由法律职业的垄断性、历史延续性及其利益需要所决定的，同时也受到法律自治及法律思维的限制。然而，法律的发展证明其自治性并不能阻隔社会的影响，自从法社会学和法律现实主义思潮打开了法学封闭的大门，法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结合与渗透就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社会科学方法给法学带来了新的思维和发展动力，开始重新检验法学据以自洽的前提，推翻了一些神话、修正了一些前提，也描画出了法律的真实作用及其限度。借助社会科学乃至某些自然科学的方法，法学可以更准确和全面地发现和界定事实；而借助人文科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的研究思路，则可以对法律现象乃至规则提供更加开放和现实的解释。近年来，世界各国法学研究更加注重经验性实证方法，并将其研究成果直接运用于立法、司法改革和法律教育。随着越来越多的法学家开始自觉学习并应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可以说，现实主义与经验实证研究正在从边缘走向主流，这不仅会带来法学和法律职业思维的自我更新，也必将推动社会观念的转变。

例如，美国2003年以后出现的新法律现实主义学派倡导一种“自下而上”的经验性研究，主张从社会基层和未经法院和法律职业染指的社会生活事实着手，探讨秩序形成、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各种形式的“活法”或社会规范和社会权力，从而更为客观地评价和发挥法的作用。他们与传统的法律意识形态、形式主义以及从抽象理念出发的法律迷信截然对立，以改造法学、改革法律教育、重构法律理念为根本目标。他们关注法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交流互动，力图创建一种能够整合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在欧洲大陆，从历史法学派、马克思、埃利希、杜尔凯姆到卢曼等人为代表的法社会学（及法人类学）传统，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学派的现实主义理念，不仅对其法律制度及社会制度的建构起到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比较法研究中也体现出一种实证主义风格。现实主义法学在东亚国家和地区亦有着深厚的基础。日本法学家综合欧洲和美国的学术传统，很早就开拓了一条独特的法社会学和现实主义研究路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学家目光向下，深入实际进行实证调研，进一步推动了法与社会的协调与互动；其研究成果对当代世界法学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近年来，东亚地区学者无论是在法史学、部门法学，纠纷解决乃至法学理论研究方面，现实性课题和实证性研究方法均构成其特色和主流。东亚法学家们清醒地意识到，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直面法与社会互动的课题，处理好本土社会文化、传统与现代法制的协调，同时还必须

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面对社会转型期各种理论与现实问题，法学家自觉选择了现实主义立场与经验实证方法——放弃对法律教义（或形式）主义和法律家共同体利益的片面追求，客观评价法律规则与制度的实际作用和效果，准确把握法律与社会关系的实际状况，为法治发展战略、社会治理理念和具体法律制度建构提出切合实际的提案。

在中国，尽管面对着法律意识形态和普适主义的强大抵制，但现实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仍以本土化、实证研究等理念和方法显示出其力量，并直接与法律移植和制度建构、法律改革等现实议题紧密相关。不容否认，目前国内法学家已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自下而上的实证研究，大量研究本土现实问题的成果陆续问世；非正式制度、调解乃至私力救济的事实开始受到关注，民间法也成为热门话题。这种立场和方法不仅有利于法学自身的改善，也会极大地影响到立法和司法实务界，乃至影响中国的法治进程。

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中国法学及法治建构始终与法律移植的主题即通过引进外国法，制定和建立相应的法律和制度——息息相关。尽管建立现代法治及借鉴西方法的必要性已成为社会的基本共识；然而，法治的真正走向及具体制度建构仍充满了变数。处于法律移植情境中的中国法学反映出以下种种问题：

首先，法律移植本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其主导权、决策权主要掌握在一些政治精英和法律精英手中，社会民主参与程度较低。法学则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其次，法治建设通常采用的是国家权力和“法律中心”的单一视角，旨在将现代的法律规则、制度、形式、程序从西方法治国家移植到本国，体现着国家或政府以法律为工具实现社会治理的强烈需求和期待。随着制度和规则的移植，相应的法律教育制度、法律职业群体和法学研究日益扩大，不断壮大的法律职业集团在为社会带来福祉和正义的同时，也在试图建立对司法活动乃至纠纷解决过程的垄断，并通过争取参与决策的机会扩大自己的利益及影响。国家权力与法学家之间的博弈很容易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上达到一致，并以法律全球化和与国际接轨的名义助长一些轻率的移植。第三，法律中心论与形式主义占据着主流，把持着话语权并对法学和立法产生着极大的影响，其特点是，仅仅以一些现代理念或概念（例如人权、隐私权、知情权、自由权等等）作为立法的出发点和价值取向，而不问这些概念背后的利益和条件究竟是什么，不关心社会环境和基本事实，更不关心法律的道德基础。最后，在立法中，尽管“国情”、民意和承受力等概念经常成为某项制度或规则能否成立的重要理由，但是就整体而言，依然主要是基于利益平衡和成本方面的考量，立法者、法学家及主流社会舆论的文化自觉非常低——非正式救济机制、社会自治组织和民间社会规范（民间习惯、行业惯例等）原则上不被认可。

毫无疑问，今天我国法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方法论，无论是自然法学和规范法学（法解释学）都尚未得到充分和系统的发展，其自身的方法论价值也远未显示。因此，笔者无意在各种法学方法中扬此抑彼。然而，在法制现代化、法律移植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相比之下，法与社会的关联及事实层面的法的研究，对于制度建构显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也是法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如果法学家能够在坚持法治基本原则的同时，放弃法律中心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简单思维定势，转向现实主义的立场，注重经验实证研究方法，切实探讨实现法治中国的可行路径，提出科学合理的制度建构方案，不仅可能减少法律移植、立法与司法改革运动的错误成本，亦能开创一种新的学风。在此，笔者谨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和经验实证方法研究解决中国问题、改造中国法学、为中国的法治进程提供合理可行的政策和方案。这种立场和方法既适用于反思本土法律文化，也适用于对西方现代制度的评价；同时可以与立法或制度建构相衔接，以促进立法和社会进步为目标。为了减少错误信息和对公众的误导，法学家应该基于第一手资料和客观事实展开研究和论证，既不可仅依据法律条文，也不宜仅根据一些被媒体剪裁和炒作过的“案例”材料坐而论道。

其次，客观认识法律的作用及其局限性，注重法与社会的协调和法的正当性。避免通过盲目推进法律制度迅速摧毁原有的社会秩序、公共道德和主流价值观，造成传统的失落和社会失范，并导致国家法与民间社会的紧张与冲突。当务之急是重建社会的道德与精神信仰，培养社会的诚信、责任意识和主流文化，提高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以此改善社会守法和执法的环境。

第三，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不仅依赖宪政以及正式的法律制度和规则实现社会治理，更需注重通过法的实施与纠纷解决过程，了解社会的实际需求，寻找解决问题的合理途径。尤其应重视社会基础、文化传统、人民的生活行为习惯以及社会成本。当前的民法典编纂已难以通过大规模社会调查和收集民间习惯等方式缩小法与社会之间的差距，毋宁在其基本原则和规则的框架下，尊重社会自身的调节功能，借助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各种社会规范，提倡当事人和社会成员以协商、和平、经济、灵活的方式，争取现实合理的解决。

第四，科学地进行法律移植和路径选择，在制度建构过程中，认同和谐的价值，关注成本、效益和现实可能性。一方面，注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机制，国家规制与社会自治的协调，尽可能地通过既有制度的转型发挥现代功能，减少大规模解构与频繁变动带来的动荡与风险；另一方面，在基本法律制度和程序方面应继续循序渐进地向现代化目标迈进。

最后，以经验性研究方法整合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同时警惕这种方法自身的局限，特别是伪实证主义的方法，即以实证研究为标榜的非科学方法。例如：先入为主地提出论断或主观臆测，以零星获得的资料或媒体报道进行填充；对资料数据的误读或误用；个别或少数第一手资料的过度使用；缺乏对资料数据局限性的认识；个案及田野调查的局限；证据不足的结论；事实资料的虚假处理、剪裁或缺乏说明，等等。有时，由于训练不足或受主观先见的支配，调研者即使亲自进入基层和实践，也未必能够获得第一手资料和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同样，缺乏对既往研究资料的全面把握和同类研究之间的交流互动，也会导致实证研究停留在肤浅的观察之上，难以作出更有价值的分析。实证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尽可能发现事实或提供最充分的证据，以便将结论或制度建构建立在扎实的前提或基础之上；当不同调研获得的事实及分析能够相互印证时，应该说这种实证研究就已经接近了相对客观的事实或真相。

总之，对于中国法学而言，从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及经验性实证方法，应该成为科学研究的态度和起点，而不是一种结论和意识形态。其目标是为中国法治发展作出贡献。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2006年8月21日 法制版

第四篇：论法学研究方法读后感

《论法学研究方法》读后感

陈瑞华教授的《论法学研究方法》是一部有关法学研究方法的学术著作，记录了作者八年来在这一问题上的所思所想，提出了法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

陈老师在书中谈到长期以来国内的法学研究方法都存在“对策法学”的问题，就是这些法学研究总是在针对一些问题提出立法建议，总是喜欢把西方的一些理论和经验照搬过来，作为大前提，然后再把中国的情况作为小前提，做一番演绎推理，最后的出应该引进西方的某某制度，对中国的某某制度进行改革，这样未免有些“削足适履”的意味。在指出这一问题之后，陈老师在该书中进一步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从中国的实践出发，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法学问题，深入研究问题的核心和深层次的因素，通过归纳的方法得出一些概念化和模型化的理论，或者对已有的理论的适用条件进行一些新的限制，强调“先归纳后演绎”。

“第三条道路”的方法就是从经验到理论，经验是中国的，而理论的建构之功不会是凌空蹈虚的自说自话，而必然博采前两条道路优点，必然不能离开现代科学规范的基本要求，无论怎样提炼，怎样的概念化，都会是遵循着学术的基本规律与范式进行的。

第五篇：关于解构与神学关系的研究进路论文

在今天谈论解构会否显得不合时宜？尽管“解构”这个名词在西方人文学科中已很少被提及，但解构所建构的神话仍旧牵动着欧美思想界的神经。在宽泛的意义上，解构不单是一种哲学理论，而是一个松散却旨趣相近的思想流派。在解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的当代欧洲大陆哲学（其中包括时下当红的南希、巴迪欧、齐泽克、阿甘本、朗西埃等）仍旧占据着思想界的核心地位。解构所建构的神话不仅在于其理论的晦涩和艰深，而很大程度上在于其独特的言说风格的神学色彩。从二十世纪末期开始，解构流派代表理论家德里达对宗教伦理话题的关注奠定了解构与神学之间的紧密关系。今天西方思想界所风行的“神学转向”或“后神学转向”很大程度为解构的神学迷思推波助澜。从齐泽克、南希、巴迪欧、阿甘本到近期的昆汀·美亚索，解构流派后期的思想家莫不重新援引神学资源以思考西方现代政治话题。

但解构与神学的关系是否果真如此密切？神学资源是否是西方启蒙理性的解毒剂？而当代以法国为主的西方思想界的神学“转向”会否仅仅只是启蒙世俗哲学的一种新版本？这些问题在国内争先恐后地簇拥这些解构新星时显得尤为迫切。认识解构神话的本质不仅有助于重新反思当代法国思想和西方人文学科的盲点，同时也是破除解构自身建构的迷思的有力切入点。我们知道，解构自称是一种对西方启蒙理性和现代政治的彻底批判，但解构自身并非是一种超然和中立的思考立场，解构理论自身也并非是不可解构的。自新千年开始，北美英语学界对以法国思想为主的解构流派的反思显得更加冷静。这些反思均从解构与神学的关系入手，揭示出解构自身的局限和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色彩。

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马丁·哈格隆德（Martin H?gglund）的《激进无神论 : 德里达和生命时间》有力而清晰地回应了德里达与神学之间的问题。“激进无神论”这个标题一开始就带着挑衅的意味，它直接否定了普遍认为的德里达后期思想体现出的“否定神学”的色彩。而哈格隆德所谓的“激进无神论”,是对一种“传统的无神论”的更近版本。如果说传统的无神论的哲思只是否定了上帝和超越者的存在，那么德里达的激进无神论甚至打消了对一切上帝和不朽事物渴求的欲望，因而德里达的哲学从始到终是以生命的有限性为出发点。哈格隆德从德里达颇具争议性的核心概念“延异”出发，解构了德里达整个哲学体系的神学色彩。这种方式很巧妙地避免了德里达文本的繁杂修辞色彩和主题所带来的遮蔽，而直接面对德里达哲学的内在逻辑。尽管德里达整体作品内部的逻辑严格性已是一个不争的共识，但在解构神学的迷思中，德里达的神秘文风和宗教讨论话题喧宾夺主地掩盖了德里达处理神学问题时一以贯之的方法。

解构神学的推崇者过于注重德里达的讨论对象而忽略了德里达思考的哲学基础。而实际上，德里达后期所讨论的诸如民主、否定神学、弥赛亚等主题无一例外地用“延异”的逻辑来处理。哈格隆德考察了“延异”概念的现象学背景，认为德里达对时间的理解是世俗性的时间而非超越性的时间。同样，对于德里达，一切如同上帝这样的超越者的概念都是世俗的文化历史建构，因而是可以被解构的。哈格隆德直接质疑了北美以右派为主的学术界在神学上征用德里达思想。其中，哈格隆德尤其反对德里达神学的重要研究学者约翰·卡普托（John D.Caputo）所建立的解构神学的神话。如果说卡普托试图将解构重新回收利用为对笼罩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下的西方神学的解毒剂，肯定了德里达思想中对他者和超越者的开放，那么哈格隆德则直接指出他者和超越者在德里达的哲学中是世俗而内在的，它们都只能拥有有限的生命。

哈格隆德的《激进无神论》的重要性不仅是将德里达思想从神学迷思中拯救出来，更重要的是，它暗示了德里达的思想和启蒙的理性哲学分享着同样的无神论根基。如果解构与启蒙理性并非对立的，这是否说明解构自身并非是如此超尘脱俗地无中生有，也没有对启蒙理性具有彻底的批判性，而是仍旧处身于启蒙理性所建构的蓝图之内？新千年后出版的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克里斯托弗·沃特金（Christopher Watkin）的《艰难的无神论 :阿兰·巴迪欧、让-吕克·南希和昆汀·美亚索中的后神学思想》和纽约大学斯蒂芬诺斯·耶鲁拉诺斯（Stefanos Geroulanos）的《法国思想中的非人文主义无神论》从不同的角度回应了解构和启蒙理性的问题。这两本书可以看作对《激进无神论》的背景补充和阅读延伸。

《艰难的无神论》开篇即指出当代法国貌似新颖的解构哲学仍旧沉浸在陈旧的游戏中，而这个游戏则是如何用哲学去取代神学的游戏。沃特金总结了自启蒙以来法国哲学的两种玩哲学取代神学的游戏方法。第一种是“模仿性的无神论”哲学，用大写的“人”或“理性”取代上帝的位置，从而以模仿神学的方式将人文主义放在神坛上。这种现代的思想模式事实上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宗教”,它和西方的神学传统分享着同样的结构，其代表思想是启蒙理性。而另外一种则是“剩余的无神论”,它否定了启蒙思想对神学的模仿和利用，亦即否定了大写的人文主义或理性，但却和无神论一样否定了传统意义上的上帝;它试图在神学和启蒙理性的大写的“理性”、“神”和“人”等概念之外思考真理和正义的可能性。所谓的“剩余”,则是试图在“一无所剩”的启蒙理性中和“上帝之死”后以一种苦行禁欲的方式思考哲学的可能性。这种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海德格尔和尼采，而最为完整地在解构流派中体现出来，德里达、南希等即是这一流派的代表思想家。

书名《艰难的无神论》很好地表达了无神论和启蒙无神论之间的纠缠关系 :尽管解构思想解构了启蒙建构的大写的人性和理性，但解构默认了启蒙自身对上帝的否定，尽管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进行。

换言之，解构思想仍旧被困在启蒙叙事宏大的世俗性框架中进行。

不难看出，解构流派自身过分的世俗性特征在德里达之后的诸如南希、巴迪欧、齐泽克等人的思想中体现出来。在齐泽克、巴迪欧与南希对神学的重新表达中，德里达的思想对于他们来说仍旧是“蒙昧”的。尽管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援引神学资源，但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些思想家对启蒙理性的世俗性哲学的进一步推进，而不是用神学的言说方式以反思启蒙理性。

《法国思想中的非人文主义无神论》一书对解构的无神论历史语境有极其出色的勾勒。与哈格隆德与沃特金单纯从哲学内在原理进入解构思想不同，耶鲁拉诺斯从历史背景出发描绘了解构自身的线索。当代法国和解构思想并非一种凭空出现的事物。它一方面受限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的历史和政治语境，另一方面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法国人文科学涌现的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耶鲁拉诺斯对解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传承的勾勒在某种意义上是全书最具有原创性的洞见。解构最直接得益于“一战”后二十多年间出现的“非人文主义无神论”.所谓非人文主义，也就是对以人文主义为中心的启蒙以来的社会科学的反抗，其中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就是最重要的“去人类中心”的思想流派。但在无神论的立场上，这种历史传承的关系事实上削弱了“解构”对西方哲学、思想和历史彻底清算的野心。无论在反人文主义还是在无神论的立场上，解构都没有逃离法国战后文化的基础。其中，解构思想的无神论的起点也很大程度上是纳粹的奥斯维辛的悲剧的回应 :在奥斯维辛的大屠杀中，上帝并不存在。在这个着作中，最为有趣的是耶鲁拉诺斯提及了这种非人文主义“无神论”的言说风格方式 :它不再将自身局限于具体的某个学科领域中，从而糅合了神学、哲学等元素。而正是这种杂糅的修辞风格让解构的神学神话得以成为可能。耶鲁拉诺斯对解构流派的历史性反思的长处是避免了过度深入具体某个思想家的迷宫中而失去了判断能力，从而可以指出法国解构思想在构造和风格上的雷同性、不严谨性和时代局限性。将解构思想重新放回到西方启蒙的世俗（无神论）神学政治中去思考，则触摸到解构自身最后的底线。

如果解构神学只是一种迷思，但解构思想却已深入到西方人文学科的骨髓，那么对这种迷思的反思将是走出当代西方人文学科困境的方法之一。解构最严重的局限之一是解构自身从启蒙叙事继承而来的彻底的世俗性和物质主义。解构自身的局限也在当今流行的后解构的思想家中体现出来。一方面，在欧洲和北美，哲学思考变得彻底地政治化和物质化，理论的视域日益萎缩，几乎所有话题都非常天真和幼稚地还原为政治讨论。另一方面，在北美以广义的文化研究为主的人文学科中，对法国解构思想的援引也日益变成一种政治正确的学术游戏，而日益失去批判锋芒。反思解构神学也许是直面当代人文学科想象力萎缩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