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招安现象分析解析

第一篇：《水浒传》招安现象分析解析

摘要

《水浒传》这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深刻地反映农民起义斗争的作品。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是北宋末年的历史事实。作者也以宏篇巨著的方式对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性的加工。此书无论在文学性上，还是在思想艺术上都具有很高的成就。其中，书中所描写的引发招安现象的各种因素和现象，还是很吸引学者们去研究和探讨的。《〈水浒传〉招安现象分析》的根本内容是通过书中形形色色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物的性格特征或阶级本色等对文章的主旨题意进行阐明。通过作者的主观情致、水浒好汉们的内部因素、统治阶级的外部因素以及社会环境等进行解释说明招安现象。而梁山好汉的内部问题，又可以从宋江的性格特点以及好汉们不同的上山方式来叙述。通过方方面面的分析和解释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导致几百年前轰轰烈烈的水浒英雄们的起义最终导向朝廷，接受招安的复杂背景和原因。

关键字：水浒传；招安；政治收编

《水浒传》招安现象分析

沂源一中

宋作霞

一、引言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每个朝代都会出现农民起义以此来反抗统治阶级的现象，主要原因是官逼民反。农民阶级受到的压迫最重，吃的苦最多，得到的最少，死亡是威胁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起义是唯一的选择。但是我们又发现，大多数的农民起义的反抗性并不彻底，起义者们在得到最基本的满足后或者在统治阶级的引诱下导致起义失败。《水浒传》中描写的起义者们也是这个情况。

《水浒传》这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深刻地反映了农民起义斗争的作品，是我国古代农民革命的伟大史诗。《水浒传》从全程式的角度出发，以英雄传奇式的叙述方式，描绘出梁山起义军从发生、发展、壮大到招安现象所出现的诸多问题，也是历来受专家学者们高度重视的。因为招安的促成并不是单方面的结果，而是在多方面的共同协调下促成的。《水浒传》中描写的主要人物是水浒英雄。从我们的角度看，促成招安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渴盼招安的人群中，有一些出身于官僚地主阶层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在梁山泊头领中间比较能够发挥影响的人物，是宋江、卢俊义主张招安的重要基础。以宋江为代表的接受招安派在梁山头领中占有优势。因此，招安的内部因素解决了。而统治阶层通过招安来瓦解起义军，并利用起义军来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外因，内外因的相互作用，使着本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场面出现了更多的和气，更使得水火不相容的场面开始松动，有了最初的冰释前嫌。

二、《水浒传》中招安现象的分析

（一）作者的主观情致是促成招安的根源

在《水浒传》中，作者流露出自己的思想情致:书中开篇便描写了宋仁宗呱呱落地之初，受仙人指引，文、武曲星下到人间。在文曲星包拯和武曲星狄青的辅佐下，宋仁宗开创了一代文治武功的天下。这传说被安排在《水浒传》的全篇之首，显然是有意图。而水浒好汉们按照天罡地煞108星宿排位的结果，我们可 以想象一下：假如宋徽宗仿效仁宗皇帝的做法与梁山好汉早日联手，宋朝的江山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这就是作者的主观思想本质的表现。同时也可反映出，他视招安为神圣事业。在作家看来，倘为朝廷着想，理应招安梁山；倘为义军着想，理应归顺朝廷。这对双方都是大有益处的举措。从此，在后50回中，他一一完成了上述充满理性色彩的艺术设计。他把招安与受招安的场面写得十分隆重盛大，“义士今欣遇主，皇家始庆得人”，梁山与朝廷仿佛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共同构建了节日阅兵般的兴旺气象。接下去他让梁山好汉们实践了“平虏、保民、安国”的宏大理想，为朝廷屡建奇功，从而进一步确认了自己不同寻常的存在价值。接下去，便是对一一凋零的梁山好汉们的礼赞和认同了，“生当鼎时死诸侯，男儿生平志以酬”，“万年香火享无穷，千里功勋表史记”，宋江还享有“敕赐殿宇牌额，御笔亲书靖忠之庙”[1]等殊荣.可是作者内心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痛恨贪官污吏，反对腐朽黑暗的政治经济统治；另一方面又不允许从根本上推翻，甚至在感情上还向往留恋封建皇权，封建制度，这就规定了他对农民起义只能持有这种既赞成又反对的矛盾态度。[2]由此可以看出，实现招安是作者的主观情致的表现，并不是空穴来风，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的。

（二）宋江的性格特点是促成招安的首要因素

在《水浒传》所塑造的英雄人物中，宋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艺术形象，他不是用几个章回或几个情节塑造出来的，而是通过六十五个章回节，用性格结构的多层次组合而刻画成功的。他身上具有一些优秀的思想品质，但头脑里又有浓厚的封建意识。他有反抗性、革命性的思想情绪，又有一直未摆脱的软弱性、妥协性；他虽然走上梁山的发抗道路，但他走上这条道路是极其困难的。他对梁山的起义事业有很大的贡献，但最后却引导大家走上一条受招安的失败的道路。宋江性格的二重性始终贯穿小说始终，也贯穿了他的一生。《水浒传》写出了宋江思想性格中叛逆性和妥协性的交错及其矛盾之始终得不到解决，是充分的写出了历史和阶级的严重局限在这个农民起义领导人身上烙下的深深印记。宋江这一形象是作家心目中理想正面人物形象，其最醒目的性格特点是“忠义”。“义，是连接李逵等一流人物思想的纽带;忠，使他沟通关胜等一流人物思想的桥梁”。[3]无论在朝、上梁山、受招安，他都不曾抛弃“忠义”，这面大旗。

宋江的形象在《水浒传》中带有较浓厚悲剧色彩。他的忠义思想的本身，3 他的主观信念与社会实践之间，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这是一个全力与“命运抗争”却又不免被“命运”所捉弄的强者悲剧形象。而宋江的悲剧形象，其实也是对处在封建社会底层的被统治阶级的反映。

宋江的忠与义是贯穿其一生都高举的大旗，但宋江的忠与义却远没有达到“烈”的程度。作为一个刀笔小吏，他的封建性不够浓厚，而作为起义军的首领他的江湖气又不够强烈。在尽忠与尽义两个方面，他都相机行事，务实而不务虚，决不墨守成规，作茧自缚。换言之，在宋江的性格中，除了信奉忠义之外，还潜存着，表露出一种比重己思想更稳定、更顽强的因素。这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生存欲望，对于功名需求。正是这种贯穿始终的功利观念，使宋江形象在自古已有的模式中脱颖而出，成了一个独具特色，非常个性化的，不同于以往的任何“忠义之烈”。即真诚的信奉忠义有执著的追求功名利禄的典型的艺术形象。诚然，对“建功立业”、“官爵升迁”的向往，在封建知识分子中更是带着普遍性的，其最高理想便是“生当鼎食，死诸侯”，这一点连许多令人崇敬的仁人志士也不能免俗。他们也往往把尽忠报国（或见义勇为）当成一码事来追求。

宋江的忠、义都是与功名利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其中予以的最好的结果就是博得个封妻荫子、加官进爵。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以此来阐明宋江接受招安的原因：

1、忠与功利的相互撞击、相互渗透。[4]

《水浒传》中，忠，主要体现为君国观念与法度观念。宋江既然“自幼功读经史”，又“刀笔精通、吏道纯熟”，理应有着较浓重的君国至上、法度至上的意识。宋江在小说也是这么做的。

宋江私自放走晁盖，主要是出于挽救心腹之交的江湖义气，主观上并不是为了反抗封建官府，这时的他并没有造反的意图。“放走晁盖等人”之后，宋江因“怒杀阎婆惜”而被发配江州。但是他的封建观念太浓了，以致时刻不忘忠孝，为了显示自己的忠孝，在刺配江州的路上，要绕着梁山泊走。途中，晁盖曾把他恭请到梁山，诚意劝他入伙，而宋江却断然拒绝上山“落草为寇”，决绝地说：“虽死不做不忠不孝之人。”

宋江对功名的渴望，激扬着精忠报国的热情。宋江在中期时也有名言,道：“忠心愿平虏，保民安国。”这也是他期望招安时所写的《满江红》里的句子。4 他的尽忠报国之志，总是与追逐名利紧紧地扭结在一起，而且毫不隐讳，毫不掩饰。在赠别武松时，宋江有一番嘱咐：“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拾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清史上留得了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作的大官。”[5]而在力荐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时，宋江情真意切地说：“……尊兄有如此才德，正当为山寨之主。它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光彩。”同样在得知朝廷派人招安的消息，宋江大喜：“我们的为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磨难，今日方成正果！”[6]

2、义与功利的相互依存，相互消损。[7]

宋江的重义，不仅仅是利他的，也是利己的。宋江在小说中一出场，就伴随着大小几桩义举。他的仗义疏财，扶危济困以及由此引出的“呼保义”、“及时雨”的美称。江湖好汉们之所以异乎寻常的拥护宋江，主要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从宋江那里得到了什么恩惠，而是他们受到了宋江重义声名的感召，早已被“呼保义”、“及时雨”的传奇、佳话所吸引，所折服了。

他不无真诚的认为，他所做出种种安排，尽管使众兄弟受到一些委屈，甚至招来新的烦恼，但归根到底，总会为兄弟们带来好处。他的本意是要梁山好汉们有一个“正常”的归宿。然而正是宋江对国家的忠，对兄弟们的义，使其不能舍弃一方而独自发展。因此，向朝廷招安，完成招安事业，也就成了宋江完成忠义之举所表现出的两全其美的办法。

从上述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宋江的性格特点决定他的行动方式。因而，在《水浒传》招安中，宋江渴望重新得到朝廷重用，而这也是导致招安能够实现的最主要因素。宋江的性格特点对实现招安影响深远。

（三）梁山好汉们不同的“上山”方式是促成招安的另一重要因素

一部120回的大书，有两大部分组成。其主体的部分，即从开篇至大聚义，主要写各阶层人物不同的出身原因，经历了不同的道路，被“逼”上梁山，除暴安良，反抗朝廷的故事。形形色色的“逼”，性质不同的“逼”，反映了梁山好汉们不同的生活以及心理状况，而这也构成了招安中大多数的赞成派，成为义军内部因素中的决定性力量。

粗略的看，108将的“上山”现象，可以归结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上山”现象：部分在社会中处于中下层的能人壮士或被贪官土豪逼上梁山、或揭竿而起的故事。其主要含：林冲、鲁智深；晁盖、吴用；解珍、解宝……这些人物的社会地位不同，但有着相同或相似的遭遇，均具有较明确的反压迫、反掠夺性质，具有某种自知的除暴安良、劫富济贫意识。他们的上山是与黑暗势力直接冲突的结果。他们的抗争带着鲜明的反暴政的色彩。这些人物的打击目标从没有产生过误差，而且从低到高，逐步升级，最后还打破了对宋徽宗的幻想。这一群人在晁盖的领导下进行了坚决的反抗朝廷的斗争。晁盖死后，受江湖义气的影响，以及个人崇拜所累，反抗性，斗争性有所减弱，并且最终追随宋江接受招安。

第二类“上山”现象：部分在朝或在野的忠臣义士，被权奸逼至死地，英雄无路，无奈流落梁山的故事。以小吏宋江，贵族柴进，地主员外李应为代表的。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大环境是相当协调的。柴进有皇帝的丹书铁券护法，李应的家传武功与人品备受朝廷尊重，宋江虽是小吏，可“知县却与他最好”。他们之所以上山“落草”还想着招安，是其价值追求具有两难性质：一方面，他们想做“忠君”的典范，另一方面又追求“义友”的名声，即希望在朝廷上和江湖上都受到推重。这种两难的自我设想，在通常的情况下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权奸们却不这么看。简言之，这种两难的价值取向，正是他们的人生遭际与人生悲剧的内在性格根源。于是，在生死关头，宋江、柴进们等人对朝廷的赤胆忠心，不得不大打折扣。为了眼下的生存和明日的发展，不得不“权居水泊，暂时避难，屈身以待，伺机在起”。于是先后流落梁山，成了与第一类好汉打击贪官、土豪、佞臣的同路人。而宋江则凭借着其特有的声誉，取代晁盖，成为梁山好汉共同拥戴的领袖。

上山后的宋江、柴进们，仍坚持其两难的价值取向，身在梁山，心在朝廷；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把晁盖的“聚义堂”改为“忠义堂”，并打起了色彩模糊的“替天行道”的大旗。凡此，均制约着梁山的目标，纲领，活动规律乃至最终的归宿。他们既是壮大义军的功臣，又是断送义军的罪人。他们在断送义军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因此他们之所以毁人又自毁的内在性格根源，正是其两难的人生价值的选择。从这种意义上说，接受招安是其生命中所注定的结局。

第三类“上山”现象：其他各种江湖上的好汉（如独霸一方的强梁，占山为王的草寇，四海为家的游民，卖艺为生的武侠，毁誉不一的梁上君子等等），由于一言难尽的必然因素或偶然因素的激发，又义无反顾地卷入梁山的故事。其中，李逵、石秀、李俊、孙二娘，最具有代表性。他们不具有哪怕朴素的抗暴意识，很少有人与压迫者、剥削者发生直接冲突；他们大都为私情、私仇或其他私人缘由杀人放火才铤而走险“落草”梁山。他们都拥有一种高亢、明快、透明又盲目、盲从、盲动的江湖义气，他们的上山毕竟只是江湖义气激发的结果。他们可以为兄弟、朋友两肋插刀，毅然行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然而，由于受江湖文化本身所固有的蒙昧性质的左右，他们又往往屈从于某个偶像，成为体现偶像意志的工具或牺牲品。宋江就是他们的偶像，因此，当被宋江的忠与义深深打动并深刻影响他们时，他们追随宋江投向了朝廷。

第四类“上山”现象：本与梁山为敌的朝廷命官和地方名流被梁山所俘，所赚，又经宋江们百般劝诱，被迫滞留梁山。以徐宁、呼延灼、关胜、卢俊义为代表。这些人物一律身怀绝技且为人正派，是在朝或在野的铮铮忠臣良将。这些人物滞留梁山，不是什么“官逼民反”的结果，而是宋江们“统战”的结果。他们权居梁山，自然不意味着对朝廷的反叛，自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自然成为宋江寻求招安、归顺朝廷路线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

以上是对108个好汉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的描写，我们可以管中窥豹，从其中对好汉们的“上山”现象的大体梳理来进行归类。通过以上四类现象，我们可以看出，第二类、第四类的阶级意识，出身阶层等方面，决定了招安是其回归正统社会，还原本来面目的最佳途径。因而，选择招安，即忠于朝廷是其思想的本质表现。第三类人群中，由于没有文化，阶级意识淡漠，偶像崇拜的因素，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往往受内部主要的意识流派的影响，而宋江、柴进们是主张招安的主流，是决策层。因此，第三类人壮大了促进招安的队伍。四类人群中最具有反抗性的是第一类人群，但当其他三类都赞成或不反对招安时，江湖的意识形态左右了他们的行动，接受招安理所当然。

《水浒传》中的义军的内部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同意招安才使得《水浒传》继续向前发展，才会有以后更精彩的描写。同样，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任何事物都是在双方相互作用下完成的，而统治阶级招安策略的转变，是具有其主要原 7 因的，这也是水浒人物完成招安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四）统治集团的政治收编是促成招安的主要外因

当梁山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好汉后，朝廷中主张以围剿的方式击败宋江们的势力占据了上风。于是，蔡京、高俅等人率领着军队开向了梁山，但是这些残忍而又愚蠢的家伙，并不了解怎样才能更好的维护赵宋王朝的利益，而是一味主张征讨和使用阴谋诡计，这也就出现了梁山好汉们在宋江的带领下，攻破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战役，打出了起义军的威风，挫败了官军的气焰，形成了一支使封建统治阶级感到惶恐的威胁力量。而在现实情况中，随着时间的发展，宋王朝的封建统治日益腐朽和没落，国势衰弱，军队无能，统治集团内部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以及北方的其他民族的统治集团发动的军事进攻，也难以招架，危机重重，以此改变策略．鲁迅先生论道：“其中的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利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又为当时所称道了”。[8]可见，“救亡”是一方愿意招降，一方主动寻求招安的原因。对水浒英雄们实行政治收编，以此作为企图解决这种危机的一种手段，他们广泛使用以忠义为名的各种政策，或用来召集地主武装，或用来招安农民义军，以缓和他们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危机，宋江们的忠义以及替天行道、保境安民，只反贪官、权奸而不反朝廷的做法满足了朝廷中力求政治收编的一些大臣的意愿。招安对宋江们而言，既是一种政治收编，又是一种工具的利用，用他们来定乱御侮，辅国安民，维护赵宋王朝的封建统治。小说的故事情节中也是这样描述的：征辽，平田虎、王庆，最后平方腊，这些战役都是用血淋淋的事实，刻画了封建王朝的险恶用心和招安的目的。封建的统治阶级转为招安的政治策略，是一次积极的策划。而宋江们用一种思想的规训和观念的培植，用自己认同的与膜拜的思想与观念来约束自己，锁住自己，形成了空间的位移和身份的转变。这不仅仅是消灭了一支威胁力极强的农民起义军队伍，同时也将其收编，成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强有力的工具。因此，封建的统治阶级进行招安的目的在于利用他们服务于己，这也是《水浒传》中招安能够实现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只有对立面的双方开始对话，接触，在某段时期内双方的主流思想意 8 识是协调的，是融合的，也就促成了双方的合作。

（五）社会因素是促成招安的重要外因

宋朝的文化以儒、释、道为主，尤其是儒家思想是当时的社会主流。“学而优则仕”、“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入世进取精神、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追求等等都是中国古代儒家礼乐文化的意识形态。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公之。”[9]自从隋朝开始科举取士以来，读书人的愿望就是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出仕为民，流芳百世。人都是处境中的人，没有超历史的人。代代相传的、无孔不入的这种“功名”思想不仅在当时人的头脑中留有深深的烙印，而且甚至转化为潜意识在起作用。这些潜在的思想情绪在小说中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存在的。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信念：忠君报国。因此，当水浒好汉们聚义梁山时，是有很大压力的，尤其是那些原本在社会上有一个很好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地位的人。因而，受儒家思想中的“忠”的思想的影响和束缚，就使得起义军的思想有了局限性和认识的片面性。同时，在宋朝这样一个文治的国家里，从建立开始，就受外族的入侵和打击，到了宋徽宗时，更是官场腐败、勾结外族的社会不良风气的出现，致使民不聊生，人民怨声载道。在这样的情形下，水浒好汉们“平虏、保民、安国”的思想更加强烈，寻找一条报国之路的心情更加急切。受“忠君”思想的束缚和一致对外的思想的约束，使得梁山好汉们放倒了原本高举的反抗朝廷的起义大旗，加入了维护赵宋王朝的行列中，成了任朝廷摆布的棋子。

三、总结

《水浒传》所描写的宋江等一伙人，并不只是反“贪官污吏”，从他们的斗争的整体看，更主要是反对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打击了封建统治者的黑暗统治，动摇了封建社会的传统秩序，他们的斗争是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他们的革命是反封建主义的人民革命，但是他们没有明确的彻底的革命思想，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奋斗远景，他们只能是提出朦胧的乌托邦社会，即阮小五所谓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百姓都快活”的社会。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9 是农民在反压迫反剥削斗争中的一种憧憬。我国的农民长期处于分散的状态，为个体经济的生产方式所制约，不可能产生彻底的革命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只能根据自己社会实践提出朦胧的社会理想。这是一种历史现象。但是这种社会理想性社会在当时也是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它是要用政治上的平等，经济上平均的社会以此来代替现实中残酷的阶级压迫和超越经济剥削的社会。

《水浒传》所描写的梁山好汉的起义斗争最终是受招安失败了。这在客观上向人们显示了这样一条血的教训：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之间的阶级立场、阶级利益是根本对立、无法调和的。宋江等起义的目的是反对地主恶霸、贪官污吏，并不想推翻宋朝这个封建政权，相反，他们之中相当多的人对宋朝的皇帝和清官、廉吏存在着幻想，这是因为我国的小知识分子阶层和农民阶层长期被束缚在封建经济的基础之上，他们的思想始终不能超出封建主义的范畴，他们反对权奸，但总希望重新做宋王朝的臣民，同时，还有剥削阶级对他们的诱骗，例：童贯、高俅施行的阴谋诡计等等，各种主客观因素，使他们自然接受招安，甚至沦落到被药酒毒死的悲惨结局，他们受招安反映了我国历史的真实情况和被统治阶层本身的弱点。

参考文献：

[1]施耐庵.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511.[2]刘辉等.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76.[3]张锦池.水浒是一部宣传忠义的小说（未定稿）.1983，（20）． [4]刘敬圻.明清小说补论.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43.[5]施耐庵.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198.[6]施耐庵.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423.[7]刘敬圻.明清小说补论.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46． [8]鲁迅编撰，郭豫适导读.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20.[9]李泽厚.论语今读.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91.11（衬页）

第二篇：《水浒传》招安原因探析

《水浒传》招安原因探析

02级中文本科五班

付辉华

学号：020580305

内容提要：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好汉逼上梁山，但根在正道社会，忠君报国，积极招安。政府的衰微，力量的薄弱，面对反抗，采取妥协政策。政府招安，梁山向往招安。梁山与政府达成协议，实现招安。

主题词：《水浒传》 招安 原因 探析

《水浒传》中的招安是梁山武装团体规模不断扩大，实力逐步增强，其内部组织结构多次改组，演变发展的结果，是梁山好汉们愚忠的表现，更是统治者无力镇压而妥协让步的一种明智选择。《水浒传》中的招安蕴涵着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思想文化的意识，这也恰恰是浓郁的封建传统思想文化环境孕育了招安。

一、政治腐败，社会黑暗，逼上梁山，魂归故里

梁山好汉何以上梁山？其途径有二。“逼上梁山”与“梁山逼上”。《水浒传》中的108位好汉可算是英雄豪杰，才能非凡，但为什么会沦落到水泊里做了盗贼？社会的极度黑暗，朝廷的腐朽，正道社会抛弃或难容具有正义的英雄豪杰，致使他们去寻找自己心目中伦理价值体系——聚义梁山，替天行道。

“逼上梁山”是“乱自上生”的根源。社会的黑暗，政府的腐朽在《水浒传》中作了深刻细致的描写。高俅为首的奸臣也是宋微宗皇帝包庇的一帮奸臣贪官扰乱朝纲，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侵蚀朝廷，染黑社会。高俅发迹的经历及其对王进、林冲的迫害就可知道恶势力在宋朝社会中的危害。新任知府高廉因高太尉而升迁，并依其势力而在当地无所不为。高廉妻舅殷天锡则倚仗姐夫权势，在当地横行害人，迫害柴皇城家破人亡。高廉因高俅而发迹并滥施淫威，殷天锡倚仗妻舅为非作歹，横行地方，可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高俅的恶势力在延伸，其危害是由上到下，由点到面的。再如，蔡京之子蔡九知府逼反宋江。宗法制度影响下的封建政权社会，任人唯亲，扩展自己权势，近臣、权贵控制朝政，导致皇权社会政治黑暗，统治阶级内部腐朽，朝廷腐败，社会动荡不安。

此外，诸如政府司法部门的黑暗与腐败导致社会的不公。好汉们吃了官司在官府老爷审案时要上下打点银子，发配上路给押送的公人银子，到了发配地也得给牢城差拔、管营常例钱，甚至只要肯使钱，可买通公人在押送路上结果了囚徒。“司法腐败才是最大的腐败”导致社会的黑暗与混乱。

社会制度的不公，也同样会导致社会的不安与动荡。当时社会重文官轻武官，官吏等级森严，吏有才艺，立了功也不会升为官，社会制度弊端使武官责任重大却受到轻视，不被重用，清风寨的文武两个知寨不合，花荣终究走上梁山。官吏等级径渭分明，使吏中的俊才豪杰被抛弃，推向社会边缘。

“金圣叹的批评之中说‘一副才调无处摆划，一块气力无处出脱’是好汉们的悲剧所在。”“而好汉们没有机会为朝廷所用，没有机会赴疆场施展本领抱负。金圣叹所叹息的‘是谁之过也’这就是所谓的‘乱

自上生’的大悲剧的来由。”①是朝政腐朽，社会黑暗的由来。好汉们不为正道社会所用，可以分析为以下两种发展途径。一是受到冤屈，失去正途发展的机会；二是被野心者设计入彀。前种情况继续发展，便会让好汉们脱离正道社会，被正道社会逼上梁山。第二种情况，好汉们被梁山上的野心者诱骗上梁山，即“梁山逼上”。林冲多次受到迫害便是**也忍不了，最终脱离正道社会。史进烧了史家庄之后，为了“不把父母遗体便玷污了”，②坚持不落草。卢俊义是当地有名望的财主，他是极不愿落草的，但走投无路，只得上梁山。还有朱仝、呼延灼、徐宁等，他们或是被朝廷逼迫或是梁山逼迫纷纷走上梁山。而并非他们自觉自愿的走上梁山。他们不愿落草是因这不是正道，正是对梁山持否定态度的表现。他们仍然对正道社会报有极大希望，灵魂深处仍忠于他们心目中的合法政权宋朝廷，忠于正道社会的“正”。他们也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宋江为俘获的官兵解其缚时常说“不敢背负朝廷”、“误犯大罪”、“借水泊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③梁山好汉们忠于皇帝，忠于朝廷。但好汉们一方面和封建王朝作斗争，一方面又寄希望于皇帝的招安。因此，只要朝廷、皇帝招安，梁山好汉们是会接受的。

二、梁山队伍的发展、壮大，导致其性质的改变，逐步趋向主流社会，为招安奠定基础

梁山由弱到强，直至转衰的过程是其自身由外到内，形式到本质的改变过程，逐步实现招安。

1.梁山官兵数量的剧增，使其自身具有的正道社会伦理道德观

念、政治、思想影响梁山性质

梁山的成长、壮大的发展轨迹、阶段性的变化，在打破祝家庄之后是一个关键的转变。山头的重要性明显下降。而官兵的连续被裹胁上山为发展主轴。孙立以“未受屈”的军官带了大队人马上山，此后不断裹胁一流将才上山：徐宁、凌振、呼延灼、关胜、索超„„以及他们的副将，直到卢俊义上山，一百零八人聚齐。大批官兵加入梁山，数量上占了优势，超过梁山原有的盗匪出身的人数，这就影响梁山团体性质的变化。

官兵上梁山之前就是在正道社会成长生活，所接受的是正道社会的思想、意识、文化、伦理价值体系。他们是受统治阶级文化思想教育或影响长大的，头脑之中，灵魂深处始终打下统治阶级意志的烙印。官兵也是由宋朝廷教育、培养、训练的，其政治色彩更鲜明——为大宋政权的维护巩固服务的。官兵来自正道社会，而正道社会失去凝聚力（失去公正、公道，黑白不分，混淆是非等）所以他们从正道社会飘逸出来，走向社会另一端。由于这部分人骨子里深受正道社会的正统思想文化伦理道德价值的毒害，大批的这部分人上梁山将会改变梁山的性质，有意的或无意识的。就像一塘污水中注入清水，不断的注入水，污水终究是冲淡变清的。因此，梁山的团体就会与正道社会一样清白，当正道社会创造条件时，有了招安机会，他们心中的招安之心就会萌动，像春笋一样破土而出。

2.大批官兵聚集梁山，用正道社会的伦理价值体系、思想文化意识漂白梁山原有的山头习气、匪气、使梁山向正道社会发展

大批官军招降上梁山成为梁山的队伍的一部分，他们与梁山队伍相融的过程中，起到了影响梁山原有队伍的性质，二者经历、思想、意识、生活习惯等不同，但同处一个山头，相互交往，共同融洽相处，在这是与非、正与邪、黑与白的冲突磨合过程中，由于成批官兵、社会精华分子在数量上，在文化程度上、心计方面大都超过原梁山的大老粗（原梁山好汉大都是武官、社会流浪汉，接受教育机会不多）显然这些官兵、精华分子潜移默化的教育着影响着梁山的盗匪们。军官在上梁山时，其手下部将并未都跟随上梁山，而这样的军官在梁山必然由梁山原有的盗匪作其部将。这些部将受到官军的调教，自然会受到来自正道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教育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漂白山头匪性，而使其更具正道社会性。

梁山在攻打祝家庄之后，宋江把扈三娘嫁给王英，树立一个典范，从此梁山好汉不再是晁盖、柴进那种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的单身贵族，而是梁山成立了家庭。接着就是在成批官兵带着妻室上山的新的演进阶段了。官兵是封建社会的中坚分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结构的组成基石，二者合起来其实已充分具备了所谓正道社会的伦理规范与价值体系了。因此，梁山泊也具备了所谓正道社会的伦理规范与价值体系，也就是梁山泊逐步向正道社会靠拢，为今后的招安垫了底。

大批军官及其家庭、社会精英上梁山，对梁山各方面都带来正道社会的影响，逐渐冲淡盗匪集团的草莽性、江湖气。梁山黑社会性淡化也意味着正道社会意识的燃烧与旺盛，意味着梁山盗匪走向正道社

会。

3.梁山事业壮大，人事改组，分工具体化，形成了正道社会性质的政权组织形式。这是梁山泊团体向正道社会靠拢的一种表现。

晁盖中箭死后，宋江暂时做了梁山泊主，即进行了第三次人事改组，其最大特点就是新上山的军官依过去两次的例子——新上山的头领获重用，而占据了重要位置。山寨共分六寨，除水军之外，前后左右四寨都以军官领先或为主体（如前寨是李应领先，但其下有两位军官与鲁智深，后寨是柴进领先，其下有四位军官），中寨忠义堂宋江、吴用、公孙胜之后是花荣、秦明两位军官。这时候梁山泊的体质又进一步发生变化，而且是具有所谓正道社会的优势，把军官的各种优点（武艺高强、职业化作战、有正规带兵经验„„）带进了梁山泊。这些宋江帝王气质的证明，改造革命团体的体质，使之所谓正道化而去其山头气、江湖气。

宋江完成了梁山泊集团改造，改变其体质的艰巨工程，聚齐一百零八个头领之后，又对梁山集团的人事与权力形式编排，组成了一个正道社会形式的政府组织机构——梁山团体职务分配形成“微型政府”。

职务分派是任何一个具有规模的团体所必须进行的，尤其是梁山泊发展壮大的分属各种不同专业的一百零八人。最后一次梁山泊团体职务分派，是继前面三次改编之后，具有终结式地往革命交战团体的军政府形式发展的意义。分派内容详细、各依马军、步军、水军、机密、打探声息、钱粮、监造„„以致于公文、印信、医疗、房舍、军

器等专业，形成一个如《水浒传》书中所形容的，真可图王霸业的军事性的“微型政府”形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微型政府”虽小，但已具备正道社会的政府脏腑，显然是以政权的组织形式向正道社会迈进了一步。

一言以蔽之，梁山团体的形成、发展、壮大的过程，就是梁山体质改变的过程，山头主义、江湖气，草莽气漂白的过程，向正道社会一步步靠近的过程。

三、梁山集团的壮大，正道社会的解体，双方力量的抗衡，导致招安的出现

梁山队伍成长壮大的过程是其与正道社会争夺人才、军马、武装力量的过程，发展到与政府相抗衡的过程。《水浒传》多次描写政府军队对梁山的围剿，但均以失败告终。这时的梁山与政府对抗，仅仅是处于防御阶段，是力量不足，无法向政府进攻的表现。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梁山力量的壮大，梁山斗争规模扩大了，由防御战转为进攻战。攻城夺县，用集体的武装力量摧毁县、州、府政权，用集体的武装力量消灭祝家庄和曾头市这类恶霸地主势力，真实地反映梁山集团的壮大并与政府相抗衡的现实。

梁山的壮大，也就是政府力量的衰减。正道社会的解体： 1.栋梁被腐蚀——社会开始解体

像高俅无德无才的标准小人掌握了京师禁军的人事大权，以私害公，公报私仇，闲置人才，优秀军官逐一被迫离开本职，像林冲、史进遭迫害离开本职走上梁山。这是社会解体的第一步

先从国家政

府的栋梁开始蛀蚀。

2.社会基石的松动——社会进一步解体

大厦栋梁遭蛀蚀是中上阶层社会的解体，而栋梁之下还有大厦的基石——广大的社会中下层也进行另一种情形的解体。州级官吏到地方官吏刑狱不公，营私舞弊，腐烂。如武松孟州接触的施恩、张督监。戴宗、宋江、朱仝、雷横等官吏与匪相通，使社会更加黑暗，社会上出现黑店，江湖上开着人肉包子店。地方基层吏逐步偏离正道社会，封建地主阶级中的部分中坚分子开始偏离正道社会。晁盖身为保正，竟为了一笔不义之财可以立即勾结江湖朋友犯下杀头之罪。史进也是地方地主，私通盗匪，放火烧了史家庄，流落江湖，最终梁山落草。这些都意味着封建国家的统治阶级逐渐瓦解。

3.正道社会主体力量上梁山——社会大规模的解体

祝家庄被摧毁、成批官兵被裹胁上山、攫取大名府一等才俊卢俊义的大阵仗。性质上是梁山泊对正道社会的主体力量（农村庄园联防体系、朝廷重要军官集团，社会才俊员外）进行有计划、有步骤与有意志力的正面攻击。这是所谓正道社会之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完全崩溃瓦解而被梁山泊所吞噬。正道社会的分解，也意味着宋政权的瓦解，力量削减。童贯、高俅多次败于梁山泊，梁山泊冲州撞府，攻打村庄屡屡得手，便是朝廷衰微，梁山壮大的事实。

梁山的日益壮大，大宋政权的逐渐衰微，二者形成对峙局面。统治者没有能力镇压、消灭造反的梁山集团，无可奈何情况下只好采取妥协、让步的处理方法。梁山自己的壮大，有资本与统治者讲条件，讨价还价。这为梁山招安创造了条件，最终实现招安。

四、梁山好汉们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④“替天行道” 1.梁山好汉们是忠于大宋朝廷，忠于皇帝（天子）的 梁山好汉们反抗谁呢?他们“深切痛恨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却不反对那福根子——至高无尚的皇权。⑤正如他们所说的“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⑥只是奸臣当道、朝纲混乱，社会黑暗、政治腐朽、失去公道、正义，所以他们要替天（宋皇帝）主持公道、正义、打击贪官污吏，打击恶霸地主，反抗压迫，为人民报仇雪恨。

他们造反是认为在封建制度统治下，天高皇帝远，自己身受其害的，是酷吏贪官造成的。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酷吏贪官，并不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只是个人品质.的好坏，而皇帝仍然是真命天子，朝廷不明，仍是奸臣闭塞的结果。

所以，他们既拥护皇帝，又反贪官污吏，当皇帝为代表的朝廷招抚他们时，梁山队伍便认为是依天行道了，立即把“替天行道”换成了“顺天”，“护国”的招旗，接受招安。

2.招安是梁山好汉们共同的愿望，他们找到了归属

梁山好汉们汇聚梁山或是为了争取生存权利或是为了图半世快活亨荣华富贵，或是为了讨个出身而不得，或是为国家效力，报效边庭无门。招安则可解决这一系列问题。造反者的衣食问题，拥有生存的合法权利，甚至凭自己的武艺、才能还可报效边庭立功，博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其中的领导者在朝廷还能有荣华富贵，获取功名，封官加爵（宋江在未立功时就被封了

个破辽先锋。立功后加授武德大夫，赐金银一千两，锦缎十表里，花袍一套，名马一匹。）这样，梁山好汉们在梁山泊找到归属，梁山泊在大宋朝廷找到归属。

因此，宋江努力争取招安的行为并没有受到梁山好汉们坚决的抵制和根本反抗。一百零八将中的活跃人士大多数赞成招安，即使有些反对宋江过急做法的人士，也并非是真的反对招安，而是不赞成不讲任何条件的“招安”。这种“招安”不仅不能使他们变泰发迹，而且威胁到个人生命安全。他们反对的是不成功的招安，要的是成功的招安。

3.宋江力主招安，加快了梁山泊的招安步伐

宋江自幼攻读正道社会的经史子集，受到的是正统社会的统治阶级思想文化教育，他虽私通盗匪（在上梁山前就为官府通缉的晁盖一伙通风报信），与社会游民有交往（资助社会江湖好汉，广得社会传名“及时雨宋公明”的称呼。）但宋江自始至终是忠于朝廷的。宋江忠于宋皇帝不仅是因受统治阶级的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还因他是朝廷的吏——押司，为朝廷办事。他生活的环境决定了他应是具有那个环境的思想、文化、伦理意识。于是宋江“于家大孝”，“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在宗法社会里，孝扩大了就是忠。宋江于家是孝，于国是忠，于国家便是忠孝。自宋江上梁山泊后，便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挂上“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企图强化梁山的为国忠的思想，争取正道社会的人们容纳他们，寻求梁山泊的合法合理性（统治者眼中的梁山好汉是草贼、背叛朝廷，大逆不道。梁山好汉，尤其

是宋江也称自己“文面小吏”，“罪该万死”。都认为梁山团体是叛逆，不合道，不合法的，名不正，言不顺的贼。）宋江为了更进一步深化他的忠的思想，让好汉们同自己保持思想一致性，紧紧凝聚为一体，接受朝廷招安，大肆宣传九天玄女的“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⑦运用天意难违来宣传忠君，招安的思想意识。

宋江不仅从思想领域来强化梁山好汉的忠君意识，而且身体力行，努力实现早日招安。宋江在为败将解其索时往往纳头便拜，屡次 讲“并无异心，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若蒙朝廷赦罪招安，情愿与国家出力。”⑧“原来宋江素有仁有德，素怀归顺之心，不肯尽情追杀朝廷残兵败将。”⑨宋江对投降的朝廷军队如此客气，“纳头便拜”，“不肯尽情追杀”，并反复讲明自己无异心，要归顺朝廷。可见他招安的心是很诚很切的。为了招安，在高俅面前称“死罪”，“万望太慰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保。”⑩卑躬屈膝。为了招安，找到妓女李师师牵线搭桥，找到宿太尉。甚至还动用了不少的金银贿赂朝廷官员以达招安目的。正是宋江如此热衷于招安，积极招安，所以梁山团体招安才得以顺利的完成。

宋江“替天行道”，忠于朝廷，忠于国家。在招安之后，破大辽、平方腊，捉王庆，真是为国家出了力，立了功，封官加爵。至死也不忘忠义清白。当朝廷赐死宋江时，宋江还对李逵说：“我死之后，恐

11所以给李逵的酒中也怕你造反，坏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下了毒药。用牺牲自己最信赖的兄弟生命来保存自己的忠的名声。宋

12的国家忠臣形象。江做到了“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宋江如此忠于大宋皇帝，作为梁山的核心领导人物，梁山泊走向正道社会，接受招安，忠君报国也是不可避免的。

梁山泊团体的形成、发展、壮大，直至招安的整个过程，其实是他们在正道社会——游离正道社会——归位正道社会的历程。他们源于正道社会，根在正道社会，长在正道社会，正道社会出问题，把他们推向反社会一面，他们游离正道社会，然而根本在正道社会，脱离不了正道社会，所以随着自己的壮大，正道社会力量也在自己身上逐渐增大，最终自己的壮大把自己拉回到了正道社会面——实现招安。

招安，梁山队伍形成壮大的最终归宿。

注释

①王北固著《水浒传的组织谋略》，46页，上海出版社，2003。

②《水浒传》，21页，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4。

③《水浒传》，463页，同上。

④王学泰、李新宇：《＜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119页，天

津古籍出版社，2004。⑤⑥《水浒传》，（序言部分），7页，同上。

⑦《水浒传》，页，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4。

⑧《水浒传》，463页，同上。

⑨《水浒传》，601页，同上。

⑩《水浒传》，622页，同上。

⑾⑿《水浒传》，888页，同上。

参考书目

1.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岳麓出版社发行，2004。

2.王学泰、李新宇：《＜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评＝，天津古

籍出版社，2004。

3.王北固：《水浒传的组织谋略》，上海出版社，2003。

4.于汀：《说水浒侠义》，长虹出版社，2002。

第三篇：【中文毕业论文】浅议水浒传以招安为结局的必然性-初稿

浅议《水浒传》以招安为结局的必然性

江西铅山余建华(中文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我国古典长篇白话章回小说《水浒传》中的“招安”问题。自该小说问世以来，历代众家对其发表过议论与评价。有对水浒英雄们“替天行道”、“忠义双全”大加赞赏，但却对以宋江为首的领导者，走了投降路线（招安），造成众多英雄命运的历史悲剧而批判，指责的；有对水浒英雄们（尤其是指宋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接受“招安”，其主观愿望是为了“平虏，保民，安国”这种爱国的正义举动大加赞赏的；也有对以上观点采取折衷办法的。

本文是想从宋江起义和招安史料上有明文记载；民间传说、话本，宋人的笔记和元人杂剧等文艺体裁的文字记录；以及作品本身结构，创作规律和作者主观创作意识。这三个层面来谈一谈对这部书，最终以梁山好汉被朝廷招安的结局的必然性，作一些粗浅的探索。

关键词：水浒英雄招安历史的必然性文学创作的规律性作者思想的动因力

中国古典文学小说——《水浒传》是一部累积型白话长篇章回小说。它的出现，标志着讲史与小说的合流。它内容与体裁既来源于小说，但又不全是小说的继承，同时还采用了长篇的讲史体制，从而把讲史与小说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招安”问题历来是众写手的“金字招牌”。无非或褒，或贬，或折衷。笔者今天不想再走他们的老路子，仅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猛子”精神，和近二年内在学校收集到的一些资料，也就斗胆地想从三个小层面浅议《水浒传》以招安为结局的必然性。以求教于老师。

一、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和招安（投降），史书上有明文记载

《水浒传》是作为一部小说流传在读者中间的，但它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又并非完全出于虚构。大凡熟悉宋代历史的人，都能在宋史典籍里见到几处零星记载着宋江与方腊的起义（叛乱）的内容，只不过文字简略罢了。

北宋徽宗宣和年间，我国北方爆发了一场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叛乱）。历史上的宋江起义与南方方腊起义约略同时。关于这次起义，《宋史·徽宗本纪》，《张叔夜传》，《东都事略·侯蒙传》等史籍都记载极为简略，关于宋江等人的结局，或言擒之，或言降之，互有出入。

《宋史》卷二十二《徽宋本纪》云：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张叔夜传》云：„„以徽猷阁待制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动巨舟十馀，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南宋人所撰野史中述及宋江等事迹的，如王稱《东都事略》卷一百零三《侯蒙传》云：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谿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闲不忘君，忠臣也。”起知东平府，未赴而卒。

李焘《续宋编资治通鉴》卷十八云：宣和二年十二月，盗宋江犯淮阳及京西，河北，1

至是入海州界，知州张叔夜设方略讨捕，招降之。

李zhī《十朝纲要》卷十八云：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又云：（三年六月），辛丑，辛兴宗与宋江破贼（指方腊）上苑洞。

由以上各项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或者说可以证明北宋末年确有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于河、朔，京东一带的事实，且声势浩大，其结局是梁山宋江一伙招安了（也就是投降了），做了正规军去替朝廷出力了。这些史料固然简单、单薄一些，但其大体方向是一致的——起义军招安了。只不过《水浒传》的作者把它演义出更加轰轰烈烈一部大起义小说罢了。

二、《水浒》故事取材于民间传说，说话人的话本，宋人笔记，元人杂剧等体裁中

上面也说了单凭简单的史料，当然写不出一部波澜壮阔的斗争史诗。《水浒》的故事大部分是有一定的根据来的。它们有的是根据民间传说，有的根据说话人的话本，有的根据宋人笔记，有的又是根据元人的杂剧等。

北宋末年，正值女真、蒙古民族先后南侵中原。加之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致使外忧内患，民不聊生，民族危在旦夕。饱受虐待的百姓，恨透了统治阶级。凡是能够与贪官污吏作斗争的团体或个人，都成了他们同情与颂扬的对象，寄托希望并以此来鼓舞自己的斗志。

宋江等人在山东地界起事，大约确如《水浒传》中所说，以“替天行道”为标榜，“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专门对付贪官污吏，所以得到了民众百姓的同情与歌颂。虽然后来终于投降了朝廷，但是众多英雄的奇闻轶事，还是“深入人心，播腾人口，街谈巷论，流传不息。”

南宋时“说话”盛行（宋人称说书为“说话”，说书艺人为“说话人”，说书人所用的脚本为“话本”，见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及吴自牧《梦梁录》）。

有人把宋江等英雄故事笔录下来，作为说话人的话本。也有人凭着自己的想象力，利用宋江等三十六人的英名，虚构些可喜可悲的事情，写成话本，供给说话人演出，于是这类故事便在民间越传越神，越说越丰富起来，流传面也就越来越广了。

水浒英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时候，也适好是说话、杂剧等众多的文学样式繁荣和成型之时。宋后期以来，水浒英雄的故事，已被艺人们演义得淋漓尽致，民众也以听水浒故事为乐事。（只不过当时所演的英雄故事，不叫水浒英雄故事罢了，“水浒”一词是《水浒传》的作者加上去的。）众多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话本和杂剧相继问世。宋庐陵人罗烨所著的《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一节内，录有话本一百零七种，分为八类。其中公案类有“石头孙立”一种，朴刀类有“青面兽”一种，杆棒类有“花和尚”，“武行者”两种，大概都是水浒故事的刍形吧。《水浒传》中所写孙立，杨志，鲁智深，武松等人的事迹，或许有一部分便是根据这几种话本，可惜现在那话本只存目录，故事如何，无从知道了。

元代的无名氏所辑的《宣和遣事》涉及水浒故事的部分，虽内容非常简单，可能只是说话人的提纲，但却给我们展示了《水浒传》的最原始风貌，恐怕是最早话本了。此书着力叙写了“杨志卖刀”，“晁盖七义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等情节，末尾还提及受张叔夜“招诱”，并说：“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元代也出现了一批水浒剧目，水浒的情节和人物，也日渐曲折和丰满。水浒英雄也由原先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中记录的三十六人发展到七十二人，后又发展壮大为一百零八人。对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水泊梁山的描写，也更接近《水浒传》了。其中的英雄人物“李逵、武松、杨志、林冲、鲁智深、宋江”等已有生动的描绘。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元明传末之讲史（下）》中，录了洪迈的《夷坚乙志》里的一段话：“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州，以病不赴，归金陵，疽发于背，卒。

未几，其所亲王生亡而复醒，见蔡受冥谴，嘱生归告其妻，云“今只是理会郓州事”。夫人恸哭曰：“侍郎去年帅郓时，有梁山泺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吾屡谏，不听也。”《乙志》成于乾道二年，长宣和六年不过四十余年，耳目甚近，冥谴固小说家言，杀降则不容虚造，山泺健儿终局，盖如是而已。”

从先生摘录的资料（《夷坚乙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水浒英雄的结局是“杀降”了。

《宣和遗事》云：朝廷不奈何，只得出榜招谕宋江等。有那元帅姓张名叔夜的，是世代将门之子，前来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往诸路巡检司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从《宣和遗事》的记载中，我们更能看出《水浒传》后半部宋江等受招安平方腊的蓝本了。元朝和明初杂剧盛行，很多取才于梁山泊英雄故事，如今已大半失传了，除此之外，宋人笔记如王明清《挥麈后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邹浩《道乡集》都或多或少地记录了一些后被《水浒传》为蓝本的故事，在此就不一一录出了。总之，宋江一伙受招安的结局，在那时的各种体裁文艺中均能找出来。

三、《水浒传》以宋江等英雄受招安的结局：即是小说创作规律本身的要求，也是作者自身主观意识形态的书面表达

纵观这部巨著，可谓洋洋洒洒，书中的故事真是可歌可泣。读之：使人捧腹大笑，使人暗然伤神；使人嗟叹不已，使人悲咽不止。天下奇书也！这样一部极富生命力的作品，其思想性理所当然是复杂的，多样，岂能用一法去量之、裁之。文学作品的鉴赏定要依据文学自身的规律而论，只有这样才是鉴赏之宗！过去，很多人一谈到《水浒》中的“招安”问题，就会马上用“阶级论学说”去套，就会用“政治思维”去理解“文学思维”。笔者认为，这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实践论”，更不是“实事求是”地去看待问题。人类社会中的阶级产生是人类野蛮社会过渡到人类文明社会的标志。如果我们不按照其自身规律办事，就会出现偏差和谬误。

下面我们先从这部小说的结构上来分析，看看作者安排水浒英雄最终以招安为结局，是不是有其特殊地历史必然性。

小说可以看成是“聚义——忠义——招安”的三部曲。第一部：聚义。从第一回至第六十回。作者首先花了大量的篇幅叙述了水浒起义其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遭遇，向整个社会伸延开去，勾画出来宋代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显示出不同的人物怎样在其独特的命运里被逼上梁山的不同道路。英雄们之所以走上水泊梁山，作者突出的是“逼”与“无奈”。正因为突出了这一点，众人物的举动就被染上悲壮的英雄色彩。这就和那些传统地唱出“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山大王们划清了历史的界线。正如金圣叹所云：“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

水浒英雄被“逼”而上水泊梁山后，又是通过什么来结伙的呢？也就是说他们凝聚力是什么？一个斗大“义”字使然。这伙人的出身反映出的是社会的多层面：他们并不完全是农民，其中有渔民、流民、城镇平民、手工业者、猎户、小商人，也有下层的知识分子、行脚僧、江湖道士，有封建政权机构中的小官吏、小军官，甚至有不少中小地主，也在不堪官府压迫下参加了起义军的行列。正如书中所云：“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在这个阶段，作者通过鲜活的人物形象，独特的命运描述，深入地刻画了英雄们义聚梁山的窘境。

第二部：忠义。从第六十四回至第八十二回。在第六十回里，书中写道厚首领晁盖在曾义市中箭身亡，宋公明被义推为梁山的新首领。宋江也就发表“易帜”的演说词：“小可

今日权居此位，全赖众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从此开始，梁山的精神也逐渐从“聚义”走向“忠义”。在小说里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把原来的“聚义厅”改为了“忠义堂”。形式发生了变化，内容自然也有新的内涵。这无疑不是作者为后来英雄们的集体招安埋下的有力伏笔。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标志着梁山的武装力量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可谓形势喜人，一派欣欣向荣之景象。这个阶段是梁山的军事鼎盛时期。宋江高举“替天行道”；“护国保民”的义旗，利用忠、孝、仁、义的个人魅力，团结拢络诸多好汉，智取卢俊义，燕青，赚关胜，擒索超，捉史文恭；兵打北京城，智取大名府，兵陷东平府；两赢童贯，三败高太尉。就是在这一种情形下，作者也没有忘记对“义”的延伸和对“忠”的巩固的刻画。智赚卢员外，活捉史文恭，张清等好汉是义的延伸，放走童贯、高太尉等人也正是忠于朝廷的表现。

第三部：招安。从第八十二回至第一百二十回。以八十二的“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为转折，梁山受招安已成定局，正式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宋江将梁山寨前一直悬挂的杏黄旗帜：“替天行道”，撤换为两面红旗：一面是“顺天”；一面为“护国”。真正地“易帜”了，身份正了，成了朝廷命官了。“顺天”后的英雄们，自然也就得去“护国”了。

水泊里的英雄们为什么会从“聚义，忠义走向招安”的道路呢？从上面的结构和情节分析中，我们不难认识到英雄们是受了传统的忠、孝、仁、义的礼教束缚。他们把归依朝廷是“忠义”的最完善的终结。正如宋江对武行者（武松）所言：“„„如得朝廷招安，„„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燕顺劝“霹雳火”秦明投靠梁山时，秦明听罢，便下厅道：“秦明生是大宋人，死为大宋鬼。朝廷教我做到兵马总管，兼受统制使官职，又不曾亏了秦明，我如何肯做强人，背反朝廷？你们众位要杀时，便杀了我。”此时的秦明对入伙一事，可谓以死相报，不肯相从。“他们”要留一个好名，怎肯做强人，背反朝廷，这是大逆不道之事，这种思想不要讲是在宋朝，就是到了辛亥革命后，大多数国人还有这种思想，故而有那么多的“臣民”还要留辫子（清朝的特产）。英雄们在那种制度下还不可能认识到“赵官家”王朝的腐朽统治是自己坎坷命运的根源，是天下所有民众受苦受难的根源。他们只能是一种混浊不清的感觉。只知“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还只有一些“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同姓弟兄之谊罢了。真可谓“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相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

虽有鲁达，武松，李逵，林冲等人的反招安之声：“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但最终还是以宋江为代表的招安派占了上风，“瞻依廊庙”去了。因此，我要说水浒英雄故事结局为招安是该书情节、结构、人物性格所致，其必然性就在此。

翻过头来看一看，本书作者的主观意识如何？谈到本书作者又是一个头痛的问题。因为至今学术界尚存有争议。（作者的问题，非本文求证，暂放一放不谈），但大抵不出是罗、施二人。

依据文学创作本质论而言，每个时代的作品必然会带有那个时代的气息。一个作者的作品同样也会印刻上那个作者的印记。这是创作规律，无可回避地事实。《水浒》这部巨著也是如此。

《水浒传》这部小说是在长期民间创作的基础上，经过说话人的综合加工再创作，又经不同思想倾向的文人多次增删修改累积而成的。书作者广泛搜集了宋元以来的有关水浒题材，依据了少量真实史料，吸取《大宋宣和遗事》采取长篇讲史规模的长处，同时又保持“小

说”虚构的特征与生动细腻的描绘技巧（圣叹有云，春秋之笔）。终于形成了中国第一部真正地白话长篇章回小说。它标志着讲史与小说的合流，是中国小说文体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这次革命体现了作者丰富的文学想象与巨大的艺术创造力，形成本书感人的艺术形象。如宋（江）十回，武（松）十回，石（秀）十回等就是本书的新亮点，精彩华章。这些传奇故事体制是作者的新创造，体现了作者在长篇创作中不可替代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必须把它提高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去考察”。《水浒传》中的招安问题，究竟产生于怎样一个“历史范围”，它的出现，究竟蕴涵怎样的时代意义？

宋江这支起义军的千军万马的大聚义，虽然不尽符合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它却符合宋元明三代以至中国封建时代的多次农民起义实际情况与客观规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秦朝的陈胜、吴广，直至清王朝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正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历史，才产生了《水浒》这样的小说。

《水浒》反映的时代，确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化的历史时期。北宋王朝一方面对外屈膝，缴纳岁贡；一方面穷凶极恶，掠夺民众。有名的“花石纳”，使百姓破产，激起“饥民并起为盗”。《水浒》选择了这个时代，把宋江起义军的历史事件描写成声势浩大的千军万马攻城夺县的人民大起义，也是符合这一时期历史生活的真实的。

但同时还必须看到，水浒故事在本书形成之前，曾长期流传于民间，又经过了说话艺术与元杂剧的种种艺术手段的再加，从而距历史上的宋江起义越来越远，打上了种种的民间意识，增添了浓厚的市民色彩。比如“招安”与“征辽”就体现了梁 山好汉“顺天护国”的愿望，而“到边庭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也成为书中众好汉的共同人生理想，这些都需要我们后人来结合宋元以来，民族矛盾的历史相联系，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关于施耐庵，没有什么可靠的历史记载。民间传说他曾参加过张士诚领导的农民起义，未必可信。但他生长淮北，时代较罗贯中为早，元末轰轰烈烈地农民大起义，当是亲身经历过的。正因为作者的身世的原由，才以作品在“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的悲剧氛围中结束。尽管其中含了“早知鸠毒埋黄泉，学取鸱夷泛钓船”的一些人生遗憾，但他们毕竟是道义上的胜利者（风风火火闯过九州吗！）他们只有如此选择，从而获得了“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的某种人生崇高感。

至此，作者基本上完成了他的悲剧情节的构建，也不正是自身情感的一种宣泄吗？小说这种结局理所当然为作者自身主观意识形态的书面表达。是书中情节所至，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真实！

注释：

① 中国古代小说专题/张燕瑾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重印

参考页码：（90页—96页）ISBN7-04-010497-0

② 鲁迅全集（9）/鲁迅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2重印

参考页码：（139—149页）ISBN7-02-001532-8

参考文献：

1． 张燕瑾主编《中国古代小说专题》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2． 鲁迅著《鲁迅全集》（9）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3． 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

（四）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4． [清]金圣叹评点文子生校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上、下）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5． 施耐庵罗贯中著《水浒全传》岳麓书社1990

6． 何心著《水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7． 朱一玄 刘毓忱主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第四篇：水浒传分析

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人物情节简介：宋江，人唤“及时雨”。早先为山东郓城县押司，整日舞文弄墨，书写文书，是一刀笔小吏。晁盖等七个好汉智取生辰纲事发，被官府缉拿，幸得宋江事先告知。晁盖派刘唐送金子和书信给宋江，宋江的老婆阎婆惜发现宋江私通梁山，趁机要胁，宋江怒杀阎婆惜，逃往沧州。被迫上梁山。后宋江做了梁山泊首领。受招安后，被宋徽宗封为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最后被高俅用毒酒害死。

人物形象性格：宋江是整部《水浒传》中第一号人物，作为文学形象，也是最丰满、最立体、最复杂、最有艺术魅力的一个人。宋江历来是争议颇多的一个人物形象，他的性格特点里面，孝，义，忠，是三大特征，但在小说中的行为举止却也体现着相互之间的矛盾性和宋江性格的多重性。

施耐庵塑造的宋江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我们会时常看到他身上的矛盾性，施耐庵抓住这一系列的矛盾来刻画宋江性格的多重性。一般读者都认为宋江是个忠义双全的人。《水浒传》中也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塑造宋江的“忠义”。但实际上，宋江早先为山东郓城县押司时，便有意放走官府要捉拿的晁盖等人，并继续与那些人保持良好关系，甚至还上过梁山，单纯从这几个方面看，我们可以讲宋江很够“义气”，但确实是“不忠”了。但在发配江州时，梁山好汉劫得他，欲放下他的枷锁时，他却说要不得，“此乃国家法度”，又“忠”了起来；江州酒楼的反诗，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宋江笑黄巢，造反心态跃然纸上，等到上了梁山，他又一心忙于招安，还说“宁可朝庭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庭”。

《水浒传》写宋江“仗义疏财”，很讲义气，但遍览全书，并没有几个穷苦人家得到宋江救济。倒是许多贪官强人，土豪劣绅笑纳过宋江奉上的大绽银两，铁牛李逵初见宋江时，曾受过他几绽银子，但那银子却似乎整整管了铁牛一辈子。宋江好几次讲要取铁牛的头，铁牛却并不跳将下来，两板斧下去，到后来被宋江害死，也心甘情愿。

以上所述正是《水浒传》中宋江的矛盾性所在，这些矛盾其实源于宋江性格的多重性。作为封建社会不得志的文人，宋江有着满腔报负却无处施展。他疏财仗义、济弱扶贫、孝亲敬友，这是他性格的温柔敦厚的一面，他孝忠皇帝，讲义气，这是他性格中正统思想的一面，他明处为大家办事，暗处结交江湖大盗，这是他性格中虚伪狡诈的一面，他聚众反国，题诗言志，这是他性格中反叛的一面......施耐庵通过描写宋江充满矛盾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重性性格的人物。

作者施耐庵在写《水浒传》时心中一定已经有了各个英雄人物的形象。至于宋江，施耐庵也一定看到了他的矛盾性和多重性，而他把这个有着多重性格且矛盾重重的人物写下来，让读者去读去说去评，也未尝不是另一种高明。

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人物情节简介：鲁智深，原名鲁达，宋渭州经略使种师中帐下提辖官，生得身长八尺、腰阔十围、面园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络腮胡须，为人性如烈火，好打抱不平，因三拳打死镇关西，为避祸出走，后在五台山文殊院出家为僧，因背上刺有花绣，故此江湖上人送绰号“花和尚”。后醉打小霸王周通、相国寺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救林冲、三山聚义大战呼延灼后，同上梁山，成为梁山泊步军头领。鲁智深上梁山后英勇善战，反对招安。后来，鲁智深擒得方腊大将夏侯成，并亲手抓获方腊，在回京途中，圆寂而逝。

人物形象性格：

（1）、爱憎分明，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嫉恶如仇。

这一性格是贯穿始终的。从他对待金家父女和郑屠的不同态度就可以充分看出。当他倾听了金家父女对郑屠的血泪控诉后，就非常同情关心他们，主动赠送银两，亲自保护他们逃离虎口。而对郑屠则怒不可遏，当即就要去打死他。由于史进、李忠的竭力劝阻才暂时按下心头怒火。金家父女逃离虎口后，鲁达来到郑屠肉铺，以买肉为名，当众戏弄郑屠，杀他的威风，激他与自己斗打。在“拳打”时，对郑屠采取“应口”要打，“讨饶”也要打的不调和态度，三拳便将他打死，为民除了害。鲁达与金家父女素不相识，与郑屠也无个人恩怨，他的作为充分表现了他爱憎分明的立场，见义勇为的高贵品质和对受压迫者扶危济困，对压迫者嫉恶如仇的性格特点。

（2）慷慨大方，重义疏财。

了解了金家父女的不幸遭遇后，虽然自己与他们非亲非故，却马上主动提出要给金老盘缠让他们回东京。当李忠不爽利地只摸出二两银子时，鲁达便认为李忠不仗义，将那二两银子丢还他。

（3）率直粗矿，勇而有谋，胆大心细。

为了防止店小二去追赶，一向暴躁的鲁达，竟在店门口“坐了两个时辰”，“约摸金公去得远了，方才起身。” 惩治郑屠，也不是一到就动手，而是采取先激后打的策略，造成口角斗殴的架势，让郑屠手持剔骨尖刀先动手，将他引到街上，当众质问郑屠，让大家了解“拳打郑屠”是正义的行动，鲁达本意是痛打惩治郑屠，不料失手打死，面对意外，他随机应变，遇险不惊，从容不退却。他假意道：“这厮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走了。”鲁达这些行为，充分体现了他勇而有谋，胆大心细的性格。

天伤星行者武松

人物情节简介：武松排行第二，江湖上人称武二郎，清河县人。景阳冈借着酒劲打死老虎，威震天下，做了阳谷县步兵都头。哥哥武大郎被奸夫淫妇潘金莲、西门庆杀害。武松杀了奸夫、淫妇，报案自首，被发配孟州牢城。在安平寨牢营，结识了金眼彪施恩。为替施恩夺回店铺，武松大闹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后被蒋门神勾结张团练所陷害。在飞云浦武松杀死公差，回鸳鸯楼杀死张团练、蒋门神，在十字坡张青酒店改扮成行者，在二龙山落草，后来投奔梁山泊。成为梁山第十四条好汉，步军第二名头领。攻打方腊时失去左臂，留在六合寺照看林冲，后出家成僧，到八十岁死去。

人物形象性格：从作者对武松的倾情刻画来看，武松其实被作者刻画成了生活化的英雄人物。

应该说，武松深受人们喜爱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对武松的生活化描写，生活化描写实质上是一种现实主义手法，它把人物放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以其自身的行动来展示自己的性格，作者在《水浒传》中多次运用生活化描写手法，武松是其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

作为一个生活化的英雄人物，武松有优点也有缺点，作者在刻画这一人物时，紧紧抓住了他的优缺点的彼此消涨过程，让人们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认识武松。

武松是随着小说的发展被动或主动地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被生活改变了自己，作者抓住了这一点，才更深入地塑造了武松的光明形象。在反抗官府围剿和攻城夺府的战斗中，武松勇敢坚定，是义军的主要将领之一。他反招安，指责宋江“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后来他在征方腊时被包道乙砍右臂，他不受封诰，在杭州六和寺出家。

这就是武松，一生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和反抗精神，尽管也曾被人利用，但终究从残酷的现实中，从迷失的自我中醒悟过来，一步一步地克服自己的弱点，渐渐地走向成熟。这要归功于作者对武松的生活化描写。

水浒传作品主题

①深刻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官逼民反”、“乱自上作”。

作品展示了北宋末年奸臣当道、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作品具体刻画了高俅、蔡京、杨戬、童贯为首的封建官僚贪赃枉法、互相勾结、无恶不作，但这些贪官的总后台就是徽宗皇帝，昏君佞臣组成的统治集团压迫人民，激起人民反抗的怒火。“官逼民反”、“乱自上作”——这是起义的根本原因。

②歌颂农民起义英雄。

一百零八位头领个个都是勇武智慧、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反抗黑暗的封建统治，对抗腐败的官府，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替天行道，保境安民”。

③揭示农民起义失败的必然原因之一。

“招安”是起义失败的直接原因，也体现了农民起义领袖思想上的局限性——宋江、卢俊义等人具有浓厚“忠君”思想，他们又是梁山义军的主要领导，影响和左右着义军的发展趋势，宋江上梁山后，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梁山泊上高悬“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他们起义的原因是博取功名，封妻荫子。

故“招安”是其必然选择，失败是起义的必然结局。

④严重的忠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进步意义。

第五篇：解析霸王行业现象

2005年春节前后，汽车、房屋等市场又进入了一个销售旺季。在这样红火的市场效应背后，我们仍然听到不少消费者愤愤不平的抱怨。这种抱怨，更多包含的是消费者的无奈：这毕竟是“卖方市场”，势单力薄的消费者又能奈其何？

可喜的是，我们的消费者正在不断成熟。也许在15年前，人们还不懂得“消费者”几个字的分量；也许在10年前，人们还仅仅知道可以对假冒伪劣诉诸法律，无须自叹倒霉；也许在5年前，对商品及服务质量进行举报投诉已经蔚然成风；那么今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已经意识到，在买卖交易面前必须讲求平等。

当然，要达成这种权利与义务的完全对等谈何容易！老百姓对于以垄断或者行政手段强加于身的“霸王条款”多次发出呼吁，“霸王行业”也是多次被中国消费者协会点名，“3·15”消费者日前后对不平等买卖关系的讨论也是此起彼伏，但是杜绝“霸王现象”绝非一日之功。深层了解“霸王行业”、客观分析“卖方市场”、吸收借鉴合理经验、打破行业垄断坚冰、主动维护自身权益，这是每个消费者乃至有关机构都要长期面对的挑战。

中国：“霸王行业”霸在哪里

方言

签订协议，如履薄冰；

一旦签订，进入雾中；

上当受骗，朦朦胧胧；

有苦难言，忍气吞声……

也许这是每一位受过“霸王现象”困扰的消费者真实的心理感受。

2004年年底，30余家新闻媒体和中国社会调查所联合举办的中国首届“霸王现象”认知度调查，公众评出了十大“霸王行业”：电信、房地产/物业、保险、电力、教育、医疗、银行、铁路、交通、超市。十大“霸王行业”基本囊括了老百姓最重要的日常必需品：安身要住房，生活要用电，交往要通讯，生病得医疗，养儿需教育，出门得坐车，存钱找银行，购物到超市……可怜，大家日子过得再简单，也离不开这些行业！

也正是因为这些生活离不开的行业存在“霸王现象”，才令老百姓如此深恶痛绝。之所以把这些行业称作“霸王”，关键在于面对行业中的强迫性规定，消费者是告也告不赢、躲又躲不开，结果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一位消费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甚至说，老百姓劳碌一年，原来都在为“霸王行业”卖命。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上帝”遇上“霸王”，真的无药可救？

“霸王条款”设下多少埋伏？

电信行业：“充值卡过期作废”和“电话收取座机费”已经成为公众最痛恨的“霸王现象”。除此以外，“宽带故障，费用由消费者出”、“使用充值卡的手机，不提供通话详单打印服务”、“手机信号中断，经营者不承担责任”，手机通话双向收费等规定都成为公众投诉的热点。

保险行业：公众普遍反映各家保险公司都是“投保容易，理赔难”。如人保公司的家庭财产险，公司就可以单方面撤消；各家保险公司的车险等许多险种都存在入保时交了很多钱，但理赔时，公司可以说出很多免赔的理由和规定，让投保者得不到预期的合理赔偿等现象，让消费者大有上当的感觉。

电力行业：公众怨声最大的是电价上涨和随时随地断电的问题。

房地产行业：公众不仅对房地产开发商一肚子怨气，同时对物业公司和房地产中介公司也是怨声载道。比较突出的问题有，房地产商在出售房屋时侵占消费者购房预定金和减少自己的违约责任等现象；物业公司收取业主费用不替业主服务；房产中介存在的“强制缔约行为”、“强制授权行为”、“加重消费者违约责任”、“中介方侵占买卖双方违约金”、“中介费超出规定标准”等等“霸王条款”都让消费者受害不浅。

教育行业：教育乱收费已经成为社会上反映比较强烈的一种不良现会影响到自己的长远发展吗？一位在电力部门工作的员工说：“消协点评就点评，反正又不能真的拿我们怎么样！”

“人民电信人民办”——这是中国电信消费者耳熟能详的口号，电信行业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纳税人分担了大部分投资。但“人民电信”是不是“为人民服务”，服务得如何，是不能不大打折扣的。

近10年来，消费者反电信垄断的呼声不是不高，社会各界的舆论不是不予支持，几乎每年的“两会”都有关于反电信垄断的提案，政府也并非不管不问，从电信一分为二，到二分为三，再到三分为四，从体制上反电信垄断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电信还是稳坐“霸王”首位，业内人士指出，就是因为它代表了两大利益：国家的利益和部门的利益。

2004年，信息产业销售收入突破2万亿元人民币，已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一支柱产业。电信既是自然垄断，也来自政府的授权。因为电信行业的创收必须从消费者口袋里掏票子，在利益的驱动下，能多掏绝不会少掏。在全国各地，电信部门的职工是很令人羡慕的：工资高、福利好。电信行业的职工收入曾连续几年高居全国各行业之首。两种利益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电信的“霸王”地位谁能撼动得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说：“如果是国外的企业、完全市场化了的企业，那还怎么会对它的消费者这样不重视呢？而那些接近于垄断的企业，他们又怎么能关心这些问题呢？比如民航机票的价格和电信服务定价的问题，好多人都一直在呼吁，可结果又怎么样呢？这不是几句话就能解决的问题。”

清华大学法学院的一位教授说，不顾企业社会形象而单方面制定不平等条款，这本身就是种很不正常的经济行为，受此危害的不仅仅是产生消费行为的公众，还有企业自己。一项经济政策的制定或者一种经济行为的决定是需要决策者有一定远见的，需要着眼于将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现在。

“霸王现象”何时休

在如何制止和消灭“霸王现象”的问题上，公众普遍认为要坚决打破垄断，让更多的工商企业参与到竞争中来；还有的提出既要加大对违规者的处罚力度同时还要加强政府的监管力度；除此以外，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和发挥媒体的作用都是被消费者认为能够有效制止“霸王现象”的手段。

在中央国家机关供职的孙先生说，垄断固然是一些行业霸气十足的原因，但垄断并不天然产生霸气，霸气也并不都来自垄断，比如这次入选“霸王行业”的超市行业就是充分竞争的行业。助长这些行业霸气的背后，其实与有些政府部门的监管不力有很大关系。因此，政府部门应该主动介入、及早介入，把“霸王条款”扼杀在襁褓之中。

一些企业常常以“本公司拥有最终解释权”为挡箭牌，把消费者的维权请求挡回去。而事实上，合同的解释权，应该是双方平等协商，共同拥有，而“最终解释权”在司法机关，绝不是经营者。法律专家指出，目前我国的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霸王条款”的规制过于抽象和概括，缺乏具体明晰的法律表述，也缺乏救济性的条款。这是我们在加强立法中应该克服的一个缺陷。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谷法官说，立法的价值取向首先要明确，就是保护消费者，保障市场的平等竞争。很多国有企业在打官司时，动不动讲“国有资产流失”、“我是国企，我不赢，你就是危害了国家利益”。这实际是把企业利益混同于国家利益，打着“国家利益”的招牌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毫无疑问，打破垄断不但是现阶段推动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当务之急，更是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过渡期”国际竞争的明智之举。除了国家有关部门从行政等政策角度给垄断打开一个“缺口”外，行业协会也应发挥一定的能动作用。然而，在电信、电平等地位源自后者对关键市场资源的垄断，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邮政、有线电视服务、银行和政府部门中。例如有线电视公司在合同中要求客户对服务预先付费，而对服务中断赔偿问题只字不提；银行在办小额抵押贷款时强迫客户用高于贷款数十倍的财产作抵押；墨西哥邮政在投递信件或物品受到损坏时逃避赔偿责任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消费者只能被迫接受。

当市场上只有唯一卖者，或一个企业拥有绝大多数关键资源时，便产生了资源垄断；而当政府给予一个企业排他性地生产一种物品的权力时，就产生了行政垄断。

行政垄断同样会造就所谓的“霸王企业”，墨西哥电力公司便是一例。在2003年联邦消费者检察院投诉排行榜上，电力公司以1.2万宗高居第二位。举例来说，2003年2月，墨西哥城市民阿蕾娜向联邦消费者检察院求助，当月她家电费无故上涨到1.8万比索，可笑的是，她家里连电视都没有，怎么会有如此高的电费？联邦消费者检察院调查后发现，阿蕾娜所住区域多数市民当月电费上涨了至少两倍。

在舆论压力下，电力公司后来解释说，几年前电力公司在该区域安装新电表时，因技术人员疏忽未删除旧电表账户，此后电力公司按照新电表记录数据向市民寄账单，而向无流量的旧电表账户按月累计定额服务费。

2003年年初，公司在更新系统时发现，那些无流量的旧电表账户同新电表账户原来出自同一个住址，因此在未向市民解释和征求市民同意的情况下，强行把过去累计的定额服务费追加到2月份电费中。

市民们得知该情况后，试图通过与电力公司谈判解决问题，结果遭到对方拒绝。更加恶劣的是，该地区的停电自此变得非常频繁。由于电力公司属国营单位，因此同属政府部门的联邦消费者检察院在此问题上表现得颇令墨西哥城市民失望。

信息不对称也是导致墨西哥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的重要因素。例如，前不久，墨西哥城波兰科区州际总统饭店在未提前通知客人的情况下，强行在住宿费用中增加3美元水电费，理由是“墨西哥城今年上半年水电费上涨了10%”。消费者协会官员表示，饭店按成本经营是合乎逻辑的，但应当在客人下榻之前作出说明，这是确立双方平等交易地位的前提条件。

再比如，墨西哥私立医院在接收急诊病人时，从不对病人家属说明收费条目，往往病人在出院的时候才发现，就连医生为病人处理伤口的橡皮手套都需要付费……但是，由于此类事件都发生在自由竞争的行业，因此通常商家会出于形象考虑主动作出让步。

目前，墨西哥国会正在考虑修改《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电信法》，而这些修改将基于“承认消费者在市场经济中的弱势地位，从而通过政府干预和立法，逐步消除可预期的和不可预期的不公正待遇”。

美国：以法制“霸”

《环球》杂志驻纽约记者/王波

作为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反垄断和反不公平交易方面有着比较成熟的立法、执法体系和实践。颁布于1890年的《谢尔曼法》不仅是美国第一部反垄断法，也是世界第一部反垄断法。

《谢尔曼法》和另一部反垄断基本大法《克雷顿法》，以及其他反垄断、反不公平交易法使美国拥有较其他工业化国家更为严格和完善的反垄断法律体系。这些法律法规主要规定洲空中客车公司的优势。

可见，美国在反垄断方面遵循的两条基本原则是：

一、确保国家利益，照顾企业利益，保护消费者利益；

二、保证市场在良性和有效的竞争中健康发展。

日本：软硬两手对付“霸王”

《环球》杂志记者/王晓梅

2004年11月22日，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宣布，于2005年1月24日对未接受该委员会劝告的三井住友建设等23家公司进行审判。此前，公正交易委员会以在政府桥梁建设竞标过程中，存在私自商定竞标金额等舞弊行为为由，向上述23家公司发出劝告，要求它们停止违反《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和《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的法律》(以下称《禁止垄断法》)的行为。

《禁止垄断法》在日本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是日本规定经济秩序的基本法和现代经济法的核心。《禁止垄断法》颁布之后，日本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为满足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日本对该法进行了几十次修订。以促进公平和自由竞争为目的的《禁止垄断法》有三大支柱：禁止不正当的交易限制(卡特尔)；禁止私人垄断；禁止不正当的交易方法。

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是防止私人垄断及不公正交易、促进公正自由竞争的机构，根据1947年制定的《禁止垄断法》而设立。它隶属于首相，是内阁之外的政府行政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他人干预。在实施《禁止垄断法》过程中，具有准立法和司法机关的性质。该委员会采取委员会制，由主席和4名委员组成。主席和委员须由首相提名，经国会两院同意后任命，任期5年。

作为《禁止垄断法》的监督、执行机构，公正交易委员会根据法律、法规来监督各行业、各企业的市场经济行为是否存在垄断或不公平竞争等违法行为，并制定、公布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对违法行为进行事先预防。

根据《禁止垄断法》，公正交易委员会有对涉嫌违法的公司、人员进行调查的权力。当违法行为得以确认后，该委员会须劝告当事方采取相应措施，停止违法行为。未果，则进入审判阶段。一旦被判定违反《禁止垄断法》及相关法规法令，将视情节轻重对违法者进行不同程度的惩罚。《禁止垄断法》规定的刑事责任为3年以内的拘役，500万日元以内的罚金。

有了严格的法律体系和有力的监督机构，日本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较好的抑制。但与中国情况类似的是，在电力、邮政、天然气、电信等自然垄断行业中，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霸王企业”，其中尤以电信业最有代表性。

1985年以前，日本电信业务分别由两个垄断运营商提供：日本电信电话公司(ntt)提供国内电话业务，国际电信电话公司(kdd)提供国际电话业务。特别是ntt设定的国内电话高额接续费，使外国通讯业难以进入日本。

1985年，日本政府开始对ntt进行改革，将ntt由国有变为私有，在国际长途、国内长途、地区性通信、卫星通信、移动通信、寻呼等7个电信服务市场引进新的国内、国际电信运营商与ntt竞争，打破了原ntt对电信市场的独家垄断，在短时间内使得日本电信业迅猛发展，价格下降，服务内容丰富，服务质量提高。

但由于ntt在日本拥有绝大多数电话线路，其他电信运营商仍须购买ntt现有电话线路和网络展开业务，ntt在日本通信业的垄断地位并未被动摇。一个具体表现是，接续费仍是由ntt单方面制定的“霸王价格”，针对非ntt用户的过高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运营商的进入。

当然，公正交易委员会并没有消极对待ntt的垄断。2004年7月，公正交易委员会就向ntt东日本公司发出劝告，认为ntt东日本公司在出租线路时对其他运营商征收费用过高。另一

方面，公正交易委员会还积极采取措施，通过召开反垄断法研究会等方式，收集各方意见，不断对《禁止垄断法》中的条款提出修改意见，促进相关法律的完善。

谁来掀翻“霸王”？

若木

若干媒体和中国社会调查所搞了个“霸王现象”认知度调查，评选出了十大“霸王行业”。一时间，关于“霸王现象”、“霸王条款”的讨论在媒体上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但是这些活动有用吗？好像不该泼冷水，不过我等老百姓早就心凉了。媒体要诈唬，消协要做事，煽旺一盆火也只是图个热闹罢了，真能燎到这些“霸王孙悟空”屁股上的一根毛吗？

看看评出来的十大“霸王行业”：电信、房地产、保险、电力、教育、医疗、银行、铁路、交通、超市。这些行业的毛病存在多少年了，媒体抨击多少次了，老百姓告了多少回了，到今天，不仍然是十大“霸王”吗？要想一次把这些“霸王”都掀翻，估计戏不大。消协认认真真评点了半天“霸王条款”，被评企业不一样还是毫不理会吗？

专家说了：消费者要为权利而斗争，要善于使用法律武器——一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样子。只是在我等看来，这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不是自夸，我等也是法律科班出身。搞了多年法律，真要斗争起来，也基本没有赢的希望。前些日子，刚买了套房，就陷入了斗争中，偶有收获，但还比不上死的细胞多。

就拿合同来说，看了半天才基本明白，说是格式合同可选择，可该选的地方都已经被划好了。爱买不买，好在是现房，不平等也吃不了太大亏，于是签了吧。银行的按揭合同也得看，明知吃亏也得签，谁让你要借钱呢。但是，房产商和银行可不是一个合同就能解决的，还有一大堆附属协议，光签这堆玩艺儿就签了几个小时，签完之后的感觉是签了卖身契，什么权利都没有了。

回头一想，要是不懂法，看几天也未必能看明白。不过该买还得买，不懂法也许还没有那么痛，两眼一闭，让签啥就签啥呗。至于办理入住到现在所进行的斗争在这里就不说了。总之是以后也真再费不起那工夫了。

说起来，现在的垄断企业也进步了，虽是“霸王”，但不“明火执仗”，而是“软刀子*”，至少让你心里好受点儿。买房就不提了，安电话、装宽带，又和电信扯了一个多月。电信的态度好，但总是不断地给你转下一个部门，然后又回答不了你的问题，又转，转了一圈，最后还得按他们的来。唯一的收获就是电话号码听上去挺吉利，可是也晚装了半个月。就冲这一点，我倒是想请那帮专家自己去斗争斗争，看你有几多耐心。

曾经也想诉诸法律，但自己就是干这个的，也知道诉讼程序走起来是多么可怕，为一小点儿问题，耗费如此多精力，还不知道能不能赢，还是算了吧。本想找个不计利益的律师打打关于电信的官司，一问法官朋友，敢情法院基本就不受理电信的官司。更觉得专家的话太不靠谱。

就算法院受理了，能不能赢还有得说。法官朋友告诉我一案子，一哥们儿看电影，影院说不让带饮料，除非是买他们的高价饮料。一怒之下，起诉了。你知法院怎么想，不少人说既然你看得起高价电影，也就应该喝得起高价饮料，于是败诉。可怕啊，只是这帮大爷知不知道这等高价电影是我们愿意看吗，北京城有低价电影吗？不也就是谈谈恋爱才去吗？本来就冤，现在更冤上加冤了。作家吴思曾总结说，明清的老百姓就是冤大头，可现在的法治社会怎么还让我们更冤了呢？

于是，自己斗不起，还是请媒体吧。虽说大面上的事媒体解决不了，但个别小事也还是有用的。只是，一来“霸王”有一规矩，事情可以商量，但不能坏了规矩，给你点儿甜头是可以的，但“霸王”形象不能变。再说了，现在冤大头

那么多，媒体哪儿忙得过来呢？于是求媒体也得排队，运气好就帮你解决一下，解决成什么样子就看“霸王”的心情了。

说了半天丧气话，也不是说就没希望了，只是请那帮“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高人们少支点儿招，既然您是专家，懂法又有话语权，还是想点儿别的招支给我们吧。别只顾煽起我们维权的热情，再让我们满怀希望地冤一回。

其实这些年，媒体的呐喊也还是有些用，至少“霸王”改用“软刀子”了。再看电信，至少高价的初装费没有了。仔细掂量一下，关键是火烧对了地方，烧着了霸王身后的“靠山”。“靠山”动怒了，“霸王”也得收敛收敛吧。那天看了个比喻，借到这里还真合适。媒体和消协也就是那十字路口穿黄背心摇小旗的，看见不对了，只能吆喝，只能吹口哨，真要管得住，还得靠交警。只要交警不管，谁也没辙。再说了，有些“霸王”就像特权车，也不是一般交警管得住的。君不见，法院不就有一大堆案子是不受理的吗？

又有“高人”说了，还是法律不健全。我看未必，其实现在的法真要用起来也够了。那么多行政法规，只要有关部门认真办起来也够“霸王”们受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真要用好了，大家的权益也就有保障了。只是“高人”们别再说“王海不是消费者”。

说来说去，归根结底还得靠政府部门出面。只是如今政府部门也换了招牌，政企表面上倒是分开了，只是企业换了个牌子。名义上是企业了，工资更可以多发，事倒是可以不管了。任你怨声载道，我说要保证国有资产，谁还敢说什么？你要批评我，对不起，我不算政府，工作人员也不算公务员，对你没有那么多的义务。只是有一个关系我始终没弄明白，既然是国有资产，那就是我们的，用我们的钱办的企业怎么不为我们好好服务呢？还要从我们手里弄更多的钱！只看到这些部门的豪华大楼一幢幢建起来，只看到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比哪个行业都挣得多。是不是只有他们才是“国有”代表呢？

好在政府毕竟还是要考虑老百姓的，不少地方也在清理有关的现象。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希望所在。可是政府太抽象，那些主管部门表面上也代表了政府，也许是因为“屁股指挥脑袋”的原因吧，“政府”和“部门”的思路好像也不一样。只盼去年年底烧的这把关于“霸王”的火，能够真正烧到“政府”身上，让他好好收拾收拾这些“部门”和“部门”底下的“霸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