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走向人类学——人类学学者徐新建访谈录
走向人类学——人类学学
者徐新建访谈录
徐杰舜
内容提要 我们现在走向的人类学已经是逐渐在中国语境中本土化了的人类学。它具有两个功能:一是服务于中国本土的发展;二是在学科意义上参与到世界人类学的对话之中。
关键词 人类学;中国;本土化;文学人类学
徐杰舜(以下简称杰):徐新建教授今天很高兴在相思湖旁采访您,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学科背景。
徐新建(以下简称新):今天接受您的采访有两个意义:一是作为多年同行和朋友间的对话,另外则是对《广西民院学报》系列访谈的参与。我觉得这个系列访谈已逐渐成为国内相关学界沟通、互动的品牌。我对它的组织者心怀尊重。在我看来,创意、组织和策划是学术表达的另一种方式,亦即古人所谓“知行合一”的体现。
杰:我们这个访谈已经作了30 个人了。包括了海峡两岸三地的各个有关方面的人类学家。包括具有国际权威声誉的李亦园院士,但是我们也有刚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像当时刚刚毕业的孙九霞,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所以李先生认为我们这个访谈是中国人类学的口述史,方李莉认为这是中国人类学的族谱。所以我很想把这个访谈继续做下去。你刚刚从美国哈佛大学访学回来,而且又是文学人类学的领军人物,所以今天就想请你把你的学术背景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我个人“走向人类学”的经历,是偶然和必然的结合。小时候喜欢音乐,先学竹笛后学提琴——学五线谱、拉西洋曲。现在看来,似乎很早就经历了“从东方到西方”的转变。“文革”期间没书读,但普及“样板戏”的需要却给一代人提供了投身艺术的机会,同时也在闭关自守的封锁中留下了“洋为中用”的空间。考上大学后,改行学中文,兴趣又转移到文学和理论,同时开始关心艺术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以及中国与西方的比较。这时,“文学”成为继“音乐”之后我的第二个梦。当时的校园文化很活跃,我们办刊物、搞沙龙,还以(19)77、78 和79 级的同学为主成立剧团。我当导演,每学期都排演话剧,其中一些很“先锋”,还得了奖。最后又拍电视剧作为毕业论文,在为学科与专业的合理性而力争说服导师方面,费了不少口舌。那个时候对艺术期望很高,认为国家的兴旺在于文艺的复兴,人生的志趣在于审美。朋友们之间流行的一句话是:“一百个拿破仑抵不上一个贝多芬”。杰:那你怎样转向人类学的呢? 新:毕业后我分配到文化部门工作,然后考进社科院。经历从机关到基层、从书斋到田野的转向,意识到中国的问题必须在了解海外的前提下立足本土,于是研读比较文学并逐渐走近人类学。机关的两年,对我来说等于在“上层建筑”里获得一段亲身的观察、体验,切身感受到社会的分层、权力的作用和书生的幼稚。那时对天天都要接触的一个事物体会很深:文件。我们在大学里曾花费大量时间学文论。然而对现实生活中的文艺实践来讲,从深处影响文艺运转的其实是文件——文件传达国家的文艺政策、规定社会的精神方向。比起学者们费力撰写的大量表面文章,无论“推动”还是“阻挡”,文件都更直接地左右了中国民众的文化生活。1985 年进入贵州社科院文学所,从职业上来说,就变成了职业的文学研究者。贵州地处西南,是多民族省份。我们的研究必须面对本土,面对地域性文化和多民族传统,同时还必须关注现实。在所谓的“学科意识”方面,我们不像大学,不崇尚纯理论,反感空谈,侧重对当下“活文化”的研究,倾心于“经世致用”。这一点使我在后来很容易跟叶舒宪提倡“破”学科产生共鸣。因为我们既关注学科、学理,但更看重对其的突破和超越;以社会问题和历史进程为对象,而不是以学理为归宿,更不以学科为牢笼。在这方面,比起其他的现有学科来,人类学似乎更具有“科际整合”以及“知行合一”的特点和优势,所以就吸引了我们向它走近。举个例说,在贵州研究苗族文学,涉及到文学、少数民族文化,涉及到贵州的地方史,民族关系史,每一方面都涉及到不同的学科;如果孤立地分开来做,不仅做不好,还可能使对象遭到肢解和割裂;只有把这些学科打通,你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分析和描述苗族文学。其他如研究傩戏也好、侗歌也好,甚至研究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涉及到多学科的关联整合。所以在贵州,在西南,地域性的文化特点促使人们在学术研究上所形成的特点,首先就是多学科、跨学科的意识和心态。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面向田野。这个面向是必然的。在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构里,你的第一手材料,显然不是来自于文献。并且我们也不以制造理论为第一目的,而是在理论的指导下去研究现实。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常年在基层走。贵州81 个县。一位老先生对我说,这81 个县你至少要走完一半才能有发言权。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学者而言,能背多少书都没用, “走向田野”是最基本的要求;而且走了也不觉得稀奇,不值得荣耀。在那个圈子里,你要是没走过田野,根本没有发言权。这样, “多学科”和“走田野”就把我们的研究与人类学很自然地连接起来。
杰:你那个时候走向田野的感受很有意思,我们有些学生一进入人类学这个学科,就问我人类学为什么要做田野? 不做田野行不行? 我说不行。看来你最后进入人类学跟你必须走进田野有关系。
新:对。而且我们回过头来总结的话,我觉得大学的田野观跟研究机构的田野观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大学好像是社会里的文化孤岛,在里面可以系统地学文学、学历史、做中外比较,但所依据的几乎都是文本,可以说是在图书馆里观察“文本中国”。可是真正的中国在哪里? 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在贵州、四川、云南„„这样的省份里,贵州又是什么?贵州就是那些山山水水、村村寨寨,是省城贵阳、遵义地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你只有从生活的本貌上认识这些具体事象,你才可能谈论中国,才可能谈对中国的研究。
所以我发现在两个阵营里面谈田野,彼此的田野观有很大的不同。在大学里谈田野,多半是附加的,是专业和理论的“锦上添花”,而不是务实求知的必然要求。所以一些关怀现实的老师们不得不苦口婆心地劝告学生“走向田野”,但收效甚微;如今竟还从一些学校听见“告别田野”的呼唤。真是让人不可思议。这样的话之所以由“学院派”喊出,是因为他们的中国是一个虚拟的中国、符号的中国和主观的中国,与现实隔了一层“文字的皮”。与此不同,另一种非学院派的田野观要求的是以现实为本位、学科为工具,自觉地在田野里寻找自己的学术生命、学术 起点和学术皈依。
在贵州社科院的日子里,我和朋友们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贫困”与“发展”的反思。1987年,我们在贵阳组织了一次“东西部中青年理论对话”,就当时很吃香的“梯度理论”展开辩论。针对发达地区主流话语中的“单一经济学”眼光,西部学者强调了“地域”、“民族”与“人文”、“历史”的意义。那时我们经常说起的书有王小强的《富饶的贫困》和陈正祥的《中国文化地理》。后来到新疆做“对外开放”
课题,又发现了民国时期出版的《中国经营西域史》,从中获益不小,对作为地理、文化和历史构成的中国“西部”,有了更为深入的体认。
当时的“梯度理论”,把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分成三个梯度,东部沿海作为第一梯度,中部地区第二梯度,西部第三梯度。该理论主张把最好的资源、最好的机会投放到东部,使整个中国分梯度发展,西部的前途要等东部发展以后再说。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国家性的最大资源其实就是中央政策的发布与实施,政策代表权力;不同量级的权力,产生不同量级的效应。这样,当国家权力向东部倾斜,比如他给一个“特区政策”,那里马上就被激活,被权力圈化的地区就产生出资源倾斜的效益。而在权力资源分配极为不均的社会里,这样的发展却是以把其他地区定为“次要梯度”,从而牺牲当地民众的平等竞争机会为代价的。这样做的后果会导致地区差距的拉大,由此可能导致一些震荡。所以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就有一批西部的学者提出“反梯度理论”,反对按不均等的方式划分和发展中国。
当时参与论争的人很多,话题也不少,既讨论经济,也讨论文化,还涉及少数民族传统怎样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保护。大家都以问题而不是理论为主,以现实参与而不是学科分类为重。在这种经验中,我觉得学院派的学术和田野观跟实践派是不太一样的。关于这一点,论争并未结束。今后还会有对话和交锋。我在这里旧话重提,是想提请一种关注,即关注人类学作为理论和实践对中国社会的两重影响。人类学的特点是什么? 在我看来就是文理打通、文史哲打通,传统和现代、理论与应用以及东西方的打通。杰:有意思, “五重打通”。新:这是一个方面。与走近人类学有关,值得一提的还有参与一套丛书的组织和撰写,就是“西南研究书系”。云贵川三省的一群中青年学者跟云南教育出版社合作,发起出版关于西南研究的丛书,其中最重要的考虑就是怎么突破行省区划的限制来认识西南,按族群与文化的自身区域来做研究。比如说对待侗族,我们不想再像以往那样仅把其分割在贵州、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诸省边地做生硬拼凑,而是把它视为跨省关联的整体。对其他如“父子连名”和“舅权制”等文化事象也期望亦然。在这套书中,我们计划研究的问题有西南地理、西南历史、西南文化、西南民族以及西南宗教、西南与中原等。我承担是《西南研究论》,就是总论。我认为丛书是一种大文本。一套丛书的作者是一个群体,集体书写。这种“大文本”的书写应该有相对一致的学术思想。所以编委会觉得应该有一个总序来贯穿所有的专题。大家集体讨论,最后委托我写。我写了8 千字的总序,获得大家一致通过后又发展成专著。当时是咬着牙写出来的,无论功底还是积累都不充分,但有激情,比如呼唤“西南学派”,呼唤“从西南认识中国”,呼唤“与世界对话”等等。很多话言犹未尽,也还有很多需要再完善的地方。那时也常读人类学的书,但忙于现实参与,读了就用,顾不上深入和系统,不过对于有关东西方的差异以及双方理论术语的平等互动等问题,已有所质疑和反思。比如我们追问说:在对待“萨满”与“巫师”、“仪式”与“跳神”等的对举时,为何要用前者说明乃至取代后者? 难道只有前一种说法才代表普世性的知识? 总之疑问不少。杰:后来呢? 新:后来在1992～1993 年考进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进修一年。该中心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合办。中外学员一同学习、生活,由美国教授给中国学员讲“国际关系”、“美国历史”等课。那一年我们有很多对话和研讨,提高了英语,也开阔了眼界。我还在历史教授指导下,做了一个学期以印第安文化为主题的“独立研究”。不过最主要收获是面对面地感受西方人的思想和习性,听他们发表对中美文化的看法、对世界秩序的观点,其中包括介绍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
再后来调到了四川大学,阴差阳错,卷入到了“学院派”的阵营。到川大之前我和萧兵、叶舒宪、彭兆荣等几位朋友发起做了一件事,让文学与人类学相连接,在1996 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长春年会上,倡导成立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到川大后,与川大比较文学的基础联系起来,成立了“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如今又有了文学人类学的博士点。川大在成都,也在西部,是教育部在西南的重点大学。我在那里边研究、边上课,分别教授比较文学和文化人类学,在学科上朝人类学方向又走近了一步。
杰:从你这个背景来讲,你是搞文艺的,进到文学,再从研究机关转到学院,你具有跨学科的知识结构。你的经历非常丰富,跟一般的直接从学院到学院,经典人类学、科班人类学有点另类。但是这种另类丰富了你的经历,你是否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着重谈一下你是怎么进入人类学的。
新:这样的进入有两条线,一条是经历,一条是学理。第一条线,从艺术走向文学,从文学走向理论,又从理论走向田野„„最后就走向了人类学。从学理上分析的话,可以说是人类学的品位和特点,使我们这些从事地域和族群文化研究的学人走向了它。因此一方面是我们走向人类学,另方面则是人类学走向我们。人类学从西方引进以后,需要“落籍”,需要本土化,即要由本地的学术主体对它再认识、再接收。在这方面,工作在基层的学者们的努力特别重要。如果说早期前辈的翻译引进功不可没的话,基层人员的实践操作也不容低估——是他们使外来学科和理论在中国本土生了根、结了果。在这点上,我特别赞成讨论人类学的本土化问题。最近以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文章,引起同行的关注。但我觉得还有许多层面需要深入展开。比如同为中国范围,西方人类学引进后的“本土化”路程和演变,在大陆、台湾和香港就很不一样。表面看都在“走向人类学”,但背景、目的、重点、及方法却各具特色。这不值得比较分析么? 杰:你这个观点我觉得非常有价值。我们访谈的题目就定为“我们走向人类学”,你同意吗? 新:这我当然同意。反过来看,“人类学走向我们”有一个学科发展史的问题。它起源于西方,经过殖民时代、后殖民时代,然后从西方走向非西方。这里面又有一个值得回顾的过程。在早期的时候,是西方人士,包括学者、教师、传教士、外交家,他们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把人类学带入中国。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学对他们有用。与此同时,中国的学者也主动走向人类学,早期的前辈包括蔡元培、吴文藻等,扮演着“中国的普罗米修斯”角色,视人类学如希望的“火种”一样,孜孜不倦、前仆后继地加以介绍和引进。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学对中国有用。从中国近代史的过程来看,从学术发展的脉络来看, 在人类学的路上已走过了几代人。我们的“走”,标志着另外一个历史阶段。20 世纪80 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实际上是在延续当年的“双重走向”。在如今全球西化和反西化的过程中,人类学需要进行学理与实践两方面的对话。一方面,全球化过程需要来自人类学的声音;另一方面,人类学本身又需要来自不同文明的声音。人类学需要走出西方,在非西方世界的再传播和再改进中完善自身学理,以承担在文明碰撞的世界里重释“人为何物”的重任。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走向人类学”可讲的就很多了。因为我们现在走向的人类学不是纯粹的西方人类学,而是经过海峡两岸三地再解释,通过翻译、实践、总结的已逐渐在中国语境中本土化了的人类学。这样,我们走向的人类学,本身就有两个功能。第一是服务于中国本土的发展;另外则是在学科意义上参与到世界人类学的对话之中,为创造更为完整的人类学而发出中国的声音,也就是把对中国经验的本土总结,汇入到人类学学科的总体建设中去。杰:实际上需要全世界人类学家共同构建具有真正国际意义的人类学。新:我们的“走”,在今天来看依然是动态的:我们正在走向,还没停,还不是一个完成式的。在我看来,尽管表明上已博大精深、无所不包,迄今为止的“人类学”还是一个“未完成”的学科,或“待完成”的学科,需要在世界各国的深入参与下,实现其自身的完成。
杰:它有这么一种状态,任何一个终点都是一个新的研究的起点。
新:也可以这样讲,我们在某个阶段性的终点画个句号,那么它成为一个阶段性的完成。但从总体上来讲,它总的句号可能不是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学派,某一个国家,某一种文明体系所能画的。这个人类学的句号,是需要多元的,多文明的,多国度的学者的参与才能画;而且最重要的是,人类学需要历史现实的检验。因为人类社会不断提出新问题,这种新问题不断挑战现有学科的阶段性“句号”。人类学能不能为文明冲突、文明共存提供自己的学科资源?这对人类学是个挑战。人类学只有在阶段性的句号与完满中走向自己的终点。当然那个终点就是学科的终结;而学科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有始有终。
杰:所以你刚才回忆人类学的历史,任何一个新的学派的产生,好比讲古典进化论、传播学派、功能学派或者结构学派,都是在对前面的批判当中站出来。前面的句号画了,它又是重新开始。所以现在人类学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与所有学科在牵手。人类学是“俯仰天地,贯穿古今,融汇中西”的,我赞成这12 个字。下面我想请你再讲讲你进入人类学的状态。
新:有一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转变,就是田野与文本这个问题的提出。人类学从西方发源的时候,其学科品位就是不断地强调对现实形态的观察、分析和描写。它强调面对现实生活的动态过程,同时人类学提供了多学科结合的有利因素。比如现在说的音乐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等都是顺延着这一有利因素扩展而来的。以音乐人类学为例,我在做侗族大歌的研究时,做过一个总结。我发现对少数民族的音乐、民歌,其实解放以来一直在研究。我大致分析了一下,按学科分类,有人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它的歌词;有人从音乐的角度去录音、记谱、分析它的音乐;还有人从民俗学角度关注它的习俗。他们分门别类地对研究少数民族民歌,我觉得实际上是把完整形态的民间歌唱给切割了。搞文学的人听不见音乐,搞音乐的人看不见民俗,搞民俗的则不大去理睬审美。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不可能有一个尽善尽美的办法。但相对而言人类学提供了整合的构架。它把一个社区、一个族群的文化看成整体,尽量全面完整地观察,而不是从支离破碎的角度去分解。所以在我试图研究侗歌的时候,就想到要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去把握,以避免单以文学、音乐或民俗为角度所造成的局限。这是一种收获。
再如“文学人类学”。20 世纪90 年代后期,我们几个朋友在比较文学的领域里发起成立“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是想把文学与人类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大家知道,文学是一个很古老和很强大的学科。现在的人类学也是如此。怎样把文学和人类学打通,从而更好地来研究人类的文学现象,或者说从文学的角度分析人类现象,这个问题国外已经有人在做。我们现在是在尝试,是在不同学科的对话中进行交叉和互补。
我们几个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包括叶舒宪、彭兆荣,我们绝不是为已经林林总总的学术森林再去增加一个新的品种,而是为了闯出一条路,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空间。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反思: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其基础是什么? 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引入中国的西方文论。正如同时期的人类学一样,这种引入当然有很大意义,但也有很多问题。当时的国人用西方文论对中国的文学进行了两种改写。一是以西方文艺思想指导“新文化运动”后的现实写作,发动“文学革命”直至唤起“革命文学”,从而改写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构成;第二是以西方的文学观念去重塑中国文学的过去,也就是按西方的分类和标准重写中国文学史。这样,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文本就被重新梳理成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基本部类,并被分别贴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或“进步”、“落后”等标签。这种重新装配出来的中国文学史,实际是西方文论“影子的影子”。其中别说民间世代相承的口头传统难争名分,就连文人精英们苦心经营的诗话、文论,也因“无逻辑”、“无体系”而不得不屈尊地等待改造。尽管对前一类型的偏见在“歌谣运动”中有过一段时期的矫正,但总体上还是未能回到对象的原本。所以如今还是要问:文学是什么? 如果不把生活中可称为“文学”的每一种具体形态不带偏见地纳入视野,我们能说对人类文学有所理解吗? 什么是史诗、戏剧、神话、歌谣? 古罗马的西塞罗说“戏剧是生活的摹本”,古代中国的儒生说“诗言志”,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一个神话可以产生另一个神话”,黔东南的侗族乡村则流传着“饭养身,歌养心”的民谣„„如何对照? 需要从更为广泛的视野来做比较,跳出任何族群的“文化自我中心”。在这点上,文学人类学或许能够提供帮助。杰:你们的文学人类学主要研究什么呢? 新:在我看来,文学人类学关注的问题不仅仅是“文学是什么”,而是“人类何以创造和需要文学?”从人类学的眼光来看文学,文学是文化的一种存在,是人类精神现象和历史记忆的显现与承载。我们以前的文学观主要限于书面文学、精英文学、作家文学,而且是小说、戏剧这种成型的文本。但从人类学的意义上,需要将民间非文字的口头传统重新纳入。过去的文学史是口头文学依附在书面文学的体系下面,使它的地位低于和从属于作家文学。而且我们讲的是要用作家文学去指导、改造民间的口传文学,强调所谓的“普及”与“提高”关系。民间的口头文学、草根文化变成了需要被提高的事象。为什么?因为那种文学观念把文字文本看成最为重要,是精英和先进的代表。在这样的等级式的文学分类中,老百姓低于文人,歌手次于作家,需要以作家为榜样,跟在精英后面走;而反过来文人对民众却获得了指导和利用、改造的权利。他们不仅可以整理、解释民歌,还能借助权利去改造民歌。这种现象从五四“歌谣运动”到大跃进“红旗歌谣”直到“东方红”,文人精英们以民众的名义制造了大量的“新民歌”,有的粉饰现实,有的虚构民意。文人写民歌——这是中国文学史上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为什么中国的文人一方面长期鄙夷民间,另一方面又时常要装成民众呢? 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文人后面有更厉害的存在,那就是“官”。总之,我觉得这里面潜藏着很多有意思的问题。文学人类学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建立新的文学观,由此对现有的文学及其观念进行反思,突破旧的框套,比如说“文本中心”、“精英中心”,跳出对文字的崇拜和对口语的轻视,反对对精英的迷信和对民众的蔑视;并且对于以多民族共存为特征的中国来说,还需特别提出的一点就是关注众多“非汉族群”的文学实践。以各族群长期交往互动的过程看,中国的文学史显然应该是包括了多民族文学内容的整体史。可是现在看到的大多数读本却是不完整的或分割的。对于少数民族也有人写“壮族文学史”、“侗族文学史”等等,但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学史实际上是中国“汉民族的文字文学史”。
杰:文学史中的这种问题存在跟民族史的研究是一样的通病,所谓的中国文学史历来都是汉族的,或者全部是少数民族没有汉族。
新:在这个问题上,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格局值得重视。“多元一体”强调并置。其中的“元”,指的是原点和根基,而不是从属和等级。这样,如果说由多民族的文学并置、交叉、交汇和总和才是中国文学史的话,现有的文学史显然要重写。杰:但是这种文学史研究基本上还没有起步。新:没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领域大有可为。
杰:我记得在三四年前我们就建议我们学校的教授比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学,刚开了个头就停下来了,我觉得这主要是功力、学养各方面不足造成的。新:这里面涉及的观念问题很多,大的有“我族中心主义”,小的有“文本中心主义”。你想,为什么现代版的中国文学史会理所当然地以汉族文学取代其他民族文学呢? 因为在其文学观的指导下,是以文本书写和作家文学为主线,而中国很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即便在“新文化运动”时参与到汉语的书写之中,也不能真实地显示自身的文学存在,所以本民族的书写被遮蔽了。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从根本上重建文学观。而这种新的文学观在中国多民族文化背景里,需要有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进入才有可能,单靠文学界现有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很难完成——他们没有相关的积累和眼光。比如对于现当代文学,文学界的史家们心中定格的是鲁、郭、茅、巴、老、曹,哪里会有刘三姐? 可我觉得刘三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里,跟鲁、郭、茅、巴、老、曹的存在有着同等的意义。她的源头是民间传说、故事和歌谣。拍成电影后,其影响遍及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华人社区。这样的文本为什么不能纳进文学史?从另一方面看,过去对文学观念,由于只局限于文字文本,限制了我们对文学的认识。刘三姐的演唱是一种活形态的文化过程。她的作者、作品跟听众和环境的互动,是“文本中心”的文学观所难以处理的。在这点上,李亦园先生已从“文学人类学”角度引述过许多重要的学说,比如“展演理论”、“仪式理论”等。这些都是人类学里面非常经典的理论。从这些理论重看文学,可以看文学的演唱、表演和传承。过去在“文本中心观”影响下强调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导致了民间和口传的自卑感。一个拥有母语传统的少数民族作者,如果不把作品用汉字书写的方式发表在《人民文学》那类刊物上的话,就难被承认。而身处民间的歌手们,在现代化过程里,出路已变为到歌舞厅演唱,到主题公园表演,开始还唱传统民歌,后来则唱流行歌曲。他们自己的文化根基没有了。为什么? 因为现行的学理没有对他予以承认,反告诉他:传统代表落后,民间需要改造。
杰:徐教授你刚才讲的文学人类学,正好人类学跟所有的学科牵手的过程中,文学的研究需要文学的多样性,精英也好,草根也好,都是客观存在,有生存的理由,生存的价值,但是没有一个高一个低。这个层面上今天讲得非常好,这是一个背景。还有一个背景,你刚从哈佛访问回来,我想请你谈谈人类学及东西方比较方面的内容。
新:去哈佛访学一年,其实是延续了在国内做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关于这方面有几个问题可以谈。一个是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的意图是为“后冷战”时代提供新的认识模式。“冷战”以两种意识形态为阵营,构造了一代人的生存空间。冷战以后人类将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世界上的思想家、理论家议论纷纷,一直没有得出公认的意见,以至于在认识世界格局的问题上处于无序状态。这个无序的状态一方面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多样的可能,另外也隐藏着一种危险。因为人类共同生活在所谓的地球村里面,没有共同的理论平台,没有相互接受的交往原则,这是很麻烦的。
这时西方出台了很多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福山和他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人类的历史将终结于自由资本主义。其代表了西方的乐观派。类似的提法还有“政治的终结”、“国家的终结”等,被亨廷顿称之为“终结主义”(-endism)。亨廷顿认为终结主义没有看清人类的未来,人类的未来是“文明的冲突”。他的理论在世界上引出很大的论战:人类好不容易结束了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对抗,难道又将陷入毫无前途的文明冲突中吗? 世界是否真像亨廷顿预言的那样,将面临西方文明跟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不可共存的危机? 如果这样,怎么解决? 怀着这些疑惑,我在哈佛专门听了亨廷顿的课。2002 年秋季,他开的课叫“我们是谁? 美国人的认同”(Who are we ? American identity),内容当然与“文明冲突论”有关,但退了一步,力图在文明差异中从内部确立美国人的身份认同,从而使“西方文明”的族群核心得到再次整合,保持央格鲁·撒克逊人的中心地位。与此同时,我注意到在哈佛“核心课程”的科目里, “外国文化”部分是把中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都包括进去的。
不过同样在哈佛, “燕京学社”、“费正清中心”等机构的存在却体现出美国社会的多样性。哈佛燕京学社的现任社长杜维明教授是海外华人学者中的一位突出代表。与亨廷顿相反,多年来他一直倡导“文明的对话”。这种对话,我觉得不仅对文明问题的处理有帮助,对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以至人类学的研究都有启发。这里我想简单提示三点。
第一是杜维明教授等强调的“文化中国”观。其在今天的全球格局中把广义的中国看作四个部分:中国本土(包括海峡两岸三地)、东南亚华人社区、欧美的华人和世界上研究、关注、同情和认同中国文化的非华人。我觉得如果说费孝通提出的“多元一体”为把握政治中国提供了有效构架的话,“文化中国”则为认识世界格局中的华人整体提供了新的参照。其中, “文化中国”的第二和第三层面尤其值得关注。以现在人们常用的“离散群体”(Diaspora)理论来讲,其所引出话题有“移民”、“疏离”、“流亡”、“变异”等;而若用王赓武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观点分析,则能见出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互动。海外华人中的知识分子为“华人”和“中国”的形象提供了另外一种样本。这个群体的意义和能量都是非常大的,他们用西方的语言与西方对话,在世界的前沿体现中国文化,再用中文把西方思想交融到“文化中国”里来,承担着中西之间双向对话的重任;只可惜身份过于“之间”,缺少实际的落实,与海峡两岸三地的现实存在隔了一层。
第二是“文明对话”。针对“文明冲突论”的挑战,杜维明等提出“文明对话”我觉得至少有几个意义,一个是中国等非西方的传统资源怎样以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方式,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整合并参与到全球化过程之中。所谓“对话”,包括了文明作为“话语的整体”和族群作为“参与的主体”等多个层面。而在学科意义上,作为文化实践方式的文学与人类学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分别担当着“文明对话”的不同维度和功能。
第三是“反思启蒙”。这个话题从几年前杜维明到川大演讲就提起了。那时我们讨论“汉语经验”和“边缘批评”,注重“以边缘为中心”。到哈佛后,在跟杜先生的多次交谈当中,再次对他阐述的“反思启蒙”留下深刻印象。“反思启蒙”就是反思“现代性”、反思西方文明。这是国际学界近年涌现出的一个走向。面对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以及贫富悬殊、信息爆炸等全球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现在的世界出了问题。问题的根源不在别处,就在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文明自身。而你要反思启蒙,资源只能在启蒙以外去找。据杜维明的介绍,目前国际社会逐渐确认了反思启蒙的四个资源:除了中国、印度等非西方人类重要文明类型和西方内部的反思传统外,其中还包括了“原住民传统”。杜维明教授引用别人的话说, “如果地球是有生命的先知的话,能听懂先知说话的人就是原住民”。为什么呢? 因为原住民文化跟地球生命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没有受到西方文明——尤其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污染。对中国而言,类似的资源就是边缘的族群文化、少数民族文化。这是人类的财富。我们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也需要从这样的角度加以深刻反省,不是仅把少数民族文化当作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要素,而更应该视之为人类文明的整体部分。在哈佛我选修了人类学课程,参加了与族群研究有关的活动,感觉到虽然被一些激进的学者视为保守,但总体说来“族群研究”(ethnic studies)在哈佛已日益重要,从校方到教授到学生都开始投入越来越多的注意。总之,关注族群问题的学者们是把他们的研究与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以及教育民主化等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对此我做过一篇专题报告。这里就不多讲了。
杰:从学科建设的意义上,国内学者还在关心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异同和关联,你能否结合中国人类学的发展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新:2003 年,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召开的“民族学、人类学机构联席会议”上,我曾提过,对中国学界来说,二者的区别在于:民族学关注中国,人类学面向世界。展开而论,在学术交往的意义上,民族学是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人类学则意味着本土学人对世界知识的参与。民族学关注具体的族群和文化,人类学要解释人类的来源、命运与前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自达尔文、摩尔根以及泰勒、鲍亚士等以来,直到如今仍有很大影响的列维·斯特劳斯和格尔茨,西方的人类学家几乎无不对后一更为基本的问题发表出各自的不同看法。他们要解答超越白人、黑人和黄种人界限的人类共性,从生物遗传和社会文化的双向影响方面,揭示出大写的“人”是什么、为何而来、在哪里、到哪儿去的普世原理。对此,如果中国的学者还仅仅停留在一国范围、只关心本民族甚至本学科的利益,拒绝对世界知识的整体参与并放弃对人与文化、人与生物圈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的反思,那样的话,作为人类社会中同样具有理性能力的成员,前景将是悲哀的。但愿不会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走向人类学。
第二篇：人类学调查报告格式
都柳江流域（黔东南境）少数民族乡土知识调查研究（调查提纲）
——以侗族社区为个案调查研究（节选）
说明：该调查提纲制定于2006年，由提纲撰写人潘永荣提供。乡土知识的调查是近年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一个重点，这也说明了地方性知识在整个人类文化中的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一）调研流域社区背景简介（略）
（二）调研的目的和意义（略）
（三）调查研究的问题
由于每个民族所处的环境和对环境资源的认识、利用不一样，因此，谋生的方法和手段自然也就不同，反映在文化方面的乡土知识与信仰更不一样。侗族是一个以生产水稻为主，兼营林业的一个民族，捕猎和采集只是维持生计的一种补充手段，甚至演变为娱乐的一种生活方式。本课题根据侗族的这些显著特征，拟对调查点进行如下方面的调研（调查提纲）： 1．社区背景（概况）（共同调查，××执笔）a、村寨的形成与历史沿革（口述史）b、人口、民族、家族结构
c、自然资源与环境（包括气候资源、耕地资源、林地资源、水资源等）2．社区（村寨）管理中的乡土知识（共同调查，××执笔）a.村址的选择标准与方法（包括风水观、占卜法等）b.村寨的布局与规定（包括家族的分布状况、民居和公共设施的分布格局，以及这些分布是按什么原则进行的？等等）
c.公共建筑及用地的管理（如鼓楼、花桥、萨坛、石板道、墓地等及用地的管理）d.村寨的防火设施及措施 e.村寨的救助方法
f.村寨冲突的调节（包括村与村之间和村寨内部冲突等）g.村民们的责任与义务 h.外来户入村的条件以及在资源享有方面的规定（如外来户必须加入某一家族；未经许可不得在原住户荒山上开荒造田，征得原住户同意后，在原住户荒山上开荒造田，前两三年的收成可全部归己，但之后每年要向山主提交10%左右的谷物；未经许可不得在原住户柴山上砍堆堆柴，只能砍挑挑柴等；人死后，不能进入所加入的家族墓地，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埋葬，或购买墓地埋葬等等。）i.村寨传统管理机制以及这些机制的演变情况和原因（包括寨老制、族长制、村民委员会等决策机制的演变，以及这些机制存在相互补充，还是冲突、折中状况等）3．农业中的乡土知识（××承担）a.水稻耕作中的乡土知识 a.农事历（一年中各种农活的安排，注意以往的和现在的有何不同？通过对当地“农事历”的调查，我们了解到当地各种重要农事活动后，一般可以进行以下的调查）b.开工仪式（举办的时间、地点？由谁来主持？为什么每年都要这样
做？目的和意义？活路头的由来、作用、地位；村民为什么相信这些？他们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等等）c.稻田的分类及方法 d.选种知识及种子的保存技术（还包括稻种的起源与传说、当地有哪些传统稻种？每一稻种的特征以及排序情况，目前还有哪些种子仍在播种？消失的稻种是人为的还是被新品种取代或自然淘汰？等等）
e.育秧技术（包括秧田的选择、管理、禁忌等）f.栽培技术（包括犁、耙田技术和使用的工具；田间管理的方法步骤，如薅秧、追肥、割田埂、病虫害防治等等。在此值得提醒的是，侗族一般村寨都比较大，很多田离村寨较远，为生产上的方便，人们习惯在自己的田间地角建造“牛棚”，每到割田埂的季节，男人们都住在牛棚中一两个月，将田边杂草割尽，一方面可喂牛积肥，二方面可防鼠，三方面可让稻田通光、通风等。此外，栽秧还有两个重要的仪式，一为开秧门；二为关秧门。）g.收割技术（包扩工具、方法、禁忌）h.储藏技术（包括晾晒方法，粮仓的修建，入仓吉日的选择，堆放方法，防潮和防腐、防虫、防鼠、防“搬运鬼”措施、禁忌等等）b．粮食加工中的乡土知识
a.传统加工技术（加工工具，碓—人工碓和水碓，水碾等）b.现代加工技术
c．粮食功用中的乡土知识
a.糯稻的功用（生活上的用途、民俗上的用途；稻秧、稻草、稻糠的传统用途等）b.粘稻的功用（同上）
4．稻田养鱼中的乡土知识（××承担）
侗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稻作民族，其水稻的种植技术不仅达到较高的水平，而且稻田养鱼和池塘屯鱼这种耕作方式，更是侗族所创，并形成了“饭稻羹鱼”这种独特的稻作文
化。鱼和糯稻在侗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们不仅是侗族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而且也是侗族风情中密切相连的馈赠礼品和祭祀品。因此，传统上侗族以糯稻种植为主。“田塘”（daeml yav）是侗族密不可分的一个词语，有田则有塘。田在村外，是种稻养鱼的基地；塘在寨内或村边，是屯鱼、储种（鱼种）的场所。以往的侗寨鱼塘遍布，塘上建有粮仓、厕所，这种屯鱼、存粮格局的普遍存在，无不与侗族“稻鱼共生”、“鱼稻共存”的观念有关。因此，在此将“稻田养鱼知识”列为一个专题很有必要。a.稻田养鱼的历史以及鱼在侗族民俗中的地位和作用 b.鱼苗的繁殖技术（包括母鱼与公鱼的选择技术及饲养方式，繁殖方法，鱼苗运输工具及运输过程中的知识，放养知识，管理知识等）c.稻田养鱼的方式方法（包括亩养尾数，鱼窝的设立，以及搭架鱼窝树种的选择与禁忌，水温的调节办法等）
d.稻田养鱼作用的认识（当地不同人群看法有何不同）e.屯鱼方式（一方面留过冬田；另一方面拿到鱼塘中来放养，在这里可对鱼塘作介绍）f.对鱼产品的加工与利用（田间烧鱼、酸汤鱼、鱼杂粥、腌鱼等）5．水源利用与管理中的乡土知识（××承担）
依山旁水是侗寨的特点，侗族离不开水，同时对水资源的利用与管理，有着一整套的知识。
a.水资源状况
b.水资源利用情况（包括稻田灌溉、养鱼、养寨及其它利用方式）c.水资源的管理（溪流河段的分配与管理、山泉灌溉水的管理、山塘水库的管理、饮用水的管理等等）
6．森林资源利用与管理中的乡土知识（××承担）a．森林资源状况 b．森林资源利用情况（包括建房、薪炭、家具、农具、器皿照明及其它利用方式；各种树木在不同群体中的排序地位等等）c.森林资源的管理（风水林的管理、古木的管理、薪炭林的分配与管理、人工林的栽培技术与管理等等）7．纺织中的乡土知识（××承担）a.棉花的种植技术（包括种植习俗）b.棉花的加工工具及过程（包扎棉、弹花、纺线、浆纱、绕纱等一系列工序和习俗）c.织布（包括各种布的分类、织法等）d.印染工序及技术
8．捕鸟中诱鸟的乡土知识（××承担）a．捕鸟方法
b．媒鸟的饲养技术 c．鸟塘的修建与维护 d．沾膏的制作与保存 e．捕鸟季节与技巧 f．捕鸟习俗与禁忌 g．产品的食用与加工。
9．家禽家畜饲养中的乡土知识（××承担）a.家禽家畜种类 b.饲养方式方法（如圈养或放养，当地是否有将家禽挑到坡上放养的习惯？）c.繁殖手段（包括繁殖过程中的一些禁忌）d.对瘟疫的防治办法 e.饲养的目的（肉食的主要依赖？生产的需要？待客？敬祖、祭鬼神？出售？等等。提醒：当地养牛的目的不仅为生产服务，绝大部分作为商品出售，如今周遍牛市多靠往洞黄牛兴市，这得益于当地民间拥有很多养牛的传统知识）f.对家禽家畜产品的食用与加工 10．旱地管理中的乡土知识（××承担）a．旱地分类及分布情况(当地人的分类法)b．旱地中的主要作物 c.耕作制度与管理办法
11．妇幼保健中的乡土知识（××承担）a．通婚规则与范围（注意对有遗传病的家族或不了解底细的家族如何看待？）b.孕期的保护与禁忌（包括孕期的饮食、穿戴、劳作、用药等知识，以及这些知识是如何获得的？人们对孕妇的看法？等等）c.接生办法
d.产妇的月中饮食与禁忌以及对婴儿的护理 e.婴幼孩的喂养办法（包括母乳喂养与添加食品喂养，如母亲缺奶或奶水过剩一般情况下如何处理？孩儿添加食品的日期选择？为何这样？等等）f.妇幼常见疾病的防治与处理（列举不同病情的判断与防治知识）
（如方便，此专题最好增加性知识方面的调查内容）12．调查发现及建议（由课题组在调查报告基础上共同讨论完成）篇二：田野调查报告的撰写方法
田野调查报告的撰写方法
民族志研究的最终成果是民族志式的书面描述。田野工作有如智慧之旅，而写民族志就是它的终点。调查者来到陌生的文化场景，花上数周，数月，甚至数年来了解它；为了明白当地人是如何界定他们的经验，他得聆听、观察、参与；然后他要处理收集到的资料，把资料翻译为描述性的报告，使得不熟悉该文化的人能够理解它。这就是民族志。它用其它文化能够理解的语言来呈现构成一种文化的诸概念。像任何翻译一样，由于两种语言之间没有精确的对等概念，民族志传达的意义也不完整的。因此局外人只凭一本民族志是无法像当地人一样地完全把握该文化的意义的。但是优秀的民族志能在解释他人的文化知识方面走得更深入一些。
第一节 调查报告的类型和特点
民族志描述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你的技巧与勤奋，报告人的合作程度和沟通能力也有一定的决定作用。但是再好的报告人、再投入的田野工作也不能代替详尽的分析与书写。分析田野笔记不能等到田野工作结束后才开始。每一次访问、每一段观察之后都有必要把所获知的东西尽量完整地记录下来。这些原始资料可以用于构建提问、确定类别，改进我们在第四章中讨论过的各种定义。在研究前期必须要做的一种分析是限定调查内容。最好这样做：列出你在要调查的文化场景中能在的所有领域和题目；从中选择一到两个做详细调查。民族志报告的写法多种多样。有时要根据特定文化的特点来决定内容安排和重点，有时则可以由作者选择一种写法。没有简单的公式可以套用。我们认为，学习如何写民族志最好的方法是仔细参阅已发表出版的民族志。
各类调查报告不仅涉及的内容纷繁复杂，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而且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调查报告的形式，根据社会调查的对象、范围、具体内容以
及阅读对象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中按社会调查的内容划分，有综合性调查报告和专题性调查报告；按社会调查的主要目的来划分，有应用性调查报告和学术性调查报告等等。
1、综合性调查报告和专题性调查报告
综合性调查报告也叫概况调查报告。是指对调出对象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变化过程作比较全面、系统、完整、具体反映的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一般看重分析社会的基本状况，研究大有共性的问题，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建议。综合调查报告一般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对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进行较为完整的描述。它的内容说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包括一个地区甚至特定社会的地理、人口、阶级、阶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所依据的资料比较丰富，覆盖面大，指导作用强。二是对调查对象的发展变化情况作纵横两方面的介绍。三是以一条主线来串连庞杂的具体材料，使整篇报告形神合一，达到清楚地说明调查问题的目的。
专题性调查报告是指围绕某一特定事物、问题或问题的某些侧面而撰写的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的特点是内容比较专一，问题比较集中，篇幅一般都比较短小，依据材料不及综合性调查报告那么广泛，反映问题也不及综合性调查报告普遍，但它能够帮助有关部门及时了解和处理现实生活中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
2、应用性调查报告和学术性调查报告
应用性调查报告是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主要目的而撰写的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又可分为以下几种： 1）社会情况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是在深入、系统地调查研究社会基本情况后写出来的。其目的主要是认识社会现象、了解社会现状。其内容主要反映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基本情况。2）政策研究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主要是为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服务的。3）总结经验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是以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为目的的。它对于表彰先进、推广先进典型、指导同类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4）揭露问题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主要目的是揭露现实甚或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引起社会的总是，使人们从中吸取教训、提高认识。同时也为有关部分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提供依据。
学术性调查报告是以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为主要目的而撰写的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主要是通过对现实问题的调查和研究，来达到对客观社会现象作出科学的理论概括和说明。
调查报告的分类，只有相对的意义，不能绝对化。同一篇调查报告，分类的标准和侧重点不同，就可以归入不同的类型。
第二节 调查报告的写作要求
一、调查报告的结构：
收集资料的同时，注意对资料进行分析，写起来就从容多了。初动笔的时候至少要考虑下述材料：
1.按时间顺序做的观察和访问的田野笔记。2.在你心目中构成了该文化场景的所有领域。3.基于你所选择的领域的术语（类别名），把术语按类别划分好。4.所选择的领域的特质（对其成分的界说）。5.报告人就研究的类别做的发言。6.你观察了所研究的类别之后做的描述。
民族志就是把你收集的资料、形成的分析安排成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写下来。最好先列出提纲。提纲可能包括下列几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回答了一些问题：
（一）前言
1．文章是关于什么的？
2．民族志、文化场景、基本的文化概念等等是如何界定的？ 3．文章的内容安排怎么样？
（二）田野工作方法
1．为什么选择这一文化场景？ 2．如何联系报告人？
3．主要报告人的特点是什么？ 4．采用了什么田野工作方法？ 5．什么因素影响了你对资料的选择？ 6．有没有遇到特别的难题？
（三）背景材料
1．与这一文化场景相关的时空背景和社会情况怎么样？ 2．这一文化场景的主要领域是什么？
（四）文化描述
1．你打算描述什么领域？为什么？ 2．报告人使用什么类别划分？ 3．他们的类别划分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4．这些类别划分是如何界定的？它们的意义是什么？ 5．报告人如何运用这些信息来构建他们的行为？
（五）结论
1．你能否解释这一文化场景？ 2．你对将来的进一步研究有何建议？
文化描述的资料安排有多种方式。有的民族志注重文化知识结构，这有如绘制一张详细的地图。作者按报告人的文化的类别划分来安排资料，要谨慎地界定各部分材料，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剖析它们的意义。接着，作者着重介绍在此文化中人们用于达成目标的手段。这要通过材料来说明。最后，他可能将文化及其功能结合起来讲。每一个社会情况对人们的行为都有要求。这一部分主要讲述社会情况的要求，人们在生活中面对的问题。后附的文章可称为民族志式的描述。它们谈不上是理论上的分析或跨越文化的比较，应该说是关于文化知识的记录。我们认为这正是民族志研究的开始。
这些文章还有以下的特点。1．由程度不一的本科生写成。开展田野工作时，有的学生才刚上大学第一个学期，有的是高年级的学生，有的是人类学专业的学生，有的则不是。2．这些文章运用了组织和呈现民族志材料的多种方法。有的注重上述提到的功能，有的注重手段和结构。
3．文章包括了在我们的社会中可做研究的广泛的文化场景。集中研究生活
中人们对付各种情形的学问。大多数文章以民族志语义学为基础，有的文章则强调作者自身的观点多一些。4．涉及到人类学入门，都市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心理人类学、人类学田野方法等等。有的文章开头与这些领域有关，最后则写成独立的研究项目。
每一篇文章都与人类学一向关注的问题有关。比方说，每一个社会都有关于珠宝以及其它身体饰物的习俗；美丽和外表的定义是由文化决定的；各个社会都注意对孩子的教育、对老人的关怀等等。但以往的民族志描述以及其它题目都是在非西方社会中做的，而我们收集的文章描述的则是我们自己的社会。
二、选择报告题目
1、确定题目。在调查之初，确定田野调查大纲的时候，研究者实际上对自己所要研究的主题已经有所确定。在田野调查之前确定的主题往往只是大体明确了自己想要做哪一方面的问题，自己的调查对象是什么。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进行，研究者的调查主题在表述上往往会发生一些变化，而变得界定越来越明确。但是有一点必须指明，经常更换自己的主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虽然田野调查之前确定的主题会随着调查的进行而有所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展开调查之前可以不用确定自己的题目。在调查之前确定自己的研究题目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能力。一方面，调查之前的主题越明确，意味着自己的调查越有所准备，收集资料的目的明确，则对今后的资料分析、报告写作都很有好处；另一方面，在研究之前确定一个好题目，是学者们申请研究资助必不可少的一步。
2、题目的组成。题目的组成可以由主标题和副标题组成，也可以由单一的主标题组成。
3、题目的要求：1）标题应该简练，不能太长，一些没有用的词语要删除。2）标题选择上可以用提起人们兴趣的字眼，也可以选择以报告的关键词和问题意识为题目。3）标题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往往只会通过你的标题来看你的文章。4）标题中应该尽可能包括以下内容，如主题、目标、主要方法、研究地域等任何能够吸引人，并体现报告特点的内容。如果主标题太长，可以考虑用副标题加以说明。5）标题中最好不要出现缩写（如世界银行缩写成为世行）和太拗口的词语。篇三：调查报告格式要求(参考)调查报告格式要求
调查报告是对某项工作、某个事件、某个问题，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后，将调查中收集到的材料加以系统整理，分析研究，以书面形式向组织和领导汇报调查情况的一种文书。其特点是具有写实性、针对性、逻辑性。根据调查报告的要求，对学生调查报告格式做如下要求：
一、标题要求
标题可以有两种写法：
1、一种是规范化的标题格式，基本格式为“××关于××××的调查报告”、“关于××××的调查报告”、“××××调查”等。
2、另一种是自由式标题，包括陈述式、提问式和正副题结合使用三种。陈述式如《安徽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提问式如《为什么大学毕业生择业倾向沿海和京津地区》，正副标题结合式，正题陈述调查报告的主要结论或提出中心问题，副题标明调查的对象、范围、问题，如《高校发展重在学科建设――××××大学学科建设实践调查》等。
二、列出调查的主要内容，格式如下：
调查时间：
调查地点：
调查对象：
调查方法：
调查分工：（以小组形式调查的要求，小组人数不得超过3人）
三、报告正文：
正文一般分前言、主体、结尾三部分。1．前言。有几种写法：第一种是写明调查的起因或目的、时间和地点、对象或范围、经过与方法，以及人员组成等调查本身的情况，从中引出中心问题或基本结论来；第二种是写明调查对象的历史背景、大致发展经过、现实状况、主要成绩、突出问题等基本情况，进而提出中心问题或主要观点来；第三种是开门见山，直接概括出调查的结果，如肯定做法、指出问题、提示影响、说明中心内容等。前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要精练概括，直切主题。2．主体。这是调查报告最主要部分，这部分详述调查研究的基本情况、做法经验以及分析调查研究所得出的各种具体认识观点和基本结论。3．结尾。结尾的写法也比较多，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策或下一步改进工作的建议；或总结全文的主要观点，进一步深化主题；或提出问题，引发人们的进一步思考；或展望前景，发出鼓舞和号召。
四、打印要求：
1、纸张：a4纸
2、字号及字体：标题部分用3号黑体字；正文部分一级目录用4号黑体字，其他部分用小四号宋体字。
3、行间距：行距为多陪行距1.5，字间距为标准值。
4、页边距：上3.0厘米，下3.0厘米，左3.0厘米，右3.0厘米。
五、附一篇格式样文：
（纸张为a4纸，页边距上3.0cm，下3.0cm，左3.0cm，右3.0cm;装订线0cm）
关于通州区中仓街道社区校外教育工作调查报告（标题：3号黑体居中）
校外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也提出了“学校教育和学校外、学校后的教育并举”的方针。经过多年来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当前积极创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社区”的大格局下，如何更好的深入推进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已成为摆在所有校外教育工作者面前的现实问题。因此，对制约当前校外教育发展的问题展开探讨与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把握校外教育的未来发展，有助于推动当前和谐社会与学习型社区的创建进程。（正文：小四号宋体，每段起首空两格，回行顶格，行距为多倍1.5）
本人于2007年1月22日至2月12日对中仓街道的16社区校外教育工作基本情况，以问卷形式进行了初步调查与研究，具体调查结果如下：
一、社区校外教育工作基本情况（一级标题：序号为“一”，黑体4号不加粗，独占行，起首空两格，末尾不加标点）通州区中仓街道地处通州城中心，街道共划分为16个社区，总面积4.7平方公里，总人口约2.7万户，7.8万人。街道内共有小学5所，中学3所。根据2006年9月在街道范围内进行的校外教育工作基本情况调查（以下简称为“调查”）显示：街道内共有6-18周岁青少年6518名，约占街道总人口9％；街道内平均每年组织各种校外教育活动83场次，参与青少年总人数约1900余人次，街道内每名青少年年平均参与校外教育活动0.3次。
二、制约社区校外教育工作发展的主要问题
（一）工作者队伍结构与活动组织形式不合理（二级标题：标题序号为“
（一）”，小四号宋体加粗，独占行，起首空两格，末尾不加标点）
在此次调查中，我重点对街道内的校外教育工作者队伍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街道内16个社区居委会80名社区专职工作者中共有专（兼）职校外教育工
作人员18名，平均年龄37.2岁，其中高中以上学历人员14名；16个社区中共有13个社区建立了关协组织，协会会员人员共计60名，平均年龄53.7岁；16个社区中共有经常参与校外教育工作的志愿者204名，平均年龄56.2岁。
（三级标题：序号为“1.”，空一格后接排正文，小四号宋体加粗）1．建立社区校外教育共建协调机制 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内各种自治组织、行政企事业单位建立协调共建关系，调动全体社区成员参与校外教育工作的积极性。2．与社区单位，尤其是社区内文化教育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实行教育场所全部无偿对青少年开放制度，实现对社区内可利用资源的高度整合。篇四：调查报告格式及样稿
调查报告格式及样稿
1.选题：选择与调查相关的内容进行调查。2.调查报告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调查目的调查对像
调查内容
调查方式（一般可选择：问卷式，访谈法，观察法，资料法等）
调查时间
调查结果
调查体会（可以是对调查结果的分析，也可以是找出结果的原因及应对办法等。）3.调查报告样稿
下面样稿是以问卷法进行调查的样稿，由于所选的调查方式不同，会有相应的变化。但总体格式，内容不变。
对宜春市基金投资的调查报告
自1998年3月首只基金发行以来，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迅速发展，特别是2002年以来大规模发行开放式基金，将基金业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截至2003年6月30日，全国共设立了 29家基金管理公司，其中包括5家合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总数达78只，总规模1374.89亿份，基金资产净值1346.51亿元,其中封闭式基金54只，发行总规模817亿份，资产净值790.81亿元;开放式基金24只，总规模557.89亿份,资产净值555.7亿元。证券投资基金业的迅猛发展，对改善和调整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结构，更新和倡导不同的投资理念，实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专业化分工，促进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基金业诞生后的发展进步过程中，很快便遇到了前进中的困难与问题。就此，本人对基金投资进入了一次深入的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调查目的
掌握宜春市基金投资者对基金的了解和看法，了解宜春市基金市场存在的问题。
二、调查对象及其一般情况
调查对象：宜春市证券投资者（主要是基金投资者）。
一般情况：这部分人大金在30至45岁之间,其中以大概以40岁为中心的正态分布,有一定的富余资金,且具有相当的投资理财经验.三、调查方式 本次调查采取的是随机问卷调查。发放问卷是在宜春市各证券营业部随机选择证券投资者当场发卷填写，并当场收回的形式。全市各证券营业点共发出调查问卷100份，收回87份，回收率达87%；
四、调查时间：2003年10月8日――――2003年11月10日
五、调查内容
主要调查了投资者的投资目的，投资于基金的主要原因和影响其在各基金间选择的因素以及喜欢的基金类型和持有基金分额的时期等。问卷共向投资者提出了14个问题。（见附一）
六、调查结果
本人就问卷调查结果统计如下表：（以下省略）从投资基金的历史看，有60％的投资者购买基金是在最近一年发生的，说明投资基金的在最近一年在宜春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投资者对基金的投资持有期限，多数投资者还是希望短期持有，对基金的长期投资还不看好。
有34%的投资者购买过开放式基金。虽然受基金业整体表现的影响,大多数投资者仍没有购买开放式基金。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数据同上年年相比上涨近10%,说明开放式基金已初步
走出认知度的冬天,为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所了解。
就投资基金的主要原因来看，基金经理的历史业绩在文卷中占的比例较大，说明投资者投资基金还是希望经理人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能够取得较满意的回报。另外, 获得短期收益也是基金投资者的一个重要目的.在没有买开放式基金的原因中,不了解其特点的较低，这说明基金在销售环节以及形象宣传方面作了不少努力,效果明显。调查还显示,投资者对于开放式基金手续费偏高的看法的比例较高，达五分之一之多。而随着开放式基金数量的增加以及各基金的表现,在投资者心目当中, 封闭式基金优于开放式基金的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在一年中的期望回报中，显示投资者普遍认为对基金的盈利能力有很高的要求，但是基金总是不能给投资者带来满意的回报。值得重视的是,近半数的投资者将管理水平有待检验作为没有购买开放式基金的最主要原因,比上年上升近15个百分点。这结果充分说明,目前我国基金的整体管理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尚存在较大差距,很难让投资者满意。
七、调查体会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基金投资者将会越来越多,因为有近60%人的是在近1年内涉足基金投资者的，这种趋势将促进基金业的快速发展。因此，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问题更应该引起投资基金公司的关注，以改变目前对其管理不完善的局面，同时也是适应这种增长趋势的须求。为此,本人特提出以下几点看法：(以下省略)小学生社会调查报告
一、调查目的
了解小学生什么时候说话不文明及他们说不文明语言的起因。
二、调查时间
xxx年7月至9月。
三、调查范围
xx小学六年级学生50名。
四、调查方法
1）观察法：仔细观察不文明语言何时出现及内容。2）谈话法：通过谈话了解有些学生为什么说话不文明，并分析原因。
五、调查结果
1）小学生为什么说话不文明：
（1）由于与别人的矛盾而产生愤怒情绪，说话会口不择言，一般都是发生在男生身上。（2）由于他人的行为、举止或是衣着相貌而取笑别人，说一些不雅的绰号。
（3）很多小学生说不文明语言都是出于一种反抗的情绪，对某件事情不满的时候，甚至难过的时候。
（4）还有大部分人表示，不文明语言是从长辈、周围人的嘴里听来的，有的是看电视、电影学来的，不自觉就讲出来了，时间长了就养成了不好的习惯。2）小学生讲不文明语言后心理表现或想法：
（1）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舒服感。
（2）有时边说边大笑，作为一种发泄的方式。
（3）听到周围的人讲过文明语言，所以不认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3）小学生什么时候会说话不文明：
（1）玩的时候：做游戏时有些人会赖皮，然后互相用语言攻击。
（2）公共场合：一个同学在很多人面前让另一个人出洋相，被讥笑的那方就开始了语言攻击。
（3）暗地里：和某人关系不好，不敢当面说，就在背地里说有损于他的话。
六、分析 1）小学生的模仿能力很强，有些不文明语言是从家里、社会上听来的，还有的是从同学那里学来的。在不文明的环境里，小学生的语言、举止都会受到影响。2）高年级小学生的心理特点之一，就表现为用一些不太雅的语言表达心中的不满情绪，作为发泄的方式。有时并无恶意，但造成的影响很不好。3）高年级学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讥笑同学，这也是讲不文明语言的原因之一。4）现在的独生子女的脾气、度量不算大、吃了亏，嘴上一点也不饶人，这也是原因之一。
七、思考
中国历来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作为现代中国人，应该发扬光大文明古国的传统美德。作为小学生，我们要担负起建设文明、繁荣祖国的重任，必须在各方面全面发展。我觉得要提高自己的自身修养，首先就要做个文明的小学生。我建议我们的长辈们，所有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们，请你们以身作则，给我们树立起榜样来，让我们一起营造文明的氛围。科技带来的进步与方便，不好之处。对环境的危害，人与人的交流少了，骗子多了。。。篇五：调查报告格式和写作要求
调查报告格式和写作要求
一、标题：关于××╳所犯错误的调查报告
或关于××╳所犯××错误的调查报告；
二、导语：包括案件来源、立案依据、调查简况等；
三、被调查人基本情况；
四、主要错误事实和性质；
五、被调查人的表现和认错态度，造成影响的程度；
六、调查组对错误的看法和依据条规，提出具体的处理建议；这也就是调查结论。
七、落款：××调查组，调查人的姓名加括号注明单位、职务，日期。
调查报告是调查取证结束，经调查组集体讨论后，在事实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向组织报告调查结果的综合材料。这里强调一点：调查报告虽然与初核报告等材料有相似之处，但不能照搬。以前我们存
在这样的问题。
附样式
关于张××所犯错误的调查报告
根据××镇××村委会群众举报及初步核实，经2006年9月18日××镇党委会议研究，决定对张××违反廉洁自律有关规定领取双份工资的问题进行立案调查，调查组随后对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现将调查
结果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张××，男，1959年9月出生，汉族，进贤县××镇××村委会人，大专文化，1978年3月参加工作，199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9月转聘干调××镇水产技术推广站工作，1999年10月兼任××镇××
村党支部书记至今，月工资531元。
二、主要事实
张××1978年3月在××镇水产场参加工作，1993年9月聘为干部，编制在县水产局××镇水产站，属乡镇五站在编在岗人员，工资由县财政差额拨付。2000年至2005年，张××在××镇水产站共领取财政拨付的工资累计17598.56元。1999年9月，镇党委研究派张××到××村任党支部书记，并于2000年6月23日下发文件，对于张××到××村委会任职期间的工资问题，当时的镇领导商量后提出让张到村委会领工资，享受村党支部书记待遇，不再在镇财政上领工资，镇政府办公室根据这个意见为张××出具了证明给村委会。自1999年9月至2004年12月，张××在××村委会领取工资总额计23160元，由于近几年村委会经济紧张，张尚有部分工
资还挂在村委会账上，没有兑现。
三、调查组意见
综上所述，张××同志属聘用干部，在镇水产站领取了财政拨付的工资17598.56元，又在兼任××村党支部书记期间领取工资，虽有部分未兑现，但其行为违反了廉洁自律有关规定，兼职取酬，引起群众上访，造成了不良影响。在被检查期间，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在立案前退赔了兼职的工资，为严肃党纪，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建议：
1、给予张××同志党内警告处分；
2、责令张××退赔从镇水产站领取的17598.56元工资款。
中共××镇纪委调查组
王××(纪委委员)李××(镇干部)2006年12月1日
初核报告的格式和写作要求
一、标题：关于×××同志××问题的初步核实情况报告
或关于××单位有关问题的初步核实情况报告
二、基本内容有以下几项：
（一）、线索来源
（二）、被反映人的自然情况
（三）、反映的主要问题
（四）、经初步核实查明的情况
（五）、承办人员的意见
三、落款和时间
附样式：
关于群众反映张××有关问题的初步核实情况报告
根据群众反映及领导交办，我们于2005年3月22日至6月22日，对群众反映××乡××村党支部书
记张××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现将初步核实情况报告如下：
一、被反映的自然情况
张××，男，1951年5月出生，××乡××村委会人，汉族，初中文化，198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9年任××乡××村党支部书记。
二、反映的主要问题及初步核实查明的情况
（一）张××冒领侵吞农业税减免款问题。
经查，上级拨下来的农业税减免款24600元，村委会开具了收款收据入村委会的帐，但没有按规定
发给群众。虽然张××个人没有冒领侵吞，但是，与财政的有关规定不符。
（二）张××挪用修路款问题。
经查，2002年，××村委会修了一条长约3公里的砂石路，总工程款为15万元，此工程是县交通局直接发包，由付××承包，付××直接与县交通局结帐。村委会从付××手中领取了2万元工程款用于整理路基、排水沟等，村委会开具了收款收据给付××。此事应予以否认。
（三）张××带头违反有关法规，纵容嫁到本村委会的女儿违反计划生育问题。
经查，张××生育了四个小孩，其中二个男孩，二个女孩。二个女儿都已成家，其中一个女儿嫁到本村委会××村，叫张×珍，另一个嫁到本乡××村委会，叫张×玲，张×玲只于1990年生育了一个男孩。两个
女儿均没有计划外生育，此事应予以否认。
三、承办人员意见
综上所述，群众反映张××的有关问题，有的与事实不符，但财政拨来的农业税减免款没有发给群众，违反了财政纪律。为此，我们建议对张××的问题立案调查。
初核人：×××（××长）
×××（×××主任）2005年6月26日
（对“村党支部书记”的称谓写法，不能写成××村委会书记）
立案呈批报告格式和要求
立案呈批报告基本内容：
一、关于×××违纪问题立案呈批报告
二、案件线索来源；
三、被反映人的基本情况；
四、经初步核实认定的主要违纪问题；
五、呈批立案的党纪根据；
六、呈批人员的意见。
附：
1、反映、检举材料
2、初步核实材料
七、落款和日期。
这里提示一个问题：初核报告和立案呈批报告都有“案件线索来源”的问题，以往发现有的写了是“根据群众举报”或“领导交办”，但案卷材料中并没有举报信或领导交办的签批文件等材料，这是我们在办案中没有注意收集，特别是基层纪委，许多案件线索是我们自己主动找来的，或工作中发现的，这种情况怎么 办呢？我们可以自己写一个情况，或交领导作一批示，将这个材料作为线索来源材料收入案卷。
附样式：
关于张××有关问题的立案呈批报告
根据群众反映及领导交办，我们于2005年3月22日至6月22日，对群众反映××乡××村党支部书
记张××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
一、被反映的自然情况
张××，男，1951年5月出生，××乡××村委会人，汉族，初中文化，198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9年任××乡××村党支部书记。
二、经初步核实认定的主要问题
经查，上级拨下来的农业税减免款24600元，张××认为村委会比较穷，便同村主任商量确定不发给群众，留给村委会用，于是开具收款收据入村委会的帐。没有按规定发给群众，引起群众上访，在社会上
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虽然张××个人没有冒领侵吞，但是，与财政的有关规定不符。
三、承办人员意见
综上所述，张××身为村党支部书记，对财政拨来的农业税减免款不发给群众，违反了财政纪律，引起群众上访，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对此，张××应负直接责任。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
查工作条例》第十六条之规定，我们建议对张××的问题立案调查。
承办人:××╳（××╳长）
××╳（××╳主任）
2005年6月26日
事实材料及说明材料格式、内容及要求
一、标题：关于××╳所犯错误的事实材料；
二、被调查人的自然情况；
三、主要错误事实；
四、被调查人的认错态度；
五、落款：调查组或党组织的名称、日期。
六、被调查人签署对事实材料的意见、签名及日期 调查工作基本结束以后，都要写作一份事实材料，而且必须与被调查人见面、签字。如被调查人拒不签字，可由案件承办人员作一说明附后。事实材料是写作调查报告的基础，事实材料有时不只一次（份）的，由于事实材料与本人见面后，被调查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而且他的不同意见我们又没有证据来推翻、说明和解释清楚，必须重新进行调查，然后在重新调查的基础上又重新写事实材料，又与被调查人见面、签字。先后不管多少次（份）的事实材料，都必须收入案卷。对不合理的意见，应写出有事实根据的说明。
主要错误事实： 这里要强调的是要写明错误性质，我们以前发现有的不写明错误性质，等我们进入审理后找被调查人谈话时他不认可，提出的主要原因就是“如果写了什么性质，我就不会签”。被调查人的认错态度： 这一部分我们往往没有写，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在最后量纪时，本人
的认错态度是量纪轻重的情节之一。
附样式： 关于张××所犯错误的事实材料
张××，男，1959年9月出生，汉族，进贤县××镇××村委会人，大专文化，1978年3月参加工作，199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9月转聘干调××镇水产技术推广站工作，1999年10月兼任××镇××
村党支部书记至今，月工资531元。
主要事实
张××1978年3月在××镇水产场参加工作，1993年9月聘用为干部，编制在县水产局××镇水产站，属乡镇五站在编在岗人员，工资由县财政差额拨付。2000年至2005年，张××在××镇水产站共领取财政拨
付的工资累计17598.56元。1999年9月，镇党委研究派张××到××村任党支部书记，并于2000年6月23日下发文件，对于张××到××村党支部任职期间的工资问题，当时的镇领导商量后提出让张××到村委会领工资，享受村党支部书记待遇，不再在镇财政上领工资，镇政府办公室根据这个意见为张××出具了证明给村委会。自1999年9月至2004年12月，张××在××村委会领取工资合计23160元，由于近几年村委会经济紧张，张尚有部分工
资还挂在村委会账上，没有兑现。张的行为违反了廉洁自律有关规定，兼职取酬，引起群众上访，造成了不良影响。在被检查期间，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在立案前退赔了兼职的工资。
第三篇：人类学作业
《田野调查：修辞与问题》讲义
潘蛟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这种称谓让我们有一种专业感，也让外界对我们有了某种敬畏，因为他们中的大数人并不清楚何为“田野调查”。但有些爱较劲的人还是会问：“田野调查是否跟实地调查一样？”于是我们这些专业人士则不免语塞。
那么这篇文章就是围绕这问题来展开的。因为人类学是外来学科，因此“fieldwork”译成汉字时候为了更好的贴近专业才选择“田野调查”而没有译成“实地调查”。“实地”可以泛指任何事象发生的实际地点，但“田野”的外延却没有如此宽泛。“田野”的含义是与“室内”、“工厂”或“城里”相对照的。人类学向往偏远的地方，更爱下乡。因此更愿意把自己所研究的叫做阡陌分明的“田野”而不是边界含混的“实地”。更直观的比喻的话人类学者们犹如文艺范的人那么他的专业名词应该是充满文艺气质的文字，所以“田野调查”符合文艺气息。
然而，问题也正在于人类学家的只言乡下，不及其余。正如一些评论者所说，人类学家津津乐道他们“在哪里”住了多久怎么样了却很少提及他们是怎么样“到哪里”的。正是这种“田野”只有成果没有过程。而且现如今的“田野调查”调查者与地的变化导致“田野调差”与“实地调查”之间没有了精确的区别了。现如今因资源、时间等种种原因在把田野调查做到西方文化范式的田野调查的人少之又少了。田野工作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观观察、访谈、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的过程而且必须是一个的时间。但现在的“田野调查”不能局限于这个定义了来说明现如今的“田野调查”了。人类学者们为了更好的阐明自己的问题和观点，他们采取了任何方法。最后我们的创新不只只是那些统计学而是更应该创新在于理论和方法上。
第四篇：人类学 相关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2）
1、理论人类学与应用人类学之关联
举各民族物质上行为各种形态而比较他们异同‛的名为‚比较民族学‛, 即今天所说的理论民族学, 它偏重于研究多个民族的共同发展规律。（蔡元培）
应用人类学：应用人类学是近几十年新兴起的一门人类学分支学科。它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结合，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社会调查的方法，着重研究现代社会结构和人民的社会生活规律。对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医药与保健，环境破坏与环境保护，遗传工程进行应用研究，提出对策，应用人类学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社会生产的各个方面，应用范围极为广泛，已冲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界线，进行科学间合作，协同研究。可分为结构人类学、人类工程学、医学人类学、老年人类学、分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人口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空间人类学等分支学科。
2、人类学南派与北派的比较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类学兼收并蓄了欧美人类学的种种学术流派，成为一个多元的学术体系。到30年代，中国人类学已形成三种具有地区特色的风格，呈华东、华南和华北三足鼎立之势。其中，受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影响的“北派”与“南派”，分别以燕京大学与“中央研究院”为中心形成自己的圈子。
“北派”受功能学派影响较大，偏重于一般社会科学。关注深入的民族志研究（社区调查），重视比较不同社会中人类的不同生活方式，研究并阐释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其最重要的特色在于汉人社区研究。强调社区研究方法的运用，以田野调查的实际资料和分析研究为拳头产品，通过和国外学者的交流与对话，在国际人类学界影响较大。
“南派”与历史学派关系深厚，偏向于人文学，注重物质文化与跨民族关系研究，注意力在文化研究，而非规律或原理、原则的寻求。强调以族群文化为研究对象，着重搜集传统风俗与历史源流的内容，明确提出要以人类学材料来补充历史记载不足的看法。在实地调查中，偏向于民族志描述。他们开展的田野调查数量最多、面积最广，质量上乘。
两派在经验资料与理论知识的积累方面，分别都有各自独到的开拓。
3、社会调查与社会学调查之关联（事实与理论）
社会调查是指：政府或个人组织对社会间事件的调查。如民生、物价、治安、政府公信力等领域。
社会学调查指：通过社会调查所得的结果与不同组织或个人调查结果相比较，了解两方或多方意见共同研究。
4、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主要内涵是什么？
新中国建立后，苏维埃学派对我国的民族学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原始社会研究、经济文化类型和民族定义与识别。所谓经济文化类型，乃指‚一定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它在历史上形成于处在相似的社会经济水平，并居住在同样自然地理条件下的不同民族中‛。林耀华等后来将之修改表述为‚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文化特点的综合体‛。
这一理论的深刻意义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它为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共同体的分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因为同样的经济文化类型可以独立出现在远隔千里而又无直接交往的民族中，这种超越地域性的特征使它与语言的发生学分类法以及社会形态分类法等一样，都成为民族学家认识五彩缤纷的民族文化的科学工具。
其次，依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民族分布格局形成原因，使我们能够科学地认识汉族与诸少数民族的共生关系。
简答（2）
1、派克对中国人类学的影响
派克是美国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同时也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芝加哥学派是中国社会学的渊源之一, 它本身就构成了中国早期社会学思想宝库的一部分。派克于193 2 年9 月来华讲学, 历时三个月, 到12 月份离开。在燕京大学他主要讲授两门课程, 一门是‚集合行为‛ , 一门是‚社会学研究方法‛。派克所讲的课, 对当时的费孝通等大四的学生影响很大。他主张理论应密切联系实际, 而且提倡实地调查方法, 就是研究者必须深人社会生活, 详细观察, 悉心体会和了解被研究者的行为和心态, 然后通过分析、比较、总结事实, 提高到理论水平。这种方法其实就是人类学的‚ 田野调查方法‛。派克将这种称为Co m m u-ni ty s tu d y , 我们把它翻译为‚ 社区研究‛。费孝通先生认为派克给我们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具体方法。社区研究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 其方法可以从人类学中去学习。吴文藻先生听从了派克的指导, 开始引导学生学习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 同时也请来了英国的人类学家布朗来讲解社会人类学。这样就使得田野调查方法成为中国学者主要的方法,并形成了中国人类学的‚北派‛。中国学者以本国的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社区为研究对象, 为人类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也使社会学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应用科学。
2、蔡元培对民族学的贡献
1926年12月，蔡元培在《一般》杂志上发表《说民族学》一文。他指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文化而从事记录或比较的学问。他还考察了民族学与人类学、人种学、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等的关系。该文反映了欧洲文化‚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之间的分野，并最早在学术刊物上提出‚民族学‛这一术语，用以代指整体论的、倚重现代田野调查的民族志方法的人类学（或称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从概念上明确了学科定义，使得对学科的界定成为可能。蔡元培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后又出任教育总长，后又负责筹备中华民国大学院与中央研究院。《说民族学》一文的发表和蔡元培对于进化理论的宣传，乃至他亲自操作，对于中国人类学的创立有着重要影响。他的贡献首先在于他对于学科创立和发展的指导作用，这种作用更多体现在他以教育界领袖、国家政权赋予特殊权利的科学研究机构首长的特殊身份对于人类学的倡导和对其他人的影响。其次，蔡元培对于‚民族学‛作为学科名称在中国相当长时期的存在也产生了重要作用，甚至影响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学术发展走向。再次，蔡元培的一些学术观点，如人类进化论由近及远，以美育代替宗教等意见，以及对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具体事例分析等，都具有一定的思想启蒙意义。
3、中山大学人类学的发展史
1927年，傅斯年创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下设人类学研究组。同年顾颉刚等创办民俗学会，商承祚等创办考古学会。1935年成立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增设人类学部，开始招收研究生。1948年9月在杨成志等人的努力下人类学系正式成立。1981年经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率先复办人类学系，同年秋正式招生，本科设臵民族学和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设臵文化人类学专业。同年（1981年）首批获民族学博士学位授予权，自此，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成为国内民族学/人类学最早具有博士、硕士、学士三个教育层次的办学单位。
1987年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建立人类学博物馆。
2002年人类学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2007年通过重点学科复评。
2012年中山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和考古学一级学科被评为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2012年8月设立民族学和考古学博士后流动站。人类学系自建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完善学科体系，注重四大分支（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协调发展，并发展出了珠江流域文明进程与族群互动、民族走廊研究、南中国海研究、边疆考古与民族、民族考古、宗教文化、语言与文化、体质与健康、灵长类学与人类进化等特色研究领域。
人类学系现设臵有人类学、考古学2个本科专业；具有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学位）5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和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文化与认知5个博士学位授予点；并设有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三个博士后流动站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现民族学与考古学分别取得国家一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
现主要科研机构有7个：历史人类学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与历史系合建，2004)；中国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广东省重点研究基地，2011）；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广东省重点研究基地，2004）；华南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教学中心（2003）；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2009）；‚南方公益慈善研究院（2011）‛；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2002）等。目前主要的实验室有5个：体质人类学实验室、考古学实验室、文物年代测定实验室、新媒体实验室、灵长类学实验室等。
4、抗战时期魁阁学派的主要学者、代表作和研究方法有哪些？ 从1939年到1946年间，吴文藻、费孝通等学者以燕京—云南社会学研究工作室(魁阁)为基地,以‚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运用‚社区研究‛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本土化成果,形成了鲜明的‚燕京学派‛，史称魁阁学派。
主要学者有：费孝通、林耀华，张之毅（1917-1987）、田汝康（1916-2006）、史国衡（1912-1995）、谷苞（1916-2012）、许烺光（1909-1999）、瞿同祖（1910-2008）、陆云逵（1904-1944）。
代表作有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史国衡的《昆厂劳工》，谷苞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田汝康的《内地女工》、《芒市边民的摆》，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
魁阁学派是以吴文藻倡导的‚社区研究‛为中心而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吴文藻主张以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对不同的地区、社会进行调查比较研究，并将其研究成果用来帮助解决各种社会和文化问题。当时‚魁阁‛的成员多运用社区研究与田野调查方法。魁阁的成员在选定的社区中，对某一问题做较长时间的实地观察。起初，他们注意内地农村的土地制度，重点研究土地权是怎样集中的，后来，研究范围扩大到了工厂、边区少数民族、内地乡村的基层行政机构等。
论述（2）
1、中国人类学史对当前人类学发展的启示
2、费孝通的学术观点和代表作，尤其是关于差序格局的讨论，以及乡村工业化的思想。
费孝通著述浩繁，其作品《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是代表作，其中《江村经济》以功能主义的思路和规范的社会人类学方法，从农民的实际生产和生活过程入手，探索在一个经历历史巨大变迁的村落中，经济体系与特定历史环境及社会结构的关系。该书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中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其重要意义不仅体现在扩大了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使人类学的研究从过去研究‚野蛮人‛的时代转为更为开阔庞大的‚文明社会‛，而且还开辟了一个本民族人研究本民族社会文化的新方向。某种意义上，《江村经济》乃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之作。运用《江村经济》的积累，费孝通发展了一种他自己称之为‚类型比较法‛或‚社区研究‛的研究取向，并将其运用于后来的研究实践。《乡土中国》在理论的层面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主题：权威、秩序、农业与生计。他青年和中年时期更多关心的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问题。晚年更多关心的是国家的文化建设问题。如果说他早年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江村经济》，晚年最有代表性的研究则是其撰写的一系列的‚文化自觉‛的文章。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中国乡村结构的差序格局的概念,用以描述中国社会结构的格局。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这种差序格局的形成有以下几种因素：
1、血缘
2、地缘
3、经济水平
4、政治地位
5、知识文化水平。圈子的大小和上述因素的大小强弱是成正比的。血缘组织越大，圈子就越大，其属性规则以伦理辈分为基础。地缘越是接近就越易形成差序圈子。而经济水平和政治地位的高低是圈子形成最重要的因素，它象征着权力支配的大小。而文化知识则是农村居民普遍缺乏又普遍渴求的。圈子的形成可能是一种因素的结果，也可能是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是以西方的团体格局为参照物，他所指的并不仅仅是只一个横向的层面，而是横向的远近亲疏与纵向的等级差别组成的多维立体结构。由此可以分析出在这一格局下差序人格的形成。费孝通的这一理论回答了中国社会是怎样组成的，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的人格是怎样形成的。是超越了政治经济体制而从社会文化角度解释中国社会结构的理论概念。回答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对于中国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提供了理论范式。
费孝通乡村工业化的思想在他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并与小城镇思想、区域发展思想一脉相承，对小城镇思想的提出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在《小城镇 大问题》及相关著作中，费孝通对小城镇衰落原因分析中得出农村副业生产对于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性。他的乡村工业化的思想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方向：社队企业向乡镇企业的转变；与农村工业化相伴随的城镇化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农民有发自一股自身内在的动力，驱使他们去接受工业。他们有力量冲破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早期的老框框，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去改变工业的性质，让工业发展来适应自己。乡村工业化思想源自于其强烈的‚志在富民‛意识，他认为发展乡土工业不仅是救济民众的需要，也是中国推行工业化的需要。他所提倡的乡村工业并不是回到原初的发展状态，而是‚在动力、技术、社会关系(生产者和原料及生产工具的关系)、经济组织各方面都是可以变的‛。否则，‚我们原有的乡村工业太落后，不能和现代工业竞争‛。因此，他眼中的乡土工业的内涵丰富得多，‚可以是手工，也可以是机器，可以是家庭性的，也可以是工厂性的‛，形式不受拘泥，重要的是‚这种工业并不隔离于乡村，在原料、劳工、资本等各方面以乡村的来源为主‛。这一思想在现今新一轮城镇化改革中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3、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江村经济》、《云南三村》反映出中国人类学的哪些变化？
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的发展，从它的实施和方法论演变的意义说可以分为社会调查、社会学调查和新社会学调查三个不同的里程。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为第一个里程，其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品可推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30年代中期至1952年为第二个里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当推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书；1979年社会学恢复至今为第三个里程，代表作当推费孝通的《行行重行行》一书。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发展，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社会学逐步茁壮成长起来的历程。
第一个里程碑的代表作——《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社会调查）这本书是中国首次以县为单位的系统的实地调查研究著作，调查全面翔实。全书八十三万言，分为17章，是一部大型调查报告。它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社会调查研究发展到高峰时期具有代表意义的一部调查成果。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的贡献与方法的特点有：
(1)它是以定县整个县为范围，内容包括全县的“一切社会情况”的最全面的调查。(2)它是中国县志的改造。它在调查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延续了西方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一方面又充分利用了中国地方志所特有的结构和格式并有所改革。(3)突出资料的客观性。调查报告只提供客观现象的数据，不加任何价值判断，不加任何观点(4)体现了西方传统实证主义的社会调查方法。用客观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以科学的态度，搜集事实。
第一个里程的调查研究方法存在的主要缺点：
(1)缺乏一套明确的方法论指导。虽然调查者尽心尽力务求资料翔实准确，但由于缺乏一套切合实地调查的思想指导，其认识大多还停留在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层次上，而没有进入社会学、人类学专业研究的方法论的层次上。(2)客观主义的调查法使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双方不易沟通。由于把“客观性”理解为调查者对被调查的人或事物，没有任何关系，不能有任何思想看法，这样就会产生问题。要调查研究者企图采取所谓“超然”的立场，其实是做不到的。(3)把社会调查与研究割裂开来。往往把社会调查与研究截然分为两个阶段，调查是纯客观地搜集材料，调查与研究的脱节，使研究者手中掌握的是第二手材料，缺乏感性知识。无法使真正的研究深入下去。这也就形成重调查轻研究的恶果。(4)调查资料繁琐，轻重不分。许多调查内容名为详尽细微，实则轻重不分，繁复琐碎，所谓“见木不见林”，很难让人分出轻重，从而也难于发现问题。
第二个里程碑的代表作——《江村经济》（社会学调查）在调查研究方法上，3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了一个新的尝试，这就是所谓“社会学调查”或称之为“社区研究”。在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上，所谓“社会学调查”是“社会调查”在理论和操作上的深入和发展，也或者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调查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
《江村经济》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上的贡献：(1)成功地把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观点移植到社会学中来。开辟了人类学研究当代文明社会农村的先河。(2)深入社区，完全参与。(3)社会学调查方法初展风采。采用社会学调查研究的路子，深入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研究的初步优异成果。按照社会学调查的基本理论，作者在《江村经济》里，尝试着首先确定一项研究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循着这个路子，以文化功能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贯串全书。(4)从实证主义走向理解社会学。《江村经济》中对农民生活中的许多理解和分析便说明了已经逐步摆脱早期社会调查的那种实证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方法论的思想束缚，走向理解社会学。(5)类型比较法的起跑点。《江村经济》在方法与方法论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社会学调查方法尝试的成功代表作，而且还在于它是在方法论上是‚类型比较法‛的起跑点，头一站，是一个里程起始的界棒。费孝通说：‚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串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表现得最为清楚。‛
第三个里程碑——《云南三村》新社会学调查
《云南三村》是费孝通先生在人类学研究生涯中的点睛之作，是田野研究的一个范本。其中包括费孝通和张之毅于抗战时期（1938—1942）在云南内地农村调查的三本报告：《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全书以‚社区研究‛和‚类型比较‛的方法为主，研究了云南农村的经济变迁，得出‚中国已开始要工业化‛的结论，敏锐地揭示出内地农村的变化趋势。
该书以‚微型社会‛为研究对象，对云南的三个村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费孝通利用类型比较法选择了中国农村的几种‚类型‛进行调查、分析和比较。从以农业为主的禄村到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易村再到玉村的农业和商业，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费孝通和张之毅是将这三个村作为三个类型进行比较研究的。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将江村视作一个社区并对这个社区社会结构进行分析的一个研究，‚社区研究‛理论正在形成，《云南三村》在《江村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提出了类型比较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禄村、易村和玉村的比较和研究来证明在《江村经济》中关于土地制度的见解，‚社区研究‛和‚类型比较‛的理论得到完善。‚社区研究‛对我们今后在人类学领域进行研究做出了理论性指导。费孝通在本乡本土进行人类学的实地调查，研究中国的农村，也就是离开了欧美人类学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进入了对先进民族的研究，在研究的方法上跨越了一大步。
3、试论述中国人类学研究走向本土化与走向海外的关系 人类学中国化的努力，其实从人类学引入中国之初既已开始。围绕抗战建国，人类学的应用研究蓬勃开展，学界开始人类学中国化的探索。人类学中国化的命题有三个内涵：首先是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从而更好地解释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其次，通过具体的研究，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和补充已有的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以丰富国际人类学的知识体系；最后，以人类学中国化所得的结果来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本土化：培养自己的人类学人才，用本土化的方式研究中国本土的问题）
在蔡元培、吴文藻、杨志成等老一辈人类学家的倡导下，20世纪前半世纪，人类学中国化已经初见成效。既创立了一些新的人类学概念和研究方法，又培养出一批学贯中西、理论功底深厚的专业人才，产生了一批长盛不衰的学术经典。
人类学中国化的要旨在于，运用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本土资料进行研究，并发展本土人类学学科体系。它的提出，是中国学界从对西方学术理论的简单引进和接受照搬，向冷静分析理论并将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实际进步。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而言，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和世界人类学的发展是同步的，中国人类学研究在提倡学科本土化的基础上，国际化是必然的趋势。遵循这样一个思路，今后人类学系研究的重点方向是运用人类学跨文化研究的优势，整合国内外资源，重点开展对两大板块领域的研究，即对东南亚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和东南亚族群发展问题研究。了解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到海外去做一些田野调查，从对其他国家的异文化的研究来反观我们国家自己的文化。
’。
4、从学科史的角度谈论人类学、民族学及社会学之关联 中国人类学史与中华民族学史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国古代可以看做是‚无名有实‛的人类学或民族学发展时期，尽管没有学科名称，但相关的记载和表述很值得我们关注。1949年以前的大约半世纪，自学术引进时期开始，就已经有了‚人类学‛和‚民族学‛两个概念。不过当时各路学人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认为人类学与民族学只是同一门学问的两样不同叫法。1949年之后的大约30年，除体质人类学扛着‚人类学‛的牌号之外，无论民族学还是社会文化人类学，都只能在‚民族研究‛的旗臶下开展学术实践活动。近20年来，尽管两者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以国家学科分类体系的变动作为学科分化的新的重要动因，却呈现日益明显的彼此分岔、各有侧重的发展趋势。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学科分类进行调整之后，人类学成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之下的四个二级学科之一。
尽管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在学科重建之时就已经讨论了学科建设的诸多问题，但毋庸讳言，中国人类学在重建过程总对于学科制度结构关注不够、措施不力，与社会学等兄弟学科相比差距十分明显。费孝通在受命担纲重建社会学之初是有明确的学科意识的。后来出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郑杭生也相当重视社会学的体制条件定位和学科制度建设。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指导，社会学的发展环境通过他们的积极运作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中山大学的社会学系曾一度开设人类学、民族学课程。（1942）
第五篇：《人类学是什么》读书笔记
《人类学是什么》读书笔记
读书散记：特纳说，我想
读书贵在体味阅读过程中某一瞬间对心灵的震撼。这一震撼不止来源于你的即时感悟，还取决于你读书时的周边环境、精神状态等多种因素。而当你读完一本书的时候，你的记录更多来源于理性的思考。我相信，人更多是感性的动物，书也是必须倾注真情实感去体味的对象。短短的一瞬间也许就会使人忘记很多事情，捧着手中这本人类学的经典《仪式过程》，我感到一阵恐惧，生怕我与人类学第一次触电中的每次震动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殆尽。所以，我决定，记下每一次翻看这本书时的领悟。也许杂乱，也许肤浅，但有谁能说
这积淀了我人生的尘埃没有价值呢？
07年10月11日周四 下午 图书馆
序中说：“特纳最为关注的就是有没有趣，好不好笑，开不开心。”
我想：很对我胃口。
特纳说：“对一个地方的人类学研究调查，不要将自己摆在一种研究者的位置，而且观察当地人的生活习俗也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将自己变成当地人，站在当地人的角度去体验、去思考、去感受。”
我想：在学习英语时，是否也可以套用他所说的方法呢：不要将英语译成中文来理解，而是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母语就是英语的幼儿来学习。
特纳说：“这本著作所要产生的效果，就是让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去体验书中所描述的内容。”
我想：凡尔纳正是如此吧。他的《地底旅行》虽然已经是许多年前看过的著作，但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现在却依然
存在，闭上眼睛，似乎就又能回到那个奇妙的地底世界。特纳所要达到的目标，不正是如此么？这让我不禁感叹：一本成功的人类学著作，首先要是一本文学名著，那么一位成功的人类学家，又要用多少时间与精力来积淀他的文化底蕴呢？
有人说：“特纳的著作的阅读群体广泛，远远超过人类学家这一范畴。”
我想：“一个真正的人类学家，所能阐述的思想及精神，不单单是表现在某一特定区域或某一类群体上，而是更要抓住整个人类的心。”
有人说：“他给人带来的震撼是在讨论会过程中所经历的时刻，而不是成果。”
我想：“真正伟大的事情，是在参与过程中所感受到的那一刹那心灵的感悟，而不是要如何去套用一种理论来解释某些过程。”
07年10月27日 周六麦当劳
特纳说：“当我们把这些头脑相对
简单的民族所持守的观念翻译成我们的语言的时候，往往会把我们自己的思想移植到他们的思想中去。”
我想：明白这句话太过容易，但我们却很难不这么做。举个例子：当你的母亲觉得天冷了要穿厚衣服时，她自己穿了，也会强迫你去穿，无论你的年纪多大，不是出于对你身体状况的了解，只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冷了，你也自然就冷了。
当然我并不赞同的一点就是：“头脑相对简单”是指哪方面的简单呢？对科技知识的掌握？我们的头脑的确比他们复杂。但若是对于一些最基本的事情、行为来说，他们的头脑比我们复杂的多。正如在人生中我们所认为的“理所应当”；如母爱，于他们来说思考的更多、更复杂、更深刻。我们这种“理所应当”的头脑是否存在某种方式上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作为“人”在“人性”上的低级呢？
特纳说：“在这些思想家之中，大
多数都采取了模棱两可得神学态度来解释，宗教现象是几种最为纷繁复杂甚至彼此矛盾的心理或社会因素的产物，从而否认宗教有超乎人类之外的起源。”
我想：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死亡”是个永恒的话题。人类对一切未知事物的恐惧来源于对死亡的恐惧，而正是由于对死亡的恐惧，才会去寻找或创造出一种事物例如“宗教”来
平复心中的恐惧。
特纳说：“我十分敬重摩尔根在我们这一学科中的伟大贡献和地位，但却不能苟同他在无意之间对其后辈的挑战，并试图证明，当代的人类学家由于已经拥有了优秀的概念工具，从而完全能够把‘无文字社会’中带有神秘色彩的宗教现象清楚地揭示出来。”
我想：人类是种傲慢的动物，伟大的学者更不例外。他们中的一些人写著作否定前人完全是为了可以创造一种独特的视角去树立自己的权威，而一些继续深入肯定前人的观点更是为了维护这
种权威，并创造这样一种权威——“没人比我更拥护他”。他们似乎无辜，却刻意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一个社会里，“权威”无疑是对进步的桎梏，对文明的亵渎。我们依然愚昧，却总是试图让别人去揭穿这层愚昧，不断解释着我们愚昧的原因，却永远不会去打破它。这也是对文化研究的可怕之处。
特纳提出“仪式的象征意义”。
我的理解：对这一概念，我认为它太过复杂又太过简单，“简单”是指：我认为它指的是人某一瞬间的一个想法，并付诸于实践，正如我突然想到我用一中指弹着面前的杯子是在许愿一样。只不过我没有原始部落中一些权威人的权力，否则这也许就会成为一种现实，成为一种祈祷的仪式。“复杂”是指：对一种仪式的设置也许只是权威者心中一瞬间的思考，想法，即使被记录下来作为一种正规而普遍的仪式流程，也许当事人就会很快遗忘当时的想法、导致一种曲解或新解释。连本人都忘了的事情，我们还按照这样一种常规的理想化情况去调查研究，得到的结论是否也只是我们想当然的呢？
07年10月28日 火车上 清晨
特纳说：“对部落仪式的研究自然就是按一个宗旨：对在英属殖民地上如何与土著人建立持久关系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他认为，“在普遍的社会科学范畴内，人们已经开始广泛认识到，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并不是对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关系得奇异怪诞的反映，而是远远超乎其上。”
我想：作者似乎是在用一种委婉的方式来表达、解释这种“超乎其上”。也可以理解为这样一种思想：不管就这一时期来说还是从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上来讲，西方社会价值观中对“原始部落”这种地区文化调查研究的迫切需求与日益关注根源于殖民的野心，称霸的思想，他们试图去深入了解那些他们所认为的未开化的群体以便更好地宣扬自己的思想，在观念上控制他们，进而在现实中
奴役他们。
特纳说：“如果陌生人能够怀着尊敬的心态看待他们的信仰，恩丹布人会毫不反感的展现自己的宗教行为”。
我想：这正好验证了这样一句话——即使你自己没有信仰，也要毫无偏见地去尊重任何人的信仰与行为。这不是一种公正的研究心态，更是一种为人的美德。此外，还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无论人类不同群体间的差异多大，性情如何，对善恶的感觉都是相通的，真实的善意总是能够相互传递，被人理解的。
特纳说：“一些调查者由于自身带着理论这个障碍布，总是对恩丹布的各种文化视而不见。”
我想：打个比方，会弹电子琴的人，和不会弹电子琴的人一起学钢琴，后者会更快更容易一些。也就是说，当我们进行对未知事物的探索时，更应该将自己“清零”，客观的去看待一切。
特纳说：“正如其他母系社会一样，尽管社会位置是通过母系一方所决定，但权力还是掌握在男人的手里。”
我想：虽然恩丹布部落是母系氏族社会，但依就存在这样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这也可以证明这样一件事情：不管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女性被摆在什么样的地位，掌握着权力的永远都是男性。因此也让我一直存在的疑惑爆发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现
象？是生理原因，亦或是长久以来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普遍思想？那这种思想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07年11月14日下午 雨
特纳说：“有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倾向：要么把社会规范之外的事物视为应当关注的对象，以维护最大范围内的已知群体的利益，要么就把这个异于常态的事物加以毁灭。”
我想：一种未知事物的诞生或是出现是人类联合起来的最佳时机，他们或是将它作为神，或是鬼，总会走向一个极端。对未知事物的恐惧是人类的共性，当一个自己不了解的事物诞生时，即使
没有降生在自己家中，也会本能地去思考它的出现是否会对自己产生威胁，这种本能而且共有的畏惧心理就会让这些人自然地联合在一起。而这一未知事物的好坏固然有其本身特性的原因，也决不可忽视偶然事件的作用，即：如果这一事件发生时周围频繁有对他们来说是好事的情况发生，那么这一事物就为神，若恰好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就自然成为众矢之的的鬼了。
07年11月15日周四 上午
作者简言之：“东方是吉利的方向，是赐人予生命的方向。”
我想：我们可不可以说，无论一个民族、部落、或是社会群体，他们生活的环境如何，文明程度如何，宗教信仰如何，他们对某些自然现象具有共同的反映，这是否可以称为人类的先天本性。又或者是，对某些给人们身体上带来舒适的感觉的事物，使人们构造相似的人类产生自然的共鸣。
这也许可以解释东方的含义，但是
西方呢？也许可以理解为与生相对的则为死吧。但这种相反，对应的观点是否也是人的本性呢？产生这种相反的思维模式的共性，原因又何在呢？
07年11月26日周一 下午 晴
特纳说：“在恩丹布人对二重组合的概念的认知上，并不是指两个相似的事物，而是两个对立的事物。这样的两个事物之间所形成的，是紧张状态下的统一体。这两种紧张状态是由两种无法革除的力量或现实所构成的，这两种力量或现实相对立，而且无法和解，如果这些彼此关联，不能压制的力量同属于一个人类个体或群体，那么它们也能够构成强有力的统一体。”这种情况与马克思辩证统一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对立的一方性质发生转化，变成另一方时，矛盾的双方还会产生其它对立情况，而恩丹布人的生态环境是持续稳定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在同一矛盾中并存，并且在对立的情况下为统一体提供框架和成分。这两方并不彼此摧毁，而是在某
种程度上彼此摧化。
我想：在这一问题上，我个人觉得作者的认识有些问题。马克思的矛盾统一观点完全适用于这一社会现象，也可以说恩丹布部落中的这一矛盾统一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理论在现实中的体现。作者认为，恩丹布人的稳定环境在发生相互转化催化，并不被此催毁，但我认为，在文中表述出的例如对从夫居的理解，本身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使一种母性为尊的思想在一方面丧失。这也自然可以理解为矛盾的一方转化为另一方。而新的矛盾，在此二者的内部也必然会产生，例如多胞胎等等。
07年11月27日 周二 晚上 图书馆
特纳说：“阈限有这样一种暗示：即如果没有身处低位的人，就不可能有身处高位的人，而身处高位的人必须要体验一下身处低位的滋味。”
我想：第一句话，是一种很朴素的阶级观，但第二句话存在着另一方面的
启示——真正优秀的管理者必须能够亲身感受一下员工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才能更好的管理。
07年12月5日 周三 下午
作者说：“只要在一个社会层面上可以达到完全的平等，那么这种平等就会导致另一个社会层面上完全的不平等。”
我想：确实如此，虽然我不相信在一个社会层面上可以达到完全的平等，但如果即使做到了一大半，另一种不平等也会明显的显露出来。举个例子，相同职位的男女职员在工资上达到了平等，但发展机会也会不等，男女性在社会中有平等的权利找工作，退休的年龄却不平等。也就是说，只要有一种不平等的根本性因素存在，不论法律如何健全，思想如何进步，它都永远可以以一种方式存在。
当我将书合上的一霎那，有一种如释重负却又像身体里的某个部分被掏空的感觉。此时的我，回想不出书中的任
何内容，也根本没能弄清作者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但当我看着厚厚的笔记时，心一下子充得满满的：那一日日的阅读、一点点的记述，伴随着书翻过的厚度，慢慢堆积，似乎有作者伴我一起走过。那一刻，我释然了：也许是因为我的文化素养还不够，也许是因为我读得还不够认真，使我根本无法理清作者在书中表达的人类学观点。但此刻的我，却依然还能感受到在每次阅读它的某一瞬间给我带来的冲击与震撼，使我认真地去思考了一些曾经从未想过的问题：关于人生、关于社会，等等。
也许我真的不是个合格的人类学工兵，但我相信它所带给我的这渐渐累积的人生体悟，会成为我堆砌人生之墙过程中最坚固的泥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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