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人类学与文化咨询：中外学者高级对话

第一篇：工商人类学与文化咨询：中外学者高级对话

文化咨询与工商人类学论坛

2012年5月21日，由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市重点学科人类学学科建设团队、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联合主办的“文化咨询与工商人类学论坛”，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四位来自美国、法国的著名工商人类学家就工商人类学的主要议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汕头大学、云南财经大学的八位学者分组对主讲人的学术议题进行了评议。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首都高校的部分研究生到会聆听了专家学者的学术报告。

工商人类学是近年来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新兴发展起来的一门交叉边缘学科，其发展态势良好，收到学术界和工商界的共同关注。工商人类学的实质内涵就是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发现、研究、并解决工商世界存在的现实问题，其应用性非常明显。来自美国佛达罕姆大学（FordhamUniversity）商学院的教授提姆斯·德·瓦尔马拉菲特（Timothy de Waal Malefyt）博士揭示了人类学与市场营销之间日益增进的合作关系。美国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r Rochester）人类学学系教授玛丽安·麦克卡布（Maryann McCabe）博士探讨了维他命实践与健康和身体的意识观念问题。法国著名的人类学教授道明尼克·迪斯杰克斯（Dominique Desjeux）博士通过介绍其长达10多年关于家乐福连锁店的民族志研究，展示了人类学方法在消费行为研究中的实际作用。来自美国的工商人类学家葩翠夏·桑德兰德（Patricia Sunderland）博士介绍了新媒体在消费者研究中的功能与作用，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

北京大学著名人类学教授王铭铭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方文博士，首都师范大学罗劲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潘蛟教授、和施琳教授，云南财经大学人类学学教授陈刚博士和汕头大学教授田广博士，分别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学术报告进行了评议。他们在高度赞扬专家学者们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的同时，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对有关工商人类学的几个主题进行了分析和质疑。北大教授方文博士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对工商人类学强调为企业管理层服务，以引导消费者购买行为的研究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在过度市场化的社会条件下，学者们应该更理性地思考和研究非市场化的问题。汕头大学田广博士认为，我们在批评和反思泛市场化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市场的正常运行机制，以便我们能够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做出贡献。

在短短的一天的学术讨论中，中外专家学者们富有哲思的对话，涉及工商人类学以及人类学本身发展的诸多问题，使参加对话研讨的青年学者和学生们受到很大的影响和启发。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博士在分析评论各位专家学术报告的基础上，就工商人类学的相关方面，特别是 方法论方面，提出了几个问题希望与会学者继续共同探讨。北京大学王铭铭博士最后对整场论坛进行了精彩的总结，他从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层次上，对工商人类学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释，使得这次中外学者高层对话的余味无穷。

第二篇：在首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中青年学者高级研修班上的致辞

在首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 中青年学者高级研修班上的致辞

郑隆贵 2011年11月8日

尊敬的周明甫会长、黄忠彩秘书长，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

大家上午好！

今天，国内外人类学民族学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位于世界水电之都—宜昌市的三峡大学，举办首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中青年学者高级研修班，我谨代表湖北省民宗委向本届研修班的开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出席本届研修班并长期关心、支持我省民族事业发展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诚挚欢迎和衷心感谢！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之北，总面积1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6000多万，区位优势独特，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文化璀璨，省会城市—武汉堪称中国第二段智力密集区。我省现有少数民族成份53个，少数民族总人口283万，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近5％；民族自治地方有1个自治州（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个自治县（长阳、五峰两个土家族自治县），自治地方区域面积约3万余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1／6；全省另有12个民族乡，22个民族村；

我省是全国8个既有自治州又有自治县的省份之一。近几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族事业发展的重要文件，为我省民族事业发展奠定了见识基础，并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为此国务院在恩施土家族苗自治州召开了全国现场会。特别是去年12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并出台的《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意见》，确定了我省到2020年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目标任务及政策措施，体现了含金量高、含情量，为我省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正直当前全国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关键时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在这里举办首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中青年学者高级研修班，对于促进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和国际交流，增进人们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理解、认知和团结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将以此次研修班的召开为契机，学习研究本次研修班的成功，不断推动我省人类学民族学机构建设、经费投入和研究工作。借此机会，诚挚邀请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在参加研修班之余到我省各地参观考察、检查指导！

最后，预祝首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中青年学者高级研修班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领导、专家学者事业和顺、身心和悦、家庭和美！祝民族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

谢谢大家!

第三篇：文化人类学读书报告《菊与刀》

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评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需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而对日本，美国并不了解，因此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菊与刀》一书便是作者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委托进行研究的的研究成果报告。本文是笔者在文化人类学老师的推荐下阅读该书后写下的一些感想。文中对该书剖析和评论的重点主要是作者本尼迪克特在书中使用到的、对笔者影响颇深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关键词：《菊与刀》文化人类学

①在本学期的“文化人类学”课程中，笔者有幸聆听了教授这门课程的骆老师关于《菊与刀》这本书的介绍。在介绍中，笔者不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作者本尼迪克特本人从未到达日本，无法进行人类学中最为看重的“实地考察”，为何能够如此准确得得出其研究结论并且该结论如此贴合实际？带着这个疑问，笔者阅读了这本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及几部相关著作，并将心得体会记录下来，因而有了本篇读书报告。

（一）纵向研究方法与横向研究方法

在无法亲自到当地考察的情况下，作者把战时被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才写成本书。因此笔者认为，该书中最主要的两个研究方法是纵向研究法与横向研究法。所谓纵向研究，即通过日本民族在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一些民族性格加以研究，进而推导出当时日本民族的大众心理；而横向研究，则是通过对日本人的民族习惯和西方及东方其它国家的民族习惯加以比较，从而得出日本人性格上的特殊之处，进而推导出日本的民族性格。

纵向比较方法主要运用在该书第三章中，该章从日本幕府时代形成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出发，参考了当时日本家庭之中仍盛行森严的“家长制”以及战俘中几乎所有人都对天皇有着近乎狂热的崇拜，最终得出了“日本民族制度化”的结论。这个结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在日本，天皇是日本精神上的最高统治者，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同时，日本的等级制度虽已不再严格盛行，但几乎所有国民都承认天皇的统治权——这种统治权并不是行政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因此，本尼迪克特认为，只要天皇签署投降合约，① 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出版；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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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即使日本抵抗最为激烈的太平洋战场，也会乖乖放下武器，接受成为敌人俘虏这一待遇。当时，大多数学者对其结论表示嗤之以鼻，因为日本军队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大约为1：120，并且当时日本军队面对先进的美国武器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惧怕，在“精神必定战胜物质”的口号下，日本军队战斗意志之顽强令美国深感震撼。在此情况下，作者的观点很难得到大多数人的承认。但最终结果正如大家所知道的：1945年8月15号，日本裕仁天皇宣读同意接受波茨坦公约的无条件投降诏书，命令各战区的日本军人放弃抵抗，向盟国军队投降并于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正式举行投降仪式。天皇命令下达之后，几乎所有日本军队都放弃抵抗，甚至对投降抵触情绪最大的日本“关东军”也向其战区的苏联及中国表示投降。更令人诧异的是，当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对战后日本本土实行占领的美国官员踏上日本本土后，非但没有遭到任何形式的抵抗，反而受到日本上下的热情欢迎。不得不说，本尼迪克特十分具有远见，但更为重要的是其得出这个结论的研究方法十分正确。因此，在文化人类学研究当中，研究者应清晰的把握该民族的历史，找出该民族历史中存在并在现实生活中仍具有外在或内在征兆的文化加以研究，力求找到该民族隐藏在历史之中的文化特性以完成对该民族的认识。这种方法也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历史的一个重要作用——通过历史，认知当代，正如美国学者科林伍德说的：“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①

横向比较方法在该书中则运用十分广泛，书中第四、第五、第六、第八章均有用到此方法。作者本人对这种方法十分推崇，在其另一部著作曾提到“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②，因此必须通过比较，找到一个民族独有的文化特征，才能将该民族从世界众多民族中区别开来。因此在《菊与刀》中，作者将日本的政治、法律、文化等各方面分别同西方及东方其他国家作比较，得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结论。政治上，作者将日本政府机构和西欧国家比较，得出了在日本“人民的舆论”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决策者永远只能是那些“阁下”们的结论。法律上，作者将日本人对法律的理解与其它民族对照加以研究，得出了一个日本民族独有的法律观：按照日本人的观点，遵守法律就是对他们的最高恩情——“皇恩”——的回报。因此日本民族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对待法律，认为法律都是“对个人事 ①② ［美］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38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45~46页，张燕、傅铿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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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务中的个人自由的干涉”，从而无条件的服从法律，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由这点来看，似乎日本军队在接到天皇的投降命令后，所表现的前后如同判若两人的矛盾举止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了。文化上，作者把日本的人生曲线概括为“浅底U字型曲线”，即幼儿和老年期间具有充分的自由，但青壮年时期则要受到严格的束缚，而美国人的人生曲线则刚好相反，即幼儿老年期间要受到很大的约束，而青壮年时期则有很大自由。作者认为，日本人的人生与美国人相比，无疑是具有很大的优势的：在一个人体力最强、精力最旺盛时，无疑需要背负更大的责任，从而就需要社会、家庭等各个方面的约束。因为他们坚信：约束是最好的精神修炼。总之，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文化有着许多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甚至难以理解的因素，这点与西方十分不同。而笔者认为，如果非要概括，“西方文化的要点是‘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①，而日本，则很难概括出它的文化要点，本尼迪克特的“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厌旧，服从而又不驯”理论仅仅揭示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矛盾性，而这仅仅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特点，而不是“要点”。因此，对日本这个民族，还应当加以更加深入的剖析和研究，尤其是对日本对外扩张首选对象的我国而言，更应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

（二）以绝对公正的态度进行文化人类学研究

对于《菊与刀》这部人类学，笔者认为它绝对不会是作者站在美国人的角度去审视日本而写出的作品。书中虽然较多的将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进行对比，但这只不过是由于美国文化可以较全面的概括西方文化的特点而已。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绝对不能戴上有色眼镜，而应当以绝对公正的态度去进行研究。就作者本尼迪克特而言，她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点并加以行动，对美国当局的许多违反文化人类学的活动，作者都加以否定甚至批判。例如，针对美国当局许多人要对日本进行“完全意义上的占领”——即在战后对日本进行完全管制的情况，作者在第八章对此观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作者写道：有些美国人叫嚷，只有我们推行平等原则，日本人才能获得自尊。他们其实是犯了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错误。诚然，作者受到美国政府的委托，是不应当说出如此攻击当局决策的话来的，但人类学研究就必须有严谨的态度，如果只站在本民族的角度来观察其他民族，是根本不可能得出什么有价值的成果地。因此，在进行有关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时，① 冯友兰：《冯友兰选集》上卷，66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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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既不能抱有民族自尊主义，认为出本民族文化之外，其余民族文化都没有可取之处。也不能带有文化歧视观点，即用自己的眼光来看的，凡是“落后”的文化都没有可取之处。教授笔者“文化人类学”这门课程的骆老师经常给学生强调的一句话就是：不要用“先进”和“落后”两个词去形容文化，文化并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这种绝对公正的态度，是值得每一个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学者和每一个学习文化人类学的学生都应当怀有的。

（三）多推一的表达方法

在对其它文化进行研究时，常常有需要表达的内容，用本民族的词汇很难准确、完整地概括出来，甚至本民族中根本就没有与之相关的词汇。学者心中了然却表达不出来，确实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就使用了一个简单而有效地方法避免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多推一的表达方法，即使用本民族语言中的多个词汇来表达研究民族的一个词汇。众所周知，日本民族的许多文化观点迥异于西方文化及许多东方文化，因此其语言中的许多用词非常之古怪。例如，在日文中，“报恩”、“报仇”、“以德报怨”以及“以怨报德”都是一个词语，统称为“情义的回报”。再比如，日本民族的军人常在最后关头“向天皇尽忠”而剖腹自杀，这点在西方甚至包括在中中国，都是“自我牺牲”的范畴，但日本人却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他们认为，这么做只是“报答天皇的情义”，这么做并不是高尚的，相反，不这么去做才是不正常的。因此，这个词不应当完全是“自我牺牲”，而是带有“自重”的性质了。

而本尼迪克特在本书中十分注意词汇的表达，在美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在用词上有异议时，常采用多个词汇去解释在日文中只有一个词语甚至只有一个字的词汇。这一点在全书各章中几乎都能找到，这里仅仅举一个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日本人所说的的“恩”，在英文中是包含了很多层面的意思的。包括“obligation”（义务），如父母对子女的“恩”；有“loyalty”（忠诚），如臣民对天皇、下级对上级的“恩”；有“kindness”（关切），如同龄人、同伴之间的“恩”；甚至还有“love”（爱）的意思，如丈夫对妻子的“恩”。对于含义如此复杂的“恩”，作者只用了四个词汇就完美的诠释了它，不得不让人对这位伟大的女人类学家的智慧感到由衷赞叹。

多推一的表达方法绝对应当成为文化人类学家最常用的表达方法之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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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可以使人类学家不必使用很长的篇幅去描写研究对象的一个词汇，从而使文章显得更加简洁。同时，也可以省去读者苦思许久却难以理解之苦，以增加他们的阅读兴趣。因此，这种表达方法应当值得推广到各个领域的写作之中去。

《菊与刀》一书中涉及到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笔者对此书把握尚浅，因此无法一一列出并加以评价，就是本篇读书报告谈到的对上述几种研究方法的解析也有很多谬误之处，还请老师雅正。

参考书目：

[1]《日本文化史》，叶渭渠著。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文化人类学》，[美]艾伦·比尔斯著，骆继光等译。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3]《日欧比较文化》，[葡]路易斯·弗洛伊斯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西方文化概论》，方汉文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美]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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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文化人类学读书报告《菊与刀》

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评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需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而对日本，美国并不了解，因此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菊与刀》一书便是作者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委托进行研究的的研究成果报告。本文是笔者在文化人类学老师的推荐下阅读该书后写下的一些感想。文中对该书剖析和评论的重点主要是作者本尼迪克特在书中使用到的、对笔者影响颇深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关键词：《菊与刀》文化人类学

①

在本学期的“文化人类学”课程中，笔者有幸聆听了教授这门课程的骆老师关于《菊与刀》这本书的介绍。在介绍中，笔者不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作者本尼迪克特本人从未到达日本，无法进行人类学中最为看重的“实地考察”，为何能够如此准确得得出其研究结论并且该结论如此贴合实际？带着这个疑问，笔者阅读了这本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及几部相关著作，并将心得体会记录下来，因而有了本篇读书报告。

（一）纵向研究方法与横向研究方法

在无法亲自到当地考察的情况下，作者把战时被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才写成本书。因此笔者认为，该书中最主要的两个研究方法是纵向研究法与横向研究法。所谓纵向研究，即通过日本民族在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一些民族性格加以研究，进而推导出当时日本民族的大众心理；而横向研究，则是通过对日本人的民族习惯和西方及东方其它国家的民族习惯加以比较，从而得出日本人性格上的特殊之处，进而推导出日本的民族性格。

纵向比较方法主要运用在该书第三章中，该章从日本幕府时代形成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出发，参考了当时日本家庭之中仍盛行森严的“家长制”以及战俘中几乎所有人都对天皇有着近乎狂热的崇拜，最终得出了“日本民族制度化”的结论。这个结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在日本，天皇是日本精神上的最高统治者，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同时，日本的等级制度虽已不再严格盛行，但几乎所有国民都承认天皇的统治权——这种统治权并不是行政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因此，本尼迪克特认为，只要天皇签署投降合约，① 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出版；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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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日本抵抗最为激烈的太平洋战场，也会乖乖放下武器，接受成为敌人俘虏这一待遇。当时，大多数学者对其结论表示嗤之以鼻，因为日本军队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大约为1：120，并且当时日本军队面对先进的美国武器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惧怕，在“精神必定战胜物质”的口号下，日本军队战斗意志之顽强令美国深感震撼。在此情况下，作者的观点很难得到大多数人的承认。但最终结果正如大家所知道的：1945年8月15号，日本裕仁天皇宣读同意接受波茨坦公约的无条件投降诏书，命令各战区的日本军人放弃抵抗，向盟国军队投降并于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正式举行投降仪式。天皇命令下达之后，几乎所有日本军队都放弃抵抗，甚至对投降抵触情绪最大的日本“关东军”也向其战区的苏联及中国表示投降。更令人诧异的是，当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对战后日本本土实行占领的美国官员踏上日本本土后，非但没有遭到任何形式的抵抗，反而受到日本上下的热情欢迎。不得不说，本尼迪克特十分具有远见，但更为重要的是其得出这个结论的研究方法十分正确。因此，在文化人类学研究当中，研究者应清晰的把握该民族的历史，找出该民族历史中存在并在现实生活中仍具有外在或内在征兆的文化加以研究，力求找到该民族隐藏在历史之中的文化特性以完成对该民族的认识。这种方法也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历史的一个重要作用——通过历史，认知当代，正如美国学者科林伍德说的：“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①

横向比较方法在该书中则运用十分广泛，书中第四、第五、第六、第八章均有用到此方法。作者本人对这种方法十分推崇，在其另一部著作曾提到“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②，因此必须通过比较，找到一个民族独有的文化特征，才能将该民族从世界众多民族中区别开来。因此在《菊与刀》中，作者将日本的政治、法律、文化等各方面分别同西方及东方其他国家作比较，得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结论。政治上，作者将日本政府机构和西欧国家比较，得出了在日本“人民的舆论”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决策者永远只能是那些“阁下”们的结论。法律上，作者将日本人对法律的理解与其它民族对照加以研究，得出了一个日本民族独有的法律观：按照日本人的观点，遵守法律就是对他们的最高恩情——“皇恩”——的回报。因此日本民族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对待法律，认为法律都是“对个人事①

② ［美］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38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45~46页，张燕、傅铿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务中的个人自由的干涉”，从而无条件的服从法律，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由这点来看，似乎日本军队在接到天皇的投降命令后，所表现的前后如同判若两人的矛盾举止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了。文化上，作者把日本的人生曲线概括为“浅底U字型曲线”，即幼儿和老年期间具有充分的自由，但青壮年时期则要受到严格的束缚，而美国人的人生曲线则刚好相反，即幼儿老年期间要受到很大的约束，而青壮年时期则有很大自由。作者认为，日本人的人生与美国人相比，无疑是具有很大的优势的：在一个人体力最强、精力最旺盛时，无疑需要背负更大的责任，从而就需要社会、家庭等各个方面的约束。因为他们坚信：约束是最好的精神修炼。总之，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文化有着许多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甚至难以理解的因素，这点与西方十分不同。而笔者认为，如果非要概括，“西方文化的要点是‘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①，而日本，则很难概括出它的文化要点，本尼迪克特的“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厌旧，服从而又不驯”理论仅仅揭示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矛盾性，而这仅仅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特点，而不是“要点”。因此，对日本这个民族，还应当加以更加深入的剖析和研究，尤其是对日本对外扩张首选对象的我国而言，更应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

（二）以绝对公正的态度进行文化人类学研究

对于《菊与刀》这部人类学，笔者认为它绝对不会是作者站在美国人的角度去审视日本而写出的作品。书中虽然较多的将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进行对比，但这只不过是由于美国文化可以较全面的概括西方文化的特点而已。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绝对不能戴上有色眼镜，而应当以绝对公正的态度去进行研究。就作者本尼迪克特而言，她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点并加以行动，对美国当局的许多违反文化人类学的活动，作者都加以否定甚至批判。例如，针对美国当局许多人要对日本进行“完全意义上的占领”——即在战后对日本进行完全管制的情况，作者在第八章对此观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作者写道：有些美国人叫嚷，只有我们推行平等原则，日本人才能获得自尊。他们其实是犯了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错误。诚然，作者受到美国政府的委托，是不应当说出如此攻击当局决策的话来的，但人类学研究就必须有严谨的态度，如果只站在本民族的角度来观察其他民族，是根本不可能得出什么有价值的成果地。因此，在进行有关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时，① 冯友兰：《冯友兰选集》上卷，66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

2既不能抱有民族自尊主义，认为出本民族文化之外，其余民族文化都没有可取之处。也不能带有文化歧视观点，即用自己的眼光来看的，凡是“落后”的文化都没有可取之处。教授笔者“文化人类学”这门课程的骆老师经常给学生强调的一句话就是：不要用“先进”和“落后”两个词去形容文化，文化并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这种绝对公正的态度，是值得每一个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学者和每一个学习文化人类学的学生都应当怀有的。

（三）多推一的表达方法

在对其它文化进行研究时，常常有需要表达的内容，用本民族的词汇很难准确、完整地概括出来，甚至本民族中根本就没有与之相关的词汇。学者心中了然却表达不出来，确实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就使用了一个简单而有效地方法避免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多推一的表达方法，即使用本民族语言中的多个词汇来表达研究民族的一个词汇。众所周知，日本民族的许多文化观点迥异于西方文化及许多东方文化，因此其语言中的许多用词非常之古怪。例如，在日文中，“报恩”、“报仇”、“以德报怨”以及“以怨报德”都是一个词语，统称为“情义的回报”。再比如，日本民族的军人常在最后关头“向天皇尽忠”而剖腹自杀，这点在西方甚至包括在中中国，都是“自我牺牲”的范畴，但日本人却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他们认为，这么做只是“报答天皇的情义”，这么做并不是高尚的，相反，不这么去做才是不正常的。因此，这个词不应当完全是“自我牺牲”，而是带有“自重”的性质了。

而本尼迪克特在本书中十分注意词汇的表达，在美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在用词上有异议时，常采用多个词汇去解释在日文中只有一个词语甚至只有一个字的词汇。这一点在全书各章中几乎都能找到，这里仅仅举一个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日本人所说的的“恩”，在英文中是包含了很多层面的意思的。包括“obligation”（义务），如父母对子女的“恩”；有“loyalty”（忠诚），如臣民对天皇、下级对上级的“恩”；有“kindness”（关切），如同龄人、同伴之间的“恩”；甚至还有“love”（爱）的意思，如丈夫对妻子的“恩”。对于含义如此复杂的“恩”，作者只用了四个词汇就完美的诠释了它，不得不让人对这位伟大的女人类学家的智慧感到由衷赞叹。

多推一的表达方法绝对应当成为文化人类学家最常用的表达方法之一。它

可以使人类学家不必使用很长的篇幅去描写研究对象的一个词汇，从而使文章显得更加简洁。同时，也可以省去读者苦思许久却难以理解之苦，以增加他们的阅读兴趣。因此，这种表达方法应当值得推广到各个领域的写作之中去。

《菊与刀》一书中涉及到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笔者对此书把握尚浅，因此无法一一列出并加以评价，就是本篇读书报告谈到的对上述几种研究方法的解析也有很多谬误之处，还请老师雅正。

参考书目：

[1]《日本文化史》，叶渭渠著。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文化人类学》，[美]艾伦·比尔斯著，骆继光等译。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

[3]《日欧比较文化》，[葡]路易斯·弗洛伊斯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西方文化概论》，方汉文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美]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第五篇：旅游与中外文化 论文

吉林财经大学

（旅游与中外文化）结业论文

羌族婚嫁习俗

姓名： 班级： 学院： 学号：

吉林财经大学

羌族婚嫁习俗

一、解放前羌族婚礼的形式及其特征

解放前，岷江上游地区的羌族盛行指腹婚、娃娃亲、买卖亲、调换亲等，讲究门当户对，有“穷找穷嫁，富找富配”的说法。男女一旦订亲就要刻意回避，少见面。还存在“兄死弟娶寡嫂，弟丧兄纳弟妇”的现象，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规矩。《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这对于人口、财产的外流起到了很好的限制、补救作用，笔者的祖辈中还发生过哥哥离家出走，一去不归，弟弟娶嫂子为妻的事，可见羌族这一习俗的古老和延续性。茂县盛行女大于男的婚姻，有民谣曰：“六月麦子正扬花，丈夫还是奶娃娃，哪天等得丈夫大，落了叶子谢了花。”汶川县有谣曰：“十八姐儿九岁郎，夜夜脱衣抱上床，说是郎来年岁小，说是儿来不喊娘，等到郎大姐已老，花也谢来叶也黄。”这是对这种不公正婚姻的有力批判。羌族人婚后一般不许弃婚（离婚），若家庭不和或妻子没有生育，男方可另娶，但女方则不行，一旦男方出走，女方只有等男方在外面和别人成亲后才能考虑再嫁，而且只能嫁给伯伯或小叔子为妻。寡妇再婚较普遍，不受限制，父母不得干涉，也不能歧视。有谣曰：“头嫁由爹妈，三嫁由自身”。羌汉通婚年代久远，以汉族入赘为多，赘婿随妻姓，死后须经族人同意方可入祖坟，流传有“招女婿上门，好比买骡子”的说法。茂县还有抢婚的习俗，《旧唐书》所谓“贫家窃女而去”说的就是这种婚俗。若男方向女方求亲不成，则邀好友数人，乘女方外出时将其抢回，强行成婚，一旦女方同意即到男家，五天后由男方父母背上礼物去女方家求情，再补办婚礼。若女方不允，成婚后可偷跑回家，抢婚也有抢闺女的，但以抢寡妇为多。长期以来，羌族处在中华主流文化的边缘，在中原文化与吐蕃文化的夹缝里生存，一直处在两大势力冲突的最前沿，饱受战争之苦，但客观上也促成了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其中羌族与汉族的关系最为密切，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主动归附中央王朝的事件。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解放前羌族的婚姻主要表现出以下四个特征： 1.父母包办，儿女无权反对，结婚前男女青年未曾谋面的不在少数。2.有早养儿女早享福的习俗，出现了女大男小，力求早婚的现象。3.婚姻形式多样，有指腹婚、娃娃亲、买卖亲、亲上亲等。4.抢亲奇俗。以上四个方面中，前三种带有明显的汉文化痕迹。受儒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教育影响，产生了父母包办婚姻的现象，受“繁衍后代是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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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不加干涉，一旦男女青年相好后，就请家长拜托“红爷”出面作形式上的说合，但古老的仪式还是要照样举行的，因此，古老的婚俗还是较为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一）、说亲（开口酒）

当子女成人时，家长就开始为他们物色对象了，也有男女自由恋爱后告诉父母的。若是某男方看上某女方时，男方父母就找时机通过闲聊从侧面向女方试探有无结亲之意，若女方没有表示异议就有结亲的可能，男方就请“红爷”带上酒、挂面等作为“手情”去女方说亲，若女方没有退回礼物就表示有商量的余地。

（二）、“吃小酒”，定婚

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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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矩她制定，后人不敢有增减。一代一代传下来，羌人古规须遵守„„”。女方答词：“贵客辛苦到我家，迎亲之日上门来。开天辟地到如今，男女婚配木姐定„„此次婚事按古规，女家东西很齐备。主家接待如不周，敬请贵客多原谅。”答谢完毕后，女方家人用规模最大的宴席宴请众人。称之为“正席”。当天晚上，新娘要邀集

全寨的姑娘们到家里来“花夜”。

（五）、举办男女“花夜”

羌族结婚，“花夜”最为隆重，一般在娶嫁的前一天晚上举行，就是为新人开个娱乐晚会，男方办的叫“男花夜”，女方办的叫“女花夜”，男的庆祝娶妻，女的欢送出嫁。“女花夜”时，新娘堂屋里灯火通明，中间摆着2张并拢的八仙桌，周围摆设条凳，桌上放有咂酒和12盘“干盘子”，即花生、核桃、红枣、柿子、苹果、桔子、糖果等，饱含圆满、吉祥、喜庆之气。另外还有一些菜肴，十分丰盛。晚上七、八点钟，花夜开始，新娘要坐上席，姐妹们依次入席，男方接亲的人也在座，新娘入席时要哭，倾诉父母养育之恩，姐妹们开始唱歌，主要有以下3种：

1、“花儿纳吉”，如：今晚姐妹坐得全（哟，花儿纳吉），齐家一首唱起来（哟，吉吉儿来），唱歌不要银钱买（哟，花儿纳吉），只要心中有肚才（哟，吉吉儿来）。

2、“盘歌”，如：女方伴娘问：这首盘歌你来解（哟，花儿纳吉），什么弯弯（儿吉来，哟唉）天边转（哟，吉吉儿来）？接亲姑娘答：这首盘歌我来解（哟，花儿纳吉），月亮弯弯（儿吉来，哟唉）天边转（哟，吉吉儿来）„„。

3、“格妹哟呀”，如：女方伴娘问：（格妹哟呀）新人包的呀什么帕呀（格妹哟呀）？

接亲姑娘答：（格妹哟呀）新人包的呀钢青帕呀（格妹哟呀）。问：（格妹哟呀）

新人穿的呀什么衣呀（格妹哟呀）？答：（格妹哟呀）新人穿的是葱白衫呀（格妹哟呀）„„。接亲的人也要演唱“花儿纳吉”助兴，一直要唱到午夜待凑热闹的人逐渐散去后，花夜才告终。男方也办花夜，内容与新娘相似，所不同的是新郎要由母舅来升冠，挂红。

4、冠是形似清朝官帽的红穗圆形双层帽，上面插一对红色喜牌。舅舅给新郎升冠，赋予新郎以新的社会角色，预示他已步入了成年人的行列，就要成家立业、另立门户了。接着给新郎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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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在闺房里哭，母亲、姑嫂也陪着哭，男方接亲队里的女人劝其停止哭泣，一对父母双全的姑娘扶新娘到神龛前，边哭边拜祖先、父母、长辈、哥嫂，拜毕转向大门，这时年老的妇女就反复叮咛新娘：“千万不要回头看，规规矩矩走出去”。同时，释比高举一个插有白色小旗的馍站在门边，新娘从馍下走出门，伴娘代替新娘的父母唱哭嫁歌。迎亲和送亲的队伍快到男家时，早有新郎的姑婆、姑母、姨婆、姨娘在大门外等候，她们一手执香，一手端酒，给送亲的人敬酒，紧接着释比做法事，口云：“天地开张，新人到此，大吉大昌„„”，“东方一朵青云起，南方一朵紫云开，两朵腾云接成彩，新人下轿迎进来”。新郎在楼上或大门里用生米打新娘，新娘由两名姑娘扶着踩烂一个倒扣在门槛上的碗后进门，以示退煞。一对新人在男方神龛前一拜祖宗创业恩，二拜父母养育恩，三拜夫妻偕百老，四拜子孙个个强。再拜来客，帮众，最后夫妻对拜，新郎揭去新娘的红盖头，双双进入洞房。接着开始宴请宾客，依次请送亲的女方近亲、男方母舅、家门长辈、远客、邻居、新郎家中近亲，一轮一轮往下吃。饭毕跳“莎朗”，唱“赞新郎新娘歌”如：“我家妹子十八岁，她本天仙女下凡。人品好来又能干，内外料理都周全。头发乌黑巧梳妆，穿戴样样好上好。银牌耳环已备足，圈子簪子也齐全。”赞美新人，然后新人跪下，撩起围腰，众人撒米、麦、青稞、花生、红枣，祝福新人。笔者认为，男女双方的“赞美歌”中蕴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充分显示了羌族的自尊心、自信心，他们向往真、善、美，期盼每个家庭美满幸福，同时也是对本民族青年男女的关心、爱护、颂扬，体现了羌族人民的谦虚、坦诚的民族性格。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羌族婚礼的程序十分复杂，婚礼的过程很长，往往要持续半年到几年不等，男女双方家族为了达到婚姻关系的认同感，展开了漫长繁琐的渲染和接触过程。从女方父母的认可，到女方亲族的赞同，可见这种婚姻宣传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在双方亲家的交往中逐步做到的相互了解并建立了一定感情，这对于子女婚姻的成熟、婚后和睦打下了基础。充分显示出羌族对血缘传承的重视。另外，在整个订婚过程中，男方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要多次到女方家送礼，显示了女方家族的身价和在婚姻关系中的社会地位。“女花夜”是女方家族主持的最隆重的一次盛会，是给新嫁娘挣面子的最好机会。表现了羌族生活中十分重视母亲家族的血缘和素质。这一方面说明羌族对婚礼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羌族对人生礼仪的投入之大和受民族宗教的影响之深。通过婚礼仪式，使羌族的传统文化得到提炼、升华、发展，从而传承下来。

三、羌族婚俗中表现出的民族文化

（一）、羌族原始宗教的体现

羌族信仰多神，其宗教还处于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阶段。在羌族的婚礼中，这种信仰得到突出表现。羌族重今生，不重来世，只管过好这一辈子，对于死后的事情则考虑不多。所以他们对于儿女的人生大事——婚礼自然看的格外重，倾尽全力要办好儿女的婚事，这不仅是面子问题，更是自己对家族宗教义务的反映，难怪有的父母从一结婚起就开始为未来的孩子攒成亲的钱。羌族婚礼中有大量的歌舞，一方面是欢乐感情的抒发，另一方面也是宗教礼仪的表现。如：男方“接亲词”和女方答词，表现出对羌族祖先的崇拜之情。释比作法时的赞语也体现出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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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对后代的关爱。新娘走出娘家家门时老年妇女的叮咛也是具有宗教原因的。相传羌族女始祖木姐珠出嫁那天，天爷木比塔赐给她大量动物作嫁妆，跟在她身后的动物比前面的动物多，她没有听父母的话，忍不住朝后看了一眼，使她身后的动物失去了控制，跑进了深山，以致于现在野生动物多于家畜，为了避免类似现象再次发生，就有了新娘出娘家时不能回头看的习俗。新娘首次进男方家门时的踩碗仪式更饱含宗教意味。踩碗是为了解除秽气，为了防止新娘把娘家里不干净的东西和路上遇到的恶魔带进家里，男方提前请释比做“下坛经”，通过释比的做法和新娘的踩碗达到祛邪迎祥的目的。而新郎新娘撩起围腰，承接众人撒来的花生、红枣、米、麦、青稞，意为受福的象征，有“撩众人之福以自喜”的意思。从婚礼中还能看出羌族的祭祖心理。羌族敬祖，认为祖先是有大功劳的，他死后还会保佑自己的子孙不受恶鬼的侵犯。而且他也是有喜怒哀乐的，在后代举行婚礼的时候他会很高兴。所以一定要向他禀告喜讯，请他享用新人献上的咂酒，保佑自己的子孙平安、幸福。

（二）、羌族社会意义的反映

“婚姻是个人得到配偶，获得一种新的社会身份的宣言，只有到成家立业时，个人才在真正意义上成为社会的成员。从婚礼一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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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身心造成巨大伤害。

（四）、羌族婚俗中的礼仪和礼物

1、“挂红”习俗。

在羌族婚礼中要给新郎“挂红“，这是羌族的重要礼仪，主要对远方来的客人、本民族的英雄、受人尊敬的老人、遇到喜事的新人等举行，以示尊敬和爱戴。相比之下，给新郎挂的红是最多的，由于给新郎挂红的人很多，往往一场婚礼下来，新郎就会被红布红绸裹的全身红色，尽显喜庆之气。

2、“尚双”习俗。

羌族崇尚双数，认为”双则和，和则满“。这在羌族婚礼中礼物的挑选、礼物数目的计划、“红爷”的邀请、送亲迎亲人员的挑选等方面都考虑到了。送礼送双份有祝福美满、团圆、吉利之意。红爷要占-两双-即儿女双全、夫妻健康。这与羌族朴素的二元分立宗教观有重要关系。羌族把世界分为阴阳两极，天为阳、地为阴，男为阳、女为阴，南为阳、北为阴，生前为阳、死后为阴„„。新人结婚是人生大事，一定要占全阴阳两极，才能遇事呈祥。参加婚礼的人就纷纷以”送双“的形式来把最美好的祝福献给新人。

羌族生活比较贫困，特别是居住在山区的人们由于交通不便，生活资料不足，受教育程度较低，大大限制了羌族的发展。这从羌族婚礼中所送的礼物和酒席的构成就可以看出来，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羌族男方给女方送的礼物为猪肉、挂面、咂酒、点心、饼子、布匹等，这都是生活中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而川区羌族婚礼的礼钱最多不过6千元，山区则仅仅6百元。酒席还以传统的“九大碗”为主，没有太大变化。“干盘子”仍以本地的土特产为主，没有引进外地的果品。笔者在这里并不是贬低本民族传统的生活习惯，只是以此为例说明羌族的生活现状，引起人们的关注。

综上所述，羌族婚俗在从古到今的传承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并没有触及其根基。羌族婚俗中包含的原始宗教意识、民族精神、人文观念、道德观念等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大都保留了下来。笔者认为，羌族的这些文化内涵将随着羌族婚俗的延续而不断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