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治”到“治理”（范文）

第一篇：从“统治”到“治理”（范文）

从“统治”到“治理” 陶涛

一、“统治”与“治理”的异同

冷战后联合国有关机构文件中频频使用“治理”一词。1989年世界银行在描述当时非洲形势时，就有了“治理危机”的提法，1992年世行年年度报告则以“治理与发展”为题。1996年联合国开发署发表了题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管理的发展和治理的分工”的年度报告，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名为“治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联合国有关机构还成立了一个“全球治理委员会”，并出版名为《全球治理》的杂志。

值得注意的是，曾风行西方的“第三条道路”也极为推崇“治理”一词。1999年11月美欧中左政党领导人佛罗伦萨峰会的议题就是“第三条道路：21世纪的进步治理”，今年6月中左政府首脑柏林峰会议题是“21世纪现代国家治理”。“第三条道路”的基本主张是实现政府统治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建立合作包容的新型社会关系和新型政治中心，同时在国际层面上实行“全球治理”。

西方国家不仅广泛使用“治理”一词，而且还赋予其不同于“统治”的其他涵义：

（一）“治理”是在一定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是指各种机构管理公共事务，主要作用是调和各类矛盾、协调各方利益，达到社会正常和有序运转的目的。治理是在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发挥民间组织的主动性，使它们承担更多的职能，参与政府的有关决策。同时，政府向更加透明、法治、高效、务实的方向转变，成为公民可信赖的公共机构。

（二）“治理”与“统治”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治理需要的权威并非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一定是政府。统治的机构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其权力来自政府授权，而治理的机构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治理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

（三）“治理”与“统治”在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方向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向管理。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权力流向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治理意味着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调整，中央向地方放权，使之承担更多的地区性职能，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四）“治理”范围比“统治”更加广泛。治理是一个比统治更宽泛的概念，适用于国际、国家、社区的不同领域的管理。从现代的公司到大学以及基层的社区，如果要高效而有序地运行，可以没有政府的统治，但却不能没有公共机构的治理。而且国际社会不可能实行某一国家或集团的统治，只能实行全球治理。总之，冷战后西方国家广泛使用“治理”一词，不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且扩大到社会经济领域；不仅在英语世界、而且在欧洲各主要语言中流行。“治理”一词涵盖范围超出传统意义，具有不同于“统治”的新涵义。

二、“治理”理论兴起的几点原因

冷战后国际形势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迫使西方国家在新形势下进行治道变革，寻求更加有效的管理方式。

（一）“治理”理论的兴起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失灵和国家失效的结果。市场和国家都不足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市场在限制垄断、提供公共品、约束个人的极端自私行为、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准确统计成本等方面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而仅仅依靠国家的计划和命令等手段，也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最终不能促进和保障公民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因此，治理成为弥补市场失灵和国家失效的手段之一。

（二）公民社会的日益强大是“治理”理论兴起的基础。冷战后民主化潮流发展的结果是政治权力日益从国家政府返还给公民社会，后者在国际和国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政府权力受到限制和国家职能缩小，需要公民社会通过治理来填补管理空间，国家把原先独自承担的部分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发展是治理理论兴起的现实基础，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及实践的发展得益于公民社会的日益强大。

（三）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促使“治理”理论勃兴。全球化迅猛发展的结果是超国家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影响日益增强，民族国家的主权及其政府的权力手段削弱和制约，这为治理提供了广阔空间。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在全球化时代同样需要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但它不可能由传统的国家政府来完成，只能通过建立全球治理体制、调动公民社会的积极性、协调不同利益需求、推动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来实现。

（四）信息技术革命为更加广泛的治理提供了有效手段。冷战后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管理方式，提高了人们的管理效率，它为公民社会广泛参与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国家垄断政治资源和管理信息的局面，它也为协调越来越分化的国内阶层和国际范围不同组织参与全球事务管理提供了方便。

三、从“统治”到“治理”说明了什么？

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政府均在探求新的治国方略和管理方式，全球问题的大量涌现也迫使国际社会寻求新的合作途径。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是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将其权力向国际层面和国家所属地区转移。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国际社会关注全球性问题，符合民主化的潮流，具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其他含义。冷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调治理，鼓励公民社会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是其国家社会职能的一种策略调整。不好的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往往把治理好坏作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标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为了提高援助效益，确保受援国偿还贷款，必须以治理好坏作为援助标准。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的“良好的治理”标准是市场经济体制、自由贸易，包括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法律制度、行政效率。这使经济援助带有政治标准，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压力。同时，治理理论还可以成为全球治理的理论根据，强调治理的跨国性和全球性，制约了民族国家决策的权限，其中的利弊得失，值得深入研究。

第二篇：《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读后感.doc

不得不幻灭的梦想：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

在国际事物中，中国似乎经常遭受西方世界的误解。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已经越来越透明。一个华裔美国人研究中国四十余年，为了写自己的著作100多次来华访问，这才是一个学者该有的精神。本文客观公正，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或许真的得从这个角度来了解我们的国家才够透彻。李侃如是美国对话政策制定的主要参与者，通过这些人的研究，外国对中国的研究最深的美国，而每一次的对华政策总是那么的不偏不倚还是有其可靠根据和来源的。

本书第一部分名为“遗产”，追溯君主制和家长制的历史塑造了中国，也长期困扰着中国。主要说明了中国儒家文学对中国后世的治理。等级宗族制度，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儒家的利益文化对于控制人们的言行，以及教化人天生的顺从。文化对一个名族的影响，清晰而透彻的被说明了。

第二部分：作者以大量篇幅剖析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从中可见中国现行体制的渊源： 1949～1966, 中国的缩影似乎是：对毛的个人崇拜，当然这和中国几千年的地址有关及中国的意识形体必然相联系的，习惯上中国民众需要一个万能至高无上拥有绝对权威的君主来统治自己。毛对政治决定的严格执行，被意识形态狂热驱使的顺从的民众，藐视世界其他地方——折射出中华帝国的历史烙印。帝国传统养 育出这样的观念：国家制度建立在意识形态的信念上，在订端要有强势的个人领导，以及全国性的政府官僚机构。政府要为全社会建立道德框架，政府的影响力应当无处不在。

作者认为，中国政体与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庞大的规模、相对先进的国家行政管理官僚机构，和清晰而明确的国家意识形态。” 相对于这么庞大的组织机构而没有相应的监督制度，在毛时代中国甚至没有形成任何适宜的法律。而国家的政策也偏向于在政治斗争中获得胜利的农民。

毛时代政体的错误和毛权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由毛泽东“掌握着确定中国正确的意识形态的选择权。”他发动这些具有破坏性的 可怕的运动，更适合革命时期入党的农民干部的政治能力——他们不习惯官僚程序，更喜欢户外政治。运动手段严重影响了国家政体，集中体现了毛的核心理念：他 可以充分发动群众去实现他为他们设定的几乎一切目标。

毛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毛轻视知识分子（他本身是一个边缘化的知识分 子，一生都在做传统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情），认定其三大原罪：没有深入民间了解真实情况，是一些说“不”的人，高人一等的姿态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他对知识 分子的迫害，使国家发展付出沉重的代价。所有的政府都会在公共政策上出错，但很少有国家遭受像中国这样因迫害知识分子而出现的巨大失误，其经济损失和人类 悲剧难以估量。

作者生动描述了毛时代领袖和体制的矛盾：毛周期性地在与自己的创造物作战，毛很擅长划分阶级和派别，是不同派别和阶级相互斗争，而其一身也乐于这种战术的作战，结果这种混战使他和体制都精疲力竭，却没有产生一个明确的赢家。毛创建了庞大的制度性结构——党政军，来治理中国，但大跃进和文革严重破坏了这些结构的完整性和合法性。毛在中国多年混乱后建立了一个强大合 法的政治体制，又用他生命的最后几十年来毁灭这个体制的效力。在作者看来，毛到了晚年，已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给中国的影响也是悲剧性 的：“1959～1976年，中国政治一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围绕着毛的接班人问题运行。这个体制在毛晚年时的退化抵消了他最初10年取得的某些政治成就。如果他在1956年去世，他将作为一个杰出的领袖被人缅怀。”

重要的是总结教训。作者在书中写道：20世纪的中国历史每10年遭遇后果严重的 政治巨变，折射出中国政治的固有缺陷：

1、中国领导人善于组织复杂的政府官僚机构，却未纳缜密地制定出政治程序与制度，以免权力斗争扰乱整个体制。

2、中 国公众一直没有得到机会，去发展正常的政治参与渠道，政府当局总是动员群众为政府确立的目标去努力，并在其过程

中参加对国家领袖的顶礼膜拜。民众不曾在稳 定和自强的制度基础上进行有意义的、实质性的政治参与。中国的中产阶级深受政府的介入，而不是像在西方，中产阶级是作为国家权力的对立面而成长的。中国公民没有被赋予日复一日的机会，去发展组织自治团体或协会的技能。

第三部分：邓的改革时代

在这里必须说明邓的威望来至于何处，1920去法国等留学归来，参加长征，1940年到新中国成立期间担任了一个领导团的政委，这个团队囊括了，中国建国初期的绝大多数高层领导。其在50、60年代的威望仅仅次于第一领导人刘少7，在文革期间夫妻，父子之间都相互揭发、和迫害，而邓没有检举和揭发任何一位战友，这对其以后付出铺平了道路。毛时代留下的满目疮痍正好适于邓的改革，意识形体不能控制民众的时候，只有真切的改革才能使民众感受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改变。在改革的初期85年之前，民众确实感觉到自身利益的很大改变，但这之后好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其中最为深刻的讲解是中国高层领导的任命制度，体制内的事情，决定最总成败的也不过是几个人之间的博弈。说多了就是呗和谐的事情了。最过深刻的就是高层想过获得真实信息的可靠途径一直不得畅通的问题，信息时代相信这一问题后世会有所解决。

第四部分：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经济成长与成就，同时指出了中国现金社会的诸多弊端。

对技术的莫视，只注重劳动力的投入来提高生产率。

盲目的引进投资，及其后期的治理问题。

中国的自然资源的浪费，水资源的合格率和耕土面积的流失，这些都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对中国未来发展问题的探讨

看当下中国，在体制上虽有一些进步（比如一年一度的“两会”开得越来越活 跃），但上述这些“在政治制度中高层和底层的缺陷”，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作者因此预见，中国未来的稳定并不乐观。六年过去了，预言应验。如果政体改革 仍然迟缓，这个“不稳定”的预言还将不断应验下去。

第三篇：《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 读书感悟

《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之读书感悟

《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一书是美国学者李侃如博士集30年辛勤研究中国成果的结晶。全书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遗产；第二部分：19149年以来的政治与政策；第三部分：政治体制；第四部分：挑战在前，总计十一个章节。本书从中国古代，跨越中国近代，一直到中国当代，主要述及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改革以来的中国政治问题。虽然规模宏大，跨时悠长，但通过作者精妙地刷选和高度的概括能力，倒也不显得累赘冗余，无的放矢。本书整体上观点客观公正，文字简洁明练，虽然为外国人所著，但由于翻译作者胡国成、赵梅等人深厚的翻译功底和扎实的语言表达能力，仍然具有很高的可读性和可观赏性。本书是“中国不确定论”的代表作，它给中国模式预测了五种可能的未来：成功、精英权力主义的民族主义体制、软弱而腐败的权力主义体制、虚弱的民主体制和持久的根本性不稳定。

读罢此书，虽然我从很早就开始对中国政治耳濡目染，对中国历史耳熟能详，但仍然感觉颇有收获。本书不仅加深了我对中国政治历史的理解，同时也倍使我感慨：一个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的水平，竟然达到如此高的地步，实在让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汗颜。当我们由于饱受闭门造车而导致的生活穷困，迫不及待地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看到的首先是外国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完善的民主政治，发达的经济，较高的人民生活水平，于是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学习外国，如何把人家的化为自己的，却忽略了从中国实际出发，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出发，总结其中有益的，更关注其中的糟粕，发现并改善它，使它成为当代中国成长腾飞的动力。试想，当中国人对自己的认识都不够深刻的时候，又怎么能更好的学习外国了。国家就如一个自然人，只有首先充分认识自己的优势与不足，才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发展自己。本书内容庞大，我主要择取几个片段以表我的想法。

本书令我最为感慨的部分之一就是毛泽东反对知识分子的做法。尽管毛泽东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他却非常轻视甚至于厌恶这样一个身份。在笔者眼中，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至少有三大原罪：他们没有卷起袖子深入民间了解真实情况；他们是一些说“不”的人，对于自己认为只要适当发动群众就能成功的行动，他们不断地指出技术上的限制；他们高人一等的姿态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因而，知识分子在很早就成了批斗大会的主要对象。在群众运动期间，他们被迫从事体力劳动并遭受种种其他的羞辱。他们的思想时常被嗤之以鼻。而“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则把这种羞辱与迫害推向了顶点。许多知识分子的子女眼见其父母遭受暴民威胁，并且毫不夸张地说，还有殴打和吐唾沫。不少子女也被迫加入到这大规模的羞辱浪潮之中。而这让知识分子更加痛苦，一位知识分子在1980年对本书作者说：“我可以原谅共产党人任何其他的事情，但我绝不原谅他们让我的孩子们鄙视知识分子。”很难知道，这种经历给数百万生活受其触痛的的人在心智和理智上留下了什么。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们给政治权威、对国家的义务、社会目标以及个人生活目标造成了大量的剧痛。如今，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这些做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是错误的，而且错的极其离谱。但它为什么能够在当时如此盛行，以致于酿成众多惨剧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全党全社会对毛泽东权威的盲目崇拜和我党由于处于建国初期仍显幼稚，缺乏治国经验以及社会法治观念淡薄，民众普遍愚昧。过去，我们歧视并打压知识分子，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当战后日本、韩国、新加坡正在抓紧进行变革，狠抓经济建设的时候，我们却关起门来搞内耗，最终导致了毛泽东时代，除了精神富有，其他几乎都无的尴尬境地；如今，我们把知识分子从阶级斗争的沉重枷锁中解脱出来，让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为整个国家发展出谋划策，当21世纪的号角终于吹响，新中国的脚步伴随改革开放的浪潮继续向前时，我们国家站在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舞台，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真是国人的骄傲。

另外，本书在述及毛泽东思想的特性时，认为毛泽东的“斗争”观念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本书中写到，毛泽东鄙视儒家思想中以和谐作为绝对社会价值的理念。这种理念认为，如果人人都清楚并接受其与社会地位相称的权利和义务的话，一个尊卑有序的社会就能够保持稳定。而在毛泽东看来，正是这种观念，造成了中国向那些向后看的精英们支配的局面，他们的错误统治使中国无法屹立于20世纪的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他坚信，对于一个在性格和文化上过于消极与逆来顺受的民族，斗争能够赋予它勇气与品格。于是，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制造出使人们参与个人斗争、甚至还要冒生命危险的形势。针对作者的这些分析，我都非常赞同。古代中国就是一个主要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国度，“和为贵”思想不仅是统治者的真实想法，也是普通大众生活的真实写照。纵观中国古近代史，除了元朝是少数几个有过主动对外进攻、侵略扩张的朝代，历朝历代的君主都强调守内安外，也就是对内要实现和平统治，严防叛乱，对外要消极防御，严禁来犯，却不主动进攻。普通大众也是在自己该有的社会圈层中安分守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念深入人心。这就导致中国整体社会缺乏一种与外竞争、同世界共同进步的氛围，于是，当明朝两代在闭关锁国的道路上越走越深、越走越义无反顾时，我们就不觉奇怪了。可以说，这是一种“羊的惰性”，这种惰性就是只要有草，我就不需要为此付出竞争和努力。当“狼来了”的时候，羊也就只能沉默不已，任其宰割。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想，毛泽东深谙它的可怕，于是他希望通过采取斗争手段在赋予人民一种掌权感的同时，使人民动员起来打破社会禁锢，削弱旧的社会关系，产生新的社会认同，以此推动革命变革和经济发展。但是他做的太过了，完全忽视了人民可以接受的程度，也忘了正常的伦理道德所起的社会作用，也不顾社会秩序对社会生产的重要。急切地希望通过一种“斗而破”运动，起到一种“破而立”的效果。结果可想而知，这种斗争的破坏作用是极其可怕的，它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

再者，看罢此书，我再次确定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农民，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从最初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我们知道新中国的主力军一直是中国农民，尽管不容否定其他阶级阶层的重要性，但我们必须承认，战争主力军是中国农民，战争主战场是农村地区，战争主要供给来自于中国农业，于是当战争打起的时候，受损害的主要是农业、农村、农民；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一呼，我们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当全国为重工业的发展而集中力量时，有谁还记得农民为此付出的努力。城市的单位制把大批农民留在了自己的土地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不顾客观规律的鼓吹不仅把农民的剩余产品竞相夺去，也造就了1959-1962年的三年严重困难时期；改革开放的浪潮虽然首先在农村大地试验起来，但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看到新的希望时，城市的改革也已经紧锣密鼓的进行起来，城市产品高昂的价格很快就把农民的剩余榨得所剩无几，也使农民的希望再一次破灭，户籍制度虽然有所松动，但仍然潜移默化地束缚着农民。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在本不应该承受的负担中，依然负担着。

总的来说，本书名为《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试图主要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追溯和社会分析，来给未来的中国选择一条发展道路，却终究也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结论。虽然有某些缺陷，比如在历史事实的描述上有些内容尚觉得商榷，对民国部分的描述也显得力度不足，但相比它的研究贡献，那些小瑕疵都显得不足挂齿。

历史是一部书，要想把它写好，实在不易。作为一个外国人，作者能够对中国的历史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实在值得我们反思，这里我再提一次也不觉没必要。当时光慢慢消逝，也许作者和他所处的时代都已物是人非，但留下来的，也终究是应当留下来的。

第四篇：村庄治理主体从乡镇干部到乡村精英

村庄治理主体从乡镇干部到乡村精英

李万忠

“现在村干部根本不听我们驻村干部的了，你（指乡镇干部）多管一点村里的事，他们（指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就不高兴。”驻村乡镇干部们说。从1980年代到2006年取消农业税前，驻村乡镇干部是村庄治理主体或者至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员，而现在仅仅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取消农业税后，村庄治理主体很快演变成乡村精英。这标志着乡镇的行政权力从村庄治理中大步退出，乡村地方势力的权力日益增大，其代表人物——乡村精英不仅是村庄治理的主体，而且其影响也正在不断延伸到整个乡镇区域内，他们也许将成为未来乡镇区域内的治理主体。

为什么“农业税费时代”村庄治理的主体是乡镇干部？

一是从1983年建立乡镇人民政府到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时期，向农民收粮、收款、计划生育是乡镇政府也是乡镇干部的三大主要任务。这个时期农民不富裕，向农民征收税费是件比较困难的事。这类得罪人的差事，世世代代生活在此的村干部是不愿做的。在此种情况下，村干部甘愿当配角，于是乡镇干部成了治村主体。同时驻村乡镇干部要负责完成收粮、收款的任务，也必须成为治村主体，这样就能够把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集中在自己手中来完成任务。如发放民政救济钱物与收粮、收款结合起来，村民参军、办结婚证、办各种证件都得先过驻村干部这一关。

二是当时村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村委会干部本来应该由村民选举，可那时的选举还不太规范，由谁当村干部主要取决于乡镇党委意图，也就是说其权力实际来源于乡镇党委、政府授权。为了开展工作，乡镇党委非常注重选用能与自己保持一致的村干部。这样的村干部一般会听命于驻村乡镇干部，驻村乡镇干部自然也就成为了治村主体。

为什么后农业税时期乡村精英能够成为治村主体？

取消农业税后，乡镇干部减少了与村民直接打交道的机会。加之当前的村委会选举是一种竞争性选举，选举法规有严格规定，乡镇党委、政府不能操纵，也不好再为自己寻找那种代理人一类的村干部。这为有政治欲望的乡村精英进入村级政治舞台提供了制度性的通道。各种实力人物（包括宗族家族势力、灰色势力、黑恶势力的代表人物）纷纷通过竞争性选举登上村级政治舞台。此外，虽然村党支部书记的任命权还在乡镇党委手中，但也得综合考虑任命有实力的村民党员当村党支部书记，不然，即使有乡镇党委支持，一般村民党员也当不成。因此，现在无论村委会还是村党支部的负责人大都是地方权威人士，这样一来乡村精英就成为了村庄治理主体。

为什么后农业税时期乡村精英非常渴望当村干部，掌控村庄呢？

政治因素：一是取消农业税以后，村干部工作量减少，不像以前那样得罪人了。现在村干部的任务主要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如修路等公共事务，这些工作村民支持，又可以获得好名声。二是现在推行村民自治，乡镇行政权力大幅度退出村庄，村干部对村里的事务有了决定权。部分村干部同时还是乡镇、县、市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有了这层身份，也就能更多地参与当地政治。三是现在农村社会情况复杂，乡镇的各项工作必须得到村干部支持才能正常开展，乡镇领导在很多事情上都会给村干部面子，以换取他们对乡镇工作的支持。现在的村干部备受乡镇党委、政府重视，可以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在乡镇党委书记心目中的地位不低于副乡（镇）长，这样就提高了村干部在村民中的权威。这为乡村精英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经济利益：一是村干部工资待遇大为提高。县里发一份工资，有的村里还会发一份工资，数额的多少根据村集体经济强弱决定。二是有调控村级资源的权力。当上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也就拥有了支配村内资源的权力，从而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此外，不少乡村精英也是经济能人，有自己的经济实体，当上村干部，在与乡镇、县市政府有关部门打交道时更方便，也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

乡村精英治村的利与弊

乡村精英，是指那些有政治头脑、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交际圈广、在村子里有一定势力（也就是有一定数量的铁杆支持者）、热心村里的公共事务、在村庄乃至乡域内有一定威信的人。从正面意义上来讲，如果他们与乡镇党委、政府合作，能帮乡镇政府解决不少棘手的问题；从负面意义上来讲，他们有能量给乡镇政府制造麻烦，把一些简单的事情弄复杂。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幕后大都有他们的影子。

乡村精英治村的好处：

一是改变了农业税时代乡镇党委、政府与村党支部、村委会之间那种“命令——服从”的乡村关系，但没有形成“法治——遵守”的模式，而是形成了符合农村政治经济现状的“协商——合作”的新乡村关系（具体体现在乡镇主要领导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之间的关系）。

乡镇党委、政府面对乡村精英型村干部，以前那种科层制的“命令——服从”已经不灵了。现在村委主任等村委会成员的权力来源于选民的选举而非乡镇党委的授予。村党支部书记虽然还是乡镇党委任命，但必须先在村党支部选举中选上党支部委员才有机会，其权力可以说更多来自农村党员的选举。谁授权，对谁负责这条基本的政治运行规则在这里同样适用。因此，乡村精英在接受乡镇党委、政府安排工作时会更多地考虑村庄与村民的利益，不再像原来农业税时代村干部事事无条件服从乡镇党委、政府的领导。现在乡镇领导的话不再是不可违抗的，摒弃了原来那种唯上是从的弊端。现在村里的钱大多数乡镇无法管到，甚至无法监督。虽然推行村财乡管，但那只是形式而已。因此，现在乡镇党委、政府只有采用政治上关怀、生活上关心、工作上协商的办法，注重听取村干部的意见，以协商的方式让村干部接受乡里布置的工作，才能获得村干部的支持，从而形成“协商——合作”的新乡村关系。

二是乡村精英比乡镇干部有更多的治村资源、更好的群众基础、更熟悉情况。乡镇干部治村主要靠乡镇党委、政府赋予的行政权力，而乡村精英除行政权外，还可以利用村集体经济支配权也就是财权，调控村级资源权，宗族、家族、亲朋好友等熟人社会的种种资源进行治理。一项工作也许乡镇干部要动用行政权力强

制执行才能办成，而乡村精英可能几句话就能搞定。毕竟是熟人社会，抬头不见低头见，村民今后还有用得着乡村精英的地方。乡村精英作为本村人，比乡镇干部在熟悉村情方面有天然的优势。

三是乡村经济精英在发展村级经济方面确实比乡镇干部有利。这是因为经济精英本身经营成功，在村民中有威信，推动经济发展有独到的优势。2008年，笔者所在的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鲁塘镇新屋背村，经济能人夏明益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根据本地优势动员村民养鱼。在发展之初，村民顾虑重重，但通过他本人说服并带头投资，进展得很顺利。

乡村精英治村的弊端：

一是乡村精英治村后乡镇党委、政府在村庄治理中的影响力大为下降，在一些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事件中控制力大为减弱。平常的工作都是通过村干部，乡镇干部与村民之间隔着村干部这一层关系，结果与村民是互不熟悉，使得驻村乡镇干部失去了在村民中的直接影响力。在一些重大事件中难以直接向村民做工作，不得不求助于村干部。村干部因此身价倍增，不少人借此向乡镇主要领导提出种种有理或者无理的要求，以谋取村庄或个人的利益。这一点在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尤为明显。可以说，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幕后都有在任村干部及乡村精英的影子。但是，乡镇干部明知道这种情况，却不得不求助于他们去平息事件，对策划这些事件的乡村精英本人却无可奈何，表面上还得尊重。

二是对乡村精英治村缺乏有效监督。目前很多农村还无法做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的“四个民主”，尤其在村级财务管理、村内资源调控方面，由于乡村精英对利益的追求而难以做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当前的村集体经济是乡镇干部管不到，普通村民管不了。虽然说是集体财产，实际上是几个主要村干部说了算，普通老百姓无权参与，资金使用过程无人监督，集体经济成了村干部经济。

三是乡村精英治村导致一个村庄长期处于一个或者几个家族（宗族）的控制之下，这些家族缺乏优秀人才时，宁愿推出德才都差的人出任村干部，也不愿别的家族的人上任，结果出现“劣绅”治村现象。当然“劣绅”并不是那种一看就

面目可憎的人，他们在乡镇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面前，多数时候表现得很好，非常注意融洽与领导的关系，在村民面前也有其伪善的一面，只有面对重大利益时才会显示出“青面獠牙”的一面。非局中人很难体会到这一点。

怎样应对乡村精英治村？

在乡村精英治村的过程中，乡镇党委、政府应该起到指导、支持和保障作用。一是严把村干部的入口关，保证让合格的乡村精英也就是“良绅”出任村干部。村党支部书记是村庄治理的第一把手，乡镇党委要对村党支部书记人选认真考察，掌握好选举。严格按照有关选举法律法规，规范村委会选举，严把候选人资格审查关，严厉打击贿选等不良行为，阻止乡村灰色、黑恶势力也就是 “劣绅”登上村级政治舞台。

二是驻村乡镇干部要监督乡村精英治村过程，制约乡村精英治村的负面作用。由于普通村民的力量根本无法与乡村精英抗衡，尤其在村级财务上，靠老百姓自己监督村干部比较难，这就需要驻村乡镇干部形成监督团，以保证多数村民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然而这要赋予乡镇干部及监督团相应的权力。

三是政治上领导好、业务上指导好、社会秩序保障好。乡镇党委要通过对村党支部的领导，保证村庄治理在大政方针上与党保持一致，确保党的农村政策在乡村广泛实施。乡镇政府要对农业生产等工作进行指导，开展村干部教育活动，提高村干部的整体素质。同时对乡村黑恶势力、地痞地霸依法进行打击，保障村庄治理的良性发展。

第五篇：《统治》读后感

《统治》第一章 读后感

《卖出去的技术才有价值》

任何一个发明不是你转了多少个弯子，搞了多少标新立异，出了多少自我设想的东西，而是对人类社会和现实生活具有意义，这才是有用的东西。

作为一个企业来讲，生存才是第一要务。如果要生存，我们应该具备一下几点：

1、企业的市场导向

我个人理解，市场导向就好比是我们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对未来的展望。给自己定的一个发展目标，有了这个目标我们就清楚我们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努力的动力。

现在很多企业已经认识到了市场导向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个导向性能给的指导意义并不大。原因在哪里？首先，是我们企业不了解市场的现状和客户的需求；其次，我们没有认真的去规划企业的长远发展；再次，我们的技术能力达不到市场要求；最后，没有合适的合作伙伴。

这种现状容易造成我们企业的定位不准；没有稳定的客户关系；无法集中资源在某一方面，总是在很多方面去求发展，确由于技术限制出现什么都在做，却什么都做不好。

2、企业的科技转化能力

一个企业拥有自己独有的核心技术和科技成果，拥有最顶端的研发团队，拥有最雄厚的资源支持，它就是一个很有发展潜力的公司么？答案是NO。很多人就不明白了，那什么样的企业才是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通过本书的几个实例，其实就很透彻了贝尔实验室和IBM的没落代表着最典型的两个技术性企业的最尖锐的问题。

贝尔实验室代表了技术导向型顶尖研发机构的没落，IBM则代表了技术导向型领袖企业的落寞——他们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依靠技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曾经非常的富有，把技术的重要性摆在市场面前，缺乏把技术市场化的动力和能力。最终不约而同的步入商业经营的黄昏，暮霭沉沉。

其实说穿了，就是企业的研发能力足够，却无法把这种技术转化为产品，无法用自己的技术能力来满足客户的需求和市场的要求。最终只能人丁凋零，步入黄昏。一个合格的企业，它不仅要能有研发的活力和东西，同时必须具备把这种技术转变为一种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企业的产品。就像文章开头说的，一个有用的东西，不是你搞了多少标新立异，做了多少自我设想的东西。而是这个东西是对社会有用的，才能说是有价值的。

3、正确的创新价值取向

一个企业不能老是谈创新。很多人以为只要我企业的产品更新速度快，出的产品多，就可以掌握市场份额，其实这是一种畸形的理解。

一个企业如果决定要创新无异于准备打一场攻坚战。公司做技术创新其存在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创新是环境逼着你不得不作出选择，企业在发展的关键时刻，除了改变原有的做法，别无选择。

要创新，意味着你要在一个新的领域去征服各种问题和困难。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完全了解市场需求，确保开发的产品是有市场需求的产品；并且看准市场时机，在适当的时间推出自己的产品，占据最有利机会；最重要的，要保证自己的产品有市场竞争力。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新产品在不断涌现，我们如何保证自己的东西是能够在洪流中中流砥柱的才是我们企业的发展根基。

4、正确的人员培养方式

谈到这点，其实本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我们公司的观点是保持一致的。我们不能再单纯的讲：实施人员，开发人员，市场人员等等来划分。作为一个企业，应该更多的培养全面型人才。全面型人才并不是说什么都要精通。举个例：比如市场人员，我们不仅要懂得如何推销我们的产品，我们还应该了解自己产品的基础技术层面和功能层面的一些知识。

5、核心的技术

这个就不多说了~·

在商业社会，企业必须牢牢把握客户的需求和市场满足度，在将自身的技术转化为消费者愿意购买的商品的同时要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一心一意的为企业寻求创造价值的路径才能实现我们自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