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

第一篇：论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

论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

王 刚

（上海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是指权威机构不能顺利地获取必要的所属群体民众的忠诚，其评价结论对所属群体民众不再具有约束力，更无法转化为所属群体的实践行为的状态。这一状态的形成，是由于权威机构失去了合法性，丧失了作为社会群体的现实主体的资格；是由于权威评价活动失控，不再具有合理性；是由于权威机构对权威评价的权威性机制缺乏自觉，尤其是对作为权威评价的权威性最为普遍运行机制的赏罚机制运用不当，从而使权威评价的权威性无法通过良性机制发生作用；是由于社会群体不再具有统一的价值观念，因而对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认同发生危机。

关键词：权威；权威评价活动；权威性危机

现代社会，权威评价活动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又是一个权威受到普遍怀疑的时代，批判权威、消解权威、否定权威几乎成了这个时代的时髦话语。然而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是否需要权威、究竟如何对待权威？就本文的论题而言，权威评价活动①的权威性何以成为问题？

一、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及其危机

权威评价活动就是以权威机构为主体的评价活动，其权威性就在于它作出的评价结论代表着群体评价活动的结论，能为社会所承认，并在实际中得到贯彻和执行。权威评价的权威性首先表现在权威机构所属群体民众对权威评价的结论一定程度地认可和服从，尤其表现在权威评价结论由观念形态向实践形态转化，即转化为所属群体的社会实践行为上。能否激发和引导所属群体的实践行为，是权威评价活动是否具有权威性的根本标志。[2]（306-308）②

[1]

权威评价的权威性体现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权威机构作为社会群体的管理机构，合法地掌握和使用公共权力，其合法性和进行评价活动的资格得到了所属群体民众的认可和服从；第二个层面，权威评价活动有效地维护和增进民众的利益，民众对权威机构表现出来的评价能力产生信任感和依赖性，权威机构的评价活动得到了所属群体民众的认可和服从；第三个层面，权威评价活动能够反映其所属群体民众的需要，维护最广大民众的最根本利益，因而其评价结论得到其所属群体民众的认可和服从，并转化为民众的实践活动。作者简介：王刚（1981—），男，甘肃通渭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05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① 权威评价活动可以理解为以权威机构为主体的评价活动，也可以理解为具有权威性的评价活动，本文是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权威评价活动”一词，下同。

② 社会群体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有机部分，即权威机构，它由处于各级职位的“官员”组成；另一部分为无机部分，由以无机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民众”组成。这种规定不仅适用于政治性的社会群体，如国家；也适用于非政治性的社会群体，如某一跨国公司。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是指权威评机构不能顺利地获取所属群体民众的忠诚，其评价结论对所属群体民众不再具有约束力，更无法转化为所属群体的实践行为的状态，它寓含着民众对权威机构、权威评价活动及其结论的信任危机。毫无疑问，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对权威机构及其评价活动是一种危险与威胁，是对权威评价的运行机制、权威机构的决策和选择提出的挑战。

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践问题。权威评价及其结论不具有权威性，成了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就拿法律评价来说，民事法律判决（本质上是一种法律评价结论）的“执行难”成为近年来我国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而民事法律判决“执行难”的本质是法律评价的权威性陷入了危机。因此，重建权威评价的权威性，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的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而这一切，须以分析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的根源为前提。

二、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的根源

概括的讲，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权威机构失去了合法性，丧失了作为社会群体的现实主体的资格，不能顺利地获取必要的所属群体民众的忠诚，权威机构不再作为正义的、充分合理的存在物被其所属群体民众认可

权威机构的合法性与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内在地镶嵌在一起，权威机构的合法性构成了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基础。罗德里克·马丁认为：权威概念的实质性要素是“合法性”，“无论怎样给权威下定义，没有一位作者看不到它以某种方式与合法性联系在一起。据说，权威就在于指望服从和要求服从的权利。”[3]民众对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认可和服从，是建立在民众对权威机构的合法性的认可的基础上的。在社会群体中，民众对权威评价结论的服从是基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服从？权威机构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从而尽量减小权威评价结论在由观念形态向实践形态转变的过程中为获取服从而付出的代价，从而加强其体系内部的秩序与稳定。而当权威机构的合法性出现危机的时候，其权威评价的权威性也必然出现危机，这时权威评价结论在由观念形态向实践形态转变的过程中就会受到来自民众的巨大阻力。应当指出，尽管权威机构的合法性构成了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基础，但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又巩固着权威机构的合法性，因此阿尔蒙德指出：“统治的合法性是一个复杂的混合物，是由统治者制订的政策的内容实质和实施程序所决定的。”

2、权威评价活动失控，不再具有合理性，权威评价活动已经不能反映其所属群体整体需要和利益，因而其评价结论无法获得民众的认可，更无法转化为民众的实践行为

在一个社会群体中，权威机构拥有优势的公共资源，在与社会群体的整体利益的一致的前提下，组成 ①①

②[4] 西方政治学上的合法性原则或合法化原则的意义与我们平常所讲的合乎法律的意义完全不同。“合法性”一词的英文是legitimacy，德文是Legitimation，法文是klegitime，有正当性、证明合法、得到认证等意思，在中文词汇中目前尚难找出一个legitimacy的对应词，故而有人又译作“正当性”等，这里的合法性或合法化与法律上的合法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参见汪世锦．论权威——兼论权威与权力的关系[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6）：21-28。

② 当我们讨论权威机构的合法性与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关系的时候，这里的权威机构主要指政治权威机构，即政府。权威机构的个体（即官员）具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权威机构本身具有自己特殊需要和利益，因此，在评价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在权威评价活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在权威机构独断的享有评价权的情况下，具有自利性的权威机构有可能将其所拥有的权力转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从而使权威机构不能或不能完全站在所属群体整体需要和利益的立场上，在权威评价活动的第一个环节的决策中，使所选择作为权威机构的评价标准与群体优势需要发生背离或偏离；在权威评价活动第二个环节的决策中，使所作出的价值断定与群体整体需要和利益发生背离或偏离，从而使权威评价活动的权威性陷入危机当中。

3、权威机构对权威评价的权威性机制缺乏自觉，尤其是对作为权威评价的权威性最为普遍运行机制的赏罚机制运用不当，从而使权威评价的权威性无法通过良性机制发生作用

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核心在于权威评价的结论得到民众的服从——不管它是心悦诚服（服从），还是委曲求全（屈从，从而实现由观念形态的转换，即转换为民众的实践活动，为了实现这一转换，权威机构需要采用赏罚机制强化其权威性。

在我国政治思想史上，韩非关于赏罚“二柄”的分析，对于我们分析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如何通过赏罚机制发生作用具有启示意义。韩非从趋利避害这一人的本性出发，分析了“二柄”即“赏罚”与权威性建立的关系，他指出“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矣。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5]

②①韩非同时指出，为了获取民众的忠诚，“人主”对于赏罚二柄不可偏废，否则就要“见劫”、“见弑”。韩非的这一分析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他认为权威评价的权威性须臾离不开赏罚，不能说不深刻，可谓抓住了事物的根本。

对于权威机构来说，自觉地意识到奖赏和惩罚之间的辩证关系，并通过组织或机构实施措施加以运用，就能使权威机构的评价结论得到有效的贯彻和落实，这对于提高其权威性是有重大意义的。因此，赏罚机制是权威机构为了强化其评价及其结论的权威性采用的最为普遍的措施。但是，赏罚机制与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张力，如果赏罚机制运用不当，其赏罚权力的运用“倾向于某种个别的、特定的目标时，就会丧失它的天然的公正性，”不仅不能使权威评价结论转换为民众的实践活动，意即权威评价的权威性无法通过良性的机制发生作用，还可能对权威机构及其评价活动造成震荡性的威胁。①③

[6]

④ 只要我们不是对现实采取漠视的态度，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权威机构具有自己特殊的特殊需要和利益，这一点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分析一下刑法对于单位犯罪的规定，就可以得出上述结论。参见陈新汉．权威评价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60-365。

② 韩非在《韩非子·二柄》中指出：所谓“二柄者，刑、德也。”“杀戮之为刑，庆赏之为德。”通俗的说，“刑”即“刑罚”，罚之极致即为“杀戮”，罚总是指对对象的害；“德”即“庆赏”，赏总是指对对象的利。

③ 韩非将分析的基础建立在人的趋利避害这一基本的人性定位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其分析的重心是为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服务，带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

④

权威机构之所以掌握赏罚大权，在于其处于权威体系的核心，其权力获得在于所属群体的民众的权力让渡，但这种让渡是有条件的和有保留的，民众让渡部分自由,是为了获得更大的保护，如果权威机构任意取舍赏罚标准、滥赏滥罚，赏罚显失公平，从而严重的侵害了民众的利益，则会引起民众的不满，严重的还会引起民众的反抗，如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战争、近代史上工人罢工运动。

4、由于缺乏统一的价值观念，社会群体失去了判断权威评价结论的依据，对权威评价的再评价处于一种无序和冲突的状态，无法形成较为一致的结论，因而对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认同发生危机

权威的维持，需要权威系统内的民众接受统一的评价体系，从而对权威产生认同。“当社会价值体系作用于社会民众、并使多数社会民众认同并遵从其规范时，人们的价值观虽然不可能达到绝对完全的一致，但社会价值体系却能够在某些基本的方面统律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这时的社会价值便获得了较高的统一性。”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形成得力于所属民众的价值认同，而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目的，亦即是权威机构的意志为一定的其所属民众所服从，这种服从的根据一如前述，正是价值标准的一致。权威的这种目的要求是和它的功能相一致的，即它一旦形成之后，为使权威本身得以有效实施，必须致力于权威影响力的有效辐射范围内社会民众价值标准的一致性，否则，该权威系统的稳固性就会动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群体失去了判断权威评价结论的依据，对权威机评价的再评价处于一种无序和冲突的状态，无法形成较为一致的结论，从而对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认同发生动摇。

[8][7]

三、由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引发的几点思考

1、权威评价活动的矛盾运动和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

危机是反映辩证矛盾发展的许多因素之一，任何矛盾的发展都在于矛盾的对立面的变化，都在于矛盾的各个对立面在统一的范围内相互关系的变化。危机正是对立面的相互独立性不断增长过程的一个阶段[10]

[9]，这一阶段超过了矛盾每一方面相互独立的限度，因而阻碍了体系的发展。

[11]

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是反映权威评价活动辩证矛盾发展的许多因素之一，它预示作为对立面双方——权威机构和民众——矛盾的解决的开始。权威性评价的权威性危机作为权威评价活动的一种否定趋向，它将导致社会群体不能有效的开展活动，因而这个群体就处于自发的状况，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无机”状态，即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对事关群体的事务“具有它特有的判断、意见和建议，并予以表达”．．

[12]，当这种混乱状态不能得到及时地控制时，有形群体失去了粘合剂，作为对立面双方——权威机构和民众——的关系开始破裂，社会群体濒临解体。

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当权威评价出现权威性危机以后，权威机构如果能在思想上形成紧迫的危机意识，能在行动上进行调整与创新，那么危机的挑战就能变成一种反向动力，社会群体就可以开创新的局面，社会就会在更高层次上取得进步。

[13]

2、民众评价与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危机

权威评价活动和民众评价活动是社会评价活动的两种现实形式。

[2]（p91）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对于相同的评价客体，权威机构以“有机”的形式对其展开评价，而民众评价以“无机”的形式对其展开评价，从而构成对同一社会事件的权威评价和民众评价。当然，针对同一社会事件，权威评价和民众评价展开的时间、展开的程度和范围不尽相同。

权威评价与民众评价的良性互动，构成了权威评价的权威性的内在运行机制。因为权威评价活动及其结论能否得到民众的服从和认可并转化为民众的实践活动，对于权威评价活动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权威机构掌握着优势的公共资源，其评价活动关乎民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权威评价结论一经作出，就 不可避免地引发民众的评价活动。这种评价常常以民众评价的形式表现出来，本质上属于民众对权威评价活动及其结论的反思，这一反思是对整个权威评价过程及其结论的公平性、合法性，合理性的拷问，因此，“现实的、具体的权威评价活动必须不断地考察和研究社会群体内众多个体的评价评价活动所体现的群众形式，以修正自己的评价结论或者引导众多个体的评价活动，如果权威机构的评价活动与民众之间的评价活动长期背离，以至于不能在社会群体中贯彻下去，必然使权威评价活动及其结论失去权威”，[2]（p90）

①而恰恰在这一背离过程中，民众评价以社会舆论和社会谣言等形式作用于权威评价及其结论，使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受到空前的质疑。而一旦权威机构正视民众评价，实现权威评价与民众评价的良性互动，权威机构的权威性就会重新的树立。

3、权威评价的悖论与权威评价的权威性重建方向

权威机构在现实性上一般以“有机”的形式体现群体主体的意志，是群体主体的现实主体。权威机构通过权威评价活动形成群体的实践理念，并通过领导和管理以及强化权威性的措施，把实践理念贯彻到群体的行为之中，由此就要为由它所发动的群体行为的后果负责，因而成为现实的责任主体权威机构既是群体主体的现实主体，又是群体行为的现实责任主体。

当权威评价的权威性出现危机时，权威机构不能在现实性上体现群体主体的意志时，其评价活动不再具有合理性，不能反映其所属群体民众的需要时，权威机构就丧失了作为群体现实主体的资格，群体的全体民众在现实性上也不应该为它所发动的行为负责。但是权威机构仍能利用其掌握的公共权力把它的实践理念贯彻到群体的行为之中，其作为现实的责任主体所负的责任，在实际上必然要由所属群体主体或所属群体主体的全体民众来承担的。这就是说，不应该承担责任的群体全体民众必须在实际上承担由丧失了群体主体的现实主体资格的权威机构作为现实的责任主体所承担的责任，而丧失了群体主体的现实主体资格的权威机构在实际上仍然具有群体主体的现实主体的资格，这就是权威评价活动的悖论。在理论的研究中，悖论的出现意味着理论问题内部深蕴着的矛盾被尖锐地揭示了出来，从而指出了思维的辩证方向。权威评价活动中的悖论所指出的“思维的辩证方向”指向了不能成为群体主体的现实主体的权威机构。

因此，规制权威机构的评价活动，为其设定前提和划清界限，便成了权威评价的权威重建的必然之路。这条道路的核心在于完善制度，推进权威评价活动的科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另文予以讨论。

①②

[14] 民众的评价活动可以以个体评价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以以群体评价的形式表现出来，后者即民众评价。

这一点在2005年的哈尔滨停水事件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2005年11月下旬因松花江遭受污染而引发的哈尔滨市全②城停水后，哈尔滨市政府首先发布的停水公告称是由于要对全城进行管网改造，因而在这一公告发布后，民众对政府的诚信发生了质疑，网上流传关于停水的原因的说法：饮用水网中被投入了可以导致2亿人死亡的剧毒氰化钾及氰化金钾；水源头被有毒的苯污染。与此同时，地震的谣言也疯狂传开来。“出现市民储藏食物、夜间不敢睡觉、搬家躲避的现象。”可喜的是，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正视了民众评价，10小时后哈尔滨市政府重新发布公告，称停水是由于水源受到污染。正是这一及时修正的权威评价结论，使哈尔滨市人民政府的权威得以重新树立，其评价结论得到了民众的认同和服从，从而政府和民众一道化解了一场公共危机事件。参考文献：

[1]陈新汉．论权威机构评价活动的机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114-118。[2]陈新汉．权威评价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福克斯．工业劳动社会学[M]．纽约：柯利尔—麦克米兰公司．1971．34．

[4]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37． [5]《韩非子·二柄》

[6]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2．

[7]王宏维．社会价值：统摄与驱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

[8]薛广洲．权威特征与功能的哲学论证[J]．浙江大学学报，1998，（3）：23-31． [9]邦达列夫．再论“危机”概念[J]．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2，（12）：55-

56、16．

[10]戈尔良斯基．辩证矛盾及其结构[J]．哲学问题，1965，（10）．转引自[苏]邦达列夫．再论“危机”概念[J]．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2，（12）：55-

56、16．

[11]列文托夫．“危机”范畴的社会哲学内容[J]．哲学科学，1980，（10）．转引自[苏]邦达列夫．再论“危机”概念[J]．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2，（12）：55-

56、16．

[1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31． [13]郝永平．危机价值辩证[J]．天津社会科学，2004，（5）：52-55．

[14]陈新汉．论权威评价活动中的腐败[J]．山东社会科学，2005，（12）：38-

42、93．

On Authoritativeness Crisis of an Authoritative Organ in its Evaluation Activity

WANG Gang（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Abstract: Authoritativeness crisis of an authoritative organ in its evaluation activity means that the authoritative organ cannot be necessarily trusted by the mass and its comments hold no sanction by the subordinated mass.Also it cannot be practiced by the mass.This kind of situation is caused by such factors as: the institute of authoritative evaluation will loose its validity and qualification as realistic body of the public;the institute of authoritative evaluation looses its rationality because its activities are out of control;the authoritativeness of the authoritative evaluation exerts no effect on the mass through well-organized mechanism because the mass do not have a uniform value system.Key words: authority;Authoritativeness crisis of an authoritative organ in its evaluation activity;authoritativeness crisis 联系方式：

电话：***（手机），66130916（H），66134658-19（O）EMAIL：yinongxiaoxia@shu.edu.cn 7

第二篇：论文学的权威性

论文学的权威性

-------------------------编辑整理：www.xiexiebang.comedy）是其中最有影响的，它是这些关于梦想世界的作品中的极致。所有这些例子，尽管形式各异，但是它们所揭示的最基本的思想就是诗歌的权威并不在于诗歌的语言本身，也不在于诗人的创造力量，而在于诗歌用语言准确地再现了一个先验存在的超现实的世界。正是通过诗人的语言，人们才得以走进这一世界。诗人什么都没有“杜撰”，他或她只是做了一个准确的描述。在这里，诗人只相当于一扇透视另外一个未知世界的视窗，如果没有他们，那么这一未知世界就不可能被发现。这个世界可能是虚构的（fictitious）、人为的（factitious），或者魔鬼的创造（你怎么能够确切地知道呢？），这一点揭示了梦的世界为教堂权威所拥有这一深层的困惑。像《旧约》或者《希伯来圣经》这样预言性的、经典性的书籍就是教堂权威的源泉。试图加上一些新东西则是另外一回事，可能为了焚烧的原因吧。

第三篇：论宪法的权威性

论宪法的权威性 作者：龚祥瑞

法不仅仅是“法律制度”，也不仅仅是“依法办事”。就其形式而言，法包括法律、法规、条例、判决等等；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法却高于和先于法律规范，是国家机关制定和执行法律法规所必须遵循的规则。罗马法学家乌尔庇安(Domitus Ulpianus)说：“法是鉴别人类行为之是非的科学。”这样说来，法也就包括法学中那些追求公平正义的法理了，法的本质不外乎是达到正义的一种手段、—种体制、—种秩序。

宪法是“法中之法”，这前一个“法”字，指的是法的第一种意义，即形式意义的法----法律法规判例等等；后—个“法”字，则指的是第二种意义的法，即法的精神实质，也就是国家机关制定和执行法律法规必须遵循的规则，如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法则。

宪法因而是先于和高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所以即使是最高权力机关也必须；遵循，任何法律法规和判例都不能与它相抵触。于此，可得出宪法概念的广义性和宪法权威的最高性的论据。

我们把人类在一切组织关系上都完整结合(于一个领域)的状态叫做“国家”。既为一个国家，便总有一批人管理它的事务，我们把这批人叫做“政府”。政府以国家的名义依照国土上最高的法律管理国内外事务，我们把这种法律叫做“宪法”(the constitution)，把这种政府叫做“立宪政府”(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以色列和伊朗则以祖传的圣书如《圣经》和《可兰经》为其根本法。还有些国家并无根本法与普通法的区别，最高权力机关通过的法律都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也就是一国的根本法，英国和新西兰就是如此。含有上述这几种意义的宪法就是狭义的宪法，我们把它叫做“成文宪法”。

当代宪法学者所称“宪法”的内容并不以此为限。即使严格就载在文件上的条款而言，也不只限于被叫做《宪法》的文件本身，而应包括《宪法》中明文规定“须以法律定之”的“宪法性法律”(the constitutional law)。宪法性法律的效力低于《宪法》又高于其他普通法律，所以通常被称为“基本法律”。然而即使加上宪法性法律，所谓宪法仍然是狭义的宪法。宪法学者所研究的宪法尚有更广的含义，它包括宪法条文的解释、法院(包括宪法法院)的宪法性判例(对美国宪法来说这必不可少)、政治活动中必须遵循的政治道德和传统。

宪法并未明言然而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或原则通常被称为“宪法惯例”(the Conven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或“宪法习惯”(the customs of the constitution)，又叫 “不成文的宪法准则”(the unwrittenmaxims of the constitution)。把成文和不成文的根本法融成一体就是宪法之广义的概念。宪法含有不成文的意义，如在英国、新西兰、以色列这类国家找不到 一部叫做《宪法》的文件，别国成文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 准则在这些国家里或散见于普通法律，或存在于习惯之中。即使在成文宪法的国家里，虽不见之于宪法条文但实际上起着宪法作用的东西也不少。如美国总统必须在宪法惯例或美国国会授予他的权限内活动----这是一切法治国家的根本观念，也是法的 本质使然。所有这些非正式的、不成文的宪法往往比宪法中的明 文规定更能说明一国的实际政体，更能反映法的本质。

宪法的权威性决定于成文宪法背后的隐含因素：宪法所体现的公平正义以及实际存在的力量对比，可以与成文宪法记载得一致，也可以与之相去十万八千里。宪法学者要探讨的正是实际存在的“活的宪法”(The living constitution)，而不仅仅是写在文件上的纸面宪法(the paper constitution)。

关于宪法权威的最高性的最早表述见于178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 法。美国宪法第六条写道：“本宪法和依照宪法制定的联邦法律以及在联邦权力下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均为全国最高法律。”其他 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对此也有明文表述。如加拿大宪法第52条宣称：“本法是加拿大的最高法律，一切法律与本宪法的规定相抵触的，其抵触部分将不发生效力。”意大利宪法第1条规定：“主权属于人民并在本宪法的形式和限度内行使之。”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夕，反对蓄奴制的领袖哈利.西华德（William Heray Sewad）在参议院里宣称：“在我国有一个高于宪法的法。”这句话在当时引起蓄奴制的辩护者和反对者的共鸣。西华德的说法对相对立的两派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即不受宪法规定的束缚，无论是蓄奴制的辩护者还是反对者都否认宪法的最高性而诉诸自认的高于宪法的法----法中之法。西华德提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宪法理论问题：宪法本身有没有最高权威? 宪法可以要求什么样的权威 ? 关于宪法的权威问题，宪法学界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概括起来有三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是宪法在法律上的权威；一种是宪法在道义上的权威；—种是宪法在政治上的权威。而这三种见解又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或彼此孤立。这三种权威就像后浪推前浪—样。—浪高过—浪运动着向前推进的。

一、宪法在法律上的权威

宪法具有最高效力或最高法律效力，这是一个习以为常的论断。那么执政者如何处理违宪或合宪的法律问题呢? 称作宪法的是否可以作为判决的依据呢 ?于是宪法是不是可执行之法，宪法是不是法律这个问题便被提出来了。

如果说法律必须由一个能够立法的机关来制定、批准、公布施行的活，那么在宪法出现之前，哪里有个能够立法的机关呢? 既然能够立法的机关是由宪法规定的，那么制定、批准和公 布宪法的机关是不是一个立法机关呢 ?显然，只有在宪法授权立法之后才能给予宪法以实际的法律效力，那么究竟谁是法的首创者呢? 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回答。

例如，英联邦国家的一些宪法是由英国议会和女王在枢密院制定或颁布的。在这些例子中、宪法的法律效力是由最高权力机关赋予的。英联邦有一条公认的法律规则，就是英国议会至上“权比法大”，法由权而产生，同时又宣称：“法比权大”，即使最高权力机关也必须遵守。这是法学学者的文字游戏，就如“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辩论。

由于英国议会对英联邦大多数国家享有名义上的主权，这些国家宪法的效力是由英国发生的，由英国议会授予的，澳大利亚、新两兰、加拿大等国的宪法就是这样。另一些英联邦成员国，如牙买加，则是英国女王的枢密院为它立法。所以这些国家的宪法是经 英国承认的，其法律效力来自先于宪法而存在的外在的主权。英国 自治领或殖民地的宪法之拥有权威从而产生法律效力，是因为这些 国家的宪法就是英联合王国的法律。

1950年后印度宪法宣称其权威来自人民。“人民”二字最早 出现于宪法中的是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当今大多数国家 都效仿美国的模式，直接宣称其制宪会议以人民的名义取得立宪的 权威。美国最高法院也把人民作为宪法法律效力的来源。

首席法官马歇尔(Chief Justice Mashall)在论及1819年的“麦古卢查诉马里兰”一案时说 道：“政府是来自人民并以人民的名义规定和建立起来的 …… 形式上也好，实质上也好，都来自人民。政府的所有权力都是由人民赋予的，并且是直接地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行使的。这些全体人民的政府，它的所有权力都是由全体人民委任的；它是代表全体人民并为了全体人民而活动而生效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紧接德俄奥匈帝国的战败而通过的新宪法使“人民主权”这个术语在宪法中的使用达到了高潮。每一部宪法无不宣称它的法律效力来自人民。如魏玛宪法、捷克宪法、波兰宪法、爱沙尼亚宪法都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宪法仍然强调宪法的权威来自人民。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宣告“主权在民”，人民主权由宪法建立的机构行使，宪法须“经法国人民批准”。

综观各国的宪法文本，从严格的法律观点出发，宪法之所以拥有法律权威，均出于它是由一个能给予它以法律效力的团体所制定。这个团体或者是外在的立法机关，如联合王国的议会；或者是本国领土上的人民或人民以某种方式选出的制宪会议。宪法不仅享有法律效力，而且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即高于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这是为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答案。第一种是逻辑论证。母亲高于儿子，母法高于子法，宪法不是普通法律，它先于立法机关而存在。即使事实上不是如此，在逻辑上宪法也是先于它所规定的立法机关的。

宪法的功能就在于规范各政府机关，使各国家机关的活动 有章可循，因此不能将它与《文物保护法》这样的普通法律相提 并论。正如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1803年)一案中所说：

“毫无疑问，所有制定成文宪法的人们都想建立一纸至高无上的法律，这样的一个政府理论必将使违宪的法律不发生法律 效力。我们认为，宪法或者是一纸至高无上的法律，非普通立法 所能改变；或者与普通立法处于同样地位，立法机关想改变就改 变，二者必居其—。不是宪法控制着普通立法行为，就是立法机 关可以随意改变它。如果前者是正确的，那么一个违宪的立法便 不是法律。如果后者是正确的话，那么从人民的立场上看，他们 想要限制的权力从本质上仍然是不受限制的。因此宪法必须按照 它的条款规定对它创建的机关(包括立法机关在内)加以限制，否 则又何必制定宪法呢?！”

另一个可以用来解释宪法最高性的理由是：宪法是行使制定最高法律之权的产物。这个有权制定最高法律的机关便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三种：外在的最高立法机关，如英国的议会之对于其自治领及其人民(包括复决和公民投票)。许多国家对此有明文 规定：由公民产生的制宪会议，它高于制定《选举法》的立法机关----其实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法律观。

显然，任何理论总不能只靠逻辑形式主义的推论而使人信服。美国首席法官马歇尔的论据，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有权解释美国宪法的最高法院九名法官的论据。换言之，所谓美国“宪法的最高性”，只不过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最高性，因为美国的真正宪法仍 是由美国最高法院多数派所造之法：他们在各个不同时期对社会 问题作出了前后不一的“活的宪法”。

由于两百多年以来美国所有的最高法院法官都是自由主义法 哲学家，所以1787年制定的自由主义宪法迄今有效，依然可以适用 于以“自由企业”为立国之本的美国。美国如此，其他国家亦复如 此。即使宪法实际上不生效力的国家，也可自称其宪法具有最高法 律效力。所以仅仅由法律领域不能说明宪法权威最高性的问题。我 们不得不进而转移到其他领域。

二、宪法在道义上的权威

对宪法作为法律就有两种对立的道德观：一种视宪法为国家法，而 国家则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组织；另—种认为国家是多数人受握有权 力的少数人统治的状态，如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分、国家与人民 不分的话，那么就没有宪法的地位，剩下来的不过是一纸法律文本 而已。

先说第一种：服从国家或国家法的宪法观。宪法之所以不是普通法律而是根本大法，且不说它的制定机关与程 序特殊，仅从道义上来说，宪法也是法律得以制定和实施的基础，是法律与秩序产生的—个前提。因此宪法从道义上应该是统治着任 何组织和个人的超越一切的最高法律。

这个论断不过是在道德领域里重复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在法律领域里的论据，谓宪法不能与 《野生动物保护法》相提并论，以大慈大悲的人道主义精神予以服 从或拒绝服从。除了无政府主义者(这种人在政治哲学领域是极少 的)，大家一般都公认社会上必须有一个强制权威以规定社会行动 的适当规则。

人类既有善良的—面，也有残酷的—面，如果没有一个最高权威临 之于上，势必不能成立有秩序的生活。有了法律然后有秩序、有安 全，秩序和安全是人类需要可得和平满足的条件。

这种服从国家或国家法的道德观是以—种将理想与现实混为一谈的 观点为基础的。许多哲学家都企盼建立—个理想型的国家，然而这个理想国不过是根据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得出的真善美的概念。他们 把它写进现实的宪法中，就认为理想中至善至美的国家已经实现，人们都应该服从它。

霍布斯的国家论，归根到底是坚持秩序和稳定高于一切，而不问秩 序与稳定的代价如何。黑格尔也说：苟无—位正统的皇帝，则国家 的人格就不健全。按照这种见解，国家也好，宪法也好，都是由它 的本性决定的；如果遭到失败或失误，不可归咎于国家和宪法，国 家和宪法始终是最高的。

如果我们不取这种见解，那么—种宪法观分明是评估现实国家的成 就的—把尺度，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现实的说明。在现实世界中(不是在哲学家的要求中)，秩序有好的秩序，也有坏的秩序。现在 的德国人不见得会像黑格尔那样，认为“个人之最高责任是要做国 家的—分子”，他们想的也许是德国的最后责任是要做欧洲的一分 子。

与以服从国家为宪法在道义上的权威的观点相反，另一种宪法观以 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作为宪法道义权威的基础。美国宪法第5条宣 称它自己是全国最高法律，总统、国会和法院都必须遵守。亚伯拉 罕.林肯在内战爆发前夕向南部诸州讲话时说道：“美国宪法过去 确实就是这样，只有坚持宪法中的牵制和限制等原则，并经常随民意和民情的变化而迅速地变化的大多数，才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名副 其实的全权者。否定它，就必然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或暴政。”

根据林肯的见解，既然只有人民才有权改变宪法，而且人民可以自由地选出他们在国会中和各州政府中的代表，他们就必须服从既定的宪法；如果他们想修改，就应竭尽艰难地按照宪法规定的修宪程序去修改。

这番话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不成问题，但对于固执己见的少数派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既无希望以自己的形式修宪，又无希望阻止他人修宪。当他们竭尽全力去说服大多数人而达不到目的时，他们该怎么办呢? 少数服从多数，然后保持沉默么 ? 按照林肯的回答就是“必须这样”，他们必须接受宪法，他们不能从宪法所建立的联邦中分离出来。

由于林肯的论断是蓄奴制已存道义上无法辩护的时候提出的，因此他顺应了历史潮流，取得了胜利。但如果持不同政见的少数派固执的不是蓄奴制而是民主的人道主义的东西，情况也就不同了。在道义上少数人有权做出不服从的决定，并且顽固地维持这种决定。历史上不乏其例。如阿基诺反对派推翻马科斯政权即为显例。

宪法是法律和秩序的基础，但仅仅法律和秩序是不足为据的。一个好的政府，一个好的秩序才能为人民所服从。如果少数人认为生活在—个糟糕的宪法之下，并月试过别的方法而没有成效，他们就会诉诸高于宪法的法----如自然法。并非宪法当然享有道义上的权威，而是宪法必须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上才能享有权威。主张权威主义的霍布斯说得不错，服从是人类的经常习惯，恐惧是服从国家与法律的动机。但以此来解释全部社会问题显然是太简单了。大多数人之服从法律并非总是出于恐惧，有时是自觉自愿的。例如对《义务教育法》，做父母的服从它恐怕主要不是由于惧怕而被处罚。犯法的人总是极少数，但有些穷凶极恶的刑事犯是毫无恐惧之心的。

宪法拥有权威的关键不在于公民是否服从它，恰恰在于政府自身是否服从它。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时期说过：当整个宪法有被推翻的危险时，除非破坏其中的一部分以保全整体，例如宣布戒严、限制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等宪法基本权利的行使。这种做法比少数不妥 协分子拒绝服从宪法更危险，因为并非所有的宪法条款都是同等价 值的。如果政府是有道义有权威的，它就必须作出恰当的选择：宪 法中的哪些部分需要拯救，哪些部分必须暂时停止实施，哪些部分应该抛弃。

一国宪法之所以具有道义上的权威，在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看来是 因为它把政府的权力建筑在自然法的基础和人权的保障上。美国独立宣言宣称：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障天赋人权。所谓天赋人权，就是说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等权利是人生来所固有的，并非法律的恩赐。

诚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所谓“自然法”，是指客观存在的法则或自然成长的习惯法，它不同于立法或一次制定的国家法。这是罗马法学家对法的理解。自然法思想为我 们服从法做出了合乎道义的解释。说到底，法律应该是以理服人的 东西。我们服从国家立法，原因就在于这些规定在某种意义上乃是 我们应该做的。

西方中世纪将法解释为“上帝的意志”，公元前一世纪时，罗马的 斯多噶学派认为法是理性和人性的表现，带有普遍价值。奴隶制在 罗马的制定法下是合法的，在自然法下则是非法的，因为人是生而 自由、平等的。凡与自然法冲突的法都不是真正的法，因为任何一 个统治者或统治集团可以把是非置之度外而保持其统治的稳定。乌尔庇安就认为，正义并非来自民意而是来自自然、来自人性。这 种观点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风靡一时，它否认法仅仅是以国家主权为后盾的东西，否认权大于法。否认权大于法的理由正如著名 的耶稣会法学家喀德伦所说：“这样一来，人们对于每一条法律无 论它怎样荒谬可笑不合情理，也把它视为真正的„法‟；那么一来，人们将不复有权诉说不公道和不正义了。”根据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的观点，上帝是自然法的制定者，颁布者和审判者。谁不服从自然法，谁就是否定自我、否定人性、否定神，谁就要受到最残酷的惩罚，即内心的谴责，假使他逃脱了 通常所说的惩罚的话。

洛克在他的《政府二论》一书中，以经典的语言为英国1688年反对 詹姆斯暴政的“光荣革命”进行了道义上的辩护：“在人民主体或 任何单个的人被剥夺了他们权利的地方，或生活在一种毫无权利的 权力之下，在地上已无控诉之处，那么也就足以成为向天老爷求救 的原委了。” 他继续写道：“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伴随着信任所授予的一切权力 都受此目的之限制。什么时候该目的显然被忽视了，或与之相背了，信任也就必然被收回，权力也就落到先前给予者的手里，他们也许 会重新将权力置于他们认为最可靠和使他们最安全的地方。” 洛克的这段话告诉人们，法律和国家不能仅仅依靠强制权力使人服从，这是很危险的，也是很不可靠的。法律必须符合某种更为正当 而有效的东西，例如法律的制定、颁布和实施是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如果一个当局没有这样去做，反而营私舞弊，残害百姓、侵害人民 的权利，那么这个自称代表国家或人民的当局就在道义上失去了叫 人服从的理由。当然他可以运用手中的强制权力迫使人民服从，但 是根据自然法的真谛，欲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令人服从的力量不 应该是强制力而应该是说服力。

根据人类的理性来解释自然法，进而解释宪法的权威，体现了—种 宪政主义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宪政批判的阵地，相应地也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政治服从的理论根据。来自自然法的观点并没有否定 法律的效力。相反，它表现出对法律的需要，就像洛克在《政府二论》第57节所指出的那样：“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这 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 就不能有这种自由。”

我们提到了西方几位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卢梭、黑格尔、霍布斯、洛克，以及几位著名的政治家----他们以各不相同以至各自相反的观点，不是为无限制的最高国家权 威辩护，就是为有限的政府权力立言；不是为维持现状(法律与秩 序说教)，就是为制止暴政、保障人权、伸张正义提出各自的道义。

卢梭与洛克是后者，黑格尔与霍布斯是前者，林肯则介于二者之间----为了维护整个宪法的权威，不惜破坏部分宪法的权威。这些资产阶 级革命时代产生的观点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从道义上而不从 形式主义的法律上来提出人类的要求。

三、宪法在政治上的权威

法国大革命的先驱者卢梭认为一切重大的法律“不是刻在大理石或 铜版上，而是铭记在公民们的心中”，民心、民意才是“真正的宪 法”。他说：“当旧的法律腐朽了，渐渐消亡了，新的权力有的把它保留下来，有的则取而代之，驱使人民按其心之所向的方式走去，他们 无情地把靠习惯势力生效的那个权威抛在后面，取而代之。人们讲 的是道德，是习惯，但最主要的是民意，一个尚未被政治思想家所 了解的权力实有待它(指民意)在一切方面取得胜利。” 这无疑是说：宪法到底有多大的权威，并不靠它的自称，习惯势力 也靠不住，终究还是取决于民意。这是对宪法法律权威和道义权威的挑战，它吹响了法国大革命的号角。这印证了恩格斯所说的：“ 革命是最大的权威。”

宪法自称权威是—回事，宪法的实际权威则又是一回事。宪法后面 的实际力量对比和宪法文本所记载的东西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相 差十万八千里。宪法规定与社会实际的政治力量对比一致的，就有 权威；不—致的，就没有权威。把各国宪法拿到这个权威光谱上来检验，不难发现有的宪法是没有 权威的，如曹锟的中国宪法是无耻的拙作，马科斯的菲律宾宪法是 对现实的讽刺；另—些宪法则是完全有权威的，如爱尔兰宪法的记 载就真的变成了现实。大多数宪法在权威程序上介于两者之间，如 英国宪法的“议会主权”现在变成了法律虚构，大选决定政府命运 的宪政主义使英国宪法名实不一，重大问题实际上是经全民表决后 生效的。

纸上的宪法是静止却不变的，但宪法的实施是—个过程，实际生效 的宪法是动态的。发展中国家经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即使在发 达国家，宪法也不是条条名副其实。美国宪法要求政府“随时公市一切收支项目”，实际上国会和白宫都从未向公民公布，最高法院 也宣称该规定不在它的司法管辖范围之内。

同样在60年代通过《民权法案》前—百多年，英国的国会、总统、法院对宪法修正案第14条所谓“平等保护”条款一直视而不见。根 据1981年修改前的《下列颠美洲法》的明文规定，加拿大政府首相 “须向加拿大议会负责，进而向选民负责”，实际上则明确是向英 国女士的代表----总督负责。”意大利宪法明文规走“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而立法却使行政长官在“最高审判委员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将司法独立原则化为乌 有。卢梭说得好，宪法权威只能是政治权威，只能取决于民心的向 背。

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中谈到宪法在政治上的权威。他说：“代议机关的立法如违反委任其行使代议权的根本法，自当 归于无效，这是一条十分明确的原则。因此违宪的立法自然不能使 之生效。如否认此理，则无异于说：代表的地位反高于所代表的主 体，仆人反高于主人，人民的代表反高于被代表者本身。若这样的 话，那么行使授予的权力的人不仅可越出其被授矛的权力，而且可 以违反授权时明确规定禁止的事。”由此他得出结论：“宪法与法律相较，宪法优于法律；人民与其代表相较，则人民的意志优于代表的意志。”宪法的法律权威似乎是形式主义的逻辑游戏；宪法的道义权威则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我们只好接受宪法权威是政治权威 一说。宪法有没有权威，即有没有最高效力，不取决于法律上的文 字游戏，也不取决于各个相同甚至各自对立的道德观念，而是取决 于力量的对比。

政治既可以是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也可以是人性中残忍的—面，或 者是既善良(口头上)又残酷(行动上)的—种活动、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的本性不是尽善尽美的，而是易犯错误的。麦迪逊在《联邦党 人文集》第51篇中道出了一条宪法原理。他说：“政府本身岂不是充分不过地反映了人性的特色么 ?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 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两方 面：首先使政府有能力控制被统治者，其次就要控制政府自身了。控制政府无疑要依靠人民，但经验教导我们：人类必须有其他的防 备方法。” 这里所谓“防备方法”，简言之，就是内有分权制衡机制，外有人 民团体对政府的控制，特别是司法机关对立法、行政机关的行为在 个别案件中进行公正的审查。显然单讲这些技术，未必能使人们相 信不经革命便可以达到公平正义的目标。要知道我们探索的问题，其渊源甚深，不是立宪过程所能揭晓，也不是这些卓著的技术----分权制度、人权宣言、成文宪法所能收效的。

如果每个政府都有腐败的必然趋势，那末我们仍想知道政府所以腐败的原因，政府所以滥用权力的原因。法(包括宪法)能不能防止 或遏制权力的滥用，我们不能不考虑各种在法律条文之上的价值问题。我们所得实在不多，这里存在着许多的空白，实有待进一步去觅取 各种势必出现的普遍的公平状况，而法律尤其是作为它的依据的宪 法之圆满实施，是以取得这些状况为条件的。

第四篇：论危机公关

论危机公关

姓名：刘烽华

学号 5400211206

什么是危机？危机是混乱和解体的一种临时状态，主要指个体无法用常规处理问题的方法处理一个特殊的情况，它是一种情境状态。危机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影子，也是公共关系过程的伴随物。企业在组织经营管理活动中，由于决策失误、产品设计与质量问题、公共关系活动违反法规规定、经营人员的态度与水平问题以及新闻媒介和竞争对手的误导等等一系列原因，总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危机事件，危及企业的组织形象，利益关系甚至生存。任何一家企业或组织机构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环境下都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公共关系危机，处理不当将给企业或组织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然而所谓危机，就是危险与机遇并存。如果危机处理得好，甚至可能会给企业和机构带来意想不到的更大的收获。而要处理好危机，危机公关则必不可少，危机公关是指为避免或者减轻危机所带来的严重损害和威胁，从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学习、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管理措施和应对策略，包括危机的规避、控制、解决以及危机解决后的复兴等不断学习和适应的动态过程。

下面我们看一则企业危机公关的案例——关于丰田召回门事件 案例背景：

不久前,以安全性能著称的全球汽车业老大的丰田汽车公司，却因为安全问题引发了“踏板门”、“脚垫门”、“刹车门”等**，给公司经营和品牌造成重大损失，而事件隐患多年前就已埋下。

2000年，丰田实施“打造21世纪成本竞争力”战略，计划把180个核心零部件的成本削减30％，2005年前节省成本100亿美元。2006年，随着全球范围召回案例猛增，时任丰田公司总裁渡边捷昭为“质量小故障”道歉。

2007年3月，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启动对丰田汽车油门踏板嵌顿问题的调查。同年9月，丰田召回5．5万个脚垫。下半年丰田汽车相关的事故“显著增加”。

2008年，丰田超越通用汽车，成为全球汽车业“老大”。11月26日，丰田在美国召回420万脚垫有问题的汽车。后又召回美国市场8款230万汽车、110万辆脚垫缺陷汽车。1月25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通知丰田，后者有法律义务暂停销售召回车型。第二天，丰田宣布暂停销售8款车型。接着，其启动对CTS所产油门踏板及丰田电子油控系统的调查。调查针对普锐斯刹车问题的100多起投诉2月5日，“雪藏”近两周后，丰田章男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成立质量监理小组。2月9日，丰田宣布召回近万辆普锐斯及雷克萨斯混合动力车。2月10日，丰田开始修补普锐斯的制动系统。在召回门的泥沼里，丰田步履维艰，愈陷愈深。据摩根大通证券公司本月2日公布的估算数据显示，召回事件将给丰田带来3150亿日元的损失。此外诉讼的相关费用预计也将达到1000亿日元左右。

2009年１１月２６日，丰田在美国召回４２０万脚垫有问题的汽车。自此丰田公司拉开喧嚣的“丰田召回门”序幕。丰田公司仅因“踏板门”，就在全球召回850万辆汽车，在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的同时，丰田又陷入了信任危机。丰田在这次浩劫中损失巨大，丰田自2009年以来在全球召回汽车总数已近1000万辆，大大超过2009年丰田698万辆的全球销量，成为汽车工业史上最大规模召回事件之一。据报道，该公司股价一周内累计下跌15%，市值蒸发250亿美元。案例分析： 本次危机公关的优点：

一：作为丰田汽车总裁，丰田章男亲自去道歉，并出现在美国国会举行的两场听证会上。听证会开始后，丰田章男就用英语对丰田车主经历过的所有事故感到深刻的抱歉。”接着，他承诺将努力修好被召回的汽车，严格执行“安全和顾客第一”的产品理念。这表明了事故发生后诚恳态度及对此事件的重视。这符合危机公关的5S原则中的真诚沟通原则（sincerity），公司高层在事发后出面向公众道歉，这显示了丰田公司的诚意，并对事件的相关问题对公众进行解释，并承诺解决。而真诚的态度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赢得丰田北美销售商代表的支持。即使美国国会议员没有完全接受丰田章男的道歉，但丰田北美销售商代表却表示一直会在国会游说希望丰田早日脱困。

二、承担责任，主动召回

丰田在“主动召回”、“指令召回”、“隐匿召回”和“拒不召回”的诸多选项中，果断选择了“主动召回”和“主动申报”，并在美国采取了切切实实的行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美国公众的理解。

三、与政府进行了较好的沟通。与政府间的沟通是危机公关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政府进行良好的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舆论导向，进而间接影响使媒体和公众。丰田章男到美国后，就与美国国会进行接触，争取得到政府的谅解和支持，虽然未完全得到原谅但也有一定的成效。

然而在丰田的危机公关中，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与不足： 一：对危机的处理的不够迅速。危机公关中“速度第一”，大家都知道在一系列事件发起初，丰田公司并未快速作出回应与解释，而丰田章男也是在时间扩大两周后才前往美国道歉。这就违背了“速度第一”原则。

二、对待危机的意识不强，缺乏对危机的预防。早在2004年丰田汽车就出现了质量隐患，但却并没有对其有足够的重视，缺乏对危机的预防。以至于造成全球“召回门”的猛烈爆发，进而达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三、没有主动的去承担责任。在处理对中国的召回案件中，丰田一直出于不情愿与被动的态度，勇于承担责任也是企业对消费者负责的一种企业文化精神。推诿只能导致品牌信誉度的下降等一系列不良后果。丰田公司在发现问题后企图隐瞒事实，态度前倨后恭，顾左右而言他，妄图通过狡辩以推卸责任，其表现出的社会责任感和伦理的缺失严重毒化了危机处理的氛围和环境，使得危机处理过程失控； 小结：

危机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要把所有质疑的声音与责任都承接下来，不能含糊其词，不能态度暧昧，不能速度迟缓，而应拿出最负责任的态度与事实行动迅速对事件做出处理。其实很多危机事件发生后媒体与大众甚至是受害者并不十分关心事件本身，更在意的是责任人的态度。冷漠、傲慢、推委等态度会增加公众的愤怒，把事件本身的严重性放大，甚至转移到这家企业或机构的道德层面。事实总是脆弱的，当危机来袭并且不断深化时，公众对于企业或机构的期望已不仅仅是抹清事实之镜，而希望从更高的价值层面获得企业或机构的反馈。在危机之中，关于事件起因、发展、后果等数据、证据的呈现属于事实之维，而对事件的反思、道歉、沟通、承诺等则属于价值之维。

所以，重大危机爆发之后，如果企业只一味执着自己是对或错、是或不是、有或无这个层面的事实之维，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公众怒气的。心与心的沟通，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真诚承诺与行动，才是化解危机的有效之道。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真诚态度承诺与行动，才是企业化解危机的有效之道。

总之，做好危机公关：速度是关键、诚意是根本、行动是核心。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表达诚意并制定正确的策略最后采取补偿措施及后续公关事宜。做好这些企业方可在危机中不倒甚至有所发展

任何一家企业或组织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下都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危机，危机不可避免，所以对这些危机的处理就相当重要了，非常需要企业组织进行危机公关，危机公关的成败关系着企业或组织的生死存亡。

第五篇：论宪法权威的维护

论宪法权威的维护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就全面推进依法汉国作出决定，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又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中作出的，意义重大而深远。总书记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律基础。宪法在依法治国中处于基础和核心地位，是依法治国的根本前提和基本依据，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障。要实行依法治国，就必须实施宪法，发挥宪法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实现依法治国，就要依宪治国，法治权威能不能树立起来，关键要看宪法有没有权威，必须增强全民的宪法意识，确立和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保障宪法的实施。

一、世界各国宪法的发展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

英美法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宪法史。在封建社会以前的人类政治文明史进程中，民主、人权等只是在统治阶级内部有一定程度的体现，而对于普通劳动人民根本无从谈起，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和发展，民主、人权成为人类社会建设 国家和追求政治文明的目标。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近代宪法的策源地，虽然其至今无一部系统、完整的宪法，但在英国历史上出现很多宪法性法律，从不同方面对国家的基本制度和民众权利进行规定，其宪法被学者誉为近代“宪政之母”，足见其对世界各国宪法的影响之深。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它的制定对加强联邦政府权力，巩固资产阶级统治，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法国是世界上制定宪法较早，颁布成文宪法最多的国家，每一次政治变革的同时，都以宪法改革为中心，以宪法来确定革命或改革的胜利成果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同时还设立宪法委员会，用以审查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其它制度是否合宪，法国宪法的发展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史料，是民主、人权在制宪史的典型史例。

中国宪法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备受西方列强欺凌，许多仁人志士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前赴后继，直到19世纪晚期，才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在于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只有建立先进的政治制度才能保证国家的繁荣富强，由此揭起了中国宪法改革的大旗。从清政府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到1912年辛亥革命期间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再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直至国民政府时期1931 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政局混乱，时势不稳，更迭频繁，加上受悠久的人治文化传统影响，近代中国制宪发展经历了曲折而艰难的发展过程。新中国的建立，中国宪法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1949年《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国家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其它方面的重要国策和总任务等，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了中国人民革命的成果和新中国成立五年来的新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是在特殊时期产生的宪法，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政治历史状况；1982年宪法是1954年以来宪法的继承和发展，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并吸引了国际经验，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82年宪法实施以来，适应时代要求，经过4次修改和完善，以其至上的法制地位和强大的法制力量，有力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纵观中外宪法发展史，宪法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宪法的完善和进步，体现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创新成果。

二、宪法权威的内涵

宪法权威是指宪法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具有最高威望。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它除了规定社会制度及其基本原则外，还规定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确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由于它所规定的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则和制度，宪法就成为立法机关进行日常立法活动的法律基础。宪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是制定其它法律的依据，普通法律的内容都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与宪法内容相抵触的法律无效。因而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权威和最高法律效力。从更深意义来讲，宪法是全体人民的公约，是社会的最高契约。

宪法权威至高无上。宪法作为民主胜利的果实和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国家生活中处于最被尊敬的地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宪法不仅高于普通公民，而且高于国家机关和国家领导人，高于社会组织，因此任何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公民都必须对宪法绝对服从，不得有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现代民主将宪法至上作为其根本属性和核心内容。宪法是否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真假的基本尺度。

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是人民组成政府的法令，是人民的意志自由而庄严的表现。因此，宪法从根本上说是人民的“护身符”，能真实体现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宪法也是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饱含着人民的厚望和寄托。故宪法又被赋予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防范和制 止政府权力非法侵害的艰巨使命，宪法“使人民的美德和主权者的权力有了对付公职人员专横和政府趋向暴政所必须的力量”。以此显示了宪法对人民的生存和幸福的深切关怀，因而，宪法关注民生、贴近民众、保障人权、呵护人民，这既是宪法体现人民意志的表现和要求，也是宪法权威的应有之义。

宪法是国家的全民信约。“信”即信仰、信奉，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宪法权威的实现和维护固然需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但是最根本还在于人民对宪法的信奉和遵守。如果说法律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国的法律制度，法律调整机制的选择，传播着法律文明，那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宣称，人民之所以树立并努力实践对宪法的崇高信仰，无非是宪法是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文明和进步的“金质纽带”。宪法信仰是宪法权威的核心要求和含义，宪法权威的重要表现之一正是人民将宪法的精神和理念视作生活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

三、宪法权威的来源

宪法的权威性来自于一个国家国民的认可和社会的共识。法律所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国家意志就是法律化的统治阶级意志。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宪法作为法律中的法律，正是通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意志表现出来的统 治阶级的意志，是全体人民共同意志的集中体现，不但以国家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而且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极大的权威性。

宪法之所以成为全社会价值共识且具有最高权威，还体现于其性质和产生方式。宪法是以人民的名义制定的，人民意志代表着国家利益，具有最高性和根本性，是“人民主权”即“国家的最高权力由人民所拥有，人民最终享有国家主权”的最高规范表述；宪法是其他法律的立法依据和立法基础，没有宪法依据和宪法授权，则不能制定法律，既使其他法律有宪法上的立法依据，但其内容和精神也不得和宪法的原则和条文相抵触，否则无效或部分无效。同时宪法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宪法的性质决定于宪法的产生必须是广泛、民主的结果，其内容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其制定程序比一般法律的制定程序严格、复杂，修改程序也比一般法律修改程序严格、复杂，这种通过保障民主，保障人权，限制公权力，是宪法具有根本权威的必然逻辑。

宪法是实现国家治理的基础保障和根本。在现代民主国家，依宪治国已成为现代宪政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凡是通过宪法有效治理的国家，一般来说，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是成功的，不以宪法为基础来推动国家治理，也许这个国家在某些领域实现了现代化，但是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也不能成为现代法治的国家，更有可能发生反复和倒退。我国的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权力源于宪法，是通过宪法而获得的，权力行使的正当性、行使的方式都要寻找宪法上的依据；一切公权力行为都要遵循宪法，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要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

宪法的权威地位在我国《宪法》中有明确表述和确认。现行宪法在序言部分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对“国家根本法”的确认是对宪法权威的法律认可和表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宪法之所以成为“根本法”与“最高法”，在于其反映了时代的要求，赋予了时代的特征，确认和维护人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和保障人权。尊重宪法，实施宪法，维护宪法，就是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保障人民的劳动成果和努力实现依法治国的奋斗目标。

四、宪法权威在于实施和维护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法律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法律实施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

党的领导是宪法实施和权威维护的保证。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实施好、维护好宪法的权威，才能最终实现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的权威与宪法的权威并不矛盾，坚持党的领导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一致性，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阶级性、人民性和共产党的性质是一致的。党的领导是方向的领导，是政治保证的领导，依宪治国失去方向，没有政治保证，依法治国则无从谈起。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主要是以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以及立法的领导，而宪法则是党领导立法的主要成果，是党的成熟定型政策的规范化、条文化和法律化，宪法实施和权威的维护中，会遇到种种错综复杂、区域性乃至全局性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宗教、外交等各个领域，这些问题必须依靠党的领导，统筹全局，协调各方，才能解决好，这也是历史经验的证明。同时维护宪法权威，也要协调好党的领导和宪法权威的关系，就是共产党必须率先垂范，在宪法 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是实行法治的决定性因素，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要带头模范地守法，维护宪法权威，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才能形成举国上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局面。

建设法治政府是宪法权威维护的关键环节。“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制宪易，行宪难”,宪法是否具有权威关系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实行宪法制度。一个国家虽然有宪法但可能无宪政，是因为宪法在现实生活中并没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在国民中并不具权威性。政府是执法主体，执法首先是执行宪法，维护宪法的尊严，一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府，必然是一个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政府，与现实相比，我国政府在管理国家事务过程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某些方面管了不该管的越位问题，以及该管没有管的缺位问题，政府间职能划分不合理的错位问题，尤其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权压法、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突出问题，与宪法精神背道而弛，维护宪法权威就要把被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宪法放出来，靠宪法的力量把权力关进宪法这个笼子里，具体就是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科学划分各级政府职责，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最大限度消除和防范权力设租寻租空间，没有宪法法律依据，不得减损公民或组织的合法权益或增加其义 务，强化依法监管，改进执法监管，健全执法保障，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努力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加强宪法监督和程序，是宪法权威维护的必要途径。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程序，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新中国宪法发展是以五四年宪法为基础的，在我国历史上，长期受封建统治，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缺乏法治的传统和习惯，宪法的实施和监督机制不到位，结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国家法制和社会秩序遭受严重破坏。现行宪法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依宪治国取得了巨大成熟，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法治体系，但在宪法监督和程序，远远不能满足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要求，如在违宪监督、宪法解释等方面，都需要尽快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宪法的制定及实施监督机关，要按照其职责划分和权限，建立完善在全国范围内的宪法实施监督机制，这个机制应能使每个公民看得见、行得通，保证宪法在国家的每个地方得到遵守和执行。宪法实施监督就需要违宪审查，违宪制裁是维护宪法权威的一项重要内容，西方国家大多有完善的违宪审查机制，如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我国违宪审查功能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多是依职权“坐审”、“审批”，结果就存在“漏管”和“漏审”现象，如何“主动审”、“重心下沉”、“上下一盘棋”，这是违宪违查的必然要求。每项法律都有其具体实施细则或法律解释，如我国的《刑法》、《刑诉法》、《民法通则》、《民诉法》等都有司法解释，唯独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没有这方面内容，固然有其特殊性，但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启动宪法解释程序，还是迫切需要的。

社会信仰和社会文化，是宪法权威的维护的精神家园。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人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也是法律存在和实施的本源，宪法更是如此。要使每个公民成为宪法权威的忠实维护者，自觉执行者，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出自真诚的信仰。人民的拥护和信仰须以宪法科学合理性为重要标准。宪法的权威首先取决于是否科学合理，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法律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否代表人民利益，反映人民需求，体现人民意志是实现法律科学性和合理重要途径，宪法要恪守以民为本，为民立法，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保证人民对法律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才能真正树立最高的法律权威。精神和文化是支配日常行为的内在力量，要坚持不懈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普法和守法作为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进行，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把法治教育贯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把法治精神、法治思维、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 中，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成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同时，加强社会诚信建设，“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其身正，不令而行”，领导干部带头遵法守法，维护宪法的权威，在工作和生活中坚持依法办事、行事，形成对全社会的重要示范作用。每个公民都要在宪法和法律授权的范围内活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对宪法信仰为基础，支撑社会的诚信，并以社会诚信建设信用记录作为守法诚信的一项重要标准。还要用提高违法成本推动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社会氛围的形成，努力改变“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现象，形成全社会敬畏法律、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形成以树立宪法权威为基础，各项法律为助推的依法治国局面，使中国从法治大国向法治强国迈进。

宪法权威的维护是社会共同价值实现的基础和过程，其实施状况决定了转型时期能否在根本价值层面上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良好发展。只有做好宪法权威的维护，坚持和完善宪法确立的各项制度和体制，才能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得到实现，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