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五篇]

第一篇：谈非法口供排除规则

摘要：随着我国要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提出,使得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和改进再度成为普遍关注的热点。虽然2010年出台的《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已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让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不再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排除规则不尽相同。但当前非法口供排除对获取非法口供所使用的非法手段界定并不明确；非法口供排除程序规定不明确；缺少与非法口供排除相关的配套制度；非法口供排除规定的效力还有争议等难题。所以应该根据我国国情,考虑侦查水平和社会的实际需要,逐步发展和完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在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中进一步排除“毒树之果”获得的口供。

关键词：非法口供 证据规则 获取口供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revision law of criminal procedure in our country, the criminal evidence exclusionary rule has been improved and again beca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on the illegal obtained evidence exclusionary rules” issued in 2010, white has already preliminaried form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kes that the core country of the 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 evidence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weight of evidenc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and does not believe the confession easily, and prohibits to extract confessions”.And it differs from the continental law system, and Anglo-American law system on exclusion rules.But the current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ary rule does not give a certain definition to the mean obtaining illegal evidentiary statement.The principles of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procedure is not clear;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is caking of related system to match with it；The effect of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is still a debatable problem.So it is need of society to gradually develop and perfect the 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 evidence of illegal evidence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 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obtaining confessions from the “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 can’t do exist in 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Keywords: Illegal confession Evidence Rule Acquiring oral con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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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非法口供排除规则

一、关于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域外考察

（一）英美法系国家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

通说认为美国的非法口供证据排除规则发端于1914年的Week V.U.S案，通过该案，美国确立了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但直到1961年该排除规则才在美国全境最终得以确立，确立标志就是Mapp V.Ohio案。[1]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保障公民享有“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1791年联邦宪法的规定，表明国家承担追讯犯罪并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同时还应当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免遭违法侵害的危险，保证公民尤其是被指控人做证明的自愿性。经过多年发展，1966年还确立了“米兰达”规则，所以，美国有关非法口供证据排除的规定是以宪法修正案为依据的，违反第十四修正案、第六修正案、第五修正案和米兰达规则取得的口供证据是应当被排除，且适应的排除规则应当是强制排除。

英国奉行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规则，排除方式是强制排除和自由裁量相结合。关于非任意性自由排除的最早的案件是1775年的The king V, Rndd一案。[２]英国奉行非任意性自白的目的是排除虚假的供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诉讼追诉人的权利越来越多的得到更多的关注，该规则的价值就从发现实体真相转向保障和维护被追诉人的权利。现代英国在实践中运用〈〈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来规定非法口供的排除。

（二）大陆法系国家的非法口供证据排除规则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明确规定了，对被告人使用非法折磨、疲劳战术、妨碍身体、服用药品、拷问、欺诈或催眠方法、威胁、许诺以及使用损害被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的方法所得到的口供，即使被告人同意也不可以采用。因此，通过非法方法获得的口供是绝对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德国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被告人享有沉默权，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并且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还通过判决确定了，警察讯问时违背告知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所作的口供；对未告知被告人享有聘请律师的权利和在讯问前与律师协商的权利所获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３]

日本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排除的依据是宪法、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的判例，而排除的对象只限于取证程序违法的口供。日本宪法，日本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了 “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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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供述”排除，但实践中，最高法院对于在其他非法程序中获得的供述的态度很不明确。如，对在违反沉默权所得的供述，最高法院没有排除；对其他长期逮捕或者监禁后所获得的“不自愿”供述，或者基于允诺和引诱所作出的供述，最高法院的立场也不坚定。

在对待非法口供的排除上，各个国家的基本出发点和理论基础不尽相同，英美法系，以当事人主义为特征，较为注意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推崇程序公正；大陆法系国家多奉行职权主义，追求实体真实是其永恒的目标，但并不愿意牺牲对被追诉人的权益保护以及对取证行为的合法性要求，来实现实体公正，因此，也建立了能够接受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

（三）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价值

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之所以能够在各国确立起来，与其具有很多的价值密不可分，该规则的价值，既是刑事诉讼法主体在具体的刑事诉讼中需要达到的一种程度，也是判断该规则是否正当合理的标准。[４]

1、能使人权得到尊重和保障

“一个政府怎样对待它的嫌疑人，就必然会怎样对待其他国家公民，也就是说，侦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不过是政府与个人之间法律上与现实中的关系在刑事程序中的延伸和具体体现。”[５]

设立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一个主要价值取向就是保障被追诉人的生命权、自由权以及隐私权等基本人权。在刑事司法中，尊重和保障人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另一方面尊重和保障社会其他人员的人权。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不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则有可能其他社会人员的权利也得不到尊重和保障。

2、能使司法尊严得到维护

国家在追诉不法时，不应该再创造出新的不法，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禁止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不问是非的方法来发现犯罪事实，而必须采取符合宪法，保障人权的价值体系的手段与方式。倘若允许那些由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来作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证据，那么就是对非法取供行为的从容和怂恿，不利于维护司法尊严。

非法取得的口供能否被用作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最终取决于法院。“如果法院在审判中使用侦查机关非法取得的口供，相当于在为警察执法机关的非法行为提供理论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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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也就在司法方面上宽容庇护了政府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行为。”[６]由于非法获取的口供被采纳而定罪判刑，最后被证明是冤假错案的事例给法院司法公正形象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引发社会对司法公正的根本怀疑。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确立，给法官判断舍弃非法口供提供可予以遵循的标准，也明确确立表明了，法院不偏袒、不顺从侦察机关和起诉机关，体现了法院的中立性，使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免受非法取供行为的损害，在一定意义上维护和保护了司法的公正形象大大维护了司法尊严和廉洁。

3、有助于发现更为真实的案件事实

“司法审判尤其是刑事审判始终必须以真实事实为基础，真实主义也仍然是刑事诉讼法的根本要求。”[７]在对待口供问题上，口供是否真实始终不可回避，也回避不了。但相对于合法取得的口供而言非法取得的口供的不真实性更大。因而确立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可以将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口供排除在诉讼之外，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开虚假口供对事实裁判者心证形成的影响，从而避免了根据非法的、虚假的口供来对案件作出认定的情形，有助于促进案件真实情况的发现。

4、对违法获取口供行为有抑制作用

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设置初衷并不是为了排除而排除，其实质意义是通过排除非法口供来遏制侦查机关以非法获得口供的违法行为的发生，其主要目的在于控制代表行使国家公权力的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确立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对实务上遏制警察非法获取供述的行为的作用是立即而显著的，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们将来消除违法获取供述的动机，不再进行非法获取供述行为。因此，非法口供排除规则最直接也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对侦查人员非法取供行为进行阻止，进而有利于促进侦查人员依法行事，增进公民对执法机关的公信度。

二、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现状

（一）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建立

在我国，《宪法》第33条、第37条、第39条对禁止非法取供行为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只为其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但当侦查机关的获取供述的行为侵犯到上述宪法权利时应当排除，所以公民的这些权利是非法口供排除规则最根本的理论依据。

与宪法相适应，现行刑事诉讼法也强调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诉讼活动中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禁止以非法手段获取口供证据。但我国对非法口供证据的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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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主要是相关司法解释，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0年出台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还对非法口供的排除作了详细的规定，它有如下进步：明确了非法口供排除的适用范围、法律后果、启动程序、证明标准。比《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前进了一大步；确立了非法所得口供的排除模式：绝对排除，即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威胁方法取得的非法口供证据依法必须排除，即使它是真实的、可靠的，也不能作为定案根据，没有任何的自由裁量余地；被告人可以主动申请排除非法口供证据。开庭前、审查起诉阶段、法庭辩论前都可以申请；明确规定法院对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有疑问时，可以要求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责任。公诉人必须证明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是合法取得，否则就是非法。[８]

根据我国的国情和落实为保障供述自愿性的需要，对非法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所得的供述有必要予以排除。我国应当排除的非法口供具体概括为：

1、关于以暴力、胁迫、虐待、过度拘禁、疲劳讯问等刑讯逼供方法取得的口供。使用以上手段获取口供是对被追诉人身心的摧残，是对诉讼文明的践踏。此类口供由于供述人没有供述的意志自由，现代世界各国都否认其证据资格，相关国际条约对此也提出了要求。唯有完全，绝对地排除这类口供，才能从根本上防止这类严重违法取供行为的发生。以上述方法取得的口供应坚决予以排除，这是保障涉诉人人权与尊严，维护司法正义，减少冤假错案的最低要求。

2、关于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取的口供。

这类方法的行使仍能使涉诉人意志产生扭曲，影响其口供的任意性，因此，原则上应予以排除。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侦查手段落后，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获取的口供普遍存在，普通公众对此一般有较大的容忍度。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合理的审讯策略和技术实施的引诱、欺骗等行为取得的口供是被追诉人权衡利弊后做出的陈述，不易导致虚假供述的出现，仍具有自愿性，可以采用。因此，应以有没有超过法律所能容忍的限度为标准来区别对待。

3、关于侵犯沉默权取得的口供。

对于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如果在讯问开始之前没有依法告知其享有沉默权或虽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张了沉默权但仍然继续讯问，由此获取的供述不能用作实质证据用于定罪量刑；对没有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讯问，则不严格要求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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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享有沉默权，而适用口供的任意性标准。在侵犯沉默权的各种情形下，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作出是出于自愿的，则不妨碍该供述作为弹劾证据使用。

4、关于侵犯律师帮助权取得的口供。

没有依法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律师帮助权的，或没有依法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的律师参加诉法的，或非法限制、剥夺辩护律师的讯问在场帮助权的，或者非法限制辩护人的会见权，以及故意欺骗辩护人或辩护律师的，有上述情形之一取得的供述，不能用作证明其罪行的实质证据。如果虽有侵犯律师帮助权的行为，但供述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做出的，并不是刑讯威胁，引诱、欺骗等法律所禁止的取供行为的后果，则可以作为弹勋证据，用于质疑被告人法庭供述的可信性。

5、关于私人非法取得的口供。

由于考虑到刑事司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排除非法口供主要是为了限制侦查、起诉机关权力的滥用，所以对私人以非法或不正当方法获取的口供原则上予以认可。但，如果公民的权利因私人德取供行为遭受严重损害且超过了该供述所具有的司法价值时，应予以排除。当然，允许私人不当取得的供述原则上得以使用，绝不是鼓励私人非法取供。如果私人受控方指使非法取供，应视为控方的行为，适用控方取供的标准。

6、关于非法窃听和诱惑侦查所获口供。

由于要保护公民的隐私权这一宪法权利，所以对非法窃听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一般应否定其证据资格。例如：利用已经被警方掌握的其他同案犯来套取被告人的供述，这种行为带有很大的欺骗性，被告人会因此陷入认识错误，不再有陈述的意志自由，所以应否定其证据资格。

（二）我国非法口供排除的现存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刑讯逼供的取供行为为更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顽疾”。法院对推行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不力，使非法口供不能得到有效排除，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即使提出了排除非法口供的申请，法院也会置之不理。在司法实践中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遭到了冷处理。[9]

1、在基本法层面，我国没有确立完全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

对于非法口供证据能否在刑事诉讼中予以排除，是否否定其证据资格，刑事诉法没有明确规定，目前只是通过2010年出台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规定。而它仅仅是行政规定，没有上升到基本法层面。《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层次太低，不能从立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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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给予充分的、应有的重视。

2、在我国法律没有赋予被追诉人沉默权。

沉默权的理论基础是充分尊重公民是否向外界表达内心想法的自由选择权，以及侦查人员也不能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证明自己有罪。“口供作为证据之王是刑法野蛮的标志，西方社会已经普遍承认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沉默权实际上在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发生之前，构筑了一道非法证据的闸门，这道闸门是非常必要的，它能在很大程度上铲除非法口供的土壤。”但目前为止，我国法律虽然明文禁止刑讯逼供，但并未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沉默权仍是我国立法上的一个空白和盲点，还在刑事政策上奉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诉讼法第93条还规定了如实回答的义务。“如实回答”这一法定义务不仅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面对指控时无权保持沉默，还给侦查人员强制要求被追诉人交待问题的法定权力。

如果案件的侦查出现困难，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持沉默，拒绝交待，就会被认为是对讯问的无理抗拒和对司法机关的蔑视，容易造成采用刑讯逼供等非常手段使其“如实回答”的尴尬局面，并且从世界其他国家来看，沉默权对遏制刑讯逼供作用很大，所以，我国有必要设立沉默权。

3、没有赋予律师在讯问时的在场权。

“在国外多数国家法律却赋予了律师在场帮助权，它设立的目的主要是监督官方的讯问活动，防止侦查人员的违法侵权行为，使嫌疑人能够真正充分的陈述案情和回答提问。”在我国，由于我国特殊的国家公诉制度，犯罪嫌疑人由于制度原因处于不利位置，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中还排斥辩护律师享有在场帮助权，且我国律师帮助权的范围较窄，导致律师不能及时维护相对人的权利，使得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力度不足，没法在讯问时监督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行为。我国现行立法中，律师在侦查讯问阶段还不能以辩护人身份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务，其不享有侦查讯问在场权，参与诉法的范围也受到极大限制。在实务中，由于受我国长期的口供中心主义传统和侦查机关办案习惯的影响，侦查人员多一般也不让辩护人到场参与。如果扩大律师权限，完善律师在场帮助权，律师就可以协助犯罪嫌疑人保障其正当权利，并且还可以对侦查机关的活动给予有效地外部监督，还可以有效制约侦查过程中的非法获取供述的行为。

4、相关诉法制度的缺失。

相关诉法制度，如侦查分立制度，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人身检查制度，警察出庭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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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制度等，都是世界各国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对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和推进刑事诉法的民主化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些诉讼制度在我国都处于缺失状态，这也是非法口供横行不止的重要原因。[10]

三、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之完善

（一）转变思想观念

由于儒家思想的熏陶，人们对“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这种思想观念已坚信不移，所以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一切以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最高价值的社会。因此，人们对政府的权力普遍信任和依赖，为了获得更多的安全，人们愿意付出自由和权力的代价。当犯罪发生时，人们只关注案件是否侦破，犯罪分子是否受到惩罚，而对于整个刑事诉法程序中使用的手段和程序是否合法，公正从不关心。

1、建立新的刑诉价值观。

由于长期受“有罪必罚，有错必纠”的实体发现主义的影响，所以只要证据本身真实，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就可作为证据采用的证据观念普遍存在着。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根本价值取向.基本内涵还没在理论界与实物界达成共识，导致非法口供在我国必然产生。因此可见我们应该转变观念，建立新的刑诉价值观。让“程序正当、人权保障”理念深入人心人脑。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习惯性思维模式。

2、科学定位物证与口供关系。

解决我国口供制度的“价值偏颇”“口供依赖证”等现实问题，应科学定位物证与口供关系。具体而言就是：第一，要重视物证的收集和运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权观念的深入，口供的优势地位得到调整，且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受到诸多限制，故，应注重物证的收集和运用。第二，在纠正“由供到证”口供依赖症的同时，应当避免走向“物证至上”“否定口供”的极端。[11]

3、人权保障观念深入人心。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权受到空前的的重视，人权保障也相应的成为当代刑事诉讼的鲜明主题之一。要确保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公信度，就必须在司法活动中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惩罚犯罪的同时保障人权，不能以牺牲人权为代价来实现追诉和处罚犯罪，因为这样就会与惩罚犯罪是为了实现社会安全和秩序稳定这一出发点相背离。所以，要加大人权保护的宣传力度，是人权保障观念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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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高司法人员的司法职业素质

由于我国司法队伍的素质以及法律意识均为比较落后，人员水平相对较低，这种状况与目前的司法体制的一些弊端相互作用，直接导致在侦查工作中普遍存在着违法行为，即在口供的收集方面就体现为刑讯逼供，威逼利诱，欺骗等非法手段屡禁不止。

获取口供的主体主要是侦查人员，因此，提高公安司法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是杜绝非法取供的组织保证。把法律素质低、业务能力低、司法职业道德低的不合格人员坚持消退；进行必要的政治素质教育，使广大司法人员认识非法取供的危害性，以及认识到司法人员文明执法、文明办案的重要意义，进行必要的法律知识和业务能力的培训，不仅要懂实体法，而且要懂程序法，树立依程序办案的意识建立全面、客观、合法收集口供的意识。

（三）相关制度方面的建设

1、取消“如实回答”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基于当事人的如实供述义务，公安司法机关往往将案件事实的查清楚寄托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但由于没有如实供述的标准，在事实未得到证据之前并没有任何标准可以确认嫌疑人陈述的事实究竟是真实还是虚假。侦查机关根据其自身的职业利益和心理动机，把作出有罪的供述视为嫌疑人理所当然的履行了义务，而把嫌疑人的辩解往往忽视或视为不合作态度。所以应当废止《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虽然没有直接规定在刑事诉讼法条当中，但却一直在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坦白从宽”在司法操作中出现异化现象：侦查人员在讯问之前就已经对犯罪推定，他只希望获取符合推定的口供，只对有罪供述才“从宽”，无罪辩解常常被理解为“狡辩”。

2、使看守所中立。

看守所是公安机关内部的一个部门，他必须承担公安机关所承担的打击犯罪的任务，它们之间共同的任务和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使它们的关系很亲密，所以看守所不可能对公安机关的非法讯问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

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应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的管理体制中分离出来，由国家司法行政机关领导，使看守所和法院成为“兄弟”关系，这样，就使看守所不再承担打击犯罪的任务，还要实行一系列交接与配套改革措施，以便完成权利与机构的交接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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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进讯问制度。

（1）在讯问程序上明确权利告知程序

侦查人员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第一次讯问时就应当告知法律赋予他们的各项权利，具体而言，就是，告知犯罪嫌疑人具有沉默权，告知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告知犯罪嫌疑人有聘请律师的权利，告知犯罪嫌疑人其他诉讼权利，如申请回避权。（2）建立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

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最早产生于英国，我国应该借鉴此做法。因为它可以遏制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采取非法讯问手段，使侦查人员无法非法获取口供，还可以用录音录像来证明侦查人员移送的证据的合法性，并便于被告人对证据的合法性提起审查时用以举证。

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口供排除的规定过于粗糙和简单；侦查条件落后以及侦查人员专业素质偏低等，使得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还大量存在非法口供,侦查机关对非法口供还在习惯性地依赖，从而导致了许多冤假错案,同时还在口供获取过程中侵犯人权，使人权得不到尊重和保障,程序正义得不到保障，所以，非法口供成为了我国法治化的一大障碍。因此, 借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 加强口供排除的立法,切实关注完善现行的证据规则，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口供证据规则,实现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的平衡，使得非法获取口供、刑讯逼供等现象得到有效的控制，并改进相关配套制度建立完善的程序性裁判机制，以便更好的保障非法口供排除的实现。这将对我国实施人权保障和依法治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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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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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高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的价值与制度创设[J].兰州大学，2011：10． [5]张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序言部分）[M].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1.[6]林喜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话语解魅与制度解答[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100． [7][日]田口守一,刘迪等译.刑事诉讼法[M].法律出版社，2000：35． [8]娄在兴.浅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新闻来源：正义网,2010-12-09.[9]宁松.排除非法口供举证责任分配[J] 河北法学，2007：6． [10]米文.略论我国非法证据规则的构建[J]法学研究，2007：9．

[11]樊崇义.刑事诉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32．

第二篇：专家谈非法证据排除的若干问题

“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十倍于犯罪。因为犯罪只是污染河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污染水源。”——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这样形容在他心目中，司法公正的重要。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驱使着人们对现行的法律法规不断进行补充与完善，以最大限度地惩治犯罪、保障人权，从而令每一例判决都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2010年6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对外公布了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新规定的出台引发热议。7月8日上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举办“控辩审三方谈”研讨会，围绕《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实施中的问题展开讨论。

被告人遭“刑讯逼供”

是否应承担举证责任

“成文法律的最大问题在于，抽象的、一般化的规则如何在个案中实施。”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指出，任何法律都有磨合的过程，新规则既然已经提出，相关的讨论就应集中在规则“如何实施、如何解决问题”的层面上。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的第六条表述成为一个讨论点。

“被告人的供述为非法取得”，大多数情况意味着被告人遭到了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而这条表述既然要求被告人提供相关线索或者证据，是否表示被告人若声明自身受到了刑讯逼供，就必须承担举证责任呢？

海淀检察院检察官许永俊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在被告人身上，被告人要详细地说明时间、地点、人员等要素。

而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照东则不这样想，“被告人可能根本分不清也记不住是谁打了他，很难提供足够的证据。”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的焦鹏，他将此条表述理解为“说明了被告人有义务提供线索与证据”，但并非“承担举证责任。”焦鹏认为，在实践中被告人取得详细证据的难度太大，若存在刑讯逼供，只要指出有这件事就可以了，具体的调查工作应该交由法庭进行。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周军提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审讯被告人时，有其辩护人或者律师等第三人在场。东城区法院法官朱锡平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均赞成此观点。

专家分析条文内容

建议设立“审前法官”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一条对非法言词证据作出了定义“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数位与会者都敏锐地注意到了条文中的“等”字。

焦鹏认为，“等”字代表除肉体上的刑讯逼供外，还存在着其他非法手段，例如常见的“冷暴力”，不许被告人喝水、睡觉；对被告人进行心理上的威胁、控制、诱惑等等，由此取得的证据同样也应视作非法证据。

“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询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的第七条表述同样令与会专家议论纷纷。

杨照东指出，该条规定表述不够严密，“提供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是审讯全程呢，还是部分截取呢？如果不表述明确，完全可以截取其中一部分不含有刑讯逼供的内容提交上去。”而“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的规定显然“没有意义”——“没有人会承认自己刑讯逼供过被告人吧？”讯问人员走上法庭，在周军看来是文明与进步的表现。但若只有警察走上法庭，则很难彻底解决问题。法官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产生疑问？又该怎样理解这个标准呢？对此周军坦言“很纠结”。

“每个案子都不一样，没有可比性，很难划定出一个统一的标准。”周军提议设立“审前法官”，由审前法官来完成程序性的内容。“虽然很多人并不赞同法官在审判前接触证据，以避免先入为主，影响判断。但也只有先充分地排查证据，才能查出其中存在的问题。”

瑕不掩瑜

专家评价新规意义重大

与会专家指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的个别表述稍显模糊，但他们对《规定》的颁布持积极、赞同的观点。

2010年5月9日，因“杀害”同村人，已在监狱服刑多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因“被害人”赵振裳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释放。河南省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相关部门承认在审讯中存在刑讯逼供情况，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起“故意杀人案”成为惊天冤案。这起“赵作海案”被与会者反复提及，冤假错案与刑讯逼供总是“形影不离”，如何杜绝刑讯逼供，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值得所有人深思，两个《规定》的颁布被寄予厚望。

从总体内容和框架来看，两个《规定》与时俱进，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有重要创新。它不仅强调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还进一步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以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范。

“实际上目前应用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例很少，两个《规定》更多地起到一种约束与震慑的作用。”陈瑞华将《规定》最大的价值视作“改变了我们的态度”。杨照东则评价《规定》“体现出了制定者对公正、对人权的追求与尊重，是法制建设的文明与进步。”

樊崇义更以历史高度看待《规定》的出台，认为《规定》在民主与法制进程中将起到里程碑式的作用。对于其中部分条款实际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樊崇义建议有关人员先认真学习、领会，再依据具体情况讨论执行问题

第三篇：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要.....................................................................1

一、引言................................................................1

二、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比较........................1

（一）英美法系代表国家美国的法律规定................................1

1、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1

2、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排除规则.....................................2

3、“毒树之果”的排除..............................................2

（二）大陆法系代表国家德国的法律规定.................................2

1、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2

2、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2

3、对“毒树之果”的排除规则.......................................2

（三）两大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异同点评析.........................3

三、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3

四、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实践......................................4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4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目的.....................................4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效力.........................................4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4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出现的若干问题.........................5

1、公检法机关运用时出现的问题.....................................5

2、引发的社会问题.................................................5

五、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5

（一）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审查程序.....................................5

（二）完善司法体制，践行审判独立.....................................6

（三）完善法官职业准入制度，提高法官办案水平.........................6

（四）提高律师诉讼地位，防止冤假错案.................................7

六、结束语..............................................................7 参考文献：...............................................................8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直是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颇有争议的话题之一，不同的国家基于不同的社会治安状况和法治理念，对之采取不同的价值选择。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内容、排除程序、排除方法等都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不同规定，也在影响着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如何确立。本文从两大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立法现状、司法实践以及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四个方面进行讨论，以期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更好的为我国司法实践服务，维护司法公正，协调好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

关键字：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立法现状

司法实践

程序公正

实体公正

一、引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际普遍采纳的一项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规定享有调查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以不正当的方法取得证据材料。”这是狭义的非法证据，即“非法取得的证据”。广义上的非法证据，具体而言，表现在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和提供证据的主体、取证程序这四个方面存在违法之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为法庭所采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维护程序公正的一张必不可少的“盾牌”，旨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从而保障人权的一项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这一“盾牌”的具体内容和使用方法两大法系国家各有不同。然而，众所周知，事物皆有两面性，这一规则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可能造成司法效率低下、被害人权益的不到应有保护的问题。如何在维护程序公正的同时做到兼顾各方利益的实体公正，还需进一步探索、研究。

二、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比较

（一）英美法系代表国家美国的法律规定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其产生与发展对世界范围内的这一规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崇尚个人权利至上、限制国家权力，这一观念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产生的思想基础。自20世纪初期开始，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通过大量司法判例逐步得到完善并丰富起来，政治、经济状况等各种因素的发展也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了影响，使之不断加以调整。这一规则在地域上经历了由联邦到各州的发展过程，排除范围上则由非法搜查、扣押的实物证据到非法言词证据乃至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即“毒树之果”），而适用原则上经历了由一律强制排除到原则性排除加例外的发展过程。

1、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在美国，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主要指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任何人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而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包括使用身体、精神强迫和引诱取得的所取得的供述。身体、精神强迫主要包括不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吃喝、利用其对家属的关心等手段。用此种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都应该被排除。20世纪40年代以后，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由排除“非任意性自白”向排除“程序性违法”供述转变。美国联邦宪法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是为了排除虚假的、违心的供述、自白，防止冤假错案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到了40年代以后，对于“自白”的定义不仅仅是是否有“任 意性”了，还包括是否有“程序性违法现象”，这一标准表明所有通过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得到的证据均应当被排除。由此，1966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确立的“米兰达规则”，该规则要求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告知其有沉默权、律师帮助权、讯问时律师在场权以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如果警察没有遵守米兰达规则得到的任何陈述将从证据中予以排除。

2、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美国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此项规则在经历了确立—废除—确立—废除等一系列判例之后，在著名的迈普诉俄亥俄州案中，最高法院确认了宪法第四修正案要求各州法院排除非法搜查或扣押所获取的书籍、报纸等证据。时至今日，这一规则所排除的实物证据范围也已经扩大到监听或使用秘密摄像机取得的音像资料，但同时又对特定的情形例如涉及国家安全的监听或窃听赋予了合法性。

3、“毒树之果”的排除

“毒树之果”即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指以非法获取的证据为线索取得的证据。联邦最高法院在1920年朗博诉美国案中的“禁止以某种方式取得证据的实质，并非仅指该证据不得为本院所采用，而是在根本上就不得加以利用”的理论，确立了对“毒树之果”原则上予以排除，在法庭审判审判时不得采用的原则，但对以非法搜查、扣押、逮捕获得的口供为依据获得的实物证据这一类“毒果”的态度稍显谨慎，是否“食用”要根据案情判断“毒性”大小决定。

（二）大陆法系代表国家德国的法律规定

德国是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其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是惩罚犯罪，注重实体公正，而对于程序公正以保障人权则为次要目标。德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根据原西德最高法院依照基本法第一条“人之尊严不可侵犯”、第二条“人人均有谋求自由发展及其人格之权利”的规定。

1、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

德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于被告人决定和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不能用非法折磨、疲劳战术、妨害身体、服用药品、拷问、欺诈或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不需用威胁的方法，并严禁许诺给予法律上没有规定的利益。对于损害被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的方法，也禁止使用。违反这些规定所得到的陈述，即使被告人同意，也不得作为判决依据。

基于此，德国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予以绝对排除的规则。此外，对于讯问前没有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或享有聘请律师或与律师协商权利的情形，德国最高法院认为由此取得的言词证据也应当排除。而对于违法其他法定程序取得的言词证据，则主张由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形自由裁量。

2、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

德国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采取利益权衡原则，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自由裁量，不能因为在取证过程中产生错误就自动排除该证据。而对于涉及侵犯人格尊严和自由所得的证据应排除，但是如果该证据用于指控重大犯罪时，则应该承认该证据的证明能力。

3、对“毒树之果”的排除规则

德国立法上至今没有对“毒树之果”的效力作出规定，但对于特定违法手段如非法监听获得的证据及其衍生证据，只能用于指控被告人反对和平、危害外部安全等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犯罪。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存在一种称之为“波及效”的理论，认为由非法证据衍生出的证据只要有证明力，就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

（三）两大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异同点评析

英美法系主要是判例法国家，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是在这些判例的基础上形成的，大陆法系国家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步较晚，仍然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法官的自由裁量在这一规则中发挥很大作用。但随着国际上普遍对保障人权的关注，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价值也逐渐向程序正当倾斜，并逐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总而言之，两大法系对于这一规则存在相同与相异之处。

两大法系均对非法言词证据持绝对排除态度。英美法系国家称之为“非任意自白排除规则”，大陆法系国家为了追求实体公正，并未设置证据规则，虽立法上也排除了非法言词证据，但是排除范围比英美法系国家狭窄。

对于非法实物证据，除美国、俄罗斯、意大利外，大多数国家并不自动排除。例如英国，德国，日本，虽然所述法系不同，但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均使用以裁量派出为主的混合模式，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但这些国家在利益权衡的标准方面存在不同。德国重在衡量取证手段是否侵犯人的尊严与自由，而日本重在衡量取证手段是否“重大违法”。

三、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

对于非法取证的行为，尤其是对刑讯逼供的反对，可以追溯至我国古代立法中。但真正禁止刑讯逼供，应当始于清末沈家本的法律改革。由于历史原因，改革未能成功。孙中山、毛泽东都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刑讯逼供，但是都未将其入法。

我国立法对这一规则的最早反映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虽然有所反映，但这项条文未明确规定法律后果，其司法实践效果可想而知。1996年3月17日，《刑事诉讼法》修改，但对于刑讯逼供的规定仍然沿用1979年《刑事诉讼法》条文，没有丝毫改动，以至于造成了赵作海没有杀人却被判死刑并入狱服刑长达8年之久的重大冤假错案。1994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四十五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是我国第一次对非法收集证据的后果加以规定。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刑事诉讼法解释》第六十一条再次确认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1999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1998年5月14日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以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但都是一些原则性规定，未对具体程序及后果作出详细规定，因此也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除此之外，2012年11月5日审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刑讯逼供的具体表现、非法证据排除的请求方法、非法证据的审查方法等也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至此，我国法律完整的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进法律，并规定了其法律后果，让这一规则有了约束力、威慑力。这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这些条文的确定，让理论界与实务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争议大大减少，其刚性规定也将大大减少侦查过程中出现的刑讯逼供现象。

四、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实践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目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何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运用，各国纷纷将其入法，这与这一规则的目的息息相关。首先，是为了刑事诉讼中证据的真实性。非法取得的证据往往存在一定的虚假性，不能真实反应案件的情况，影响案件真相的发现。尤其是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往往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胁迫、欺骗等情况下所做的供述，其虚假性就更难以被发现；其次，为了保证程序公正。如前所述，大陆法系国家往往追求案件的实体公正而对程序公正有所忽略，我国也不例外，取证是程序问题，排除非法证据在哪很大程度上是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并且刑讯逼供严重者可入刑，这一规定规范了侦查人员的取证行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程序公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为了保障人权。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享有人权，其合法权益不能被非法侵犯。刑讯逼供很明显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排除非法证据是我国对人权保障的一大进步。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效力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也就是说，只要是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无论其真实性如何，都要一律排除。这是一个刚性规定，不存在任何可自由裁量之处。而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如书证、物证等，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体现了我国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是一分为二判断的：对于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首先予以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例如勘验、检查、搜查、提取笔录或者扣押清单上没有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或者对物品的名称、特征、数量、质量等注明不详的），在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后，可以采用，否则，不得采用；其次，对于根本不会影响司法公正的瑕疵，则不需补正或作出解释。由此可见，实物证据是否影响司法公正以及补正、作出的解释是否合理，都是可以由法官自由裁量的，因此对于实物证据的排除相对于言词证据的排除就相对宽松。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

我国刑诉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由此可以看出，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可以是由法院依职权发现并启动，也可以由当事人一方提出，但是，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材料，被告方要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在发现或提出非法证据后，法院会进行庭前会议、法庭调查，在此阶段，由侦查人员负举责任。

也就是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由控诉方与侦查机关承担，这与我国“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不一致，主要是因为相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等，控诉方跟侦查机关是强势一方，举证能力也强，诉讼中举证能力较强的一方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这是纠纷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的体现，其次，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等提出的非法证据，控诉方与侦查机关自然是主张其证据合法，并加以证明，这实际上也是“谁主张，谁举证”规则的体现。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出现的若干问题

1、公检法机关运用时出现的问题

排除非法证据，必须依靠法庭审理时予以排除，因而，审判庭尤其是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前文提到，在排除实物证据时，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证明证据合法性从主观上说，就是要使法官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做到内心确信，通过证据说服法官相信其取证行为合法。但是何谓“非法实物证据”、何谓“合理的解释”何谓“内心确信”存在主观差异，在实务中容易引起争议。也就是说，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明标准认识不一，对于不同的职业，如公安人员、律师、检察人员的观点有很大差异。因此，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合理与不合理之间的界限问题直接影响到排除证据的范围，检察官在决定是否起诉、法官在裁定是否排除某一证据时，必须有一个明确、肯定、全国统一的标准，否则，很容易引起参与案件、负责不同阶段的司法人员各行其是，引起争议。

2、引发的社会问题

我国最近几年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有所侧重，体现了程序公正。但是对于社会上普通大众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常是犯了“滔天大罪”、罪不可赦的人，对于这些人就一定要找出证据、为民除害。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现在却要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法犯罪行为的证据排除掉，普通民众可能就难以理解，以至于无法接受，就会引发舆论的热潮。

其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一规则被合理运用自然能够促进人权保护，但是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以此作为自己的“挡箭牌”，滥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企图保护自己，或者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明明是罪犯却拒不认罪，顽固抵抗。这种情况也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当时造成了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司法效率低下、被害人权益得不到应有保护的阶段，社会上有人把犯罪率上升归咎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这一规则也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如何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把双刃剑，也是我们现阶段需要考虑的问题。

五、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一）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审查程序

我国《最高检规则》第446条规定：“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其他证据的情形，需要进行法庭调查的，公诉人可以参照前款规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证明。公诉人不能当庭证明收集证据的合法性，需要调查核实的，可以建议法庭休庭或者延期审理。”第447条规定：“公诉人对收集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证明后，法庭仍有疑问的，可以建议法庭休庭，由法院对相关证据进行调 查核实。法院调查核实证据，通知检察院派员到场的，检察院可以派员到场。”

这两条规定看似确立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程序，保障了非法证据的有效排除，但是并未从根本上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我认为非法证据的排除不仅仅是应用上的排除，不仅仅是不作为定案的依据，更严格的说，应该无法让非法证据影响到法官的审理，排除非法证据对法官的影响。因为从人的认知角度而言，如果已经知道了某项证据的存在及内容，却要求法官在裁判时不受这些证据的影响，这是比较困难的。美国在这一方面的做法比较合理：被排除的证据不得在审理事实的法官面前提出，这才能真正起到排除非法证据的目的。我国的法庭审理阶段还是会让法官接触到某些非法证据，从而对法官审理案件造成影响。我国还规定了庭前会议：“开庭审理前，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人民法院经过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召开庭前会议，就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但是这项规定仅仅是了解情况，并没有做出任何处理规定，还是无法根本排除非法证据。对此，我国应当完善审查规则，建立庭前审查处理制度，在庭前尽量排除非法证据，保证法官不受非法证据的影响。

（二）完善司法体制，践行审判独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理应享有独立审判权，其他机关与社会团体、个人仅仅应当起到监督作用，而不是支配法院的审判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明显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首先，受到政府的压力。众所周知，我国法院的经济来源受同级人民政府支配，政府掌握法院的经济命脉，因此，法院受政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一点在行政诉讼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我国行政诉讼中政府败诉率极低，难道行政诉讼这样的“民告官”行为都是民众在“没事找事”吗？显然不是的。法院怎么会得罪自己的“衣食父母”呢？从这一点看来，法院受政府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如何让法院不受或者少受政府影响，交叉管辖就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让其他地区的人民法院处理易受同级政府影响的案件，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其次，受到同级人大的压力。人民法院由人大产生，因而对人大负责并受其监督，法院院长的任命也是由人大决定，人大对于法院审理的案件也有质询权，因此人大对于法院的审判权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再次，受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压力。检察院对于法院审判的案件可以进行抗诉，检察院进行抗诉就会引起案件的再审甚至改判，这样不利于法院的绩效考核，而证据都是由检察机关提交给法院审理的，法院如果排除了检察院提交的证据，势必影响检察院的控告职能。为了法院的审判独立，应该检法分离，审判独立。最后，受到社会舆论跟民众的压力。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民众的知情权得到大幅度提升，社会舆论也越来越起到引导社会价值观的指向标的作用，网民的力量是无穷的，媒体跟民众的力量大到足以改变法院的判决，例如“药家鑫案”、“邓玉娇案”，几乎都是在社会舆论的控制下法院进行的判决，这看似我国越来越注重民意，但是实际上，民众对案件的真实情况掌握到底有多少？民众对证据的掌握到底有多少？民众的法律水平到底有多高？就能随便对案件进行如此大的影响？法院才是审判机关，民众要做的是监督，不是支配，我们要相信法官的专业水平，会给社会一个满意的答复。

（三）完善法官职业准入制度，提高法官办案水平

现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法官是从部队转业或者其他途径转行的，并没有经过严格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因而在一些专业问题方面，明显知识储备不足，虽然他们有一定的判案经验，但是从事法律这一职业不是靠经验就能做好的，需要专业知识作为支撑，当然经验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为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除了绝对排除的 非法言词证据，对于非法实物证据是需要法官自由裁量是否应该作为定案根据的，在这个方面，如果法官没有足够的专业法律知识，如何判断取证是否违法，如何判断侦查人员做出的解释是否合理呢？如果做不到这些方面，又如何能公正的作出判决，树立司法权威呢？因此，就要完善法官职业准入制度，让拥有专业知识、专业素养的优秀法律人去担任法官一职，让专业知识充实法官队伍。同时，对于现任法官，建立健全在职法官学习制度，不断补充学习法律知识，提高自身专业素质。最后，法官也要洁身自好，把握好公正的天平，对于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坚决排除，树立法律权威，保障人权。

（四）提高律师诉讼地位，防止冤假错案

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是为社会服务的专业法律工作者，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律师制度是建立在保障人权基础上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关键一环，刑事辩护律师自身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在现实生活中，刑辩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其自身的权力得不到保障，从而使辩护困难重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得不到保障。在日常的刑事辩护中，辩护律师会遇上各种各样的困难。例如，辩护律师会遇到阅卷难、调查取证难、会见难等问题。刑法第306条设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更使律师在行使本已十分有限的调查取证权时，顾虑重重，惟恐触犯该条而身陷囹圄，因此不能不在调查取证时浅尝辄止。

除了这些制度上的困扰之外，诉讼律师内心也存在一些纠结之处。对于普通民众触犯了刑法，被法院判刑之后，就会惹来媒体曝光、社会关注。辩护律师在对其进行辩解时，就会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毕竟触犯了刑法之人是罪犯，有社会危害性，例如这时，辩护律师对其进行辩护，往往的不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甚至还会受到一些媒体的攻击。那么，基于这个因素，有的辩护律师就会对罪犯的辩护不是那么尽心尽力。律师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从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得不到保障。其次，律师与“公检法”三方地位严重不平等。“公检法”与律师就像是在打麻将，律师是被强拉去充数的，而且律师不准“胡”，“胡”了也不能说。这形象的说明了律师难以与“公检法”对抗。因此，要保障律师权利，首先就要提高律师地位，使控辩双方地位平等，让律师不再低“公检法”一等。在制度方面，要“保障律师的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建立庭前证据展示制度，保障律师通过正当途径获取充分证据的权利，以便及时提出非法证据排除，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巩固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保障律师正当执业权利,保障律师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这需要国家立法支持，用法律强制力来保障律师权利。

六、结束语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保障人权、打击刑讯逼供等犯罪行为、防止冤假错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国在这一方面的法律正在逐步完善，其取得的现实意义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相当于“舶来品”，我国对此项制度的立法与司法配套制度还有不足之处，应当借鉴美国等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可取之处，不断完善对于这一制度的配套措施，真正做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人权。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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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的统称，也就是说，司法机关不得采纳非法证据，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非法证据的范围

非法证据的范围包括：

1、执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制作的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

2、在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时制作或提查收集证据材料；

3、律师或当事人采取非法手段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

4、执法机关以非法的证据材料为线索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

编辑本段意义

有利于司法机关严肃执法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点项目启动暨研讨会

有利于司法机关严肃执法，有效制止司法人员非法取证行为。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执法人员在实施违法行为之前，就想到其后果。非法证据的排除，是对司法机关调查取证工作的最终的否定和谴责。有利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监督执法机关，在执法机关采取非法手段调查收集证据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拒绝，并在以后诉讼程序中要求要求排除。要想否定一项诉讼行为，最有效的莫过于其无效，而想制止办案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宣告其违法获得证据不具有可采性。从而督促司法机关守法并依法办案。有利于彻底纠正违法行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彻底纠正违法行为，防止或减少冤假错案。实践中，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无不与办案人员违法取证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可能放纵犯罪，但其最大优点就是要保证言词证据的自愿性，从而达到定罪处罚的准确性的目的。

有利于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点项目研讨会

非法证据规则有利于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能促进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在刑事诉讼中确立，存在一个价值权衡的问题，如果允许将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证据，对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实现国家刑罚权是有益的，但这样做是以破坏国家法律所确立的秩序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反过来，如果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又会阻碍对犯罪的查明和惩治，这与该国的刑事诉讼目的、主导价值观念，对公民个人权利重视程序等因素都是相关的。该规则的确立，是一国文明水平的标志，它体现了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即从惩罚犯罪第一到注重保护人权的诉讼观念的进步。

编辑本段法系比较

程序不同

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采取强制排除主义。而在德国的刑事司法中，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相应性原则，或称权衡理论，法官首先确定所争论的证据的取得是否违反了法治原则，如果违反了，必须排除该证据的适用。如果没有被排除，再由法官衡量各方面的因素，然后决定是否排除有关证据。这招致了强烈批评，认为这样做只会让侦查机关心存侥幸，促使侦查机关为破获大案而不择手段，因为只要能够借非法证据破获更大宗的犯罪，则取证行为的瑕疵或非法将弱化，不会导致相关证据被排除。

目的不同

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目的在于阻止警察在取证中的违法行为。德国的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的主要目的着重于保护个人权利和执法需要两者之间的平衡。

方式不同

美国以案例方式确立各种非法证据排除的方式。德国以德国宪法为根据，具体的规则体现在其刑事诉讼法中，案例没有法律效力。

搜查与扣押的关系不同

在美国，如果搜查是非法的，则搜查后扣押的证据就是非法证据。而德国则把搜查和扣押分开来分析，即使搜查是违法的，也不必然导致通过该搜查行为所获得的证据被排除。编辑本段适用范围

1、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的排除

在美国，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包括信息）主要指违反法律的规定而取得的证据，它构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容。这些非法证据的取得，主要发生在逮捕、搜查和扣押的过程中。

在美国，进行逮捕、搜查和扣押必须有“可能成立的理由”，而且该理由必须在逮捕、搜查、扣押之前就已经成立，不能以逮捕或搜查中所得的证据来证明逮捕和搜查的合法性，更不能以逮捕以后侦查过程中发现的证据证明逮捕和搜查的合法性。除非在警察在场时犯重罪或警察虽不在场，但有合理根据相信犯罪嫌疑人犯有重罪的情况下，必须有法官签发的逮捕证才能执行逮捕；除非搜查附属于一个合法的逮捕行为，或搜查得到当事人的同意，或有特殊情况而使进入搜查是合理的行为的情况下，必须有治安法官签发的搜查证才能进行搜查。而签发逮捕证或搜查证的程序极为严格。

逮捕并非取证行为，但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密切的关系：⑴在逮捕的同时会进行搜查，如果逮捕不合法，则搜查所得的证据要被排除；⑵如果逮捕不合法，在逮捕后，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了自愿的供述，这种供述也会因为是“毒树之果”而被排除；⑶刑事司法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始于逮捕，包括沉默权、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等，如果在逮捕时违反任何一项权利，都有可能导致启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后果。

而搜查和扣押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关系更为直接，任何遭受非法搜查和扣押所侵犯的人都可以向地区法院提出动议，要求不得将在下列情况下所取得的物品当作证据使用：⑴该物品是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非法扣押的；⑵搜查证不符合格式要件；⑶所扣押之物品不是搜查证上所指明的物品；⑷缺乏签发搜查证所必须具备的合理根据；⑸搜查证之执行不合法。法官应当判定该动议有关的任何证据是否合理。如果该动议被批准，该扣押之物品不得在任何听审或审判中被采纳为证据。

2、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的排除

在美国，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主要指违反法律的规定而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该宪法性的原则规定可分为五项独立的规则：⑴不得强迫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证，即回答法庭的询问，如果他自愿放弃这个权利，则可以作证，即在法庭上接受交叉询问；⑵在刑事、民事或立法听证的案件中，任何人有权拒绝回答可能使其受到刑事追究的问题；⑶警察及其他政府机构不得使用暴力或暴力相威胁，或以不合法的、超出权力的允许以获得自白或陈述；⑷进行询问的警察、法官或其他司法官员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询问之前必须遵守米兰达规则，主要是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和得到律师的帮助；⑸违反这些规则所取得的自白或陈述将被排除，不得用作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供述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违法行为所作的完整的陈述，须具备下列因素：⑴供述必须是完整的承认犯罪；⑵供述必须承认犯罪和其中的重要构成；⑶供述必须能证明犯罪本身而不需要再进行推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证据。从警察的角度讲，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中得到供述对及时侦破案件和对被告人定罪是十分有利的，但这样往往可能

使警察有意无意的滥用职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根据联邦宪法，如限制警察的权力，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其中最常用的方式就是赋予被告人沉默权等。非法取得供述的方式包括强迫和引诱等。任何用强迫、引诱、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威逼，答应给予免于或从轻处罚的允许等欺骗手法得到的供述，都不能作为证据采纳，而必须在审判时加以排除。

言词证据还包括承认，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可能用作反对他自己的证据，分为陈述和行为。与供述不同的是，陈述可以是对犯罪事实的某个片段的认可。由于承认可能是以行为或下意识表示的，所以承认不像供述那样有严格的程序和要求，可以不受“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限制，从而承认被排除的可能性比较小。

3、违反正当程序取得的非法证据的排除

违反正当程序取得的非法证据主要指违反法律的规定而取得的证据。该含义主要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律师帮助的权利。刑事诉讼的关键阶段包括：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的某些辩认的程序；⑵警察或检察官试图得到被告人有罪陈述的程序；⑶第一次出庭；⑷答辩程序；⑸法庭审判前的听审程序；⑹审判程序。在这些程序中，如果没有律师在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没有放弃得到律师帮助的权利，则在这些程序中所获得的有关证据将被排除。

除了前述原则中特有的例外情形，还有一些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形。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适用于大陪审团审理

在美国联邦诉讼中还保留了大陪审团制度，其主要功能在于：⑴审查证据，以决定证据的充足程度是否达到签发起诉书的标准；⑵与起诉方合作，发现起诉材料中尚未包含的证据。由于大陪审团审理的结果并不是对被告人的最终定罪，所以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2、善意的例外

意指如果执行搜查、扣押的侦查机关本于善意相信自己执行的行为是合法的，纵然事后确认该搜查、扣押行为违法，则因此得到的证据不在排除之列，例外的可以被保留下来。

3、反驳的例外

一些非法的证据不能直接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但可以用来反驳被告人，证明其前后陈述的矛盾，降低其可被信任的程度。

编辑本段操作程序

1、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主体

一般情况下，由非法证据取证过程中的受害者，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权提出排除非法证据。

2、提出排除非法证据动议的时间

传统的方式是在审判期间，现在更多的则采用在法庭审理前提出动议。

3、听审结果

由法官主持听审的，由法官作出裁决；不是由后来决定案件的法官，而是由较低级的司法人员主持的，由于其无权作出裁决，而只能作出建议。

（一）宪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第37条第三款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

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这些规定从宪法的高度规定了公民的权利。

但是，关于财产的规定，以“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代替的财产，使得不具操作性。因为财产是否合法应由法院裁判，在此之前，任何财产都不受侵犯；由于所有权的权能可与财产本身分离，因而侵犯具体的财产未必涉及财产的所有权。

（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刑诉法第91－118条对证据取得的程序也做了较明确、细致的规定，但缺少在对有关财产进行搜查和扣押时对侦查人员的限制的规定。特别是搜查证在中国由公安机关负责人签发，与大多数国家由法官签发大不相同，实际意义不大。

（三）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也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第160条规定：“……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鉴于刑讯逼供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又下发了《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

从上述规定看，中国似乎已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种制度，没有相应的实施程序，也缺乏必要的理论研究。

编辑本段规范体系

1、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要兼顾追诉犯罪和人权保障，涉及到国家公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分配和运用，因此它又是一个宪法问题，故应完善宪法的有关规定，特别应在《宪法》中明确：个人的人身、住宅、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非有法定理由、履行法定程序，不得拘捕、搜查、扣押。

2、修改《刑事诉讼法》，借鉴美、德等国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对排除非法证据作出明确细致的规定。具体应包括：⑴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删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反对自证其罪；⑵严格规定讯问的时间和地点；⑶放宽对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的限制，讯问时应当有律师在场；⑷完善第43条，明确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包括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一概不得作为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证据；⑸明确威胁、欺骗、引诱等概念，分别合法与不合法的情形；⑹将签发逮捕证或搜查证的权力赋予法官；⑺细化一些规定，包括在何种情况下始得于夜间讯问或搜查；⑻对一些新的侦查手段，包括窃听、网络监控、利用仪器探测等，也要有所规定，明确何为合法搜查。等等。

3、出台《证据法》，明确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结合《刑事诉讼法》和司法实践，确立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体系。

第五篇：《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

印发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等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印发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法发〔2010〕2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国家安全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总政治部保卫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监狱管理局：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经过广泛深入调查研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近日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为了在司法实践中严格贯彻执行两个《规定》，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制定、执行两个《规定》的重要意义

两个《规定》对政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对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提高执法办案水平，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央对两个《规定》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暨司法体制改革专题汇报会，认真讨论了两个《规定》，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依法履行职责，严格执行两个《规定》，讲事实、讲证据、讲法律、讲责任，确保办案质量，依法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确保办理的每一起刑事案件都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关部门要从全面准确执行国家法律，贯彻党和国家刑事政策的高度，积极加强宣传工作，充分认识出台两个《规定》的重要意义。

二、认真组织开展对两个《规定》的培训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等单位和部门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通过不同途径，采取不同方式，认真、及时地开展对两个《规定》的培训和学习工作，要精心组织相关办案人员参加专项培训，确保使每一名刑事办案人员都能够全面掌握两个《规定》的具体内容。

三、严格贯彻执行两个《规定》

两个《规定》不仅全面规定了刑事诉讼证据的基本原则，细化了证明标准，还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对各类证据的收集、固定、审查、判断和运用;不仅规定了非法证据的内涵和外延，还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范。切实把两个《规定》贯彻好、执行好，对于进一步提高执法办案水平，进一步强化执法人员素质，必将发挥重要作用。各相关部门在司法实践中要严格贯彻落实两个《规定》，牢固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观念、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观念，依法、全面、客观地收集、审查、判断证据，严把事实关、证据关，切实提高刑事案件审判质量，确保将两个《规定》落到实处，把每一起刑事案件都办成铁案。在贯彻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探索出的新经验、新做法，要认真总结，并及时报告中央主管部门。

另，办理其他刑事案件，参照《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二○一○年六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