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的神巫文化特质

第一篇：《楚辞》的神巫文化特质

本科毕业论文

题目： 浅论地域文化视角下《楚辞》中的

神巫文化特质

学院： 文学院

班级：

13级汉语六班

姓名： 王梦萍

指导教师： 赵敏 职称： 讲师

完成日期：

2017 年 月 25 日

浅论地域文化视角下《楚辞》中的神巫文化特质

摘要：神巫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古代中国长江地区为中心，在原始宗教、巫术、神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楚地孕育的一种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文化形态。而《楚辞》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其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惯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的神巫文化色彩。本文试从地域文化角度，通过对《楚辞》中作者的思维方式、创作表现方式、感情色彩方面来分析其中的神巫文化特质，这对于研究楚地神巫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有一定的意义及价值。

关键词：《楚辞》；神巫文化：地域文化；文化特质

目 录

一、楚地神巫文化的界定...............................................(1)

二、《楚辞》中楚地神巫文化特质........................................(2)

（一）神巫文化的统一性与传承性......................................(3)

（二）神巫文化的融合性与增益性......................................(3)

（三）神巫文化的古朴性和神秘性......................................(4)

（四）神巫文化的功利性与世俗性......................................(5)

（五）神巫文化的生活化与幻想性......................................(6)

三、《楚辞》中楚地神巫文化特质形成的原因..............................(6)

（一）地域环境.....................................................(7)

（二）地域风俗.....................................................(7)

（三）地方民歌.....................................................(7)

四、《楚辞》中神巫文化特质研究的价值与意义............................(8)参考文献.............................................................(9)

“楚辞”本是楚地歌辞，是一种具有浓厚的楚地文化特色的歌辞，其地域范围特指长江中下游地区，即“《汉书·地理志》记载，楚地地域范围北至荆山，南至衡山，囊括长江、汉江、云梦泽等水域。”①“楚辞”是在其楚地地理环境和民俗习惯等因素影响下形成的歌辞，再经由屈原等人的创作和丰富，才逐渐形成一种特定的文体，至西汉末期，由刘向汇集屈原、宋玉、景差等楚辞体作家作品，正式汇编而成为一部楚辞体诗歌总集，定名为《楚辞》。《楚辞》中包含了许多内容及题材，蕴含了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正如宋人黄伯斯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见《宋文鉴》卷九十二)。特别是其中的神巫文化特色，更值得我们关注，然而在目前的学界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楚地形成的神巫文化还存在认识上的不深刻，内容上的不完善等缺点，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于楚辞研究倾力较多、影响较大的有闻一多、郭沫若、游国恩、姜亮夫等。闻一多有《离骚解诂》、《九歌九章解诂》、《天问疏证》及其他专题研究。郭沫若有《屈赋今译》等。著名学者游国恩先生的认为：楚国是一个巫风很盛的国家，《汉书·地理志》说‘楚人信巫鬼重淫祀’。龙长吟先生则认为“所谓‘神巫文化’，以名观实，由‘神’和‘巫’两部分构成。‘神’，为尊神信鬼，‘巫’为装神弄鬼。”②但是，还未有人从地域文化角度来探究《楚辞》的神巫文化特质。本文侧重于从龙长吟先生的观点出发，对于地域文化是视角下《楚辞》中的神巫文化进行探讨，这对于楚地神巫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一、楚地神巫文化的界定

对于楚地神巫文化的认识，目前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认为神巫文化就是一种巫文化，游国恩先生认为在《楚辞》中无论是其仪式上、构思上、内容上都有着巫文化要素，例如《招魂》在内容上就是模仿民间巫觋招魂的仪式。《离骚》中屈原三次巡游前的占卜吉凶就是巫形式的体现。另一种认为神巫文化包括神话因素和巫文化因素，强调了其神话传说的重要性。持这派观点的有张赛、龙慧萍等，这两种观点各有利弊。本文主要倾向于第二种观点，侧重二者关系探究。神话传说与巫文化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既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又有神秘的巫文化特色。例如《楚辞》中揭露黑暗，追求光明的《离骚》描写了作者在巡游时所到访的神秘莫测的天界，一些传说故事中的宓妃、简狄、后羿等人物的出现等。再如，民间祭歌形式的《九歌》，在形式上就是巫文化最明显地体现，其次是其唱巫歌作巫术，鲜明的体现了其巫文化特点，这些在《楚辞》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①② 孙萱智：《﹤汉书·地理志﹥中的楚地地域变迁与风俗》[J].载《荆楚学刊》第15卷第5期，第21页

龙长吟：《再论湘西神巫文化》[J].载《湖南社会科学》第6期，第38页

神巫文化作为楚地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楚地先民早期的各种自然崇拜、巫术、占卜等各种原始宗教、神话传说和民俗等文化的综合体。我国自古的时候就有崇神信巫的传统。原始时期，初民文明程度不高，对于不能了解的自然现象，人们不能理解，感到迷茫、痛苦，以为身边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操控着人类，在这种认识程度上，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并且随着这种观念产生了许多与之相关的巫术图腾等祭祀活动，随之产生了一种巫文化。巫文化包含了许多内容：祭祀、占卜、巫术、自然崇拜、梦兆等，其主要是一种以巫术为主要手段的并辅以某些特定内容的民俗文化，是一种带有宗教性质的文化形态。而处在长江附近的楚国，在内在的精神层面上，他们对祖先的功绩十分的崇敬和缅怀，导致了楚人对神、鬼的祭祀非常虔诚。他们对待鬼神还坚信着人神可以互通，而互通的媒介就是“巫”（专门的神职人员作为组织者和主持者，即巫觋，合称巫）。一方面，巫觋的存在将遥不可及的神话世界投射到人类世界，神话作为古代文学的最初样式，是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形式”。屈原的《九歌》就是在吸收神话故事的基础上，勾画了一幅美丽的神仙画卷。在诗中可以看出，一些巫觋扮作群神的形象跳舞，用以娱神，乞求福佑。在《招魂》一诗中，屈原模仿楚地的巫觋招魂词，诗中描绘的事物，都充满了神话色彩，如“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另一方面，巫也因为神话传说的存在也更加的神秘化，受到楚民的信奉。楚国君民上上下下“信巫觋,重淫祀”(班固《汉书》),王逸也曾记载“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③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这种神巫观念形成了楚地一种稳固的民族心态，成为了楚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具有稳固而鲜明的民族特色。外在的物质层面上，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随之提高，处于南方的楚国经济较落后，离政治中心较远，受理性思想影响较少，它的风俗习惯，思想意识仍然摆脱不了崇尚鬼神的宗教气息。在这种内在外在的条件下，渐渐形成了楚地特有的神巫文化。在楚国成长起来的伟大诗人屈原其作品就不可能不受到这种神巫文化的影响，无论是在作品的意象、思维方式还是诗歌表现都是这样。

二、《楚辞》中楚地神巫文化特质

《楚辞》中包含的作品崇神信巫部分都涉及到了许多神巫文化因素，呈现出神巫统一性与传承性、融合性与增益性、古朴性与神秘性、功利性与世俗性、生活化与幻想性等不同的特质特点。

③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55页

（一）神巫文化的统一性与传承性

神、巫两个部分并不是割裂开来的，他们是具有统一性的，寓于神巫文化这个统一体中，如《九歌》中记载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神系，最高神“东皇太一”及各司其职的“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等神话形象，神力无边且带有独特的人物魅力。另一方面，《九歌》又是屈原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写成的抒情组诗。神话，巫文化这二者在《九歌》中相辅相成，构成了《九歌》独特的浪漫抒情色彩。在楚地，先民心信神好巫，楚国历史上保留下来的神话故事，巫风巫俗比较多，它们都是历史原始思想的产物。也就是把自然世界给人化，意识化，也就是“万物有灵论”。他们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巫术借用神话来施展，神话又依靠楚地巫术得到了生存和流传，二者共同构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虚幻世界。如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一首写自己的坎坷政治遭遇和倾诉自己爱国之情和理想抱负的抒情诗，诗中作者称自己为“帝高阳之苗裔兮”，里面的高阳氏就是颛顼，是楚国人民崇拜的太阳神，也就是天帝。屈原把自己身份写成天帝的后代，这里就带有一种神性，一种神话色彩。诗中作者三次神游，过程中有他向巫觋问卜，还有各种神话人物、神话故事，纵观全篇其文理，写作手法，结构等方面都带有巫及神的色彩。

楚地神巫文化具有一种传承性。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是突然出现的，必定有其来源。楚地神巫文化就是从商周时期，特别是殷商时期的巫文化传承而来。商代时，巫在朝唐之上的重要大臣，他们的后人以官职为姓氏称为巫氏，可见其巫文化的兴盛。神巫文化历史非常悠久，早在氏族社会时期就已出现，而在奴隶制社会时期以及封建社会早期，巫的社会地位提高，在商代建立起来了以巫为中心的巫史文化，开启了巫官时代，于是在商周时期，形成了独特的神巫文化，这影响至楚地，为楚地神巫文化特色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基础。

（二）神巫文化的融合性与增益性

如上所述，楚地神巫文化中神与巫之间具有统一性，那么接下来就是他们之间的融合性与增益性。任何寓于同一体中的两个方面都是一样的，它们之间相互共存，又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也就是它们的融合性与增益性。在楚地的神巫文化发展过程中，神话与巫文化是不断地相融合的。神话与巫术仪式的融合，表现在以祭歌形式娱神、乐神，巫神之间的恋爱与融合。在作品中往往是如《九歌》描写的沅湘间巫术祭祀，“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这种神与巫的爱情表现出了神巫之间的融合性。在《九歌》中，出现了“东皇太一”、“湘君”、“湘夫

人”等许多的神祇他们不是简单地作为《九歌》中的神仙出现，而是作为祭歌所迎的主人，是作为保护楚地百姓的神祇。而不是简单地作为一个神力无边的神仙那么的高高在上。这里我们能发现，《九歌》中在以前只是神话人物的神仙，被人为的“召唤”过来排演故事，目的是接受祭祀，保护一方百姓。而《招魂》是屈原按照民间招魂辞创作的奇幻诗篇。《招魂》中作者召唤灵魂，“魂归来兮”、“魂兮归来”带有浓烈的巫风色彩，这里我们能够发现神话与巫术活动的一种融合。

增益性说的是两个相互联系的双方，相互竞争，从而带来发展。神话与巫文化之间就存在这种关系。屈原在《天问》中运用了许多的神话人物，屈原先发问的楚国庙堂的壁画时，其本身就带有巫术宗教的性质。另外，《九歌》中的神仙的形象也是非常的模糊的，可以说在之前是没有具体的描述的：东皇太一描写的非常气派；山鬼是非常多情的形象；湘夫人是“目眇眇兮愁予”的惆怅。其增益性还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发展，以“河伯”为例，在《史记·滑稽传》中记载到，河伯在古代人心目中是敬而远之的，这与古代人民无力抗衡自然灾害有关，从而留下这样的形象。而在屈原的《九歌·河伯》篇中，“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这样的河伯上天入地，和心爱的女子逍遥自在。屈原笔下的河伯已经成为一个被赞美的形象，这与之前的敬而远之的河伯是不同的，体现了一种文化发展。这些形象在屈原笔下活灵活现，它是屈原在流放到民间，在民间的祭祀活动中展现出来的形象的基础上，通过艺术加工展现出来的。这里虽会带有一些作者主观的意识，但是这些神的形象显然是来源民间的祭祀活动。我们能清楚的感觉到神话和巫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增益，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

（三）神巫文化的古朴性和神秘性

古朴性指的是一种返璞归真，无论是神话还是巫文化都有其源头，在原始社会时期，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以及生存条件，原始居民采用巫术、神话等来解释自然环境中遇到的自然灾害以及他们不能理解的自然现象。《招魂》就是屈原为模仿民间招魂辞而作，文章中作者殷切地呼唤着魂的归来，表现了一种简单而又朴实的愿望。作者用浪漫而又富有色彩的笔调，描写出了是神巫文化其古朴性的一面。而巫文化在商周时期发展到鼎盛，到了春秋时期，理性思想发展起来，巫文化衰落下来，但在长江附近的楚国，离政治中心较远，受理性思想影响较少，巫文化便在这里继续发展，而神话与巫文化的发展异曲同工。

另一方面，神、巫本身就带有一种虚幻性、神秘性，而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神巫

文化就带有鲜明的神秘性。这表现在《楚辞》中就形成了其独特的积极浪漫的抒情色彩。如《离骚》中诗人充满奇幻色彩的神游，飞翔天际，求索昆仑，与神祇对话等都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想象。又如《九歌》中的“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之忡忡”(《九歌·云中君》),这种人神相互交流的情景，还有对神灵的思恋不舍都充满了神话色彩以及浪漫情调。在《离骚》著名的“求女”一段中，作者用了浓重的笔调描述了一幅美丽的仙境。这种神秘性还体现在神巫文化本身的特质。楚国本身在思想上就受到了这种具有神秘性的宗教巫术的支配，长期处在这种神怪思想还有祭神祀鬼的巫风下。而且，巫觋在祭祀的时候要熏香沐浴，有一套非常庄重的程序。这种祭祀的程序本身也体现了其神秘性。屈原就是在这种神秘的神巫文化的浸染下，其作品呈现了一种与《诗经》传统不同的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

（四）神巫文化的功利性与世俗性

神巫文化是一个在历史逐渐发展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具有楚地独特地域色彩的文化，它的起源非常古老。前面我们知道了人们受到生产条件的限制，认识能力有限。在遇到不可知的环境灾害或者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人们不能理解，感到痛苦与迷茫，认为身边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操控着人类，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并随着这种观念产生了许多与之相关的图腾祭祀活动，以祈求神灵的庇佑。《东皇太一》中“君欣欣兮乐康”，字面翻译是希望定皇太一健康欢乐，其实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歌舞中的人民希望自己同样健康欢乐。我们能够在神巫文化产生的最初就发现其中的一种功利性，祭祀活动的产生是人类，先民们为了祈求神灵的庇佑，是从人类的自身利益出发的，无论它是一种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离骚》中“岂余身之惮殃兮”“荃不察余之中情兮”都是作者为了表明自己对于国家、君主的忠诚。

而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类逐渐发展，氏族社会解体，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建立，人们逐渐认识世界。以前不能解释的部分自然现象也得到了解释。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神巫文化对楚地居民生活及文学创作影响至深，《楚辞》中也可见其世俗的展现与揭露。比如《九歌》中女神的描写，“山鬼”是象征着爱情、婚姻，“少司命”是主子嗣的女神，在这里的女神都被人为的赋予了意义，表现了人们的期望。究其原因，神巫文化也是一种人巫文化，表现了人类的一种期望与诉求。另一方面，社会制度的改变，封建制出现，统治者为了加强他的统治，在精神层面就利用了这种神巫文化对被统治者进行文化上的一种统治，这就使得神巫文化带有一种世俗性。楚国时期，继承了其中的功利性与世俗性，楚国的祭祀活动有时不仅是为了祈求神灵的护佑，也

是供王室成员享乐的歌舞活动。

（五）神巫文化的生活化与幻想性

在楚地长期存在的神巫文化，给人们的日常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所以在《楚辞》中也折射出不少日常生活的情景描绘。比如，《离骚》中作者对于世俗人世的描绘，“众女嫉余之蛾眉兮”、“众皆竞进以贪婪兮”、“惟夫党人之偷乐兮”等都表现了其生活化与世俗化。再如“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與之败绩”、“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斋怒”表现了屈原对于与人生无常、命运捉弄的无奈与抑郁之情。神身上寄予着人们的欲望，是人们在生活中出现的，经由人们自己的幻想而创造出来的，早期的神体现出人与自然的结合，也就是万物有灵论的体现。比如说女娲以及伏羲的形象就是上身为人下身为蛇，这就体现了一种幻想性。《楚辞》中如“灵之来兮蔽日”（《九歌·东君》），“灵之来兮如云”（《九歌·湘夫人》）这都描写的是神灵降临的壮大场面，又如“选署众神以并毅”（《远游》），讲述了作者巡游天界的壮观场面，这都是神巫文化的幻想性在《楚辞》中的体现。另一方面，在神的体系中有许多的男神女神，并且他们之间就如百姓一样有思念，《九歌》中的湘江之神相爱却不能聚首；“河伯”因不能和“美人”长聚而愁苦；大司命、少司命因为“生离别”而伤感，他们都如同凡人一样拥有这样或那样的苦恼，从这里可以看出神巫文化中蕴含的一种生活化。

神巫文化在《楚辞》中最具幻想性的篇章就属《离骚》中的三次飞行了，屈原的第一次飞行是“朝发韧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其中悬圃是传说中的神山，在昆仑之上。屈原的第二次飞行“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间风而继马”，白水是神话中发源于昆仑山上的神水。屈原的第三次飞行是“朝发韧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都是以昆仑山展开想象，极具幻想性。

楚国“隆祭祀，事鬼神”的神巫文化风气源远流长，整个社会文化都散发着浓厚的巫教气息，神巫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神秘与浪漫，绚烂的色彩于想象为我们解读《楚辞》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此外，《楚辞》中大量神巫文化要素的存在，为我们还原、佐证当时楚地文化特色提供了最切实的行文资料。

三、《楚辞》中楚地神巫文化特质形成的原因

地域文化指的是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并且传承至今还发挥作用的文化。在楚地，特殊的地理环境、物质基础形成了楚地特殊的地域文化。对楚地神巫文化特质产生了影响。

（一）地域环境

北方地区地形多高原，植被不如南方丰富，又靠近政治中心，形成了精神层面上尚朴实的风格。而南方空气湿润，植被较多，再加上远离正统的政治文化中心，就形成了不同于北方的南方地域文化，《离骚》中的“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芷。”这里面提到的椒、秋兰、芷、江离都是生长在南方的植物，屈原在《离骚》中借楚地特有的植物来比喻那些人所具有的美好品质或寄托了屈原对于美好品质的追求。这些对于香草的描写与屈原《离骚》中美人的描写，一起构成了其独特的“香草美人”意象，这些都是在楚地特有的地理环境下孕育的。这特有的地理环境影响在当地人身上就形成了当地人浪漫抒情、大胆奔放的气息，对神巫文化产生了影响。

（二）地域风俗

先秦时期，人们普遍崇神信鬼，但是对待鬼神的态度却有所差别，中原地区的的态度以孔子为例即“事鬼神而远之。”在楚国却不是这样的，一直到春秋末年，楚国的第一大巫观射父仍然在楚国具有很高的地位。楚地祭祀的时候，巫觋以鬼神存在为前提，在祭祀过程中逐渐的形成了舞蹈、唱辞、音乐这些形态样式，这些在楚地形成独特的风俗，最后在《楚辞》中得以永久地保存下来。这种人神互通的思想在楚国意识中仍然非常重要，这就导致了楚国巫风浓郁，歌舞娱神，使得楚地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息，形成了独特的楚地风俗习惯。屈原的《招魂》就是模仿民间招魂这一习俗写成的诗，民间习俗特色鲜明这不可避免的影响了神巫文化。

（三）地方民歌

在春秋时期，各国民歌都非常丰富，《诗经》中的“国风”部分就包含了各国的民歌。楚国也有民歌，但在《诗经》中并没有记载楚国民歌，这点原因不得而知。但是一些简短的记录中如《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等记载中，可以看出楚歌其内涵的丰富，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和音韵，如“些”“兮”等字。《楚辞》就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特有音调音韵。其次，《离骚》的叙事和抒情都有很浓的浪漫主义色彩。在《九歌·湘君》中描写了湘君对女神的思念，描写了其愁思，哀婉动人。《九歌·大司命》《九歌·少司命》就生动地描写了双方神相爱却不能相见的痛苦。这种痛苦的演绎在民间通过巫祭歌舞表现出来，这在民歌及屈原的诗作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就带有神巫文化色彩，楚歌在这一方面来说，影响了《楚辞》，影响了神巫文化。

四、《楚辞》中神巫文化特质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神巫文化在经过长时间的孕育，在楚地生长，开出灿烂的精神之花。现在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认识能力不断提高，对于神巫文化的认识逐渐提高，我们看《楚辞》中的神巫文化特质，不仅能够更好的还原楚地独特的神巫文化特色，更能促进神巫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对于深入研究楚文化以及宗教文化有着重要意义与价值。

研究神巫文化，有利于拓宽研究楚文化的研究领域，深化人们对于楚文化的认识与理解。近十多年，研究神巫文化的并不是特别多，多数是研究巫文化，神巫文化的研究有利于增加对楚文化的研究方面，使人们更加了解楚文化，有利于楚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另一方面，研究神巫文化有利于加强对历史文化的发掘和弘扬，对于文化多样性做出贡献。在当今，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冲击，如何做到弘扬传统文化，是当下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我们应当积极地发扬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中国的文化精髓，不应该放弃传统。我们的祖先们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在如今的现代社会，也可能达不到那种思想认识高度，这些都是我们应当传承并发展下去的精神财富。在如今神巫文化逐渐湮灭的当今社会，我们更有义务去记住那些曾经的辉煌。另外，神巫文化的研究对于宗教的研究也有着贡献，特别是楚地宗教研究，楚地宗教本身就是影响神巫文化的一个因素，研究神巫文化在某些方面同样对地方宗教有着重要意义。

在特殊的地域文化环境影响下的神巫文化，蕴藏着楚地世世代代生活的人们脑海中对于神巫活动的认识，反映在《楚辞》中，呈现出特有的神巫文化特质。表现在《楚辞》的浪漫诡谲的意象、精彩纷呈的想象、开创性的结构等方面，这对重新认识楚辞中蕴含的神巫文化特质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 张正明．楚文化史[K].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2] 李安宅．巫术与语言[H]．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3] 张光直．美术·神话·祭祀[M]．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8． [4] 张紫晨．中国巫术[M]．上海三联书店 1990． [5] 詹鄞鑫．神灵与祭祀[B]．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6] 潜明兹．中国古代神话与传说[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96． [7] 萧兵/译注．楚辞全译[M]．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8] 袁行霈/主编 聂石樵 李炳海/本卷主编．中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9] 黄凤显．楚地域环境与楚辞文学[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10] 洪秀娟．论《离骚》中的巫文化特质[J]．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16）．

On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Myth and Witchcraft in Chu C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ulture

Abstract: The mythical and witchcraft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which is based on the ancient Chinese river area as the center, developed from the original religion, witchcraft, myth, created by Chu people is rich in local color of southern culture.And “Chu Ci”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southern literature, the historical legends, myths, customs and the use of artistic means, lyric style, all with a distinctive color God witch cultur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ulture,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witch in terms of the mode of thinking, the way of expression and the emotion of the author in the song of chu.It is of significance and value for the study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itch culture in chu.Key words：regional culture；Chu Ci；the mythical and witchcraft culture；meaning

第二篇：楚辞文化

屈原和《楚辞》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

也许你不懂什么叫做诗歌散文，但你一定知道什么叫做文学；也许你说不出四书五经的名字，但是你一定听过《离骚》；也许你弄不清战国时期各国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你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名字——屈原。

对于屈原的生平简介，我想已经不必赘述，对于屈原和楚辞在文学史的地位，就我个人看过的资料总结如下：

一、屈原是一个爱国者、爱国的诗人，这种爱国精神影响了后世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

二、屈原自创“骚体”，对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1、打破《诗经》四言诗的格调，创作了一种句法参差灵活的楚辞体，直接影响了汉赋的产生。

2、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

3、对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影响。

从屈原在当时社会中的身份来说，他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但以他的巨大的创作成就来说，他又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众性集体性的创作，个性的表现甚少。而屈原的作品，却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用他全部的生命和热情铸造的结晶。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诗人。他关心国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为坚定的爱国者受到高度评价。虽然他的爱国和忠君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他并不能背离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但同时也要看到，屈原又具有较为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并不把自己看作君主的奴仆，而是以君主从而也是国家的引路人自居。他对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有坚定的信念，为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惜与自身所属社会集团的大多数人对抗，宁死不渝。这就在忠君爱国的公认道德前提下，保存了独立思考、忠于自身认识的权利。作为理想的殉难者，后人曾从他身上受到巨大感召；他立身处世的方式，也被后世正直的文人引为仿效的榜样。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法，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的作品，以纵恣的文笔，表达了强烈而激荡的情感。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于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屈原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

《楚辞》是屈原作品的合集。关于篇名，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解释为“离忧”；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为“别愁”；近人或解释为“牢骚”，或解释为“楚国曲名‘劳商’的异写”。关于写作年代，有人认为写于楚怀王当朝，诗人被疏远以后；也有人认为作于顷襄王当朝，诗人再放江南时。迄无定论。《离骚》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诗中大量运用了古代神话传说，以想象和联想的方式构成了瑰丽奇特的幻想世界，又以神游幻想世界的方式表现了诗人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诗中大量地运用了“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将深刻的内容借助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极富艺术魅力。《离骚》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诗歌形式上，屈原创造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他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总之，由屈原开创的楚辞，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对后世文学形成无穷的影响。、

第三篇：楚辞

读汤炳正先生之《楚辞成书之探索》及《四库全书·楚

辞章句提要》札记

一、“楚辞”之名

楚辞之名历来就饱有争议，根据崔富章的《楚辞书目五种续编》：“‘楚辞’一名，含义有二：一为继‘诗三百’而起，发源于楚国之新体诗，二为总集之名，即书名。”

（一）、一种特定的文体

金开诚《屈原辞研究》：“‘楚辞’之名之由来，即是对历史上某一特定地区（楚）的某种特定诗体（辞）的称呼。”此即是从楚地的地域文化出发，认为“楚辞”是楚人的诗歌。

愚案：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关于“辞”与“赋”之区别，金开诚先生认为：“‘楚辞’即汉时人所称之为‘辞’„„‘赋’属于文的范畴，‘辞’属于抒情诗的范畴。”

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诗体》云：“屈、宋以下，效楚辞体者，皆谓之‘楚辞’。”明代唐枢《重刻楚辞序》：“‘楚辞’者，风雅之变也，其源昉出于屈子。厥后作者继起，咸祖其词，而皆楚声，故俱谓之‘楚辞’。”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屈平后出，本《诗》义以为《骚》，该兼六义，而赋之义居多。厥后，宋玉继作，并号‘楚辞’，自是辞赋之家皆祖此体。”此三家皆从文体之角度出发，而得‘楚辞’之义。而全面阐述“楚辞”是一种地域文化的代表的应该是宋人黄伯思，他指出：“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辞、誶、蹇、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湘、沅、江、澧、脩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他皆率此，故以楚名之。”

（二）、总集之名，即书名

“楚辞”一词的连用，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文中以《春秋》与《楚辞》对举，当是专著矣。此后，班固《汉书》之中多次出现“楚辞”连用，殆已是专用名词。故“楚辞”作为总集之名，当在西汉中期左右。《汉书·地理志下》：“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又《汉书·淮南王列传》：“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可见，当时刘安养士数千，对屈原赋或楚辞深有研究，且武帝亦有耳闻，不然何以使刘安特为《离骚传》？而揣班固《汉书·地理志下》之文辞，武帝之时，屈宋等人的作品似已裒集成著，故能“世传‘楚辞’”。案汤先生所划分的楚辞五组之第二组为淮南小山或为淮南王所集，或名曰《楚辞》，据马迁及班固所言，斯为明证矣。

二、《楚辞》的流传

《楚辞》既然在西汉中后期就已经裒为一集，别本单行，那么为何《汉书艺文志》之中却没有著录？或云刘向《七略》成书在前，《楚辞》成集在后，而班固写成《汉书艺文志》之时，《楚辞》固已成书，班氏因《七略》体例“分载甚明，不烦复列总集”（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

据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逮至刘向，点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案《隋书经籍志》：“《楚辞》十二卷，并目录，后汉校书郎王逸注。”《旧唐书·经籍志》：“《楚辞》，十六卷王逸注”《新唐书·艺文志》：“王逸注《楚辞》，十六卷。”既然王逸于其序中明言有“十六卷章句”，《隋书经籍志》却言只有“十二卷”，殆隋人与汉时分卷不一，或隋人之误欤？《旧唐书》《新唐书》之撰者又改正为“十六卷”，或时人益之为“十六卷”？不可知矣。

又，案《宋史·艺文志》：“奏议《楚辞》十六卷屈原等撰；洪兴祖《补注楚辞》十七卷；《楚辞》十七卷后汉王逸章句。”较之《新·旧唐书》，又增一卷，而所言“奏议《楚辞》十六卷屈原等撰”殊与刘向、王逸同。

案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楚辞》十七卷，后汉校书郎王逸叔师注。„„至汉武时，淮南王安始作《离骚传》，刘向与校经书，分为十六卷，东京班固、贾逵各作《离骚章句》十五卷，阙而不能说，至逸自以为南阳人，与原同土伤悼之，复作十六卷章句，又续为《九思》，取班固二序附之为十七篇。”此言与王逸殊异，王逸自言为“十六卷章句”，并未说自续《九思》一篇以附篇末。案《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宋史艺文志》所著录之《楚辞》的篇卷之变化，窃以为王逸之《九思》或为唐宋时人附益为之，故至《宋史艺文志》，《楚辞》得为十七卷矣。

第四篇：楚辞

《楚辞》是中国汉族文学史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和骚体类文章的总集。[1]“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安徽西部一带[1]）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2] 《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

作为继《诗经》以后，对中国文学最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2]，《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令后世因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1-2]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3] 对《楚辞》（楚辞）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今称为“楚辞学”。其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而《楚辞》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儒家-中华文化圈”，16世纪之后，更流入欧洲；至19世纪，引起欧美各国广泛关注，各种语言的译文、研究著作大量出现。在国际汉学界，楚辞一直是研究热点之一。[2][4-5] 目录

1内容梗概 2篇章目录 3结集情况 背景 搜集 辑录 蠡测

4版本绍介 古版流传 今本读物 专业版本 5文学贡献 骚体 赋体 诗歌 散文 戏剧 小说

6传播影响 日本 英国 法国 德国 瑞典 美国 7辑录作者 辑录 作者

1内容梗概

古籍局部[6] 《楚辞》是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及浪漫主义文学源头。“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汇编成集，计十六篇，定名为《楚辞》。是为总集之祖。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分别是：《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这个十七篇的篇章结构，遂成为后世通行本。[1-2] 《楚辞》运用楚地（今湖南、湖北、安徽西部一带）的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都承袭屈赋的形式，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1] 2篇章目录

刘向辑录的《楚辞》只有16卷，16篇；但传世通行本《楚辞》多是17卷，17篇，这是据《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王逸的《楚辞章句》而来，后者加上一篇自己的作品《九思》。刘向《楚辞》、王逸《楚辞章句》原书早已毋见，至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篇章内容上承《楚辞章句》，通常被认为较保持原貌，因此，现通行的版本的篇目结构，基本依以《楚辞章句》为祖的《楚辞补注》等为据。通行本《楚辞》篇章结构 编目数量 详细题目 作者

作品著作归属之歧说备注（仅列部分观点）离骚（1篇）离骚 屈原

胡适《读楚辞》认为屈原为传说[7]，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朱东润《离骚以外的“屈赋”》等，几全否定屈原存在或其著作权[3][8] 九歌（11篇）东皇太一 屈原

游国恩《屈原》认为“九歌”（全文）民间口头创作，屈原改写；许笃仁《楚辞识疑》“九歌（全文），系司马相如等作品”。[9]

云中君 屈原

湘君 屈原

陈子展《楚辞直解》认为《湘君》与《湘夫人》应合一[10]

湘夫人 屈原

大司命 屈原

陈子展《楚辞直解》认为《大司命》与《少司命》应合为一[10]

少司命 屈原

东君 屈原

河伯 屈原

山鬼 屈原

国殇 屈原

礼魂 屈原

梁启超《屈原研究》认为“礼魂”伪作，应是《九歌》之乱辞[11] 天问（1篇）天问 屈原

九章（9篇）惜诵 屈原 陆侃如、冯沅君合著《中国诗史》认为“伪作嫌疑”[12] 涉江 屈原

哀郢 屈原

抽思 屈原

怀沙 屈原

思美人 屈原

洪兴祖断伪作[13]，《中国诗史》疑伪作[12]

惜往日 屈原

洪兴祖断伪作[13]，《中国诗史》认为“伪作嫌疑”，[12]吴汝纶疑为伪作，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断伪作[13] 橘颂 屈原

洪兴祖断伪作[13]闻一多《论九章》，认为伪作[12]

悲回风 屈原

洪兴祖断伪作[13]《中国诗史》认为是“伪作嫌疑”[12] 远游（1篇）远游 屈原

陆侃如、游国恩、茅盾和郭沫若《屈原研究》认为非屈原作[14] 卜居（1篇）卜居 屈原

蔡靖泉《楚文学史》、茅盾《楚辞与中国神话》认为伪作[15]郭沫若《屈原研究》认为非屈原作[14] 渔父（1篇）渔父 屈原

蔡靖泉《楚文学史》、茅盾《楚辞与中国神话》认为伪作[15]郭沫若《屈原研究》认为非屈原作[14] 九辩（1篇）九辩 宋玉

招魂（1篇）招魂 一说宋玉

王逸注作者宋玉，明焦竑后一说屈原[16]，现代各袭说法 大招（1篇）大招 一说景差 王逸注“或曰景差”[17]，朱熹《楚辞集注》认为景差，葛立方《韵语阳秋》认为屈原[18]，胡应麟《诗薮》认为唐勒[19]，梁启超认为伪作 惜誓（1篇）惜誓 一说贾谊 王逸注作者“疑，不能明”；一说贾谊[20] 招隐士（1篇）招隐士 淮南小山

王逸注作者淮南小山，《文选》认为屈原[21] 七谏（7篇）初放

一说东方朔

王逸注《七谏》作者东方朔。

沈江

一说东方朔

怨世

一说东方朔

怨思

一说东方朔

自悲

一说东方朔

哀命

一说东方朔

谬谏

一说东方朔

哀时命（1篇）哀时命 严忌 即庄忌，本姓庄，东汉时因避明帝刘庄讳，改为严[20][22] 九怀（9篇）匡机 一说王褒

通路 一说王褒

危俊 一说王褒

昭世 一说王褒

尊嘉 一说王褒

蓄英 一说王褒

思忠 一说王褒

陶壅 一说王褒

株昭 一说王褒

九叹（9篇）逢纷 刘向

离世 刘向

怨思 刘向

远逝 刘向

惜贤 刘向

忧苦 刘向

愍命 刘向

思古 刘向

远游 刘向

九思（1篇）九思 王逸

洪兴祖《楚辞补注》“恐其（王逸）子延寿之徒为之尔”[23] 注1：本表据《辞海》[2][21][24-29]及《楚辞章句疏证》[30]国学网[17]，一些参考附文注。注2：几乎每篇作品归属权都曾有歧说，表中仅列部分有代表性观点。3结集情况

屈原开创“楚辞”创作，先秦“楚辞”的流传，至汉初的搜集、西汉末刘向最终将辑录成《楚辞》，经历了一段比较漫长的过程。而这个结集过程，向来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蠡测。背景

“天问”书影[31] 刘向的《楚辞》是“楚辞”的结集，这一点并无疑义；“楚辞”作为战国时期在中国南方楚国地区出现的一种新型诗体，也是公认的；则楚辞自然是先于《楚辞》存在。最早出现楚辞的记载，是《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32]这是楚辞最早见诸文献的记载。大意约为朱买臣由于喜欢读《春秋》、言楚辞，获得汉武帝的召见并得以升迁。

1977年发掘的安徽阜阳汉代汝阴侯夏侯灶墓遗址中，发现过两片《楚辞》残简，一为《离骚》，一为《涉江》，墓主在世时间距屈原之死约百余年，这是有实物证据的最早《楚辞》文本。（注：汤炳正曾据此实物，更加有力的批驳胡适等“屈原是传说”论，并形成确凿定案）。屈原之后的“楚辞”情况，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33]，班固《离骚》赞序称：“屈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悲悼，故传于世。”[17]两则记载同样说明，秦灭六国，火焚书，但“楚辞”终究还是流传下来。[3] 搜集

汉初，开始有了楚辞的搜集，《汉书·地理志》载：“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34]大意简述了“楚辞”的由来；显示出高层对“楚辞”的推崇，甚至严助（注：即庄助，避汉明帝讳，其子庄忌，一说为《楚辞》“哀时命”作者）、朱买臣因之“显贵于朝”；更重要的是，文字透露出了当时“楚辞”的两个搜集群体：其一是吴王刘濞及其招纳的“娱游子弟”；其二是淮南王刘安及门下士人。据《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35]淮南王刘安甚至还受命创作《离骚传》。但《离骚传》的内容，除了班固《离骚叙》所引几句，余皆失传，不知其详。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成帝使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刘向搜寻辑录天下遗书，《汉书》卷十·成帝纪第十：“（三年）秋八月。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36]大意是，刘向在公元前26年（河平三年）的秋天，开始奉命搜寻天下遗书。这自然也包括搜集“楚辞”作品。辑录

《汉书·地理志》所透露出来的汉初两个群体刘濞、刘安因“谋乱”，次第灭亡，时间远早于刘向的领衔集书。刘向集书性质属于最高权力的官方征集，应该有来自前两者所收集保留的若干“楚辞”作品。但一共搜集到的具体数量及内容则无考。刘向《楚辞》的具体结集时间，也未有明确记载，有些研究者希冀考据出具体辑录成书时间，但普遍未获认可。

按刘向受命搜书时间公元前26年，刘向去世时间为公元前6年[29]。则可以推出最早辑录“楚辞”的刘向《楚辞》，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这20年之间——这是较为稳妥的说法。这期间，刘向将宫中堆积如山的图籍典册以及各地献上的遗书分别校雠缮写。每一部书整理完毕，刘向便写出《叙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楚辞”的整理、结集工作也就在这期间得以完成。[3][23] 由于刘向《楚辞》早佚，并未能确知其篇章卷数，从被认为是保存较完好的《楚辞章句》及通行版本看，应是16卷16篇，据王逸在《楚辞章句·叙》中说，其中有屈原作品25篇（注：《楚辞章句》正文在《大招》处又注“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如加上则26篇[30]），“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即是说，刘向《楚辞》一开始只有十六篇。[3][23][29]现通行本的17篇，是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补增了自己的作品《九思》。[2] 蠡测

《屈赋新探》封面[37] 关于成书过程，历来说法众多，较有代表性的是汤炳正的蠡测。20世纪60年代，汤炳正依据《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在其著作《屈赋新探》的《〈楚辞〉成书之探索》一文中提出五个阶段论：第一个阶段，只有屈原《离骚》、宋玉《九辩》二篇的合集，凡二卷。纂成时间，当在先秦。其纂辑者或即为宋玉[38]。第二个阶段，是在屈、宋合集基础上增加《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七篇，凡九卷。增纂时间，当在西汉武帝时。增纂者为淮南王宾客淮南小山辈，或即为淮南王刘安本人[39]。第三个阶段，是在九卷本的基础上增加《招魂》《九怀》《七谏》《九叹》四篇，凡十三卷。增辑的时间，当西汉元、成之世。增辑者即为刘向[40]。第四个阶段，是在十三卷本的基础上增益《哀时命》《惜誓》《大招》三篇，凡十六卷。增辑时期当在班固以后、王逸以前。增辑者不是一人一时，而是在较长的时间里由不同的人一篇一篇地增辑起来的，增辑者已不可考[41]。第五个阶段，“就是后世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十七卷。把《九思》附入《楚辞章句》的，乃王逸自己；其叙及注文，乃后人所为”[42]。

汤炳正的结论，曾获不少学者支持，并一段时间内屡被引用。然而，他的推论基础仅仅是五代王勉《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有孤证之嫌，而即使是《楚辞释文》的目录，也并非绝对可靠，因此，只能是一种猜测。也因此，1999版及2011年版的《辞海》皆只言“刘向乃编辑成集，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2] 4版本绍介

《楚辞》的版本系统是比较复杂的，由于其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社会的独特地位，使其从辑录之前到流传过程，几乎每一个环节、细节都产生或曾经产生不同的歧说——在“五四”前后疑古思潮泛滥情况下，甚至连屈原的存在与否，也曾引起争议，亦有全盘否认《楚辞》有先秦作品的。古版流传

古籍内页[6] 刘向《楚辞》的原貌早已不见，但约100多年后成书的王逸《楚辞章句》，一直公认是首部完整注疏《楚辞》的版本，也是最完整的注本，因为刘安的《离骚传》，刘向、扬雄作的《天问》注解，东汉的班固、贾逵作的《离骚章句》，都只是“楚辞”或《楚辞》的某一篇作品而已。因此，后人几乎仅能凭借王逸《楚辞章句》为主，了解刘向的《楚辞》。[23] 王逸《楚辞章句》上承刘向《楚辞》，但它原版早亡，现存主要版本有：1518年（明正德十三年戊寅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中复宋本十七卷，上海图书馆藏；1571年（明隆庆五年辛未）豫章王孙用晦夫容馆复宋本十七卷，前附《楚辞疑字直音补》一卷，上海图书馆藏；1586年（明万历十四年丙戌）冯绍祖校勘本；等。此外，继承王逸《楚辞章句》最受重视的版本是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然而，按王逸《楚辞章句》“自序”，刘向的《楚辞》应为十六卷，而现见版本的《楚辞章句》，却是十七卷，多出了一篇王逸自作自注的《九思》，因此一直令人起疑，甚至有怀疑其作真伪者。王兴祖《楚辞补注》则认为只是后人加入，“逸不应自为注解，恐其子延寿之徒为之尔”。[23][43] 洪兴祖的《楚辞补注》的，本旨是补王逸《楚辞章句》之未备，故取名“补注”，是公认较为全面保留《楚辞章句》、乃至上接刘向《楚辞》的著作。在《楚辞》早佚，《楚辞章句》原貌不见得情况下，《楚辞补注》遂成为最主要的追溯《楚辞》的版本。该书同样十七卷，在承袭《楚辞章句》内容上，作进一步《楚辞》的补注及阐发等，客观上也留住了已经失传的隋唐以前及洪氏同时代的遗说。[11] 《楚辞补注》版本较多，主要有：明复刻宋本，浙江图书馆藏；明崇祯中汲古阁重刊宋本，北京图书馆藏；清素位堂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文津阁、文澜阁《四库全书》本；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丙午）《惜阴轩丛书》仿汲古阁本，等。[11] 今本读物

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楚辞》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殿堂中的一门显赫之学。如果打算从一般的角度，对现存的楚辞作品进行阅读的话，可以参考如下一批由现代学者撰写的读本、文献资料。[44-45]

《楚辞今注》封面[46] 《楚辞入门》，梅桐生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对楚辞研究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均有所述，深入浅出，体系完整。《楚辞全译》，黄寿祺、梅桐生合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收录了王逸《楚辞章句》和朱熹《楚辞集注》中的全部作品，是于今最全的楚辞注释本；该书每篇均有详细的题解，通俗性、学术性兼备。《楚辞今注》，汤炳正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为“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的一种，每篇均有题解，注释简明。《楚辞今绎讲录》，姜亮夫著，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姜被誉为现代楚辞学大师，是现代楚辞学研究专家中著述最丰者。此书共分12讲，观点明确，篇幅不大，简明扼要。《楚辞书目五种》，姜亮夫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重印；全书分为5部分，即楚辞书目提要、楚辞图谱提要、绍骚隅录、楚辞札记目录、楚辞论文目录，是一部反映自汉以来各代学者研究考订楚辞成就的目录学著作。《楚辞书目五种续编》，崔富章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崔为姜亮夫的学生，是前书的续编。

《屈原赋校注》，姜亮夫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修订本；该书对屈原的全部作品进行了校注，共计25篇，是当代《楚辞》注本中的权威性读本。《屈原赋今译》，郭沫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特点是由当代著名诗人来翻译古代名作，是现代影响最为广泛的译文。《屈原赋今译》，姜亮夫著，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该书依照《屈原赋校注》的篇目，译文采用了元曲的形式，译法十分独特。《屈原集校注》，金开诚等著，中华书局1996年版；该书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的一种，吸收了大量现有成果，考证精当。专业版本

1979年，楚辞学泰斗姜亮夫接受国家教育部的指示，为挑选出来的全国重点大学讲师（副教授）以上教工人员进行专门的楚辞学开班培训。姜亮夫特为进修班开出必备的14部楚辞文献。[9]这14部专业文献分别是： 王逸的《楚辞章句》（夹附在洪兴祖《楚辞补注》里）；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王夫之《楚辞通释》；黄文焕的《楚辞听直》；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戴震的《屈原赋注》；王闿运的《楚辞释》；陈本礼的《屈辞精义》；朱骏声的《离骚补注》；龚景瀚的《离骚笺》；刘梦鹏的《屈子章句》；胡文英的《屈骚指掌》；马其昶的《屈赋微》。[47] 此外，还有姜亮夫自己的著述：《楚辞书目五种》。他特别指出，这14部是一些派别、方法的代表，“不一定是第一流货色”，“而第一流的货色奇缺”。[47]（注：必备文献目及简介，见下图“姜亮夫推荐文献1-3”，百科编辑者制图参考自[47]）

姜亮夫推荐文献3[47]

姜亮夫推荐文献2[47]

姜亮夫推荐文献1[47] 5文学贡献

《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极其深广的影响，几乎每个文学领域，各个不同的体裁的文学都不同程度存在它的身影。[48]郑振铎在《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一文中给予《楚辞》极高的评价：“像水银泻地，像丽日当空，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无星之夜，永远在启发着、激动着无数的后代的作家们。”[48-49] 骚体

范增《离骚图》[50] 骚体文学包括楚歌和楚赋，它们有二个共同特点：其一是以《楚辞》中作品为模拟范式，其二是“兮”的大量运用；后者构成了骚赋有别于其他作品最明显的外在标志。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汉武《秋风辞》等帝王作品，以至整个两汉魏晋骚体都是《楚辞》的继承者。[48]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曾指出“包括建安到魏末的抒情小赋言，可说都远袭楚辞”。[51]唐崇诗，文坛中心在诗，但韩愈、柳宗元、皮日休三家为代表的骚体作家，在中晚唐复兴。[48]宋至清，据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第三部《绍骚偶录》，这一时期作骚体作品有50人，约110题，共计作品300余篇。这些，都是直接起源于《楚辞》。[48] 赋体

赋体文学出于“楚辞”。这里的“楚辞”指屈原开创的文学形式，包括《楚辞》之前的就流行于世、有可能未进入《楚辞》的楚辞体作品。赋体的形成前人有多说，从大的方面，它与《诗经》传统、战国诸子文风、纵横家排比论辩的气势不无关系，然而最重要、最直接的渊源则是“楚辞”。从句型上看，赋体文有的全部或大部运用骚体句，如枚乘《七发》等；有的大量运用散句的散体赋，如之后宋代苏轼《前赤壁赋》等。从题材上和描写手法看，赋体文的主要题材是约定俗成的，构思方法有规可循，这种类型化倾向来自前代的模仿，由于《楚辞》提供最典丽优雅的榜样。[48]后世赋便多仿而作，刘熙载《艺概》说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出于《远游》，曹植《洛神赋》出于《湘君》《湘夫人》等；郭沫若甚至说《远游》是《大人赋》的初稿，张衡的《思玄赋》简直是《离骚》的翻版。[52]这些说法虽不尽然，但可见《楚辞》对赋体的贡献。[48][53] 诗歌

《楚辞》是公认的与《诗经》并峙的一座诗的丰碑，它创造了新的诗体，对诗歌对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楚辞》开创性地打破了《诗经》四言为主，重章叠韵的体式；其次，《楚辞》丰富了诗歌的题材，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如招隐诗、游仙诗等便是直接从《楚辞》孕育出来的，政治咏怀诗等，受《楚辞》的影响亦很大；最后，最重要的是，《楚辞》在诗坛开创了一种文学传统，今人视为“浪漫主义”诗风的一派都无一例外受其启发，从中汲取精神与艺术得滋养，成了它的“苗裔”。屈原、阮籍、李白，以至于龚自珍等的作品，正是此种浪漫主义诗风的体现。[48][53] 散文

散文是与韵文相对的，《楚辞》虽然是韵文，但它对散文的作用也很明显。首先，它具备散文因素，如句式上长短不齐，有散文化倾向；如它结构抒发胸臆，辞章安排与散文通；如内涵上既可抒情又可言志，可论说也可质疑，与散文相接等。因此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其次，它开创的写法如问对及谋篇构思的方法，为散文所汲取。如《卜居》《渔父》都是一问一答，活泼有趣，后世类似文章连绵不绝，因此《文选》专门设“对问”、“设论”这类文体，《文心雕龙》也归入杂文。从东方朔的《答客难》到柳宗元的《愚溪对》无不从这种思路来。孙综在《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中评“屈子泽畔行吟，柳州愚溪对答，千古同慨”。第三，是骚体句入散文。在散文体中插入骚体句，可以抒怀、可以励志，犹画龙点睛，向为文章家习用。[48] 戏剧

台湾云门舞集演绎“九歌”[54] 戏剧是综合性的表演艺术，《楚辞》对戏剧的贡献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部分作品包含了某些戏剧成分，如《九歌》，本身就是迎神娱神的歌舞乐章，就其文学的意义说则是先秦一部戏剧。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直言为戏曲“萌芽”：“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55]另一个方面，是《楚辞》中人物在戏剧的表现。其中，仅屈原的事迹，据马晓玲《引商刻羽吊屈原》一文：历代的杂剧、传奇等有近二十种（包括未完成品），其作者包括睢景臣、吴弘道、徐应乾、袁晋、汪柱、顾彩、丁澎、李东琪等，郑瑜《汨沙江》（杂剧）、尤侗《读离骚》（杂剧）、周乐清《纫兰佩》（杂剧）、张坚《怀沙记》（传奇）、胡盍朋《汨罗沙》（传奇）等，今仍存世。近代，《楚辞》故事更是大量剧增，可说《楚辞》已融入戏剧文化中。[48] 小说

相对而言，《楚辞》与小说关系较疏，只是一种文学的交融与渗透。《楚辞》对小说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其一，是想象空间的拓展，如《九歌》对神的思恋追求之于后世人神恋的启发，如《离骚》《远游》的腾云驾雾之于后世神怪小说的参照，如《招魂》之于志怪小说的借鉴作用，等。其

二、题材故事的渗透，如王嘉《拾遗记》卷一十记洞庭山，又如沈亚之《屈原外传》等，都将屈原入小说并神化。而关于屈原的传说故事，更是于今不绝。[48]乃至“戏说”成风。6传播影响

楚辞海外资料篇[56] 《楚辞》较早就流传海外，特别是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儒学—中华文化圈”。至1581年（万历九年），利玛窦来华，东方文明遂远播重洋，《楚辞》逐渐进入西方人的视野，1840年鸦片战争后，欧美世界开始广泛注意《楚辞》。据粗略统计，17至18世纪由传教士以拉丁文翻译的中国典籍达数百种，其中包括《楚辞》。迄20世纪中，相继出现英、法、德、意、等文字的楚辞，屈原作品全部有西译，其中以《离骚》为最多，甚至同一语种有不止一个译本。[5][57] 在1984年出版的《楚辞研究集成：楚辞资料海外编》中，便选编较有代表性的日本、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匈牙利等海外研究楚辞的专著和论文20种，且仅仅为“一小部分”。[58]简要介绍如下： 日本

《楚辞》传至外国，最早是在日本。[5]《楚辞》传入日本的下限时间为公元730年（日本太平二年）。在《古事记》等古老的日本史书中就出现了收在《楚辞》中的《渔父》的辞句，《日本书纪》中又有《河伯》的辞句，《万叶集》中的反歌就源于乱辞。之后，日本人进行了翻译解说，即和训本。比较早的是秦鼎的《楚辞灯校读》、龟井昭阳的《楚辞玦》等，之后一直不绝。西村硕园的《屈原赋说》，从规模和深度上看为最具价值者，今只存前半部分，是日本楚辞学研究的权威性著作。翻译本还有铃木虎雄的译本等。20世纪，日本的楚辞学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出版有专著30种左右，论文约300篇。注释本主要有青木正儿的《新释楚辞》等。专门研究的著作有桥川时雄《楚辞》、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等。[59] 英国

翟理思（Herbert A.Giles）从1883 年起，在其初版、二版《古文选珍》以及《儒家学派及其反对派》中，选译了《卜居》《渔父》和《九歌》中的《山鬼》《东皇太一》《云中君》《国殇》《礼魂》《卜居》等；而在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一节“楚辞”，被英国多所高校的东方语言文学系作为教材。阿瑟韦利（Arthur D.Waley），1916年出版了包括《九歌》与《离骚》在内的《中国诗选》（Chinese Poems），1918年又增翻了《国殇》，与前译作一起收入《汉诗170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书被多次重印，并被翻译成多个语种，受到了英国乃至欧洲社会的热捧。之后，阿瑟韦利又英译了《大招》，并于1955年出版个人楚辞研究专著《九歌：古代中国的萨满》（The Nine Songs: A Study of Shamamism in Ancient China）。[57] 法国

1870年，德埃尔韦.圣德尼侯爵（LeMarquis d' Hervey Saint-Denys）主持翻译包括《离骚》在内的中国古典诗歌及《今古奇观》。为了介绍屈原其人，德埃尔韦还将《史记.屈原列传》的法译本作为参考文献附于《离骚》之后。1895年，英国汉学家里雅各（James Legge）将其文转译为《离骚及其作者》，此文在英语世界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其后，对《离骚》进行翻译的还有法国诗人埃米乐.布雷蒙（Emile Blémont）。1886 年，埃米乐法译《离骚》，与《诗经》《乐府》等一并辑录于《中国诗歌》中，该书于巴黎出版，但谬误颇多，多处篡改了文义。此外，沙畹于1926年完成了对《史记》前41章的翻译。沙畹“旁征博引中外各种资料”注解《史记》，其中涉及楚辞学内容的是对《楚世家》的解释。之后，沙畹还完成了《天问》的翻译。[57] 德国

1972年，毛泽东赠送田中角荣《楚辞集注》[60] 1815年，歌德曾积极尝试翻译《离骚》，虽未有结果却开创了德译楚辞的先河。1852年，奥古斯特（August Pfizmaier）在第3期《维也纳皇家科学院报告》上发表了《﹤离骚﹥和﹤九歌﹥：公元前三世纪中国诗二首》，全文使用德语对《离骚》《九歌》进行了翻译。1887年，旨在“研究和传授中国文化知识”的东方语言学院（SOS）于1887年于柏林成立，开设的课程便包括楚辞的讲授。1902年，顾路柏（Wilhelm Grube）编写《中国文学史》（Gschichte der Chineseischen Literatur）。该书其中先秦文学主讲儒道思想作品与《楚辞》。此外，孔好古（August Conraty）写作《屈原所著天问之研究》《中国艺术史上最古之证件》，1931年，又与其弟子何可思（Eduard Erkes）合著的《天问——中国艺术史上最古老的文献》。何可思后以《招魂》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又英译、注《大招》，以纪念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eh Hireh），再英译《大司命》与《少司命》。孔好古（August Conraty）另一弟子鲍润生（Franz Xaver Biallsa），是继何氏之后另一位以楚辞为题进行博士论文写作的德国汉学家。1928年，他在《皇家亚洲协会北中国支会学刊》第59期上发表《屈原的远游》《屈原生平及诗作》二文，英译了《东皇太一》《山鬼》《惜诵》《卜居》《渔父》及《天问》前十二行诗句并作研究探讨，之后陆续完成《九章》的全部德译。[57] 瑞典

学术渊源师承于沙畹的高本汉（Berhard Karlgren）汉学功底扎实，掌握古籍考证和辨伪知识。他曾将先秦古籍划分为两大部类：体系化和非体系化，前者包括《尚书》《周礼》等儒家经典，而后者包括了《庄子》《离骚》《天问》《列子》等。1946年，他又在《古代中国的传说和崇拜》（Legends and Cults in Ancient China BMFEA No.1946）与《周代中国的一些牺牲》中引用了《九歌》，对中国古代仪式作了阐发。[5][57] 美国

1923 年，英美两国同时出版《郊庙歌辞及其他》收录韦利英译《离骚》和《九辩》，第一次在新大陆引

入“楚辞”。1932年，美国温纳尔氏（Edward Theodore Chalmers Wernner）编纂《中国神话辞典》，收录了《楚辞》中的潇湘二妃的传说。1938年，嘉德纳（Charles Sidney Gardner）出版了《美国图书馆中有关西方汉学研究书目》（A Union List of Selected Western Books on China in American Libraries），包括了鸦片战争以后欧洲学者研习楚辞的一些重要著作，为欧美楚辞学习者查阅相关资料提供了有效捷径。1947 年，纽约约翰戴书局出版白瑛（Robert Payne）译编的《白马集》。其中收录《九歌》《九章》和《离骚》等篇目，更为广泛的译介了楚辞篇目。[57-58] 7辑录作者

按通行本《楚辞》内容及篇章结构等，编辑辑录者为刘向《楚辞》（最初辑[2]）、王逸《楚辞章句》（现最完整本[1-2]），作者有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等。[2] 辑录

刘向

刘向（约前77—前6），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本名更生，字子政，彭城沛（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四世孙。治《春秋谷梁传》，亦好《左氏传》。曾任谏大夫、宗正等。用阴阳灾异附会时政，屡次上书劾奏宦官、外戚专权。成帝时，任光禄大夫、中垒校尉。曾校阅群书，撰成《别录》，为中国目录学之祖。又编有《楚辞》。所作辞赋三十三篇，今多亡佚，唯存《九叹》为完篇。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刘中垒集》。另有《洪范五行传》《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今存。又有《五经通义》，已佚，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存一卷。[29] 王逸

王逸，东汉文学家。字叔师，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侍中。所作《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颇为后世学者所重视。作有赋、诔、书、论等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今多亡佚。为哀悼屈原而作的《九思》，存在《楚辞章句》中。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王叔师集》。[28] 作者

屈原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战国楚国诗人。名平，字原；又自言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时楚国贵族。初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学识渊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后遭到贵族子兰、靳尚等人的排挤而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长期流浪沅、湘流域。后因楚国政治更加腐败，首首都郢也被秦兵攻破，既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遂投汩罗江而死。所作《离骚》《九章》《九歌》等。其中《离骚》等更具有宏大篇制，与《诗经》形成显著区别，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传世作品，都保留在刘向辑集的《楚辞》中。又《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篇，其书久佚，篇目与楚辞有无出入，已不可详考。[27] 宋玉

战国辞赋家，后于屈原。东汉王逸说他是屈原弟子，未知所据。曾事顷襄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他和唐勒、景差，“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艺文志》著赋十六篇，皆多亡佚。《隋书·经籍志》著录《宋玉集》三卷，已失传。作品以《九辩》最为著名。篇中叙述他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悲伤，流露出抑郁不满的情绪。其余皆有争议。《招魂》一篇，王逸《楚辞章句》以为宋玉作，但后世有些学者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语，认为是屈原作品；其他见于《文选》的《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诸篇，也有人疑非宋玉作品。[24] 淮南小山

西汉淮南王刘安一部分门客的统称。他们的作品有《招隐士》一篇，收入王逸《楚辞章句》中，王逸说是闵伤屈原而作。但《文选》则题刘安作。又乐府《淮南王辞》，晋崔豹《古今注》、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也都说是淮南小山所作。[21] 东方朔

东方朔（前154年－前93年），西汉文学家，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德州陵县东北，一说今山东惠民东）人。武帝时，为太中大夫。性诙谐滑稽。曾以辞赋谏武帝戒骄奢，又称农战强国之策，然终不为用。辞赋以《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又名。《汉书·艺文志》杂家有东方朔二十篇，今佚。《神异记》《海内十洲记》等书皆为托其名而作。后世传说很多，多非信史。[26] 严忌

西汉辞赋家。本姓庄，东汉时因避明帝刘庄讳，改为严。会籍吴（今江苏苏州）人。好辞赋，为梁孝王门客。有辞赋二十四篇，仅存《哀时命》一篇，为哀伤屈原之作，见于《楚辞章句》。[22] 景差

战国楚辞赋家。后于屈原，与宋玉同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艺文志》未录景差赋。《楚辞》所收《大招》，王逸注称“或曰景差”作。[61] 贾谊

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人（今属河南），时称贾生。少有博学能文之誉，文帝初召为博士。不久迁太中大夫，好议国家大事，为大臣周勃、灌婴等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后为梁怀王太傅。曾多次上疏，批评时政。建议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主张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并力主抗击匈奴的攻略。在贬为长沙王太傅渡湘水时，作《吊屈原赋》，“亦已自谕”。在长沙三年，又作《鵩鸟赋》，自伤不遇。所著政论有《陈政事疏》《过秦论》等，为西汉鸿文。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贾长沙集》。另传有《新书》十卷。今人所辑《贾谊集》，包括《新书》十卷。[62] 王褒

西汉辞赋家。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宣帝（注：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为谏议大夫。以辞赋著称，其《洞箫赋》为最早的专门描写乐器与音乐之作，较有名。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王谏议集》。[25]

第五篇：楚辞

《楚辞》读后感

五月在过去现在未来都会属于一个人——屈原。读着《楚辞》，五月的种子在心中慢慢发芽，我仿佛看到了行吟江畔的诗人目视着滔滔江水，感叹着人生的无常。也许，对于屈原和宋玉，人生都或如浮萍一般无根无蒂，陌如尘上。江南塞北的春光，海角天涯的风尘，白雪红梅的清韵，湖绿江南的水波，在作者笔下仿佛都代做了富于情感的形象，体味着作者的悲伤，抚慰着枯槁的身躯。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疾苦和自己的生命，到底该选择哪一个?!江畔的诗人叩问苍天，苍天无语；凝视大地，大地无声！过尽千帆惊回首，报国无门的诗人只剩下脚边的落英和盈袖的花香。地老天荒，却等不来一个王。屈原的生命，该是一个瑧子永恒的过程，因为他在那些落英缤纷的年华里，培育出了千古不灭的故事。朝赐你财物，午赐你宅院，暮赐你美酒的人，说不定何时就想需赐你一死。可你忙于政务，又怎能留心国王的夸奖是一种带回钩的暗器！你短暂的生命留下的篇章，他们都活了几千年，我是不是可以认为，箭的自由就是弓的自由？涛涛汨罗澄白如练，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都等待着被江水被时间洗涤，历史的长河，波涛滚滚汹涌澎湃，但它淘不尽，淘不尽高尚的灵魂。昂首是春，俯首是秋，如此的气质，}如此的灵魂，刚劲坚毅地挺立在天地之间，留给后世的人们永久的仰望，膜拜。

我喜欢《楚辞》浪漫的气质，雄奇的想象，奇崛的语言，屈原高冠长剑、宽袍大袖，为民请命，为民离骚的形象是我心中最大的向往；《山鬼》等作品则充满鬼怪精灵之气，灵秀无限，美人独立山间幽会情人的浪漫和野性气质，在心头永远挥之不去；《湘君》和《湘夫人》之间渺杳绰约的爱情。。《楚辞》中的香草美人，主人公含英咀华，披兰草食灵芝的比喻，骑怪兽驾异鸟，凭空飞行的姿态，奇崛的行为，都是我心头最大的梦想。我想《楚辞》浪漫的气质已经根植到我的灵魂中了，没有办法不无时无刻不去凸现，在我的文章中，言谈举止中，我的血液气质中。

试着读《楚辞》，特别是读《离骚》、《国殇》、《哀郢》、《卜居》、《渔父》时，心却狂燥无限，郁闷不安。再细想想，原来两者发抒的感情不一样啊。尽管可能对同样的事物不满，《诗经》缓缓道来，一唱三叹，回环往复的缓缓发抒，告诉读着诗经的人人间的美好、善良、罪恶和不平。《楚辞》则犹如疾风暴雨，控诉人间罪恶，特别是屈原的愤世嫉俗，特立独行都让人产生紧张与不安。奇崛的语言和疯狂得失去控制的想象，都让人情绪不宁。

——12062210 胡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