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化的内涵及其创新特质简论

第一篇：荆楚文化的内涵及其创新特质简论

荆楚文化的内涵及其创新特质简论

刘纪兴

2007年第2期 ——文化建设

荆楚文化的内容可概括为：神农炎帝文化、楚国历史文化、秦汉三国文化、清江巴土文化、名山古寺文化、长江三峡文化、江城武汉文化和现代革命文化。这些是荆楚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

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具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和经济开发价值。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从静态的空间角度看，主要是指以当今湖北地域为主体的历史文化；从动态的发展时序看，不仅包括古代，而且还应包括近现代、当代湖北地区所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按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建设和谐文化的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将荆楚文化的优秀精华和丰富内涵与建设和谐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荆楚文化更鲜明地体现当代湖北的发展特色和风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

荆楚文化的主要内容

经过分析和归纳，笔者认为，荆楚文化的内容可概括为８大系列：

——神农炎帝文化。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神农炎帝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神农炎帝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完成了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的过渡。尤其是神农架作为当今地球中纬度地区惟一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区，具有比其他温带森林生态系统更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意义，素有“天然动物园”、“物种基因库”之称，是最富特色的世界级旅游文化资源。

——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西周之初，楚国立国于荆山一带，建都于丹阳（今鄂西北一带），又建都于郢（今湖北荆州江陵）。之后，又两次迁都。在８００多年的历史中，楚国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髹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启迪和教育作用。

——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重要的文化中心，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三国时期魏、蜀、吴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据统计，《三国演义》１２０回中有７２回的故事是在湖北发生或与湖北密切相关。古隆中、赤壁、长坂坡、水镜庄、荆州江陵、襄阳城、夷陵、当阳关陵等著名文化景区，都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民族地区，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所谓“清江天下秀、长阳歌舞乡”，“八百里清江美如画，三百里画廊在长阳”就是生动写照。该地区扼长江三峡之咽喉，控渝川湘黔之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已被国家列为西部大开发范围。

——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１９９４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武当山古建筑群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自宋代以降，武当山一直受到皇家的崇祀。明成祖朱棣曾将武当山封为“五岳”之上，使其成为“天下第一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以及钟祥明显陵等世界文化遗产和名胜古迹，都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

——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峡谷之一，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其举世无双的水电能源、高峡平湖的壮观气势、不可估量的经济社会效益，以及长江三峡秀美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江城武汉文化。汉口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３５００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江城武汉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它主要包括以古琴台、琴断口、钟子期墓、集贤村、月湖等为载体的知音文化，以黄鹤楼、晴川阁、红楼、起义门、铁门关、江汉关等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近代汉阳兵工厂和现代制造业基地武钢、长飞光纤、神龙汽车等为代表的工业文化，以谦祥益等汉正街的老字号和现代的武商、中商、中百、汉商等为代表的商业文化，以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和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等科研院所为代表的科教文化，以长江、汉江、龟山、蛇山、磨山、木兰山、汤逊湖、东湖等自然山水和风景名胜为代表的山水文化，以汉口、武昌新老火车站、武汉长江上的几座大桥和两江的轮船码头、驳岸港口为代表的交通文化，以老通城、大中华、筱陶园、四季美等老字号餐饮企业和艳阳天、湖锦、三

五、小蓝鲸、福盛、醉江月等新字号餐饮企业为代表的饮食文化，以茂记、冰川、太和、劲松等汉派服装为代表的服饰文化等。

——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在武昌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武昌首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五师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湖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开展红色旅游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文化资源。

上述８大文化系列是荆楚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湖北的重要的文化基础，也是发展湖北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

荆楚文化的创新特质

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角度审视荆楚文化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其５个方面的创新特质 ——“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与中原诸侯国不同，楚君熊绎受西周成王“封以子男之田”，并不是因为与周王室有血缘关系，而完全是靠以楚君为首领的楚民族开拓进取、不断奋斗的结果。西周时期的楚国，一直是受到周王室压迫和中原诸侯国歧视的弱小异族邦国。正是这种压迫和歧视激发了楚人“筚路蓝缕”、敢于胜利的创业精神。从熊渠立其三子为王到楚武王自立为王的１００多年间，楚国在反抗周王朝的压迫和歧视中走出了一条艰苦奋斗、独立自强、逐步发展壮大的强国之路。楚武王之后进一步开疆拓土，威镇中原，楚庄王时成为列国臣服的霸主。今天，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新形势下，我们应当大力弘扬楚人“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以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荆楚地区处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交叉地带，其地域文化带有明显的混合特征。反映在思想观念上，荆楚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例如，古代楚国在民族政策上奉行“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的方针，在统一江淮广大地区众多诸侯小国和少数民族部落的过程中，实行团结安抚政策，因而“甚得江汉间民和”。对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楚人乐于博采众长、择善而从并积极引进。如楚国的青铜铸造和冶炼技术等，都是在充分吸收其他地区文化长处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一飞冲天”、“一鸣惊人”是楚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楚庄王的名言。楚庄王依靠这种精神成为春秋时期的一代霸主，其德言嘉行是“春秋五霸”中惟一受到孔子多次称赞的。屈原、宋玉首创的辞赋，开汉赋之先河，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文体创新的重要里程牌，其流风余韵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也深刻地影响着荆楚地区的社会文化，使这一地区在社会变迁和时代发展中往往领先起步，首着先鞭。清代晚期名臣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时，曾为奥略楼撰写了一幅楹联：“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多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张之洞在湖北修铁路、开矿山、建工厂、练新军、兴学校、办实业，使武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武昌首义的历史功绩，也直接反映了荆楚文化所蕴含的“敢为天下先”之冲天豪情和惊世骇俗的创新精神。

——取义成仁的爱国精神。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而荆楚文化就是这种伟大民族精神的杰出代表。以取义成仁为己任，是古代楚国众多贤臣士大夫所追求的人生目标，也是荆楚文化深厚内涵的重要特征。从古代的孙叔敖、令尹子文、申包胥、屈原、王昭君，到近现代的董必武、闻一多等革命志士，他们的爱国言行昭示出荆楚文化的深厚底蕴，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增光添彩。楚国大夫、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著名诗句，一直在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发展创新的历史进程中唱响，成为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真理、改造社会、投身实践的精神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提炼和弘扬这种取义成仁的民族精神，应该成为我们进行文化创新，建设和谐文化，培育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止戈为武”的和谐精神。追求和谐统一，注重以德服人，是荆楚文化创新特质的重要内涵。楚国先祖鬻熊曾被西周文王、武王、成王尊为资政问谋的国师，其治国思想的核心是主张“以和为贵”，强调执政兴邦“唯由和而可也”。楚庄王一生征战，提倡“止戈为武”，所追求的也是“以德服人”。他认为，进行战争的目的是“禁暴戢兵”、“保大安民”、“和众丰财”（《左传·宣公十二年》），直到他临死之时，仍遗嘱太子及大臣们要为政以德，“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左传·成公二年》）。这种和谐统一的德政思想是对治国理念的重大创新，构成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提高执政水平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荆楚文化这些基本的创新特质，是时代的产物，具有优秀文化的先进性和代表性，是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是进行文化创新和建设和谐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作者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第二篇：荆楚文化的主要内涵及其类别

荆楚文化的主要内涵及其类别

2007年05月23日

通俗地讲，荆楚文化是指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文化。古代的“荆楚”概念，其地域范围大致以今天的湖北省行政区划为主，故湖北人往往将本省称为“荆楚大地”。所谓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从断代的静态角度看，它主要是指以当今湖北地区为主体的古代荆楚历史文化；从发展的动态角度看，它不仅包括古代的历史文化，还包括从古到今乃至未来湖北地区所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因此，“荆楚文化”也可以理解为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文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荆楚文化的内涵主要包括八大文化系列：

1、炎帝神农文化。湖北随州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完成了向农耕时代的过渡。尤其是神农架作为当今地球中纬度地区惟一一块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区，具有比其他温带森林生态系统更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意义，素有“天然动物园”、“物种基因库”之称，是最富特色的垄断性的世界级旅游文化资源。目前，湖南省对炎帝文化的研究和开发非常重视。我们一定要大力开发炎帝神农文化的资源优势，培育好这一文化品牌。

2、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其800多年的历史创造了举世闻名的辉煌文明成果。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创新精神，楚庄王、孙叔敖、老子、庄子、屈原、宋玉等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都是世界级的大名人并深刻地影响着后人；青铜铸造、丝绸漆器、音乐绘画等科技文化成果光耀夺目，叹为观止；楚丹阳、古郢都、章华台等楚都城和古建筑之谜有待破解┅┅

3、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也是重要的文化中心，古云梦泽、睡虎地秦简、汉明妃王昭君、汉武帝刘秀等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特别是湖北境内是魏、蜀、吴三国鼎立相互交叉竞争的中心地带，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澜壮阔，惊心动魄。据统计，《三国演义》120回其中有70回的故事是发生在湖北，古隆中、赤壁、长坂坡、南漳水镜山庄、荆州江陵、当阳关陵等著名文化景区，都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美好的民族素质。其民风民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风格，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州和长阳、五峰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所谓“清江天下秀，长阳歌舞乡”、“八百里清江美如画，三百里画廊在长阳”就是生动写照。同时该地区扼长江三峡之咽喉，控渝川湘黔之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目前，该地区已被国家列为西部大开发范围。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武当山古建筑群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自宋代以降，武当山一直受到皇家的崇祀，特别是明成祖朱棣更将武当山封为“五岳”之上，使其成为“天下第一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九宫山、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先福寺、武汉归元寺、宝通寺、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6、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秀美雄奇的自然风光，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现代化的水电设施以及宜昌和三峡地区的风土民俗，构成了具有浓厚地方风格的文化流派，形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7、武汉地方文化。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称“九省通衢”，早在商周就是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地方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的重要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化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武汉的地方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它主要包括以古琴台、琴断口、月湖等为载体的知音文化，以黄鹤楼、长江大桥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近代汉阳兵工厂和现代制造业基地武钢为代表的工业文化，以谦祥益等汉正街的老字号和现代的武商、中商、中百等为代表的商业文化，以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代表的科技文化，以长江、汉江、龟山、蛇山、木兰山、东湖等自然山水和风景名胜为代表的山水文化，以汉口老火车站和两江的轮船码头港口为代表的交通文化，以老通城、大中华、小桃园、四季美等老字号餐饮企业和艳阳天、湖锦、三

五、小蓝鲸、福盛等新字号餐饮企业为代表的饮食文化，以茂记、冰川、太和、劲松等汉派服装为代表的服装文化等。

8、近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中间开花，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武昌首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革命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五师的抗日活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涵，是极其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

荆州古城

2007年05月29日

江陵，古称荆州，远在太古，中国方圆九州，荆州就是一个州的中心之地，春秋战国时，楚国把楚国都迁到江陵，这里便成了楚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的中心，楚在此建都400多年，历经20代。

江陵是我国为数不多的有古城墙的城市之一。相传为“刘备借荆州”时关羽所筑。秦汉以来江陵北至长安、洛阳，南下两广，西去四川、云贵的陆上通道必经之路。城南又有长江水运之便，向有“自古兵家重荆州”之说。据《三国演义》载：赤壁之战以后，曹操退回黄河流域，孙权为巩固长江下游的统治势力，占领荆州。孙刘之间的联盟本来就出于一时利害关系上的考虑，双方为了夺取荆州这一块地方，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孙权采纳了部下鲁肃的主张，把荆州借给刘备，以便联合抗御曹操。刘备取得四川后，不归还荆州，派二弟关羽据守，关羽出兵襄樊，威逼曹操，孙权乘荆州空虚，派吕蒙袭取荆州，俘杀了关羽。历史上“刘备借荆州”、“东吴赔了夫人又折兵”、“关羽大意失荆州”等故事都发生在这里。孙刘联盟破裂后，刘备、张飞兴兵伐吴，张飞未曾出兵，被部将张达、范疆所杀。“头葬云阳，身葬阆中”。刘备兵败“彝陵”，白帝城托孤。

荆州古城又保存完好的护城墙，成内东西直径3.75公里，南北直径1.2公里，总面积4.6平方公里。荆州护城河，又称水域，时古城的第一到防御线，护城河全长10500米，宽30米，水深4米。护城河西通太湖，东连长湖，与古运河相连，驾舟从内河可直达武汉。

荆州古城在建设部公布的全国现存七大古城墙中，排名第二。与同期公布的江苏南京、山西平遥、辽宁兴城等其它几座古城墙相比，荆州古城墙的特点一是规模较大，城垣周长为十点八公里；二是全闭合型城垣保持得相对完整，环城四周无一处豁口，且基本上保持了明清古砖城的特有风貌。因此，它曾被国内有关名城保护专家誉之为“中国南方古城的唯一完璧”。

8、荆州八宝饭

在全国八宝饭中独树一帜的荆州八宝饭，原是清代的一位御厨从宫廷出来后，到荆州城开设饭馆流传下来的。百余年来，虽时代更叠，然八宝饭的御膳风味不减，人称“御膳八宝”。这种八宝饭用红枣、莲子、苡米仁、桂元内、蜜樱桃、蜜冬瓜条、糖桂花以及糯米先蒸制成坯，再加白糖、猪油散烩而成。由此又名叫“烩八宝”。吃到口里，觉得润滑溶消，香甜透味，油而不腻，甜而不厌，于是有“浅盏小勺细品尝，离席数时回味长”的赞语。

荆楚民歌

2007年06月05日

荆州是楚国郢都的所在地，是楚文化的中心。“郢人善歌”闻名于世。据载，约在“唐虞之世”就产生“楚歌”的雏形了，相传帝舜南游时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歌中唱道：“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到了周代初年，民歌更是在楚地盛行，仅《诗经》中记载的就有《汉广》、《江有汜》等篇。刘向《说苑》中的《越人歌》是楚民歌向“楚辞体”发展的标志。屈原在搜集、加工、改造南方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楚辞》，其《离骚》的骚体形式，是从民歌的“楚声”学来的，在艺术上开辟了民歌的发展道路，对荆楚民歌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时至今天，民歌在荆楚大地广为传唱，种类繁多，有田歌、号子、山歌、情歌、灯歌、风俗歌等数十种，内容十分丰富。

在荆州各县市，农民种田必唱山歌，自古以来，相沿成习。据《湖北通志》载：“楚国南郢之地„„杨歌，郢中田歌也。其别为三声子、五声子、曰樵声，通谓之杨歌，一人唱，和者以百数。”荆楚田歌非常丰富，有薅草歌、打麦歌、车水歌（车水锣鼓）、载秧歌、扯草歌等等。每种歌在各地又有多种不同的曲牌和演唱形式。如钟祥的秧田锣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专业歌师傅在田边演唱，用锣鼓伴奏，另一种由劳动者自唱自乐，无锣鼓伴奏。又如天门、沔阳的《薅草歌》由主腔和号子组合而成，一领众和。领唱者主腔（高腔、悲腔、打锣鼓），众人接唱号子（阴阳火、拗驴子过桥等）。《薅草歌》的旋律高亢优美，富有江汉平原淳朴的田园风味。它的主要曲牌后来发展为荆州花鼓戏的主要唱腔，脍炙人口，流传全国。

荆楚民歌的内容相当广泛，有歌颂党和领袖的，有反映爱情生活、婚丧民俗的，也有调剂情绪逗乐的。楚纪南故城所在地及楚墓集中地的纪南、马山、八岭、川店等乡，民歌相当丰富。江陵民歌五大调即喇叭调、伙计调、嘚调、叮当调、啊吙调，乐曲声调高亢，节奏明快，旋律优美，地方特色浓郁，在全国广为流传。有首江陵民歌道：“未曾开口喜在心，我唱个歌儿吐真情，唱个松柏万年青，唱个星星永远明，毛主席是我的大恩人。”

反映爱情婚姻生活的民歌在荆州各地数量最多。如江陵传统民歌《火烧把》：“郎在高山薅粟苗，姐在家中把火烧，磨子推，箩筛摇，冷水调，猪油包，锅里焰，灶里烧，脚踏门槛手叉腰，口里喊，手又招，喊我的情哥回来吃火烧，看我的火烧泡不泡。”公安民歌《栽秧歌》“泡种下秧一百一，手拿黄秧七十七，谷儿怀胎还要水，姐儿怀胎还要郎，郎是姐儿的救命王。”把生产劳动与男女爱情紧密结合起来了。在这类民歌中，既有反映小女婿的风俗给妇女带来痛苦的，也有反对父母包办婚姻，要求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公安有首民歌唱道：“桃花谢哒麦儿黄，男人没能女人长，搭起板凳亲个嘴，一声媳妇一声娘，我几时长得你这么大。”

荆州各地自古就有用民歌表现婚礼仪式的习俗。如江陵的《拜堂歌》、监利的《撒床歌》、石首的《闹洞房》等至今在民间广为流传。在松滋庆贺寺一带还流传着一种比较古老的《婚姻仪式歌》共30首，用民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婚姻仪式的全过程。此外，在荆州唱孝歌也很普遍。遇有丧事，歌师傅至丧家点灯设像，伴棺守夜，边跳边唱，称为“跳丧舞”。以后改为围桌坐唱，称为“坐丧鼓”。丧鼓孝歌由于曲调委婉、缠绵动听，歌师傅用来为长辈祝寿，称为“寿三鼓”，以后又转向茶社酒楼，成为一种卖唱曲艺形式，称为“跳三鼓”，其功能逐步向娱乐方向发展。

荆州民歌异彩纷呈，生命力是无限的。今天，荆楚民歌从内容和形式都融汇进了中国歌谣大合唱的音旋律中，为我们的现代生活增添着美丽的光彩。

荆楚简帛与荆楚文化

2007年11月01日

荆楚简帛的研究已形成国际性学术热潮，这除了楚简不断有新的发现之外，更重要的是荆楚简帛内涵丰厚，吸引力强。我国简帛的出土主要集中在荆楚和西北两大地域，在荆楚和西北两大地域中又以荆楚居多。早在南齐时代，荆楚北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就有一座被盗的古墓出土竹简书，经鉴定，认为正是《周礼》所缺佚部分的《考工记》。20世纪40年代初，在湖南长沙出土了著名的楚帛书。从50年代起荆楚简帛不断地出土面世，共计有50余批。其中自70年代以来，马王堆汉简帛书、睡虎地秦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张家山汉简、走马楼三国吴简、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里耶秦简等大宗简帛出土和发现，不断给学术界带来惊喜。

荆楚简帛大都出于墓葬和古井，书籍、文书各具特色，种类甚多，内容丰富。荦荦大者，有如下数端。

道家思想是荆楚文化的一大特色。荆楚简帛所出《老子》就有郭店楚简本和马王堆帛书本。竹简《老子》属于选本，抄写于战国中期，是所见最早的本子，与今传本相比，没有关于“道”的理论，以及“小国寡民”理想社会的阐述，没有“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等与儒家主要学说相抵牾的内容，偏重于实用，当为楚国官方的一种传习读本。马王堆帛书《老子》有甲、乙本，分别抄写于刘邦称帝前和称帝后，除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今本不同外，内容结构基本一致，能解决今本章节、字句的许多争议，是所见最早的全本《老子》。道家著作还有郭店楚简本《太一生水》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恒先》篇，这是两篇荆楚传习的十分珍贵的先秦道家佚籍，分别阐述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及道家虚静理论和天地起源问题。道家在战国中后期分为黄老学派和庄子一派，黄老学派在战国时代影响颇大，因其著作失传而导致后世知之甚少。马王堆帛书《黄帝内经》的发现，使世人获得了重新认识黄老学派的机会。

儒学一直是荆楚文化重要的内涵。春秋时楚人就有传习《诗》、《书》、《礼》、《乐》的传统，楚庄王的臣下申叔时就是著名的儒学家。在讨论楚太子教育问题时，他提出了善、德、忠、信、节、义、礼、孝、仁、文、武、罚、赏(《国语·楚语》)，其核心内容是“耸善而抑恶”，追求“心”之“善”，开后世思孟学派心性学和“性情”论的先河，成为荆楚传习儒家学说的一大特色。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中的《缁衣》(各一篇)、《性情论》(《性自命出》)、《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穷达以时》、《六德》、《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子羔》、《民之父母》、《武王践作》等篇都不同程度体现出儒家思孟学派的心性学说和民本思想。

荆楚是一个擅长诗赋的地域。早在春秋时代，楚国就提倡诗教，贵族士大夫多擅长四言诗，常以《诗》中章句作为外交和人际交际的一种表情达意的方式。战国时代楚辞在荆楚崛起，出现了以屈原、宋玉为首的作家群体，创造了灿烂的楚辞楚赋作品，对荆楚文化以至整个中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就有诗、赋、音乐方面的简文。《诗论》是儒家文学评论性质的论文佚篇。楚简中除《诗论》所见《诗经》诗篇外，还新发现了6篇佚诗，十分珍贵。《诗乐》(或称《曲目》)有7支简，记40种诗的篇名和演奏、吟唱诗曲诗词的音高，写在一篇或一组(数篇)篇名前，由宫、商、征、羽4个音阶与穆、和等九个变化音调组合而成，如宫音有宫穆、宫群、宫汗、宫祝。楚地流传的这种诗曲的调名来源尚难考究。

马王堆出土帛书《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是史书的重要发现。《春秋事语》以“记言”为主，可能是《国语》的一种不同本子。《战国纵横家书》27篇，有16篇属久已失传的佚篇，是战国史的新资料，《战国策》、《史记》关于苏秦时代的错误，由此得到纠正，此书被称之为“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中还有一部战国楚文字字书，是楚地传习的，也是我国所见最早的字书。

在战国汉初的荆楚简帛中，有关天文、历法、占卜的数术书籍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20世纪40年代初在长沙出土的战国时代的楚帛书，讲一年十二个月的宜忌，属于“月讳”一类的历忌数术书，其所配的图，应是所见楚国最早的一种“式”(数术家用以占验时日的一种工具)或“图式”。江陵九店战国楚简《日书》，是目前发现的最早选择时日吉凶的数术书。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也分甲乙两种，内容更为丰富。马王堆帛书的数术书超过半数，《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主要以星象云气占行师用兵，与天文关系最为密切。其中30幅彗星图是世界天文学史上最早对彗星所作的精确观测和准确描绘。两种《阴阳五行》和三种《刑德》更是令人关注的数术书。

江陵周家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均发现有历谱。前者为秦始皇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年及秦二世元年的历谱；后者为汉高祖五年至吕后二年间历谱。这些历谱或存全年日干支，或存各月朔日干支，是研究秦汉时期历法演变过程的珍贵资料。湘西龙山里耶秦简中的木牍乘法口诀表，是讫今我国最早的乘法口诀表、算术史上的珍贵实物。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是早于《九章算术》的一部数学著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数学发展水平，书中保留了一些不见于《九章算术》的数学史资料，弥足珍贵，在数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湘西张家界市(原大庸市)古人堤遗址也出土了东汉简牍乘法表。

在简帛中，法律文书是一项大宗内容。包山楚简涉及法律文书，分有篇题和无篇题两种，《集著》、《集著言》、《受期》、《疋狱》四篇是有篇题的。无篇题的一类是诉讼记录和摘要；另一类是各地汇总上报案件的简要记录。包山楚简的法律文书，属于战国中期楚国司法活动的档案资料，是研究楚国法律的宝贵资料。云梦睡虎地秦简以发现秦律而著称于世。《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等六篇，涉及到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诸方面，在中国法制史乃至世界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云梦龙岗秦简，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之后又一次秦朝法律文书的重要发现。江陵王家台秦简《效律》的内容与云梦睡虎地秦简大致相同。张家山汉简也以发现汉律而闻名。其中《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颁布的法令，涉及律名多达20余种，部分律名与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相同，包含了汉律主体《盗律》、《贼律》的内容。

总之，荆楚简帛本身就是荆楚文化的一道靓丽景观。我国自20世纪初以来，出土简牍总计34万余枚，而荆楚一地的简牍就占半数以上，多达18万余枚，两次帛书大发现也均出自荆楚。战国楚简帛、秦简、西汉前期简帛、三国吴简以及西晋简牍，这五个时段的简帛，均以其独特的丰富内涵，不断地形成诸多国际性学术热点，促进了我国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罗运环)

荆楚文化的哲学底蕴

2007年05月25日

在一体多元的中华文化中，荆楚文化自春秋战国时期起，便放射出璀烂夺目的光芒。从主张“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的尹吉甫，到主张“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季梁；从帮助越王勾践“施民所善、去民所恶”的文种，到“上下而求索”的屈原；从张扬“南方之强”的老庄，到两度作楚兰陵令而晚年退居兰陵从事著述的荀况等；一代代哲人的深沉睿智，使荆楚文化之树获得了丰厚的滋养。荆楚文化所表现的致思方式，在中华文化中，也具有独特的性格魅力。

荆楚文化的哲学智慧首先体现在极大的包容性。出于史官的道家者流对楚文化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老庄哲学即其代表。道家的平等、宽容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楚文化的精神。老子的《道德经》揭示了宽容是正义的前提条件，也是最接近自然法则的心态。庄子反复措意于大小之辩，在通过对大和小、有限和无限的比较中，克服了“一曲之士”的主观片面。他肯定百家之学“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这种包容的态度，成就了楚文化精神底蕴的第一个特色。正如现代著名文学史家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所指出：“荆楚之地，僻处南方，故老子之书，其说杳冥而深远。及庄、列之徒承之，其旨远，其义隐，其为文也，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谲怪之词，渊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测矣。屈子之文，音哀思，矢耿介，慕灵修，芳草美人，托词喻物，志行芳洁，符于二《南》之比兴。而叙事记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复与庄、列相同。”《庄》、《骚》之间这种“用心恢奇，逞辞荒诞”、“宏逸变幻”的特征，既是楚国江汉川泽自然环境的折射，又是“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国语·楚语下》)的文化包容意识的体现。

荆楚哲学的第二个特色是重义理，善思辨。无论是先秦时的老庄学派，还是两汉荆州新学、南北朝至隋唐的湖北佛学以及近代江汉新学，其学术特征均重哲理与思辨，具有较为突出的思辨性。在南北文化分野中，产生于江汉潇湘间、以泽国为主要地理特征的道家学说，表现出了崇尚虚无，活泼进取，“大抵遗弃尘世，渺视宇宙，以自然为主，以谦逊为宗”的特征。他们学“究天人之际”，深探“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宇宙精神，体现了人与天、地、道同大的自觉意识，又具有齐同物我、平视神人的博大眼光。因而有的学者将先秦道家视为中国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的代表，而它所展示的正是楚文化精神的思辨特色。作为楚文化精髓的道家哲学，它的思辨性还表现在对“有”与“无”这对哲学范畴的理解上。道家对短暂的“物”与永恒的“道”的分别，不仅为同时代的其他诸家所不及，而且可以与古希腊的哲学理论一比高低，它比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的区分，具有更高的抽象性与思辨性。道家的这种思辨性哲学思维方式，与楚民族的精神信仰有极大的关系。在不少论者看来，《楚辞·九歌》中的“东皇太一”，就是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的太一，在老子文本中，则是“道常无名”、“吾强为之名曰大(一)”的“大一”，也即是楚人所宗奉的统管一切的天神。老子所做的工作就是对“太一”进行抽象化，理念化。如果这样还原老子哲学创造的土壤，那么老子哲学的意义，充其量就是处于神话思维向理论思维、原始思维向哲学思维过渡阶段的地位。因此，我们更应该看到老子将“道”从神话思维的具体表象中抽象出来，把“太一”天神进行抽象化工作对于中国哲学的开创性意义。

荆楚哲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否定性。它的否定性表现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否定，是对现存的、或公认的规范的突破。这以先秦道家对三代以来的礼乐传统深刻的批判为代表。老子称礼为“忠信之薄而祸乱之首”，庄子也多方指斥仁义，摈弃礼乐，这与同时代诸子对传统的认同是大相径庭的。当然，否定的理论，如果还仅停留在口头上，徒然只有耸人耳目之效，是不足惊奇的，而实际方面的否定，则显示了某种文化自信的力量。在对中原礼乐文化的态度方面，楚国文化既有对中原文化的本原无知，也有对中原主流文化的自觉对抗。在长期浸润中原礼乐文明的人看来，楚人不以为忤，而且不过是“南蛮鴂舌之人”，楚人在政治生活中也自觉地打出“蛮夷主义”的旗帜，以“我蛮也，不以中国之号谥”来对抗周天子的责问。但这种敢于以自己的意志来否定中原礼法的束缚的行为，正表现了一种大胆突破、大胆否定的创新精神。在老庄思想中，否定思维第二个层次是表现为对“无”的功用的肯定。“无”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就是没有，就是消亡，就是对现存的否定，即使在古希腊的智者那里，“无”也是不可思议的。但老庄则别具慧眼，他们从“无”中发现了“有”的有限性，而“无”则是世界的另一半，而且是“有”以之发挥作用的一半。老子以生活中“习焉而不察”的事例，揭示了这一真理。他指出，“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在庄子与惠施所辩难的大瓠与樗树的身上，惠施看到的是它们“大而无用，众所同去”的工具价值，而庄子看到的则是“无所可用”者的自身目的。所以，在《逍遥游》中，庄子借连叔之口，表达了唯有审美的眼睛才能看到美的审美主体性原则。他说：“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惟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的确，生理的局限，会使我们丧失对美的感悟；心智的缺陷，更会使我们丧失对“道”的领悟，这也就像蓬间雀对高飞九万里的鲲鹏的隔膜一样。因而，楚文化中所浸染的否定性思维特征，就不仅仅是对现实的简单批判、简单的舍弃所能概括的，它是在对事物的否定中达到扬弃的目的，是对否定的否定，更是高出同时代思维水准的创造性展示。(张武 梅珍生)

荆楚文学的“水”性特征

2007年05月25日

荆楚，水乡泽国也。诞生于斯的文学，具有水的柔性，水的灵性，水的奔放与浩瀚。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云：“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故所作文，多为言志、抒情之体。”刘师培虽不是第一个从南北地域文化论其文学差异者，但他明确指出了荆楚文学与南方“水势浩洋”之密不可分的关系。

荆楚文学的柔性品格从被称为“南音之始”的《候人歌》就已见出端倪，“候人兮猗”，在“兮——猗”这种迂徐舒缓的感叹声调之中，似乎注定了水乡泽国文学柔性的节奏、旋律、音调与独特韵味，《楚辞》以及汉代“楚歌”中“兮”字的大量运用就是明证。“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周南·汉广》)《诗》之《周南》、《召南》都鲜明地呈现出江汉之民间文人的尚情之风。“哀窈窕而思贤才，泳汉广而思游女，屈、宋之作，于此起源。”(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屈原《九歌》清高丽曲，备尽情态。宋玉《高唐》、《神女》超越巫觋文化的原始形态，以赋的形式塑造出“毛嫱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既温柔多情，又庄重矜持的美妙绝伦的女神形象。到南朝时的《西曲歌》，缱绻深厚，动人心绪。“杂曲歌辞”中尤以《西洲曲》韵味最浓，诗中景色清丽，情思清怨，与《木兰辞》堪称南北民歌之双璧。音调的柔和，节奏的舒缓，情感的缠绵悱恻，构成荆楚文学中“绮靡以伤情”、“耀艳而深华”(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的柔性品格。

人体现着自然，文学亦体现着自然。“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班固《汉书·地理志》)《老子》、《庄子》本是诗化的哲学，以具体生动的形象言深奥的哲理，诗意浓厚。但老、庄在阐明其思想观念时亦多以水为喻，《老子》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庄子》亦言“水静犹明”，“水之性，不杂则清”。可见老庄尚柔弱的哲学思想观念之形成与湿地文化因素有密切关联。

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指出：“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南方湿热的气候，容易形成犷放和倜傥不羁的习性，而丛林水泽，氤氩之气更易激发奇幻狂想，也正是这种奇幻狂想与楚人的浪漫精神成就了荆楚文学奔放、浩瀚的气势。《孟子·尽心上》云：“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荆楚文学，则必观其气势的奔放与浩瀚。而最能体现其奔放与浩瀚者，以庄周之篇、屈子之骚为最。《庄子》展开极为丰富的想象，在其《逍遥游》、《齐物论》、《外物》等篇中，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来阐明道家的玄妙哲理，塑造出“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鲲鹏形象与吞钩之鱼奋起挣扎而形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侔鬼神，惮千里”的惊心动魄的景象。屈原以其如椽巨笔,自铸伟辞，创作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抒情长诗《离骚》，从诗中抒情主人公与众多神灵形象的刻划，从缤纷万种的“美人香草”意象的措绘以及主人公升天神游的神奇之境的构想，皆突现出诗人想象力的神奇之处。它以空前的规模、宏大的结构，构成气势恢弘的巨幅画卷。刘勰有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龙·物色》)

江南草长，洞庭始波。荆楚大地如诗如画的秀丽山水，自然滋养出文学艺术的精灵。《管子·水地》云：“楚之水淖弱而清”，文学艺术的精灵注定要与“淖弱而清”的楚之水相匹配。“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乐府诗集·江南》)，“洞庭春溜满，平湖锦帆张。沅水桃花色，湘流村若香”(阴铿《渡青草湖》)，“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汉江临泛》)。水乡泽国是纯美文学的渊薮，它触动诗人、文学家们的情感意绪，启迪他们的灵心慧眼。屈宋以降，刘义庆在荆州居官八年而著《世说新语》，为古小说中不可多得之作；鲍照在江陵前后越三十年，其诗以“俊逸”称著；“庚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戏为六绝句》)，即使羁留北地，也不忘故土，其《哀江南赋》，写一代兴亡，传千古绝唱。至唐宋，荆楚可谓俊彦云集，诗星荟萃。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胡应麟《诗薮》)的杜审言，为盛唐诗坛开宗立派的孟浩然、岑参，还有张继、戎昱、陆羽、皮日休、宋祁、米芾等荆楚诗人词客，均为唐宋文学之名家。

唐宋之际，随着南北文学的相互交流与推进，荆楚文学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云：“调和南北之功，以唐为最”，因“后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迹走天下”，其南北之界别“寝微矣”(《饮冰室文集》卷十)。宋以后，已有“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之说，但文学的精灵青睐于“人杰地灵”的荆楚，故有明代公安三袁、竟陵钟谭。袁氏三兄弟敏锐感受到时代的文化思潮，力主“性灵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成为当时文坛的领军人物。竟陵之钟、谭，亦主张“诗道性情”，成就斐然。

“兵形像水，惟文亦然。水之发源、波澜、归宿，所以示文之始、中、终，不已备乎？”(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古至今，荆楚文脉不断，文星璀璨。以上所论，不过择其大要而已。（孟修祥）

荆楚文化价值的现代视角

2007年05月25日

通常认为，文化有两种现象，一是“物化”现象，即文化方面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一是“人化”现象，即人的精神及其产品。其实，第一种现象也是“人化”现象，因为物质产品都是人创造的，是人的力量的对象化。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对文化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共生关系的认识与把握，是审视文化价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代视角。最能体现荆楚文化特点、表现其艰苦创业的“筚路蓝缕”，正是这种文化与人的关系的真实写照。楚国历经数代国君与国民的奋力开拓，成就了“楚地千里，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霸业，然其最初，只是周王朝在歧视政策下封于蛮荒之地的一个蕞尔小邦。熊绎的部众在睢山、荆山之间的穷乡僻壤耕垦，过着古朴的生活，而灿烂的楚文化的起点，也就在这狭小的天地之中。“筚路蓝缕”的精神不仅为楚国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它所带来的“文治教化”方面的财富也是巨大的。在文化经验和智力不断积累的过程中，文化心理和素质也在不断提升，而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始终是人及其精神。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影响下，君臣一德、上下一心，先人们劳动的艰险和技巧的神奇常常令后人惊叹，它所带来的文化心理和素质的沉淀和积聚，生生不息而又日渐更新，形成了任何力量都摧不垮的民族文化精神。对“筚路蓝缕”的进一步研究，如果从人的精神视角、包括文化心理和素质的意义上去考察，不仅会加深对“以人为本”的文化价值论的自觉，而且会更好地推动荆楚文化放出新的光彩。

在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沃土上，区域文化犹如群芳斗艳，文化传统的发掘和张扬遍及各个省区。现代文化价值论呼唤和追求文化个性特征和独特品格。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国文化的精神可以用“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这两句话来概括。这两点，荆楚文化都有突出的表现，其代表人物就是屈原。“自强不息”一般体现在开国创业时，随着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尤其是物质条件得到较大改善时，懈怠的情绪就会产生，国家就会走向衰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说的就是一般情况。而荆楚文化的独特性就在于不仅在开国时“自强不息”，在亡国时，这种精神在楚国先民身上不仅没有泯灭，反而更加旺盛。屈原年轻时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后来虽为奸人所害，即使在流亡时，面对已经无望的国家，终不能离开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屈原死后无数楚国先民也正因具备这种独特的精神文化气质，使得“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鲁迅语)。屈原的文学、哲学和他一生的奋斗理想，也体现了荆楚文化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特点，他植根本土，交融齐鲁，宗儒、道、法几家学派而又贯通之，特别是他那浓厚的民本思想和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性格特征和感情素质，使这位爱国诗人拥有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也因此使他成为楚国最具有个性的民族精神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屈原以降的2400年，荆楚大地上出现过无数的风流人物，在他们身上那种呼之欲出的情系故土、终身奋斗于斯的文化精神，是应作为荆楚文化的一种独特性进一步加以研究的。

现在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而且也是现代文化价值论题中应有之义的，就是文化的竞争意识。在我国历史上，各个区域文化之间的相互融通、此消彼长，实际上也包含着竞争的因素，因为没有竞争就没有文化的发展。荆楚文化的精神特质，在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上显示了强大的竞争力，除了已经讲到的“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眷恋故土”的爱国精神之外，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更在文化竞争力的发挥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切不仅使楚国于蛮荒之地中立足、壮大，更于楚国先民奋斗的过程中，构成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艰苦创业、发愤兴邦，不管时代条件如何变化，这种精神都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始终拥有它，就能在任何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民族精神的传承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的。“筚路蓝缕”的那个“时代”可以过去，但这种创业精神要传承下来，就必须在新的时代、通过新的创造体现出来，从中认识、挖掘、吸取永不过时的精神。发掘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决不能将其看成是历史凝结的不变结晶体，看成是某种一劳永逸的任务。民族文化重要的在于它的“透镜”作用，通过它去认识世界，并从外部环境中选择、评价、组合信息，很自然地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信仰和传承。把优秀的传统文化看成是过去的东西而不予重视，或者只是夸耀自己文化遗产的历史有多么多么悠久、而无其他作为，都不符合文化的发展规律，也不利于构建当代文化的竞争意识。

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是指国际社会中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而在此过程中，除各方面重要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外，文化有时是能定输赢的。当前文化竞争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特别是如何使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有益和有效的资源。对于资源的利用要努力创造传统文化的品牌，更要重视大力铸造民族文化精神，而这种文化精神的发扬又要博采众长。因此，立足荆楚文化，融合中华民族文化，借鉴世界先进文化，就成为当代对传统文化研究的视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荆楚文化的研究是有很多事情可做的。(郝孚逸)改革开放30年楚文化研究的发展与展望

作者：贾海燕

楚文化多被视为南方文化的代表之一①。它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研究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它乘势而起，成为一门显学，是借改革开放之东风，于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楚文化的兴起使长期流行的中原文化中心说受到有力之冲击与补正，楚文化研究也因此受到了国内外学人的广泛关注②。由此，中国文化二元耦合说在当今学术界占据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改革开放30年，楚文化研究以湖北、湖南、安徽四省为主要阵地、经历了起步与拓展、走向辉煌、纵深探索的历程。它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形成了若干重要的研究基地和一批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由楚文化研究横向扩展的长江流域文化和以湖北为主体的荆楚历史文化的研究同时也得到了广泛开展。

楚文化最初指楚国或荆楚地域的历史文化，是中国文化之一脉，地域文化之一系。它在上世纪中前期就有起步，但它的蓬勃发展却是与改革开放紧密相连的。这要从著名的民族史学家、楚史大家张正明先生说起。

张正明先生原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办公室供职，1957年被打成“右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他得到平反。这时，湖北曾侯乙墓和河南淅川下寺楚墓的相继发掘，精美的出土文物深深地震撼了他，他认为楚国历史文化研究将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热点。于是，他来到湖北，着手组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联系发展鄂、湘、豫、皖四省乃至全国的专家学者，从事楚文化研究。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是最早以楚文化研究为对象的学术团体。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组建不久就开始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因此，它有一定数量的科研人才，具有持续发展的潜能。该院杂志《江汉论坛》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即辟有楚文化研究栏目，是楚文化研究和宣传的固有阵地。

楚文化研究从一开始起就受到当地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这时的楚文化研究的热点主要涉及有墓葬考古、楚系简帛文字、楚人族源、都城考辨、丧葬礼制、老庄哲学、屈原辞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起步与拓展 赋、科技艺术等，出现了考古学和历史学以及民族学、语言学、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等多科并进的趋势，囊括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风俗文化，较文革时或文革前有了较大的拓展。所有的这些研究，得益于楚文化考古的成果，更得益于文化界的思想大解放。这显然与以前的楚文化研究不同，“两千一百年来，除了楚哲学和文学，此外就无楚学可言了。”③

这时从事楚文化研究的主要是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四省的科研力量。湖北作为楚国历史文化的中心区域，楚文化的科研力量较为强大。它除了楚文化考古队伍以及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外，还有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荆州师专等一大批科研人员参与，其中就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武汉大学教授石泉先生，他穷毕生精力对楚国历史地理做了大量的研究。当然，楚文化研究也离不开全国其他领域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其中关注较多的著名学者有季羡林、任继愈、庞朴、冯天瑜、李学勤等。

这一时期，考古的重大发现层出不穷，是楚文化研究发展的原动力。长久以来根据有限传世文献对楚国的记载，以及老庄屈赋的魅力，还不能说明楚国历史文化在中华民族漫漫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更不能改变由来已久的中原文化中心说的陈词。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挖掘，以及60年代江陵故楚都纪南城的发现，或许只能令人心存疑虑，70年代末期及以后楚文化考古的发掘则令人刮目相看，心中已然豁然开朗了。

这一时期在鄂、湘、豫、皖四省，大量的楚文化遗址、墓葬相继被发现挖掘，一份份考古发掘报告陆续发表。如随州曾侯乙墓的发掘以及相继发表的《江陵雨台山楚墓》、《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信阳楚墓》等。

1978年出土的随州曾侯乙墓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曾侯乙墓虽不是楚墓，却是出自楚系墓葬，它对于认识楚文化丰富的内涵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青铜礼乐器和漆木器等，总数达1.5万件，其文物风格明显异于当时中原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从而引起人们对楚文化的强烈关注。该墓出土的硕大无朋、精妙绝伦的曾侯乙编钟是出土文物精品中的精品，其体态的大气和工艺的精湛以及十二个半音音阶令世人叹为观止，反映了中国先秦音乐的最高成就。1982年荆州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了一批战国中期的丝织绣花珍品，使距今2300多年楚人的华美服饰再现于世。这批丝织具有花纹大、幅面小、图案美、织造精致、色泽鲜艳等优点。其种类几乎囊括了先秦丝织品的全部品种，堪称战国丝织宝库。1987年，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了2000余件精美的随葬器物，其中有我国保存最早、最好的漆画。

以考古发现为契机，楚文化研究得到了强劲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会于1980年在武汉召开第二次年会。1981年4月，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成立。同年6月，鄂、湘、豫、皖四省成立“楚文化研究会”。1983年12月，湖南省楚史研究会成立。1985年6月，中国屈原学会成立。楚文化研究已从考古学扩大到整个历史、文化领域。

楚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资料，文献方面多感不足。出土考古资料(包括实物资料和文字资料)的富有，使楚文化研究能做到在把握传世文献材料的同时，充分运用考古资料，包括最新的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使研究建立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之上。这是楚文化研究卓然成长的前提条件。

这一时期，楚文化研究除了大量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外，学术著作亦灿然可观。从学术成果来看，除了台北学者文崇一撰写的《楚文化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1967）以及香港学者饶宗颐撰著的《荆楚文化》、《楚帛书》（香港中华书局，1985）以外，其他大量的专著和文集多是80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上发表的。如湖北社科院历史所编撰《楚文化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河南省考古学会编《楚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州书画社，1983）、黄德馨著《楚国史话》（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3）、张正明编《楚史论丛》(初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顾铁符著《楚国民族述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考古大事记》（文物出版社，1984）、河南考古学会编《楚文化觅踪》（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张正明著《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李玉洁著《楚史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石泉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王光镐著《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宋公文著《楚史新探》（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何光岳著《楚源流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等。

1987年，张正明先生的《楚文化史》是中国大陆研究古代地域文化的第一部著作。该书充分占有了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首次全面系统地对楚文化的源流、特质、内涵、外延以及地位和影响等重要问题作了精辟论证。它是开风气之作，是楚文化研究的“元典”著作，“五个时期”、“六大支柱”之说，成为学界共识④。1988年，由张正明先生编撰的《楚文化志》面世。它首次以志的形式，横向地对楚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总结。它与《楚文化史》经纬交错，楚文化研究的大体框架初步完成。

1988年11月，由中、美、日等国学者共同发起的楚国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中外学者80余人与会。这是楚文化研究走向全面繁荣的最好证据。

1993年湖北荆门葛店1号楚墓出土了有字竹简730枚，共计13000余字。全部内容均为先秦文献，有道家文献2篇，儒家文献14篇。其中简本《老子》有甲、乙、丙三种，是迄今为止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抄写本。这批竹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之丰富和重要，几乎全部代表当时时代精神和学术思潮的主流学术著作。葛店楚简甫一问世，立刻受到国内外汉学界的高度关注，成为热门话题。1998年5月，在美国达慕斯大学召开了第一次葛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这种国际性的会议先后召开过3次，海内外单项课题的学术研讨会召开20余次，10多个国家的著名大学包括日本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都相继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了有关葛店楚简的研究课程。

楚文化考古的不断发掘与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其价值是不容低估的。它纠正了历史上对楚文化的一些偏见。在过去对楚文化的研究中，很多人认为楚国除了所谓的土著文化巫学外，基本没有自成体系的文化。对于外来文化，还有人认为楚一般不予接受，存在门户之见。

八、九十年代楚文化不断地发现和研究，改变了这些看法。楚文化不但有博大精深的哲学和形式浪漫的文学，今天它还向人们展示在青铜、丝织、漆器、美术、乐舞等方面精采绝艳的艺术，以及它在政治上、学术上“广纳百川、为我所用”的开放精神。就连在宇宙来源的问题上，葛店楚简《太一生水》给我们演绎了宇宙本原“太一”生水后，又借助于水生天地万物的新的宇宙生成学说，这与儒家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宇宙演化论大为不同。

1996年，楚文化研究再度迎来一个辉煌时刻。由张正明先生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楚学文库历时8年全部出版。《楚学文库》18卷，包括《楚史》（张正明著）、《楚文学史》（蔡靖泉著）、《楚哲学史》（涂又光著）、《楚经济史》（刘玉堂著）、《楚艺术史》（皮道坚著）、《楚文化的南渐》（高至喜著）、《楚国的城市与建筑》（高介华、刘玉堂著）、《楚文化的东渐》（刘和惠著）、《楚系青铜器研究》（刘彬徽著）、《楚国的矿冶髹漆和玻璃制造》（后德俊著）、《荆楚歌舞乐》（杨匡民、李幼平著）、《楚系墓葬研究》（郭德维著）、《楚辞文化背景研究》（赵辉著）、《楚系简帛研究》（滕壬生著）、《楚人的纺织和服饰》（彭浩著）等，文库全面、深入、系统地展示了波澜壮阔、风采绝艳的楚国历史画卷，是对楚史、楚文化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它首次提出

二、20世纪90年代的辉煌业绩 了“楚学”这一概念，意味着对楚文化的研究已开始把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而这也正是这三大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方向。这套文库出版的价值已超出了推进楚文化研究的意义，对其他古史、古文化研究是一种新的启示，即所有古史古文化研究都应当作多种方法的整体的及分门别类的思考⑤。《楚学文库》在社会学界引起极大反响，著名学者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庞朴、刘梦溪、俞伟超、邹衡、瞿林东等人先后都对该文库编辑出版的重要意义和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

1997年，石泉先生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楚国历史文化辞典》专著问世。辞典浩浩144万余字，由59位专家学者历时5年共同编撰而成，它集众家之长，充分吸收了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将楚国的800年的历史分人物、政治法律、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技术、风俗礼仪、哲学思想、文学与语言、艺术、地理、考古文物和古文字等13门类，共6480个辞条，对楚国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汇纳百川、细致入微的全面关照。它既如主编石泉先生在该书中所说：“以一个先秦古国的历史文化为内容，编撰辞书，还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于国内、国外皆属创举”，又如著名学者冯天瑜所评：“是楚文化这一硕果累累的学术领域左右采获、综汇熔铸的集成之作。”⑥

除上述著作之外，90年代楚文化研究还有颇多创获。文物出版社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有《曾侯乙墓》、《浙川下寺春秋楚墓》、《包山楚墓》、《包山楚简》、《当阳赵家湖楚墓》等。专业性或综合性的楚文化论著有罗运环著《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何光岳著《楚灭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后德俊著《楚国科学技术史稿》（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姚汉荣、姚益心著《楚文化寻绎》（学林出版社，1990）、黄德馨著《楚爰金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彭德主编《楚艺术研究》（湖北美术出版社，1991）、郭德维著《曾侯乙墓综览》（文物出版社，1991）、陈伟著《楚“东国”地理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高应勤著《楚文化考古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方培元主编《楚俗研究》

一、二集（湖北美术出版社，1999）、马世之著《中原楚文化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宋公文、张君著《楚国风俗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王崇礼著《楚国土木工程研究》（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等。多人合著的有张正明、皮道坚主编的《楚美术图集》（湖北美术出版社，1996），此外还有张正明、刘玉堂合著的《中华文化通志》中的《荆楚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新西兰的巴纳、香港的饶宗颐、北京大学的李零分别有楚帛书的研究专著问世。这些报告和论著相对以前来说，内容大多是以前未曾涉足过的领域，编纂与出版质量更为提高。研究楚文化的论文更是举不胜举，在《考古》、《文物》、《江汉考古》、《湖南考古辑刊》、《江汉论坛》、《武汉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东南文化》、《南方文物》、《华夏考古》、《中原文物》、《文物研究》、《中华文化论坛》等期刊上，几乎每期都有楚文化方面的论文。这些论文对楚文化研究也比以前更为深入。

研究楚文化的外国专家学者也在逐渐增多，以邻邦日本为最，次为西欧、北美以及韩国、新西兰等地。学者们对楚国的铜器和艺术关注颇多，有较深的研究。随着对外开放，对外文化交流与旅游事业的发展，社会各界对楚文化感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楚史楚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工作，正朝着纵深与普及两个方向发展。”⑦

从20世纪末开始，在荆楚各地特别是湖北兴起了兴办楚文化研究机构的热潮，表现在许多大学成立楚文化研究中心，培养楚文化研究的中坚和后备力量，并集体出版重量级学术著作。

2001年3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其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楚学研究所，全面加强楚文化研究。该所由著名楚学大师张正明先生（这时他已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退休）主持，是湖北省乃至全国重要的楚学研究基地。多年来，该所立足故楚腹地湖北，充分发挥自身学科优势，致力于楚学及楚文化研究，取得了众多优异成果。该所在培养研究生的同时，还进行“楚文化与其他相关文化之比较”课题的研究，张正明晚年的《秦与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就是其中一部重要的著作。

由原荆州师专、湖北农学院、江汉石油学院等联合组建的长江大学也于21世纪初组建成立楚文化研究中心。近些年来，该中心已出版学术专著20多部。2003年12月，由董泽芳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荆楚文化研究丛书》包括《楚辞影响史论》（孟修祥著）、《楚艺术图式与精神》（王祖龙著）、《文子探索》（王三峡著）、《楚国思想史》（徐文武著）、《楚学札记》（魏昌著）、《袁宗道集笺校》（孟祥荣著）、《楚国史》（魏昌著）、《楚国宗教概论》（徐文武著）8本专著，对荆楚文化研究领域的新材料、新发现多方涉猎，分别从历史、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宗教等方面挖掘探讨荆楚文化的深刻内涵和现代价值。

湖北荆楚文化研讨会是湖北省前政协主席王生铁积极倡导的结果。一年一次的研讨会

三、近十年楚文化研究的扩展与探索 是荆楚文化发达兴旺的一个标示。这时来自湖北各地的荆楚文化爱好者济济一堂，共同探讨楚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这一时期，楚文化研究的学术专著有蔡靖泉著《楚文化流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王祖龙著《楚艺术图式与精神》（武汉出版社，2003）、杨权喜著《楚文化》（文物出版社，2000）、郑刚著《楚简道家文献辨证》（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尹振环著《楚简老子辨析》（中华书局，2001）、何新著《楚帛书与夏小正新解：宇宙起源》（时事出版社，2007）、丁四新著《楚地出土简帛文献思想研究》（一、二、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等等。这些著作主要从以前楚文化较少研究的领域着手，显现出楚文化纵深发展的趋势。与以前一样，对老庄哲学、屈宋辞赋的研究专著也很多，不一一列举。

楚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还表现在它的研究领域向长江流域文化横向扩展。这种理念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起步。随着大量考古新发现的面世以及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巴蜀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吴越文化等区域文化研究的渐次推进，使这些并世共存的具有较强联系性的区域文化既可做集中宏观地展现，也可作横向内部的微观比较，还可以与中原文化做“外部”的等量级比较。1991年，“长江文化”研究工作正式启动。1993年，季羡林在参观荆州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后深受震动，撰文指出：“长江文化至少可与黄河文化并驾齐驱”⑧。1995年，“长江流域文化暨楚文化国际学术研究会”在武汉举行，把多学科、多层面、全方位研究长江文化提上了日程。

十数年来，有关研究长江文化的论文、专著相继问世。如李学勤主编的《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张正明、邵学海主编的《长江流域古代美术（史前至东汉）》（6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都可谓楚文化研究的延续。历经9年努力，55卷本、总字数2000余万字的《长江文化研究文库》也最终于2007年8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全部出版，充分阐明长江同样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该文库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中心（即楚文化所）策划编辑，由著名学者季羡林、汤一介、俞伟超、张正明、章开沅、袁行霈、冯天瑜等担任主编，2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撰写。其中《长江流域服饰文化研究》（刘玉堂、张硕著）、《长江流域的岁时文化》（夏日新著）、《长江流域美术史》（邵学海著）等一大批与楚文化相关的专著一一面世。

2006年，武汉大学罗运环教授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荆楚文化》是鸿篇巨著《中华地域文化大系》19部中的一部。该书系由季羡林担任总顾问，冯天瑜、林干担纲总主编。《荆楚文化》的编辑成员由武汉大学多名教授组成，本书既吸收了以往的荆楚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又不忘搜集近年来楚地出土的考古资料，更有自己的见解主张，可谓抗鼎之作。全书设计时段，上至荆楚土著初民与远古文化（200万年前），渐次论及楚国与荆楚区域的各个时代，直至晚清民国初年。全书内容横向分为：荆楚文化的生态环境；初民、民族、移民与荆楚文化；教育与楚才；语言文字；文学大观；表演艺术；造型艺术；科学技术；史地学术；巫术与宗教；生活与习俗；宗教思想；荆楚文化的转型等13章，共103万字。它以较为齐全的门类和浩繁的篇幅多方位多视角地对荆楚文化进行了细致入微地关照，剖析了数千年来荆楚地区人们文化生活的内在架构，揭示了荆楚区域文化的变迁和理路。

2006年，由皮明庥主编、武汉出版社出版的《武汉通史》，填补了楚文化领域城市通史研究的空白。《武汉通史》集武汉20多位学院派专家和乡土派方家五载之功，以7卷10册，煌煌420万字之巨，多维纵深的阐释了武汉历史文化的独特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楚文化研究起步之初，它就既关注楚文化的内在价值，也关注其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更关注楚文化的现代价值。

文化服务于现实，服务于未来，它必须不断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这是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的精神动力，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本要求。时代要求楚文化工作者更加关注楚文化的现代价值和运用，以便更好地为现代社会服务。譬如，当前湖北发展正面临着新的重大战略机遇，在国家“中部崛起”战略总体格局中，湖北要力争走在前列，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因此，湖北要在建设经济强省的同时，还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源优势，从文化大省发展成为文化强省，在实现经济崛起的同时实现文化的崛起⑨。

楚文化研究的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楚文化研究的内在价值，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以荆楚文化研究为主，兼顾湖北地方文化研究，包含“八大文化体系”、“四种精神特质”。

有关荆楚文化的内在体系，现在学者大多归纳为“八大文化体系”，分为楚国历史文化、秦汉三国文化、清江巴土文化、名山名寺文化、长江三峡文化、江城武汉文化、现代

四、楚文化现代价值的研究及反思与展望 革命文化⑩。

对精神特质探讨，结论大同小异。前湖北省政协主席王生铁将它分为四种精神：一是筚路蓝缕即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二是追新逐奇即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三是兼收并蓄即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四是崇武爱国即崇尚武装、热爱祖国的爱国精神{11}。张正明则简单的概括为：“一是不惮躐等破格的进取，二是不分此畛彼域的开放，三是不厌追新逐奇的创造。”{12}罗运环则提炼为：“荆楚文化的开放性、兼容性、进取精神(含艰苦创业、自主创新、爱国兴国等具体精神)，以及浪漫主义特色和多元的价值取向等，是荆楚文化的基本精神和特点。”{13}

楚文化的现代价值研究的表现形式，一方面表现在对荆楚人文精神的影响，加强荆楚文化的普及工作是其中重要一环。

2001年3月，由武汉市楚文化学会组织编写的《楚文化知识》丛书由湖北教育出版社付梓问世，这是近年来楚史专家在完成以纯学术研究见长的《楚学文库》之后，以通俗的形式系统宣传楚文化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全书共20册，有《再现楚国：武汉东湖楚城》（程涛平著）、《重现异彩———楚文化考古重大发现》、《怀楚情思：历代诗人咏楚国》（蔡世骥著）、《通衢大道：楚国的城市建筑与交通》（笪浩波著）、《光耀东方：楚国的科技成就》（后德俊著）、《励精图治：楚国的名君》（郭德维著）、《惟楚有才：楚国的名人贤士》（田锡富、张硕著）、《流光溢彩：楚国的漆器竹简玉器丝绸》（许道胜、李玲著）、《文明之光：楚国的青铜器》（万全文著）、《楚市商贾：楚国的商业与货币》（刘玉堂、张硕著）、《观象授时：楚国的天文历法》（武家璧著）、《千古绝响：楚国的文学》（何念龙著）、《浓郁楚风：楚国的衣食住行》（黄凤春著）、《激情浪漫：楚国的艺术》（邵学海著）、《铁马冰河：楚国军事史话》（刘玉堂、贾继东著）、《楚地精魂：楚国的哲学》（刘韶军著）、《楚制典章：楚国的政治经济制度》（顾久幸著）、《尊龙尚凤：楚人的信仰礼俗》（胡雅丽著）等，多方位的展示了楚文化的全貌。

《荆楚文化普及丛书》也是较为成功的范例。2007年11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荆楚文化普及丛书”分阶段出版，第一阶段暂分四册，由《荆楚百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周芷、吴艳荣著）、《荆楚百件大事》（陈绍辉等著）、《荆楚百处名胜》（夏日新著）、《荆楚百位名人》（张硕著）组成，充分展现了荆楚大地源远流长的人文历史和优越独特的物质文化环境。它融学术性和普及性于一身，是展示、普及荆楚文化的通俗读物，为广大群众了解博大精深的荆楚文化提供了机会。

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另一方面体现在它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文化开发利用不仅要有社会效益，还要有经济效益。经过30年的的打造，荆楚文化品牌已自成体系。文化产业、旅游产业、报刊杂志、会展业等都已初具规模。如1992年9月江陵举行的“楚文化节”，文化搭台，经贸唱戏，贸易额达到10多亿元。以古代楚文化为现实服务已经成为时尚。

荆楚文化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如绘画、歌舞、戏曲等方面都得到广泛的运用。周韶华的国画，周小禾的壁画，叶浅予的美术行，湖北省歌舞团的《编钟乐舞》，武汉市歌舞团的《九歌》，东湖魔山的楚天台及楚文化乐园，东湖的楚文化旅游区的开发，武汉音乐学院的乐曲，江陵成立的楚都文化开发中心等，是全国颇为知名的佳作，都产生了持久的轰动效应和经济效应。

30年过去了，一些专家学者也在对楚文化研究进行一定程度地反思。邵学海在《楚文化研究的历史学考察—以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为中心》一文中认为：“楚文化研究在诸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它从一个侧面，为我们认识中华文明核心的形成过程以及早期文明的结构模式，提供了重要材料。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区域研究的局限性以及为迎合‘地方主义’的需要，在学术上势必阻碍我们把楚文化研究引向先秦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宽广道路，影响我们正确认识楚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关系，以至影响我们客观看待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过程。”{14}夏日新研究员从另一角度认为，地域文化研究在弘扬地域传统文化中积极一面的同时，也需注意剖析本地区传统文化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相适应的一面，提升区域的文化内涵{15}。

文化发展繁荣需要政策作为导向，需要政策作为支撑。反过来，文化发展对社会的走向也产生至关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改革开放30年楚文化研究的发展繁荣就是最好的例证。当前，党和国家制定了促进文化大发展的方针政策，沿着楚文化研究的优良传统，楚文化的研究一定能够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注释：

①{13} 罗运环：《论荆楚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特点》，《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3期。

②⑥ 冯天瑜、张岩：《楚史及楚文化研究的集成之作—评〈楚国历史文化辞典〉》，《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③ 张正明：《楚学的现状与发展》，《社会科学动态》1989年第1期。④ 刘玉堂：《张正明先生的学术人生》，《江汉论坛》2007年第12期。⑤ 李倩：《楚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1期。⑦ 冯天瑜、环宇：《〈楚国史〉简评》，《荆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6期。⑧ 季羡林：《中国古史应当重写》，《群言》1993年第6期。

⑨ 罗豪才：《弘扬荆楚文化促进社会和谐推进祖国统一》，《世纪行》2007年第10期。⑩ 刘玉堂、刘纪兴：《楚文化与先进文化建设》，《中国老区建设》2005年第4期。{11} 王生铁：《楚文化的六大精神支柱及其精神特质》，《光明日报》2004年4月20日。{12} 张正明：《弘扬楚文化之四种境界》，《今日湖北》2004年第1期。{14} 邵学海：《楚文化的历史学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6期。{15} 夏日新：《从楚文化研究谈地域文化的兴起》，《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

考古报告与简报

34．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8期。

35．沙市市博物馆：《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10辑，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37．湖北省博物馆江陵考古工作站：(1981年湖北省秭归县柳林溪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

41．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江陵发现的楚国彩绘石编磬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72年第3期。

42•湖北省博物馆：《当阳季家湖楚城址》，《文物》1980年第10期。

57．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岳山大队出土一批春秋铜器》，《文物》，1982年第10期。

58．江陵县文物工作组：《湖北江陵楚冢调查》，《考古学集刊》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59．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60．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9期。62．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江陵太晖观楚墓清理简报》，考古，1973，6 63．湖北省博物馆等(发掘小组)：《湖北江陵拍马山楚墓发掘简报》，《考古》1973，3 64．荆沙铁路考古队：《江陵秦家嘴楚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

94．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公安石子滩春秋遗址及墓葬》，《文物》1993年第3期。

沙市“白云望亲”桥跨河 古桥重建焕新姿

作者：楚网

记者安娇姣/文 杜波/图

现今的古白云桥。

上世纪50年代的白云桥。

记者采访市民。

古白云桥龟碑。

“老沙市人对古白云桥都有感情，特别是周边的居民，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昨日，本报开设了“寻访荆州古桥”栏目后，第一期报道就立即引起了广大市民的关注，纷纷向本报推荐身边的古桥。

家住沙市区白云桥社区的吴姨爹一直是本报的热心读者，看到寻桥栏目报道后，立马想到了身边的古白云桥。本期，社区记者将带您一起探访古白云桥背后的故事。连通河岸的捷径

历史上的沙市是个多桥的城市，因为河多渊多的缘故，桥成了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近年来，连通荆州城区与沙市城区的要道荆沙河，经过治理后，河两岸变得更亮更美了。除了附近的居民，横跨在荆沙河上的古白云桥更是这条河历史变迁的见证者。

昨日上午，接到读者热线后，记者立即来到荆沙路古白云桥段。虽然此处没有闹市的繁华，但连通共青路和荆沙路的古白云桥的人气却很高，过往的路人很多。记者发现，一分钟内，就有十几名路人过桥。

“这是我们的捷径，如果不过桥，要耽误不少时间咧!”一位路人告诉记者，如果不走这座桥，则要绕到武德路或新白云桥才能过岸 原迹曾被飞机炸毁

祖籍河南新野，现年80岁的徐纪章，算得上是个沙市通。1947年搬到沙市后，一直都居住在此，对本地的历史有所了解。

“原先的桥可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时算是一座残桥，东面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毁了。”徐纪章指着桥说，那时，桥身很矮，没有护栏，河水也很清，年轻时的他，喜欢从桥上跳进荆沙河洗澡。

徐纪章的描述与现在的古白云桥差异很大。而今的桥，形制是仿古式的拱桥，两岸的桥头皆有4个古椅，桥身两侧有浮雕面板的护栏和金瓜造型的须弥座。除了桥面是依次增高的台阶外，乍看上去，这就是大了一号的会仙桥。

临荆沙路的桥头处，还有一个乌龟碑，碑后的文字记载着此桥重建的故事：白云桥原名龙陂桥，系一石砌三孔拱桥„„

听附近的老居民讲，这座古桥始建于明朝，因临近张孝子之墓，取“白云望亲”之意，故名白云桥。而后毁于抗战期间，1986年重建。重建后注重人性化 记者了解一种说法，古白云桥的原迹是明朝的石匠彭浩之设计和参加建设的，如果没有被毁，至今应该有近500年的历史了。

而今重建后的古白云桥也非常雄伟，设计中也增加了很多人性化元素。除了中间的石阶可以走人外，护栏内侧还有两条斜坡可以方便过往的行人推车。

记者对比老照片发现，虽然现在的古白云桥是仿古形制，但与老照片中的样子相比已发生了巨变。照片中的古桥只有一个孔，拱的弧度也不大，桥面是平面的，没有台阶。桥上可能有泥土，石头缝里夹杂着大量的草。

现在的古白云桥全部用石头砌成，护栏板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与会仙桥的风格相同：有的刻着仙鹤、有的刻着一朵祥云、有的刻着龙。桥身离水面很高，桥下有二个桥墩，有三个拱洞。据说，是为了方便船只通行。

熊家冢遗址博物馆挂牌成立

作者：cwh

考古专家称，该墓地主要由主冢、陪冢、殉葬墓、车马坑以及祭祀坑、主冢飨堂与回廊建筑遗存等6部分组成。其中，主冢长宽均达67米，规模为楚墓之最；主冢有殉葬墓92座，分四行排列，气势恢宏；陪冢有殉葬墓40多座。特别是在主冢西南面有车马坑40余座，其主车马坑长达130多米，呈两排排列，全国罕见。

目前，现已发掘了41座殉葬墓、6座祭祀坑、6座马坑、5座小型车马坑，大车马坑已揭露出43乘车共164匹马，其中属于“天子六乘”的车马就有3乘，出土了以玉器为主的各类精美文物2200多件套。其规模宏大的主冢、阵容豪华的车马坑、身份显赫的墓主、阔绰的祭祀场景，可与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媲美。

湖北荆州市长李建明说，博物馆建设将秉承“现场发掘、现场保护、现场建馆”的原则，努力将其打造成一座5A级风景旅游区，再现楚国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完整格局，展现荆楚文化魅力。

专家称，由于秦朝推行焚书坑儒政策，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记载几乎绝迹，了解这段历史主要依靠考古发现。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道德经》等典籍，改写了中国思想史；曾侯乙编钟、编磬及钟架笋梁、编钟配件和磬匣上的铭文，揭示楚国及属地乐学的发展水平。(完)

荆州获“中国三国文化之乡”称号

作者：荆楚文化网

历史文化名城荆州又添一张靓丽名片。中国民间文学协会于2011年9月18日正式授予荆州“中国三国文化之乡”称号，同时在荆州设立“中国关公文化研究基地”和“中国楚文化研究中心”。

有着三国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三国民间文化积淀的荆州市，被誉为“三国名城”，在《三国演义》120回故事中，有72回就写到荆州。

2009年，荆州被授予“湖北关公文化之乡”后，就开始利用本地三国文化资源优势，申报“中国三国文化之乡”。三年来，这个市先后投资近亿元修复古城荆州、关公庙，扩容关公广场，修缮关公祠，搜集整理与三国史实有关的民间传说，为三国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

荆州是“楚国故都 三国名城”，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具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和文化资源。全市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90处，其中楚文化遗址74处，三国遗址110余处，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与传说100多则。

中国民协副主席叶舒宪高度评价“荆州是一片专门用来种植文化的土地，遗存、遗迹、民俗文化极为丰富。无论是在历史文化资源还是在当代资源保护、传承、研究方面，都具备了中国三国文化之乡及关公文化研究基地和楚文化研究中心的条件。” 参考湖北日报讯（记者刘胜萍）通讯。荆州着力推进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建设

作者：荆楚文化网

从荆州市推进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2010年，荆州市将以实施“一总三案”为抓手，抓好三大重点项目的前期准备、申报和推进建设工作。

据悉，三大重点项目分别为熊家冢绿化及排水工程、洪湖岸边是家乡项目、洪湖乌林温泉项目，这些项目均已纳入全省启动计划中，大部分建设任务在今年。荆州将围绕这几个项目的建设，重点做好协调服务和检查督办工作，重点落实项目责任主体，推进项目用地、规划、环评等前期工作，加快项目建设力度。

今年我市还将以部省共建国家大遗址保护荆州片区为抓手，积极推进四大景区和两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首先是推进熊家冢遗址博物馆建设及景区开发。制定和完善总体规划及控制区，完成遗址博物馆的设计，启动排水及绿化工程建设。同时，将推进关公文化园的建设及东门景区的建设。整合城墙、张居正街、张居正故居等资源，以市场运作方式融资建设。

此外，荆州还将推进纪南城遗址公园建设和海子湖开发，推进市游客集散中心和旅游码头两大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以环“一江两山”交通沿线生态景观工程建设为抓手，改善沿线环境面貌。

依托熊家冢 荆州打造巴楚水城生态旅游

作者：网站管理员 荆州新闻网消息:9月30日上午，荆州区人民政府与荆州巴楚水城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签约仪式在荆州宾馆举行。荆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易法新、副市长郭跃进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签约仪式。

熊家冢墓大批文物的出土,使荆州这块有着楚文化、三国文化和水文化等丰富资源的风水宝地迎来了大批投资商。重庆黄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秦得春女士作为一名家乡人,对荆州这块热土有着不解的情缘。经对熊家冢周边地区的多次考察,萌生了在此开发生态旅游的浓厚兴趣,欲投资4亿资金在此建立“巴楚水城”生态旅游景点。荆州市委书记应代明、市长王祥喜对“巴楚水城”生态旅游项目给予了特别批示,由副市长郭跃进专门负责此项工程,并表示为其提供最好的投资环境,要求荆州区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给与最优惠的政策扶持和支持,权力打造“巴楚水城”生态旅游,使其成为荆州的一项精品旅游景点。

巴楚水城是以熊家冢景区的开发为依托,为熊家冢景区做配套的大型综合性休闲文化旅游项目,用地面积约1000亩。这里将有最具特色的商务中心、会务中心、别墅区、儿童乐园、老年会所、高尔夫练习场、书画写生培训基地、户外拓展营、垂钓中心、楚文化展示区、楚王庙、水上乐园等。

签约仪式上,荆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易法新对巴楚文化项目作了具体要求,荆州区委书记张震龙对荆州区相关部门作了相关部署。

开发“楚宫宴” 利用楚文化这一资源发展经济

作者：网站管理员

发展楚文化，需要寻找楚文化与市场的切入点。近日，江汉商报刊登我市专家学者就楚文化走出闺中的热议后，荆州市民陈汉宜致电称，荆州不妨打造天下第一御宴“楚宫宴”，利用楚文化这一资源发展经济。

陈汉宜认为，荆州要充分挖掘旅游购物、旅游餐饮等相关产业的潜力。中国的楚文化在湖北，湖北的楚文化在荆州。楚宫宴具有比其它宫廷宴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不仅原料广泛，烹调方法多样，而且有乐师演奏、宫女起舞，让人们在无拘无束、自由洒脱、奇妙瑰丽的歌舞中，感受“巫文化”的原始野蛮和力量，还能从丰富多彩的饮食器皿中，领略楚民族在艺术上的造诣和思想上的修养。

陈汉宜称，宫廷宴，是宴所录，皆有所本，无据者臆说概不取也。以《楚辞》、《周礼》、《尔雅》、《食宪鸿秘》、《随园食单》等古籍为本，以其食记为经，以其轶闻为纬。每一个宴席，都是一个历史的回顾；每一道菜肴，都是一个故事的叙述。在楚国宫廷饮食和周天子宴请诸侯的“周代八珍”的基础上，结合楚地食俗的楚宫宴，不用味精和一切食品添加剂，取鸡汤的鲜、鸭汤的香、骨汤的浓，追求原汁原味、天然绿色、营养健康的中华食文化理念。

陈汉宜相信，楚宫宴一旦开发成功，荆州的楚文化将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和喜爱，荆州的楚文化游将吸引更多游客。

新闻提要：4月8日上午，荆州市荆楚文化对外交流协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应代明希望加大对荆楚文化的研究、开发，为荆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更大的原动力。

荆州新闻网消息(记者 王跃)拓展研究新平台、开辟交流传播新渠道,4月8日上午,荆州市荆楚文化对外交流协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应代明希望加大对荆楚文化的研究、开发,为荆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更大的原动力,为加快荆州由人文资源大市向文化旅游强市的转变、实现文化荆州走向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省版权局原局长邱久钦,省屈原文化研究会会长蔡靖泉、荆州市领导应代明、易法新、孙贤坤、张文政出席荆州市荆楚文化对外交流协会第一次会议。

荆州市委书记应代明说,荆州是一块人杰地灵的文化沃土,荆楚文化堪当与古希腊文化媲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研发价值,应代明希望荆州市荆楚文化对外交流协会,充分利用荆楚文化的丰厚资源,充分展示荆楚文化的独特魅力,着力从荆楚文化“筚路蓝缕”的传承中探寻荆州建设与发展的精神动力;要切实增强振兴荆州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传承灿烂文明,建设先进文化,促进跨越发展。特别要进一步提高荆州的知名度与美誉度;要在促进荆州精神文明建设上求作为,进一步提高荆州的文明度与和谐度;要在推动荆州科学发展上求作为,多为发展献计献策,进一步提高荆州的发展力和影响力。要不断拓展对外交流、交往的新领域,不断开创文化建设工作的新局面,组织、协调社会文化界,开展更多有重大价值和影响的对外交流,深入研究、促进合作,在新的形势下,加快推进文化与经济加速交融,为加快荆州由人文资源大市向文化旅游强市的转变、实现文化荆州走向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

省出版局原局长、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邱久钦宣读了省政协原主席王生铁的贺信。荆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易法新,华中师范大学大学校长马敏为荆州市荆楚文化对外交流协会揭牌。市人大副主任、荆州市荆楚文化对外交流协会会长孙贤坤发表讲话,并向荆州市荆楚文化对外交流协会顾问、名誉会长、名誉理事颁发了聘书。省政协原主席王生铁担任首席顾问,市老领导谢作达担任名誉会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贤坤担任会长。

据介绍,荆州市荆楚文化对外交流协会,是一个由荆州市从事荆楚文化研究、传播、交流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企事业单位自愿组成的专业性团体,其主要宗旨是弘扬和传播荆楚文化精神,寻求海内外合作伙伴,积极开展荆楚文化的研究、开发和交流活动。

第三篇：荆楚文化素材

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内涵可概括为十大系列： 荆楚文化炎帝神农文化 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荆楚文化楚国历史文化 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八音齐全的音乐、偃蹇连蜷的舞蹈、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代表同期的最高水平。

荆楚文化秦汉三国文化

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荆楚文化清江巴土文化

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荆楚文化名山古寺文化

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荆楚文化长江三峡文化

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荆楚文化地方戏曲文化 汉剧角色齐全，长于抒情；楚剧语言质朴，乡土气息浓厚；黄梅采茶戏唱腔丰富，感染力强；荆州花鼓戏，声腔优美雅俗共赏。说唱艺术有湖北大鼓、湖北评书、汉滩小曲、汉川善书等，丰富多彩。

荆楚文化民间艺术文化

宜昌夷陵区的民间版画、安陆的民间漫画、丹江口伍家沟村的民间故事、黄梅县的桃花和木版年画、阳新的布贴、通山的木雕等，在省内外具有广泛影响，这些地方被中国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民间艺术之乡”。荆楚文化江城武汉文化

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中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江城武汉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荆楚文化现代革命文化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为标志，形

武昌起义 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湖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荆楚文化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

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角度审视荆楚文化的发展轨迹，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它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创新特质，是当今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荆楚文化的这些创新特质，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

建筑与历史

武汉三镇

烟波江上——黄鹤楼

石破天惊一辛亥革命第一枪

长春真人——长春观

云梦遗迹——东湖

国之重宝——湖北省博物馆

五百罗汉——归元寺

历历汉阳树——晴川阁

汉口开埠——江汉关

艺术与文学

楚辞大家——屈原

知音难求——俞伯牙与钟子期

风流天下闻——孟浩然

科学与工艺

蔡侯纸——蔡伦

活字印刷——毕升

茶圣——陆羽

本草纲目——李时珍

生活与传统

百年老街——江汉路

汉口正街——汉正街

饮食文化

三无不成席——鄂菜 户部巷——鄂小吃

原标题：烟波江上

现在的黄鹤楼，非崔颢登临的黄鹤楼。旧址离此还有千米之距。黄鹤楼素有“天下江山第一楼”之美誉，果不其然，眼下此楼的非凡气势，足够说明登临者的慧眼。

浩然长江，劈开巴山群峰，携潇湘云水，在三楚之地与汉水汇合，造就了隔水而视的武汉三镇。我脚下的黄鹤楼，位于武汉市的蛇山黄鹤矶头，楼五层，气势浩然。著名的武汉长江大桥，历经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毅然横跨在宽阔的江面上，不改旧时容颜，坚挺依旧。

当年，我独自徘徊于长桥上，寻寻觅觅，然黄鹤楼不见了踪影，只好走到古琴台，凭吊了事。现在，武汉三镇漂浮在一片烟雨里，似一艘从远古缓驶而来的捕鱼船，临了，泊靠于江边，悬起了它千岁风灯。猛然有一种冲动从心底腾起，似乎那一位艄公就在我眼前，左手握橹右手持酒，微笑着与我寒暄。他不就是黄鹤楼吗?一身的蓑衣，滴着千古辛酸，滴滴含有说不尽的沧桑故事。

当年的诗人崔颢有无与我同样的感觉，我说不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站在黄鹤楼上的那种苍茫而游动的悲壮心态与我是相似的。他一口气吟尽心中的块垒，才得以解脱，甩袖而去。一个真正的诗人，必具备心怀天地的大胸怀，不然他的文字不会感天撼地。这里需要大“我”而非小“我”。我们再来读一遍他的七律《黄鹤楼》吧:“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真是千古绝唱，不可再复制。连诗仙李白登得此楼，见有崔颢题诗，他连连赞叹不敢题写，只好幽默地写了两句打油诗:“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这是我们古人的修养和谦和心态，不能不叫人心服。不像如今的某些头头脑脑和所谓的文化名人，胆大妄为，不自量力，挥笔便涂鸦，毫无愧疚之心。

古时行路难，少小离家老大回者，十有八九。所以楼头远眺的崔颢，只好对江兴叹，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了。古人感情沉静，少有浮躁心态，怀乡之情似一条无形的丝线，把游子和故土联结在一起。而我们则方便了许多，譬如我站在烟雨蒙蒙的黄鹤楼头，打开手机喊，“喂!听得见吗?我现在已经登上黄鹤楼了，武汉三镇均在一览之中啊”。的确，我比崔颢优越了许多，乡关万里一日可达。然而，今天的我们是不是因为物质的丰富和生活的便利而失去了一些什么?又有谁，会为远去的黄鹤而黯然神伤呢?倒是有一位壮年男子登楼后对他的同行者说，有名的黄鹤楼也就这样，登上来了又怎么样?还不如早早回去灌一肚子清凉啤酒，再来一个足底按摩为好。闻罢此言，心中流出一股很苦的滋味，霎时，无颜面对这一座千年古楼。好在崔颢、李白、王维、白居易、陆游们早已远去，不然他们会作何感想呢?

黄鹤楼初建于三国东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之后，屡建屡毁，风雨飘摇。1955年，因兴建跨越武汉的长江大桥而遭拆除。三十年之后，再度复建于武昌，以至于今。虽然形貌似古，但已是钢筋水泥的现代结构，亦实非旧观，但它的“神”依然存在，可见精神力量之永恒。黄鹤楼，因崔颢的一首诗而名扬遐迩，千古不朽，诚如清代诗人赵瓯北所说“楼真千尺回，地以一诗传”了。

老天也有一付柔肠，刚才登楼时大雨瓢泼，我们撑伞而登，鞋子与裤腿全淋湿了，因登楼艰难，浑身汗水淋淋，而当我们登到顶层时雨小了，变成了蒙松雨，继而云走天晴，周遭之高楼大厦，脚下的长江大桥，晴川与芳草皆显出了本色。江上的烟雨，更富柔情和诗意。来往的船只，都是流动的画面，静静的、幽幽的，何来何往?云天没有答案。怨不得登高远眺的崔颢如斯感叹。

举目，龟蛇二山依然静卧，长发披肩。龟蛇锁大江，是诗人毛泽东当时的感受，是心情使然。在我看来，龟山和蛇山，像两个护江的壮士，枕戈待旦，在保一江的平安和畅通。然而，烟波江上的历史沿革，依然延续，崔颢的愁绪并没有消失，也不会消失，因为此愁不仅仅是属于个体的，而是属于人生之愁，天地之愁。愁不一定都是坏事，愁有时使人多思、使人清醒，也使人生情和远虑，在这般亘古恒定的烟波江上，尤其如斯。

查干，蒙古族，生于内蒙古扎鲁特旗。曾任内蒙古乌盟文联主席、中国作协《民族文学》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副司级专职编委、编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资深会员、中国朱鹮代言人。中国第二、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终评委。著有《灵魂家园》等多部诗集。散文、评论，散见于全国报刊。部分作品被译美、英、法、日、朝、匈牙利、波兰文，介绍国外。二十次荣获国家、自治区文学大奖。

黄鹤楼：烟波江上使人愁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黄鹤楼濒临万里长江，雄踞蛇山之巅，挺拔独秀，辉煌瑰丽，很自然就成了名传四海的游览胜地。历代名士崔颢、李白、白居易、贾岛、陆游、杨慎、张居正等，都先后到这里游乐，吟诗作赋。古黄鹤楼“凡三层，计高9丈2尺，加铜顶7尺，共成九九之数。”新楼要雄伟多了，5层，加5米高的葫芦形宝顶，共高51.4米，比古楼高出将近20米。古楼底层“各宽15米”，而新楼底层则是各宽30米。因此，黄鹤楼不是修复，而是重建。它保留了古楼的某些特色，但更多的是根据现在的需要和人们对审美观点的变化来设计的。

古往今来，历朝历代，上至真命天子，下到州官县府，都喜欢修建楼阁。中国古代的楼阁，或用来纪念大事、或用来宣扬政绩、或用来镇妖伏魔、或用来求神拜佛，其中又以湖北武汉黄鹤楼、湖南岳阳岳阳楼、江西南昌滕王阁最为出名，并称“中国三大名楼”。

中国古代多在临水之地建楼，取凭高远眺，极目无穷之妙。达官显贵墨客骚人登楼一游，或际会四方之客，或酬唱应和之曲，放悲声，抒情怀，低吟浅唱，壮怀激烈，皆可乘兴而来，尽兴而去。故中国历代名楼皆有名诗佳作千古传唱。三大名楼能够享誉海内外，是和文人墨客、迁客骚人的文化活动分不开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王勃的“滕王序”、崔颢的“黄鹤楼”在成为千古绝唱的同时，三大文化名楼的盛名也就随之而来了。

除了赫赫有名的“三大文化名楼”外，我国的名楼还有：位于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广西容县境内的“真武阁”、安徽马鞍山的“太白楼”、浙江嘉兴的“烟雨楼”、广州越秀山上的“镇海楼”、贵州贵阳的“甲秀楼”、四川成都的“望江楼”、云南昆明的“大观楼”、山西永济的“鹳雀楼”等等。(21CN旅游)

第四篇：荆楚文化

荆楚文化是指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文化。古代的“荆楚”概念，其地域范围大致以今天的湖北省行政区划为主，故湖北人往往将本省称为“荆楚大地”。

所谓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从断代的静态角度看，它主要是指以当今湖北地区为主体的古代荆楚历史文化；从发展的动态角度看，它不仅包括古代的历史文化，还包括从古到今乃至未来湖北地区所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因此，“荆楚文化”也可以理解为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文化。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内涵可概括为十大系列：

1、炎帝神农文化。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

2、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

3、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6、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7、地方戏曲文化。汉剧角色齐全，长于抒情；楚剧语言质朴，乡土气息浓厚；黄梅采茶戏唱腔丰富，感染力强；荆州花鼓戏，声腔优美雅俗共赏。说唱艺术有湖北大鼓、湖北评书、汉滩小曲、汉川善书等，丰富多彩。

8、民间艺术文化。宜昌夷陵区的民间版画、安陆的民间漫画、丹江口伍家沟村的民间故事、黄梅的桃花和木版年画、阳新的布贴、通山的木雕等，在省内外具有广泛影响，这些地方被中国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民间艺术之乡”。

9、江城武汉文化。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江城武汉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10、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湖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荆楚文化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

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角度审视荆楚文化的发展轨迹，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它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创新特质，是当今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荆楚文化的这些创新特质，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

第五篇：简论生存价值观的内涵

简论生存价值观的内涵、发展、意义

雷文花

（西北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7）

摘要：生存价值观就是人类对自身存在条件、目的、价值等的认识和反思。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其生存价值观的发展也不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生存价值观也有了普遍认同，即普世价值。但是生存价值观仍然面临一定的困境，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天人合一的理念。

关键字：生存价值；发展；困境；和谐；

一、生存价值观的内涵

（一）生存价值观的概念。生存价值观就是人类对自身存在条件、目的、价值等的认识和反思。它涉及如何活着以及怎样更好地活着的问题。这个问题与价值概念和价值论问题相联系。价值（value）作为一个学术名词，与“有用”、“好坏”、“善恶”等词意思相近。价值，即客体对主体的积极效用，是一种主客体关系范畴。我们说某物有价值，是指该物对主体有用，而并非该物自身有用。价值关系不仅表示物与人的关系，也表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工具理性占据了人们的头脑，水土流失、洪涝灾害、全球变暖等一系列问题迫使人们开始反思生存价值问题。人们开始关注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内在价值，即人的生存价值。

（二）生存价值观的渊源。提起生存，人们大多会想起亚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等人的存在主义哲学，他们强调个人的生存体验和生存信念。这是与西方文化转向分别不开的。西方社会自古注重理性，把先验的道德原则作为行为的标准，使得“你需要这样行为，做到无论做什么，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

①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则。”当人们的思维进入后现代

时期，西方社会更追求个性的解放与发展，因此，西方哲人所提出的生存观不免留有个性的印记。而我这里提到的生存价值观并非是单个人的生存发展问题，而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共同发展。如果把生存仅仅看做是人类为了活着而进行的物质资料的获取，那么一方面取消了人与动物的分界限。另一方面，会使哲学陷入形而下的困境而难以自圆其说。目前，人类的生存价值观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生活需要，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寻求自身发展的趋向。

（三）为何反思生存价值观。“就生存危机而言，如果说过去主要是针对个人生命而言，现在则是人类生存面临危机；如果说这种危机过去主要来源于生命运动的自然法则，现在则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自身的活动所造成的。就发展极限而言，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过去主要受制于人类自身的创造能力，现在则主要受制于外部自然界的可承受性和可再生性；如果说发展在过去明确地意味

着进步和福祉，现在则在很大程度上要以巨大的破坏以致毁灭为代价。”②生存与发展在当代社会出现了严重冲击，这也是当今学术界为何要提出生存价值的原因。选择生存或是选择发展？人类似乎陷入了两难的境界。

二、生存价值观的发展

生存价值观问题从人类起源就存在。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存价值的理解和追求有所不同。总体趋向是从更多追求如何活着转变到更多关注如何更好地活着。

（一）西方生存价值观的发展。西方社会自古注重主客二分，即主体与客体的自我分离。从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开始，当他主张水是万物的本原时，实质上有一个形式与质料的分离，水作为质料以一定的形式组成世界万物。主客二分在柏拉图那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认为在可感世界外面还还存在着一个理念世界，我们目前感受到一切事物都是因为这些东西分有了理念世界的型相。他给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划了一条严格的界限。从此，西方社会开始了主客二分的辩论，出现了唯名论和唯实论两大派别。唯实论认为客观存在的只有共相，而具体事物是不真实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有安瑟尔谟、香浦的威廉、托马斯·阿奎那等。唯名论认为真实存在的只有现存的客观世界，代表人物有罗瑟林、P.阿贝拉尔、R.培根、J.邓斯·司各特、奥康的威廉等。可以看出，唯名论在生存价值观上追求物质享受，主张“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观点，这种观点发展到现代社会就变成了“人类中心主义”，并占据着大部分西方人的意识形态。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的欲望也随之增大，人类只注重自身的生存而忽视社会的共同发展。这种趋向必然导致一种人类生存危机，即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这里的生存指人的生存，这里的发展指人与自然、社会的发展。当今西方社会面对这个问题陷入两难境地。是否能意识到，更多地应该说是否能实施一条西方可持续发展道路还是一个急需关注的问题。

（二）中国生存价值观的发展演变。中国社会自古以来注重主客统一，即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说法既体现了天的神圣性，又体现了人的主体性。追溯起源，天人合一最初是由人的地位引起的。中国自古注重人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对身体的重视，正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天是由身体引发的，由于对身体的反思引伸到了天。但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经形成便统治中国社会几千年。易经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句话既可以解释人也可以解释天，太极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可指人的身体发肤也可表示宇宙万物。《易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从我们的祖先伏羲开始就注重天人合一，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中国社会自古不仅注重物质追求（人），也注重精神追求（天），不仅注重人自身的发展，也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正是对天人合一的科学诠释。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前两条主要讲生存与发展的内涵。发展作为人类生存的保障是第一要义，只有社会发展了，我们才可以获取生存的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里的发展主要指经济的发展，即物质发展。我们说任何事物都有其价值关系，发展的价值离不开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即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包括连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是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对自然实施可持续发展体现了我国对环境的重视，对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体现了我国注重民生问题和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二者的结合就是对天人合一的精确阐述。

我党不仅提出了“天人问题”，还找出了解决“天人问题”的方法，即统筹兼顾。

（三）东西方生存价值观的统一发展——普世价值。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二者息息相关，和平是发展的前提条件，发展是和平的目的。这是被全世界所普遍认识的真理。我在前面讲过，价值属于关系范畴，是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主体不同或者客体不同都会对价值判断造成影响。既然如此，对于生存问题,在现代利益冲突的社会，普世价值何以存在？首先，客体一致性。人类生存在同一个地球上，享受同一片天空，气候、土地、山川等的变化与每一个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其次，主体一致性。这里的主体不是单个人，而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团体，个人作为社会整体必须遵守其整体的规则。主客体一致价值关系自然也是一致的。这就是普世价值的合法性问题。

三、生存价值观的意义

（一）人与自然、社会的生存价值困境。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

③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取消了。”在对待自然方面，近代社会重点致力于征服自然，改变环境，现代社会则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和重视人回到自然的怀抱；对待社会，近代社会主要是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现代社会则更注重财富平均、社会福利。由此可见，从近代到现代，人类必须正确反思自己的生存价值观念，在生存与发展中间找到一条合理道路。

（二）人自身的生存价值困境。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人类在享受物质利益的同时，其自身却陷入了困境，即人的异化。从世界出现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开始，劳动异化便“如期而至”。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生产越多的产品，这些产品就越变本加厉地束缚他们的生活，人及其他们的活动无时无刻不处在一种异己的状态。这是人类一味追求物质利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泛滥的结果。进入现代社会，人类不仅关注自身的发展，更注重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寻求心灵的至善境界。可以看出，现代社会提出的生存价值观和中国古代提出的生存价值观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主张天人合一。但二者的具体内涵不一。前者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在发展的角度上实现天人合一。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走出现代生存危机的困境。

（三）生存价值观的指向。随着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更加切实地感受到人类全球化的到来，这是世界历史发展中一个全新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利益普世化。面对生存困境，人类共同呼吁生存价值观的转变。在经济利益多元冲出的全球化背景下，各个民族、国家必须求同存异，在生存价值观问题上形成普世理念，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是要承认不同，只有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和谐、融合）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和而不同既可以保持自身文化的特性，又可以在相互交流与对话中得到发展，从而促使不同文化的相互“认同”。因此，在不同传统文化中应该通过对话与交往，在讨论中取得共识。

注释

[1]苗力田 西方哲学史新编[M] 人民出版社 2007-01第551页；

[2]王德军 生存价值观探析[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06 第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人民出版社 1995-06 第383页；

参考文献

[1]肖前、李秀林 辩证唯物主义原理[M] 人民出版社 1991-09；

[2] 肖前、李秀林 历史文物主义原理[M] 人民出版社 1991-09；

[3] 张曙光 生存哲学 [M]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08；

[4] 巨天中 巨天中说易经[M]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7-09；

[5] 张再林 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06；

联系方式：*** 09192820007 leiwenhua19860105@163.com 710127 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南校区7号楼309室 陕西铜川 1986-01-05 硕士研究生